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生前出尽风头，死后寂寞无闻，这种反差及其原因耐人寻味。其诗尊汉魏六朝。在近代诗坛上影响甚著，个人声望一时甚或在陈三立等同光体诗人之上。汪辟疆著《光宣诗坛点将录》，将他冠于一代诗人之首，比之为《水浒传》中托塔天王晁盖；陈衍《石遗室诗话》论湘绮五言诗，“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相比之下，他的散文理论及创作成就没有引起人们普遍的重视，评论者不多。其实，在近代散文史上，王闿运亦足称大家，章太炎甚称其文，以为“并世所见，王闿运能尽雅。”章与王同属狂怪诡诞之人，言语难免偏激，但作为一代文章大师，章太炎自视甚高，很少称许他人，因而此语绝非虚誉。
一
王闿运论文，最大的特点是主张复古，认为“文有时代而无家数”。所谓文有时代。是指文章存在着古今雅俗的区别。仅就这个意义而言，无疑是正确的。刘勰早就说过：“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是时代精神与生活风尚的综合反映，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不断地向前发展，不同时代的文学必然染具不同的风格特色。王闿运看到时代变迁对散文创作的影响，但并未用进化的观点看待文学的发展，而是持一种今不如昔的文学退化论，“今人言语意趣皆异古人”，“言今事辄有今意。意今则语凡”，“今所以不及古者，习俗使之然也”。因此他倡言复古，认为“词不追古，则意必循今，率意以言，违经益远”，这种观点明显地承继了明代前后七子复古主义文艺观的衣钵。
与一般传统的复古主义者不同，王闿运“好为文而不喜儒生”，反对宋明以来理学家们文以载道的理论主张，认为“闻道犹易，成文甚难”，如果过份强调载道，则势必“文成俳优。”他的倡言复古，是基于对“今”的卑视，旨在追求一种淳雅的散文美学理想。《八代文粹》的编辑体现了这种散文理念。该书序言自述编辑体例及选文标准云：“广甄往籍，精论流别。类分仍夫萧选，正副略仿李钞”，最终的目的是“截断众流，归之淳雅”，这种淳雅之文的基本特征是“词无鄙倍，学有本根。”《论文法•答陈完夫问》举例说明文章古今雅俗的区别云：“时代区分古今，遂有雅俗也。‘帝曰俞’，‘制曰可’，‘旨依’，‘知道了’，其用一也，而岂可同乎？同欲改‘知道了’为‘俞’，则愈增其丑，以‘了’字入文，则必不可行。以此推之，他可知矣。故尝谓文无家数而有时代。一代之语，不可仿古，要须择其雅言耳。”在王闿运看来，古今雅俗，实际上就是古雅今俗，古必雅，今必俗，而所谓“一代之语，不可仿古”，是就客观的方面来说的，他紧接着又补充说明这仅是对诏令、奏疏、告谕等应用文体而言。应用之文务求通俗、通晓，故应用当代通行语言撰写，不可仿古，否则会不伦不类。至于词赋、文诔、论议、铭记等文体，则愈古愈工，愈古愈雅。
王闿运心目中的淳雅之文，其代表范式是汉魏以前的文章。他把中国古典散文文体的发展流变归结为两大门类，两条途径。《论文体单复•答陈完夫问》云：“古今文体分单、复二派。盖自六经已来，秦汉以后形格日变，要莫能再创他体也。”骈散二体交互影响，各有其沿革，也各有其特点，只要运用得法，可以各臻其妙。《论文•答陈深之》云：“单者，顿挫以取回转；复者，疏宕以行气势；貌神相变，即所谓物杂故文也。故《国策》、《史记》、贾、晁、向、操诸人能用单；《国语》、班书，东汉以至梁初诸家之文善用复。不能者，袭其貌。单者纯单，始于北周，而韩愈扬其波，赵宋以后奉宗之，至近代归、方而靡矣。复而又复，始于陈、隋，而王勃等淈其泥，中唐以后小变焉，至南宋汪、陆而塌矣。元结、孙樵，化复为单；庾信、陆贽，运单成复，皆似有使转，而终限町畦，卒非先觉，反失故步。故观于汪中，恽敬、袁枚之徒，体恪无存，何论气韵；其余如魏、侯之纪事，乃成说部；洪、吴之骈俪，不如律赋；兹非学者之戒欤？”这段话表现了王闿运对中国散文发展史的基本认识。对唐以后的散文他全盘加以否定，对唐以前的散文则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尤其推崇汉魏以前文章。《论文体单复•答陈完夫问》说得更明白：“晋宋诸赋虽有偶句，非其趣也。文、孔演《易》，全用复体。商书多单，周书多寓复于单，尤为隽永。而《礼记》文最工，虽圣作不能胜也。以《擅弓》、《公羊传》记事与《左传》比之，同记一事，精神迥异，便知七十子之圣于文矣。”由晋宋诸赋上溯文王、孔子，显露出一种愈古愈好的审美思想倾向。
