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在20世纪初的中国民主革命家宋教仁（1882-1913，湖南桃源县人），在积极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同时，也敏锐地看到国际形势的最新变化。这就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美、法、德、俄、日等国，已经完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化，成为更加强大而富于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些后来居上的美、德、日等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正在更加激烈地争夺世界所剩不多的亚洲非洲殖民地，争夺世界的原材料供应地与廉价劳动力，争夺商品与资本输出市场，要求打破原有的大国均势格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整个世界变得更不安宁，中国的民族危机与民族灾难更加深重。
同时，宋教仁也以其独到的世界战略眼光，看到20世纪人类与中国希望的新曙光。这就是：无论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还是各主要帝国主义大国之间，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尖锐的矛盾与斗争。这就给中国提供了利用矛盾、徐图自强的历史机遇与希望。首先是帝国主义之间互相争夺的矛盾不断激化，正在形成新的国际联盟，随时可能爆发新的战争，这就使得帝国主义不可能“协以谋我”，为我们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争取同盟者，避害趋利，徐图自强，赢得一些时间与机会。同时，世界各大洲的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正在风起云涌，必将瓦解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给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同样以巨大的支持与鼓舞。这些20世纪初世界历史的最新变化，都清晰地反映到宋教仁不断求索真理、追求美好未来的聪慧大脑中来了，并通过宋教仁的雄文大著而广泛介绍给求进步的中国人。这是宋教仁超越以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中国人的一个重大进步。
一 对亚太地区帝国主义争夺的深刻洞察
列宁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深刻地分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历史过程，以及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必然趋势，指出：“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成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家的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占据首要地位，世界已经分割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已经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强国在争夺垄断权，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初期的特点。”宁还指出：帝国主义“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德国对比利时的野心，法国对洛林的野心），因为第一，世界已经分割完毕了，在重新分割的时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土地；第二，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而这种争夺的尖锐化会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爆发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
