晚清革命党人中,虽传统学问大都有相当根基,但除章太炎等少数人外,论学问做的比较系统、深入的,实在并不算多,宋教仁和他的著作《间岛问题》当是其中的佼佼者。《间岛问题》的研究手段、方法、资料以及论证方法,都有相当特色。边疆史地研究至少是清嘉、道以来的学术传统之一,但宋教仁的研究和论证,由于时代和知识背景的变化,比前人增添了很多东西,并且意味着传统边疆史地研究在新时代的变化和进展。因此,无论就边疆史地研究来说,还是宋教仁研究来说,都值得总结。
学术史
关于宋教仁的研究,据笔者的了解,到目前为止,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如下一些论著:较早的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吴相湘《宋教仁》,美国刘吉祥《宋教仁与中国革命》。20世纪末21世纪初有迟云飞《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日本松本英纪《宋教仁の研究》、片仓芳和《宋教仁研究——清末民初の政治と思想》、美国普莱斯的一些论文。但这些著作对于宋教仁的边疆史地研究,均未作深入探讨。关于宋教仁到“间岛”地区考察以及撰著《间岛问题》的过程,以日本学者松本英纪的论述最为深入,但松本的论文并没有涉及宋教仁的史地研究问题。
对晚清时期边疆史地研究进行较全面的评述和研究的,主要有马大正、刘逖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不过该书是评述整个20世纪中国边疆研究的,史地仅为其中的一个部分。因此,该书仅提及并肯定宋教仁《间岛问题》的价值,而未能深入展开。
直接论述宋教仁的边疆史地研究的,目前只见到樊明方《宋教仁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一篇文章。该文简略叙述了宋教仁对间岛问题、云南片马交涉、澳门划界、中俄修约等问题的研究,由于论文写作年代和资料的限制,作者对宋教仁边疆史地研究的探讨并没有展开,如宋教仁边疆史地研究所运用的理论、方法、资料以及学术地位和成就,均未论及。就边疆史地研究史的角度来说,该文只是提出了问题。
宋教仁研究边疆史地概况
我们应从晚清的边疆史地研究说起。
清嘉、道年间,曾有一批讲求经世致用的学者致力边疆史地研究,如祁韵士、徐松、张穆、姚莹、何秋涛等等。鸦片战争以后,一些学者又转而研究世界史地,如学界熟知的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等。
及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边疆全面危机,激起学者们再度探讨边疆史地的努力,宋教仁对边疆史地的关心,也是在这一段的研究大趋势中。此段的著作有东三省蒙务局《东三省全图》(1911,刊印年代,下同)、吴廷燮《东三省沿革表》(1911)、姚明辉《蒙古志》(1907)、许景澄《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1902)等。直接与“间岛问题”相关的,吴禄贞主持编撰的《延吉边务报告》成于1908年,匡熙民《延吉厅领土问题之解决》成于1909年。1909年地学会及次年《地学杂志》的创刊,进一步推进了边疆史地的研究。《间岛问题》就先在上海印行,后又刊于《地学杂志》。
宋教仁自幼爱好史地,这有许多回忆可以了解他的兴趣。如他在桃源漳江书院时的老同学文骏之子文思回忆,大约1898年冬,文骏见宋教仁初冬还把玩一把本来扇凉风用的纸扇,原来这扇上绘了一幅中国地图,宋教仁舍不得丢掉。宋被刺去世时,他漳江书院时代的老师瞿方梅回忆他“专力地理,上下沿革,尤所注意,形势塞阨”。文骏在回忆中也提到漳江书院时期他们“纳凉江滨,坐夜月纵谈中西政治得失,关塞险阨,及古今用兵胜败。”这些不同时期的回忆说明宋教仁在漳江书院求学时代(1899—1903年初)即已喜好史地。
除了天生的喜好外,有两个因素值得注意,一个是湖南学人的讲求实际、经世致用传统;一个是湖南新化邹家世代研究地理历史学,并出版地图。邹代钧生当晚清(1854—1908),算是宋教仁的湖南前辈,邹出过洋,已能吸收西洋现代地理学方法进行研究并绘制地图。相信这两者都能对宋教仁发生一定的影响,并使他关注和研究史地有一定的条件。
宋教仁是革命家,不是专门学者,但确是书生本色,对学问有很大兴趣。他研究史地的做法是平时积累,独立研究,无明显师承。
从宋教仁的日记,我们可以了解到他在日本进一步发展史地兴趣的情况。他一度曾想撰写《太平天国地理志》,并着手搜集资料。遇到有关史地的问题,他会随手记在日记里。比如日俄战争时,他不仅关注战况,而且把自西向东进发的俄国海军舰队每日经过的地方仔细考察,记在日记里。又如1906年1月16日,宋教仁遇到一位来自归化(今呼和浩特)的龚子和,宋便把龚所说的口外行政区域的变动记下。
宋教仁有买书的嗜好,甚至常常超过了他的经济能力,1905年,购史地类书是个高峰,考察他的日记,估计所买的书中,史地方面的占了一半以上。
1906年宋教仁对伦理道德类书及阳明学发生兴趣,一面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上课,一面读王阳明文集,但他对史地的兴趣仍很浓,注意到有关的信息,就会记在日记里。如1906年2月12日日记记:“阅报良久。见一报载吉林将军奏清政府改伯都讷厅为新城府,添一县为榆树县;又有山东沿海游历日记,载山东沿海一带形势险要甚详,并考出以前地图许多地名方向误处,余欲记录之,以太多不果。”
严酷的边疆危机的现实,使宋教仁把他的兴趣或真正的研究活动从一般的历史地理进一步深入到边疆史地,因此,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宋教仁关于史地的文章,多是关于边疆史地的。而下功夫最多的,一为东北,一为云南。
应该说,直到下决心撰著《间岛问题》之前,宋教仁对边疆史地的关心和兴趣缺乏系统性,各种各样的因素使他没有专门探讨某个问题。不过,平时积累起来的知识有助于后来他在做《民立报》撰稿人时常就边疆史地问题发表评论。
附 宋教仁涉及边疆史地的著述
