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古文之争是《诗经》问题史中的一大焦点，其间的差异，除了双方祖本使用的文字有隶书与古文的不同之外，版本与解释上的不同，才是优劣之争执关键所在。
不过，由于三家《诗》早已亡佚，我们现在要全面比较今古文四家《诗》的得失，有实际上的困难，纵使前人对三家的辑佚成果已属辉煌，但以完整的古文来跟残缺不全的今文比较，立足点本已不尽公允，何况，只要研《诗》之士杂有些微的先人为主之印象，势必影响到局部的与整体的评判。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既然三家《诗》的辑佚已经有了基本的成果，只要我们抛除家法成见，读《诗》合观四家，应该可以读出不同于以往的局面。
清朝王先谦（1842—1918）的《诗三家义集疏》（以下视情况得简称《集疏》）就书名观之，与《毛诗》无涉，但考其内容则可确定其为读《诗》能综览四家的学者，此书长期以来佳评不断，几乎可以说是相关著作中评价最高的一本。
王先谦，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号葵园，斋名虚受堂，于同治四年（1865年）考取进士，历任国史馆纂修、实录馆协修、翰林院侍讲、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等职。光绪十一年（1885年）简放江苏学政，稍后开设南菁书院。光绪十五年（1889年）回到家乡，曾主讲于思贤讲舍、城南书院、岳麓书院。清廷国祚结束后，自署日逐，以清朝遗老自居，居于平江三年，后来移居长沙郊区以殁。
王先谦大半生都处在洋务运动时代，他有深刻的传统思想，但他也主张学习西方富强之道，其一生除了广育人才之外，在学术文化上更是贡献良多，所刊刻的《续古文辞类纂》三十四卷、《续皇清经解》一千四百余卷、《南菁书院丛书》一百四十四卷……等，有功于学术发展与交流的促进，对文献的保存与流传颇获后人推崇。此外，王先谦个人不仅终生致力于文献典籍的整理校刊工作，更重要的是，他一生著述不辍，而且质量俱佳，在学术史上卓有名声，堪称为清末民初的重要学术家。
在《诗经》学史上，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的地位与价值备受肯定。本书为王先谦在江苏学政任上的著作，原名《三家诗义通绎》，但是写至《魏风•硕人》便告停笔。王氏于晚年又赓续此书的撰写，1913年全书已近完工，并且撰写《序例》，1915年刻行于世。此书一出，论者咸以之为辑集三家《诗》佚文、遗说的集大成著作。
《诗三家义集疏》是清代最后一本广辑三家佚文的著作，其书除了网罗遗说之外，也将《毛诗》对于诗篇的解题与诗文的训释纳进，并且从中作出了各家之说的简择评判；今日我们要理解王氏的《诗经》学，这是唯一的文本。
一、著书动机与体例设计
王先谦治经宗今文，其《诗三家义集疏》共计二十八卷，《邶风》《墉风》《卫风》合为一卷，这正是三家《诗》的编纂原貌。在王氏之前，鲁、齐、韩三家《诗》早已亡佚，从宋代以来，辑三家遗说者已有多家，其中尤以清儒陈寿祺（1771—1834）、陈乔枞（1809—1869）父子的《三家诗遗说考》最为完备，在此情况之下，王氏仍要推出《诗三家义集疏》，正表示之前的相关辑佚之作，不能满足他的需求，主要是他有意通贯三家，进一步整合今古文之说，而这正是之前同类型著作中未曾致力之处。王先谦在《序例》中说：
余研核全经，参汇众说，于三家旧义采而集之，窃附己意，为之通贯；近世治《传》、《笺》之学者，亦加择取，期于破除墨守，畅通经恉。毛、郑二注，仍列经下，俾读者无所觖望焉。书成，名之曰“集疏”，自愧用力少而取人者多也。
王先谦的著书目标不仅在持续辑佚三家遗文遗说，更要通贯今文三家旧义，连古文经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也要伺机收人书中，以打破传统的门户之见。他将毛、郑古注也列于经下，作为《疏》的重点内容，正表示此一大公之心。假如王氏真有此意，且对于古今经说之去取评核，皆合公义，则其书之价值当可遥遥领先其余同构型的著作。
不过，王先谦毕竟是今文经学家，字里行间依然会透露出其鄙薄古文之意，例如今本《诗经》存《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之篇名，不见文字，《毛诗》皆有《序》以说明题旨，宋儒洪迈《容斋续笔》谓此六诗非佚诗，乃工歌之乐曲，本无其辞；清儒皮锡瑞以为《诗经》本三百零五篇，不含六笙诗，毛《序》“有其义而亡其辞”之“亡”字当读“有无”之“无”，郑玄误以为“亡逸”之“亡”；王先谦详引二氏之言，谓其说皆是，并以约七千字之篇幅，论述三家《诗》之胜处，其中今文家陈乔枞、魏源二人之说，占有篇幅之九成，而魏源之观点，更被王氏大量引述，且在案语中云：