宋教仁早在1905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就已初步看到了帝国主义的这些特点与必然趋势。他指出，随着德国在欧洲的日益强大，日本在亚洲的迅速崛起，世界旧的霸权格局正受到德、日等后起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战，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而这些世界强国的争夺，都直接关系着中国的独立与安全。1911年，清政府为改革币制与振兴满洲实业，提出向英、美、德、法四国借贷巨款。宋教仁立即从这次贷款背后看到各国的真正动机。从总的方面看，英、美、德、法四国借贷巨款，是想从中获得巨额利润并进而控制中国的财政与内政，但借贷各国又各有所图：“即中国欲抵抗日俄之势力于满洲，而美国适不快日本之举动，故亦怂恿中国抵抗日俄，而此次借款，则中美两国将实行此计划之第一步是也。以是之故，日俄两围必不甘心，亦势力之所必至。吾前者著论，谓日本因此次借款之故，其百战所得之满洲权利为人侵害，必将老羞成怒，尽现其狞恶之真相以向吾，而俄人亦必与之同恶相济（见五月十四日社论），盖即以理势推测，当如是耳。”中国向四国借款，果然招来了日俄两国的强烈抗议。这就使中国更深地卷入帝国主义列强激烈争夺的漩涡之中。对此，宋教仁分析道：“今借款抗议果得英、法、美之让步，则是日俄之政策及其在吾国之势力已为各国所乐许，而又有强大之德去彼而就此，是武力的侵略派之优势更有旭日冲天之象，而美英等抵抗日俄政策必大失其效力，将来若吾国不能践偿债之约，而债权国果有监督财政或管理抵当诸税之举，日俄必为其主动力，联合德人以专谋武力派之利益，且以满洲有特别势力之故，必更主张种种之权利。是其结果，欲以借款以抵抗日俄者，反以促日俄之急进，而速满洲之灭亡与中国之瓜分也。”那时宋教仁就已预见到：“吾尝谓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约必尽解散，而代以日俄同盟，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以干戈相见于太平洋之间，而竞争之目的物必为极东问题之支那，而为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或监督支那财政问题，盖即指借款之结果而言。”宋教仁在1911年预言10年之后日美两国将“以干戈相见于太平洋之间”，虽未出现而失之稍早。但在10年之后的1921年，列宁又再次指出：“为了控制太平洋和占领太平洋沿岸地区，日本和美国之间，几十年来都在进行着无休无止的争斗，而有关太平洋及其沿岸地区的全部外交史、经济史、贸易史都十分肯定地表明，这种冲突正在日益加剧，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20年后的1941年，日美之间果然爆发了太平洋战争，证明了列宁的科学预见。宋教仁的预见虽没有列宁的预见那样精确，但他所指出的日美争夺发展的必然趋势，则基本上是正确的。
宋教仁所预言的日英同盟条约有渐趋瓦解之势，则很快得到证实。为了维持欧洲的霸权与远东的均势，抵制日、德的崛起与俄国的挑战，英国决定联合美国而疏远日本，于1911年7月提出修改“日英同盟条约”。宋教仁深刻分了“日英同盟条约”产生的原因是：“盖英国以保持极东经济的地位，而对抗俄、德、法之故，极欲求援助于东方，而日本嫉视俄之窥满韩，方日戴保全派之假面，以图抵制俄人，亦不得不求与国，此为日英同盟之一大原因。”于是在1902年至1905年之间，日英签订了同盟条约，但随着日本于1905年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攫得朝鲜与南满的重大特权，为了巩固、消化其侵略成果，反过来同俄国握手言欢，“以取一致行动之势”，引起了美、英等国的不满，“而尤以美国为最甚，盖美国近亦欲扩张其经济的势力于极东，而为日本所阻碍也。英国虽与日本有盟约，而近来舆论亦大半不喜日人之所为，往往有亲美之势，故前岁英美资本家有承修新法铁路之议，去岁美人提议满洲铁路中立，英虽袖手，而议修锦爱铁路则英实与谋，今岁四国借款，以一部经营满洲实业，且以满洲诸税作抵，使日人受致命之伤，亦美人唱之而英人和之者，此足见英美日趋接近之势矣”。而根据“英日同盟条约”，当日本与他国交战时，英国有出兵助战之义务，而“日美既势不两立，则将来难保无战争之事”。为了适应英美亲近的需要，英国不得不提出修改“英日同盟条约”，删除有关“出兵助战”的条款。宋教仁由此得出结论：“故今而后，天下之形势，必为一变，前此所谓保全派之英美，必成为经济的侵略派，而伪保全派之日，与真分割派之俄，必成为武力的侵略派，而日美二国以利害相反更甚之故，必仇视愈深而竞争亦愈剧，此固可断言者。”不出宋教仁所料，为了对抗英美，日俄两国果然出现缔结同盟的趋向。对此，实教仁揭露道：“日俄二国之同盟果成，则其结果为何如乎？吾人观于二国近来之举动，其对于极东大陆方面之准备，已节节进步，而其主要者尤为军事、交通二事（如日本则改修东京马关间广轨铁道，以便与满韩铁道连络运输，增朝鲜屯兵二师团；俄国速修黑龙江铁道，及南西伯利亚铁道，增西伯利亚屯兵二师团等），则其用意非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耶？噫！今而后，反对日本之中坚之美国，其巴拿马运河不五年可以告竣，而日本所得旅大租借权之期限则少一年，四面八方之形势逐渐逼紧，日甚一日，东亚之天地之风云，其遂涌起于大陆一隅乎？噫！吾不知无主动力之主人翁，其将何所托命也？”
