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通过征引正史、地方志、杂著、别集以及史志类著作以及思想史、文化史等有关文献，对陶澍的生平、作品、思想作出考察。
第二章介绍《靖节先生集》的成书与流传，考述其成书过程，并且介绍现存版本情况。
第三章介绍校勘成果，首先介绍《靖节先生集》的底本与参校本，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其校勘情况的考察，分析陶澍所运用的校勘原则、校勘方法及其所取得的成果。
第四章主要考察陶澍注陶集时所采用的注释方法。运用比较分析与归纳的方法，考察陶澍注释陶集的特点。首先，通过例证说明陶澍受乾嘉学派的影响，沿用了传统的训诂注释方法。其次，《靖节先生集》正确把握陶集诗文内容和艺术形式，能够准确阐明诗意，阐释诗文艺术风格。再次，陶澍的《靖节先生集》作为清代具有总结性质的一部著作，对以往注本的错误之处进行了纠正，他引用各种材料、进行多方考证，力图使其尽善尽美，并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启发了后世学者。最后，陶澍注本继承了李公焕开创的对陶集版本的集注和集评的方法，通过注陶，把集注，集评之风推向了顶峰，使得《靖节先生集》成为注释最为详备的一部著作。本文力图立足在陶澍注陶的文献基础上，吸收前人对注陶研究的成果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对陶澍注陶作出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
结语部分总结了陶澍注《靖节先生集》的价值和特点，并指出其某些缺陷与不足。
前言
本论题题目为“《陶澍〈靖节先生集〉研究》”。众所周知，陶渊明是东晋著名文人，历代都有不少注本传世，本文选取清代嘉、道年间人陶澍所集注的《靖节先生集》十卷（附《年谱考异》两卷）进行研究，力图对其注释方法和特色及其价值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对陶澍治学的特点以及集注陶集所取得的成绩做出分析与概括。
关于《陶渊明集》的注本，可谓汗牛充栋，有汤汉注本、李公焕注本、何孟春注本、黄文焕析义本、吴瞻泰注本等等，然均不能称之为完善。陶澍注本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四部备要书目提要》称：“（《靖节先生集》）系清安化陶文毅谢所辑。……所辑各注，大致以汤文清、李公焕、何孟春三家为本。……其字句异同……择善而存，义可两存者，但云某本作某，去取从违，不参己见，亦深合辑书体裁。诸家评陶，均关作者旨趣，荟萃成编，尤便检览。年谱以王雪山质、吴仁杰斗南所著之谱，并列于前，仿张绩季长辨证先例，参考宋、元以来诸家所说，别为考异，于靖节出处之际，钓游之所，搜讨极为详核。故自来编靖节诗文集者，通行之本甚多，当以此本为最完善。”“以汤汉注《陶靖节诗注》四卷最先，以陶澍注《陶靖节先生集》最精辟”。陶澍生活于清代乾、嘉、道时期，对陶渊明十分仰慕，他在萧统《陶渊明集》的基础上，辨伪和校理书目，将后人所编的作品辑为副集，以资区别，并集各家注释之长，解释词义，疏通句意。并且精心汇集了历代名家对陶著的各种评论230多条，对陶渊明的诗风和人品进行了分析比较。总之，陶澍对陶渊明的诗文整理做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其在校、注、评、考等方面都成绩突出，大大超越了前人。后代学者对陶渊明的研究，多以其为范本。陶澍的集注和《陶靖节年谱考异》是陶渊明研究中的一个里程碑，至今仍发出奇光异彩。
陶澍的注释方法，体现了清人治学的特点，尤其是乾嘉学派的特点。但是，由于陶澍死于鸦片战争之前，处于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两个时代之间，是过渡时期的“临界”人物，容易使人们忽视他的地位和作用；再加上陶澍著作没有得到很好整理，散失很多，所以学术界对其研究力度不够。近年来学者们才陆续开始对陶澍进行研究。然而由于陶澍主要是一位改革家，是大政改革的主持者，所以研究者往往重视其在政治与事功方面的的成就，而对其治学方面的成就重视不够，今人研究不够，这是颇令人遗憾的。当前，论及《靖节先生集》一书的，只有少数论文涉及：如王一鄂的《陶澍的陶渊明研究》、邓新跃的《陶澍的陶渊明研究述评》，此外郭绍虞《陶集考辨》、袁行霈《宋元以来陶集校注本之考察》、穆克宏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八百种古典文学著作介绍》也有一些相关的资料介绍。
然诸家所论述者，或是评述了目前研究的情况和方法，或是对其版本的考述，或是对其基本资料的介绍，而对于陶澍注本的的具体内容、注释方法和特色以及陶澍注本的意义和价值并未展开深入而细致的探讨，更未论及陶澍的学术思想的形成以及学术思想对其注释方法的影响。鉴于当前的学术现状，本文就力图对其注释方法和特色及其价值和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对陶澍治学的特点以及集注陶集所取得的成绩做出分析与概括。
本文试图以比较和归纳的研究方法，主要探析陶澍注释陶集在文献学和古典解释学等方面的特点。陶澍注释陶集，一方面继承和吸收前人成果，另一方面，受到其自身学术思想的影响，在注陶的过程中也有自己的独创。本文力图立足在陶澍注陶的文献基础上，吸收前人对注陶研究的成果以及其他相关研究成果，对陶澍注陶作出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从而使陶澍注陶的特点更加的全面，深入，但是限于学历与水平，不可避免会有见识肤浅之处，乃至错误的地方，敬请方家批评和指正。
第一章 陶澍生平综述
知人论世，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研究方法，本章根据正史、地方志、杂著、别集以及史志类著作等有关文献的记载，对陶澍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作品及其存佚情况作一考察，力求揭示陶澍注释陶集的学术背景。
第一节 陶澍生平事迹
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长沙府安化县人，晚岁自号髯樵，又号桃花渔者。关于其名字缘起，《萸江公二子名字说》云：“天下之能苏万物者，莫如雨，戊戌之夏，大旱，冬谷骤贵，而长子适生，因名之曰澍，而字以子霖，盖期有以泽苍生也。”刘鸿翱撰《陶公家传》曰：“公少笃学，慕宋范文正公为人，父萸江先生器之，效苏老泉名二子说，曰是异日澍雨天下乎，名公曰澍。”可见其父对其寄予了厚望，希望他像滋润大地的及时雨一样，造福苍生。道光十九年（1839年）农历六月二日病逝于官邸，享年61岁。晋赠太子太保，谥“文毅”。
关于其生年，后人多有争议，据《陶文毅公年谱》载：“陶澍生于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十一月三十日。”故《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湖南省志》、《湖南历代人名辞典》、《湖南名人传》等书均认为陶澍出生于1778年，陶用舒认为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十一月三十日应是公历1779年的元月17日，本人同意其看法。
至于其家世，魏源《陶文毅公行状》所载稍详，云：
曾祖崇雅，曾祖妣彭氏；祖孝信，祖妣李氏；考必铨，廪膳生，以名德入祀乡贤祠，妣黄氏，继母张氏。三代皆诰赠荣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使、江南总督，妣皆诰赠一品夫人。
公讳澍，字子霖，号云汀，湖南长沙府安化县人，系出晋大司马桓公侃。侃就封长沙，子孙散处吴、楚。后唐同光元年，有讳异者，由吉州迁安化，支族繁衍。十五传至公之考乡贤公，生子二，公其长也。公少从乡贤公读书资江江滨水月庵。
由上述记载，可见陶氏家族系出晋代大司马陶侃，奉陶侃为先祖，为后唐陶昇支族繁衍的一支。但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陶澍的世系并不是完全清楚的。据陶澍考证：“陶之得氏，实源于济阴，所谓陶邱者。帝尧初封于此，其后子孙居之，因以为氏。朱公徙陶，即其地也。境与卫接，故殷民七族分卫，以陶为首。汉高祖即位于陶，而开封侯舍实从之，其为济阴派无疑也。自丞相青至公士、元始，世土开封。大司空敦虽居河南，亦距开封伊迩。计自殷、周逮汉，陶氏之族，率不出豫州境，与济阴近。汉末，始南徙丹阳。讳浔阳之派，则又丹阳之分，观三国及六朝诸史传可见。嗣是以来，陶氏子孙散见于吴、越及吴楚者，所在皆是。”陶澍考证了陶姓的由来，到晋陶侃封桓公，居长沙，自是“子孙散居吴、楚间，或有在鄱阳之柴桑，或有在洞庭湖南之长沙，或有在江南之芜湖，昆山”，陶渊明是陶侃的曾孙，以后的五百年，姓氏源流均无考，直到五代后唐同光元年（923年），陶侃的后裔陶升由江西吉州迁湖南安化小淹，支族繁衍，是资江陶姓的始祖，然陶升及其陶氏在后世的流传，亦无确证可考，到了元大德年间的陶舜卿，才是陶氏支族的族祖。可见，陶澍以陶侃为先祖，是缺少材料证明的。但是亦无材料推翻其说法，故仍依其说法，陶侃为其先祖，并且陶澍亦以陶渊明的后人自居，“自靖节至不佞，盖六十余世矣”。他十分仰慕陶渊明的为人和著作，称“茱萸江上吾庐隘，曾记寻阳通一派。”“陶公古隐士，何以兴起百代之贤豪？高人性本薄尘网，云归鸟倦弥知劳。”盖此为陶澍注释《陶渊明集》的缘由之一。
陶澍可考的家世从上述的陶舜卿开始，传十一世至其太高祖陶耀祖，《显考萸江公行述》记载曰：“先世出晋大司马，往返迁徙吴楚间，后唐同光元年有讳昇者，复由吉州迁楚之安化，族甚蕃，十一传至乡贤公，讳耀祖，字伯含，盖恢先绪。”其太高祖耀祖，字伯含，有干略，多善施，“手置十余庄，尤好周人之急，如己之急迩。”其高祖志凤，字翎先，“席伯含公业，颇饶裕，居恒自尊重……平生怒人，不出恶声……奴仆十余人，待之皆有恩。”其曾祖崇雅，字文衡，“生而沉毅，寡言笑，每出必有以自卫。性勤能，无纷华习。旅邸无事，辄结网以习劳，人莫知其为商来也。尝有雪夜人入米室盗米者，府君迹之得其居，乃所素识，寂然而返，终不言其人。”其祖父陶孝信，字寅亮，“赠儒林郎、翰林院编修。为人乐善，敦古谊。尝见遗金，竟日俟其人，还之。……其懿行甚多，乡里至今称道。”其考必铨，字士升，号萸江，以名德入祀乡贤祠，为人正直友善，并且聪明好学，“务贯通，不为章句学。每开卷，纵横盈几案，批却多前人所未发。熟于掌故，穷源穷委，指数如掌上纹，年月甲子，无一舛漏”。
由以上所述可知，陶澍的可考的祖先具有传统美德，待人诚恳，热心公益，是一个具有传统美德的家族，并且陶澍以陶侃与陶渊明的后人自居，虽无确证材料，但是这种以先人为自豪的意识已经在陶澍心中扎根，这就为陶澍成为具有相当高的政治素养和文学素养的朝廷大臣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尤其是他的父亲陶必铨，对陶澍后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陶必铨“六岁从堂叔学海公受经，旁及子史，多所究览”，年稍长，“愈肆力于儒先传注”，“于天文、律吕、礼制、开方诸法，尤■缕详明”，由于其学问极好，故掌教少鸿胪罗慎斋先生极爱重之。后参加科举考试，然屡试不第，但其仍然痴心于学问，“著有《易经抉微》、《书经抉微》、《春秋汇览批点》、《杜少陵集批点》、《韩昌黎集分韵新编》、《萸江古文存》、《萸江诗钞》、《萸江制义》、《安化县志》”。陶必铨对陶渊明颇有研究，《萸江诗钞》大部分为对陶渊明诗歌的品评。陶澍从小跟随其父学习，“自幼跬步弗离，府君每语以古贤可敬可畏之事，以感发其志气……谆谆然随事指点。夜则蹴以足，而诘日间所学诗、古文辞，旁及俶诡之文，皆听以意为之，未尝以绳尺”，可见陶澍从小就受到其父的严格的教育，学到了很多的知识。陶必铨还特别重视实地的考察，重视史地之学，对于县志的编纂，他“慨邑志百余年无续者，文献无征，又前志舛杂，欲更纂辑”，“每因集费往各乡，辄访问其人物，综览其形胜，古迹残碑，摩挲殆遍，有所闻见，随手札记。”并且，陶必铨特别重视儒学，主张通经致用，“其立课，仿先儒之分年日程，而以通经为本。尝谓经熟则义理熟，而言之有物。”这些都对陶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其仕履，《清史稿》列传一百六十六云：
嘉庆七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迁御史、给事中。疏劾吏部重签，河工冒滥，及外省吏治积弊。巡中城，决滞狱八百有奇。巡南漕，革陋规，请浚京口运河。二十四年，出为川东道，日坐堂皇，剖决狱讼如流。请减盐价，私绝课增。总督蒋攸铦荐其治行为四川第一。历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
由此可知，陶澍于嘉庆七年中举，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国史馆编修，御史及给事中等职，主要从事改良漕政、疏通运河、整顿盐政等，四川总督蒋攸铦对陶澍十分赏识，评价其治行为四川第一，认为其“此总督才也，行将大用矣。”在蒋攸铦的举荐下，陶澍此后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青云直上。后来又历任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等要职，此后陶澍又于道光三年任安徽巡抚，道光五年调任江苏巡抚，道光十年又任两江总督监管两淮盐政，成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陶澍在官场几十年，政绩是非常突出的，魏源总结陶澍一生的政绩说：“公自任督抚以来，如漕务之创海运，三江之修水利，淮南之裁浮费、截粮私，淮北之裁坝杠，皆恒情所动色相戒，公奋不顾身，力排众议，卒能创始善终，可久可大。而海运、盐票，尤百世之利，后之筹国者必将取法焉。”史学家孟森曾说：“嘉道以还，留心时事之士大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而（陶）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
关于其学统，陶澍曾跟随其父亲在岳麓书院读书，但并不是岳麓书院的学生，这一点，陶用舒已在《陶澍生平十个问题辨析》中说明，此不赘，但是这一段读书生活深深影响了陶澍。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陶澍中了进士，从此走上了仕途。此后又师从清代大儒纪昀，《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称：“陶澍年少时，游于纪昀之门，习其通核。”纪昀是清代最著名的学者，陶澍《祭协揆纪河间师文》称道其：“三台位炳，八柱材长。扶舆清气，以礴以磅。笃生贤哲，为国栋梁。”称自己“夙亲函丈，久侍门墙”，多受教益。受此影响，故陶澍治学长于考据，颇具功力，他的序、跋、书证，以至奏章，都多有考据之笔。张舜辉称“考论名物，辨析学术，每能详其本末，道其利害。”
关于其交游，因陶澍不仅担任京官，而且在全国各地如四川、山西、安徽等地也担任重要职务，故与清代众多知名人士都有交往。如有位至总督或巡抚的贺长龄、李星沅、左宗棠、胡林翼；有著名的思想家、改革家，如魏源、汤鹏、包世臣、邓廷桢等。他们是陶澍的朋友、亲戚，或是幕僚，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陶澍的培养和提拔，受到陶澍思想的影响和熏陶，陶澍在与他们的交往中，交流了学问，同时也增进了友谊。
文学方面，陶澍在散文和诗歌方面的成就比较突出。《陶文毅公全集》中收录的散文有序、跋、铭、说、记等各种文体，他的散文的特色是在文章中考据史实，纠正谬误，阐发己见，并且多与当时的政治相联系，多讨论吏治、盐政、漕运、救灾、考试、水利等，为当时的社会服务。陶澍也是清代嘉道年间诗坛的领袖之一，他发起和组织了“消寒诗社”，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的诗人，本人的诗歌创作也相当丰富，体裁多样，有五言和七言绝句、律诗、古诗等，大部分保存在《印心石屋诗钞》及《陶文毅公全集》中。
陶澍还大力支持兴办书院，培养人才，建震川书院于嘉定，建敦善书院于海州，建惜阴书舍于江宁，其中敦善书院是陶澍根据陶渊明“匪道曷依，匪善奚敦”之句而命名的。惜阴书舍之“惜阴”之名秉桓公之教，“有感其先人晋长沙公‘大禹借寸阴，吾济当惜分阴’”之言而命名，并且在书舍侧建祠以纪念陶侃与陶渊明。《靖节先生集》初印本就是在惜阴书舍雕刻的。陶澍通过各种方式提倡兴办书院，积极支持书院的发展，为国家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的人才，为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关于陶澍的著作，魏源的《陶文毅公行状》称：“公所著，有《印心石屋诗文集》五十六卷，《奏疏》七十六卷，《蜀蝤日记》四卷，《陶桓公年谱》四卷，《陶渊明集辑注》十卷，《靖节年谱考异》二卷，《陶氏世谱》若干卷。又校勘《资江耆旧集》六十卷。”《清史稿》列传一百六十六《陶澍传》也有涉及：“所著《奏疏》、《诗文集》、《蜀輶日记》、《陶桓公年谱》、《陶渊明诗辑注》，并行世。”可以说基本上沿袭了魏源的说法。他的著作大都已刊刻行世，道光二十年，也就是陶澍逝世的第二年，由海州许乔林校订，淮北土民公刊刻的《陶文毅公全集》是汇编陶澍著作最全最多的集子，但其并不是陶澍的全集，而只是一个分类编纂的选集。许乔林在《陶文毅公全集缘起》中称：“自公订《奏疏》七十六卷，《印心石屋文集》三十五卷，中阙第十六至第十九卷，《印心石屋诗钞》初集四卷、二集三卷，《抚吴草》四卷，俱先刊行。其未刊者，缥缃盈尺，传写滋讹。”陶澍的著作大部分都流传了下来，但也有一些著作失传，如《印心石屋诗文集》五十六卷、《陶桓公年谱》四卷，《陶氏世谱》，《运甓斋词谱》、《省身日记》及《谈瀛录》，陈蒲清对其一些著作失传的原因曾有推断，其说《陶澍著作考》（长沙大学学报，2008年11月第6期）可参。对陶澍现存的著作，陈蒲清归为四大类：奏疏类、散文类、诗歌类、专集，可以说已经基本上囊括了陶澍的著作，但也有一些疏漏，如陶澍的稿本《陶文毅公奏议疏》、《陶文毅公书牍》、《陶澍信札稿》、《陶文毅公行书册》，现藏湖南省图书馆。而《陶文毅公使蜀日记》、《陶文毅公奏议疏》已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根据这一情况，现对陶澍的见存著作作一个简单的归纳说明。
