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陶澍（1779年1月-1839年6月）字子霖，号云汀，又号桃花渔者，湖南安化县小淹乡人。中国历史上，湖南是一个交通不便，而经济、文化又相当落后的身份，俗称蛮夷之区，荒僻之国。而安化又处于湖南中部偏北，崇山峻岭，绵绵百里，交通更加闭塞。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梅山蛮地”，晚清时期却酝酿着一个杰出人物的产生。
陶澍虽然出生于荒僻山野之农村，但其知书达理的家庭使陶澍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诗文熏陶。其父陶必铨就是一个典型的下层读书人，并且学问名闻乡里远近。陶澍很小时就跟随其父开始读书。他在《显考萸江府君行述》中写道：“不孝澍自七岁随府君受书，朝夕在侧。”陶澍七岁时，陶必铨于长沙读书，先是城南书院，不久入学于岳麓书院。其间，陶澍一直跟在父亲身边读书。第二年，陶必铨回乡设馆教书，少年陶澍几乎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深受父母影响。尤其是他的父亲陶必铨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不忘教育陶澍读书识字和做人的道理。这些家庭的启蒙教育对陶澍日后的成长无疑是具有重要影响的。
二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历史进入近代，曾辉煌一世的“康乾盛世”直转急下，到嘉道年间，已趋于没落；清王朝由盛而衰。作为封建主义官僚的陶澍，继承了明末清初王夫之的思想遗风，主张“通经学古而致诸用”，既讲义理，又重经世。因而虽由猎取科举功名而步入仕途，但却不因循守旧。他不但有大胆改革的气魄，而且具有勇于办实事的精神。针对日益严承的社会流弊，陶澍采取了有效的改革措施，切实解决了国计民生中许多重要的实际问题，成为晚清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和经学主变派的杰出代表。陶澍主政安徽期间的种种政绩即是有力的证明。兹举一二。
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陶澍擢任安徽巡抚。这成为陶澍一生仕途的重要转折。入仕后短短的几年时间，陶澍由一个普通道员，连连擢级，终于成为一省的行政长官，揽全省的军事、吏治、财政、刑政等大权于一身。清政府对汉人官僚陶澍如此信任，提拔之快，在整个清朝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对此，陶澍也似乎感恩戴德，他说：“疆本樗栎庸材，由道员首被恩纶，擢授山西臬司，调任福建，未及到任，旋擢安徽布政使。莅任以来，甫逾一载，遽蒙皇上简畀封疆重任，鸿恩叠被，实梦想所弗期。”此后，陶澍的治政热情更加高涨，仕途更为顺利，政绩也更加卓然。
从道光三年（1823年）正月至五年（1825年）六月的几年时间里，淘澍一直任职安徽巡抚。时安徽“大江以南，人文称盛，而刁狡亦多；江北各属，民情尚质，而犷悍难免。凤、泗一带，时有湖河之患，颖毫诸处，交错豫境，红胡捻匪出没其间，加以钱粮啰偑正在清厘。”对于这样一个重要而又复杂难治的省份，陶澍初抵安徽即决心“一切民风、吏治、河务、兵舫切须整饬。”陶澍走马上任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查“安徽省仓库亏虚繁事”。此时，安徽仓库钱粮状况极端混乱，钱粮长期亏空，帐目不清，仓库空虚。为此，陶澍上奏朝廷说：“安徽钱粮亏空，啰偑甲于各省”，各级官吏多“疲玩因循遂成累痼”。是年二月，宣宗命陶澍“逐细确查”。陶澍接手后，即建立清查局，组织专人，深入基层，搜集州县档案，仔细核实，随后将“各州县欠解正杂钱粮及应捐未解各款，分别开列。”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查出虚实：自嘉庆二十五年以前共亏银十三万两，谷米麦豆一万多石，并查出渎职致亏人员62人。对此案的处理，陶澍十分谨慎。因查出致亏之由，“多系因公赔累，以及衡途歉区，入不敷出，辗转挪堑成亏，“尚非侵盗入己”。所以陶澍上请“暂缓治罪”，并“勒限著追”，以“追补旧欠”。这样，安徽省长达三十年库款之纠结，豁然一清。
