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团结了一大批为革命英勇奋斗的骨干分子，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革命领导核心，谭人凤是这个核心的重要成员。从1904年加紧在会党中进行活动，发展组织，准备响应黄兴、宋教仁、马福益等谋划的省会长沙起义，到1920年4月病逝的十六年时间内，他参与策动了一系列反清起义。他反对同盟会内部的分裂，维护革命派的团结，联络各地会党与党人，在反对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北洋军阀的专制独裁和维护民主共和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表现出了面对失败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彻底的革命精神。
一、奔走联络，参与策动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推动民主革命的发展进程
青少年时代的谭人凤曾致力于科场功名，在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于1896年在本村创办“福田小学”，仿照“泰西教法”进行教育改革，常读《时务报》等新学书刊，有报国之志。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谭人凤认识到维新不足以救国，遂立志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之中。
1904年，谭人凤联络洪门会党，开展反清革命。他奔走于辰州、沅州等地，并派员去湘南的衡州、永兴、郴州、桂阳等县联络。数月之间，湖南各地的会党“皆乐听命”，其势力弥漫于全省。1905年10月助宝庆党举事，未遂。这时传闻宝庆官方将派兵勇到乡里来拘捕，经过亲友殷勤相劝，才于1906年春离开县境，经宝庆到长沙，在新化中学堂任监督。同年11月逃亡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组织的同盟会，并且很快成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
1906年，萍、浏、醴起义爆发，谭人凤与周震麟、洪春岩、宁调元、胡璞等受同盟会委派，回国密谋响应。事败，于1907年初复返东京，入法政学校学习。回国后曾先后奔赴广西、云南、香港，参与策动一系列反清起义。
1907年12月，镇南关之役爆发，孙中山偕黄兴、胡汉民等亲临阵地参战。谭人凤得到民军占领镇南关的消息，立即偕同志前往参战，以遂平生之志。他们到达时，战事已结束，民军早已撤走，满腔希望，顿化烟云。黄兴此时正苦于子弹缺乏，因谭人凤与广东钦廉道道台郭人漳有旧交情，便托他往郭处求接济。谭人凤赶到郭人漳处，郭认为革命军事败，态度忽变，竟然悬赏捉拿他。谭人凤脱离虎口，跑到广州，转回香港。在港看到报载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起兵于河口，清军望风而溃，便情不自禁地割须改装再往，到那里又是烟消云散了，空跑一趟，败兴而归。
1911年广州起义时，谭人凤从香港到广州，见黄兴装束已定，正在分发子弹。他立刻告诉黄兴：“香港党人来不及赶到，要求缓期发动。”黄兴顿足说：“老先生毋乱军心。我不击人，人将击我矣！”谭人凤记述当时情形说：“余乃整装向克强索枪。克强忽平心静气曰：先生年老，后事尚须人办。此是决死队，愿毋往。余曰：君等敢死，余独怕死耶？克强知余志不易夺，乃以两枪与之。误触机子，发一响。克强将枪夺去，连声曰：先生不行，先生不行！即派人送余返竟存（陈炯明）家。余时断愧已极，盖恐事由我败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汉口战事吃紧时，谭人凤乘轮船回到湖南，敦促湘军出兵援鄂。在新军出发前的誓师会上，当场写出“湖南子弟善攻取，手执钢刀九十九；电扫中原定北京，杀尽胡人方罢手”的军歌一首，激励士气。汉阳告急，他于当晚策马至援鄂湘军营中励兵。由于清军的反扑，至11月底，汉口、汉阳相继失守，武昌危于垒卵。12月初，黄兴去沪，黎元洪避走城外，谭临危受命，出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节制武昌各军及各省援军。他身先士卒，“冒风雨霜雪”，“昼出洪山，夜归武昌”，指挥各军同仇敌忾，严加防守，使清军不敢越雷池半步，从而保卫了革命的首义地武昌，稳定了革命的大局。黄兴尝赞曰：“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章太炎亦评曰：“当是时，微君武昌几殆”。
