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学术界颇为关注地域文化研究，对“湖湘文化”的探讨蔚为风气，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无论是“湖湘文化”的内涵、地域范围、时间跨度，还是其内容与特质，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究竟何谓“湖湘文化”？笔者未敢妄议。有研究者认为，湖南的历史文化主要有两大高峰：第一大高峰形成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标志是出现了屈骚等浪漫主义文化艺术，但由于湖南在周代为荆州南境，春秋战国时属楚国，故称“荆楚文化”或“楚文化”，其地域范围远远超过今日的湖南；第二大高峰在两宋至明清时期，其标志是理学的伦理主义学术和政治，由于唐五代后该地常称为“湖湘”或“湖南”，更由于此时湖南地区的文化形成了一些新的特质，故称“湖湘文化”，学术称为“湘学”。“湖湘文化”与地域性学术文化的概念“湘学”在这里被分而论之，且明确了“湖湘文化”与“荆楚文化”（或称“楚文化”）在时间上的分界，还将“湘学”的研究时段与“湖湘文化”的始末归于一致，定位在两宋至明清时期。笔者以为，这是对“湖湘文化”的恰切分析。
至于“湖湘文化”的特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极为丰富。令我们感兴趣的是，王闿运的文学创作与“湖湘文化”精神有何关联？对“湖湘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许多学者都论及无所依傍的“独立根性”、心怀天下的爱国意识和体用结合的经世致用学风是“湖湘文化”的主要精神特质，或曰湖南人的精神，这些精神特质体现了王闿运文学创作的内核。
首先，关于独立精神的问题。王闿运是一个难以一言道尽的复杂人物，钱基博写到他，开篇即以“名满天下，谤满天下”这两个反差极大的短语概括其一生，准确地捕捉到了他特立独行的气质和饱受争议的情状。虽然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对王闿运其人其作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他独立不羁的品性和创作风格却为世人所公认。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这种独立精神就是不随人热、实事求是的写作态度和无所顾忌、秉笔直书的创作手法。
王闿运历时七年撰著的《湘军志》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光绪初年，曾国藩欲借修志表彰湘军功烈，选中了学富五车且非常了解和亲近湘军的王闿运主笔。然而，王闿运是一个极有主见又桀骜不驯的文人，他描述自己撰志的主旨云：“其意不在表战功，而在叙治乱得失之由。”他没有依循曾国藩美化湘军的初衷，而是力求效法司马迁、陈寿、范晔等著名史家，尊重事实，秉笔直书，这令曾国藩等人始料未及。该志除客观褒扬湘军的功勋战绩外，对太平军前期的凌厉声势和英勇气概、清朝内部各派势力的勾心斗角、湘军的战略失利与战术失误和屡战屡败的竭蹶之状，以及湘军将士暴虐扰民、贪财劫抢等恶行都不加掩饰，一一叙之。书成后，王闿运甚为满意，自叹曰：“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赏音否？”曾国荃等湘军故旧则极为愤怒，不仅将之作为“谤书”毁版，而且请曾国藩的幕僚王定安另撰《湘军记》以抵消影响。然而，《湘军志》在毁版后仍不胫而走，并于光绪九年（1884）重校后在四川重刻再版，广行于世，赢得广泛赞誉。支伟成、钱基博、王森然、费行简皆称此书“为唐后良史第一”，“曾门四大弟子”之一的黎庶昌亦称赏道：“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世良史也。”
王闿运的几部地方志同样在研读史料、实地考证、借鉴前人著述的基础上，以严谨的态度和笔法直书实事。他以为：“史者，直载其事，而得失自见。”故在写作中不因朝廷修志“资治”而美化统治者、诋毁农民军，保留了大量可信的历史资料。仅以《湘潭县志》为例，《赋役》篇详载官府压榨百姓的恶行，开头即言当时的县官“不贪不滥，一年三万”，在每年有一千两“养廉银”的情况下仍不满足，“见可以多取，辄增取之”，活画出他们的贪婪本性；《事纪》篇记顺治六年（1649）正月，“大兵以余贼未靖，下令屠城，自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方止。……数十里无行人”，王闿运在县官主持下为清廷修志，如此大胆的暴露，没有正直文人的使命感和独立意志，是很难做到的。
