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宋教仁，字钝（遯）初，别号渔父，1882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湘冲村的一个地主家庭。他成长的年代，正是帝国主义列强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时代。面对帝国主义的瓜分豆剖，清朝统治集团表现得异常腐朽无能，他们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奉行了一套“宁赠友邦，勿予家奴”的反动政策，对内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对外则割地赔款，卖国求荣，这个在东方以老大自居的“大清王朝”变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当时先进的中国人面临的严峻课题。1894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创立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决心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并于次年在广州发动了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发动了戊戌维新运动。在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潮中，两湖地区“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沈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阶，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宋教仁身处于这样爱国救亡思想极为活跃的两湖地区，对他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教仁幼年就接触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这类反满作品。他的祖父曾著有《腹笥草集》，内含反清复明思想，这对他的思想发展也有一定的熏陶作用。他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不讲究和追求吃喝穿戴，“他有坚强的心和刻苦的功夫，平日只知道埋头读书，有时空闲下来，便带领着许多孩子操演军操。他的操法是把许多孩子分为两队，拣一些较弱的孩子，当作清朝贵族，而他自己却带领强壮的孩子，当作我们平民，作战争的游戏。如果清朝贵族给我们平民打败了，他就很为得意，大笑起来。孩子们不懂他的意思，便都来相问，他就这样的对他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给满人管呢，我们在小的时候，应当操起军操，等到年纪大了，好把他们打倒。’”1899年，宋教仁入漳江书院学习，“尤酷好历史舆地，许氏说文及古今政治诸书。”他与学友文骏等月夜登院东之漳江阁，纵谈中西政治得失，关塞险恶及古今用兵胜败。他曾经说：“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宁，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这些，都可以看出宋教仁在学生时代反满革命的思想已经萌芽。
这种“反满”的思想，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推翻异族统治的狭隘目的，更不是“反清复明”陈旧口号的继续，而是和“救亡图存”，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胡汉民所说，“反满是为独立计，为救亡计也。”1902年4月，清政府与帝俄订约，规定帝俄将驻扎在我国东北的军队全部撤走。1903年4月，沙俄不但不按期撤兵，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七项要求，想把其控制和掠夺我国东北的侵略行径加以条约化和合法化，这就澈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上海人民在张园集会拒俄，留日学生秦镜鎏、叶澜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推举蓝天蔚为队长，回国赴东北抗战。湖北文高等学堂闻讯向张之洞上书：“请正告政府弭患未然，将俄人背约之罪，布告万国，兴师抵拒，联合英日，以作后援，学生等愿披甲执戈，供大人麾下甲士，以一吐我椎心泣血之隐痛，一雪我四万万人同胞之大耻，虽饮俄人之刃，食俄人之弹而不怕也。”对于爱国学生的正义举动，清政府非但不支持，反而斥之为“托拒俄以谋革命，其用意与唐才常相似”，并且下令驻日公使遣散拒俄义勇队，对已回国的代表，“随时获到，就地正法。”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1900年惨遭屠戳，这次拒俄义勇队又被镇压，这就深深地教育了当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认识到改良主义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要走推翻清王朝的流血革命道路。邹容的《革命军》就是这一思想的代表作。当时《苏报》大力宣传《革命军》。武汉地处九省通衢，交通便利，较容易看到革命宣传品，宋教仁在武昌文普通学堂就学，革命思想与日俱增，他没有经过改良主义的曲折，便直接投身于反满的革命洪流。当黄兴从日本来汉以后，立即与陈天华、宋教仁等人联系，于1904年2月发起建立了两湖第一个革命组织华兴会，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任副会长。为了联络军学两界，宋教仁还参与发起组建了武汉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华兴会策划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之日（1904年11月16日）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分五路起义。宋教仁是常德一路的负责人。后因事泄起义遭到失败，宋教仁与欧阳瑞骅等被武昌文普通学堂开除学籍寝事。为了躲避清政府的追捕，宋教仁被迫出走日本。在由湘赴鄂准备东渡途中，他口占长歌一首：“噫吁嘻？朕沅水流域之一汉人兮，愧手腕之不灵。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虏骑遍于道路兮，购吾头以千金。效古人欲杀身以成仁兮，恐徒死之无益，且虑继起之乏人。负衣徒步而走兮，遂去此生斯长斯歌斯哭斯之国门。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素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则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夭戈。”表达了他立志反满革命的豪情壮志。
1904年12月，宋教仁来到日本，立即投身于革命宣传活动，和田桐、白逾桓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鼓吹革命。当时，留日学生已达两三千人以上，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主要分子都来到日本，他们与留日学生一起创办了十几种杂志，如《湖北学生界》、《新湖南》、《浙江潮》等，对于宣传革命、动员群众起了很大作用。但这种以省区命名的特点，也反映了当时许多革命者的活动尚十分分散，还存在狭隘的乡土地域的局限，往往带有较浓厚的地方色彩。而宋教仁等创办的刊物以“二十世纪之支那”命名，突破了地域的界限，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反映了他们着眼全国的要求。宋教仁为筹备出版这个杂志，奔波劳碌，不辞辛苦。为了突出杂志的反满革命宗旨，他把陈天华的小册子《警世钟》封面印的黄帝肖像插印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创刊号上，并写了《黄帝肖像题词》：“呜乎！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藉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孙有啖饭之所兮，皆赖帝之栉风而沐雨。嗟我四万万同胞兮，尚无数典而忘其祖。”署名为“第十姓子孙之一个人宋教仁敬题。”宋教仁不但自称是黄帝子孙，还主张用黄帝纪年代替帝王纪年，否定清朝年号。他认为：“现又有唱以黄帝生年为纪元之说，似稍合矣。然太古草昧，卒难碻当，且黄帝君主，非教主可例，故不如用其即位之年为纪元，为汉族开国之一大纪念也。”宋教仁从1904年记日记就采用“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到同盟会成立及以后武昌起义建立的湖北军政府都采用黄帝纪年，全是从宋教仁这一思想出发的。革命党人不奉清廷“正朔”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清朝政府。驻日公使吕海寰向清廷奏报：“遣派学生出洋游学，成才固多，然见异思迁者亦复不少，即如行文纪年，直书皇帝甲子，袭耶稣之名词，置正朔而不奉；又剪辫改装，皆仿西制，以为便利。夫正朔服制为帝王行政之大端，倘令该学生自为其政，纷纷效尤，相习成风，纪纲安在？”反映了清朝统治者的恐惧心理。