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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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或发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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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方式及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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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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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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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送清廷,后出版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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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西之祸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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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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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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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年来之俄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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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2—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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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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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化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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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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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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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又割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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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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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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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各省水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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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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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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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批评—《蒙古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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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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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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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葡澳门划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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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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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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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批评—《新撰瀛寰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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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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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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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中滇人泪(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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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3—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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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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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宋教仁到东三省试图发动革命,革命没有成功,他却发现日本企图侵吞中国领土的野心。不仅是爱国情怀,更是因为对边疆史地的浓厚兴趣,促使他真正坐下来,写出了《间岛问题》。
宋教仁曾在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学习,在日本又先后进过法政大学速成科、早稻田大学预科,相对于宋以前甚至宋同代的一些研究史地的学者,他的知识结构比较新,这影响到他研究边疆史地时的方法、思路以及史料运用等诸多方面。以下笔者将对宋教仁《间岛问题》的特色作一些评述。
以国际法为出发点展开论述
《间岛问题》不是一般的史地研究著作,而是专门论证一地所属的著作。既然“间岛”是个国际交涉的问题,而日本人动辄引用所谓国际法进行“论证”,因此,宋教仁便也从国际法出发来论证。宋教仁受过一定的法律方面的训练,如此展开论证恰好能够展示他的特长。而且以国际法出发来论证,既可以有针对性地驳斥日本人制造的所谓“理由”,也使自己的论证有了比较符合逻辑和当时国际习惯的顺序。就边疆史地的研究思路和论证来说,这恐怕也是宋教仁不同于前人的地方。
世界各国领土与边界的划分,情形虽然十分复杂,但还是有一定的规律,也有一些公认的准则,这就是所谓关于国家版图或领土的国际法。宋教仁指出,国家版图之取得,有两种方式,一为本来取得(acquisition originally,英文为宋教仁自注,下同),一为传来取得(acquisition derivative)。本来取得,有增殖、时效、先占三者;传来取得,有交换、赠与、割让、买卖、合并五者。边界的划分,也有天然的境界(如山川、湖海、沙漠、荒原),人为的境界(即条约)。因此,则有三个要素必须考察,即领土主权谁先取得,自然地势何者便利,境界条约如何订立。这三个要素确定,而一地的主权归属就确立了。论文即围绕这三者展开论述。
首先是关于“间岛”领土主权的历史。宋教仁通过大量历史文献,尤其是朝鲜方面的文献,证实“‘间岛’之领土主权,自唐中叶迄于明末,即属通古斯人之传来取得者,不特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与朝鲜人民亦无丝毫之关系也。”
相邻两国边界的划分,条约的订立非常重要,但大都依据大山、大河、沙漠等自然的屏障。因为这是两国居民的繁衍迁徙及政府控制逐步延伸自然造成的。宋教仁接着论述“间岛”自然地势,白头山、鸭绿江、图们江为中朝两国边界天然的境界,有关边界的约章也是由此划分的。日本人强词夺理,有指海兰河为图们江的,有指松花江发源的一源为图们江的,不一而足,皆为宋教仁驳斥。图们江发源于白头山天池,即为图们江源,这正是日本一些遵守科学规范的探险家、测绘家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宋教仁正好据以立论,并辅以韩国、中国的文献。