在英国提出修改“英日同盟条约”后不久，1911年8月，美、英两国又订立了《美英公断条约》。该条约共7条，其第一条第1项即开宗明义地规定应付公断之事项：“两缔约国之甲国，对于乙国所提出之条约上事项，或基于他种权利，而常存于两国间之事项，若有不能依外交手段处理之争议时，苟其争议可以用法律之准则，与国际平和处理之主义及公平之原理，以为决定，且性质上不妨付诸公断者，须付海牙常川公断所或特别协约所设定之公断所公断之。”这里所说的海牙常川国际公断所，也就是今天的海牙国际法庭；特别协约所设定之公断所，也就是按照有关国际条约所特设的特别国际法庭，即主张由国际法庭来裁决国家之间的争端与是非，以维护国际和平。宋教仁认为，《美英公断条约》是专门用来对付日本的，而且得到法国的积极响应，《美法总括公断条约》也已与《美英公断条约》同时签押。宋教仁对《美英公断条约》给予高度评价：“综观此条约之主意，盖欲以国家间一切争议，经当事国合意，而悉付诸公断，即关于国家之名誉与存在者，亦不除为例外。所谓总括的公断条约者，即是之谓。美英二国间而成立此条约，则此后二国如有国际争议之事，不必诉诸武力，而可得平和解决之法。质言之，即美英二国此后将无有战争之事。自平和主义出现以来，世界各国往往缔结普通公断条约，极力维持世界之平和，然皆止于部分的，而未尝总括一切国际争议。一千八百九十八年，美英二国尝有总括公断条约之交涉，然亦未及定议而止。乃至今日，二国忽有此总括公断条约正式成立之举，开弭兵之先河，为大同之前导，其有资于世界平和之运动甚远且大，诚可谓国际上之一大进步也。”
宋教仁不仅高度关注同中国有密切直接关系的亚洲局势，也密切关注全球战略格局的变化，特别是世界资本主义发源地欧洲局势的变化。他认识到，随着美国的日益强大与英、美、法同盟的建立，必将深刻影响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将出现一个与之对抗的另一个国际同盟。他指出：“美法公断条约既经签押缔结，则所以影响于英美公断条约而为之增长其效力者，亦非浅鲜。法国者，英之协商国，俄之同盟国，而德之世仇也，近来以俄德和亲之故，有不快于俄之倾向，兹既与美接近，则恃美英之势，将益与俄反目，关于欧洲及近东之问题，苟无他变故者，当必使俄益亲德而远英（现已有其事实，当另著论），弛缓三国（英法与俄）协商之关系，关于极东之问题，当必使俄德同盟前此扩张于极东之效力（千九百二年事）渐趋于薄弱。俄国者，自第二次《日俄协约》成立以来，与日本有利害与共之关系，而日本极力连合之，以分据满洲者也。俄法在极东之效力既薄弱，则日俄虽连合而不能得法国之助力，其势当不至大盛。夫以美法二国之接近，乃能直接使俄国西则失英法之欢心，东则忘仇忍耻以听日本之利用，间接使日本仅得倚赖疮痍未复之俄，以抵抗经济的侵略派中坚之美，则其效力能助美英连合以对付日本，使美英缔结公断条约之效力，必至益加巩固，非三尺童子皆知之事乎？噫，数月以来，美英二国之成功的外交，可谓全盛时代也哉！自今而后，吾意美英二国既觉悟日美战争之必不能免，必益汲汲焉从事于豫备。美英二国间之求心力愈近，则日美二国间与日英二国间之远心力愈速，而日俄二国间之求心力愈益加大。且日本以尚武好战喜胜之民族，突遭欺弄，失有力之同盟援助，尤必老羞成怒，卧薪尝胆，以图孤注一掷。十年之后，机会一熟，美国以英为后援，日本以俄为左臂，各逞雄略，相见中原，正其时耳。呜呼！观于旅顺大连之租借期限只有十二年，美国巴拿马运河之开通，与太平洋岸军港之完成，日本京马广轨铁路之竣工，与海陆军备扩张案之实现，大都亦不出十年内外，世界之形势不从可知乎？晨鸡一声，天下将晓。吾于《美英公断条约》之缔结，不禁有无穷之感也。”
二 对欧洲两大帝国主义战争集团形成的敏锐洞察
宋教仁不仅看到了日本在东亚兴风作浪、咄咄逼人，成为东方最危险的侵略势力，也看到了德国在欧洲的迅速膨胀与扩张气焰，成为欧洲的战争发源地。他在1911年7月发表的《摩洛哥问题之纷议》一文中，精辟地分析了法、德、西班牙等国在非洲摩洛哥的激烈争夺。摩洛哥本为法国与西班牙所分割的势力范围。“前此以恐德人坐收渔人之利之故，故提携以防德。自一千九百六年亚奇的拉士会议以来，德人既已敛其力征经营之迹，而法人又得英意诸国之助，大展势力于摩，有爣爣乎压倒西人之势，西人由是不快法之所为者盖已久。今次法人又乘其内乱，独自遣兵深入，自西人视之，其不以为有意垄断摩国之利益者几稀，且德为法天仇，久欲扩张势力以排法，今既见法、西之反目，又安能不诱西以为助乎？故当法、西两国相持不下之际，德人以疾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忽焉遣兵占领南摩要地，而两人亦遥遥相应，向法人为挑战的态度也。噫，围际间离合向背之局，其亦无定矣！”宋教仁从摩洛哥的境遇联想到中国的命运，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呜乎，以弱国而处于国际竞争场中，其结果乃举一国之命运悉听他人之处分如是！如是天下，有妄弄政策自投于竞争场中，且进而为列强竞争之目的物，犹摩洛哥之不如者，岂不更可危也哉？”