宋教仁在日本广泛地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他翻译过《英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制度要览》、《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史。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政治制度使宋教仁进一步开阔了眼界，使其注意力不仅局限于反满，而是开始致力于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来代替封建专制政治的革命活动了。他尤其欣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民主政治，这也是他在辛亥革命后为实现议会民主而献身的原因之一。1905年8月宋教仁加入同盟会并成为其中的主要领导成员，标志着他从反满的民族革命思想开始向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转变，从此他就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奋斗。
值得指出的是，过去人们往往把宋教仁讥为二民主义者，理由是他对“平均地权”未表示鲜明态度，这是不公平的。事实也并非如此。首先，在同盟会成立的时候，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会纲，“时颇有置疑于‘平均地权’一语者，经总理（指孙中山——引者，下同）详加解释，遂无异议通过。”宋教仁自然是这“无异议”之中的一个，而且他也按黄兴提出的同盟会宣誓词“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任众处罚”举手宣誓了的，这表明宋是同意同盟会纲领的。其次，1906年1月18日，宋教仁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官崎民藏相会，“谈良久，出其所著《人类之大权》一书观之，言平均土地之说者也。又良久，滔天回，复坐谈，并出酒饮之。”同年3月10日，宋教仁又应邀会见了俄国波兰籍民粹派党人波尔斯特基。波尔斯特基向宋教仁详细地介绍了俄国革命的情况，“又云革命之事，不可从一方面下手，专讲政治的革命，必不能获真自由，专讲社会的革命，亦不能获真自由。必二者俱到，然后自由之权利可得，而目的可达也。”又说，“己向来系极专主张民主主义的，然观之于美国，民主国也，而其人民仍不自由也；……日本、英、德诸国，其人民于政治上之自由未尝不获多少也，然社会上之不自由乃益加甚矣，故余近年所主张者，较前稍变，实兼政治，社会上〔二〕方面而并欲改良者也云云。”宋在日记中记述这些情况，没有记述自己的态度，是否就说明宋教仁反对这些呢？我看不能这样下断语，由此也得不出他反对“平均地权”的结论。他和日本及俄国革命志士接近、“谈良久”，又赠书，这至少表明他对革命真理的探求欲望。再次，宋教仁对“平均地权”是同意的，这可从他1911年2月在《民立报》上发表的《二百年来之俄患篇》中得到证实。该文说：“吾尝谓我国将来之土地政策宜亟师社会主义之意，禁豪强兼并，设增价税，以保护多数国民之利益，使一国经济平均发达，本国人犹宜制限其所有之分量。”这与孙中山主张的由国家核定地价，核价后增涨的地价归国家的“平均地权”主张是基本相同的。由此可以说，宋教仁不是二民主义者，而是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固然，宋教仁认为解决土地问题是将来的事情，没有作为革命实践的当务之急来认识和解决，这是一个弱点，但是，孙中山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纲领，“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辛亥革命并没有在农村引起一场大变动，正是它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宋教仁关于土地问题认识上的局限性，应该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来加以说明，而不应苛求于宋的。
宋教仁很早就接触了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还在武昌文普通学堂就学的时候，《湖北学报》就刊载有《研究社会主义之必要》之类的文章，介绍西方各社会主义学派的思想，此时积极投身革命、对进步书刊如饥似渴的宋教仁很有可能涉猎过这种书刊。他到日本后，接触西方政治思想的机会就更多了。他不但与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官崎民藏交往，并且接触了俄国革命志士波尔斯特基，还在《民报》上翻译过《一九零五年露国之革命》、《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介绍俄国革命和各社会主义流派的情况。1911年8月，他在《民立报》发表的《社会主义商榷》一文，则集中阐述了他的社会主义观。他把社会主义分为四种：一曰无治主义，即所谓无政府主义；一曰共产主义；一曰社会民主主义；一曰国家社会主义，即所谓社会改良主义，又名讲坛社会主义。他认为，“以吾人之意衡之，窃谓苟不主张真正之社会主义则已，果主张真正之社会主义而欲实行之者，则非力持无治主义或共产主义不为功，而社会民主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皆非所宜尊崇者也。”他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如同孙中山所说的“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的实行”一样，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有根本性质的区别的，民生主义丝毫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范畴。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宋教仁不能，也不可能真正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尽管他曾经对俄国1905年革命表示过向往，对社会主义就自己的理解作过一定的介绍，但他并不接受社会主义。他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认为共产主义“除以极激烈之手段破坏现在之国家政府外，更必消灭现在之一切资本家、地主及生产机关，此后既不建设政治，复不存留私有财产。”因此，他虽然“力持无治主义或共产主义”，但认为它会带来恶结果，是不能实现的。
（二）
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都非常重视革命的舆论工作，他们办了很多报刊杂志，宣传和鼓吹革命，宋教仁就是优秀的革命宣传鼓动家之一。他和白逾桓、田桐等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同盟会成立，他将《二十世纪之支那》献给同盟会，改称《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他又是主要撰稿人之一。1910年冬他到上海，又与于佑任一起主编《民立报》，做了大量的编辑工作，并撰写了数以百计的政论文章。他的犀利的笔锋，始终对准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对准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他的文章，象一篇篇战斗的檄文，揭露了敌人，唤醒了民众，对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05年，国内民主革命的潮流速猛高涨，清朝统治集团愈益感到自己的权位难保。为了分化民族资产阶级，拉拢资产阶级上层，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以消弭革命，他们“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搞什么“预备仿行宪政”等等。正如列宁所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要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这些话说起来就特别容易，因为不用担保‘实现’这种远景……），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冲淡他们的革命热情，破坏他们的革命决心”。清朝统治者的所谓“立宪”，实际上是一种骗局。宋教仁对此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击。他撰写了《清太后之宪政谈》、《钦定宪法问题》、《宪政梦可醒矣》、《中国古宪法复活》、《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等文章。他指出，立宪一事，是有利于国民，而不利于清政府的，是有利于汉人，而不利于满人的，“西太后纵发大慈悲，其能舍己从人，而行此上背祖宗成法，下削子孙权利之非常举动耶？且西太后纵能行之，而此二百万披毛戴角之通古斯人，其皆能降心相从以让人耶？”事实也正是如此，对于立宪和民主恨得咬牙切齿的西太后，是绝对不会行什么真立宪的，他们只不过是“以筹备宪政为藉口，而行其集权专制之策略，甚至假政策之名，济其私利，视国事若弁髦，往往不惜犯大不韪而为之。”清政府为了掩人耳目，还宣布什么“钦定宪法大纲”，提前实行宪政，宋教仁一针见血地指出：“现政府之所谓立宪，伪也，不过欲假之以实行专制者也；其所以设资政院，立内阁，非以立宪国之立法机关与责任政府视之者也，故其所以对付资政院之权限与内阁之组织者，亦不得责以立宪之原则者也；其所谓宪法大纲者，不过欺人之门面赖人之口实，万不可信者也。”