关于“间岛”境界之条约,宋教仁指出,东方各国国际法不发达,缺少完备形式的境界条约,但是,国与国之间划界之事是常有的,这种划界,具备国际条约的实质。中韩明确划界之事,在康熙五十一年(朝鲜肃宗三十八年)。宋教仁特地选了两种朝鲜方面的记载来说明此事,一为《通文馆志》,一为《东国文献备考》。朝鲜文献明确记载,当时两国官员到达白头山,刻立石碑,上有“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等字样。双方除官员共同勘界外,还有文书往返。这实质是一种边界条约。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宋教仁指出,“然则间岛当为中国领土,其条件已完全具备矣”。
资料特色——日韩资料的运用
充足、完备的资料是进行历史学或史地研究的前提,其实又不仅历史学,所有科学研究都是如此。如果资料不足,或遗漏重要资料,则不仅不能服人,自己的结论也很可能站不住脚。
延边地区南部,原来文化不发达,比较中原地区,文献记载要少得多。但宋教仁还是搜集了非常多的资料,甚至令人惊叹。据笔者粗略统计,宋教仁注出的资料即达92种。笔者不敢说宋教仁穷尽了关于“间岛”的资料,但6万字的论文,能引证这么多的资料,实在可以当得上“资料丰富”四个字。
与一般考证须尽可能穷尽资料又不同的是,《间岛问题》中大量应用了日本、韩国方面的资料,这是《间岛问题》的一个基本特色。据笔者初步统计,宋教仁提到或注出的日本资料达24种,韩国资料19种。这又与以往边疆史地学者的研究论证撰著有很大不同。客观上,当时日本的公共图书馆已经相当发达,阅览比较方便,这是宋教仁能够运用这么多日、韩资料的条件。
日、韩资料的运用,一方面丰富了可资使用的资料,而更重要的在于收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效果。有的资料证据作用十分明显。如宋教仁在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找到的朝鲜古山子《大东舆地图》,其中清楚地绘有白头山、天池(闼门潭),以及鸭绿江和豆满江(图们江)的源头。该图还标有中韩界标。此图足以证实图们江以北的“间岛”地区为中国领土。此外,上节所说的从国际法的论证,多用日、韩方面的资料,尤其境界条约方面,完全用的韩方资料。这比利用中方资料更能说明问题。
语音学的运用及现代科学和学术理念的引入
中国传统也有所谓音韵学,但研究发音及标注方法,基本上限于汉语及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语音。因此在研究边疆史地时,很少能应用语音学。宋教仁通日语,学过英语,在他的日记里,有了解和研究语音学的记录,在研究“间岛”问题时,他应用了语音学的方法。日本人强辩说豆满、图们(土门)是两条河,豆满(即图们江)是朝鲜境内的河;土门是界河,在松花江源头。宋教仁讨论所谓“豆满”江的源流时,他利用满语(包括女真语)、汉语、韩国语进行对比,又用英语、日语及国际音标的发音做比照,最后指出豆满、图们、徒门、土门、图门,实际都是来源于女真语,即图们江,也即中朝界河。“豆满”完全不是什么另外一条河,译成“豆满”是因为韩国语中缺少某些发音元素所致。图们、图门是正译,其他是不准确的译法。
古人由于时代的关系和研究手段的原始,即便亲临其地,也未必能准确记载。如《大明一统志》记述:“长白山高二百里。”《大清一统志》竟也沿袭其说,宋教仁指出其谬误:“考天下之山,未有高至二百里者,明志所云,殆出于传闻。”此不过是根据当时的科学知识对传统笼而统之的说法的纠正,属于比较简单的。
宋教仁在第五章《间岛地志》中,对该地区的沿革、面积人口、地势山川、地质、气候、政治、军备、交通、产业、语言、宗教、民俗、村镇等,一一做了介绍。其中地质、气候等部分,吸收了现代科学方法。
不可克服的缺陷
现在分析《间岛问题》的缺陷。
笔者对边疆史地研究是外行。但就一般史学研究规律来说,我以为有三个要素不可缺少:即文献、实地考察、考古资料。宋教仁的时代,中国的考古还没有发展起来,世界上的考古专业与20世纪以后的发展也根本不能相比。那么,文献与实地考察,就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此外,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的应用,都可以作为边疆史地研究的辅助,宋教仁也在尝试应用语言学等方法。
因此,我以为宋教仁的主要缺陷是实地考察不足。有回忆说,宋教仁到过延吉,甚至见过任吉林边务帮办的吴禄贞,但都语焉不详。宋教仁在延吉停留的时间到底有多久,目前还不清楚。但是以宋教仁的革命党重要人物身份,以及经费的限制,要做细致的考察是做不到的。这导致宋教仁对一些地理的描述,只能依赖文献资料,甚至是日本人到该地“考察”写下的记述,虽然他常常向来自所要研究的地方的人去了解,但这比亲自考察到底还是不同。比如图们江的初源问题,《延吉边务报告》的描述就更细致、准确。这是因为吴禄贞带随从人员在“间岛”做过细致的考察,并有测绘人员一起考察。
第二个缺陷是没有办法利用档案资料。清朝建立全国统治后,延吉一带虽然僻远,但该地是清朝发祥地,又是人参等特殊物品的出产地,相信档案中会有一定的记录。但这也是宋教仁所无法做到的。
反响及社会评价
《间岛问题》问世以后的反响如何呢?
宋教仁去世后徐血儿所作《宋渔父先生传略》说,宋“精舆地学,曾著《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得之,间岛交涉,得以不败。清政府欲请先生任外交,先生不为动”。骚心(于右任)说:“当间岛问题发生后,交涉者一无把握。宋先生自日本走高丽,搜求高丽之古迹遗史,抵辽沈,又得中国及日本之史迹足以为此案之佐证者。复亲历间岛,考求其地望事实,归而著《间岛问题》。书成,日本东京之有名学者,均欲求先生以此书版权归诸日本。先生不允。时袁督北洋,得此书,电召先生归国。先生……以书付袁,而卒未归。后间岛交涉,因获此书为辅佐,得未失败。袁甚德之,电驻日公使酬先生以金二千元。先生不受。驻日使固强之,先生随散之留东之困乏者,且谓:‘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上述两人都是宋教仁的同志、好友,其文字又是宋教仁刚被刺去世时,可能有夸大的成分,那么郑孝胥的日记应是当时比较客观的评价。