1.奏疏
《陶云汀先生奏疏》七十六卷，此书并非一次编成，前二十四卷是李廷锡编，后五十二卷据陈蒲清推断是魏源所编。共收奏稿1076篇，这是收录奏疏最全的版本。有学者指出《陶云汀先生奏疏》有六十四卷本，其描述的版式特征、刊刻年代与七十六卷本完全相同，并且据笔者查证，六十四卷本根本不存在，不知何据。
《陶云汀先生题稿》八卷，题稿是奏疏的一种，可知此书与《陶云汀先生奏疏》是同时编印的。李廷锡《陶云汀先生奏疏序》云：“计折稿二十四卷，题稿八卷，凡三十二卷。”
《陶云汀先生奏疏补遗》十六卷，又名《陶文毅公奏议疏》，沈基庶等编辑，清同治二年粤东西湖街正文堂刻本，此本是对《陶云汀先生奏疏》前二十四卷的补充，但是没有超过七十六卷本的范围。
《陶文毅公全集》的奏疏部分只占奏疏总数的四分之一，基本上不出《陶云汀先生奏疏》的范围，但是少数奏疏可以补《陶云汀先生奏疏》之阙。对此陈蒲清已有说明，此不赘述。
总之，《陶云汀先生奏疏》几乎囊括了陶澍的全部奏疏，《陶云汀先生题稿》为其补充，《陶云汀先生奏疏补遗》、《陶文毅公全集》可以作为校勘之用。
2.散文
《印心石屋文钞》三十五卷，陶澍编。
《陶文毅公全集》中的文集部分，大部分与《印心石屋文钞》相同，也收录了《印心石屋文钞》没有的篇章，可以补《印心石屋文钞》之缺。
《陶文毅公书牍》，陶澍稿本，存一册，收录行楷书札各三道。此亦可归入散文一类，以往学者在散文这一类中没有列入此作，似为不妥。
《陶澍信札稿》，陶澍稿本，一册，收录的是陶澍写给李星源的书信。此亦属于散文一类。
3.诗歌
《印心石屋诗钞初集》四卷、《二集》三卷，清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抚吴草》四卷。
《陶文毅公全集》中的诗集部分，共收录诗歌1539首，包括了《印心石屋诗钞初集》《二集》、《抚吴草》以及陶澍的其他诗歌，基本上囊括了陶澍的全部诗歌作品。
4.专著
《蜀輶日记》四卷，清道光七年刻本，其稿本为《陶文毅公使蜀日记》不分卷，一册，藏于湖南图书馆，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陶渊明集辑注》十卷（附《陶靖节年谱考异》）两卷，又名《靖节先生集》，清道光二十年南京惜阴书舍刻本，此后又有诸多重刻本，还有一部陶澍手稿本，2册，存卷首、卷三、卷四，佚名批校，亦被收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在后面章节中会有详细介绍。
5.其他
《陶文毅公行书册》，陶澍手稿本，此为书法作品，书册末尾题：“道光十四年闰四月五日未初写起，未正三刻而竣。”这部行书册被鉴定为国家二级藏品。
由陶澍著述可以看出，陶澍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而在学术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张佩纶《涧于日记》称道曰：“道光以来人才，当以陶文毅（澍）为第一。其源约分三派：讲求吏事，考订掌故，得之在上者则贺耦耕（长龄），在下则魏默深（源）诸子，而曾文正（国藩）总其成；综核名实，坚卓不回，得之者林文忠（则徐）、蒋砺堂（攸铦）相国，而琦善窃其绪以自矜；以天下为己任，包罗万象，则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直凑单微。而陶澍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也。”陶澍将治学与为政融为一体，形成其政治家与学者的形象。
第二节 陶澍的学术思想
陶澍并没有专门的学术思想著作，然笔者从陶澍著述以及相关文献中，可以考察出其学术思想的基本特色。
一、尚实黜虚的学术理念
晚明以降，由于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盛行，士大夫崇尚空谈，时人束书不观，轻视经世致用之学，以致空疏学风蔓延。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黜虚崇实，主张“实心”、“实力”。明末清初，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经世思想家反对空谈，提倡实学，嘉道年间的陶澍继承和吸收了前辈思想家的思想，继续批判空谈，倡导实学。
抨击空谈，强调为学以实，主张博学深思。对于当时崇尚空谈、束书不观的空疏学风，陶澍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后世高谈性命，逃之于空虚，议论日多而无当于实用。”认为为士应学习实学，“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强调为学“以实而不以华”，主张博学深思，“非学博而深思者，能荟群籍而折其衷”。正是由于他这种务实、博学的严谨的态度，他在经学、史地学方面有不少建树，纠正了许多典籍的错误。
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强调实践。在学术实践中，陶澍主张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在校复岳麓山寺碑文时，友人黄万桥要考证碑文，恢复其原貌，陶澍予以大力支持。他向黄推荐有关底本，要其“择其善者而从之”，并且希望黄认真考析碑文，不可因袭错误，对于难以弄清的字句，陶澍主张“存缺”。在治学过程中，陶澍特别重视实证，认为“造化之妙，非身历其境不知，仅从纸上谈兵，终隔一层。”对于一些传闻异词，陶澍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通过实地考察去验证。他“每至山川，必登览形胜，访其利病”，“四十年中，于海观其一，于湖观其三，于《禹贡》九州，不止身行万里，半天下矣”。“毕生宦游，足迹几遍天下”，通过实地考察，大大丰富了其实际的地理学知识，并且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又引证了大量典籍，两相比照，从而使其提出的见解更有说服力。地理学著作《蜀輶日记》就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二、通经致用的学术精神
清乾嘉以来，考据学盛行，学者大多都钻入故纸堆中，进行繁琐的名物训诂，对经学的经世作用置于一边。关于陶澍的经世思想的来源，前人已经有不少论述，认为其经世致用思想不仅受到明末清初经世思想家的影响，还受到同时代经世士人的影响，同时亦有湖湘文化经世传统的熏陶，此外还有家学的熏陶。通经致用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陶澍对通经致用的认识和理解更为深刻、透彻。表现如下：
第一：宗经思想。“经者，常也。圣贤之言，如天地之常道，范围而不过，曲成而不遗，约之为四子，散之为《易》、《诗》、《书》、《礼》、《春秋》。”陶澍认为，“为文宜先宗经，制义代圣贤立言，必须义理融孰，使能言之有物。”认为经学是本原之学，是一切学问的根底。陶澍认为对于六经，如果不知经，“或知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尽，斯亦未可谓能尊经者也”。陶澍进一步指出：“自古文章之盛，视乎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而其要在于宗经。经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经术明则人才蔚起。其深者，渐摩浸润，密移于性命之际，发为文词，必充实光辉，粹然一衷于道。”认为历史上之所以出现著名文学家是宗经的结果，“虽其文各称，其所见之大小，所养之浅深，要皆习于经而有得焉。”
第二：通经用经。陶澍认为士人为学，首先要通经，只有通经，才能为用经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不贯通乎《易》、《诗》、《书》、《礼》、《春秋》，而能阐发四子，吾不信也。不贯通乎《易》、《诗》、《书》、《礼》、《春秋》，以阐发四子，而能代四子立言，吾尤不信也。夫既末可以知本，有得于经，则根茂实遂，言中体要皆经之精液也，无得于经，虽猎取浮华，譬如行潦之水，朝盈而夕涸耳。”他告诫士人，科举考试的目的是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夫国家造就人才，自三年大比，岁科两试之外，又以书院课试辅贡举之不逮，其所望于诸生，岂惟是能为制举之文，遂诩然自足哉！亦将厉之以通经学古而至诸用也。”当然，仅仅通经是远远不够的，用经才是最根本的目的。通经的目的是为了用经，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没有实际的意义。陶澍研究经学的目的是“以期言为有物，学为有用”，他研究地理，探讨山川河流、名胜古迹、古今战守，其目的是使“守土者，易知所绸缪”，他研究史志，认为历史是行政、治民的重要根据，目的是从历史中吸取治乱兴衰的道理，“举一方利弊而剔除之”，从而更好地用以解释现实、处理问题。他探讨漕运、水利、风俗，是为了“安不忘危”。总之，陶澍主张通经、宗经是为了寻求“治国、安民、平天下”的根据和原则，从而更好地为社会政治服务。
三、兼容并包的学术方法
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其具有汇合百家、兼收并蓄的博大精神，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湖湘文化起源于先秦的屈原，形成于两宋时期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一个重要的学风特点是兼收并蓄。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代表人胡宏、张栻等学者以岳麓书院为基地著书讲学，张栻曾与朱熹以书信的方式就学术问题进行讨论，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朱张会讲”，后来的岳麓诸儒也不囿于学派门户之见，择善而从，兼取百家之长。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将各家会通，汲取各家的优长，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湖湘文化的兼容并包的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陶澍曾经追随其父陶必铨在岳麓书院读书，受到湖湘文化的影响，陶澍吸收了湖湘文化中兼采百家，博取众长的精神，在乾嘉考据盛行的时代，他并未流于单纯的名物训诂考证，而是将考据研习经史与通晓时务结合起来，以明学术、正人心为己任，倡导博学于文的学风，从而使其学术思想充满着强烈的经世精神。
乾嘉时期，存在着汉学、宋学两大阵营，汉学和宋学各立门户，两种学问因其师门、家法的不同，又分为许多派别。研究汉学者，非议宋学，探析宋学者，不耻汉学，相互攻伐，存在着严重的门户之见。“汉人言象数，宋人言义理，不可偏废。无义理，则象数为诞；离象数，则义理为虚。二者交讥。夫说经，期经明而已。士有以是为门户，域于其中，龂龂相攻伐为不可解也。”陶澍认识到死守门户之见的危害，他批评汉代以来死守家法师门的弊习。陶澍主张摒弃门户之见，吸纳各派之长，对各种学派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他反对汉学的繁琐，但又吸收汉学求实、求真的实证精神，抛弃其繁琐的考证；他吸收宋学的经世济民的义理，并把经世之学引入理学中，将经世理论用于改革实践，但极力批判其空疏学风。这种兼容并包的思想在当时尚不多见，它使初兴的实学能够吸纳一切有益成分，不断丰富自身内容，有利于后世经世实学的发展壮大。
四、丰富的史地知识
陶澍一方面通过研读地理学著作，另一方面通过实地的考察，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他常年在外作官，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所到之处，进行细致的考察，在地理沿革、地形地貌、攻守战备等方面，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他平时“留心文献，于地形水利尤究心。”他在四川任职时所著《蜀輶日记》，就是一部典型的地理学著作。在日记中，他对河北、山西、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省的地形地势、人文掌故作了大量的介绍和认真的研究，“凡道里之远近，山川之脉络，与夫战守之宜，古今得失之所由，无不瞭如指掌”，为他后来的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他对蜀中四大河、蜀道形势、湖北地理、长江三峡、三湘等都有详细的考证，提出了不少创见，对后世的研究有参考价值。在地理学方面，陶澍拥有极其丰富的地理知识，这与他常年外任做官有密切的关系，使得他对地理有更直观的体认。陶澍在亲身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大量的古籍，提出了不少新见。
陶澍一生重视历史，积累了大量的史学知识，是一个卓有成就的史学家。他热爱史学，对中国历史非常熟悉，并且效仿司马迁，广泛搜集史料，“余以樗才，厕名史馆，每欲搜古人逸事传之，以附司马氏网罗放矢之义。”对历史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人谓其称“上下古今，往复曲折，无不达之意”，特别是对方志、谱学、考据方面有深入的研究。陶澍对历史学的作用也有明确的认识。他认为历史是行政、治民的重要根据，强调史志经世。陶澍不仅政绩卓著，而且也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地理和文学方面。他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表现在方志学、谱学和考据学三个方面，他参与编修了《嘉庆一通志》，《安徽县志》、《安化县志》等，并且认为要治理好地方，就必须对该地的情况，尤其是文献资料有充分的掌握和了解，而方志是了解一地情况之最重要之文献。他说“致治固宜于因地设教，尤重于观民。故者，小吏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士训、诵训，皆得以地图、地事、地俗入告，以施其政。诚以一方之掌故，即一方之人心风俗所系，经纬布置，藉资考镜，固非徒以备州府守已也。”可见方志对于治理地方的重要性。在谱学方面，陶澍强调修谱的重要性，“谱以传信”，认为“家之谱，犹国之史，言于传信而已。”他为诸多族谱作序，《陶文毅公全集》中就收录了陶澍为17姓族谱所的26篇序，他对各姓氏的历史渊源作了详细的考查，对其姓氏的演变、迁徙及其重要历史人物，都有准确的说明。如上文提到的对于陶姓历史渊源的考证，都是在查证和掌握大量典籍的基础上作出的。在考据学方面，陶澍的代表作就是本文研究对象的附录《陶靖节年谱考异》。陶澍在此书中，首先引用王质、吴仁杰二个年谱，引用宋元以来各家之说，对陶氏的一些长期存在争论的问题进行了澄清，见解独到。朱自清称：“《陶考》旁征博引，辨析精详，其所发明，尤在出处一事。谱首论世系，亦甚周悉，甲子诸说备载于靖节先生集，断语独创一解。”
综上所述，陶澍主张经世致用，兼容并包，注重史地的学术思想与实践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术，对他注释《陶渊明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章 《靖节先生集》成书与流传
第一节 《靖节先生集》成书考述
周诒朴《靖节先生集》序曰：
外舅陶文毅公以道光己亥夏卒于位，秋夫人奉丧归，以公注《靖节先生集》十卷，《年谱考异》二卷授余，曰：“公于从政之暇，不知几寒暑而成是书。今公归道山，子且幼，能成公志者必汝，其勿忘公意乎！”（诒朴）谨受命，校雠数过，刊于金陵，既卒业，因致其缘起于简端。道光庚子秋九月，湘潭周诒朴谨记。
按：由此可知，《靖节先生集》刊刻于金陵，时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陶澍在《例言》中并未涉及到成书时间，只是在最后云“道光岁次己亥春月，安化陶澍识”，这一年为1939年，陶澍于此年夏去世，可以看出，陶澍在去世前仍然修改过此书。因此判定此书最终完成于此年。
《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所引陶澍《例言》云：
