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澍诗歌创作历程
陶澍学诗起步很早。他回忆说：“余年总角，先子授以《古诗十九首》，余即日如数拟呈。有云：‘忆昨得君书，读之心不忘，辗转纳怀袖，恐灭又置箱。’先子喜之。”（《涧东诗钞序》）
陶澍一生都保持了对诗歌的爱好，而且喜欢以诗会友，结社吟诗。
陶澍于嘉庆七年中进士。嘉庆九年冬天，他就邀集同科进士朱珔、顾莼、吴椿、夏修恕、洪介亭等人，建立了“消寒诗社”，意为消遣寒冷的冬天。第一次集会在朱珔家的双槐书屋举行，以赏菊为诗题，陶澍作七言古诗《消寒书屋赏菊》，开头说：“连日西风如发覆，催放堂前金色菊。诗人速客展重阳，一樽对花巾不漉。入席杂坐礼数宽，尔汝脱尽儒生酸。袖中赋草出新制，颜弓宛转同传观。”当时，诗社经常集会，一般每十天一次集会。嘉庆十四年，陶澍任国史馆编修后，还经常跟同任国史馆编修的史评、程祖洛、贺长龄等人举行“文酒之会”。
道光五年，陶澍任江苏巡抚。道光七年十月，重修苏州沧浪亭，为五百位江苏及流寓江苏的名人建立祠堂。又在沧浪亭，跟潘奕隽、吴云、石韫玉、韩崶，在一起集会吟诗，人称“五老会”。有人绘成《五老图》，陶澍有《沧浪五老图咏》。道光九年，在苏州沧浪园邀请嘉庆七年同科进士顾莼、朱珔、朱士彦、吴廷琛、梁章钜、卓秉恬集会吟诗，称为“沧浪七友”。有人绘成《沧浪七友图》，刻石于沧浪亭，陶澍有《题“沧浪七友图”》七律二首，其中第二首说：“细数同年还几辈，多逢此日是前缘。”
陶澍自己编辑的诗集，有《出山草》《玉堂草》《江湖草》《太史草》《皇华草》《抚吴草》。后来，《出山草》《玉堂草》《江湖草》《太史草》编入《印心石屋诗钞》初集，《皇华草》编入《印心石屋诗钞》二集，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刻于扬州。
《出山草》《玉堂草》《江湖草》《太史草》、《皇华草》《抚吴草》等，都是按照写作年代编排的编年诗集，颇能反映陶澍诗歌创作的历程。
《出山草》《玉堂草》《江湖草》《太史草》《皇华草》《抚吴草》这些编年诗集，所采用的纪年是古代一种特殊纪年方法，即“岁阳纪年法”与“太岁纪年法”的结合。这种特殊纪年方法，虽然名称古怪，但是跟流行的“天干、地支纪年法”具有对应关系。“岁阳纪年法”跟十个“天干”具有对应关系：“阏逢”、“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招阳”，分别跟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相对应。“太岁纪年法”跟十二个“地支”具有对应关系：“困敦”、“赤奋若”、“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敦牂”、“协洽”、“涒滩”、“作噩”、“阉茂”、“大渊献”，分别相当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天干、地支组合的最小公倍数是六十，故六十年一个周期，俗称“六十花甲”；“岁阳纪年法”与“太岁纪年法”组合的最小公倍数也是六十，同样是六十年一个周期。
陶澍的第一本诗集，叫做《出山草》。《出山草》一卷，卷首署“重光作噩”四字。“重光”相当天于“辛”，“作噩”相当地支“酉”，“重光作噩”就相当辛酉年。陶澍在世的嘉庆辛酉年，即嘉庆六年，相当公元1801年。“出山”是离开家乡求取功名的意思。《出山草》，有诗60首，包括在家乡与离开家乡时所写的作品。
第二本诗集《玉堂草》，共二卷。第一卷卷首署“玄黓阉茂”四字，相当嘉庆壬戌年，即公元1802年；第二卷卷首署“阏逢闲敦”四字，相当嘉庆壬戌年，即公元1804年。“玉堂”指翰林院。《玉堂草》，有诗100首，是开始担任翰林三年内的作品。
第三本诗集《江湖草》二卷，第一卷卷首署“强圉单阏”四字，相当嘉庆丁卯年，即公元1807年；第二卷卷首署“著雍执徐”四字，相当嘉庆戊辰年，即公元1808年。“江湖”是身在江湖而不忘朝廷的意思。《江湖草》有诗95首，是陶澍在父亲逝世后回乡守孝三年期间的作品。
第四本诗集《太史草》一卷，卷首署“屠维大荒落”四字，相当嘉庆己巳年，即公元1809年。“太史”指围史馆编修。《太史草》只有诗歌14首，当时陶澍担任国史馆编修。