这种散文美学理想及散文史观念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既有时代背景的影响，又与王闿运的学术思想及个性人格密切相关。近代时期，中国文化处于由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的历史阶段，文学也开始由古典向现代演变，资产阶段改良派和革命派相继登上文坛，鼓吹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广泛吸取西方先进的思想观念，从事中西文化与文学的化合，或者走向民间，致力于大众文学的创作，企图通过文学唤醒民众，改良政治，重铸民魂。王闿运与这一切进步的思潮格格不入，仍然固守着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精神，而在传统文学领域内，当时依然是复古派的天下。诗歌创作或尊唐，或祧宋，形成对立的两大流派。就散文而言，清中叶以来一直处于桐城派的笼罩之下。一些汉学家出于对桐城派义理之学的不满，曾借骈文以自异，掀起了一场文体骈散之争，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桐城派独家把持文坛的局面。王闿运狂傲的个性决定他不甘居人下，也想突破宗唐祧宋和桐城派的樊篱，但他的思想决定了他不可能找到冲决罗网的正确道路。他一生不以诗人自居，而以学人自许，其学重今文经学，尤尊《春秋公羊传》，但又不囿于今古文之见，实际上自成一派，不论是说经、注子还是解释其他古典文献，都敢于突破成见，根据自己的理解阐明古书的宏旨。因而，他虽然顽固守旧，对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封建礼法制度和价值观念笃信不疑，却从不盲目媚俗，侈谈性理，对“道”的理解与唐宋以来的道学家和古文学家迥然不同，思想及个性类似于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之流，为人放诞恢诡，以至于名满天下，谤满天下。这种思想个性决定了他既不可能像规规小儒那样局囿于文以载道的传统模式之中，也不可能对文学改良或革命轻易地表示认同，他只能在复古主义的泥淖中不停地打转、掘进，于是树起汉魏六朝派的大旗，其目的无非是想凌驾于尊唐、祧宋两派之上，回到更古的时代，以此标新立异，证明自己的不同流俗。
王闿运自言“少学为文，思兼单复”，似乎倾向于主张骈散合一，实际上他心仪看重的还是韵味性强的骈体文，认为“复者（骈体）文之正宗，单者（散体）文之别调。”他不遗余力地贬低、批评韩愈，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韩愈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提倡以散行单句为特征的先秦古体散文，反对他心爱的六朝骈偶文风。《论文法•答陈完夫问》云：“八家之名始于八比，其所宗者韩也。其实乃起承转合之法耳，固无足论也。退之自命起衰，首倡复古，心摹子云，口诵马迁，终身为之，乃无一似。最名者，记张巡，传毛颖，游戏之作，宜可优孟，乃亦是凡近之词。其述睢阳便似小说，反不及侯朝宗《马伶传》为能起予。”把韩愈的散文与八股时文等量齐观，混为一谈，完全抹杀了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衰振弊，开拓出散文创作新局面的历史功绩，韩愈最著名的作品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等，在他眼里不过是“游戏之作”，“凡近之词”，小说家言。