澍童年即笃嗜此集。大人赠光禄公萸江先生乃以手校本见示，只承严命，恒弆巾箱，尝以讽习，暇日又采掇宋元以来笺注并百家小史，或芟或纠，分疏句榜，积岁不休，遂盈逾寸，尝欲进退群策，汇为一编，凡前人反正之评，戾实之载，并以兼收，俾资参考。会余节煦钺三江，国事殷心，未暇订正，而门人吴县曹生堉操笔欣然，愿佐校勘，傭钞复订，实能启予。稿凡七易，铨叙始定。凡所征书史、诗话、别集共计百余种，已载明卷首，而原注所引者不与焉。计旧编十卷外，益以序录、本传、年谱、诗评、题词，总成十八卷，凡若干言。是岁次辛卯道光十一年十月安化陶澍述于袁浦节舍。
此则材料作者在引用时并未注明出处，笔者查阅了国图《靖节先生集》的所有版本，亦未发现有此《例言》。笔者推断此语可能出自陶澍此著的稿本，陶澍的稿本现存湖南省图书馆，著录曰：《靖节先生集》十卷，首一卷，现残存三卷，首卷、三、四卷，此例言应在首卷中。然所录十卷与《例言》所言十八卷并不相符，不过此处所录应为上述“旧编十卷”，若“益以序录、本传、年谱、诗评、题词”，则为十八卷，亦是有可能的。这段《例言》所述与陶澍的情况是完全吻合的，陶澍的父亲陶必铨对陶渊明十分喜爱，并且对其极有研究，著有《萸江诗话》，大部分为对陶集诗文的分析与品评，陶澍注释《陶渊明集》可以说是秉承了父命。并且陶澍注释过程中参考了多种版本，并且引用了多种材料，包括史书、诗话、文人别集等，并且此《例言》的写作年代为道光十一年（1831年），此时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受命监理两淮盐政，亦与“会余节煦钺三江，国事殷心，未暇订正”相符，故此段《例言》应是可信的。据此推断，《靖节先生集》成书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以前，并且已“稿凡七易”，那么此书初步完成的时间还可以继续向前推。“铨叙始定”说明陶必铨也曾看到了此书的雏形，陶必铨病逝于嘉庆十年（1805年），那么说明陶澍在此之前已经开始从事此书的整理。那么，陶澍真正注释陶集应从嘉庆七年（1802年）授翰林院庶吉士之后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被调任四川乡试副考官之前这八年中，根据如下：其一，陶澍嘉庆七年（1802年）中进士后，授翰林院庶吉士，并且在嘉庆十年（1805年）年授翰林院编修，嘉庆十四年（1809年）年授国史馆纂修，这种官职比较清闲，并且能接触到大量的内府藏书，这样的话陶澍就有时间和精力注释陶集。其二，在嘉庆八年（1803年），陶澍参加编修《安化陶氏族谱》，这就为注释陶集奠定了一个基础。其三，“铨叙始定”说明陶澍注释陶集在陶必铨去世前大体已经完成，之所以把注释陶集的时间推延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是因为以后的几年内一直担任京官，对陶集能够进行补充和修改。故有学者说此书大概作于陶澍担任京官期间是有道理的。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稿凡七易”，修改了七次，可见陶澍对此书的用力之深，陶澍因公务繁忙，无暇校勘，故其门生帮助其完成校勘工作，基本上定型，故陶澍予以说明。但是此书并未立即进行刊刻，忙于公务，未有闲暇刊刻。或是陶澍可能一直在进行修改，直到去世那一年（1839年）陶澍在家养病，感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原来所写的《例言》进行了补充。在去世后的第二年（1840年），其婿周诒朴又进行了校勘，最后在金陵刊刻出来。但是，最后刊刻出来的却没有道光十一年（1831年）写的《例言》，笔者认为可能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关，当时鸦片战争刚刚爆发，国内形势很乱，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部分手稿丢失了，周诒朴并未见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所作的《例言》，故其根本不知原来的十八卷之说，只是依据陶澍道光十九年（1839年）所作《例言》，将其整理为十卷，其他作为附录列于卷首，最后的刻本也没有这则《例言》，这是合乎情理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靖节先生集》开始于陶澍任翰林院庶吉士（1802年）以后，到其父陶必铨病逝前，其大体己经完成，到被任为四川乡试副考官（1810）前，其书已完成。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此后的二十多年时间内，对此书前后修改过七次，并且其门生帮其校勘并予抄录，但由于公务繁忙，并未刊刻，直到去世那一年（1839年）春，又在原来例言的基础上作了补充。在他去世后，其婿周诒朴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在金陵将其刊刻出来，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较乱，道光十一年（1831年）所作的《例言》已丢失，故在刻本中并未见到这则例言，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靖节先生集》。
第二节 《靖节先生集》的现存版本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上》卷二十二“汉魏六朝别集类”著录：《靖节先生集》十卷，首一卷，晋陶潜撰，清陶澍集注，《年谱考异》二卷，清道光二十年惜阴书舍刻本，清莫友芝校并跋，十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藏于上海图书馆；《陶靖节集》十卷首一卷，晋陶潜撰，清陶澍集注，清抄本，十一行二十三字无格，存三卷［首三、四］，藏于湖南省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304册据上海图书馆藏清道光二十年周饴朴刻本影印，此即本文研究所据之本。
通过检索国家图书馆与国内高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靖节先生集》尚有几种。现就本人能够见到的《靖节先生集》叙录如下：
（一）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刻本：
国家图书馆典藏号：100230
此本内封面题“陶文毅公集注，靖节先生集，道光庚子秋刊”，此本版式，左右双边，版心白口，单黑鱼尾，鱼尾下方刻“靖节先生集卷x”，版心下方刻叶次。正文半页十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
正文首行顶格刻“靖节先生集卷之x”，另起一行低十格刻“安化陶澍集注”，另起一行低一格刻“诗四言”，又另起一行低三格刻诗文题目，另起一行低三格刻诗序，诗序全文皆低三格，再另起一行顶格刻陶集正文。
卷首为湘潭周诒朴记，次为全书目录，再次为例言，例言后刻有“金陵吴仪写刊，惜阴书舍雕版”。其余一如目录所记。
国家图书馆还有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刻本，一函四册，函套上注“陶文毅公集注，丁卯九月，居易堂藏”，卷首有“居易堂藏”朱红印，正文中有朱笔批点，卷一末有朱批“丁卯十一月十八日自拈花寺归补读”。卷二末有“丁卯十一月十七日获读终卷，庚午三月初八日温选侍浚舟及此集（寒松）”。卷三末有“二十日均儿自龙安寺归灯下遣兴。”卷四末有“二十一日从晨至暮读此终卷钱庵来遂罢。”《归去来兮辞》有朱批“眄阐微作，未演切，与沔同。”卷七末有“戊辰正月二十四日补读畢业斋记。”其余均与清道光二十年本同，按：笔者认为，此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与清道光二十年年刻本版式特征均相同，应为同一刻本。
（二）清光绪九年（1883年）刻本
国家图书馆典藏号：86403
内封面题“陶文毅公原本，靖节先生集”，另起一页用篆书刻“光绪癸未江苏书局开雕”，诸本序录后有图、像。有靖节先生像、张燕昌记、陶靖节先生小像、兔林吴骞赞、陶渊明墓山图。并且其后有说明：原本无像图，偶见拜经楼有此，亟为摹入以补所未备。
此本版式，四周双边，白口，单黑鱼尾，鱼尾下方刻“靖节先生集卷x”，版心下方刻叶次。正文半页十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正文卷首有“凡云李注者，李公焕本，云何注者，何孟春本，又汤注者，宋汤文清公汉本，其本不可得，仅散见于李何二本，云吴注者，吴瞻泰本，余俱仿此。后又得吴骞拜经楼重雕汤注宋刊本有李何二本所未备者，因并采之。”其余均与道光本同。
（三）民国十五年（1926年）上海中原书局石印本
西北大学古籍库典藏号：004675
此本书名《陶渊明先生集注》，内封面题：“陶渊明先生集注，陶文毅公原本，上海中原书局印行。”次页有“民国十五年印”、中原书局印章。卷首有靖节先生像，张燕昌记；陶靖节先生小像，兔林吴骞赞；陶渊明墓山图。
此本版式：四周双边，单黑鱼尾，细黑口，鱼尾上刻“陶渊明集注”，版心中心刻“卷x”，版心下方标叶次。正文半叶十四行，行三十字。正文卷首有“凡云李注者，李公焕本，云何注者，何孟春本，又汤注者，宋汤文清公汉本，其本不可得，仅散见于李何二本，云吴注者，吴瞻泰本，余俱仿此。后又得吴骞拜经楼重雕汤注宋刊本有李何二本所未备者，因并采之。”其余均与道光本同。
正文首行顶格刻“靖节先生集卷之x”，另起一行低二十一格刻“安化陶澍集注”，另起一行低一格刻“诗四言”，又另起一行低两格刻诗文题目，另起一行低三格刻诗序，诗序全文皆低三格，再另起一行顶格刻陶集正文。
（四）民国十七年（1928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四部备要本
国家图书馆典藏号：004675
《靖节先生集》十卷，附年谱考异两卷。内封面题“靖节先生集”，次页刻：“《四部备要》集部，上海中华书局据陶文毅公集注本校刊，桐乡陆费逵总勘，杭县高时显、吴汝霖辑校，杭县丁辅之监造。”
此本版式：四周单边，细黑口，单黑鱼尾，鱼尾上刻：靖节先生集，鱼尾下方刻卷次，版心中央刻叶次，版心下方刻“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印”。正文半叶十三行，行十九字，小字双行同。诔传杂识前有图像：靖节先生像，张燕昌记；陶靖节先生小像，兔林吴骞赞：陶渊明墓山图。说明：原本无像图，偶见拜经楼本有此，亟为摹入以补所未备。
（五）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
西北大学古籍库典藏号：004673
此本版式悉同民国十七年四部备要本，根据著录其为四部备要的重印本。
（六）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铅印本
国家图书馆典藏号：105381
此本书名《靖节先生集》，陶潜撰，陶澍注，戚焕埙校，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1956年8月北京第1版。线装。内封面题“靖节先生集”，四周双边，半页十一行，行三十一字，无图像，有句读。正文卷首无“后又得吴骞拜经楼重雕汤注宋刊本有李何二本所未备者，因并采之”。正文中“靖节先生集卷之x”占双行。其出版说明云：“把他（陶澍）的集子加以断句重印出版，就是为了读者可以重新来研究他”“评注陶诗的本子很多，我们采用清代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作底本的原故是因为它的注释比较详明，便于参考和研究，但不能因此就说我们完全赞同它的意见。”由上述可知，此本以清道光二十年年刻本为底本。
综上所述，以上六种版本包含了《靖节先生集》从清代到解放后的所有版本，除此之外，台湾商务印书馆、台北世界书局亦有出版，可见《靖节先生集》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为读者进行研究提供了版本基础。
第三章 《靖节先生集》的校勘
第一节 《靖节先生集》的底本与参校本
关于《靖节先生集》的底本问题，《中华文化典籍指要》云：“陶澍以李公焕注本为底本，参酌其他注本，并博采群书，广收前人优秀成果而成集注，资料丰富，注释详明，可说是陶集古注之集大成者。”《中国大书典》亦指出：“此本以李公焕注本为底本，博采群书辑注而成。此本材料丰富，注释详明，是注本中较好的本子。”可见《靖节先生集》以李公焕为底本已为学界所公认。这一点陶澍并未明言，不过从其体例上看乃是继承了李公焕注本，卷首集录各家总论，并且采用了集注的方式。李公焕注本明清两代屡见重刻，流行很广。并且内容完整没有残缺，诗文并收。据邓小军《陶集宋本源流考》考证，陶集的宋代版本主要有三种系统，一为萧统本系统，二为宋庠本系统，三为思悦本系统，而宋庠本是宋代陶集传本最善之本，且为通行本，人所皆知，影响很大，今存宋代刻本苏写本、曾紘本、曾集本、汤汉注本均出自宋庠本，而李公焕注本，据袁行霈考察，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宋末或是元代编辑，元代刊刻，故亦出自宋庠本系统。李公焕注本为元代善本，辑录各代的评论，保存了丰富的资料，陶澍选此为底本，可谓独具慧眼。对于校本的选择，陶澍在《例言》中有说明：
是集宋莒公今不可见，世所传者，惟汤文清、李公焕、何孟春三家最著……虽博采群贤，要以三家为本……今参取汤文清本、李公焕本、何孟春本、焦弱侯本、汲古阁旧本、毛晋绿君亭本、何义门所校宣和本，择善而从。
由此可见，在校本的选择上，陶澍以上述陶集版本为对校本，除了上述《例言》七种陶集版本外，在卷首《诸本序录》中还列出了张溥《汉魏百三名家集》本、黄文焕本、吴瞻泰本、蒋熏本、张自烈本，以此为参校本，所有这些陶集版本包括了从宋代到清代的陶集的好的版本，有校订本、注本、有评本。并且，陶澍还注重搜集其他校勘资料，如《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金楼子》、《文选》、《宋书》等类书和古注作为他校材料。可以说，陶澍《靖节先生集》所参考的陶集版本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从而为陶集的校勘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第二节 《靖节先生集》的校勘原则与方法
《陶渊明集》流传极广，中间又经历朝历代的辗转传抄，以致各种本子之间存在大量异文，讹误百出。南宋《蔡宽夫诗话》称：“《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至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今人郭绍虞在《陶集考辨》中称：“陶集病在误，以展转传写翻刻之故，鲁鱼亥豕，触目皆是，伪本既传，真本转湮。”这样《陶渊明集》的校勘便成为一项必要的任务。清代人，尤其是乾嘉时期的清人，特别重视校勘，著名学者王鸣盛就说：“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陶澍作为陶渊明的后人，凭借其丰富的文献学知识，吸取了乾嘉学派的优长，并且根据他所搜集的版本如李公焕本、汤汉注本、何孟春本、焦紘本、何焯本、吴瞻泰本等诸家本子，另外还依据《文苑英华》、《初学记》、《文选》、《艺文类聚》等古注和类书，对陶集作了一次审慎精准的校勘，为后世提供了一个陶集的精校本，论其功劳，可谓卓著。
古籍校勘的根本原则是存真复原，根本目的“在于努力消除同一典籍由于经历不同版本的变化而滋生的讹误，尽可能恢复和保护文献本身的原貌。”陶澍在《例言》中称：“字句同异，固由转写多讹，亦半系凭臆妄改，今参取汤文清本、李公焕本、何孟春本、焦弱侯本、汲古阁旧本、毛晋绿君亭本、何义门所校宣和本，择善而从，其义可两存，但云某本作某，去取从违，不敢专辄。”可见陶澍的校勘原则可以总结为：“参取众本，择善而从，义可两存，不可专辄。”可见陶澍对于校勘认真审慎的态度。清代的校勘学家分为对校和理校两派，对校派主张只勘同异，不定是非。而理校派则主张古籍校勘应予以订正是非。陶澍综合了对校和理校两派的观点，既勘同异，亦订是非，最大限度地存真复原，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精良的本子。这在其校勘方法中体现出来。
就校勘方法而言，陶澍主要以对校法、理校法为主，同时兼用他校法、本校法，并且善于综合运用多种校勘方法，下面将作详细分析。
一、对校法
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陶澍在运用对校法有两种情况，一方面为以善本为依据，择善而从；二是对于不确定的异文，则义可两存，标出异文，而不判断是非。例如：
①卷一《停云》：“竞用新好，以招余情”：
各本如此，焦本作竞朋亲好，以怡余情，云宋本一作竞用新好，非。怡一作招，非。
②卷四《杂诗》其三：“日月还复周”：
各本作有环周，焦本云，宋本作还复周，非。今从之。
③卷一《赠长沙公》：“爰采春华”：
各本作花，汤本云花，一作华，今从之。
④卷一《答庞参军》：“容与冲冲”：
从何校宣和本，各本作容裔江中。
⑤卷二《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明两萃时物”：
汤本作南窗罕萃物，此从焦本、吴本、何校宣和本。
⑥卷二《和郭主簿》其二：“天高肃景澈”：
肃：各本作风，何校宣和本作、汲古阁本、绿君亭本作肃，今从之。
⑦卷三《乙巳岁为建威参军》：“终怀在壑舟”：
从何校宣和本作壑，各本作归，云一作壑。