二、协调同盟会内部关系，力促革命重心的转移，促进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中国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及全国十八省的革命志士所组成，他们来自不同阶层，集结在反满民族斗争旗帜下，因此内部有种种思想分歧和争执，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随着形势的发展，同盟会出现了种种裂痕。但曾为华兴会重要成员的宋教仁、谭人凤总是竭力劝说，顾全大局，并力排众议，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建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把革命的重心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了新高潮。
（一）在同盟会内部分歧明显、矛盾突出时，极力维护孙中山，反对分裂
谭人凤自从加人中国同盟会之后，就一直跟随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当有人明里或暗里攻击孙中山先生时，他总是站出来为孙先生辩诬，他说道：“中山本中国特出人物”，“光明俊伟，敝履尊荣，百折不挠，尽忠主义，求之世界人物，又岂多得者哉！”当孙、黄因政见不同而发生分歧时，谭人凤总是从中调解，使之团结一致。1907年秋，原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借机在南洋各埠宣扬光复会复活，露骨攻击孙中山，黄兴则“逐条辩护，从事凋停”，谭人凤也“驰函劝顾大局”。八月，孙武、张百样等因孙中山将活动经费主要用于南部地区，而决定成立共进会与同盟会分道扬镳时，谭人凤也“竭力劝说，反对他们的作法”。
（二）在广州起义准备阶段，联络党人，以大局为重，坚决执行总部各项命令
1911年2月4日，谭人凤应黄兴、赵声之邀，由东京抵香港，当天晚上和黄、赵商谈广州起义计划。他认为两湖地当冲要，非先示机宜不可。可见，谭人凤对在南方地区发动起义不易成功这一点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但既然组织上已做出决定，他们还是坚决执行，并将原来进行中的筹备工作搁置下来。尔后，他接受黄兴命令从香港到武汉联络革命。在武汉，谭人凤当众讲明此行联络的目的是“以便联成一气，一致响应广州”。他说：“余奉黄克强同志命，察看长让流域革命近况。并报告紧要消息。因黄同志与胡展堂（汉民）、赵伯先（声）诸兄均在香港，备省同志毕集，决定今春在广州起事。南京、九江已有联络，两湖尤关重要，希望急起响应”。显然是告知武汉革命党人广州起义的计划，希望相机策应。2月间，谭人凤偕刘承烈到长沙，在路边井某日本旅馆召集同志开会，在会上报告说，黄兴鉴于往者以会党、新军或防营谋举事，往往丧失机宜。乃改由吾党同志自行发难，而以防营、新军为应援。决定于农历三月间在广东起事，湖南当立即响应。
（三）在全国革命形势日趋成熟时，与宋教仁等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实际担负起指导长江中下游革命斗争的重任
从1895年广州起义开始，直到1910年的新军之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活动的地点、起义爆发的地点基本上在原兴中会老地盘——两广和云南一带。应该说，在革命兴起初期，从群众基础和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来看，孙中山制定以南方为战略重点的军事路线是有理有利的。但是，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腐朽衰弱和全国革命形势的成熟，如仍限在边陲地区发动群众，组织起义，就不易联络全国革命力量以汇成冲天的燎原烈火。随着长江中下游各省革命形势却日臻成熟，部分同盟会员感到应加强长江中下游地区革命的领导。宋教仁指出：“武昌襟带吴、楚，东下可以制长江之命脉，西上可以杜川、湖之门户……今日天下之形势，重在武昌。”谭人凤也主张：“从武汉着手，那边新军运动，很有基础，应该在那里设立总机关，督促进行。”这固然是由于他们看到湖北地理军事形势有利革命，但更重要的是孙中山的历次南方起义相继失败的严酷事实使他们清醒。1910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又败，谭人凤看到“广州非用武地”，赞同宋教仁提出的要成立一个专主长江流域的革命机关，指出应“转向江汉，集中部同盟会”。1911年黄花岗七十二英烈的鲜血再次说明：不能仅局限在南方地区发动起义！原酝酿在中部发动起义的同盟会员更加坚信长江革命的重要。