王闿运不仅否定韩愈，对明代前后七子等复古主义者也十分不满。前后七子高唱“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学古的门径已非常狭窄，特别是前七子领袖李梦阳，创作上刻意古范，铸形宿模，拘谨不堪，但王闿运仍然认为他们做得不够地道，批评说：“明人号为复古，全无古色”，徒矜夸耳。在他眼里，有明一代只有八股制艺，没有文章。
较之前后七子及历代其他文学复古主义者，王闿运在复古的道路上走得最远，观点最偏激，所划定的学古的门径范围最狭窄，对学古拟古的要求最苛刻，对如何学古的措施规定得最具体，也最机械。《论文法•答张正旸问》云：“知学古当渐渍于古，先作论事理短篇，务使成章。取古人成作，处处临摹，如仿书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如此者，家信帐记皆可摹古。然后稍记事，先取今事与古事类者比而作之，再取今事与古事远者比而附之，终取今事为古所绝无者改而文之。如是者非十余年之专功，不能到也”。乍读之下，人们难以置信这些话竟出自一个性格狂放不羁的才子之口。细细咀嚼，又感到这可能确乎是王闿运自己学文的心得之谈，学古拟古，心须从“意”到“词”，先死后活，循序渐进，浸淫既久，然后才能“熔铸而出之”，达到随意行文，自在而自由的境界。
二
王闿运一生历经道、咸、同、光、宣五朝，死于民国初年，贯穿中国近代史的全过程，他的散文创作因此深刻地打上了近代社会的烙印，叙写时事，探讨学理，写景状物，发愤抒情，字里行间卷舒着时代的风云变幻，表现出对国家现实处境及前途命运的焦灼，内容触及近代中国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抒写了个人的忧愁幽思，喜怒哀乐，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思想和个性品格。
叙写时现，针贬时弊，是王闿运散文最重要的主题形态。王闿运平生最大的希望是做帝王之师，结果却以处士终老江湖，这种人生境遇使他内心深处亘存着怀才不遇的失望和悲凉，晚年曾自撰挽联云：“纵横志未就，空余高咏满江山”，既傲岸自负，又充满壮志未酬的感慨。相传他年轻时候曾游说曾国藩，劝曾拥兵自立，结果未被采纳，转而从事讲学著述。尽管如此，他仍然以传统儒生的眼光时刻关注着时局的变化和民生的疾苦，对所谓“夷务”，漕运、盐政、财税以及如何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等重大社会问题都发表过看法，尽管许多观点迂腐可笑，但那份对时事的焦灼与关心还是令人感动。
以所谓“夷务”而言，王闿运撰写了《陈夷务疏》和《御夷论》等专门文章，《论时事答陈复心问》、《论道咸以来事》以及一些书札对此也多有涉及。王闿运认为：“夷狄之患起于我弱，我弱之故生于失政”，公然把外患产生的原因归咎于最高统治者。《陈夷务疏》批评道光、咸丰两朝议政诸臣缺乏长远的目光，在如何对待“夷人”的问题上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始则绝之太严，待之太倨；继则让之太甚，讳之太深”。而最大的失策莫过于“许人香港，而拒之天津”，王认为这就是“夷患所自始”。在他看来，洋人来中国不能叫做边患，他们的目的不过是求互市通商而已，只要“通商如故，则中外相安，混然一家”。这些观点在今天仍值得人们反思。