自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清政府和外国列强订立了一系列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他们说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肘腋之忧”、“肢体之患”，而国内人民的反抗则是“心腹之害”，所以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屈膝投降以换取中外“和好”局面，而对国内人民则残酷剥削，血腥镇压。对于他们的这种倒行逆施，宋教仁斥之为“速国家之亡而无所顾忌。使长此不变，吾意不出十年，茫茫禹域，必断送于彼辈之手耳。”他大声疾呼。“吾国民安可不鸣鼓而攻，以急图挽救之方也？”对这些“以割地为遗传政策”的清朝当权者，宋教仁指出他们是对国际形势一无所知，而且“因循苟且，视国事若传舍，无复公忠之义，至于其极，则且不恤营私罔上，学秦桧、严嵩之所为，而毫无顾忌，其于外交纵横变化因应取舍之术，固已不啻夏虫之语冰雪。”在《民立报》上宋教仁写了大量文章分析国际形势，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他把外国侵略者分为经济的与武力的两种侵略势力，“吾意自今而后，天下形势必为一变，经济的侵略派与武力的侵略派必相为雄长，以共逐中原之鹿。其形势之分野，则美国为前者之领袖，而英为之辅；日本为后者之领袖，而俄为之辅。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商条约则尽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以干戈相见于太平洋之间，而竞争之目的物则必为极东问题之支那，而为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或监督支那财政问题。斯时吾国若犹不克为主动的外交，以折冲于角逐场中，吾恐第二之波兰问题将复见于东方矣。”他还以日本为例，“鉴于国际形势变化推移之局，而复参用经济的侵略政策，驱其资本以角逐于东亚大陆，以制人之死命。经济力与武力同时并进，自是而后，吾不知其所生之结果较甲午、甲辰两役更当何如耳。”他强调指出，外国列强借款给中国是为了达到控制和奴役的目的。“今后列强之支那政策，经济的侵略政策之擅长时代也，而其枢机则惟予借款存在之。”他列举了埃及因借款而亡国的教训，指出清政府是蹈埃及之覆辙，“外债而不能偿，则国家破产，军备而不能养，则士卒枵腹。皇室因尊奉至极，则安而忘危，变为独夫。”这样，统治者必然残酷地压制国民，“国民因压制过甚，则铤而走险”，宋教仁年轻博学，识见超人，他对国际形势的论断和对革命必然爆发的历史规律的阐述，都逐渐为尔后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宋教仁撰写的评论国际形势的文章，在他的全部诗文中是占有很大比重的，这反映了他热爱祖国、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正义立场。他在论述国际形势时，尤其注意对沙俄的揭露，他提醒政府对俄国侵略者要保持应有的警惕。沙皇俄国这个野心勃勃的侵略者，自1689年侵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以来，一直没有停止对我国的侵略，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它一直是最主要的凶犯之一。宋教仁对沙俄“日日耀兵，以示威于我满、蒙、新疆”，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说：“合前后观之，其蔑视国际法，其蔑视条约，其玩弄我政府，侮辱我国民，已洞若观火。……俄人举动之蛮横无理，即彼欧西之舆论亦多不直之。”对于沙俄的野心，宋教仁极其深刻地指出：“夫俄人之志，欲席卷东亚，而出太平洋，包举中亚，以出印度洋者也。前此以日英各国反抗之故，不得逞意，今若得蒙古新疆，为之地步，则左可以南下中原，右可以越西藏而临印度，虽其极东政策与中东政策之大目的因此达到。”对于俄国侵略者的张牙舞爪，宋教仁主张坚决反击，背城一战：“俄人虚声恫喝，要索百端，动曰下宣战书，固以为吾国兵力单弱，莫敢与战，非全许其要求不可也。虽然许亦亡，不许而战，战败亦亡，等亡也，则何如背城一战，犹可冀倖万一之不亡乎。……又俄人所恃以经营东方者，西伯利亚铁道也。吾苟以一旅之师，出蒙古向贝加尔以冲断其西伯利亚铁道，且封禁东三省之粮食，不使输出俄境，则俄人东西交通之路绝，而极东方面，数十万之军队可以不战而自溃。”对于俄国侵略者，宋教仁一方面主张武力抵抗，一方面则主张用外交手腕进行分化瓦解，“勿畏吾无战之力也，俄人所恃者，与德之同盟。近者法方以德俄协约，故不快于俄，吾苟能善用外交操纵之术以去其援助，则俄人将有西顾之忧，而东方政策必不敢肆。”
宋教仁的爱国主义，不仅表现在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揭露和鞭挞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间岛问题》一书的写作。间岛，并非海岛，是朝鲜语“垦土”的译音，后转译为“垦岛”、“韩岛”，又转译为“间岛”（Kanto），其地理范围，大体相当于今天我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之大部。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俄国势力退出北满，日本帝国主义则借韩人（朝鲜人）！越过鸭绿江到延吉一带开垦荒地为名，到我国延吉一带设立了什么“间岛派出所”，企图长期霸占我国美丽富饶的延吉地区。当时日本《报知新闻》、《每日电报》、《朝日新闻》等大造舆论，说什么“间岛者，全然韩国之属地……。”它们的目的，就是要为日本把延吉地区占为殖民地制造口实。此时正在东北联络“马贼”的宋教仁得知这一消息后，义愤填膺。他怀着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民族正义感，到处调查访问，翻阅历史典籍，用充分的历史事实，说明间岛地区自周秦以来一直是中国设官管辖的范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特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与朝鲜民族亦无丝毫之关系。”宋教仁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盖间岛者，实中日俄三国势力接触之缓冲地带，而具有控引东西临制南北之潜势力之要区也。”日俄战前，俄人曾“自珲春西上，据芝丹城，分兵屯守帽儿山南北，招抚马贼，四出侵略。……今也，日人乘俄人败退之余，因中国放任之势，思欲伺阅抵隙，割而有之，其用意所在，非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日人之谋间岛，其目的既在北满洲之侵略”，日本在间岛一带筑路开矿，是想西渡日本海，到其控制的朝鲜东北部的清津，以把我国北满变成一个“新日本”，这是日本与沙俄争夺、角逐我国东北的捷径。当宋教仁回到日本，将《间岛问题》书稿写成后，日本政府想以五千金购买该书底本，宋教仁坚执不予。北洋大臣袁世凯得知此书，电召宋教仁回国，并打电报让驻日公使馈酬金二千元，宋教仁“不受，驻日使固强之，先生（指宋教仁——引者）随散之留学之困乏者，且谓吾著此书为中国一块土，非为个人之赚几文钱也。”当慈禧太后欲赏之以四品京官时，宋教仁也慨然拒绝：“吾本革命党人，乌能为清政府官，但能为祖国尽力者，生死以之，不愿为官也。”日本政府和清朝廷都如此重视《间岛问题》一书，这表明它确实击中了日本侵略者企图借间岛问题实行侵略扩张的要害，对于捍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宋教仁不为金钱和高官所诱，表现出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高尚革命情操，更是令人钦敬。《间岛问题》一书，为清政府在和日本政府谈判间岛归属问题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论和事实的依据，得到了舆论的正义支持，清政府终于在谈判中取胜，宋教仁的努力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是有功绩的。
《民立报》这个革命党人最有影响的报纸，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确实起到了革命的喉舌作用。宋教仁在此期间发表了很多文章，几乎每天《民立报》上都有他的名字（他的文章以“渔父”之笔名发表）。作为一个卓越的革命宣传鼓动家，他的笔是和群众的革命斗争紧紧相连的。当四川、湖南商民为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为收回路权而掀起罢市斗争时，宋教仁写了《罢市果为善法乎》的社论，认为“通工易事，经济现象之原则也，农三日不如此则馀粟，工三日不如此则枵腹，商三日不如此则百货壅滞。”他说这是一种“困人民之法”，“果欲与政府坚持到底，期得最后之胜利，则须行只困政府不困人民之法，方可以持久而不懈。”他号召进行抗税斗争，“不纳租税，其第一武器也。”他还提出要“不复规规于争路，由消极而进于积极，为四万万汉、满、蒙、回、藏人民首先请命，以建设真正民权的立宪政治为期”，将“数千年充塞东亚天地之专制恶毒”，“一扫而尽”。这就明确地指出了革命的奋斗方向。当革命时机日渐成熟，即将爆发起义的前夕，宋教仁以葡萄牙革命成功的经验为鉴借，指出“革命国所执之手段，亦当以务使现状不致大变动而容易恢复为主旨。约而言之，有三：一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事）；一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一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军队），使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此三者，盖革命成功之原则也。”后来，武昌起义迅告成功，并注意借助于旧政府的军队，可见，宋教仁提出的这些原则，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颇有见地的。然而，宋教仁的这种速胜心理，正是当时革命党人的通病，他们满足于各省的迅速独立，而没有组织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清王朝的反动巢穴——北京继续进军，致使清王朝得以喘息之机，这是革命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市面为之生起恐慌，金融界形势更为紧迫，很多居民和商人持钞票换银钱，市面大有危险之状。宋教仁为此撰文宣传革命党的主张，以稳定上海民心。“无论鄂中革命之势力尚未至于上海也，即已至于上海，然革命党之主义即声言在推覆恶政，出人民于水火之中，断不至有骚扰之事。不观彼等在武汉之举动乎？武汉三镇商民，今日已在革命党权力之下，安居营业，绝无何等之妨害，此不可以推知革命党虽至上海，吾商民固无惊惧之必要乎？况乎其未至上海乎？”武昌起义十天以后，继有湘、陕、晋、赣、滇等省新军起义，分别建立军政府，宣告独立，正如宋教仁所说，“一夫树帜，宣告独立，万方举事，响应如流。”他号召各省人民起来革命，“以数万万同胞，与不满千万之满人竞；以方兴之民国，与运尽之政府争。……倘萎靡不振，坐观成败，不肩扶汉之任，徒表欢迎之情，万一革军不胜，则满人必大杀汉人，使无噍类，灭种之惨，可危实甚！印度波兰之往事，其明证也。时乎不再来，千钧一发，机会不容轻纵。大好男儿，及时奋起，勿使他人独享其成，好自为之。”宋文发表后数日，又有沪、黔、苏、浙、桂、皖、粤、闽诸省光复，革命形势发展之快，出人所料。宋教仁及其主编的《民立报》，对革命建树的功勋是值得称道的。