王闿运还写过不少讽刺诗，矛头直指当世小人和当朝权贵，冷嘲热讽，毫无顾忌，令人拍案叫绝。如光绪四年（1878）三月，王闿运在长沙目睹一些市侩小人曲意逢迎曾国荃，写下《春雨杂咏》两首。其二云：“春郊流水长茭荺，赤鱼旦黄鳅也自神。乞与泥坑三尺浪，欲成龙去奈无鳞。”通过对浅小泥潭里的泥鳅妄想化为蛟龙、腾起巨浪的生动比喻，辛辣地讽刺了势利小人攀附权贵的丑恶心态和不自量力的可笑嘴脸。光绪六年三月，王闿运赴四川途中偶见民居厨下之水流为瀑布，戏题《峡山二首，时有边备，张孝达荐宿将，因以托讽》两首绝句，诗云：
茆［茅］屋春云袅爨烟，更无人问古松年。谁知灶下残余水，流作山头百丈泉。咏石泉
脚底惊雷转石根，遥知下界雨翻盆。阿香费尽驱龙力，却被人吟四海昏。咏雨
诗歌表面写景，实际是为朝中无贤能之士而唏嘘感叹，具体针对的是张之洞奏调鲍超为边防大将一事。“残余水”喻示鲍超衰朽无能，“流作”句意味这样的人却被视作贤能之人为朝廷所重用；“阿香”暗喻张之洞（张之洞字香涛），在国家遭遇“雨翻盆”的大动荡时，他欲致力扭转局势，却事与愿违，因错荐大将造成了“四海昏”的后果。结合本事来读，这些诗写得饶有趣味，出神入化，讽刺手段极为辛辣。其他如《圆明园词》、《独行谣，四百四十八韵，四千四百八十五字，感赠邓辅纶》、《秋兴十九首》、《后石泥塘行，赠开枝族六弟》、《和议将成，念清卿为之失笑》、《李烈女诗》等皆大胆暴露统治政权的腐朽，尤其是官僚搜刮民众脂膏的恶行。
其次，关于爱国意识的问题。在晚清至民国期间，王闿运反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阻挠洋务运动，不支持维新变法，还在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时应召入京做了国史馆馆长，在世人眼中是一个“保守”、“反动”的旧式文人。实际上，他一生身居下位，却心忧国事，不失为充满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如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六年后，他与书曾国藩云：“寇势愈张，官力愈弘；公局愈兴，民困愈崇。掊克者能，捷足者登。虽至破败，又不加责，此其尤倒置是非，黑白不明者也。”“夫盗贼者，贫民之变计也。”对统治者趁镇压农民起义之机加倍盘剥、压榨百姓和官逼民反的现实作了无情的揭露；听闻朝廷在甲午海战失利后与侵略者议和，他赶赴江宁与张之洞“纵谈时事，五更始出，灯月霜晖，凄然生感，作《游仙诗》五首”以讥讽当道者；甲午之战中国战败，面对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他与书李鸿章谈“疆臣握兵，不可言和”，在指责诸多将帅畏敌的同时激励李鸿章“率两洋木船，登舻誓师，克日渡海，蹈隙而进，横波直冲，糜碎为期。展轮之日，日本必求服矣”，否则“误国之罪，谁执其咎”？充满敢于直斥权臣的凛然正气；八国联军入侵后，他“闭门绝文宴者几四百日”以示抗议……凡此种种，假若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热忱，没有关心民生疾苦的忧患意识，没有敢于直言的独立品格，是说不出这样的话，做不出这样的事的。马积高对王闿运有过这样的评价：
在我国近代史上一些关键性的时刻，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王闿运确实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说他是一个守旧派，一个封建遗老，并不算冤枉。但是，如果根据上述那些事迹就断定王闿运是一个完全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那却是欠客观的。因为这位博学多才而又留心世务，自负有“帝王之学”的人，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又表现出是一个正直的爱国者，在学术上也颇有创见，不同流俗。
这一评价十分中肯。王闿运就是这样一位活跃于封建末世的历史舞台上的守旧而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身处下僚而不失人格尊严，喜好风雅而不忘忧国忧民，因循守旧而勇于担当替天下苍生立言的神圣使命。
翻开《湘绮楼诗文集》，伤时运多艰、吊世事纷乱的忧患之作时有所见，其中不乏直观地表现诗人爱国情怀的诗作。如《法琅西内犯，丁尚书请将蜀兵东守台湾，感事奉赠》（其二）云：