摩洛哥的纷争尚未结束，在1911年10月，土耳其与意大利之间又发生了对非洲的利波里的纷争。的利波里即利比亚，在非洲北部，东接埃及，西连法领突尼斯、阿尔及尔，南邻撒哈拉沙漠，北临地中海，从16世纪起归属土耳其成为土耳其的一个省。19世纪末，意大利依仗德、奥（地利）、意“三国同盟”的势力，与法国争夺突尼斯的保护权，为法国所败，“而突尼斯遂为法保护国。意人恨之，且惧法人之更东进也，故日夜以防法为主义，而有吞并的利波里之志。一千九百年，遂与法订结条约，申明意国承认法国在摩洛哥之利益，法国承认意国在的利波里之利益”，“于是意人遂依远交近攻之略，公然以的利波里为势力范围，而日扶殖其势力不已”。意法两国的和解与亲近，曾引起德奥两国的不满。至1902年，“‘三国同盟’继续成立，意国又宣言谓‘三国同盟’中之一国，若攻击法国时，意国决不援助该国，使意法亲交与‘三国同盟’并行不悖，德奥之态度始如常。由是意国左倚德奥，右携法国，以欺衰朽之土耳其，而经营的利波里之方略遂益剧急”。宋教仁从这一事件中悯锐地看到，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集团正在形成，整个世界变得更不安宁，新的世界大战的征兆正在出现。他指出：由是而知欧西国际政局盛衰倚伏之故矣。自德奥意“三国同盟”成立，欧洲之外交，几全为所操纵，英则以是而孤立，俄法则以是而缔结同盟以自保。英国忧之，乃西和法，东近俄，而成所谓“三国协商”之局，以为对峙，由是国际关系始克保其平衡。然以野心勃勃之德国，而执“三国同盟”之牛耳，其左右外交之势力，犹为强大。前此摩洛哥问题初生之际（一千九百五年），及巴尔堪半岛问题复燃之际，德人皆大显其旁若无人之手段，而各国无如之何，即其表证也。惟因意国素与奥仇，且往往欲排斥奥人对巴尔堪之举动，而自扶殖其势力，对于“三国同盟”常有不满之色，故“三国同盟”犹不免有内讧之虑耳。今则不然，意国既恃“三国同盟”之后援，为对抗法人在摩之势力，故而图的利波里，则是意人已变其对巴尔堪之方针，转向于地中海南岸，当不复有奥意之暗斗，而“三国同盟”之效果，较前当大加强同，亦由是得以征实。且此次土国哀诉各国，各国亦无有出而为之排难解纷者，即素有好意于土之英法二国亦然，于此尤可见局外各国之怵于“三国同盟”势力，不欲干与其事。将来纷议若臻妥协，意国而果得的利波里之领土权，则此后意国得跋扈于地中海南北，为“三国同盟”张其威，而“三国同盟”之势力，遂借以益得磅礴于四面，将来北斐（非）中斐（非）问题，均当有容喙之地步，而英法二国受其掣肘者必不鲜，即巴尔堪半岛问题，亦必间接受何等之影响，此皆意计所能及之者矣。
这就清楚地说明，以德、奥、意三国为轴心的“三国同盟”与以英、法、俄为中坚的“三国协商”，即其后不久于1914年至1918年所爆发的第一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对抗阵营，已于1911年正式形成。这就是当时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与发展态势。对此，宋教仁进一步作了分析，指出：“近年以来，‘三国同盟’与‘三国协商’常互为消长，‘三国同盟’之势力既强固，则‘三国协商’之效果必薄弱。一千九百五年，以德人干与摩洛哥问题之故，法国对摩政策受其阻害，而英国无何等之援助，英法关系已生破绽。前年，以德人助奥吞并土属二省之故，俄失败而法袖手旁观，俄法同盟又有动摇。今年，俄德协约成立，俄人允德人揽有中波斯之铁路敷设权，以妨碍英国利益，英俄协商更伏危机。此皆‘三国同盟’之盟主之德国大挥手腕，使‘三国协商’薄弱之实证也。今若因意国得的利波里之故，以增长‘三国同盟’之势力，则此后德国必益利用之，以为后盾，于北斐洲方面（摩洛哥问题尤然）以胁法，于大西洋、地中海方面以胁英，于近东、中东方面以胁俄，使三国疲于奔命，不能协以谋我，欧洲之均势，或由是有东摇之惧，亦未可知耳。此亦意土纷争之一面观也。”
宋教仁从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合纵连横、激烈争夺之中，一方面看清帝国主义弱肉强食、兼弱攻昧的侵略本质；另一方面也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争夺，“疲于奔命，不能协以谋我”，对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中国人应该趁此喘息之机，迅速发展。以后历史证明，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获得了一次较快的发展机会。这本是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初年革故鼎新的关键时期，可惜却连续出现了袁世凯篡权乱国、复辟称帝与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使中国丧失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从宋教仁关于国际风云变幻的敏锐观察与深刻分析中，可以看出宋教仁不愧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国际问题专家。
三 对世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热烈欢呼