上述例子均属陶澍根据历代陶集版本所引，记其异同，择善而从。例①“竞用新好”、“招”，被焦本否定，但被陶澍首肯。王叔岷《笺证稿》认为：竞，犹急也。用，犹与也。“新好”与上“良朋”对言，“竞朋亲好”语意不明，此言甚确。例②“还复周”同例①，被焦本否定，但被陶澍首肯。按：环周，循环。“日月有还周”意谓日月循环往复。“还复周”与下旬“不再阳”意思相对，“有环周”虽然意思符合，但是与下句不对。故以“还复周”为佳。例③④⑤⑥⑦亦是陶澍在比较各代版本的基础上作出的，陶集版本众多，众说皆通，陶澍在比较各家版本的基础上择善而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体现了陶澍个人对陶集的认识。笔者认同陶澍的校勘，例③是喻长沙公才华横溢，故以“春华”为佳。例④容与，随水波起伏动荡貌。冲冲，涌摇。一说，垂饰貌。《说文•水部》“冲”，清段玉裁注：“《小雅》曰：‘攸革冲冲。’毛云：‘冲冲，垂饰貌。’此涌摇之义。例⑤以“明两”指太阳。萃时物，意谓应时之物皆已丛生。南窗罕悴物，罕，少。悴，憔悴。意思为植物大多都已经繁盛。与下句“北林荣且丰”意思重复。故以“明两萃时物”为佳。例⑥此诗写秋景，“清凉素秋节”可看出，故作肃为佳。作“风”则不能体现秋景萧飒之气。例⑦陶澍从何校宣和本作壑，可谓眼光独特。按：壑舟，语出《庄子•大宗师》：“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后以“壑舟”比喻在不知不觉中事物不停地变化。陶渊明《杂诗》之五：“壑舟无须臾，引我不得住。”意谓时间流逝的如此之快，终于可以返回田园，而己之节操仍然如松柏一样坚贞。作“归舟”则意思平淡，不能表达出回归田园的迫切。
①卷一《酬丁柴桑》：“聆善若始”：
汤本、焦本作矜善，又一本作聆音。
②卷一《停云》：“枝条载荣”：
汤本作载，各本作再。
③卷一《答庞参军》：“邈邈西云”：
汤本作藐，云一作邈。
④卷二《归园田居》其五：“双鸡招近局”：
各本作局，毛晋云，时本作属。
⑤卷二《乞食》：“主人解余意”：
解：各本作解，汤本及何校宣和本作谐。
⑥卷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一欣侍温颜”：
各本作颜，何校宣和本作清。
⑦卷四《读山海经》其三：“落落清瑶流”：
何校宣和本作洛洛清淫流，吴瞻泰本同。
上述六例均属义可两存，陶澍对于不确定的异文，标出异文，而不判断是非。例①陶澍列出聆善、矜善、聆音三种异文，于义皆通。例②再，通“载”。语首助词。例③邈邈、藐藐均有遥远的意思，义可两存。例④近局，近邻，关系密切的亲朋。近属，血统关系较近的亲属。闻人倓笺：“近局谓亲宾之相近者。局，一作属。”例⑤谐，和谐、融洽。引申为会合、稽合。解，明白；理解。例⑥清，凉。《礼记•曲礼上》：“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陆德明释文：“七性反。字从冫。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王叔岷《笺证稿》曰：“清当作清，《说文》：‘清，寒也。’……温清定省是古礼。”温颜，温和之面容，这里代指母亲。例⑦王叔岷《笺证稿》：“落、洛古通。”按：洛洛，水或其它液体流下貌。《山海经•西山经》：“爰有淫水，其清洛洛。”郭璞注：“洛洛，水留下之貌也。”郝懿行《笺疏》：“陶潜《读山海经》诗云：‘落落清瑶流’，是洛洛本作落落，淫本作瑶，皆假借声类之字。”落落，清澈貌。总之，一强调水下流的样子，一强调水的清澈，两者皆通。可见，遇到义可两存的地方，陶澍只是标出异文，客观地指出某本作某，而不擅作判断，可见其校勘的态度审慎，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研究空间。
对校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陶澍以底本为主，参考诸多版本，多列异文，并且对于异文，坚持择善而从的原则。另外，对于义可两存的地方，坚持以底本为主，这就保存了底本的原貌，也让读者可以窥到其它陶集注本的面貌。
二、本校
本校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
卷一《时运》：“宇暖微霄”：
焦本作余霭微消，云一作宇暧微霄，非。澍按：宇暧微霄，即《归园田居》诗“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景状，若作余霭微消，则与“山涤余霭”词意重复矣。
按：此处运用本校法，通过上下文，最终确定为宇暧微霄，可见其校勘水平之高。
三、他校
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陶澍校陶集，也采用此法，以下援引数例：
卷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宛辔憩通衢”：
①各本作婉娈，此从《文选》作宛辔。李善注：宛，屈也，言屈长往之驾，息于通衢之中，通衢谓仕路也。
②卷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各本作涂中，此从《文选》。李善注：《江图》：“自沙场县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二十里至涂口也，李公焕本下流一百一十里作五十里。”
③卷四《咏贫士》其二：“拥褐曝南轩”：
《初学记》作抱南轩。
④卷六《读史述九章》介介若人：
《艺文类聚》作芬芬。
⑤卷七《与子俨等疏》：“晋时操行人也”：
《金楼子》作积行。
⑥卷七《与子俨等疏》：“每役柴水之劳”：
《宋书》作无役。
以上数例均为他校，陶澍引用《文选》、《初学记》、《艺文类聚》、《金楼子》、《宋书》等类书、史书和古注作为他校材料，找出内容相同的篇章作为依据，依据较早的传注去校订正文，如例①②，例①婉娈，依恋貌。陶澍引用李注，从而把陶渊明想要离开仕途的心境描绘了出来。例②陶澍据《文选》李善注，从而改“途中”为“涂口”，但大多只列出异文，并未校是非，如例③到例⑥，可见陶澍并不迷信并非原貌的他校材料而轻改本书。正如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所说：“若《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之类，世无善本；又其书初非为经训而作，事出众手，其来历已不可恃，而以改数千年诸儒龂龂考定之本，不以傎乎？然王氏犹必据有数证而后敢改，不失慎重之意。若徒求异前人，单文孤证，务为穿凿，则经学之蠹矣。”可见陶澍对于他校的审慎态度。
四、理校法
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对于理校法，陶澍并未单独使用，而是与其他校勘方法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多种校勘法。
①卷一《时运》：“悠想清沂”：
一作悠悠，非。澍按：悠想犹悬想。
②卷六《读史述九章》：“候詹写志”：
何本作怀沙，云一作候瞻，非。焦本作候詹。澍按，詹谓太卜郑詹尹也，今从焦本作詹。
③卷四《读山海经》其六：逍遥芜皋上，杳然望扶木。
澍按：芜当作无，《东山经》：无皋之山，东望樽木。
④卷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遥遥至西荆”
李善注：西荆州也，时京都在东，故谓荆州为西也。各本作南，非。
⑤卷七《与子俨等疏》：“虽不同生”：
从《宋书》作不，焦本同诸本作曰，非。
⑥卷七《祭程氏妹文》：“特百常情”：
百一作迫，李注：《谢元传》：痛百常情，作迫非。
此几例均为综合运用了理校等多种校勘方法。例①②陶澍同时采用了对校和理校的方法。例①“一作悠悠”为对校，“悠想犹悬想”为理校。悠想并非无版本依据，李本作悠悠，汤本作悠悠，云一作悠想。按：悠悠，辽阔无际，遥远。形容水流之悠长。悠想，作遥想，遐想讲。此处“悠想”写出了诗人之所思，而并非写水流之悠长，从而判定“悠悠”之误。例②陶澍标出何本、焦本异文，此为对校，并且指出“詹谓太卜郑詹尹也”，此为理校，从而确定何本异文之误。按：屈原《卜居》云：“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智尽忠，而蔽鄣于谗。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从而改正了底本之误。例③采用了他校与理校的校勘方法，引用《东山经》来作为校勘的依据，但是由于没有旁证，作者还是保存底本原貌，可见其校勘态度的审慎。例④到例⑥运用了对校、他校和理校三种校勘方法，例④陶澍引用李善注为他校，“各本作南”为对校，通过李善注从而指出各本“南”之误，此为理校。例⑤渊明母有五子，非一母所生，故曰非。例⑥陶澍列出异文，引用李注所引来进行校勘，指出“迫”之误，从而定为百字，意谓百倍于常情。
五、对衍文、脱文、讹误的校勘：
陶澍对陶集中的讹文、脱文与衍文进行了校勘，以下援引数例：
①卷五《闲情赋》：
闲，何本闲作閒，非。
此为对误字的校勘。
①卷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诸本或无遵字。
②卷六《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除吏名”：
李本、何本脱名字，非。
③卷七《与子俨等疏》：“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
沈约《宋书》作吾年过五十，而穷苦荼毒，家贫弊，东西游走。而无“少”字及“每以”二字。
此三例为对脱文的校勘。
①卷一《赠长沙公》：
各本皆作赠长沙公族祖。杨时伟曰：长沙公于余为族一句，祖同出大司马一句，题中族祖二字，乃后人误读序文祖字为句，因而妄赠诗题也。何孟春、何焯亦皆以族祖二字为衍，今删之。
②卷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文选》“曲阿”下有作字，各本无。
③卷四《挽歌诗》：
诸本作《拟挽歌辞》，《文选》作《挽歌诗》，无拟字，今从之。李本有三首字。
④卷六《桃花源记》：“遑遑欲何之”：
各本此下有兮字，《文选》无，今从之。
此四例为对衍文的校勘。例①各本皆作赠长沙公族祖，这是对校，又引用杨时伟考订，这是他校。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陶集的校勘以对校为主，并且综合运用各种校勘方法，既勘异同，亦定是非，是“死校”和“活校”的结合。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把校书的具体方法总结为“死校”和“活校”两种。他说：“今试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全文。……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择善而从，版归一式。……明乎此，不仅获校书之奇功，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由此可见，“死校”和“活校”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应该很好地进行灵活的综合运用。陶澍就把活校与死校紧密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保存了底本原貌，又对陶集进行了审慎的校勘，从而使陶集的校勘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为后人提供了一个精审的本子。
第四章 《靖节先生集》的注释特点
第一节 沿用传统的注释方法
清代的学术的特点是注重考证，以乾嘉学派为代表，他们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对经史诸子的整理尤为突出。陶澍继承沿用了清代学者的传统的注释方法，于文字、音韵和训诂的考证方法首先在于征引旧注，并且对于前人未注释和注释不明的地方，重新予以注释。在注释中广泛征引有关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古籍，此类典籍为《说文》、《韵会》以及经、史、子、集方面的注、疏等，下面作一分析，以便考察陶澍在注陶方面的特点。
一、文字、音韵和训诂
陶澍于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考证方法的主要特点是在引录他人注释，或固守其说，或于他人注释基础上予以自行解释，进一步纠正或引证。
（一）文字
卷五《闲情赋》“惧冒礼之为諐”
李注：諐，过失也，《说文》：“愆字俗作■。”
又，卷七《祭从弟敬远》“相及龆龀”下注云：
澍注：龆，髫之俗字。
（二）音韵
陶澍注陶，对音韵的注释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大量征引前人成果考释；一为陶澍自行解释，简明扼要，并且在前人旧注的基础上进一步纠正或引证。
1、四声
卷四《杂诗》其五“转觉日不如”
何注：如，去声。澍注：如，读去声，黄公绍《韵会》：“《左传》：‘不如从长’，陆德明读去声”。又东方朔《七谏》：“忽容容其安之兮，超荒乎其焉如，苦众人之难信，愿离情而远举。”注曰：“举，去声，如与举叶，皆读去声之证。”
按：何孟春仅仅用直音法注出“如”为去声，并未指出依据。而陶澍则引用黄公绍《韵会》与东方朔《七谏》，作为“如”读四声的依据，证据确凿，令人信服。
卷二《移居》其二“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
李注：胜，音升，任也。澍注：“将”，乃晋人发语，则胜读如字为是。
按：李公焕只是注出“胜”的读音，而作者从晋朝当时的语言习惯出发，从而证明“胜”读去声。
卷三《丙辰岁八月于下潠田舍获》“遥谢荷涤翁，聊得从君栖。”
李注：蔡宽夫曰：“秦汉以前，字画未备，既多假借，而音无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齐梁后，既拘于四声，又限以音韵，故士率以偶丽声病为工，文气安得不卑弱，惟渊明、韩退之时时摆脱俗据忌，故栖字与乖字皆取其傍韵用，盖笔力自足以胜之。”澍按：蔡氏此条论韵甚浅，四声起于沈约，渊明时尚未有，古人工拙正不在是。
按：关于韵的起源和发展，作者认为李注所引蔡氏语所论甚浅，对韵在诗歌史上的发展认识不清，认为陶渊明时代四声尚未提出，而是始于沈约，故予以纠正。
2、通假
卷二《答庞参军》“或有数■酒”
汤本云，一作斟。澍注：■、斗同，作斟非。
卷五《归去来兮辞》“园日涉以成趣”
澍注：趣、趋同。
3、直音
卷三《癸卯岁十二月作与从弟敬远》“荆扉昼长閇”
李注：閇，必结切，阖也。澍按：《章源稿简赘笔》曰：“颜延年《赠王太常》诗：‘郊扉昼长闭’。”闭，音鳖，此作閇，字异义一。
按：陶澍运用直音法注出閇，閇为闭的古体字，故云“字异义一”。
（三）训诂
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也。”他认为只有通过对字与词的理解，才能弄懂作品语言，进而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而训诂最重要的就是释词，包括字义和词义。黄侃说：“训诂之事，在解明字义和词义。”
陶澍注陶，在训诂大体也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大量征引前人成果考释，一为陶澍自行解释陶集字义，使读者能够准确把握诗集内容。
1、训释字义
如：卷一《命子》“天子畴我”
澍按：畴，等也。《汉书•宣帝纪》：“大司马光功德茂盛，复其子孙，畴其爵邑”。张晏曰：“律非始封十减二，畴者，等也，不复减也。”
按：陶澍通过征引古代典籍与古训，得出“畴”为“等”之义。
卷二《归园田居》其五“漉我新熟酒”
澍按：《说文》：“漉，下貌，沥，浚也，一曰水下貌，沥漉也，一曰水下滴沥也。”《封禅文》：“滋液渗漉。”漉酒盖滴沥之貌。
按：二字均为来母，漉，屋部，沥，锡部，屋锡旁转，二字均有“过滤”义。《广韵》：“漉，渗漉，又沥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沥，与漉略同。”此处通过探求同源字来训释字义。
卷四《杂诗》其四“樽中酒不燥”
澍按：燥，干也，与孔文举“樽中酒不空”意同。
按：《后汉书•孔融传》：“及退闲职，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空”为空虚，中无所有，与“燥”意同。
卷二《赠羊长史》“驷马无贳患”
澍按：贳，贷也，无贳患，言其患不可贷也，即四皓歌驷马，高盖其忧甚大意。
按：《说文》：“贳，贷也。”二字义近而有别。段玉裁注：“泉府以凡赊者与凡民之贷者并言，然则赊与贷有别。赊，贳也，若今人云赊是也；贷，借也，若今人云借是也。其事相类，故许浑言之曰贷也。”“贳”本是赊，“贷”本是借给人，后来“贷”既用于借出，又用于借入，贳和贷的区别就只是赊和借的不同了。
2、训释词义
卷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俛六九年”
澍按：陆机《文赋》：“在有无而俺■俛”，李善注：《毛诗》曰：“何有何无，■俛求之。”■俛犹勉强也。
按：■俛为双声联绵字。陶澍引用李善注，从而训■俛为勉强的意思。
卷三《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鸟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
澍按：《吕氏春秋•辨土篇》：“正其行，通其风，夬心中央，师为泠风。”高诱注：“泠风，和风，所以成其谷也。夬决也，心于苗中央，师师然，肃泠风以摇长也。”又庄子《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