（三）
宋教仁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优秀宣传家，而且是一个卓越的革命领导者和组织者。1905年7月下旬，孙中山到日本后，到《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宋教仁晤面，宣传联合各省人才成立统一革命组织的必要性，宋教仁立即响应，并与黄兴一起说服华兴会诸同志，加入同盟会。同盟会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分散的革命小团俸联合成统一的组织，使其具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并带有近代政党的性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创举，它标志着具有更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孙中山和黄兴为同盟会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卓著功勋的，宋教仁也为此作出过重大贡献。1905年8月9日，宋教仁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人发起留日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13日正式举行欢迎会，宋任会议主席并致欢迎词，到会者六、七百人，为同盟会的扩大宣传与发展组织是起了不小作用的。在8月20日的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干事（负责同盟会日常工作），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并且是同盟会湖南主盟人之一。后来，他还代理过庶务千事，“在当时实是国父（指孙中山——引者）的左右手，党中有名的健将。”
同盟会成立的时候，中国留日学生总数约八千余人，加入同盟会的不过四百多人，其余多隶名省同乡会。因此如何利用同乡会为同盟会扩大宣传，是当时的重要课题。1905年9月10日，湖南西路同乡会选举宋教仁为各省同乡会的总机关——中国总会馆的评议员，这就使宋教仁具有了公开领导留学生活动的合法地位。在宋教仁还没有正式就任此职的时候，11月初爆发了留日学生反对日本霸占我国东北的运动。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中国留学生的决定，中国留日学生大哗，八千人罢课一天。由于没有统一领导，留学界处于无政府状态。面对这种情况，宋教仁与胡瑛（胡经武）、杨卓林等发起组织联合会，并立即发布自治规则，除相戒不许上课以外，并不许入饮食店、公园、劝工场等公共场所，以免意外事端，还设立纠察员若干，分布各区纠察违犯规则的人。为抗议日本政府无理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决定，陈天华愤而投海自杀，秋瑾、姚宏业也愤而归国。此时保皇派首领梁启超乘机煽惑留学界放弃斗争，使留学界一度发生分歧和动摇。宋教仁认为“此次风潮前固可主张力争，但现已无可如何，于情于理于势，皆不可久持，”遂将联合会解散。这次运动，是同盟会与保皇派争取留学生的第一个回合，宋教仁在这个运动中，能把握主动，擒纵得宜，对革命队伍的巩固和壮大是起了有益作用的。
同盟会成立以后，宋教仁一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努力工作。1907年1月，黄兴要回国内发动起义，孙中山找宋谈话，要他接替黄兴代理同盟会庶务干事，宋当时愉快地接受了。在代理庶务干事的两个月中，差不多每天或隔天“至孙逸仙寓”商量工作，可见，宋教仁是很尊重孙中山的领导的。在东京的几年中，他还曾在黄兴的委派下赴东北联络“马贼”，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为革命积蓄了力量；他还积极领导过和保皇党首领梁启超建立的政闻社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但是，由于同盟会是由几个地方色彩浓厚的革命小团体组合而成，又没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虽然结誓为盟，但时常为一些具体问题而发生矛盾和分歧。黄兴和孙中山因国旗方案而发生的争论，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借日本馈金的处理问题对孙中山的攻击，以及焦达峰、孙武、张百祥等人另立共进会之举，就反映了同盟会内部不团结的因素和组织的涣散。
对于这种情况，宋教仁虽然有过灰心之意，但是并没有真的“避人避世，遁迹烟霞”，他除了和改良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外，还与谭人凤等经常分析革命形势，力谋补救之方。对于孙中山和黄兴在南方边省多次起义失利，他感到继续下去不妥，便召集在东京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研究革命方略，宋教仁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据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两广，此策之又次者也。佥谓上策运动甚难，下策行之而败，且足以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宜决用中策。”他还提出“发难宜居中，不宜偏僻；战期宜缩短，不宜延长；战区宜缩小，不宜扩大”的革命方略，为实现中部革命，他认为“有组织中部同盟会之必要”。宋教仁对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革命方略是符合当时形势的，得到了与会同志的首肯，也是与湖北革命党人的意见一致的（当时武汉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前身群治学社都在积极活动，准备在武汉举事。）在这次会议上，大家议决在上海设立中部同盟会，并推谭人凤赴香港，“商之黄兴，时兴正奉孙总理命谋攻广州，未暇注意及此。”黄兴要谭联络两湖革命党响应并邀宋教仁（已回上海主办《民立报》）参加广州起义，虽然宋谭对在边省起义有意见，但还是抱着对革命胜利的希望，从大局出发而欣然从命了。当黄花岗起义失败，革命力量遭到更大挫折之后，他们愈加感到不能继续在南方边省起义了，“乃益信长江革命之重要，于是人凤教仁与陈其美潘祖彝等会商，定名为同盟会中部总会”，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在长江流域各省建立分会，以实现中部革命的计划。后来被中部总会派赴四川成立分会的吴玉章同志回忆说：“主张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在中国的中部发动革命，而反对在边疆继续搞武装起义，这个意见在当时却是正确的。”
中部同盟会的成立，主要是宋教仁、谭人凤等迫于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而采取的积极措施，当然也反映了宋教仁、谭人凤等对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在革命策略问题上是有些不满情绪的。这在中部总会的宣言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宣言》说：“自同盟会提倡种族主义以来，革命之思潮，统政界、学界、军界，以及工商各界，皆大有人在。顾思想如是之发达，人才如是之众多，而势力犹然孱弱，不能战胜政府者，其故何哉？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何以言之？如章太炎、陶成章、刘光汉辈，已入党者也，或主分离，或事攻击，或如客犬，非无共同之计划有以致之乎？而外此之出主入奴，与夫分援树党，各抱野心者，更不知凡几耳。如徐锡麟、温生才、熊承基辈，未入党者也，一死安庆，一死广州，一死东三省，非无切实之组织有以致之乎？而外此之朝秦暮楚，与夫轻举暴动，枉抛生命者，更不知凡几耳！……呜乎！有此二病，不从根本上解决，惟挟金钱主义，临时召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这后几句显然暗示了对孙中山的意见。黄花岗之役丧失了大批的革命骨干，同盟会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心灵深处都受了极大的创伤，黄兴事败心灰，悲不欲生，要搞暗杀活动，“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赵声则“气郁身死”，胡汉民“宴处深居，不能谋一面。”此时湖北革命力量却有很大发展，共进会和文学社的队伍急剧扩大，湖北新军中参加革命党的已有五六千人以上，一向和两湖革命党有紧密联系的宋教仁和谭人凤深深感到，同盟会东京本部已经涣散，丧失了对革命的领导能办，南方支部新遭失败，孙中山又在国外，要加强对长江流域革命的领导，要把革命从危败的局面中挽救过来，要负起“党人之公责”，如果只“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正是从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出发，“迫于情之不能自已”，才把早在一年前就酝酿组建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起来。这个组织是在革命处于危机的关头建立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它具有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作用。也正是由于中部总会及其在各地分会的建立，才促进了四川和两湖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才有了辛亥革命时机的快速成熟，才有了武昌起义的胜利。对于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发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无论从“动机”，还是从“效果”来看，都是无可非议的，它是对革命的一大功劳，而不是什么“过错”，更不是什么“搞分裂的独立行动”。
