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它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采行民主共和制度的中华民国，实现了近代中国第一次伟大的历史飞跃。作为这次革命的重要领导人宋教仁，同时又成了近代湖南人才辈出壮丽景观中的重要人物，很值得人们研究和纪念。应《湖湘文库》编委会的要求，我们编辑了这部《宋教仁集》。
关于宋教仁的评价问题，国内外学术界作过了大量的研究。1961年《历史研究》发表陈旭麓先生《论宋教仁》一文，代表了那个时期国内研究宋教仁的最高水平。1980年代以来，宋教仁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乘湖湘文库版《宋教仁集》编辑出版的机会，对宋教仁做一个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的评价，看来是有必要的。
宋教仁，字遯初，亦作钝初，号渔父，自署公明、勥、勥斋、桃源逸士、桃源渔父，湖南省桃源县上香冲人，清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1882年4月5日）出生于一个殷实的耕读之家。自幼受教于宋氏家塾，稍长，从事于词章之学，1899年起肄业漳江书院，师从于孝廉瞿方梅及教谕黄彝寿，阅读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著作及《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等，明瞭“夷夏之辨”，历代治乱得失及地理沿革，并出联语以明志云：“办天下事，自欧亚始；读古人书，在秦汉前”。1900年考中秀才。在漳江书院读书期间，曾与同学纵谈中西政治得失，古今用兵之道，慨言“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子湘，系鄂督之头于肘后，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人多以“狂生”目之，实则在其心中革命思想已经萌芽。1902年宋教仁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常与同学田桐、吴崑、白逾桓等议论时政，关心国事。1903年结识从日本回国从事革命活动的黄兴、陈天华，相互志同道合，从此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民国二年（1913）三月被暗杀身亡，十年之间中国的政治变革、革命风云、思想演进都与之发生了联系。他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宣传家和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一
清末民初的革命家是以反对满清统治和争取民主共和为特色的。而组织革命团体、策动武装起义则成为革命家们的主要活动。
宋教仁早年就有了“苦满政”之思想，1904年11月又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口占长歌云：“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发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决心“重展夫天戈”以“完全我神圣之主义”，谋求“自由独立”。与此相应，他直接否定清朝皇帝年号，主张采用汉族祖先黄帝开国纪年，1904年开始书写日记时就将这一年写为“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这种置“正朔”而不奉的做法清楚地显示了宋教仁的革命立场。1905年10月8日他在日记中更明确地表示：“今而后吾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矣！”所谓“民族的革命”，就是“反满”，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所谓“政治的革命”，就是推翻君主专制，创立民主共和国家。
为了实现革命的理想，宋教仁积极参加组建革命团体的活动。1904年他协助黄兴组织国内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华兴会，并担任副会长；1905年他又协助孙中山和黄兴组织全国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被举为司法部检事长。当黄兴离开日本赴华南一带领导反清起义时，宋还受黄兴委托代理同盟会庶务，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当同盟会的组织因种种原因而处于涣散状态时，为了推进长江流域的反清革命斗争，宋教仁与谭人凤推动并在上海组织了中部同盟会。
在组建革命团体的同时，宋教仁先后筹划、参与了甲辰长沙起义、辛亥广州黄花岗起义，并亲赴东北策动“马贼”举行反清革命。过去，人们长期忽视宋教仁对反清武装斗争方面的贡献，实则宋教仁不仅具有坚定的革命思想，而且是反清武装起义的英勇战士。且不说中部同盟会成立的主旨就是为了力谋发动长江流域起义，就是名震中外的黄花岗起义也洒下了宋教仁的热血。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存有宋教仁黄花岗起义后于1911年5月18日和19日分别致日本友人的信件。前一信说：“鄙人来香港无他，即为此番发起广东事件。黄兴君在美国运动的结果，获得少许金钱，因而欲以广东为中心向中原进发。鄙人亦怀担负一部分责任之念来港。上月二十七日因秘谋泄露，不得已仅先发一队兵力攻打总督府。激战之后官兵毙命二三百人。最终寡不敌众，招致败退的惨境。同志牺牲者亦有百余名，其中日本学校毕业生二三十名。呜呼，吾人之不幸亦可谓甚焉。鄙人目前滞留本港，研究善后之策。幸得逃离虎口，保全余生，乃不幸中之万幸。恳请放心。”后一信说：“自己与黄兴等参加（广东）暴动，皆负伤，眼下住香港清风楼，正在接受治疗，本月中将往上海三洋泾桥《民立报》馆，此后信函请寄给该馆渔父先生收”。这两封信提供了宋教仁身历黄花岗起义的直接证据，可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