按：泠风，小风；和风。《庄子•齐物论》：“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成玄英疏：“泠，小风也。”南朝宋谢灵运《初往新安桐庐口》诗：“既及泠风善，又即秋水驶。”《新唐书•柳宗元传》：“蒸为清氛，疏为泠风。”陶澍通过征引语言资料与古训，让读者对“泠风”有了明确的认识。
卷四《杂诗》其八“御冬足大布”
何注：大犹麤也。澍按：《左传》：卫文公大布之衣。
按：何注仅训大为麤，在何注的基础上，陶澍列举语言材料进一步解释大布的意思。虽未言明，但其义已现。
卷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
李注：洪驹父云：以兄弟为友于，歇后语也。澍按：曹子建《求通亲表》：“今之否隔，友于同忧。”以友于为兄弟，不始于靖节也。
按：友于，《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一后即以“友于”为兄弟友爱之义。《后汉书•史弼传》：“陛下隆于友于，不忍遏绝。”《魏书•良吏传•宋世景》：“世景友于之性，过绝于人，及道玙死，哭之哀切。”到三国时曹植《求通亲表》中用“友于”借指兄弟。
卷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一：“归子念前途，凯风负我心”
澍按：此先生归省母孟夫人也，先生《孟府君传》云：“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汉魏方碑》：“感邗人之凯风，悼蓼莪之勤劬。”又汉明帝《赐东平王召》曰：“今松光烈皇后衣巾一箧，可时奉瞻，以慰凯风寒泉之思，”赵歧《孟子注》：“凯风言母心不悦也，是亲之过小也。”此皆用齐鲁韩三家古义，无不安其室之说，先生诗亦三家义也。
按：“凯风”乃《诗经》篇名，该诗内容一说是赞美孝子，后指代感念母恩的孝心。陶澍引用两则材料说明陶诗此处运用的是齐鲁韩三家古义，表达诗人急归省亲之心。此处陶澍以儒家仁义道德观念衡量、看待陶渊明及其诗文，从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奉行了儒家“忠孝”的思想观念。
二、考据
陶澍注陶集在考据方面，不外乎考证名物、人物、地理、职官等。
（一）考证典故
如卷二《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
澍按：《晋书•周访传》：“陶侃微时丁艰将葬，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谓曰：‘前冈见一牛眠山汗中，其地若葬，位极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当世出二千石。’言讫不见。侃寻牛得之，因葬其处，以所指别山与访，访父死葬焉，果为刺史，自访以下三世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周陶世姻，此所游或即访家墓也。’”
按：陶澍引用《晋书》，指出此诗的“今典”，说明了陶、周两家的世代姻亲关系，从而让读者对诗歌有了更深层的理解。这是古代堪舆术中“牛眠之地”的来历，揭示出陶诗的典故的深刻内涵。
（二）考证人物
卷二《与殷晋安别》并序，景仁名铁。
澍按：汤本无“景仁名铁”四字。《南史•刘湛传》：“刘敬文之父诣景仁求郡，景文谢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铁干禄。”此景仁名铁之证也，详年谱考异。《年谱》义熙七年：裕辟景仁事在三月，诗题下原注云“景仁名铁”，考《刘湛传》：“湛党刘敬文父成诣殷景仁求郡，敬文谢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铁干禄。’”又《南史•范泰传》：“泰卒，议赠开府，殷景仁曰：‘泰素望未重，不可。’王宏抚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铁，今以此为报。’”刘知几《史通•模拟篇》曰：“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后互举，则观者自知。裴子野《宋略》上书桓元，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此必殷本名铁，后或以字行耳。”
按：《通鉴》卷一百一十六于义熙七年下明言：“三月，刘裕始受太尉中书监，以刘穆之为太尉司马，陈郡殷景仁为行参军。”可证“裕辟景仁事在三月”无误。陶澍根据《南史》及《史通》等材料考证出殷景仁为铁，证据确凿，令人信服。
卷二《岁暮和张常侍》
澍按：张常侍当即本传所称乡亲张野，《莲社高贤传》：“野，字莱民，南阳人，居柴桑，与渊明有婚姻契，徵拜散骑常侍，不就。”但野以义熙十四年卒，题不应云和，详味诗意，亦以哀授之辞，或和当作悲，又野族子张诠，亦徵常侍，或诠有挽野之作，而公和之耶。
按：陶澍考证张常侍即是张野，但由于张野卒于义熙十四年，而此诗作于此年冬，故陶澍推测此诗为和族子张诠的挽野之作，推测合理。
卷二《和刘柴桑》
李注：遗民尝作柴桑令。澍按：《莲社高贤传》：“刘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汉楚王元之后，少孤，事母以孝闻，谢安、刘裕嘉其贤，相推荐之，皆力辞，裕以其不屈，乃旌其门曰遗民。又《宋书•周续之传》：遗民遁迹庐山。”
按：《宋书》曰：“（续之）入庐山……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谓之寻阳三隐。”周续之、刘遗民、陶渊明在当时被称为“寻阳三隐”。此处陶澍通过征引史传材料刻画出了刘遗民这个隐士形象。
卷五《归去来兮辞》：家叔以余贫苦
澍按：家叔，当即《孟府君传》之叔父——太常夔也，详见年谱考异。《年谱》云：《太平御览》引俗说曰：“陶夔为王孝伯参军。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参军督护在坐，陶于坐作诗，随得三五句，后坐参军督护随写取。诗成，陶犹更思补缀，后坐写其诗者先呈，陶诗经日方呈，大怪收陶参军乃复写人诗，陶愧愕不知所以，王后知陶非滥，遂弹去写诗者，又《魏书•司马氏传》曰：“德宗复立于江陵，改年义熙，尚书陶夔迎德宗，达于板桥，大风暴起，龙舟沉没，死者十余人。”当亦即此陶夔，惟太常与尚书应是前后所历官不同耳。”
按：陶澍引用史料注出家叔乃陶夔。
卷七《与子俨等疏》：颍川韩元长
王应麟曰：谓韩融，韶子，见《后汉书•韩韶传》
按：《后汉书•韩韶传》：“韩韶字仲黄，颍川舞阳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子融，字元长。少能辩理而不为章句学。声名甚盛，五府并辟。献帝初，至太仆。年七十卒。”陶澍此处吸收了王应麟的成果。
（三）考证地理
卷一《赠长沙公》：“遥遥三湘”：
李注：《寰宇记》湘潭、湘乡、湘源为三湘。
澍按：湘水发源会潇水谓之潇湘，及至洞庭陵子口会澬江，谓之澬湘，又北与浣水会于湖中谓之浣湘，三湘之目当以此。若湘潭、湘乡、湘源皆县名非水也，且建置在后，古无此称，尚有湘阴、临湘，亦不止三也。
按：李注本认为湘乡、湘潭、湘源合称三湘，陶澍不同意此种说法，他指出湘乡、湘潭、湘阴三个县名，并非古代有之，而是后世才建置命名的，因此，当然也就不能够作为三湘名称来源地依据。可见陶澍分析透彻，有理有据，反映了其丰富的地理学知识。
如，卷三《已巳岁三月谓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中对“钱溪”的考证：
澍注：《宋书》曰：“钱溪江岸最狭。”胡三省《通鉴注》：“《新唐书•地理志》：‘宣州南陵县有梅根监钱官。’《宋书》：‘陈庆军至钱溪，军于梅根。’盖今之梅根港也，以有置钱监，故谓之钱溪。”是时建威将军刘敬宣，说具年谱。
按：“钱溪江岸最狭”并非出自《宋书》，而是见于《资治通鉴》卷一三一明帝泰始二年，“陈庆”云云，此处陶澍所引不确。袁行霈先生已指出，且又引《新唐书•地理志》宣州宣城郡下有“有梅根、宛陵二监钱官。”据此说明钱溪与梅根只是地理位置很近，但不是一个地方。此说值得商榷。笔者同意陶澍的考证，虽其所引不确，然证据确凿，《宋书•列传第十》“上流唯有钱溪可据，地既险要，江又甚狭。”《清史稿•志三十四》地理六：“梅根河自青阳入，至县东斗龙山，沿五埠河口，合双河，北注大江。一名梅根港，又曰钱溪，为历代铸钱之所。”由此可见，钱溪即是梅根港，陶澍所考为是。
又，卷三《还旧居》“畴昔家上京”，对“上京”的考证：
李公焕《还旧居》诗注引《南康志》云：“近城五里，地名上京，有渊明故居。”何注：或曰：上京即栗里原，公前有移家诗，居不一处也。《朱子语录》：“庐山有渊明古迹曰上原，渊明集作京，今土人作荆，江中有一磐石，石上有痕，云渊明醉卧其上，名渊明醉石。按《庐山记》：‘渊明所居栗里，两山间有大石，可坐十数人，渊明尝醉眠其上，名曰醉石，上京、栗里，盖近在一处也。’”又朱子在南康《与崔嘉彦书》云：“前日出山在上京坡遇雨，斤履沾湿。”又吴师道《礼部诗话》：“上京在栗里原，去郡一舍。”澍注：《名胜志》：“南康城西七里为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渊明故居，其诗曰‘畴昔家上京’即此。当湖之滨，一峰最秀，东西云山烟水数百里，浩淼萦带，皆列凡席前。”据诸说则上京之为山，山有先生旧居，确凿无疑，惟《答庞参军》诗作‘使上京’是京师耳。”
陶澍首先引录有关“上京”地名的相关考证，有李公焕注，《朱子语录》与《礼部诗话》等，其次又引用《名胜志》地理方面的材料予以进一步的考证。综合上述材料，从而证明上京乃为山名。由此可见，陶澍考证材料丰富，考证充分。
又，卷三《饮酒》其十“直至东海隅”，对“东海”的考证：
何注：刘履曰：“指曲阿而言，盖其地在宋为南东海郡。”澍注：《宋书•州郡志》：“晋元帝初，割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为东海郡，立郯、朐、利城，况其三县。”刘牢之讨孙恩济浙江，恩惧逃于海，后恩浮海，奄至京口，牢之在山阴率大众还，恩走郁洲，今海州之云台山，即郁洲，乃朐县地，先生参牢之军事，盖尝从讨恩至东海，故追述之也。
此例陶澍吸收前人注释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引述史籍进行考释，并且援据诗文内容考证地名，分析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从中体察诗人在当时的实际情况，可见其知人论世的态度，为研究陶渊明的行履和交游提供了依据。
（四）考证典制
卷一《荣木》：“先师遗训，余岂云坠。”
澍按：《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祭先师先圣，先师之名仿此，但古之所谓先师，即瞽宗之祭，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是也，亦谓之先贤，记曰：礼先贤于西学是也，至唐诗始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又以孔子为先圣，颜渊为先师，其后遂专称孔子为先师，而别无先圣之祭，实自先师肇其端矣。本朝雍正中，议增丛祀孔子诸贤特及先生，惜时无有以先生学术入奏者，其事遂寝，然百世可俟，终必配食无疑也。
按：“先师”指孔子，陶澍引用《礼记》，揭示出了孔子被尊为“先师”的渊源及其发展演变，由此表现了陶渊明对孔子的尊敬与崇拜以及对儒学的尊崇。
综上几个方面，大致勾勒出陶澍《靖节先生集》在文字、音韵、训诂和考据方面的一般方法和特点。他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注释方法，对典故、人名、地名等方面进行注释，进而钩罗排比，考辨正误，于今人治学仍不失借鉴意义。
第二节 对诗文内容和形式的准确把握
除了训诂和考据之外，陶澍还对陶集的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进行了一些阐释，下面试做简要分析。
一、对诗意的正确把握
陶澍在注释《陶渊明集》时，能够正确把握诗意，并且语言简洁明了，如：
卷一《归鸟》：“缯缴奚施，已卷安劳。”
澍注：末二句言业已倦飞知还，不劳虞人之视，超举傲睨之辞也。
卷二《九月闲居》：“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
澍注：诗意盖言俗以重九取义长久而爱其名，其实日月自依辰至，言其有常期，此语可破惑。
又，《杂诗》其十一
澍注：“遥遥从羁役”至此三章，皆羁旅行役之感也。
按：以上四例，陶澍对于诗意的解释都言简意赅，一语中的，无拖泥带水之嫌。对于《杂诗》十一的解释更是如此，用简洁的语言指出《杂诗》其九到其十一，此三首均为诗人陶渊明抒发羁旅行役之感。
陶澍在解释诗文内容时，往往从解释典故入手，力求对诗文进行深入的解释和阐发，由于陶澍学识广博，通古博今，故在运用解释诗文典故方面游刃有余。如：
卷四《山海经》其十二：“鸱鴸见城邑，其国有放士。年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止。青邱有其鸟，自言独见尔。本为迷者生，不以喻君子。”
汤注：柜山有鸟，其状如鸱，其名曰鴸，见则其县多放士。注：放逐也，青邱之山，有鸟状如鸠，名曰灌灌，佩之不惑。澍注：诗意盖言，屈原被放，由怀王之迷，青邱奇鸟本为迷者而生，何但见鸱鴸不见此鸟，遂终迷不悟乎？寄慨无穷。
按：陶澍首先引录汤注，而汤汉只是指出典故来源，并未指明诗意所指。而陶澍则抓住陶渊明所运用的典故来解释诗意，意谓楚怀王之世，鸱鴸多次来止，渊明就由鸱鴸之见而多放士，从而联想到屈原被放逐。“寄慨无穷”寥寥四字，就表达了对楚怀王之被人迷惑表示惋惜之情，对屈原被放逐表示同情之感，并且也暗寓了陶渊明的遭逢乱世，不能被人赏识之感，可谓含意丰富，值得思考，为读者提供了更多想象的空间。由此可见，陶澍对于诗文中的典故能够信手拈来，通过挖掘典故的深层含义来解释陶集诗文含意。
另外，陶澍在解释诗意时亦能联系诗人当时创作的思想感情，卷二《和郭主簿》“衔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
澍注：衔觞四句，盖谓千载幽人无不抱此松菊之操，抚之而志节益坚，以今怀古，亦犹是也。自检平素，有怀莫展，厌厌寡绪，其谁知之乎？
按：此句意谓古之隐者皆保持松菊之高尚品格，而己志却不得展，感慨颇深，点明了作者当时志向不得骋的心境。
卷三《拟古》其一
吴注引刘履曰：君谓晋君，靖节见机而作，由建威参军即求为彭泽令，未几赋归，及晋宋易代之后，终身不仕，岂在朝诸亲旧或有讽劝之者，故作此诗以寄意与。何注：此诗解者谓兰柳易衰之物，而荣茂者以喻晋室，虽弱尚可望其有为，不图一别既久且远，中道迷留，至于今日枯衰，而遂不可为也。诸少年即向之所谓嘉友者，当时相逢禾言心醉，其意气似可以倾人命，今日离隔，竟何所成就乎？此靖节当时无可与同心忧国者发也。而刘履以为易代之后，在朝诸亲旧或有劝其仕者，故作此寄意，岂其然哉？澍注：诗托兰柳起兴，君即指兰柳，出别之时，本不谓久，因嘉友流连，致乖始愿，虚弃景物，有负前言。“多谢诸少年”，乃兰柳责望之词，言其所谓嘉友皆非老成忠厚，徒以意气相倾，迷溺之深，命且不保，何有于离别乎？直斥之曰“相知不忠厚”，其亦可以翻然变计，久出知归矣，诗意借兰柳作《北山移文》以为招隐，欲以谢外诱而坚肥遁也。
按：陶澍此处引录吴注中的刘履语与何注，由上引录可见何注对于刘履所释持不同意见。陶澍在此引出两种不同意见，并且在此基础上自注，并未明确表明态度，可见其科学求实的态度。陶澍在注释中指出其比兴手法，对诗意进行了细致而精准的分析，表明了陶渊明不为外诱所惑而坚定退隐的决心。
二、阐释诗文艺术风格
陶渊明作为东晋最伟大的诗人，其作品具有高超的艺术魅力，在修辞、句法、语法方面往往自然而不雕琢，对于如此种种，陶澍均能给予切中肯要的解释与评析。
（一）解析修辞
陶集诗文所用的修辞手法，由于其多用隐语，故多用反语这种修辞手法。然而由于用典的繁复，故其反语义不能很明显地看出来。陶澍则先释典故，然后用简洁的语言点出。如：
卷一《岁暮和张常侍》“阔哉秦穆公，旅力岂未愆。”
澍注：《秦誓》言：“番番黄发旅力既愆，我尚有之。”此反其语，故以秦穆公之谈为阔，言老无能为也。
陶澍此处先指出典故的来源，然后说明陶渊明此处乃反其意而为之，运用反问的修辞手法，更深一层的挖掘出了诗意。
又，卷三《读山海经》其九：“余迹寄邓林，功竞在身后。”
澍注：此盖笑宋武垂暮举事，急图禅代而志欲无厌，究其统绪所贻，不过一隅之荫而已。乃反言若正也。此例同上，典故取自《山海经》，陶澍并未多言，然其由此典故进一步挖掘其意义，与当时的时事结合起来，认为其反用其义，说明宋武帝的贪得无厌。
按：陶澍注出此两例均使用反语这种修辞手法，表达了诗人陶渊明当时独有的思想情态。
（二）解释句法与语法
卷三《饮酒》其八“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
澍注：此倒句，言时复为远望也。
卷三《癸卯岁始春怀田古舍》
澍注：“怀田古舍”，古人文简语倒，当是于舍中怀古也，观诗中称颜子、丈人、先师可知。王氏以旧居为古，则于文为不辞。
按：陶澍指出此两例均为倒句，分析准确恰当。
又，卷二《赠羊长史》：“正赖古人书。”
陶澍引黄山谷曰：“正赖古人书’、‘正而不能得’、‘正宜委运去’皆当时语法，或者改作‘上赖古人书’，‘上尔不能得’，甚失语法。”
按：陶澍此处引用黄山谷语说明了“正”乃魏晋时的语法。
总之，陶澍注陶集，对于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的分析亦达到了一定水平，他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陶集诗文进行分析，言简意赅，然多点睛之笔，亦为陶澍注释陶集的一大特色。
第三节 订疑纠谬
