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刘长佑（1881—1887），字印渠，湖南新宁人，拨贡生，湘军重要统帅，以“军功”升任封疆大吏，先后担任广西、广东巡抚、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和云贵总督，在任长达19年，是晚清史上重要的军事将领和地方疆吏。他是整个湘军系统中最早成为直隶总督的一员。在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经世致用思想使地方名流弃文从武组建地方武装，加快了晚清地方军事力量壮大的节奏。美国学者孔飞力高度评价了晚清地方名流那种奋起保护遥遥欲堕的晚清帝国的行为，并说正是这种行为使晚清统治又延缓残喘了三十多年。由此他提出中国近代史的界限不会早于1864年太平军被镇压的那一年。比较巧妙的是，作者通过评价旧式知识分子所作所为对晚清统治政权稳固的重要性而创造性地提出了“地方军事化”这一概念。笔者以为孔飞力率先使用“地方军事化”对于国内近代史的研究者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不失为一个坐标，可以更好地考察近代社会变迁的特殊性。按照孔飞力的说法，所谓军事化，是相对于民兵而言的。“就民兵制度来说，平民的和军事化的概念具有某种双极性的、理想类型的特点，民兵制度处于两者之间的某一位置上”。“这种平民的和军事的双极性表明，有必要将‘军事化’当作与‘民兵’相匹配的概念。”由此，可将军事化看作一个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的类型。它是人们从平民生活制度中分离出来的过程。它也表示种种可能分离程度的一系列制度的类型。由此导出“军事化水平”的概念，即表示特定制度离开平民一极而向军事一极接近的程度，或者可以简单地说，地方军事化就是一种组织机制和过程，它将地方社会成员动员、组织起来，并使人们更多地投入武力行动而非和平生活。孔飞力在其著作中一直以此为出发点来分析正统的地方武装和非正统的地方武装，以突出一个重要结论：当地方军事武装大规模发展起来成为清统治政权稳固的一个重要因素时，同时也意味着这是一股威胁其稳固性的政治军事力量。于是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着一种博弈，表现为中央政治权力对地方政治军事事务的控制与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反控制。作者提醒我们要注意两种力量。即：军事化过程中中央权力受到挑战的力量和能否使政治和社会模式继续进行的粘合剂——名流、绅士的力量。作者自言要通过地方军事化的影响来展示中央行政领域中权力下放的图景，在结尾一章也提到绅士领导的团练转变成地方政府的正式机构的过程，但是因为全书重点不在此处，所以关于地方军事化对地方政治的影响的研究留给后人很大空间来发挥。刘长佑就是这样其中一个典型。他的军事建树有哪些？他在晚清地方军事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如何体现的？又能反映晚清政治的何种现象？本文试作探讨，敬请同仁批评指正。
一、刘长佑与楚军
“楚军”是湘军集团中的一支分支，人数最多时也不过1万人。通常，人们只知有曾国藩名下的湘军和左宗棠名下的湖北楚军，而不知有刘长佑之湖南楚军，其实后来在八国联军进京时实行“东南互保”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也是从此队伍中发展起来的。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就是这支劲旅，成为太平天国及广西天地会军的一支劲敌，曾成功地阻截了石达开部的西征，后来又与石达开部的十几万太平军对抗。刘长佑因军功而不停地被破格提升，由同知到江西道员、广西按察使、广西布政使再到广西巡抚乃至直隶总督，其间也不过十来年时间。若按刘长佑原来的拨贡生的仕途发展，不可能如此之快就跻身于天子脚下，担任保卫京畿门户的重任。这一方面说明因太平天国的起义真正威胁到了满清统治的政权而使统治者不得不采用军功奖赏鼓励为它卖命的人；另一方面也说明刘长佑个人的军事才能所在。楚军让他有英雄用武之地，他对楚军的经营建设就是一个地方军事化的真正实践者，也因此称为典型个案。