首先，同盟会中部总会本身并没有独树一帜，另立山头，而是置于东京同盟会本部的领导之下，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的。在宋教仁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中，开宗明义：“本会由中国同盟会会员之表同意者组织而成”。“本会定名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本会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在其成立宣言上也明白表示“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既然纲领与同盟会无异，又未另立旗号，只是和孙中山在南方及国外所建分会一样都是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当然不能斥之分裂，这和陶成章、章太炎、刘光汉等公开扯起光复会这面分裂之旗是完全不同的。针对同盟会出现的分裂活动，宋教仁、谭人凤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中提出“机关制取合议，救偏毗、防专制也。”“举义必由总部召集各分会决议，不得抱野心，轻于发难，培元气、养实力也。总部对于各团体，相系相维，一秉信义，而牢笼诱骗之手段不得施也。各团体对于总部，同心同德，共造时机，而省界情感之固见，不可有也。”在章程中还明确规定“分会办事方针，须听本部指挥，不得独异”。“除本章程外，分会得自制定详细规则；但须报告总务会，经其认可。”这些措施就从积极的方面杜绝了地方分会专制独断和搞分裂的可能，加强了中部总会的集中统一领导。虽然武昌起义由于偶然情况而爆发，但湖北党人事先还是经常与中部总会发生联系并派人到沪中部总会“请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的。
其次，当时《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第十三条规定，“本会置会长一人，代表本会，总理会务，任免职员，并发布一切法律命令。但暂时虚位以待，将来由总务会议决其时期及选举法选举之。”在7月31日的成立大会上，选出五个负责人，陈英士任庶务，潘祖彝任财务，宋教仁任文事，谭人凤任交通，杨谱笙任会计，会长一职，实际是留待黄兴来充任。黄兴当时尚在香港养伤，他是同盟会在国内的实际负责人，当他收到中部总会同志的信函后，立即复信，对此举大加赞赏：“中部总会列公大鉴：奉读手札，欣悉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连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当时四川保路风潮已经掀起，武汉共进会与文学社也准备联合，跃跃欲试，黄兴看到这革命的大好形势，赋诗一首给谭人凤：“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从黄兴对中部总会的赞扬可以看出宋教仁和谭人凤搞的并非分裂活动。对中部总会的肯定，从孙中山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来，“先是陈英士、宋钝初、谭石屏、居觉生等既受香港军事机关之约束，谋为广州应援；广州既一败再败，乃转谋武汉。”对中部总会精心策划和发动的上海起义，孙中山也作了高度评价：“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由此可见，只要我们对中部总会的宣言、章程以及孙中山、黄兴的态度作一全面考察，就不会得出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搞分裂的结论。
在起义日期问题上，宋教仁、谭人凤等中部总会领导人吸取了以往起义过于急躁的教训，为稳妥计，“定宣统五年为大举时期。”这种估计确实有些落后于形势，但是正如前文所叙，宋教仁是积极撰文宣传革命并努力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虽然成立时间不长，武昌起义便爆发了，但它的历史作用并没有因此而减低，它的历史功绩在辛亥革命史上是占有光辉的一页的。
（四）
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由于轻信胡瑛对湖北形势的错误估计，迟赴武汉，致使武昌革命党人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推举原清军协统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立宪派、原谘议局议长汤化龙被推举为民政部长。当宋教仁和黄兴到汉后，宋教仁马上意识到黎元洪控制领导权的危险性，提出要推举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或为南方民军总司令，以便将领导权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但由于首义各员刘公、孙武、吴兆麟等人的反对，没有实现，最后举黄为战时总司令。当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调兵攻陷汉口后，他看到武昌形势危急，便决意赴南京、上海领导起义，以救武昌之围。在宋和中部同盟会的领导下，上海和南京相继为革命军占领，使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得以告成。
正当袁世凯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阴谋篡夺革命果实迫使革命党人就范的时候，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由于孙中山的威望，革命党人推举他为大总统是众口同声的。但是究竟在政府中采取总统制还是责任内阁制，却引起了争论。宋教仁力主实行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他认为“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按照责任内阁制的原则，总统的命令必须经过内阁阁员副署方可实施，也就是说要通过内阁对总统的权力进行限制，这种法制主张是防止总统专制独裁的正确办法。孙中山则根据他“军政时期”的设想蓝图，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不设国务总理，由总统直接任命阁员，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初建时是有其一定的必要性的。无论总统制还是内阁制，都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体形式，二者并无本质区别，目的都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由于在武汉各省代表已经讨论过实行总统制，所以宋的意见被南京十七省代表会议否决。但有些人却因此诬蔑宋教仁力主责任内阁制是自己想当总理。在南北议和，大总统一职为袁世凯窃夺后，宋教仁为实现责任内阁和议会政治继续积极奔走，又有人诬称宋是想当总理而到处活动。对此，宋教仁处之泰然，他驳斥说：“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实不解。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各国政党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能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这一席话，道出了宋教仁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远大抱负和宽阔胸怀，表现了宋教仁对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热望和信心。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对各部的人选，宋教仁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这再次表明宋教仁是想把领导权控制在革命派手中。后来孙中山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内阁，采用“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使同盟会员基本上掌握了各部的领导权。孙中山原拟任宋教仁为内务部长，后因“府中粤人与遯初不协，恶其豫政，用为法制院总裁。”