陶澍“考论名物，辨析学术，每能详其本末，道其利弊。”此点在《靖节先生集》中亦体现为订疑纠谬。综观《靖节先生集》纠误约二十余处，大凡在考证陶渊明诗文所涉及之名物、典故、职官、历史、舆地、训诂等方面，他引用各种材料、多方考证而进行纠误，其中陶渊明的集子历代都有传本，注释之作尤多，因每个人的学识才力有限，故无可避免有误注之处，陶澍《靖节先生集》作为一部集大成的著作，对以往注本的错误之处进行了纠正，并且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启发了后世学者。现将陶澍考订卓著处略举析如下。
一、结合诗文内容及史实纠谬
陶澍参以史籍等进行纠谬，并且进一步阐发诗意，从而让读者对诗文有更深的理解，下面举几例进行分析。如卷一《命子》诗后有马永卿《懒真子》曰：
古文重谱系，故虽世胄绵远，可以考究，渊明《命子》诗云云是已。群川众条，以喻支派之分散也。“语默隆窊”言自陶青后未有显者也。渊明乃长沙公之曾孙，侃传不载，世家独于此见之。
澍注：青后如司空敦，少府范，溧阳侯谦，交州牧基，宛陵侯璜，中庶子抗，康伯乐回，不得谓之无显者，此指长沙所出之高曾而言，自父丹仕吴扬武将军以上无闻，故日“运有隆窊”也。
陶澍举例说明“语默隆窊”并非指自陶青后未有显者也，而是指长沙公陶侃的高曾而言，故曰“运有隆窊”。陶诗引录吴瞻泰注云：“《前汉功臣表》，大司马开封愍侯陶舍，汉王五年以中尉从击燕代封侯，十二年夷侯青嗣，孝景中三年，节侯偃嗣，元光五年候睢嗣，元狩五年坐酎金免，元康四年，舍元孙之孙长安公士元始，诏复家。”《芜湖陶氏族谱序》：“高祖为汉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于定陶，而侯以其时从之，盖即县人陶唐之后裔也。传夷侯、节侯，至侯睢失国，公士、元始复家。而后若少府范，与李沕定大计，安社稷；司空敦，与杨震同征起至三公。……后世附会，遂谓敦孙同，同生柴桑侯丹，丹生长沙桓公侃。”“徐州牧谦，始见于《魏志》，其子商应未仕。而游子交州刺史基，屡世继起。长子宛陵侯璜，传威、淑及绥，凡四世，五为交州也。……又次太子中庶子抗，生康伯乐回。”可见陶澍的分析合理得当，切合历史。
又，卷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题下注云：
吴仁杰年谱以此诗为庚子年作，其说曰：曲阿，今丹阳县也，本传为镇军建威参军，按：晋官制，镇军、建威皆将军官名，各置属掾，非兼官也。以诗题考之，先生盖于此年作镇军参军，至乙巳作建威参军，史从省文耳。《文选》此诗李善注云：“宋武帝行镇军将军”，按裕元兴元年为建威将军，与此先后岁月不合，先生亦岂从裕辟者，善注引用未识何据，镇军未详何人，此诗在隆安四年五月以前所作，本集编次多先后不伦，今既以四言居首，姑依旧序不复更定云。
澍注：是时镇京口者刘牢之也，此诗作在庚子前，说具年谱。又按：仁和孙志祖颐谷所辑《文选》，李注补正云：题注，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按本集此题上着始作二字，则在为建威参军之前矣。末篇从都还，诗题着庚子岁三字，则此为隆安三年己亥矣，镇军虽莫考为何人，然此年刘裕才参刘牢之军事，至元兴三年，始行镇军将军事，题注非也。《年谱》：“若裕甲辰行镇军时镇石头，至乙已十月始旋镇丹徒，先生正在彭泽赋《归去来》矣，何得有参裕军事也，惟东晋为镇军将军者，却愔以后，至裕始复见此号，故李善《文选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宋武帝行镇军将军，辟公参其军事，以镇军为裕。’遂以臆谓公参其军。”
陶澍引录吴仁杰年谱的考证，并且引用史实进行考订，指出《文选》李善注之题注之误，并且推出《文选》李善注之所以致误的原因是到刘裕时“镇军将军”这个官号重现，合情合理，令人信服。
又，卷二《九月闲居》序曰：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奇怀于言。
“空服九华，奇怀于言”下注云：
朱翌曰：元亮九日闲居序：秋菊盈园，持醪靡有，空服九华。东坡云：十月三日，金英粲然，遂召客饮万家春，且服九华，诗人谓九华，九日之华，即菊也，按：《真诰》：太元玉女有八琼九华之丹，方于江上炼丹，又李八百居栖，元山合九华丹成，以此考之，非菊即丹也，澍按：九华虽亦丹名，陶苏所服，恐非丹也，仍解作菊为是。
按：朱翌考证“九华”乃丹名，从而否定乃菊花之说。陶澍认为九华虽亦丹名，然根据诗文内容来看，既为陶、苏所服，故非丹也，故解作菊为是。当代学者也持相同看法，认为九华指九日之华，即菊花。并且序曰“重九”，乃为重阳节，有采花风俗，故以菊花为确。
又，卷三《述酒》“鸣鸟声相闻”下注云：
吴师道曰：以离为隳，则是陶公故讹其字以相乱，离，南也，午也。重离，典午再造也，止作晋南渡说自通，《书》“我则鸣鸟不闻”，陶正用此，鸟指凤凰，此谓南渡之初，一时诸贤犹盛也。砾，小石。修渚，长江，指江左。皛，显也，此承首句离照字言，素砾显于江渚，其微已甚，至“南岳无余云”，则气数全尽矣。
澍按：“鸣鸟声相闻”句，盖用《楚辞》“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月令》：仲夏之月，鹈始鸣，鸣则众芳皆歇。易通卦验博劳常以夏至应阴而鸣，吴引鸣鸟不闻似非。
按：吴师道认为“鸣鸟声相闻”出自《尚书》“我则鸣鸟不闻”，而陶澍认为所引出处与诗歌不符，应出自《楚辞》“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意思是说，不要等待杜鹃的鸣叫声，杜鹃一叫，百草就会凋落，草木的芳香也不再散发了。此处“鸣鸟声相闻”意为人才逐渐减少。逯钦立引用澍注，认为此为贤者逐渐减少之意。
二、纠正旧注之谬
《陶渊明集》历代都有不少的注本，陶澍在卷首《诸本序录》中列出了自李公焕本以下共十二个本子，这些本子中有注本，有评本，陶澍对其一一进行比勘，对其错误之处，往往结合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进行纠正，从中可见其学识修养之深。
如卷一《赠长沙公》，“长沙公于余为族，祖同出大司马。”句下注曰：
李注：汉高帝时陶舍。澍注：大司马谓桓公，《晋书》公本传：“咸和九年追赠大司马。”《邓狱传》：“大司马陶侃，先生孟府君传赞，娶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第十女是也。”考《史记》、《汉书》皆云汉王五年为右司马，非大司马，且汉初无大司马官名，至武帝元狩四年始置，此注误也。国朝阎若璩反据此注，谓先生祖愍侯，而非出于桓公，遂欲改大为右，其说尤谬，详年谱考异。
按：陶澍引用《晋书》、《史记》、《汉书》考证出大司马谓桓公，而非汉高帝陶舍，纠正了李注之误，指出汉初并无“大司马”官名，元狩四年才设置，故不可能为陶舍。同时也纠正了清朝考据学者阎若璩的错误，并且在《年谱考异》中列出五处谬误之处来纠正其错误，颇为详实。
又，《赠长沙公》“遥遥三湘”下注曰：
李注：《寰宇记》：“湘潭、湘乡、湘源为三湘。”
澍按：湘水发源会潇水谓之潇湘，及至洞庭陵子口会澬江谓之澬湘，有北与浣水会于湖中谓之浣湘，三湘之目当以此，若湘潭、湘乡、湘源皆县名，非水也，且建置在后，古无此称，尚有湘阴、临湘，亦不止三也。
按：湘乡、湘潭、湘阴（或湘源），合称三湘，见《太平寰宇记•江南西道十四•全州》。陶澍不同意此种说法，他指出湘乡、湘潭、湘阴三个县名，并非古代有之，而是后世才命名的，因此，当然也就不能够作为三湘名称来源地依据。可见陶澍分析透彻，有理有据，反映了其丰富的地理学知识。后人评价“以潇湘、溃湘、浣湘为三湘一说，立证精核，洵足证《寰宇记》之疏误，而奠千秋之定论也。”
又，卷二《命子》“于皇仁考，单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句下注云：
李注：父姿城太守生五子，史失载。赵泉山曰：靖节之父，史逸其名，惟载于《陶茂麟家谱》而其行事亦无从考见，惟《命子》诗曰“于皇仁考，单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其父子风规盖相类。
澍按：姿城邓作安城，（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云：岱生晋安城太守逸，逸生彭泽令赠光禄大夫潜），详年谱考异。《年谱》云：考皆无姿城，惟安城太守领县七，吴孙皓宝鼎二年分置，当以安城为是。又按，安城旧属长沙郡，今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安福各境，《府志》载安福有陶渊明读书台，或幼随父任，读书于此耶。
按：陶澍引用史书《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进行考证，证明并无姿城，从而考订陶渊明其父为安城太守，而非姿城，从而纠正了李注之误。
又，卷一《荣木》“志彼不舍，安此日富”下注云：
汤注：或曰：志当作忘，荀子“功在不舍”，《诗》：“一醉日富。”盖自咎其废学而乐饮云尔。蒋熏曰：增业在不舍，故“日富”，此易所云富有之谓大业也，日新之谓盛德，虽我怀于兹，不无内疚，此所以嗟固陋乎。或引诗“一醉日富”，靖节自咎其废学而乐饮，观其自挽曰：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肯自咎耶？
澍注：蒋说非也，望道未见，归咎沉酣，刻责之心，固当如是，蒋以“富有、日新”释“日富”，既割裂无理，且自矜日进，全与诗意相违。
按：对蒋熏以“富有、日新”释“日富”，陶澍予以否定，他从全诗的诗意出发，认为全诗要表达的是陶渊明对自己整日沉溺于醉酒生活而不求上进的失望矛盾的心情。分析精准得当，是对汤注的进一步的补充。今人逯钦立也持相同观点，认为上句言一心要求前进，下句言安于醉酒生活，表达作者内心矛盾。
又，卷六《扇上画赞》“周子称疾，闲居奇心。”下注云：
何注：《艺文类聚•隐逸部赞》类载：美哉周子至末，以为周阳珪赞，而清尚作清商，悠然作恬然，曰琴曰书，顾盼有俦作日玩琴书，顾盼寡俦，数字不同。
澍按：周阳珪事未详，何注欲以周勰当之，恐非。
按：陶澍认为周阳珪事不详，何孟春把周勰当作周阳珪来看待，缺乏证据，甚为不妥。由此可见陶澍作注的审慎态度。
又，卷七《祭从弟敬远》“相及龆龀”下注云：
李注：龆与龀义同，毁齿也，《家语》曰：“男子八岁而龀。”龆，音条，龀，音榇。澍按：龆，髫之俗字，《玉篇》：“髫，小儿发，龀，毁齿也。”李注以龆与龀义同，误。
按：陶澍引用《玉篇》来证明龆乃小儿发，以此来推翻李注龆与龀义同的论断，颇见卓识。然陶澍亦有不妥之处，袁行霈已指出：李本及各宋本均作“相及龆齿”，并无异文，而陶澍遂改为“相及龆龀”，并无版本依据，认为其案语亦未必可信。笔者基本同意袁行霈先生的看法，其在无版本依据的情况下擅改底本有不妥之处，但是笔者对“其案语亦未必可信”，不敢苟同。据笔者考证，龆龀，垂髫换齿之时，指童年。龆，通“髫”，指儿童下垂之发。如《东观汉记•伏湛传》：“龆龀励志，白首不衰。”唐白居易《欢儿戏》诗：“龆齓七八岁，绮纨三四儿。”均是此意。当然李注认为龆与龀义同，也有根据，两个字均可指儿童换齿，即脱去乳齿，长出恒齿。然陶澍所注足可聊备一说。
综上所述，各家所注，各有优长，然不免偏举一隅，缺乏证据武断之处，惟陶澍能征引群书，稽考史实，纠正旧注之谬，考证亦见其精博与审慎，此为陶澍注陶集的一大特色。
第四节 集注和集评
陶澍的《靖节先生集》汇集了前代对于《陶渊明集》的全面的注释和精当的评论，是对李公焕注陶集所开创的集注和集评的继承和发展。《靖节先生集》作为一部陶集注释带有总结性的力作，其集前代之大成可谓其显著的特点。陶澍在《例言》中称：“宋莒公本今不可见，世所传者惟汤文清、李公焕、何孟春三家最著，汤止注诗，颇为简要，李何稍繁，然与意逆之处，俱有发明，故今所注，虽博采群贤，要以三家为本。”郭绍虞在《陶集考辨》中谈及李公焕注本时说道：“此本之长，即在荟萃众说，于汤注之外兼采蔡氏注等，开后世集注之风。”“兼采诸家评语，又开后世集评之风。故其体例分注与评为二，注语加正文中，评语附正文后。”“至其所集录总论，则又开后世辑《渊明诗话》之风。”钟优民《陶学发展史》：“（汤汉、李公焕）两家注本，广采博收，开《陶集》集注之先河，是陶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清代陶澍继承了前人的注释方法，尤其是对李公焕的集注和集评方法的继承，大大地发展了集注和集评的方法，从而使得这部《靖节先生集》成为集大成的著作。
一、丰赡而细致的集注
李公焕注本开创了对于陶渊明集的集注这一体例，李注大都采用汤注，他将汤注析为二例，择其近注解者附文中，近诠释者附文后，较为明晰。但是李注本很少加入自己的按语，袁行霈先生曾将李注本与汤汉注本进行详细的比较，认为李公焕注本是汤汉注本的扩充，在汤注之外又搜集了诸家的评析。陶澍《靖节先生集》沿用了李公焕注本的体例形式，将其近注解者附文中，近诠释者附文后，但是比李注本进步的是，在具体每一篇诗文作品注中，在罗列各家成说之后，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按语，裁定是非，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这就符合“集注”的体例。采用这种体例注书，使得注释风格整体要言不烦，简练精致，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充实。陶澍博采群贤，择其卷首所列十二种陶集版本中的注释之高明处予以采录，但以汤汉、李公焕、何孟春这三家注本为主。在注释过程中，陶澍注释中采用了言简意赅的注释方法，正如他在《例言》中所说：“诗无达诂，古今善说诗者，无过孟子《小弁》、《凯风》、《北山》、《云汉》，不过片言，砉然以解。宋元以来，诗话兴而诗道晦，连篇累幅，强聒不休，其实旨趣无关，徒费纸墨而已。”陶澍运用集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诗文的赏析
如，卷三《癸卯岁十二月作与从弟敬远》：“雪倾耳无希，在目皓已洁。”
罗大经曰：此十字雪之轻虚洁白尽在是矣，后者莫能加也。
按：陶澍此处引用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的评论来注释此句，虽非陶氏发明，惮陶氏能用前人评语来注释此句，亦可见其艺术赏析力之高。近人古直参考了陶澍此注，《陶渊明诗笺》曰：“《老子》：‘大音希声’，又曰：‘听之不闻名曰希。’”进一步进行阐释，可见对于后人的影响。
又，卷三《丙辰岁八月中潠田舍获》：“悲风爱静夜，林鸟喜闻开。”
陶澍引吴注：王棠曰：“静夜风声更清，有似于爱静夜，炼字之妙如此。”
按：陶澍此处亦是引用他注强调“静”字之妙，著一“静”字，而境界全出。
卷三《饮酒》序：“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
东坡曰：“孔文举云：‘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事矣。’此语甚得酒中趣，及见陶公云“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便觉文举多事矣。”
按：陶澍此条引录东坡语说明陶高于孔融，孔融追求的是朋友常聚、美酒常满，而是陶渊明追求的是偶然兴会、率意悠适的情趣，可以说东坡此语甚与渊明诗文合，将其悠然之心境刻画了出来。
以上诸例陶澍均引录一条来赏析诗文，此外亦有引录多条来赏析诗文者，如：
卷二《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文选》见作望。东坡曰：“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景与意会，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盖泯灭于烟波间耳。而宋敏求谓余云：‘鸥不能没，改作‘渡’字，二诗改此二字，觉一篇神气索然也。’”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鸡肋集》曰：诗以一字论工拙，记在广陵日见东坡云：‘陶公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俗本作望，则既求采菊，又望山，意尽于山，无余蕴矣，非渊明意也。见南山者，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见之，固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
李注：王荆公曰：“渊明诗有奇绝不可及之语，如‘结庐在人境’四句，由诗人以来无此句。”静斋云：“前辈有佳句，初未知之，后人寻绎出来，始见其工，如渊明‘悠然见南山’，方在篱间把菊时，安知其高，老杜佳句最多，犹不自知也，如是，则撞破烟楼手段，岂能有得耶？”蔡宽夫曰：“俗本多以见为望字，若尔便有褰裳濡足之态矣，一字之误，害理如此。”
《复斋漫录》曰：东坡以元亮“悠然见南山”无识者以见为望，子观乐天效渊明诗曰：‘时倾一壶酒，坐望东南山。’则流俗之失久矣。唯韦苏州《答裴税诗》：‘采菊露未唏，举头见秋山。’乃真得渊明意。
吴菘曰：见改为望，神气索然固已，但以乐天“时倾一壶酒，坐望东南山。”为流俗之失，此却不然，如渊明采菊之次，原无意于山，乃忽见山所以为妙，若对山饮酒，何不可云“望”而必云“见”耶？且如其言，剿说雷同，有何妙处？
按：此处陶澍引用了东坡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李公焕注引王荆公语、静斋语与蔡宽夫语、《复斋漫录》、吴菘语来谈文人从宋到清文人对于“见南山”与“望南山”的分析，资料丰富，为集注的典范，此处陶澍并未作按语，然其倾向性已经寓于所采录的材料中。
（二）揭示陶渊明的思想境界
有关陶渊明的思想境界的问题，是人们历来关注的热点。南宋真德秀《跋黄瀛甫拟陶诗》中称：
“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或者徒知义熙以后不著年号，为耻事二姓之验，而不知其眷眷王室，盖有乃祖长沙公之心，独以力不得为，故肥遁以自绝，食薇饮水之言，衔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顾读者弗之察耳，渊明之志若是，又岂毁彝伦、外名教者可同日语乎！”