楚军是由500人的“楚勇”发展而来的。首创时以江忠源为主，刘长佑是合作者。江忠源去世后一直楚军就由刘长佑统率，故而对于楚军，刘长佑有经营建设之功劳。王安定作了很好总结：湖湘豪杰，投袂飙起，号曰“楚军”，勋伐闻天下，然其规模实权与新宁故安徽抚忠烈公江忠源首创义旅，踵而大之者今云贵总督武慎刘公也。两人的合作是从镇压湖南李沅发起义时开始的。1849年湖南李沅发起义声势浩大，曾攻占了他们的新宁县城，杀死县官，队伍发展到2000人。江忠源（1812年—1854年），新宁人，举人出身，早在两年前因组织地方团练镇压雷再浩起义而得授知县。所以，面对李沅发的起义他就知道如何为之了。二人又同为岳麓书院七八年的同窗好友，彼此间互受影响。刘长佑作为拨贡生自然也是站在起义者的对立面来保护乡里社会的安全，参加了平息叛乱的团勇，并向知府献计“掘地道”攻取，不得，后又出守株待兔之策，终将李沅发抓获。在镇压李沅发起义的战斗中刘长佑与江忠源义气相投，奠定了创建楚军的基础。此次起义平息后，从1850年起，基于维护家园保护乡里的最低目标，自发地组织乡邻弟子，授与军法，讲解时政，组建了一支500人左右的队伍，这是“楚勇”的雏形。称作楚勇是与古代的楚有关，楚是我国一个古老的部族和国家，历史绵延2000余年。在其形成过程中楚国统一了江汉流域、江淮流域、江浙流域、沅湘流域等祖国南方的广大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82年新宁纳入了楚国的版图。这就是新宁乡勇被称为楚勇的由来。当时的勇营开始时多以发出地名称作军队之名，湘勇本来是指来自乡一县之勇丁而得名，又如来自邵阳者称阳勇，其它也如此，最后合之称为湘勇、湘军，已经是全湘的涵义。其实，勇是指含有雇佣性和临时性的乡兵。根据陈旭麓所编《中国近现代史词典》的解释：清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时绿营已出现战斗不力之迹象，战守均赖乡兵，遂有乡勇、团勇之别。团练意为团集训练，是历代地方部队的名称，最早见于唐代，团练与勇的区别主要是看其口粮是否出自官给。随营打仗官给口粮者为乡勇；地主筑堡防守，口粮不自官者为团勇。到太平天国起义军时，乡勇与团练的作用已显得非常重要，但团练后来多为乡勇代替。如曾国藩在1852年是从团练入手仿戚继光束伍成法分为左中右三营，初叫“湘勇”，后来的官方记载通称“湘军”。由勇到军的称谓变化与整个湘军在晚清军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提升有关系，称作军已说明其发挥了正规军的功能。由勇升为军，意味着当时的湘军、楚军实际上已代替绿营作为维护清朝统治者的工具，与嘉庆时期的勇不可同日而语。实际上孔飞力先生的分层，也是按照上述功能来划分的，即在地方军事化过程中团练（保甲）、勇和湘军是逐级上升的。不过，这些地方武装虽然已经发挥了正规军的作用，得到清朝廷的承认和重用，本质上仍然是地方性的军事武装力量。
1851年太平军革命爆发，江忠源入督办广西军事的塞尚阿门下担任幕僚之时受付都统乌兰泰之托征兵勇以对付局势。当时，江忠源“募故所用乡勇500人使弟江忠睿帅以来，号称楚勇”。太平军围广西桂林，乌兰泰被困，在籍的江忠源让刘长佑与江忠睿在新宁雇佣千人合原来的500人新旧2000楚勇去援广西，这是楚勇作战之始，也是湖南乡勇首次出省作战。此后，江忠源与刘长佑一起作战，“事无大小必咨之”，在与太平军的对垒中刘长佑所率之军独立出来，成为太平军的一支劲敌。1853年3月江忠源援湖北在崇县被太平军包围，刘长佑率军连走四个日夜将之解救，曾国藩曾这样夸奖：“印渠救援之速如神鹰，度漠一击千里，令人爱敬不已。”