王闿运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评论现实时事，而他用以批判的知识和价值标准则来自传统文化，这就使他对社会的批判呈现出复杂的特点。一方面他秉承传统知识分子独立特行的个性品格，敢于放言高论，独抒己见，讲真话。如《与曾侍郎言兵事书》，批评政府机构的臃肿和官吏的腐败：“县必数局，局必数十人”，官吏们坐食糜禄，“一闻寇至，各鸟兽散，”平时“每议一事，先问权贵”，“不问能否，不恤民怨”，结果“公局愈兴，民困愈崇”，“倒置是非，黑白不明”。出语直捷泼辣，一针见血，痛快淋漓。另一方面又由于局囿于传统知识领域和价值观念之内，许多批评言不中的，真话中所含的真理成份太少，有时甚至与时代潮流相悖逆，比如在对待西方的技术与文化问题上，就显得很不明智。《陈夷务疏》中有这样一段话：
“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使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又况陆地行战，船炮无施；海口遥攻，登岸则困。蹙而击之，我众敌寡，以百攻一，何患不克？而乃张皇其船炮，未交而已溃，机器船局效而愈拙，是则知武灵之胡服，而忘其探雀■；信冀北之多马，而未知其无兴国也。”真是幼稚之至，可笑之极。又如对龚自珍、魏源的批评也很不恰当。龚、魏二人是近代中国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为新时代的到来而摇旗呐喊，王闿运却认为他们是“无病而呻，自误误人”，其动机是由于怀才不遇而故作高论，以盅惑人心。这是典型的人身攻击，恰恰表明王闿运自身的迂腐和愚昧。这正是他遭历史淘汰，身后寂寞无闻的最根本的原因。诵读这些文章，有助于人们了解近代传统型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时的心态，可以使人们看到我国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想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是何等艰难。
写景状物，写性抒情，是王闿运散文又一个重要主题形态。名作有《到广州与妇书》、《秋醒词序》等。王闿运关心世务，又“能以消遥通世法”，不为世务所累，在生活中既能沉入，又能跳出；既思济世，又能出世、玩世；既切近人情，又迥脱蹊径，在任何沉重压抑的环境里都可以达观逍遥、我行我素地生活。《到广州与妇书》写途中见闻，描绘水光山色，记述风物人情，笑谈沿途掌故，抒发个人独特的感受，娓娓道来，舒卷自如，文采华美，风格与鲍照的名作《登大雷岸与妹书》相类似，作者心境亦如文中自言：“优游自如，身心无患”。又如《秋醒词序》借秋夜景物以抒怀，第二段云：“嗟乎！镜非辞照，真性在不照之间；川无舍流，静因有不流之体。然则屡照足以疲镜，长流足以损川，推移之时，檄乎其难测也。且齐有穿石之水，吴有风磨之铜，油不漏而炷焦，毫不坠而疑秃，积渐之势也。笋一旬而成竹，松百年而参天，迟速之效也。人或以百年为促，而不知积损之已久；或以耄期为寿，而不悟佚我之无多。是犹夏虫之疑冰，冬鹖之忌雪矣。一年已来，偶有斯觉，未觉之顷，相习为安。况同景异情，觉而仍梦，庸得不即机自警，依影冥心者哉？于斯时也，从静得感，从感生空，意抑列风之是非，乘轩云而升降，接卢敖之汗漫，入李叟之有无，犹陈思之登鱼山，茂陵之叹蔽屣也。”作者“从静得感，从感生空”，通过一系列比喻和典故，深婉细腻也写出了一种人生的感悟，于中亦可见佛道思想对他生活态度的影响。
记学论文，阐发义理，是王闿运散文的第三大主题形态。王闿运博通经史，著有《周易说》、《尚书笺》、《诗经补笺》、《论语训》、《庄子说》、《墨子注》等十余种学术著作，观点兼采古今，较多新的发明。又长于著史，《湘军志》以外，还主修《衡阳县志》、《湘潭县志》、《桂阳县志》，亦颇著名。这些纯学术或历史著作，其中文辞亦有可观者。特别是为数众多的笺启、诗文序跋及论学小品，融文学、历史、学术、哲理于一炉，篇幅长短不一，其体例与今天流行的文化散文和学术随笔有相似之处。如《论由乞》、《孔子生日考》、《说禹贡浮达入至乱》、《论狂狷•示宋芸子》诸作，熔金铸史，点铁成金，信笔挥洒，形式上不拘一格。又如《封神演义作意》，全文四百来字，内容含量却极大。阐明了《封神演义》的艺术渊源、成书时间及其民间的影响，还涉及作者及书中诸神的命名问题，尤其详细叙述了自己对《封神演义》主题思想的看法和变化。观点虽可商榷，但对今天研究《封神演义》乃有启示的意义。诸如此类的作品在《湘绮楼文集》中还有不少，这一类文章理趣与情趣兼具，既是学术论著，又超出了学术论著的范围，进入文学艺术审美的领域。