江海东西共一天，主威臣职义当然。肯令代卒随张黡，已觉秦兵避鲁连。士气百年堪一振，兵声万里更谁先。请缨年少休相笑，雪鬓灰心此疏传。
此诗作于中法战争前夕，法国入侵者欲进犯云南，攻打台湾，时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不顾年迈，上疏请战，王闿运嘉赏其行，并藉此表达自己的抗敌志向和爱国热忱，两个一心报国的志士跃然纸上。写于著名革命党人秋瑾血洒刑场后遗体还浙之时的《感事和百花韵二首》（其二）云：
烈女空随东逝波，西湖改殡意云何。曾闻葛毕能倾浙，近说孙、黄共馆那。秋影练江看去雁，寒霜金柝送明驼。知君谈笑成诗史，文武衣冠感慨多。
诗人有感于秋瑾为国捐躯的义行，专以“烈女”相称，将之与天下须眉构成鲜明对照，对以身殉难的革命志士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崇高的敬意，对竟不如一个女子的满朝“文武衣冠”进行辛辣的讽刺和尖刻的批判。又《周甲七夕词六十一绝句》之庚子七夕诗云：
红灯影里看天仙，一霎渔阳战鼓传。银汉隔墙飞不渡，尚凭瓜果结良缘。
此诗的背景是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和光绪帝逃往西安，清政府派李鸿章与侵略者议和。“红灯”句喻指清廷借“红灯教”，即义和团的力量抗击入侵者，旋即害怕洋兵将至，反向被义和团围困的外国使馆送瓜果食物以献媚，对这种庸愚自欺、贪生怕死的丑态，诗人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
据此可见，王闿运并非将国家命运、民族危亡置身事外的冷血人物，他诗文中跳跃着的拳拳爱国之心是不难体会的。
第三，关于经世致用的问题。王闿运一向自视为学者，而非辞章之士，他在给儿媳杨庄的信中说：“余少长兵间，人皆以文人待之，而独喜经世。”毫不讳言他所秉持的经世学统，其一生形迹即以通经致用贯之。
从学术上看，王闿运是一位积极用世的经学家，他宗尚今文经学，尤其注重经世致用，强调饰经术为政论。面对急剧变乱的社会现实，他希望从古代圣人的经典中寻找到御侮图存、国富民强的救世良方，在经学研究里寄托于国于民的忧患意识。其《尚书大传补注序》云：“就其断章，寻其宏旨，足以佐治道，存先典，明古训，雄文章。”又云：“余笺注八经，皆切时用。虽专门《公羊》，而且喜者《诗》、《雅》。”申明了其治学的旨趣所在。尤为可贵的是，他的经学研究方法及成果在其大半生的书院教育生涯中得到广泛运用，其经学讲授不仅于今文经学具有传衍之功，而且培养了廖平、宋育仁、马宗霍等研究人才。在四川，他的一批弟子成果斐然，号称“蜀学”。据此，王闿运对近代经学的发展乃至学术转型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王闿运的经世致用还表现在他一生对“纵横术”的不懈追求上。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积极寻找机会施展自己的济世之才。他曾入肃顺、曾国藩、文煜、郭嵩焘、夏时、丁宝桢等朝廷重臣、地方官员幕府，为他们出谋划策，直至晚年仍不忘怀时事。为此，杨度曾以“平生帝王学”概括王闿运一生所授心血，不愧为其师知音。钱基博亦将王闿运列为近代湖南重要的经世之士：“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一代名臣，声施四海；王闿运、阎镇珩，老儒暗修，独抱遗经。道际不同，出处攸异。然学不仅占毕，志在于匡俗；通经欲以致用，文章蕲于经国，则固不同而同。”在与同时代著名人物的比较中突出其作为纵横家的本色。
王闿运在其日记、书信、论文中留下了许多表达自己政治观点和寻绎治世主张的文字，较著者如《陈夷务疏》、《与曾侍郎言兵事书》、《御夷论一》、《御夷论二》、《论时事•答陈复心问》、《论通经即以治世•答张佩仁问》、《论道咸以来事》、《与李少荃书》等，其中虽时有迂腐之言，亦不乏真知灼见。如他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笃信不疑，盲目拒斥西方先进思想与科学技术，对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人的经济之学不以为然，对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洋务活动嗤之以鼻，尤其是将帝国主义侵略者与旧日夷狄等同起来，提出的一系列防御、抵制列强的看法和措施显得颇为迂阔。他在《陈夷务疏》中有一段关于火轮和洋炮的议论就愚昧可笑：“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使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但他又在《御夷论一》中指出：“夷狄之患起于我弱，我弱之故生于失政。