南北议和，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迫于当时形势，急于建立民主共和而造成的。正如后来宋教仁所说，当时乃“牺牲权利，急于造成共和统二之时代，故总统可易，参议院可改选，国务员可解散，临时政府地点可迁移，但求达到统一之共和而后已。”正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封建买办势力的迁就妥协态度，才使南京临时政府在历史上仅存在了三个月便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代表袁世凯篡夺了。这充分表明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能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达到彻底胜利。
借助袁世凯的力量，迫使清帝退位，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这是当时多数革命党人的共同心理。但是，宋教仁对袁世凯并不是完全相信的。还在南京临时政府建立以前，他就指出袁世凯是“号召私党，扶翼满族，阳假议和之名，阴为添兵之计。其人本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孙中山在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前，为了防范袁世凯背叛共和，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必须遵令《临时约法》，派遣宋教仁和蔡元培等人为代表，请袁南下就职。宋、蔡到京后，袁世凯制造兵变，为其不离北京老巢制造口实。宋教仁对袁的阴谋是有所察觉的，他说：“目下至京，忽逢大难，此中隐情，定是手段。”后来宋及其他革命党人虽然同意把总统一职让袁并在北京建都，但是并非十分信赖地将一切权力都交袁，听袁摆布了。在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一职后，立即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在内阁成员中，“外交、内务、财政、陆、海军重要各部，均属北方旧人”（即陆徵祥长外交，赵秉钧长内务，熊希龄长财政，段祺瑞长陆军，刘冠雄长海军），“南方只得教育、司法、农林、工商不甚重要各部”（即蔡元培长教育，王宠惠长司法，宋教仁长农林，陈其美长工商）。这种人事安排，使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大为不满，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和袁世凯进行斗争。当袁世凯无视责任内阁制原则，拒绝内阁副署而擅自发布命令的时候，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等以辞职表示抗议。宋教仁退出内阁后，决定“以政党为号召，在选举时争胜”，和袁世凯斗。他说，“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显然，宋教仁对形势估计过于简单了。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那样的国度里，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是实现和巩固民主共和的重要途径。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不彻底，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军阀窃夺了政权，虽然宋教仁对此也表示不甚满意，然而他只看到了清王朝这个“腐败房屋”被推倒了，而没有看到“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一块空招牌，新瓶装旧酒，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并没有改变，封建专制之根蒂还是很深固的，根本没有得到彻底的破坏和改变，而资产阶级则如幼嫩的禾苗，力量十分弱小。在政府大权被袁世凯窃夺，民军基本上被遣散净尽的情况下，想用“政治见解”即议会道路和政党政治的办法去和袁世凯斗争，固然是一种力图有所进取的积极措施，然而客观形势决定了这只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同盟会虽已成为公开的政党，但是战斗力远不如以前，而且内部已经开始分化。章太炎与同盟会脱离，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又与立宪派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等联合成立了“统一党”；湖北的同盟会员孙武、蓝天蔚、刘成禺等，拥戴黎元洪为首领，以湖北人为中心，组织了“民社”；后来，“统一党”、“民社”及籍忠寅等的“国民协进会”，合组成“共和党”，成了袁世凯的御用党。此外还有“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等，“大小党团纷见杂出，离合无定。”而袁世凯则利用这一错综复杂的局面，拉笼与党，结成抗衡革命力量的势力，并通过共和党时常联合一些小党，在议会上扼制同盟会的主张。在这种极为被动的局面下，同盟会怎么办呢？当时出现了不同意见，“中山先生主张退为在野党，对政府进行监督。宋却主张联络原与同盟会有关系的党派，合并改组成一个大党，先在议会中获得优势地位，然后组成以政党为基础的责任内阁，积极前进而不是消极后退。黄克强和多数党人赞同宋教仁的意见，汪精卫高唱‘六不’，自鸣清高，胡汉民回任广东都督，中山先生只好听凭宋教仁去进行。”1912年8月，在征得孙中山和黄兴同意并有孙黄参加成立大会的情况下，宋教仁把同盟会与国民共进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为一，成立了国民党。宋教仁高兴地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虽然孙中山被推举为国民党理事长，黄兴被选为理事，但是孙黄都决意脱离政界，从事实业建设，所以宋教仁以代理理事长的地位，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自此以后，他就以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才华，活跃于中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
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政权为袁世凯篡夺后的一种补救措施。宋教仁想通过造就一个强大的国民党来与当时在地方上还势力颇大的立宪派抗衡，以便控制内阁，约束袁世凯，这无疑是一种积极行动。当时孙中山已经退出政治舞台，想搞十万英里的铁路实业计划；黄兴也解除了南京留守职务，想搞矿业开发；章太炎则和立宪派一个鼻孔出气，鼓吹什么“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在同盟会战斗力减低、处于分散瓦解的情况下，宋教仁将其改组为国民党，勇敢地挑起了和袁世凯斗争的重担，这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是难能可贵的事情，想继续前进总比那些停滞不前或倒退的行为好得多。但是必须看到，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纲领较同盟会退步了，比如将“平均地权”改为模糊不清的“注重民生政策”，把同盟会公开后主张的“力谋国际平等”改成“维持国际和平”，把“男女平权”也给取消了。为了扩张党势，俯就被拼合的他党，把党纲变得温和，与其他党派几乎无多大区别，这就大大减低了同盟会的革命性。非但如此，同时也使党的成员复杂了，“许多人不仅不知三民主义为何物，并且醉心利禄的官僚分子亦多摇身一变，混入国民党内。”因此，就连宋教仁多年患难与共的战友谭人凤也对此表示不满：“吾当日对于国民党，始终置身局外，不表赞成，在京在湘，且以狐群狗党目之。”
两党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常见的政治体制。这两党，都是资产阶级政党，它们互相竞选，争夺领导权，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列宁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度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这种两个政党的斗争“对人民群众没有多大意义”。“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宋教仁当然不能，也不司能懂得这个道理，而恰恰相反，是把自己的全部政治理想寄托于此的。他早在日本的时候，就曾经广泛地研究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向往，现在面对袁世凯大权在握，咄咄逼人之势，使他更加感到唯有在初生的中华民国里造成两党制的政治局面，才能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才能对袁世凯有所制约。他的这种美好的愿望，无疑是积极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希望自党发达，同时并希望反对党亦发达，能至旗鼓相当而后已。”实质上就是要争取国民党在改选后的参议院和众议院中占有压倒的多数议席，并进而使国民党以国会多数派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掌握政权。“宋教仁和其他党内同志都主张：将来的正式总统，虽可继续选举袁世凯，但是政治大权应归内阁；而内阁必须由本党以国会多数派来组织，才能根据约法发挥政党的责任内阁制的作用，使国家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轨。要实现这一目的，则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办一次胜利的选举。”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宋教仁借回乡省亲之机，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到处发表演说，宣传国民党的政见。