按：“悲凉慷慨，非无意世事”是真德秀对陶诗中表现出的思想的概括。并且指出陶渊明义熙以后不著年号，为耻事二姓，并且有眷恋东晋王朝，继承先祖陶侃忠心之志，所以不得已而隐居。此处真德秀所指出的儒家之道乃为陶渊明对现实的关心和济世情怀。
明代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云：
夫理学标宗，圣贤自任，重华、孔子，耿耿不忘，六籍无亲，悠悠生叹，汉魏诸诗，谁及此解？斯则靖节之品位，竟当俎豆于孔庑之间，弥希而弥高者也。
按：黄文焕对陶渊明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境界概括为“理学标宗，圣贤自任”，理学即指儒家学说，此处黄文焕认为陶渊明把儒家学说奉为自己人生实践的原则，“重华、孔子，耿耿不忘”，是说陶渊明以圣贤为榜样，志在儒学，对陶渊明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到了清代，陶澍对陶渊明的思想境界作了进一步的提升，不只是像前代文人仅仅揭示陶渊明的志在儒学，心期圣贤，认真钻研儒家著作，或是揭示陶渊明意欲济世拯民的情怀，而是深刻揭示出陶渊明儒家情怀以及对东晋王朝的忠心和对刘裕政权的愤慨。当然陶澍对陶渊明思想境界的揭示与当时对陶渊明的研究有关。清代是研究和接受陶渊明的高潮，对陶渊明的儒化达到极致，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再加之陶澍本人是一个虔诚的知识分子，视“忠孝”为最高的道德典范，所以他对陶渊明的研究也披上了儒化的外衣，但是不失理性和公正。下面我们将作详细的分析。
1.揭示出陶渊明的儒家情怀
如，卷一《时运》：“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齐业，闲咏以归。我爱其静，寤寐交挥。但恨殊世，渺不可追。”句，陶澍《靖节先生集》曰：
汤注：静之为言，谓其无外慕也，亦庶乎知浴沂之心者乎？查慎行曰：目狂者以静，千古特识。
澍按：周、程每令人寻孔颜乐处，先此唯先生知斯意耳。
按：儒家思想中包含着安于贫贱的思想，陶渊明始终坚持着儒家安贫乐道的道德操守，安于贫贱，不为荣华富贵所动，此正是陶澍所谓“孔颜乐处”，《论语•先进》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陶渊明向往的就是这种境界，本质上是一种超然于贫富贵贱的充实自得的精神境界。陶渊明的“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此亦谓“孔颜乐处”，是一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思想境界，孔子对此言曰“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此种精神已经内化于陶渊明的个人意志中。陶澍从儒家的道德观出发，分析出陶渊明深层的思想境界。而汤汉、查慎行所注仅仅以“静”为切入点分析，未揭示出陶诗的深层境界。
温汝能曰：
渊明则诗真怀淡，超越古今，……安贫乐道，即置之孔门，直可与颜、曾诸贤同一怀抱。论者谓《风》、《骚》以后，陶诗其近道者，此语良然。
按：温汝能此论与陶澍所注有异曲同工之妙。
又，卷三《饮酒》其十八：
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怯所惑。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
陶澍《靖节先生集》曰：
载醪不却，聊混迹于子云；伐国不封，实希风于柳下，盖子云“剧亲美新”，正由未识不对伐国之义，必如柳下，方为仁者之用心，为不失显默耳。此先生志节皭然，即寓于和光同尘之内，所以为道合中庸也。
按：此首诗运用扬雄与柳下惠的典故，说明扬雄有时候不回答别人的问题，是因为所询问的是攻打别国的事情，仁者用心，不论何时皆相一致，仁者不对伐国，但无妨饮酒，说明陶渊明对当时政治不正面表示意见的态度，由此可见陶渊明的志行高洁，故陶澍称陶渊明“志节嚼然”，其处事合乎儒家中庸之道。陶澍运用儒家的“中庸”观来评价陶渊明的高尚志节，从而深刻揭示了陶渊明的思想境界，历代文人从未有此说，为陶澍独创。
2.揭示出陶渊明“忠愤”的思想境界
如，卷四《拟古》其四：
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山河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松柏为人伐，高坟互低昂。颓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
陶澍《靖节先生集》曰：
何注：《洛阳志》：“北邙山，汉晋君臣坟多在此。”
慷慨同争，同归于尽，后之视今，将亦犹今之视昔耳？哀司马即是哀刘裕，意在言外，当善会之。
按：北邙，山名，即邙山，因在洛阳之北，故名。东汉、魏、晋的王侯公卿多葬于此。此处借指墓地或坟墓。陶澍此处吸收了何孟春注，作为自己论说的基础。“慷慨同争，同归于尽”，陶澍认为古代渴望建功立业之人慷慨激昂争夺地方的士人，但到最后还是免不了落得“相与还北邙”的下场，此处是对魏、晋君主的哀叹，“后之视今，将亦犹今之视昔耳？”陶澍将对魏、晋君主的哀叹转移到隐含着的对刘裕弑主篡位的哀叹上来，从中可以让人感受到陶渊明的对刘裕不满与讽刺，揭示出陶渊明忠愤的思想境界。
卷四《读山海经》其九：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句，陶澍《靖节先生集》曰：
汤注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注：夸父者，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倾河渭，岂以走饮哉？
何焯校注本曰：妙在纵其词以夸之，后人不窥此妙，余迹二句，言其为夸也，至死不悟。
澍注：此盖笑宋武垂暮举事，急图禅代而志欲无厌，究其统绪所贻，不过一隅之荫而已。乃反言若正也。
按：陶澍首先引录汤汉注释，其指出了此诗所依据的《山海经》的史料，何焯指出本诗意在夸之，“至死不悟”的解释，即暗指了陶渊明所处时代的政治时事。陶澍在此基础上指出此诗为嘲笑刘裕暮年“急图禅代”这一意旨，并且认为此诗反用夸父这一形象，有讽刺意味融入其中。
如卷四《读山海经》其十三：
岩岩显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废共鲧？重华为之来。仲父献诚言，姜公乃见猜。临没告饥渴，当复何及哉。
陶澍《靖节先生集》曰：
黄文焕曰：《读山海经》，结乃旁及论史，“当复何及哉”一语，大声哀号，盖从晋室所由式微之故，寄恨于此，使后人寻绎，知引援故实以慨世，非侈异闻也。
澍注：晋自王敦、桓温以致刘裕，共鲧相寻，不闻黜退，魁柄既失，篡弑遂成，此先生所为托言荒渺，姑寄物外之心而终推本祸原，以致其隐痛也。
按：陶澍首先引录黄文焕的注释，黄文焕对其隐含的历史内容已经有所揭示，“晋室所由式微之故，寄恨于此”，指明此诗实际指向晋室衰败的原因。陶澍在此基础上对其所隐含的意旨进行进一步的揭示，认为晋朝从王敦开始，到桓温，再到刘裕，皆由用人不当，这就埋下了祸根，最后遂成篡弑之祸，故陶澍“推本祸原”，以表达陶渊明对晋朝灭亡的哀痛之情。
此外，清代吴菘《论陶》曰：
“重华”乃千古不惑之君子，故能用才去谗；姜公反是，遂至饥渴无及，以终上章之意。案此数首，皆寓篡弑之事。
按：此注对诗之意旨作了解释，说明乃“篡弑之事”，与陶澍所指大体相同，但是比较笼统，不如陶澍所注更具体。
以上所举数例，均为咏史之作，陶渊明实则是借咏史来咏怀，陶澍指出陶渊明咏史诗背后所蕴藏的意旨，揭示出了诗人对东晋政权的忠诚对刘裕政权的不满和愤懑。
（三）对旧注的补证
陶澍集注陶集引录了诸多前人注释，对于这些注释，并未不加分析全盘接受，而是以怀疑的精神予以怀疑和考证，以求更好地笺释陶集。下面即列举几例：
卷二《于王抚军作送客》题下注云：
李注：按年谱，此诗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宋书》：“王宏，字休元，为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庾登之谓西阳，今黄州太守，将赴郡，王宏送至湓口，今浔阳之湓浦。”三人于此赋诗叙别，是必元休要靖节预席饯行，故《文选》载瞻即席集别诗，首章纪座间四人。
澍按：《文选》有谢宣远（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一首，李善注：“沈约《宋书》曰：‘王宏为豫章之西阳、新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庾登之为西阳太守，入为太子庶子。’集序曰：‘谢还豫章，庾被征还都，王抚军送至湓口南楼作。’无首章纪坐间四人事，不知李注所本，所引年谱亦不知何人所撰。又按：今《文选》瞻序仅记三人，无先生名字，岂宋本有之？今本夺去邪？
按：陶澍用《文选》进行比对，发现李注所述“首章纪座间四人”与《文选》瞻序所记人数并不相符，故对其提出质疑，并作出假设认为是宋本有，而今本脱去之故。陶澍此处虽未作出自己的判断，但是提出了问题，引发后人的思考。近人王叔岷《笺证稿》：“谢诗‘方舟新知旧’，李善注：‘旧知，庾也。’新知，盖为陶公。则谢诗所纪，实休元、登之、陶公及瞻自己四人。”
又，卷三《还旧居》“六载去还归”下注云：
李注：韩子苍云，渊明自庚子始作建威参军，由参军而为彭泽，遂弃官归，是岁乙巳，故云六载。赵泉山曰：自乙未佐镇军幕，迄今六载，韩说盖误。吴瞻泰曰：镇军、建威皆晋时治军之官，公庚子岁作镇军参军，非建威也，子苍误注，泉山亦未考实。
澍按：先生始作参军，盖在己亥，至甲辰正六年，去还归者，谓以己亥出，庚子假还，辛丑再还，甲辰服阙，又为本州建威参军，去而归，归而复去，故曰六载，去还归也。此诗作于乙巳，始还旧居，故曰今日始复来，斗南、泉山均考之未审，说具年谱。
按：李注所引韩子苍语与赵泉山语对于“六载”之说分歧很大，吴瞻泰认为对于同意陶渊明在庚子岁任职，但对其所任官职认为应为镇军参军，而非镇军与建威。其实三人都认同陶渊明在庚子岁任职，陶澍在罗列各家观点的基础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陶渊明始作参军在己亥，去而归，归而复去，共六载，故此时作于乙巳，在《年谱考异》中有详细的考证。陶澍见解独到，对于陶诗的编年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
又，卷七《与子俨等疏》“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下注云：
李注：赵泉山曰：五十当作三十，乃追叙少壮之时，靖节从乙未十一年间，自浔阳至建业再返，又至江陵再返，故云“东西游走”，及四十一岁，序其倦游，于《归去来》云：“心惮远游”，四十八岁《答庞参军》诗云：“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若年过五十，时投闲已十年矣，尚何游宦之有？
澍按：序云“少而穷苦”，乃追述之辞，岂谓东西游走在五十后哉，即依《宋书》无‘少’字，非追述游走不定解作游宦，先生虽赋归，而王抚军、殷晋安往来酬答，亦无妨以东西游走为言也。赵说似滞，五十不必改三十。”
按：陶澍非常赞赏赵泉山的追叙之说，《年谱》：“《与子俨等疏》当在宋受禅后，必非作于甫过五十之后，疏末曰：“济北泛稚春，晋时操行人也。”若五十一岁，尚在义熙年间，宜云“今之操行人也”，不当谓“晋时”，年过五十，以事迹考之，赵氏追叙之说亦长。”但是对其“五十当作三十”的说法持否定意见，认为“少而穷苦”即是追述之辞，不必把五十改作三十，另外认为赵泉山把“游走“理解为“游宦”也失之于迂。
由以上几例可以看出，陶澍在集注方面的特点是解释扼要精炼，征引多种古文，精选各家注释，并且是在罗列前人注释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的进而裁定是非，澄清前人的误解，从而使得对陶诗的研究更加地全面与深入，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丰赡的精核的陶集注本。
二、广博而全面的集评
《靖节先生集》的集评，陶澍精心汇集了历代名家的评论，对陶渊明人格、诗格、艺术风格及成就等等诸多方面作了精当的评论。这些大致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列于每首诗文后，另一部分辑成《诸本评陶汇集》，列于卷十，《例言》：“陶集自李公焕录诸家总论于前，嗣是何孟春、毛晋、吴瞻泰增续益多，然遽加刊削，亦嫌专辄，故于卷末汇集一编，未能免俗，聊复效颦焉尔。”陶澍曰：“自李公焕本靖节集前有总论，诸本踵之，递有增录，今汇为一卷，删其重复，又续采数条附于其后，其已见本篇者，则悉略焉。”这些有的采自李公焕本总论，有的采自毛晋绿君亭本陶集总评，有的采自吴瞻泰《陶诗汇注》，有的采自蒋熏陶诗总论，陶澍删除各本的重复之处，最后一部分为陶澍所增，所增者出自施彦执《北窗炙輠录》、王圻《稗史类编》、冯班《钝吟杂录》，他把在篇中已出现的予以省略，这样就避免了重复之嫌。通过对两部分评论的仔细研读，笔者认为陶澍之所以把集评分为两部分，基本上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篇中诗文来说，在注释完后即引入历代文人对于本篇诗文的相关评论，这样更有针对性，也会让读者通过阅读评论，更进一步地加深对于诗文的理解。而对于卷后的《注本评陶汇集》来说，这些评论都是总论总评性质的。综观这些评论，可谓广博而全面，下面就以此举例来说明。
首先，就其人格来说，主要涉及陶渊明的安贫乐道、固穷的耿介品格，任真旷达的胸襟两个方面。陶渊明在诗中多处描写自己的固穷之节，如《咏贫士》七首，他列举了几位清贫廉洁之士，表达对他们的赞赏，如对黔娄称“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以古代志士的固穷之节而自勉。并且为了保持固穷之志，陶渊明不为世俗名利所羁绊，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王懋竑评曰：“渊明当晋宋之际，抗志不仕，其云性刚才拙，与世多杵，特不欲自明其意，然观渊明不肯一束带见乡里小儿，则其高风远致，亦必非世俗所能羁绁矣……渊明盖自度其身之必穷饿死而卒，无以报也，其固穷之节，守死不移，已见于此诗矣。”陶渊明归隐后即躬耕自资，正如《乙酉岁九月九日》，李注本曰：“观此诗知元亮既休居，惟躬耕是资，故萧德施曰：‘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就其任真旷达的胸怀来说，沃仪仲曰：“寄托原不在农，借此以保吾真，聊为陇亩民，即简兮万舞之意，所谓醉翁意不在酒也。”东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钟伯敬云：“陶公山水友朋之乐，即从田园耕凿中一段忧勤讨出，不别作旷达，所以为真旷达也。”如此种种，把陶渊明率真旷达的胸怀展露无遗。
就其诗格来说，陶渊明诗文的主要特色是平淡自然，无雕琢之痕。朱子文集曰：“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东坡乃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其才高似不费力，然已失自然之趣矣。”曾纮曰：“余尝评陶公诗，造语平淡，而寓意深远，外若枯槁，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也。”黄文焕《陶诗析义》序曰：“古今尊陶，统归平淡。以平淡概陶，陶不得见也。……钟嵘品陶，徒曰隐逸之宗；以隐逸蔽陶，陶又不得见也。”李格非曰：“《归去来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杨龟山语录曰：“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著力所能成也。”明王坅《稗史》曰：“陶诗淡，不是无绳削，但绳削到自然处，故见其淡之妙而不见其绳削之迹。”这些都是对陶渊明平淡自然风格的高度赞美。但是又不仅仅是平淡，陶澍又引录《朱子语类》云：“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说的这样言语出来。”这就指出了陶澍平淡诗文风格之外豪放的一面。这对后世影响很大，鲁迅谈及到此，云“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同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
还有一些评论把人格和诗格结合起来：朱子曰：“陶渊明有高志远识，不能俯仰时俗，故作《归去来辞》以见志，抑以其自谓晋臣，耻事二姓，自刘裕将移晋祚，遂不复仕，则其意亦不为不悲矣，然其词意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其尤怨切蹙之病。”又如刘朝箴曰：“靖节非儒非俗，非狂非狷，非风流，非抗执，平淡自得，无事修饰，皆有天然自得之趣，而饥寒困穷，不以累心，但足其酒，百虑皆空矣。及感遇而为文词，则率意任真，略无斧凿痕，烟火气。千载之下，诵其文，想其人，便爱慕向往，不能已己。”这些把陶渊明的人格和诗格结合起来评论，对陶渊明本人及其作品作出了高度的赞美与推崇。