二
宋教仁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革命家，而且是在清末革命党人中少见的对西方民主政治有深入研究的人，是有坚定明确的民主政治理念的政治家。
宋教仁流亡和留学日本期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和国家制度。他陆续翻译了《俄国制度要览》、《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官制》等，对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组织机构、职能分工及其相互关系有较深的了解和研究，从而为他绘制共和国家的蓝图提供了理论基础。正因为如此，宋教仁早在1911年4月到香港参加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时，即草拟了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与设施，凡厚厚三大册，其具体内容虽已无法查考，但此后不久他所写的《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一文已透露出他的基本政治主张。他说：“今后吾国政治变革，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趋于民权的立宪政体之途，则固事所必至者。”
正因宋教仁追求“民权的立宪政体”，所以他对清政府正在推行的以君主立宪政体为目标的预备立宪采取了严励的批判和否定态度。而当时的世界上，所谓“民权的立宪政体”主要有美国的总统制和法国的责任内阁制。在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宋教仁倾向于法国的责任内阁制，并参照英国的制度，作出了“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的制度选择。为什么要舍总统制而取内阁制呢？宋教仁认为，总统是民国国本，不可轻易更动，最好是实行总统不掌握实际权力的内阁制，因为总统不负实际责任，所受冲击自然会少，而内阁则可以较灵活地更动。他明确表示：“关于总统及国务院制度，有主张总统制者，有主张内阁制者，而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至于内阁的组成则应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来担任，因此，“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故吾人第一主张，即在内阁制也”。直到遇刺前不久，他仍然坚持认为：“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成全政党组织之。”可见，民权立宪、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是宋教仁明确而坚定的政治理念。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他力主内阁制，民国元年改组同盟会、组织国民党都出于这种政治理念。
众所周知，在南京临时政府组成之前，孙中山主总统制，宋教仁主内阁制，同盟会领导人之间为此而发生了争论，孙中山认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内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并表示“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结果，宋教仁的意见被否定。由于在这场争论发生之前的二十多天，章太炎曾发表过《宣言》九则，刊登于上海创刊的《民国报》第二号上。其中第九则“品藻时贤”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第四则更详论曰：“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所以，宋教仁主张内阁制还被说成“有野心”，“自己想当总理”。为此，宋教仁作出公开答辩说：“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夫人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实不解。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所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因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这个掷地有声的答辩显示了宋教仁对民主政治的深刻理解和光明磊落的政治胸怀。
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并非旨在对孙中山“设防制之法度”；宋教仁坚持内阁制，组建国民党并努力使之成为国会选举中的第一大党，也不是为了要限制袁世凯个人的权力、防制袁世凯的独裁，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追求民主共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建设，并非因人设法、因人设制。人们在评论民国初年宋教仁的议会政治思想和政党内阁主张时，往往肯定其主观意图是为了反对袁世凯的个人独裁，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宋教仁追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深刻用意。