在这此救援任务完成后，江忠源与其弟领一军，刘长佑自领一军。没多久，刘的楚军在整个湘军中独树一帜，以善战闻名。1854年1月江忠源孤守安徽这卢州（今合肥），城破投水自尽。江忠源之弟领军作战不利，湖南巡抚骆秉章令其所部都归刘长佑统率。刘长佑接管后又吸收了老湘营中的果营蒋益沛部、联合了田兴恕部和宝庆衡州郴州一带的团勇，也吸收一部分投诚之兵编练入军，不断扩充队伍使楚军成为湘军中势力较大的一支。比较典型的几次战役如1852年的蓑衣渡之战刘军就是主力。这次战役是太平军起义以来首次受创，南王冯云山牺牲于此。1854至1856年太平天国的事业为鼎盛时期，湘军全力救援武汉，石达开见江西兵力空虚，将曾国藩围困于江西南昌。是刘长佑在江西的支援和支撑才给了曾国藩绝处逢生的机会。1857年5月石达开负气离开天京，率领十几万精兵再次进入江西，刘以不足万人（9，000多人）的兵力以智取胜，制定了合理的战略战术，从而有了江西战场上的七战七捷。曾国藩还与他开玩笑，说“君已尽破贼乎？不少留贼资我？”
二、刘长佑与晚清练军
晚清练军的创建始于刘长佑，这是事实。1863年，为了有效地镇压宋景诗等农民起义，刘长佑将他所指挥的包括旗绿营兵在内的兵勇按湘军营制进行组编，这在当时仅是战时权宜之计。5月，礼部待郎薛焕奏请在直隶练兵4万分设四镇，用以加强畿辅防务。两广总督毛鸿宾建议就刘长佑新募之勇略增其数，再在直隶旗绿营兵中挑选即可。清廷将两人的奏折交给刘长佑，要他“通盘筹划”。刘长佑经过认真思考，向清廷上了一个长篇奏折，说要抓住这个时机，在直隶“抽练营兵”建立练军。清廷基本上同意了这个方案，并要刘长佑妥筹直隶练军的“一切章程”。直隶练军由此发轫。
刘长佑创建直隶练军的基本思想就是用勇营制度改造直隶绿营。主要内容包括三点：其一，在编制上改变绿营编制不齐，老弱混杂的状况，在绿营中挑选精壮，按勇营营制另行组编，500人为一营，5营为一军，每军配马队500人，分为前后左右中5军。其二，在驻防上改变绿营散布营汛的状况，学勇营集中驻防，加强训练。上述五军和另外增练的两军勇营7军，全部集中省垣训练，然后分驻保定、河间、正定、大名、威县、宣化、天津7地，拱卫京师。其三，设立专门经费，请户部责成江苏、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山东、山西、四川、河南各省每月提银5千两，广东1万两，作为“固本军饷”。这即是初定的“七军计划”，后来朝廷参与改为“六军计划”。刘长佑详细拟定了直隶练军营制。这个营制每营步兵400人，马兵100人，共500人，分为5哨，每哨100人，分为四队，每队25人。也就是说练军营制是由经制军绿营军与勇营兵制的一种结合。
如前所述，江忠源、刘长佑的“楚勇”或楚军是湘军中势力较大的一支，其特点是：兵源基本上是同族、同村或邻近乡村中的青年农民，比较容易借用宗法关系和血缘关系来管理；头目最先时期均是由其亲友和同村邻近的书生来担任，这些封建士人尽管从未受过军事训练，但他们有文化，有手腕，善于运用古代兵法以练军，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充分体现了“经世致用”之精神。平时又注重对对其成员灌输封建思想，将保家、爱国与忠君连在一起，这是其阶级局限性所致的，但是把精神教育和军事训练相结合确实可以保证士兵间的凝聚力。美国学者齐锡生在《中国军阀政治》一书中比较了北洋军阀派系下三大派系的团结情况，总结出思想精神教育好的军队如阎锡山的山西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就比较团结，战斗力强，而且指出这也是国民党军队何以战胜北洋军阀的一个重要元素。加上头目私自招募人马，士兵听命于头目，他人无法染指，对于近代兵为将有之现象不无开先河之功；兵饷高对于当时的穷苦人家的子弟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刘长佑对待自己的兵确实是很优厚，尤其是晚年的云贵练军，曾因饷筹高而受其它官员的参奏。