对于陶渊明诗文的艺术风格，历来评价者极多，东坡曰：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目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刘后村曰：“所贵于枯淡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姜白石《诗说》曰：“渊明天资既高，趣诣又远，故其诗散而庄，淡而腴，断不容作邯郸步也。”这些评论指出陶渊明诗文的风格是“质而绮”、“散而庄”、“癯而腴”的矛盾的统一，由此构成了陶渊明诗文独特的艺术风格。
另外，陶澍还引录对于诗文正反两方面的评论。如对于《闲情赋》，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陶澍引录昭明太子序云：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又引录东坡语曰：渊明作《闲情赋》，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大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又如《桃花源记》，康骈曰：渊明所记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观即是其处。赵与时曰：靖节所记桃花源，人谓桃花观即是其处，不知公盖寓言也。洪迈《容斋随笔》曰：渊明作桃花源记云云，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唯韩公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世俗哪知伪与真，至今传者武陵人，亦不及渊明所以作记之意。……然窃意桃源之事，以避秦为言，至云无论魏晋，乃寓意刘裕，托之以秦借以为喻耳。这些集注，真实地反映了陶渊明研究历史上众说纷纭的状况，当然也间接地揭示了编著者本人的主观倾向，也为陶渊明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的空间。
难能可贵的是，陶澍引录历代文人的评论后，往往也加入自己对陶集诗文的见解与评价，如《归去来兮辞》后，陶澍引录从北宋到清代的各家评论，北宋欧阳修、李格非、晁以道、南宋朱熹、元代李公焕引休斋语、金代王若虚、明末清初张子烈、清代林云铭的评论，其中宋代欧阳修、李格非、朱熹三人之论是对陶渊明人格和文格的高度赞美，元代李公焕引休斋语与金代王若虚则高度评价了陶渊明高超的艺术技巧与风貌，清代张子烈与林云铭则高度评价了陶渊明的儒家气节。陶澍在引录各家评论之后，加以按语：
先生之归，史言不肯折腰督邮，序言因妹丧自免，窃意先生有托而去，初假督邮为名，至属文又迂其说，于妹丧以自晦耳。其实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故曰“景翳翳其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又曰“帝乡不可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特旨远辞文，未易窥测，今为拈出，读者自可以推寻而得之矣。
按：陶澍此处引录由《宋书》、《晋书》可知，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缘于不肯折腰督邮，而陶澍则在文中深刻理解其含义，序曰“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即又表明渊明因妹丧自免，而陶澍认为这些其实都是表面的托辞，最重要的是渊明看到晋朝的气数将尽，以诗文“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帝乡不可期”为证，而诗人陶渊明不忍看到这一幕，为了坚持自己的气节，故辞官归隐，赋《归去来兮辞》。
又，卷三《咏三良》：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帏。箴归向已从，计议初无亏。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
严有翼《艺苑雌黄》曰：
秦穆公以三良殉葬，诗人刺之，则穆公信有罪矣。然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也。以陈尊已魏颗之事观之，则三良亦不容无讥焉。昔之咏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渊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杀身诚独难，或曰：君命安可违？或曰：死没宁分张。曾无一语辨其是非者，惟东坡和陶云：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死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惜？审如是言，则三良不能无罪。
澍按：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曹子建《咏三良》曰：“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此慨魏文之凉薄，而欲效秦公子上书愿葬骊山之足者也。渊明云“厚恩固难忘，投义志攸希”，此悼张祎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况二疏明进退之节，荆轲寓报仇之志，皆是咏怀，无关论古，而诸家纷纷论三良之当死不当死，去诗意何啻千倍。
按：陶澍在这段话中，提出了一个很通脱的观点，即“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而历史上的文人则泥古不化，纷纷评论三良当死不当死，这样就与诗意背离了，陶澍表明了对于《咏三良》这首诗主旨的看法，认为这首诗是寄托之诗，是陶渊明借写三良来悼念忠义之士张祎的。笔者认为是符合诗歌意旨的。
综上所述，陶澍继承了李公焕所开创的对于陶集的集注和集评的方法，虽然后来有不少注本也沿用了这种方法，但是运用的并不广泛，直到清代，陶澍将集注和集评的方法推向了顶峰。
结 语
一
清代是陶渊明研究的结穴期，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方方面面都成果不菲，带有集大成的总结性质。陶澍《靖节先生集》，在众多陶集注本中系集大成之作、总结性之作，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在文献整理体式上的完备。清代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时代，清人的学术有汇集精华之功。陶澍整理的《靖节先生集》就是其中的典范。陶集自问世以来，历经梁陈、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由于陶集流传已久，辗转传抄，导致其版本繁多，卷次歧异，异文叠出，至有错讹。这种版本混乱的情况给陶渊明研究与接受带来了一些障碍。陶澍在大力研究和借鉴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注重参取前人好的版本，如宋代刻印的汤汉《陶靖节诗注》、元初刊刻的宋人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明代焦竑本、毛晋绿君亭本以及清代吴瞻泰本、蒋熏评本等十几种版本的优点，择善而从，进行了系统全面的重新考订，主要参照李公焕注本的编次方式，篇目则参核各家，并且改变了诸本的将《五孝传》列于记传之后，疏祭文之前的卷次安排，将其便于诗文之后，这样将陶渊明集重新编订为一个十卷的本子，施以文字上的校勘、诗文的注释、历代评陶以及年谱的考证；最后以《凡例》冠其卷首，以明其体例，并且附以《钦定四库全书提要》、《诸本序录》与《诔传杂识》。凡此种种，可谓体工思精，过去诸家注本无一能比，可以说，到陶澍这里，陶渊明集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完备，这就为系统笺注陶集和陶渊明研究与接受奠定了良好的版本基础，也为今天从事古典文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其二，集大成性质。自陶集问世以来，历代陶集版本层出不穷，然各代版本均只注重陶集的某个方面，并未能对其做全面的考察。就陶澍卷首所列十二种陶集版本而言，汤汉注本只是对陶诗作注，并未涉及文。而李公焕注本最大特点为辑录各家成说，校勘极少，全书只有六处，何孟春注本则并未涉及对陶渊明相关生平事迹的考证，焦紘本长处则在于校订之精审，蒋熏评本则侧重于评，黄文焕《陶诗析义》只录诗，注重于对陶诗思想意义的揭示，其它陶集版本大致不出这几个方面。陶澍《靖节先生集》对陶集的整理包含校、注、评、考，大大超越了前人。在校勘上以对校为主，综合运用多种校勘方法，使“死校”与“活校”完美结合。陶澍注释的主体部分，即以文字、音韵、训诂和考据的方法逐篇笺释骆集，并且始终贯彻着“订疑纠谬”的原则。另外，更重要的是，陶澍注释陶集在内容上的主要的特点是精博，这与其采用的集注的注释方法有关，主要体现为陶澍在说明一个问题时，往往引文详实，集采众家，并且最后加入自己的按语，裁定是非，一方面资料丰富，不仅让看到各代对于陶集诗文的不同注释，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读者看到了陶集注释的不断发展，这样就大大了推进了“集注”这一体例的发展。并且其注释精博者，非但以征引广博见长，更以取材精审取胜。关于此点，陶澍特别强调：“首阳易水之思，精卫刑天之咏，其倦倦于故君旧国者，情见乎辞，《述酒》一篇，汤东涧、黄文焕十得六七，尚有廋词隐语，一经拈出，疑滞胥通，但注杜者泥于每饭不忘君之言，致多迂曲，又为前人所讥，故凡词意本与时事无关，诸说必欲挦撦附会者，则在所不取。”陶澍在评述陶集诗文这一方面，采录了从宋代到唐代的各种评论，并且把评论分为两种，诗文的分评列于各首诗后，对于总论则辑录《诸家评陶汇集》，列于卷末。对于考，陶澍考证陶渊明的家世、居址、行年等等，可谓考证精该，对后世影响很大。梁启超称：“安化陶文毅公澍著《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二卷，备列两旧谱而加以考证，至博赡矣。”朱自清也称：“陶《考》考证博引，辨析精详。其所发明，尤在出处一事。谱首论世系，亦甚周悉。甲子诸说则备载于《靖节先生集注》第三卷前，断语独创一解。”曹耀湘校注本卷末《跋》谓：“安化陶文毅公澍所著《靖节先生集》，荟萃诸家之长，纤细备举，考证精核，持论名通，自有陶集以来第一善本也。”“陶澍注本搜集资料最完备，注释最详细，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
其三，认真态度与“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作注对注者的要求很高，既要求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常识，又要求有目录、版本、校勘以及小学方面的专业知识。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基础上，所谓“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就是这个道理。陶澍作注的态度就极其认真，他搜集了其能所见到的所有关于陶渊明诗文集的本子，进行仔细的比较、分析和判断，择善而从。对于各种注本中涉及到的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看法，陶澍往往不敢专辄，采取两存的态度，从而为读者正确理解诗歌内容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对于集中不能确定其含义的，采取存疑的态度。如，
卷二《和刘柴桑》“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弱女虽非男，蔚情良胜无。”
李注：赵泉山曰：谷风四句，虽出于一时之谐谑，亦可谓巧于处穷矣，以弱女喻酒之醨薄，饥则濡枯肠，寒则若挟纩，曲尽贫士嗜酒之常态。吴注：王棠曰：柴桑有女无男，潜心白业，酒亦不欲，想必以无男为憾，故公以达者之言解之。
澍按：赵以弱女为比，王则赋也，说并通，两存之。
按：陶澍此处引录李注赵泉山语与吴瞻泰注王棠语，认为两说并通，故存而列于此。
其次采取存疑的态度。陶澍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还表现在他对于不能肯定或是不能用材料说明问题时，往往采存疑的态度，而不强解之。如卷三《蜡日》，注曰：
此诗不知所谓，未敢强解，近时吴骞《拜经楼诗话》以为于《述酒》篇同意，“风雪送余运，无妨诗已和”感昔为岁之终，喻典午运已告讫，而宋祚方隆，臣民已多附从，不必更兹妨忌，故曰无妨也。“梅柳夹门植”梅喻君子，柳喻小人，“夹门植”谓参错朝宁，君子不能历冰霜之操，小人则但知趋炎附势，望风而靡。“一条有佳花”有者，犹言无有乎耳。“酒中适何多”，裕以毒酒一罂命张伟酰帝，伟自饮之而卒，又令兵进药而害之，言酒中之阴计何多，“我唱而言得”，谓裕倡奇谋，而附奸党者众也。“章山有其歌”，《山海经》：“鲜山又东三十里曰章山。”《地理志》：“章山在江下竟陵县东北，古文以为内方山。”按竟陵、零陵皆楚地，故假竟陵之山以寓意，犹《述酒》诗之用舜冢事也，渊明为桓公曾孙，昔侃镇荆楚，屡平寇难，功在社稷，未能明多少，谓若曹勿谓阴计之多，以时无英雄耳，使我祖若在，岂虽至神州陆沈乎？“有其歌”盖欲效采薇之意也。
澍按：吴说迂晦，恐未尽然，姑识于此以俟知音。
吴骞以为此篇与《述酒》同义，认为其一一隐喻时事，陶澍认为其解释过于迂晦，在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以前，未必如此，故存疑以俟来者。
又，卷四《归园田居》其六：
韩子苍曰：田园六首，末篇乃叙行役，与前五首不类，今俗本乃取江淹“种苗在东皋”谓末篇，东坡亦因其误和之，陈述古本止有五首，余以为皆非也，当如张相国本题为杂咏六首。
澍按：文通此诗载在《文选》，其不当入陶集甚明，惟子苍以田园六首，末首乃叙行役，不知所指何篇，张相国本今亦未见，识以待考。
按，此篇系伪作，然陶澍对于韩子苍“以田园六首，末首乃叙行役”一语不解，不知其末篇所指，并且对其所叙陈述古本未见，故存疑，以俟来者考证。
由以上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汤汉在注陶诗的过程中的确采取严谨、科学的态度，不时还写明自己未能解决之疑点，毫无隐瞒，往往采取两存或存疑的态度，陶澍实事求是的认真态度与学术精神。
二
毋庸讳言，陶澍在注释陶集的过程中亦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多为后人所诟病，如：
1.沿而不辨。如《饮酒》其十六“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陶澍沿用李注“前汉陈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并未进行进一步的辨证，并未指出这一典故与诗歌的联系。近人丁福保《陶集笺注》指出：“孟公指《后汉书•苏竟传》中的刘龚（字孟公），据《高士传》“张仲蔚，平陵人，号诗赋，常居贫素，所处蓬蒿没人，时人莫识，惟刘龚知之。”这句诗用的就是这个典故，感叹像刘龚这样的人了解自己，因而使人心情郁闷。
2.部分注释引录材料不准确。如卷三《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句，陶澍注曰：“《宋书•州郡志》：“晋元帝初，割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为东海郡，立郯、朐、利城，况其三县。”此处引录《宋书》不准确，《宋书》卷三十五：晋元帝初，割吴郡海虞县之北境为东海郡，立郯、朐、利城三县，而祝其、襄贲等县寄治曲阿。
3.体例前后不统一。
陶澍注释陶集时注与评是分开的，注列于诗文中，而评列于诗文后，作者绝大多数时候也是按照这一体例进行注释，但是有时的同一类材料，陶澍有时列于注中，有时列于评中，如陶必铨的《萸江诗话》，陶澍在《饮酒》其三列入注中，在《形影神》三首中则列于评中。再者对于评，陶澍有时只著人名，有时只著书名，有时人名书名都著。另外，对于诗文中的各家之评，陶澍以李公焕本为底本，故有一部分评是出自李公焕注本所引，陶澍在引录李注本的诗文评时，往往注明“李公焕曰”，但是还有一小部分为李本所引，而陶澍并不注出。如《闲情赋》后的评论，有昭明太子与东坡两则评论，此为李本所引，而陶澍并未注明“李公焕曰”。陶澍所录《诸家评陶汇集》，基本上是按照版本的时间先后引录的，而陶澍在引录吴瞻泰注本之评与蒋熏本之评时，则将吴瞻泰本列于蒋熏本之前，而蒋熏本应出现于吴瞻泰本前，“陶诗集注《诸家评陶汇集》先吴后蒋，本已不当。
4.前后矛盾。如卷二《九日闲居》诗注于“空视时运倾”句下引录汤汉注曰“指易代之事”，又于下句“寒花独自荣”引录吴瞻泰注“指易代之事，失其指趣”，两种注本对陶诗的注释观点相左，而陶澍则不加分析，皆引录于此，致使前后矛盾，确为注释之失。
总之，陶澍《靖节先生集》是目前关于《陶渊明集》注释本中最为出色且流传较广的一个本子，很多研究陶渊明的学者，无不以之为第一手资料而征引，如《陶潜评传》等，并且现代陶集校注本亦以其为底本，如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与孙峻锡《陶渊明集校注》，陶澍注本问世以后，就受到了世人的关注，被称之为“荟萃各家之长，纤悉毕举，持论名通，考证精该，自有陶集以来第一善本也”，足见其学术价值之弥足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