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不仅有坚定而明确的理念，而且有高尚的政治操守。民国元年8月，陆征祥辞去国务总理职，袁世凯曾以放弃政党内阁主张为条件请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为宋所拒绝。元年10月宋教仁南下省亲，袁世凯赠送支票五十万元，宋将支票原物奉还，分文不取。
宋教仁还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宣传家。1904年底宋教仁流亡日本东京不久，即联络同志筹备出版《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宋教仁担任杂志社总务，总负其责。该杂志以“提倡国民精神，输入文明学说”为宗旨，实则“为了革命”。设有社论、学说、政治、历史、军事、理科、实业、丛录、文苑、杂俎、时事、时评等栏目，第一期的首而即为宋教仁索购来的“中国始祖黄帝肖像”，并附有如下说明：“呜呼！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藉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我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该刊第二期出版后遭日本政府查封。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较为同盟会机关报，更名《民报》出版，宋教仁继续主持报务，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对《民报》的出版发行作出了重要贡献。宋教仁还为革命家秋瑾所办的《白话报》以及高天梅所主编的《醒狮》杂志撰稿。1910年宋教仁返回上海，与于右任一起主编《民主报》，发表了大量时评，表现了卓越的宣传才能。
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反帝救亡与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是宋教仁思想与行为的重要特色，关注祖国边疆危机，“保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在清末革命党人中是十分令人瞩目的。
宋教仁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在反对清王朝的同时，仍以极大的注意力关注反帝救亡这一主题，关注国际局势特别是东亚局势的变化及其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揭露帝国主义侵华阴谋的评论在宋教仁的全部论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二百年来之俄患篇》、《讨俄横议》、《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蒙古之祸源篇》、《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清政府借日本债款十兆元论》以及《西方之第二满洲问题》等文章中，对列强扩张侵略的种种罪行和阴谋大张挞伐，特别揭露沙俄与日本是危及中华民族生存的主要祸源。宋教仁全面分析了当时中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及所面临的危险。他指出，日俄战争之后，列强在东亚维持均势主义，所谓领土保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均不是他们有所爱于中国，实则由于“各国在中国之势力未均，且各国之他方面情势亦各自不同，不能一致对中国实行分割，故不如暂时维持现在之状况，勿使变更，以待将来”，列强各怀鬼胎，沙俄觊觎中国新疆和满蒙，英国想继续控制长江中下游，并窥伺云南和西藏，美国极力向中国内地扩张其势力，而东邻日本则妄图独占中国。这些国家分为两大派，即经济的侵略派，美为领袖，英为之辅；武力的侵略派，日为领袖，俄为之辅。双方必相为雄长，以共逐中原之鹿。所以，中国被瓜分豆剖的危险依然存在，中国仍然是列强竞争的目的地，“而为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或监督支那财政问题。斯时吾国若犹不克为主动的外交，以折冲于角逐场中，吾恐第二之波兰问题将复见于东方矣。”宋教仁从当时远东国际关系看待中国所处的地位，并密切关注相关事态的发展，及时作出时评，为中华民族敲起危亡警钟。宋教仁对二十世纪初年远东国际局势的分析是否完全精当姑且勿论，其作为国际知识丰富的青年政论家和富于理性的爱国主义者是当之无愧的。
宋教仁的爱国主义不仅表现在他的诸多时评上，而且表现在他对祖国边疆危机的密切关注和祖国边疆寸土不让的“宝爱”态度上。他在流亡和留学日本期间，对列强侵蚀祖国边疆的信息密切关注，加以研究，及时撰写时评，提出解决办法。其中对“间岛”问题的研究成效最为显著，值得国人纪念。