安徽省境内南有长江，北有淮河，且河、湖、汊、港交错相连，加以境内水利工程年久失修，因而是个极易受灾的省区，人民流离失所，行乞成风。陶澍初任安徽巡抚，即遇安徽发大水。是年六月，大雨连旬，江淮大地洪水泛滥。对此，陶澍曾写诗道：“一旬梅子兼旬雨，暴涨连番浸大田。滚滚江水翻不尽，汪洋堤岸竟无边。拍天恶浪奔铜堵，行地神州为铁船。谁识登临忧极目，人家傍午未炊烟”。由于灾情的异常严重，并出于对安徽灾民的深切同情，陶澍亲自出马了解灾情，救济灾民。陶澍“乘舟偏勘，而以芜湖为总汇，羽檄交驰，寝食俱废。委员赴上游买米十万石，劝捐数十万金，区处条画，纤悉周至，流移、老疾、孩稚皆有所养，殍殖者有所痊，民不知灾。芜湖绅士建‘旬宣康保’之坊”。陶澍救灾，功不可没，深受当地父老乡亲及许多官吏、文人的爱戴与称颂。
鉴于安徽地理形势容易受灾，水利工程又大多荒废失修，特别是道光三年（1823年）大水的教训，促使陶澍决心有计划地重新兴修水利。他亲自“勘明各处情形”，如“寿县境之城西湖，凤台县境之蕉冈湖、凤阳县境之花源湖，均可抽沟入滩，又怀远县涨沙州为上游各县之患，必须再开引河数道。”“又以淮水纡回，一交伏汛，每汪洋一片，横溢民田，只有筑堤束水，俾清流畅入湖心，既可蓄以敌黄，而西岸民即可藉堤保卫。”陶澍一方面亲自调查全省形势，另一方面又积极筹款，由于工程繁多，耗费巨大，光靠政府投资无法解决，所以陶澍责成地方官随时督劝百姓设法办理。同时，陶澍组织人力、物力、财力，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取得成效。从而使安徽水利面貌大为改观，大大减少了受灾的可能性。这是陶澍为安徽人民办理的又一件大事。
安徽自分省以来，未有志书。这对于安徽的人土风情等掌故难免是一项缺漏。特别是治理一个地方，必须“得以地图、地事、地俗入告，以施其政”，其中“田赋、水利、学校、兵制等项尤为重大”。因此，陶澍奏请设局纂修，得到准允。并亲自筹措经费，设立纂修机构，到道光九年（1829年），省志完成，共270卷。
道光五年（1825年）五月，陶澍调江苏任巡抚，仍不忘安徽民众的疾苦。连年受灾的经验教训及对济民救灾的经验总结，促使陶澍认识到，光靠政府的捐赐济民，不如让百姓自己救济自己。于是他发动群众互相帮助，以丰补歉。因此，陶澍提出设立丰备义仓的主张：“每乡每村各设一仓，秋收后听民间捐输，积存仓内。遇岁歉，则以本院所积之谷，而散本境之人”。义仓由民众自己设立管理，“不假官吏，防侵蚀，以禁骚扰”，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应，受到时人的称许。连许多其他省份也跟着效仿。
陶澍主政安徽期间，着实为安徽人民办了许多好事，在安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
陶澍是晚清著名的经世派官僚，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杰出代表。陶澍仕途生涯几十年尤其是主政安徽期间，所以取得如此卓著的政绩，无疑与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分不开的。经世致用思想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它代表的是一些具有开拓、实干和锐意改革精神的地主阶级思想状况。特别是当社会危机严重，阶级矛盾尖锐时，表现更为明显。陶澍生活的年代，清王朝已日趋腐朽、衰败。此时西方资产阶级所谓“新学”还没有传入中国。为振衰除弊，挽救清王朝的统治，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便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寻找思想武器，因而举起“经世致用”这面古老而又富于生命力的旗帜。这便是近代社会经世致用思想所以兴起的社会原因。陶澍从小生活在湖南农村，与劳动人民有较多的接触，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有较多的了解，同时农村山区的艰苦环境也造就了陶澍勤劳朴实、勇敢坚毅的精神品德；加以湖湘文化对陶澍的影响，因而形成了陶澍自己的经世致用思想。
陶澍的经世致用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鄙弃空议，重视实践，强调学以致用。
魏源说他“少负经世学，尤邃史地舆地，所至山川，必登览形势，访察利病”，为学以致用，陶澍主张“研究经史为致用之具”，“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他一贯关心社会现实问题，鄙视空谈义理，不问世事的迂腐行为。批判扼杀人们聪明才智的宋学、汉学；反对寻章摘句，死记硬背，把读经通典作为猎取功名利禄的手段。强调治经要博古，读经要有得。他说：“有得之经，则根茂实，逐言中体，要皆经之精液也。无得乎经，虽猎取浮华，譬竹潦之水，朝盈而夕涸焉。”在提倡明体达用方面，陶澍与贺长龄比较一致。他所言的体，也是儒家孝悌忠信的道德伦理。但他更重视“达用”，他把学术的眼界扩大到政治、伦理之外的实学实事上，并在数十载的做官生涯中身体力行。陶澍还结合自己的实际政务，撰写了不少著作。如《蜀輶日记》、《江苏水利全书》、《海运图说》、《荆州形势》、《襄阳南阳形势》等都是些经世实用方面的著作。