不过，刘长佑对兵勇的管教又是很严格的，老湘营统领王鑫与刘长佑交情很深，在湘军众统帅中以“严”著称，但在书信中对刘长佑的“严”极其佩服：“鑫迩来思古人用兵之要尤以赏罚严明为最，窃勉行之已少获严之效。惜终不足于明耳。谨因下问而陈，望惠教焉”，这样培养的军队战斗力强，也特别凶残。刘长佑带着这支军队转战广西、江西，无疑阻碍了太平军在此一带的发展。反过来讲，也使刘长佑积累了一定的军事经验和军事才能，能够练好直隶练军。但是刘长佑本想借用勇营制度彻底改造直隶绿营的计划在实际操做中处处受朝廷的牵制，在实行计划时不断调整方案，如将集中驻防改为各守营汛，将集中训练改为逐步抽练，从1863至1866年刘长佑由督标提标开始渐及各镇，陆续抽练马步兵丁102，000名。其实这种四不象的军制改革当然不会有太多的起色，朝廷也怕自己身边的经制军变成异种。经过几次反复修改，直隶六军计划确定后，刘长佑是尽职尽责。正当他准备以更多的精力投身于直隶练军的建设中去时，清廷借口他镇压盐民起义不力而将他革职。虽然如此，直隶练军已有了大致规模。以后经过曾国藩、李鸿章两任总督的建设，真正成为一支颇具规模的缓急可恃的军队。同时，由于直隶练军是由绿营转化而来的军队，再由于它以迥异于绿营的面貌出现，因而被视为改造绿营的一种良方。各省纷纷仿建，清廷也明令各省仿行办理，直隶练军成了各省练军的样板。1870年起，全国有近20个省仿直隶的练军章程陆续建立起省级练军，遂使练军成为清庭特有的一种全国性军事组织。
1871年至1883年刘长佑再次出任广东、云贵总督，在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整饬与治理之余，在军事建设方面主要在云南练军，目的是保卫边境安全。当然，在他上任前，云南也办过练军，只是成效差直隶甚远，存在许多问题。他更改章程，无论战守，悉按营制（237名）统留五成，并酌减练军，仍留12营备调；又片称归标候补武员月课奖赏，每月1000两为率，仍以副、参、游、都、守、千、把分以一、二、三等奖以示限制。这样岁增银仅十余万，而全省军制改观，无忧饥匮。于1876他又会同巡抚阅省六营官兵暨驻省练军、楚勇。而出校营伍，“自道光末，不行此典者二十余年矣”。从此，云南校阅成为定制。同时他奏请由津沪各机器制造局分拔枪炮等件，由四川机器局专拔火药，为云南练军装备了当时中国的新式武器，增强了云南练军的战斗力。云南的军队不同凡响大概始于此，猜想对后来辛亥年的新军起义也有某种战斗力强的渊源。当然事实上并无直接联系。不过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多年的勇营领袖，他还是认为自己的军队得力，所以，这次调楚勇迪宇、楚宝、玉武三营1500名和旧部下四川提督胡中和募楚勇加旧部1000名来滇。同时，也对朝廷让他将地方团练编入营伍的旨意进行婉转拒绝。1882年，西南边境告急。清廷下令：“滇粤筹防军即将统带出发，扼要分布，遥为声援，”同时，朝廷同意刘长佑的新增募练军事12营计划，并给予专饷20万作为支持，衰败的清廷又一次委他以重任。刘长佑在边防新募练勇12营内留4营分守边要，以马步8营调集一路，另派得力将领统带出关，借会剿之名，先占北圻上游。他又在驻省练军内抽调副将谢敬彪1营，由开化古青篝、南西岭出关驻扎在越南境内的馆司，与前派由河江马白出扎的马步2营为呼应，同时还嫌军队力量薄弱要“拟再增募练军8营，及时训练，用备调遣”。
刘长佑在云南所编练的练军，曾镇压过云贵等地的农民起义和四川巴蛮部在云南的活动，但当中法战争爆发之后，练军参加了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战斗，在固守边防、抗击法国侵略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882年刘长佑回籍，岑毓英亲自率练军出关作战，打了几次胜仗。这时，云南练军的作用已超过了只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安内作用而上升为保卫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该如何评价刘长佑？“虽因其打败仗而经常受到指责，不过在外国观察家看来，他是一位极出的军事管理人才。”芮玛丽这样讲意在说明他也是同治中兴时期一位著名的人物。