他说：“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可以自信，如若遵照总理孙先生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一定能够取得人民的信赖。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宋教仁的演说，博得了各界人士的称赞和同情，结果不但他在湖南以百分之百的票数当选为参议员，而且也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议席。众议院总额596名，国民党占议席269名，共和党占120名，统一党占18名，民主党占16名，跨党者147名，无所属者26名。参议院总额274名，国民党占议席123名，共和党占55名，统一党占6名，民主党占8名，跨党者38名，无所属者44名。无论是在众议院还是在参议院中，国民党都取得了占有压倒多数的议席。这种情况表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造成一个大党和争取多数议席来说，是成功的。“故当时的国民党员，无不欢欣鼓舞，宣传组织国民党的一党内阁，而以宋教仁为内阁总理。”就宋教仁的活动能力、在国民党内的威望及其在社会上的影响来说，他当选为内阁总理是完全可能的。宋教仁的风云一时，气得袁世凯咬牙切齿。宋教仁虽然对袁世凯的两面派嘴脸有过评判，他的朋友们也多次提醒他提防袁世凯的暗杀，然而他却处之泰然，毫不畏惧，继续在沪宁杭一带发表演讲，宣传政党内阁的必要，加强党内同志的团结和信心。但是他没有想到袁世凯这条政治恶棍此时已气急败坏，对他伸出了罪恶的魔掌。正当宋教仁舍生忘死，在欢庆国民党胜利的锣鼓声中准备登车北上组阁的时候，袁世凯狗急跳墙，向他发射了仇恨的子弹。
袁世凯所以必置宋教仁于死地，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这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是个危险的信号。宋教仁当时是国民党最有号召力的领袖，这是袁所以要杀宋的重要原因。另外，从宋教仁《间岛问题》一书的写作到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袁世凯都很尝识宋的才华，他曾两次用金钱收买宋，可是宋不买他的账。宋教仁以自己可贵的操守和出众的能力成为袁世凯最忌恨的政敌，这也是袁世凯必然要置宋教仁于死地的重要原因。
（五）
宋教仁这个决心“要使吾中华民国，雄飞大地，西凌乎欧美，而东驾乎瀛海扶桑”的英年有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之死，是初生的中华民国的重大损失，孙中山闻讯非常沉痛，在给宋教仁的诔词中写道：“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确实，在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宋教仁是以博学多识尤其是在法制方面为中华民国作出重大建树而出类拔萃的，就连他的政敌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他是“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他在东京留学从事革命活动时，就非常留心研究各国法律制度，注意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如果说孙中山根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首先提出了要在中国推翻封建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并提出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法制原则作为中华民国宪法蓝本的话，那末，宋教仁就是中国近代史上实现法制的开创者和具体实行者。
法制，其本意就是“法律”和“限制”，中心要旨就是以法律来限制权力，要使人们的行动受法的约束。在阶级社会里，法制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维护其统治秩序的法律制度。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是资产阶级宪法的重要原则。三权分立的学说最先是由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提出来的，后来由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孟德斯鸠加以发展和完善的。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权力至高无上，他的话就是法律，孟德斯鸠勇敢地向这种封建专制独裁挑战，他认为：“当立法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那么，如何防止这些弊病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所谓以权力约束权力，就是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互相分立，互相制约。孟德斯鸠的学说，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是起过进步作用的。宋教仁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制思想，非常重视宪法的作用。他说，“宪法者，人民之保障，而国所以赖以立也。专制之异于共和者在是，同胞之为奴隶为主人亦在是。我先烈之丧元断腽，流血成川，所争者共和政体。而良宪法，又共和政体之所托命也，是我先烈流血成川以争者，亦惟良宪法而已。”因此，他为在中国制定一部良宪法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在封建皇帝统治下，只知道君主专制，根本不知道什么宪法。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欧风美雨进入中国大陆，很多知识分子感到要救亡图存，必须学习西方文明国家的立宪制度，改命弊政，于是有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戊戌维新运动，这是我国立宪运动的萌芽阶段。但是就是这个稍稍注重民权而仍保护君权的君主立宪运动也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血醒镇压。戊戌政变以后，革命怒潮屡起屡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有加无已，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也矛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深知要保持自己的统治，必须打起伪立宪的旗号。于是在1905年派载泽等五大臣赴日、美、英、德等国考察宪政，1908年宣布以九年为立宪预备时期并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个大纲虽然允诺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星点权利，但它从根本上抛弃了资产阶级宪法中“主权在民”的原则，露骨地肯定了“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和“总揽统治权”的君主专制原则。对这种“立宪”，孙中山斥之为“谋中央集权，拿宪法做愚民的器具。”到宣统嗣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立宪派对宪政的呼声也更加强烈，他们发动几次全国性的大请愿，哀求清政府召开国会。清政府在人民革命斗争的压力下，为了拉拢立宪派，被迫下诏定宣统五年召开国会。武昌首义的胜利，根本动摇了清朝的统治，这时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对宪政作了更大的让步，被迫颁布了《十九信条》。这《十九信条》中虽有“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的条款，但对人民的权利则只字未提，实质和《钦定宪法大纲》一样，都不过是欺骗人民，抵制革命，为其永久实行君主专制作掩饰而已。
对于清廷的伪立宪阴谋，宋教仁在报刊上多次撰文进行揭露和谴责（前文已述），他不为清廷的虚假立宪所迷惑，而是为制定一部良好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宪法，为在中国实现民主和法制而奋斗。在黄花岗起义的时候，他任统筹部编制课课长，负责草拟文告、约法及中央地方制度；武昌起义后，在武昌湖北军政府起草过《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在南京临时政府任法制局局长期间，参加过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订工作，“临时政令，多出其手。”《临时约法》这个民国初造的第一个根本大法，彻底否定了清廷的《宪法大纲》和《十九信条》，为在中国实行民主和法制制定了很多有益的措施。毛泽东同志指出：“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北京政府成立以后，宋教仁一直为制定一部完整的宪法而努力斗争，他力图通过责任内阁制和宪法来约束袁世凯的权力，防止袁的独断专制，这不是他的“过”，正是他的“大功”。他任农林总长一职，“以非己所长，不克展布，然既在职，拟定边境开垦移民殖林诸法律案，及外蒙设垦总管府，内蒙满洲设垦殖厅诸官制案，注意实边保境诸大计。”