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陶澍，湖南安化人。他以清廉知名，更以三大改革影响深远。陶澍依靠商人力量取得改革的部分成就，在事实上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晚清官商勾结，人民受到多重剥削压迫的状况，较好地解决了政府与商人、民众的利益，促进了社会发展与进步。为湖湘文化增添了崭新的内涵。本文就这一问题谈谈陶澍改革的意义与影响。
一 陶澍一生的三大改革
（一）漕政改革
有清一代，漕粮的河运与海运之争，基本上没有停止过，改革派积极创议海运，保守派则始终坚持河运。道光初年，海运与河运之争更加激烈。陶澍对海运进行了历史考察和全面的论述，强调了海运的可行性，消除了道光等人的疑虑，终为道光所接受。道光六年（1826），陶澍将江苏漕粮160多万石分两次由上海启航，安全运抵天津，运费大省，米质优良，震惊朝野。海运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商人的支持。陶澍亲自出面，发布告示，组织了上千只沙船进行海运。上海的沙船帮，是一个带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船商集团。海运中，沙船商人都获得了高额利润，有的更得到了政治地位。同时，海运的成功，又促进了商业资本和商业活动的发展，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并且有利于平抑物价。交通便利，物价下降，必然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有利于商业发展。
商业资本在海运中的发展，直接侵犯了一部分官商的利益，必然会遭到坚决的反对。陶澍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却能突破阶级局限，支持海运、首创海运，依靠商人，促进商业活动。不仅表明他有过人的胆量，敢于与强大的守旧势力作斗争；而且更说明他有过人的见识，能不失时机地看到商人、商业资本的力量，并利用其为改革事业服务。陶澍的胆识确已超过同代人的视野，这也是陶澍能成为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核心的一个根本原因。
漕粮海运是对封建漕运官僚集团的严重打击。有清一代，漕运官僚集团一直把持漕运、垄断漕运，早已腐化堕落，成为社会的寄生虫。他们利用特权，大设“陋规”、“常例”，大肆勒索，贪污中饱。海运的实行，等于掐断了他们的财路，对腐朽的封建势力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同时，海运的实行，使广大农民群众不至于成年累月地忙于治河、运漕、护河、护粮等无休止的劳役；也免除了漕运官员、运弁、旗丁的勒索、侵扰。农民减少了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
（二）盐政改革
道光十一年（1831），陶澍兼任两淮盐政。第二年在淮北果断地废除纲盐制，改行票盐。明清以来，纲商世世相承，与盐政官员勾结，把盐业当做自己的世袭领地，不许他人染指。实行票盐后，打破了纲商对盐业的垄断，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均可领票运盐。同时，取消了一切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和陈规陋习，其中最重要的是食盐运输途中实行“改道不改捆”。即改变食盐的运输路线，尽量做到一水通达，中途不盘坝、不改捆。原来纲盐在运输途中，要反复改捆、过坝、换船、装车、查验，盐斤损失很大，以至“盐仅七成”。实行票盐后，运道便捷，人力、时间、费用都大大节省。
以票盐制代替纲盐制，是对封建官商垄断盐业的严重打击，故而经过了激烈的斗争。陶澍指出：“挂名总商者，率多坐食盐规之辈，名为盐商，而并不行盐，徒为盐务之蠹。”又说：“蠹商被革，干俸全裁，从前之每年坐食数千金、数百金者，俱多怨恨，吹楚多端。”纲商没有了特权，自然不甘心失败，他们和盐政贪官、以及从盐务中得到好处的官员勾结，向陶澍发动了猖狂的攻击。一方面，由与纲商利益相连的官员出面，如御史鲍有恒、周彦、许球先后弹劾陶澍。另方面，则对陶澍进行人身攻击，他们“相斗纸牌，绘一桃树，另绘一人为伐树状，以寓诅咒。”可见，当时的斗争是何等的激烈！陶澍对票盐的推行，非常坚定。一方面，对反对派官僚的攻击，陶澍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摆事实、讲道理，强调票盐有利而无害。并以盐销课裕的事实，争取了道光的坚定支持，使反对派的阴谋一一破产。另一方面，对垄断纲商，则革职废窝，取消特权，追缴欠课，抄没家产。原来富贵胜过王侯的垄断纲商，因票盐的实行而急速地衰落。