“间岛”并非是一个岛，而是中朝界河图们江以北延吉一带面积约十万余平方里的中国领土，略小于台湾而大于日本四国，被日本称之谓“间岛”。朝鲜成为日本“保护国”之后，朝鲜人越江垦殖，日本亦觊觎这片地方，日本国内舆论界也公然称间岛是“鸭绿江源的独立国”，日本在朝鲜的殖民当局公然在该处设立“统监府间岛派出所”。据日本学者松本英纪研究，所谓“间岛”问题完全是日本侵华组织黑龙会中标榜“援助中国革命”的内田良平一手制造出来的，妄图把朝鲜亲日团体“一进会”及“长白山会”移入间岛，以便逐步占据这块属于中国的领土。宋教仁警觉到日本的阴谋，扮作日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掌握了他们欲变“间岛”为朝鲜土地的假证据。随后宋教仁查阅各国图书资料，包括朝鲜古籍中关于中轻边境的记载，从语言学、国际法、历史、地理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著成《间岛问题》一书，以严密的逻辑、确凿的事实论证了“间岛”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间岛问题》一书写成之时，中日两国正围绕间岛归属问题展开谈判。为防止“日人攫取我十数万方里之地”，宋教仁托友人将书送交清政府驻日公使，公使抄送外务部，“果大有以资于谈判，而获斥退日人之口实”。宋教仁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他在一封《致李、胡二星使书》中明确表示：“某愚不幸，素持与政府立于不两立之主义。曩者，‘间岛’问题之起，某以公等政府诸人昏愦无知，将坐使日人攫取我十数万方里之地。政府固所反对，然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吾人今日既未能获得与外国交涉之权，则不得不暂倚政府。又我所悉该问题情事，既较多于公等政府诸人，则尤不宜袖手含默。故费数月之功，编著《间岛问题》一书，发明该地确为中领之证据，欲以为政府外交援助”。观此不难看出，宋教仁既坚持了与清政府“不两立”的革命立场，又倡导并践履了“国家领土国民人人当宝爱之”的爱国主义思想。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思考一下，作为政治流亡者的宋教仁，得到过内田良平等日本浪人多方面的支持，而当他发现正是这些“朋友”图谋霸占与自己势不两立的清政府控制下的中国领土时，毅然毫不犹豫地、千方百计地要维护这些领土，这是何等崇高的民族大义，这是何等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清末革命党人中，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有的人对国内封建统治者的仇恨大于外国侵略者，他们反满革命的激情远远高于反帝爱国的本能，在他们处境艰难到万般无助的时候，甚至不惜以国家某部分诸如满蒙的利权换取外国势力的支持。尽管这一切都是出自“革命”的名义，但终究是不足为训的。相比之下，宋教仁的反帝爱国思想、“宝爱”国家领土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疑是一项贵宝的精神遗产，值得炎黄子孙发扬光大。
宋教仁之所以能成为清末著名的革命党领袖和卓越的爱国主义者，与其承袭“经世、爱国、务实、奋斗”的湖湘文化精神不无关系。清代当乾嘉汉学如日中天之际，湖南学风却独重经世致用、笃实践履，加上湘人崇尚民族主义，感觉外患敏锐，近代以来反帝爱国，杰士辈出，艰苦奋斗，蔚成风气。宋教仁生于斯，长于斯，受湖湘文化精神之潜移默化，并以自己的思想行动，为湖湘文化精神增光添彩。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遭暗杀时，还不满31岁。孙中山给他的挽联说：“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为了纪念这位年轻的革命家，在他死后不久，刊印了他的日记，即《我之历史》，编辑出版了《宋渔父》第一集、《宋教仁先生文集》、《渔父先生雄辨集》、《宋渔父初集》、《宋渔父林颂亭书牍》、《宋渔父戴天仇文集合刊》以及《宋遁初被刺始末记》、《宋渔父遇刺记》、《桃源痛史》、《渔父痛史》，虽然所收诗文及所涉及史料都很有限，但也为宋教仁的研究打下了初步的资料基础。自那以后，在半个世纪的时间中，没有人对他的诗文进行过认真的搜集和整理，以致于失散不少。20世纪60年代，以华东师范大学陈旭麓、何泽福等先生为首的一批专家学者开始对宋教仁诗文进行搜集和整理工作。为此，他们曾沿着宋教仁在国内活动过的地区，先后到广州、长沙、武汉、北京和南京等地，还访问宋教仁的家乡，收搜了大量资料，编成《宋教仁集》，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入该集的，除了他的日记和《间岛问题》、《程家柽革命大事略》两篇专著外，还有评论、函电、书评、讲演等各类文章230余篇，诗歌9首、译文两篇。陈旭麓先生主编的《宋教仁集》深受学术界欢迎，是宋教仁研究最权威的资料，时常为研究者所征引。
与编辑《宋教仁集》差不多同时，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批学者杨世骥、刘晴波、刘泱泱、贾维诚、彭国兴、岑生平等，以桃源三育乙种农校石印钱装本《我之历史》为蓝本，参照《建国月刊》所载《宋渔父日记》，加以校订，并对日记中所涉及人物的字号、隐名及某些事迹作了600余条注释，1980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改题为《宋教仁日记》。该书的出版和《宋教仁集》一样，受到学术界欢迎。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宋教仁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人们陆续发现了《宋教仁集》尚未收入的宋教仁诗文、函电、启事、演说以及由其主持起草的文件，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拓展，宋教仁在日本期间一些未刊的言论也在日本外务省所藏的历史档案中被发现。《宋教仁日记》的不少注释因时过境迁亦须加以修订。《湖湘文库》计划出版《宋教仁集》，我们不避谫陋，勉力从事，在《宋教仁集》和《宋教仁日记》的基础上，补人佚文27篇，修订已有注释160余条，对所有辑入的佚文，均注明出处，标明辑佚者，不敢掠美，聊表谢意。参加本书资料搜集和书稿校对工作的有李永春、苏再军、杨惠婷、祁世远、祝新生等。限于水平，囿于时间，本书编辑、点校、注释诸方面，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批评指正。（注：该文系湖湘文库版《宋教仁集》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