三
王闿运的散文创作实践了他的理论主张，以学古拟古为基本特征，自言为文“力追班马”，以《史记》、《汉书》为法。钱基博援引《清史稿》的论述追溯王闿运散文的艺术渊源，称其文“悉本之《诗》、《礼》、《春秋》，而溯庄、列，探贾、董，旁涉释乘”，风格“萧散似魏晋间人”。王森然评价湘绮散文，“散体溯源董贾，骈偶不沿六朝纤靡”，“汪洋纵肆，曲直而达之于理”。平心而论。王闿运散文的思想观点过于迂腐，创作上“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转移”，过于保守。但由于浸淫于魏晋文章甚久，因而能“尽法古人之美，一一仿之，熔铸而出之”，最终深得汉魏六朝散文的神韵，并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达到较高的审美境界。
就文体而言，湘绮散文或骈或散，或骈散兼行，行文体式视文章的性质、内容而异，众体皆备。读《湘绮楼文集》，大抵词赋、文诔、铭记等多用骈体，传记、书札多用散体。序跋、墓志则骈散兼行。这种格局的形成与王闿运对文体的认识有关。在他看来，史传之文的写作目的是记事之本末，应该力求详尽，宜于用散体；而词赋之作是文之正宗，最能表现创作者的才华，宜于用骈体。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评价，王的骈体文影响尤著，其成就可与汪中、洪亮吉、李慈铭等大家并驾，名篇较多。如《哀江南赋》，感时伤世，反映了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江南七省人民悲苦离乱的生活，形式上模拟庾信旧作，用旧题旧韵，神韵逼真，传诵一时。其他如《秋醒词序》、《与卢生书》、《吊朱生文》、《上张侍讲启》、《桂颂》诸篇，皆宗法魏晋，多用骈句排比成文，气势充沛，词藻华丽，长于用典使事，却又自然浑成，不落俗套，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
擅长叙事是湘绮散文最主要的艺术特征。王闿运注意根据文体特点选材结篇。以写墓志为例，他曾对弟子杨钧说：“作人墓志，须叙其生平不得意事，以别于传记”，表现出一种清醒的文体意识。他写《刚直彭公墓志》，对彭玉麟的盖世功业及赫赫声名，只用短短的两句话概而言之，而以主要笔墨写彭生平中的不得意之事：“然其遭际，世所难堪。始则升斗无资，终则帷房悼影。但耻于侘傺，一纵豪宕。吴音楚服，炯然冰映。其用兵也，众所疑议，飘然赴之；其辞官也，人所趑趄，倏然去之。常患咯血，乃维纵洒。孤行畸意，寓之诗画。客或过其扁舟，窥其虚榻，萧寥独旦，终身羁旅而已。不知者羡其厚福，其知者伤其薄命。由君子观之，可谓独立不惧者也。”从几个方面对比行文，突出表现彭玉麟不同流俗的个性精神，读来令人感喟。这种写法与他为彭玉麟所撰《行状》迥然不同，后文述彭生平经历，以时间先后为序，确考时地，叙事详尽具体，语言平实无华，是典型的历史类文章的写法。
王闿运叙事，还深悟化繁为简、举重若轻之法，善于结合文体特点，围绕写作目的选取、提炼材料。如《湘军志》，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散文杰作。钱基博称此书“文辞高健，为唐后良史第一”。全书叙述曾国藩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过程。事件本身头绪纷繁，王却仅以十六篇、九万余字的篇幅完成全部叙述，行文之简洁令人几乎不能增损一字。全书以曾国藩、胡林翼及左宗棠、彭玉麟等湘军主要将帅为核心，以时间先后和地区的转移为线索史料，篇目的制定或许有遗漏、失当之处，但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立意谋篇，雅洁有法，整部书以人系事，以事写人，纲举目张，条理清晰，深得《史记》叙事艺术的奥妙。