第五本诗集《皇华草》三卷，卷首署“上章敦牂”四字，相当嘉庆庚午年，即公元1810年。“皇华”一词，来源与《诗经•皇皇者华》，指奉君主任命的使者。嘉庆十五年（1810年），陶澍奉命充庚午科四川乡试副考官。沿途每天写日记与诗歌，记述172天的见闻感想，日记署名《蜀輶日记》，诗歌编为《皇华草》三卷。《皇华草》有245首。
第六本诗集《抚吴草》四卷，第一卷卷首署“旃蒙作噩”四字，相当道光乙西年，即公元1825年；第二卷卷首署“柔兆阉茂”四字，相当道光丙戌年，即公元1826年；第三卷卷首署“著雍闲敦”四字，相当道光戊子年，即公元1828年；第四卷卷首署“屠维赤奋若”四字，相当道光己丑年，即公元1829年。“抚吴”就是担任吴地（江苏）巡抚的意思。《抚吴草》四卷有诗224首。
陶澍虽然自己编辑了《出山草》《玉堂草》《江湖草》《太史草》《皇华草》《抚吴草》等诗集，又汇编为《印心石屋诗钞》。但是，《印心石屋诗钞》与《抚吴草》，共计只收诗歌738首，只是陶澍某些时段的诗歌，不到陶澍现存诗歌的一半。魏源写的《陶文毅公行状》说：“公所著，有《印心石屋诗文集》五十六卷。”《印心石屋诗文集》五十六卷中的诗歌，应该是陶澍的全部诗歌。可惜，《印心石屋诗文集》五十六卷，我们已经找不到，可能失传了。
现在保存陶澍诗歌最多的版本，是《陶文毅公全集》中的诗集部分。《陶文毅公全集》卷五十三至卷六十四，共计12卷，有诗歌1540首。其中包括了《印心石屋诗钞》与《抚吴草》所收的738首诗歌，以及《印心石屋试律诗》《印心石屋诗荟》（《云台山和唱集》）《吴中和唱集》《吴淞口唱和诗》《和治水诗》《漕河祷冰诗录及图谱》、《印心石屋五秩诗文荟》《咏印心石屋诗》《御书印心诗文荟》《印心锡祜萃言》中的陶澍诗歌，还有陶澍跟朝鲜朋友的唱和诗（它们曾被收录在《谈瀛录》《谈瀛后录》中）。
二、陶澍诗歌的地位
陶澍是嘉庆、道光之交的诗坛领袖。这是当时诗坛、政坛的一致评价。
周启应《树萱堂诗话》说：“自袁随园既没之后，海内诗人争相雄长，莫适为主。余谓近日诗人，当推陶大中丞澍为第一，以其博学才雄，变化从心，顿挫入古，合李、杜、韩、苏为一手，足以笼罩群雄故也。”著名诗人陈文述《恭读宫保云汀先生诗集敬题》云：“一代诗坛此正声，卷中无体不长城。都从海纳山藏出，半向星轺露冕成。世以大才裁伪体，天教此笔活苍生。矢音随处流忠爱，方寸何尝肯近名。”潘曾莹《题印心石屋诗抄后》云：“著作千秋期不朽，扫除凡艳铸雄词。”
林则徐在陶澍六十大寿时，写了律诗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六首评价陶澍诗歌说：“直以雄才凌屈宋，还将馀事压曹刘。”黄爵滋为《抚吴草》题词说：“前辈飞腾起玉堂，驱山走海寸毫忙。苍生况廑万家念，青史应储一品芳。岛屿春深苞竹箨，江湖秋老坼莲房。何当蹑屐随公后，掷笔金焦天水长。”
陶澍在诗坛是非常活跃的。陶澍在北京任职时，是消寒诗丰十的发起人与领袖人物之一。道光元年，消寒诗社改名为宣南诗社。这个诗社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包括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中国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或文学家。林则徐、魏源、龚自珍都是后来入社的，深受陶澍的影响。如：林则徐，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在庶常馆学习满文，跟陶澍第一次见面。次年，林则徐开始参加诗社活动。所以，陶澍《潘功甫以〈宣南诗社图〉属题抚今追昔有作》诗中有“林、程本后来”的句子，并且注明：“林少穆、程云芬二君，自余出京后始入会。”陶澍在江苏任职期间，又结成了“苏州五老”、“沧浪七友”等社团。
当时，陶澍写了诗，往往群起唱和。如：嘉庆二十一年六月，陶澍催促漕运，作《漕河祷冰图八十韵》五言古诗，官员、文人、学者纷纷依韵唱和，编成《祷冰图诗录》、《漕河祷冰图诗集》共10卷。道光八年，治理吴淞江，陶澍作《戊子二月十七日，吴淞江工竣，开坝放水作》七言古诗，竞相和者数百人，后编为《吴淞口唱和诗集》。