……内不强不足以谋外，人无衅不可以构隙。”在《御夷论二》中说：“向使带甲之将，谋国之士，有分毫忧患救时之心，少留意于夷狄之事，知其示强为虚张之势，议和为挑衅之本，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挟，明目张胆，而告以待战，则宋襄、明英身虏而复归，国土覆灭且犹复立，何区区败衄之患哉？”并批评清廷始则以倨傲态度对待入侵者，拒绝与之通商，继则和战无策，进退失据。这些都是极为中肯的论述。不管是迂腐之言，还是中肯之论，其中表现出的体用结合以经邦济世的追求，正是“湖湘文化”精神实质的再现。
李肖聃《湘学略》之“湘绮学略”赞曰：“玄思振采，托体蒙庄，述史传经，光我湖湘。”对王闿运及其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传承和发扬“湖湘文化”传统给予了高度评价。谈及王闿运对“湖湘文化”的影响，李肖聃又云：“翁以文若之逸才，勤伯业之老学，复治申培之经术，享伏胜之大年，卓然大成，迥绝百代。”此为的评。王闿运给“湖湘文化”带来的影响建立在他卓然大成、领袖群伦的基础上，他才华横溢，刻苦勤奋，以文人而兼经师，自辟蹊径，独树一帜，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且成果丰厚。从文学发展的角度看，“湖湘派”诗人中，在当时诗坛上产生影响最大、对文化影响最深的当为王闿运。虽然王闿运与湖湘诗派中的邓辅纶、高心夔齐名，但他以卓著的文学实绩，兼以高龄长寿而年辈既尊，享名亦久，成为同治、光绪、宣统以至民国时期世人公认的“湖湘派”领袖，在文坛具有他人无可比拟的盟主地位。
更为重要的是，王闿运从24岁起做私塾老师，中年以后专意从事书院教育，执掌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江西大学堂达三十余年，门墙极盛，一时号为“儒宗”。仰慕王闿运而从学者不可胜计，既有“追随杖履，晋接音尘”的入室弟子，也有“亲读丛书，叩闻口说”的室外门徒，还有“闻声而相思，观文而遥契”的心摹手追者。得意门生如廖平、岳森、胡从简、宋育仁、杨锐、刘光第、费行简、杨度、夏寿田、曾广钧、释敬安、齐白石等，皆是卓有建树的知名人物。王闿运不问贵贱，言传身教，其关注民族命运的情怀、崇尚自由独立的人格、追求民主平等的意识和经世致用的学风等“湖湘文化”精神在这些后学者身上发扬光大，影响直接及于湖南、四川、江西等地，间接及乎全国。钱基博于1936年增订《现代中国文学史》时特别指出他在原书基础上要郑重申述三事，第一事即为：
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平），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其所由来者渐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高度评价王闿运变革学风的始创之功。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在近代教育体制改革中趋于保守、裹足不前的教育家，竟培养出中国近代史上力主维新变法的风云人物，“戊戌六君子”中就有三人出自其门下：尊经书院的杨锐、刘光第和自称私淑弟子的谭嗣同。他们冲决封建专制罗网，争取民主自由，这与王闿运的教育不无关联。王闿运授业时十分注意从儒家经典中引出民主观念，杨度对此印象尤深，他在《湖南少年歌》中说其师：“事变谋空返湘渚，专注《春秋》说民主。廖、康诸氏更推波，学界张皇树旗鼓。”杨度之弟杨钧也说：
廖平为王湘绮弟子，康有为为廖平弟子，梁启超又为康之弟子。
曾任北洋政府总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熊希龄挽王闿运联云：
楚学离中原以独行，读湘绮全书，直接汨罗大夫，船山遗老；
教育先政治以革命，张公羊三世，实启西川弟子，南海名人。
上联盛赞王闿运的文学和学术成就可与屈原、王夫之比肩，下联称颂他以独特的治学、教育之法培养出“西川弟子”廖平、杨锐诸人和再传弟子、“南海名人”康有为。
这些都可视为王闿运对“湖湘文化”乃至近代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明证。他所秉持的“湖湘文化”精神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对后世影响之悠长而绵远，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