宋教仁为建设一部良好的宪法而斗争，是武装推翻清朝政府以后，继续向封建专制的冲击，约束袁世凯的斗争也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实行法制，在当时无论对巩固初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发展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宋教仁从事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民主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可是大总统一职为袁世凯窃据以后，袁并没有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行事，而是安插私党，实行封建独裁的老一套。宋教仁对此十分不满，他说：“今革命之事毕矣，而革命之目的则尚未全达，是何也？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他看到，“民国成立，已届年余，而政治之纷扰，无一定策画如故也，政治之污秽，无扫荡方法如故也。以若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司能，亦不可望矣。”因此，他提出：“吾人今日所负责任，当继是进行，以赴吾人大革命最终之目的，努力从事于良政治之建设，而慰国民望治之热心，则所不能辞也。”在他著名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提出了具体的政治主张。在政体方面，主张单一国制；主张责任内阁制；主张省行政长官由民选制以进于委任制；主张省为自治团体，有列举立法权；主张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在政策方面，主张整理军政；主张划分中央地方之行政；主张整理财政；主张整理行政；主张开发产业；主张振兴民政；主张兴为国有交通业；主张振兴教育；主张统一司法；主张运用外交。这些主张，都是符合资产阶级法制原则的，都是巩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在这些措施中，择其要者有三：
一是要造成名符其实的责任内阁制，以限制袁世凯。“今吾国之现行制，责任内阁制也。然有责任内阁制之名，而无责任内阁制之实，故政治因之不举。”为什么“无责任内阁制之实”呢？其原因就是因为袁世凯的破坏，所以宋教仁再次强调，“将来宪法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并主张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担负责任。凡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要造成名符其实的责任内阁制，必须造成强有力的政党内阁，“盖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而完全政党内阁则非采用此法不能容易成立也。”
二是反对实行中央集权制，主张地方自治，让人民直接参与政权。“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治之地方分权制亦不宜，谓宜折衷，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制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
三是主张统一司法，健全法律机关，改善监狱制度。“司法为三权之一，亟宜统一。其今日统一方法：一曰划一司法制度，各省司法制度，并不一律，宜实行四级制，使各省归于统一，其未设裁判所地方，亦须增设；一曰养成法官律师，盖增设裁判所，则今之法官尚行缺乏，一面养成法官，并设法保持法官地位，俾司法得以独立，一面养成律师，以保障人权；一曰改良监狱，中国监狱制度极形野蛮，今宜采仿各文明国监狱制度，极力改良。”
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制的反映，都是反封建的重要措施。宋教仁说，这些主张，“苟本是锐意进行，则良政治可期，国利民福之旨可达。”他乐观地预见，“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确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是在吾国民之自觉之而自为之耳。”在他被害的前一天，他还在宣传“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可见他对法制的信念之深。
列宁指出：“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向袁世凯妥协交出政权以后，宋教仁试图用一纸约法来限制袁世凯，以保卫和巩固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这在当时是有进步作用的，但它毕竟不能补救因交权而造成的严重损失。已经窃取印把子的袁世凯是决不会依法行事的，他的上台，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结束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开始，这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宋教仁为浇灌中华民国这个东亚大陆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幼苗，费尽了心血。当他被刺以后，他很内疚：“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然而，他没料想到刺杀他的凶手就是他的政敌袁世凯所指使。在弥留之际，他还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他之所以为宪法而流血，固然是因为他有在中国实行民主和法制的献身精神，但是也应看到他过分地信赖宪法手段和对袁世凯进行了错误的估计，他没有看到广大工农民众的力量，这是他力单身孤的重要原因。“从唐绍仪内阁到赵秉钧内阁，这种约法上的工具，全成废物。所以全成废物的原故，就是因为法律制度的背后，没有民众拥护的力量，民众并不知道这种法律制度是他们的生命所托，应该出力维护的。当时的党人，只知道要造成责任内阁制，须造成拥护内阁的政党，不知道拥护内阁的政党，还要有民众站在它的后面去拥护它。”脱离广大工农群众，这不是宋教仁一个人的过错，而是与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弱点。
宋教仁效法西方资产阶级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原则，想在中国推倒满清王朝以后，根除人治，实行法制，开辟一个“以法治国”的新局面。他在中华民国初创时期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大胆尝识，为中国开创了民主和法制的第一章，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创举。宋教仁和他的同志想通过宪法的力量和责任内阁制来约束和限制袁世凯的统治，以便更好地体现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但是，由于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使宋教仁民主和法制的良好愿望和勇敢实践没有成功。尽管如此，这仍然是宋教仁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贡献。值得指出的是，宋教仁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估计不足，对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还抱一定程度的幻想，加之他的最重要的、能发挥重大作用并有很大号召力的战友和革命领袖孙中山与黄兴此时都离开政界，去搞实业建设，没有及时地给宋以有力的支援，使他基本上是孤军奋战，因此袁世凯趁机下了毒手。
暗杀宋教仁的枪声，使革命派受到极大的震动。孙中山立即发动“二次革命”，向袁世凯宣战。当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自食其“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之言、破坏《临时约法》、登基称帝时，早已厌恶封建专制、向往民主共和的亿万民众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又发动了规模浩大的“讨袁战争”，袁世凯仅仅作了八十三天的洪宪帝梦便在人们的唾骂声中一命呜乎了。宋教仁的血没有白流，它把他的同志们从对袁世凯的幻想中唤醒，它激励了同志们继续为民主和法制而英勇奋斗，它缩短了袁世凯的政治生命而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在中国推翻封建专制、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洒热血、抛头颅，历尽艰辛。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绞杀下，资产阶级革命惨痛地失败了。很多象宋教仁这样的卓越革命家为民主共和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些英雄志士，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历史证明，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身上。只有无产阶级在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广大农民群众，才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宋教仁无疑是我们怀念的伟大人物之一。宋教仁以他年青的才华贡献给了中国的民主事业，他作为卓越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其英名镌刻在中华民国的开国史上；他作为中国近代民主和法制的先驱，将永远为人们所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