第二，讥切时政，揭露时弊，主张兴利除弊。
近代满清王朝的腐败不堪的社会景象，必然要引起地主阶级内部部分有识之士的不满与反对。当然这种作为对统治阶级自身的揭露与批评，还不可能触及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相反，其主观意愿仍然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陶澍也只是在一些具体政事上对各种弊病进行了无情的批评揭露，但是，客观上这些批评毕竟在一定的范围内触动了封建社会的统治制度；在一定的程度上，有利于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与压迫，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陶澍在主政江南时就批评说：“江苏漕务疲弊已久，在闾阎每苦浮收，在州县则又患刁抗”，揭露各级官吏土豪、劣坤榨取“乡里穷黎之膏血”，“白吃乾分，甚至克扣工价，侵肥入囊”，贪污国家钱财，从而导致“国家数百万有数之银粮，填无底之河”。批评可谓尖刻。他在进行两淮盐政改革时指出：“两淮盐务已凋弊败坏”，且“已成决裂之势”，而垄断盐业官吏、总商“假公济私，遮饰弥缝”。他还批评科举取士制度是对人才和学识的埋没与扼杀。更为可贵的是，陶澍没有停留在揭露时弊上，而是敢于兴利除弊，大胆同错误、腐败现象作斗争。
第三，注重现实，厉行改革，倡导工商并重。
针对清王朝日趋腐败，民生凋弊，人民起义不断发生的社会现实，地主阶段改革派纷纷提出更法革新的主张。魏源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当时的两江，是全国重要粮食产区，盐课也居全国之首，而且水域众多，是水利工程重点之区。因此，改革派对于大政的整顿和改革，也多集中在两江地区。尽管清王朝并没有重视各种改革的主张，但在地方督抚那里，因他们掌管一方实权，还是进行了部分实际的改革。陶澍居于一方之长，利用职权，大力推行改革，兴利除弊。如改革盐务、创设盐票、改良漕务、改漕运为海运、梳理江河、兴修水利、清理财政、改革币制等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陶澍还不同于其他地主阶级改革派分子，他对所谓“农本工未”、“重本轻未”的传统思想已有所改变。重商思想是陶澍经世思想中最显著的特点。陶澍重商思想的形成，并非偶然，实际上是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在陶澍思想中的反映。陶澍的祖先曾有过“市茶汉镇”的经商历史，而其本人又长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任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深深地吸引着陶澍。他不但具有历史的眼光，而且具有超人的胆识，能顺应历史潮流，充分肯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大胆鼓励机械生产和手工业工场，正确对待需要得到保护与重视的商人阶层。在陶澍的改革实践中，他就大胆地借助商人力量的支持，并充分照顾商人的经济利益，使商人有利可图。陶澍实行的币制改革，也为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陶澍的经世思想，对后来的湖湘人物有很大的影响。如魏源、左宗棠、胡林翼等人便是直接受过陶澍的影响而又注重实学经世的人物。由于他的地位和影响，他对整个经世学派的形成的作用不可低估。晚清经世学派的一些重要骨干，也都与陶澍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他和一些湖南学者，把讲实学重实用的湖湘学风与江南学术重视名物制度，舆地史志考证的学术风气结合起来，在江南和湖湘两个地区都引起了学术风气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向近代文化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
陶澍早已作古，其事功上的种种业绩也早已成为历史；但其讲实学、办实事的经世致用思想以及一心关注国计民生、勇于实践的精神，对于作为后来者的我们无疑仍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