三、刘长佑与晚清政治
经营楚军创建练军，对于刘长佑个人来讲，是一生中的两次机遇。前者是使他步入仕途走向宏达，是他一生事业的基础，后者因他仕途受挫而被搁浅成为去职的一个因子。假设说他没有能力，就不会在去职三年以后再次予以他封疆大吏的重任。所以说，他的去职不是因为他真的不能胜任直隶总督保卫皇家的安全，而是与晚清社会地方军事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直接问题有关，即中央政治与地方政治的关系。以往学者一般从内轻外重、地方政治势力坐大来讨论的。笔者以为从二者之间的互相制衡角度来考察更容易看到中央政治权力对地方政治军事事务的控制与地方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反控制的现象。孔飞力提到的两种力量之一即军事化过程中和能否使政治和社会模式继续进行的粘合剂——名流、绅士的力量其实都是来自地方。
晚清地方政治的焦点体现在地方督抚的权力拥有。总督从明朝始为地方最高长官。清制，设总督和巡抚于各省，总督辖一省或二三省，明确其综理军民政要，地位略高于巡抚。在嘉庆时期始有过问辖区内兵权之事，这时的兵是指清中央管辖的旗、绿营。经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由勇营性质的兵取代经制军的作用成为镇压“反叛”的主要力量，兵权自然移于督抚。募兵、养兵、继，顿改严定之章程，朝论二三，下情疑阻，事无大小，鲜能有成。”也在于“清廷没有真正下决心用勇营来改造绿营”。其实可以断然认定清廷倡导练军的真正目的乃在于夺回督抚所控的兵权。其后上任的文煜就是一个满族人。任何事情均有其始与终。晚清统治者加强中央控制地方势力的起点始于清季练军。
我们不能夸大地方势力与中央集权制之间的离心力而忽视他们之间的向心力，按照芮玛丽学派的观点来讲，地方势力在太平天国起义前已稍有抬头，只是起义使之受到限制，并在儒家思想体系帮助下把那种离心力改变成向心力。清统治者如果能注意到地方军事化过程中所出现的两种力量的挑战与较量而能因势力导将被动变为一种主动是有利于中央控制的军队即通过地方名流而使中介体团练、乡勇‘合法化’进而成正规军。抽练勇营取而代之则是明策，因为湘勇的大量遣散给社会带来许多不稳定的因子，但是不将它彻底加以改造只是在表层略作加工是不能做到控制有力的。
刘长佑在组建和参与团练时只是一个地方小名流，后来以军功成为全国性的名流。全国性的名流所结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晚清政治不可忽视的一环。清统治者在履行中央集权时将这种社会关系网打破，说明晚清政治尚有一定的权威，地方势力的反控制也是有限度的。所以才有“同治中兴”这样短暂的辉煌。之后，中兴的平衡逐步被打破而倾向于地方政治势力的坐大。地方的反控制成为晚清政治的一道风景线，如东南互保、宪政运动，乃至民国后膨胀过度而演变为军阀政治割据。无论刘长佑受中央统治者的青睐还是借口被革职还是再被起用，他只是清朝廷中央控制地方政治与军事的一枚棋子。
总之，本文论述刘长佑与楚军的关系是对“地方军事化”过程的一个细化。清季练军始于刘长佑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练军是清朝廷直接参与的一个重大军事计划，在晚清军事史上是起着变改与过渡的营制。清廷编练练军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对地方的军事控制。但后来的史实证明将之取代湘军勇营是晚清政治的一个败笔。所以，从另一角度讲这也是中央控制失控的开端。但人事任免毕竟也能体现当时的清政府加强中央集权时的放权与收权。这是清廷起用与罢免刘长佑的个中道理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