道光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陶澍登云台山，望海作七律四首，广泛传诵，纷纷吟诗唱和者多达数百人，后来编为《云台唱和诗荟》，又名《印心石屋诗荟》。
陶澍诗歌还有国际影响，特别是影响了朝鲜王朝的诗人。从嘉庆二十年开始，陶澍与朝鲜朋友书信往来，并且写诗唱和。陶澍写的书信有《答高丽驸马都尉丰山君洪显周书》《再答朝鲜权晶山书》等；陶澍写给朝鲜朋友的诗有《叠楂字韵，答高丽丰山君洪海居贻书来求笔札，兼寄洪骆皋、权晶山诸诗人》《次韵答高丽韩尚书见寄》《叠前楂字韵，答权晶山》、《次高丽诗人韩酉园用拙集韵见寄》《次韵答高丽进士成茗山题印心石屋集》《次韵再答成进士见赠》《答高丽正使郑竹涧留别原韵》《叠前韵答高丽正使郑竹涧晚锡》《答高丽郑山石五锡》《次韵答高丽郑山石五锡》《贺柘农熙龄斋中，见高丽行人李西园书，以不得一见余为恨，再三恳乞诗笔，其意良挚，柘农转为敦致，因走笔成一律赠之》等诗。如《次韵答高丽韩尚书见寄》写道：“东风吹绿涨同汀，喜接芸函满袖馨。雪里鸿泥犹可认，笛中杨柳旧曾听。于今薄海同文轨，自古销魂送客亭。莫怅天涯梦难到，论交当日本忘形。”《答高丽正使郑竹涧留别原韵》写道：“石匪能言心可印，人虽未面道相同。她时海国如相忆，家在湘南水竹丛。”嘉庆二十三年二月，朝鲜诗人骆皋珍编辑《谈瀛录》，请陶澍作序。陶澍在序言中说：“朝鲜进士洪骆皋羲与权晶山永佐购书琉璃厂，见先子《萸江诗存》、《古文存》及余诗稿而悦之。遂诣余斋请谒，语言障隔，彼此通以不律。维时，翰林朱兰坡珔、彭宝臣浚、贺柘农熙龄暨张麓门延阀舍人皆不期相遇。余首倡槎字一律，诸君属而和。既而使臣三人亦以诗来。往返叠韵，凡若干首。骆皋珍之若拱璧，因以素册汇书，名之曰《印心石屋谈瀛诗册》，而乞余弁言。”后来，《印心石屋谈瀛诗册》传到朝鲜，为朝鲜文人士子所称许。陶澍又编了《谈瀛后录》，并在《谈瀛后录序》中说：“随使来者，多诣余斋请业。继而无时不来，求诗、求书者，踵相接也。既去而有余恋，且有未来而致书、贻诗以相歆者。甚至国中结社取东坡语名为‘拟陶诗屋’。何东人之嗜学如是也！”“昔李太白曰：‘海客谈瀛州，烟涛微茫信难求’。设居今日，目击象译之人赓于朝、而扬于列，所服者圣教，所摛者国华，又何所微茫难求耶！”朝鲜朋友结诗社，竟然取名“拟陶诗屋”，可见他们对陶澍的诗非常欣赏。嘉庆二十五年，朝鲜王朝诗人权永佐为《印心石屋诗钞初集》写序说：“人情物色，该洽笼挫，有化腐为新之妙也。”“余于先生。先其人而读其诗，及谒其人，其人也宜有是诗。”这篇序言也代表了朝鲜王朝诗人对陶澍的崇敬。
陶澍是嘉庆、道光之交的诗坛领袖。人们只要阅读陶澍的诗歌，就能够认识其价值。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介绍陶澍诗歌之后总结说：“陶澍是湖南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家。他以自己的成就和影响，张大了湖南文坛的声势；同时，作为改革派的先驱和领袖，振起了鸦片战争以后湖南近代文坛云兴雷奋的雄风。”
但是，现代的人们提起陶澍，都只把他当成经济改革家、政治家，而往往忽视了他的诗歌创作成就。这是因为，他的诗歌创作跟他的功业相比，是颇逊一筹的。正如潘曾莹《题印心石屋诗抄后》所云：“大贤杰业在匡时，余事风骚亦我师。”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也说得好：“陶澍是嘉道年间湖南乃至全国成就突出、名望最高的诗人。他的品格为世人所景仰，他的作品为世人所钦佩，但他并不以诗名世。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为名位、政绩所掩盖，另一方面是由于时人出于对他的敬重，觉得‘诗人’不足以慨括他的平生。”（见该书古代卷的第十三章第五节）
由于现代人往往忽视了陶澍的诗歌创作成就，所以现代研究陶澍诗歌的著作很少。本人所见，只有两本书。一本是《皇华草笺注》，那是陶澍同时代人的著作，署名是：金匮邓际昌笺注，松滋谢元淮补注，北平赵宜梅补笺。有吴锡麒在嘉庆丙子年（1616年）写的序言。一本是夏国权的《陶澍诗选笺释》，从陶澍诗歌中选出260首诗歌，按照体裁分类，每首都有题解与注释，2001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