陶澍对盐政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使两淮盐场由“商疲、丁困、引积、课悬”的危困局面，转变为“盐销、课裕、商利、民便”的兴盛形势，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货币改革
道光十三年（1833），陶澍和林则徐经过认真的调查、考察，共同提出了以“自铸银币”为中心的改革货币的主张。这能抵制国外货币的侵掠、保障本国货币的稳定，解决当时最大的财政问题，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经济的出现和发展。这一改革虽没有实现，但也是托“年老商民”之口所提出。
二 陶澍的个人品格
勤于政事，身体力行，任劳任怨，认真负责，是陶澍吏治的基本原则。他为政的座右铭是：“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任职吏部时，“案牍如鳞，亦以一手治之，未尝假之书吏。”在川东，他一反官场因循疲软的拖踏作风，雷厉风行，“有诉立讯，剖决如流”，所有诉讼积案，都得到妥当的处理。在安徽清理钱粮，“日夜栗栗，伏案勾稽，如老诸生目耕之不遑也。”任考官评阅试卷，每卷阅读三篇，才动笔写评语，作结论，不致使优卷落榜。陶澍位至封疆后，手下幕僚、书役成群，仍然坚持自已动手，事必躬亲。魏源称其“手不释卷，奏议下笔千言，无能代具草者。”“洪音环辩，上下古今，往复曲折，无不达之意。接见寮属，自辰至午，指麾区处，不遣钜细。”大小兴革，从决策到实施，均亲力亲行，井井有条，水到渠成。
陶澍勤政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重调查、重实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强调只有深入调查实际情况，了解各方利弊，才能求得真理。为政一地，就要了解地方的山川、风土、人物、官师、学校、财赋，才能从实际出发，办好政事。四川总督蒋攸銛说，陶澍每到一地，对地方情形的了解，便透彻无遗；而别的人到一地，总需数月才熟悉地方情形。陶澍主持海运，“宵旦讨论，寝食筹度，徵之属吏，质之滨洋人士，诹之海客畸民，众难解驳，愈推愈审，万举万全。”只有全面周密地把各方面的情况调查清楚，才能制定政策，采取行动，海运的成功才有可能实现。
陶澍勤政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不仅勤于动口，调查了解情况；而且勤于动手、动腿，经常检查督促，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曾有人记载陶澍检查、验收吴淞江水利工程情况：“屏舆从，徒步视察，不受属吏欺，风霜劳淬弗恤。”亲自以水尺测量坝内外深浅宽窄，凡不符合规定的，予以严诘，立即返工。陶澍主持的水利工程，都经受了洪水的考验，发挥了长期的作用。当时，一般官员验收工程，多是“骑从如云，堤上拥八驹疾驰而去”，丝毫不顾工程质量。
魏源曾评价陶澍是“骋古今之学，割繁剧之才”：“为翰林能诗，为御史能言，及备兵川东，摘伏发奸，又为能吏。”“能诗”，指文学才能；“能言”，指有胆有识；“能吏”，指行政能力。陶澍进入官场后，以能员著称，特别善于处理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难题。
陶澍善于政事的行政才能，首先是其丰富的学识为之奠定了基础。陶澍自幼以神童著称，聪颖机敏，思维清细，长于记忆，善于理解。陶澍不仅认真学习了四书五经、子史文集等儒家经典和官方文集，而且博览了野史、笔记、方志、族谱、小说等杂书。进入官场后，又在翰林院、国史馆任职，多和文人、学者打交道，学识大进，知识面更加广泛。陶澍极爱学习，家中藏书极多，左宗堂在小淹时曾说：“吾在此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左宗棠在晒书时。偶然发现沙漠寻水之法，后在西北作战时发挥了巨大作用。由此一例，说明陶澍藏书广泛、实用；也说明陶澍读书的广泛和知识的丰富。
陶澍善于政事的行政才能，其次是其丰富的经历为之奠定了基础。陶澍入仕后，任京官十年以上，接触了清王朝中央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考试、教育各个部门；外任时，又去过四川、山西、安徽、江苏以及路过许多省份。从所担任的职务来说，从中央部门的编修、御史、考官、给事中；到地方的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阅历的丰富，不仅积累了经验，特别增长了行政能力，既能在复杂情况下处理各种难题，又提高了综合全局的指挥决策能力。
同时，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基本上重本轻末；陶澍却重商、用商、便商、利商。海运的成功，商人之功非常显著。其他如盐政改革，将官督商运的运销方式，改为商人自由运销；兴治水利亦重视商人，治理白茆河即是官民合资，让商人参与水利建设；赈济灾荒也借助商人，运米灾区；此外，地方营建、振兴文教、建设沙洲等，都重视商人的作用，注意发挥商人的力量。