善于刻划人物是湘绮散文艺术的另一个主要特征。王闿运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李仁元、严咸、丁锐义、陈景雍、采芬女子等。他善于设置矛盾冲突，选取典型事件或细节表现人物的思想品质和个性风神。如《辩通》，着力刻画了一位有胆有识，不畏强权、敢于直言的少女的形象。文章记叙的是咸丰年间的真人真事，篇幅不长，故事也很简单：咸丰九年冬天，皇帝召选民女，一满洲女童进宫参选。这种故事在清代司空见惯，但作者截取女童被召进宫片断，写得紧张动人，满洲女童始终处于矛盾的尖端，直到被“温旨”遣出，气氛才缓和下来，而女童超乎常人的识见和胆气已经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凸现出来，并深深地印入读者的心中。作者主要通过具体言行表现女童的个性和胆识，文章的主体部分即由女童的两次“直辞”构成，第一次是她与主持选女事宜的朝廷总管；第二次是与至高无上的封建皇帝。从表面上看，女童与总管、皇帝的矛盾冲突的引起是由于天寒，“上久不出”，女童衣薄，“不堪其寒”，于是“屡欲先出”，而总管不许。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女童对朝廷选女的反感与愤慨。在她看来，“朝廷立事，各有其时，今四方兵寇，京饷不给，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吾等家无见粮，父子不相保”，面对如此时势，未闻朝廷“选用将相，召见贤士”，相反，“今日选妃，明日挑女”，实在是昏庸透顶。基于这种认识，女童直骂咸丰皇帝是无道昏君。作者直笔再现女童言行，成功地动用了重复和对比衬托的艺术手法，女童与总管、皇帝的对话交锋，一前一后，中心语句完全相同，如此用笔，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着意的强调，意在表明女童的正直不阿，她并未因说话对象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观点，表现出一种置生死于度外的英雄气概。作者自己也为这种气概所震慑，在叙述女童的两次直辞后，情不自禁地补写道：“当女童前后言时，与在旁者莫不皇亟，流汗咋舌，不敢卒听。及得温旨遣出，或犹战悚，不能正步”。从侧面补写当时情事，通过旁观者的恐惧、怯懦，更加衬托出直辞女童的卓尔不群。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
王闿运的散文是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的结合，学问味道浓厚，文人的个性特征也是很突出。写景叙事、抒情、议论常融于一炉，看似随意行文不拘形式，实则匠心独远，心有别裁。骈体文讲究韵律，以华丽为主；散体文语言古仆清雅，有时亦不避俚俗，充满机趣。总的来看，风格萧散恢诡，优游顿挫，意绪常常难以索解。如《辩通》结尾，作者认为直辞女童“以一言而悟主，成文宗之宽明”，足可以显名于后世。表面上看是褒扬直辞女童，恭维咸丰皇帝，实际上是一种曲笔，隐寓着对咸丰皇帝及当朝士大夫的讽谕与批判，作者皮里阳秋，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湘军志》及集中与杨度、袁世凯等人的书札和一些人物传记、墓志也存在着语意褒贬不明的情况，这一切构成王闿运散文艺术上的一个显著特征：语言汪洋恣肆，笔风犀利，文意却又诡谲难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