为了扩大《间岛问题》的影响,宋教仁将书写成后,就谋求公开印行。同时,他辗转托孟森请郑孝胥为之题写书名,因此,郑孝胥在印行之前看到了《间岛问题》。郑在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八日(1908年8月4日)的日记中记:“孟莼孙(孟森)来谈,言有宋链著《间岛问题》一书,求余署其端。”几天后,郑孝胥看到了书稿,得出这样的评价:“孟莼孙送来《间岛问题》稿本,其书颇有意理秩序。”郑孝胥为当时名士,任预备立宪公会会长,他的评价,可以代表当时名流的看法。
清政府官方的反应也可作为参考。宋教仁将文稿写好后,便托人转交清政府驻日公使李家驹,李家驹见书即送两份回国内,一给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一给外务部。陈立即两次致电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希望调宋教仁到吉林襄助边务。其中说“是书详于知彼,颇足补边务报告所不及”。外务部也希望宋教仁回国参加交涉工作,但最后都没有实现。
据笔者所知,《间岛问题》自面世后多次印行,也可见其反响。主要版本有两个:一为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印本,郑孝胥为之题写了书名,国家图书馆藏有此版本;一为《地学杂志》第46—73号所连载。由于1908年中国图书公司版本错误较多,而原稿已不知下落,因此,后来印行都是用的《地学杂志》的版本。陈旭麓先生主编《宋教仁集》,李澍田先生主编《长白丛书》初集所收录的《间岛问题》,用的都是《地学杂志》的版本。
附录
1.《间岛问题》中直接注出的日方资料
序号
|
章
|
资料作者
|
书、刊名
|
1
|
第二、三章
|
小藤文次郎
|
《韩满境界私考》
|
2
|
第二章
|
国友重章
|
间岛探险报告,东京《报知新闻》明治四十年九月十日
|
3
|
第二章
|
稻叶君山
|
论文,《报知新闻》
|
4
|
第二章
|
《每日电报》
|
明治四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
5
|
第二章
|
《报知新闻》
|
明治四十年八月二十日
|
6
|
第二章
|
《辽东新报》
|
(设于日本租借地大连)明治四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7
|
第二章
|
日设于间岛非法派出所
|
大阪《朝日新闻》明治四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8
|
第二章
|
日政府
|
致中国外务部文
|
9
|
第二章
|
日政府
|
致中国外务部答辩书,《辽东新闻》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
10
|
第三章
|
吉田东伍
|
《日韩古史断》
|
11
|
第三章、第四章
|
丸家善七(校刊,著者佚名)
|
《朝鲜国志》
|
12
|
第三章
|
《间岛纪行》(16),《朝日新闻》
|
明治四十年九月二日
|
13
|
第三章
|
守田利远
|
《满洲地志》
|
14
|
第三章
|
日参谋本部
|
《满洲地志》
|
15
|
第三章
|
矢津昌永
|
《韩国地理》
|
16
|
第四章
|
《间岛纪事》第十四信,大阪《朝日新闻》
|
明治四十年六月五日(文中亦提及十六信)
|
17
|
第四章
|
东亚同文会
|
《长白山附近图略》
|
18
|
第四章
|
小川运平
|
载《辽东新报》明治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
19
|
第四章
|
日参谋本部
|
《满洲全图》
|
20
|
第四章附录
|
小藤文次郎
|
《北韩旅行谈》
|
21
|
第四章
|
林泰辅
|
《朝鲜史》
|
22
|
第四章
|
小藤文次郎
|
《北韩山脉水系考》
|
23
|
第四章
|
近藤守重
|
《边要分界图说》
|
24
|
第四章
|
鬼谷子(宋教仁估计为假名)
|
日本九州《实业新闻》载之《间岛问题论》
|
2.《间岛问题》中直接注出的韩方资料
序号
|
章
|
资料作者
|
书、刊名
|
1
|
第二章
|
韩 丁若镛
|
《大韩疆域考》
|
2
|
第二章
|
朝鲜
|
《通文馆志》多处引用
|
3
|
第三章
|
韩 金永
|
《三国史记》
|
4
|
第三章
|
朝鲜 韩致渊
|
《海东绎史》
|
5
|
第三章
|
朝鲜 柳希龄
|
《东国史略》
|
6
|
第三章、第四章
|
朝鲜 郑麟趾
|
《高丽史》
|
7
|
第三章
|
朝鲜 洪凤汉等
|
《东国文献备考》多处引用
|
8
|
第三章
|
朝鲜 林泰辅
|
《朝鲜史》
|
9
|
第三章
|
朝鲜
|
《朝野纪闻》
|
10
|
第三章
|
朝鲜 无名氏
|
《山经表》
|
11
|
第三章
|
韩 李范允
|
《北舆要选》
|
12
|
第三章
|
朝鲜 古山子
|
《大东舆地图》(藏日东京帝国图书馆)
|
13
|
第四章
|
高丽
|
《李穑牧隐集》(李公神道碑铭序)
|
14
|
第四章
|
朝鲜 肃宗钦定
|
《璿源系谱纪略》(朝鲜王家谱序)
|
15
|
第四章
|
朝鲜 魏昌祖
|
《北道陵殿记》
|
16
|
第四章
|
朝鲜 南九万
|
《抚夷堡记》
|
17
|
第四章
|
朝鲜 卢思慎
|
《东国舆地胜览》
|
18
|
第四章
|
韩
|
《大韩疆域志》考
|
19
|
第四章
|
朝鲜 李端夏
|
《北关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