此外，陶澍为官，始终坚持一个“廉”字。他任两江总督后，两淮盐政衙门照例每年支付“赏需银”二万两，陶澍却不受馈赠，并明令裁革。陶澍兼任两淮盐政后，每年养廉五千两，陶澍又认为总督的养廉“已极优厚”，而将盐政养廉上缴国库。当时的官场，“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陶澍不仅不“百方罗致”，也不“择而受之”；而且连兼职的工资和合法的收入也辞而不受。陶澍轻钱财、秉廉洁使他免受反对派弹劾攻诘，亦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 陶澍改革的影响
首先，制度创新主体对制度创新收益和成本的分析是从经验得来的。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作为一种经验社会，仿照前人的成法，判断改革所带来收益与成本的比较，是最为合理的选择。陶澍盐政改革所能仿效的经验有以下几种：一由垣商纳课。招来殷商令其认课包纳，灶盐悉归该商经理出卖，寓散于整，较为扼要。但两淮池个鐅半系灶产，业已听命商人，不会情愿重新整合。况且商人惟利是视，秤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灶不乐以盐归垣商，垣商亦必无资完课。一由场官收税。就各场产盐引额摊定课额，商贩先向场大使报明认买斤数，照额纳课，赴各场配买盐斤。但产盐最多之伍祐等场，照引定课，应征银六十余万两；梁垛等场，亦应征银二十余万两，“盐场微员岂能任此巨帑？”况试行之初，额难悬定，若听其尽收尽解，难保无匿报侵欺。兼之场署多在海滨，既无城廓之防，又乏营汛之卫，征解亦恐疏虞。另有课归场灶。具体做法是，灶户与盐贩自相交易，由官府确定灶数，并令灶户将额引盐数与余盐数报于场官，场官查核并记录，比照引课，酌定额盐课数，不论富商与小贩，均可向灶户买盐，灶户于售盐时纳课，买盐者将盐运至何地销售，任何人不得干涉，形成人人可以从灶户买盐，贩盐者处处可以卖盐的局面，“数十万私枭不禁自绝，货运小贩皆化而为良”。针对这一建议，陶澍前任、两江总督蒋攸铦等认为都不可行。
这些作法所提供的视角与思路，为陶澍的票法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票法改革也的确大量吸收了其中的一些措施。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十六日，署盐运使俞德渊遵陶澍之命，与前淮扬道邹锡淳，分路查勘淮北诸盐场及运道，并筹议没局收税章程。随后，陶澍亲自到海州，博采众论，制定票盐之制，并于同年五月初四日向道光帝具折，正式提出淮北于来年推行票盐并取得了成功。
清代的盐业流通领域，存在着政府、商人、民众这三大利益主体，互相制约与牵制。淮北票盐改革前，由于受到滞销、浮费、走私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政府、商人与民众三者的利益受到损害。陶澍废除纲法，同时也将政府的利益置身于一种并不安全的市场化调节机制之中，只能随销售量的增长而增长。但由于它打破了官商的垄断，产运销各环节又控制的比较好，所以实际的盐销量确有增长，税收有大幅度的提升，而民众也从这种市场竞争格局中得到了好处。简言之，陶澍通过市场竞争的方式，由散商取代总商，票引取代窝引；减轻浮费与手续，降低成本；加强缉私，打击税收外溢，重新平衡了政府、商人与民众的利益，所不同的是，此时商人所涵盖的对象，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其次，陶澍依靠商人进行改革，源自湖湘文化的经世致用，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经世致用”是中华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的精华，起源于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说。“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凋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上”；“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这种理念，最早为王船山发现并弘扬。人们习惯批评湖南人会吃辣椒会打仗但不会经商，经济观念淡薄。陶澍则以他的成功，推翻了这种说法，也为湖湘文化丰富了内涵。
当然，由于晚清的固疾，陶澍不可能取得更大成绩。他的作法在某种意义上仍属于有心补救，无力回天，清王朝并因为陶澍的改革起死回生。但不以成败论英雄，陶澍依靠商人改革的部分成功，标识着即使在封建时代，中华民族仍有着许多优秀份子为国分忧，为民解愁。陶澍改革的部分成功，在任何时候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意义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