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谭人凤当选为总务会议长，掌管党务和交通部（军事联络）工作。8月2日，总务会干事又公推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此后，谭人凤奔走于长沙、武昌、九江间，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并成为黄兴的联络人，推动了长江流域革命形势的发展。
三、坚持彻底革命，反对南北议和，反对帝制复辟和专制独裁，为维护民主共和进行不懈的斗争
坚决反对南北议和及优待清室。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等人迫于清军的压力及受袁世凯花言巧语的蒙蔽，决定实行南北议和，将胜利果实拱手让人，并接受清室退位的种种优惠条件。对此，谭人凤表示坚决反对，主张挥师北上，直捣虏庭，彻底革命。他向孙中山指出：南北议和“实堕虏计而懈士心”，是“大错特错”的；对待清室的优惠条件，“貌似文明，实伏乱源，窃不可取。”他认为孙中山的退让和辞位，是祸国殃民之举。谭人凤和当时不少人都认为，多少仁人志士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掷无数头颅，流无量颈血”才推翻帝制、赢得共和，“总统可让，留守可辞”，但“独裁之专制则断不可使复活”。因此，督促孙中山“阁下虽不自为计，亦宜为中国苍生计忧危”。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虽未被采纳，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并对其后的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策动谭延闿“反袁独立”。1913年3月10日，袁世凯授谭人凤陆军上将衔及勋章，谭人凤极力推辞并不接受。宋案发生后，谭人凤离开北京到上海，主张遣使促湘、粤、滇三省独立，再檄各省同兴问罪之师。在这以后，他往北京见袁世凯，往武昌见黎元洪，想进行调整，结果又是枉费心机。民国2年（1913）年7月，孙中山等发动以讨伐袁士凯为目标的“二次革命”，坚决主张联络各省“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谭人凤奉黄兴之命自上海返湘，与谭延闿面商，告以南京将宣布反袁独立，届时湖南应迅速响应。经过谭人凤一番策动，多数下层党人奔走呼号，谭延闿见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得不于17日召开全体会议，用省议会名义发出通电，宣布湖南独立。
坚决反对袁世凯帝制和张勋复辟。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后，心犹不足，又于1916年元月称帝，对此，谭人凤愤慨至极，他一面致函各地革命党人，反对袁氏称帝，一面四处联络，奔走呼号组织反袁队伍。他在《为彻底解决国是问题致蔡锷函》中说：“比闻大纛人川，首伸讨贼之义，逆军扰败，关辅震动，粤湘继起，南服景从，中原父老，望君如岁，幸甚，幸甚。”他表示：“仆马齿已长，繁霜在须，而健步善饭，雄心未已。一息尚存，当提挈同仇，身当前驱，有死无二。以佐吾子，永奠山河。”足见对袁氏痛恨之至。1917年，张勋又拥清帝复辟，谭人凤亦奋起反击，他指出：“徐州督军张勋拥兵捣乱，众所恨之。”“特为国家计，为世道人心计，似不宜任此狂徒无忌也。”他的这些文告和活动，对于唤醒民众，组织革命力量，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坚决反对段祺瑞的假共和，维护《临时约法》。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他积极联络党人，坚持维护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护法运动时，常有函电勉慰护法各军及有关同志，其间曾一度往来于闽粤间，联络党人，维护法军政府。
综上所述，谭人凤是孙中山领导核心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他从1904年加紧在会党中活动准备响应长沙起义起，到1920年病逝前，参与策动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坚决反对南北议和与优待皇室；坚决与同盟会内部的不和谐因素做斗争，尽心尽力维护革命党人的内部团结；坚决反对袁世凯、段祺瑞的专制与独裁，反对袁世凯和张勋的帝制复辟，充分体现出了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不屈的斗争精神，有力促进了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