列宁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土耳其、波斯），有将近十亿人口，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在这里，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已经很强大，就是正在发展和成熟。任何战争都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必然是它们的民族解放这种政治的继续。”宋教仁早在1905～1911年期间，也已敏锐地看到世界各大洲正在悄然兴起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他于1906年1月22日的《民报》上发表的《尼夫阿利亚之独立》一文，开篇就纵情高呼：“呜呼！二十世纪，殆民族主义收成功结残局之时期乎？殆被征服民族与征服民族起最惨猛激烈之竞争而无有已之时期乎？观于尼夫阿利亚之畔俄而益信焉。”尼夫阿利亚是当时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州，“土地不过在三十万方里，人口近约二百余万。当十三世纪间，原为独立之公国，至十四世纪中，合并于波兰。厥后波兰分割，尼夫阿利亚遂为俄罗斯之领土。然尼夫阿利亚人民，与俄人种类不同，语言不同，有特殊之性质，虽处俄人专制之下，而其恢复祖国争回自由之希望，固未尝一日忘也，特以时势未至，不可即告成功”。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大革命，被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的沙俄帝国，对国内的少数民族实行了更加野蛮的迫害，在这次大革命中，各地人民包括少数民族在内，都纷纷起来进行反抗沙皇专制的革命斗争。“莫斯科地下之炸弹，高加索市中之竿木，迫于俄君臣之魂梦，波兰、芬兰与俄人世为仇雠，尤极力为独立之运动，至于近日，蔓延益甚，举全俄罗斯帝国，几无一寸干净地，而尼夫阿利亚人素以恢复祖国争回自由为念者，遂乘隙而起”。并宣布成立尼夫阿利亚共和国。宋教仁深表敬意地说：“噫，婆海之风云日急，东欧之形势遂变，若尼夫阿利亚者，真可畏可敬也哉！”
宋教仁对欧洲的波兰、芬兰、匈牙利、巴尔干半岛各国人民，亚洲的土耳其、波斯、菲律宾以及非洲各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都给予了高度关注与宣传报道。他在《菲律宾独立说》短评中指出：“自非人血战失败以后，而独立之气不少衰，能乎否乎？亦东亚一大问题也。”他看到，由于帝国主义势力暂时还很强大，各大帝国主义之间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为了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之间可以通过谈判分赃来共同对付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使这种民族解放运动暂时平息下去。如：“自《柏林条约》而后，前岁土耳其革命，勃牙利宣告独立，奥国并合赫波二省，格里底岛亦受各国平和保护，今岁亚尔本乱事又经平定，而近东问题休息。自《英俄协约》后，前岁波斯革命，去岁俄国协商成立，而中东问题解决。今者摩洛哥乱事起，西德相接以与法竞，英将出而调和，将来必以协商平和了结，可以预知，是北斐问题又将告平静矣。”但是，宋教仁坚信，这种世界性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是扑不灭，挡不住的。一个不到200万人的小小尼夫阿利亚，都表现出了这种万难不屈，视死如归的独立解放精神，“世有受国亡种奴之祸同于尼夫阿利亚，而挟有为之资则千百倍于尼夫阿利亚者，其亦闻风而兴起焉否耶？”宋教仁为这种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精神而纵情讴歌，“高呼万岁”。他说：“夫生于天地间，而能为一民族者，皆具有特别优异之精神与独立不羁之资格者也，使不幸而为他民族所征服所支配，则此民族者，毋宁亡尽，无孑遗焉，皆不可不出万死以力图恢复者也，即无所成就，亦不失为世界上名誉光荣之民族，其为愈多矣。杜兰斯哇人、非律宾人皆战败之民族也，然其价值其幸福，较前日为如何乎？天下事顾可以成败论耶？吾人对于尼夫阿利亚，吾但知手舞足蹈表极端之同情，为之高呼万岁，且自愧不如焉斯已矣。”宋教仁的民族解放思想，不仅是针对国内满清王朝的异族统治，更是针对世界帝国主义亡我中国的侵略野心，具有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复兴腾飞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反映了20世纪蓬勃兴起、势不可挡的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历史新潮流，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历史新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