魏说明快，足破近儒墨守陋见，故备录之。考《毛》之不为人信者，以《序》独异故，脱有如蔡邕之录《周颂序》者，但使《鲁》《齐》《韩》皆存其《序》，三家虽亡犹若未亡。而任其散失，不一顾念者，则今古相仇，意见横出之过也。《毛诗》之在西汉，自杜钦、贾捐之外，鲜肄业及之者。郑《笺》一出，学者靡然。以当时众所不信之书，特起孤行，又值魏晋不甚说学之朝，肃、谧之徒见而生心，竞起作伪，致圣人雅言之教并蒙其殃，宜其流至朱明，尚有《子贡诗说》出也。
这一段话褒贬立场鲜明，用词极重，所谓墨守陋见的的近儒，主要就是指古文经学家，连明代《子贡诗说》的伪作问世，也一并归咎于学者的拥戴古文；不仅如此，王先谦又说：
毛《传》巨谬，在伪造《周》《召》二《南》新说，羼入《大序》之中，及分邶、墉、卫为三国。二《南》疆域，三家具存其义，若如毛说，是十五《国风》不全也。孔子云：“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推详圣意，盖因周立国最久，至孔子时已六七百年，二《南》规制既远，史册无征，惟据诗篇，尚存崖略，故有“不为墙面”之叹。秦汉之际，经亦几亡，毛《传》乘隙奋笔，无敢以为非者，古文勃兴，永为宗主。幸三家遗说犹在，不可谓非圣经一线之延也。
这几句话更是完全暴露了王先谦的重今轻古心态，假若他真的认定“毛《传》巨谬”，那么要如何融会各家，委实让人起疑；可以这么说，设使他将这样的排古思维放人《集疏》中，则其“畅通经憎”的目标大概也就仅能畅通今文三家之经义了。不过，在实际观察《集疏》的体例设计与释义取舍之后，我们又发现王先谦在实际操作时仍能适度尊重古文经说。特别是，他不能不正视三家遗说毕竟仍属残缺不全的事实，此一事实迫使他只能以《毛诗》作为经文的底本，篇旨的安排上，虽以三家遗说为“注”，《毛诗序》与郑《笺》入“疏”，但由于三家之说未必能全数辑出，故往往在主题的解释下就只好缺“注”，而仅有“疏”。以《周南》为例，《楞木》《螽斯》《桃夭》三篇就缺“注”，且即便三家之解篇旨有遗说可寻，其内容也往往极为简略，如《鲁说》解《葛覃》为“恐其失时”，《韩叙》解《汉广》为“说人”等，假如读者不在意“注”与“疏”的等级差异，那么三家遗说大概就仅能扮演对照组的角色了。以《葛覃》为例，王氏在诗题“葛覃”之下，分“注”“疏”两个部分，“注”下云：“《鲁说》曰：‘《葛覃》，恐其失时’。”不列齐、韩二家之说，以二家遗说迄未能辑得。“疏”下引毛《序》、郑《笺》之说，然后进行举证、论述的工作，包括引《古文苑》、蔡邕《协和婚赋》、徐璈之语，再以“愚案”提出自己的判断：
徐说是也。蔡赋“恐失时”，用首章诗意。次章已嫁，三章归宁，正美其不失时。玩赋末四语，归美意可见。文王化行国中，婚不违期，非独士大夫为然，此就本诗说之。《乡饮酒》、《燕礼》郑《注》：“《葛覃》，言后妃之德。”此推言房中乐歌义例，若用以说《诗》，则不可通，以“澣衣”、“归宁”皆非后妃事也。
篇题下的注疏旨在讨论诗篇主题，《葛覃》有《鲁诗》遗说在，故以之为“注”之唯一选择。“疏”下先引毛《序》、郑《笺》之说，此系全书通例。“愚案”以下论证今文说之是，直指毛说不可通。接着，王氏在经文首章“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下，又分“注”与“疏”两个层次，前者谓：“韩‘维’作‘惟’。《韩说》曰：‘惟，辞也。萋萋，盛也。’《鲁说》曰：‘萋萋，茂也。’”后者先列毛《传》、郑《笺》之说，接着开始进行举证论述，所引者有《说文》、《尔雅•郭璞注》、蔡邕赋、《经典释文》、《淮南子•高诱注》、《礼记•缁衣》、颜师古《匡谬正俗》、孔颖达《毛诗正义》、陈乔枞语等，然后以“愚案”进行数据的研析，并表达自己的意见，包括指出孔《疏》之说非是，郑说较胜，鲁说以为恐婚姻之失时，义优于毛郑。接着又在经文“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之“注”下云：“《鲁说》曰：‘仓庚，幽冀谓之黄鸟。’鲁‘灌’亦作‘樌’。”“疏”则先引毛《传》、郑《笺》之说，然后进行疏通申释，所引者有《吕览•高注》、《尔雅•释鸟》、《方言》、《说文》、《文选》引《薛君章句》、孔《疏》引陆玑、段玉裁、焦循、郝懿行、陈乔枞等，最后以“愚案”作结，而案语则不为各说作优劣之判断。二章之后的论述，就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全书的体裁设计如此。
对于传统义疏之体“引取众说，以示广闻”的要求，王先谦的表现当然是有目共睹的，不过，读者更在意的应该是他在案语中针对资料所作的统整与评判，以《葛覃》而言，王先谦判定诗旨以鲁家之训为是；首章则直指孔《疏》非是，郑说较胜，鲁说义优于毛郑；二章则表示“《诗》言絺绤之事，始于为而终于服，见妇功之实有成，故彼文引以为证。此‘君子’，谓大夫。以鲁说推之，仲春昏时，女子睹物有怀，未夏适人，亲治絺绤为君子服。见文王圣化隆洽，国中士女婚期无愆，此歌咏之所由起。如《传》、《笺》所云，当葛叶成就之时，女尚在父母家，过时不婚，非诗意也”，这又裁定今文之说胜出。三章除了以《春秋》三《传》的记载强调“古天子、诸侯夫人皆不归宁”之外，又谓“在西周之初，自无后妃归宁之事，毛说疑与礼不合。惟大夫妻有归宗之道，见《礼•丧服•传》。又《郑志》答赵商曰：‘妇人有归宗，谓目其家之为宗者。大夫称家。’与《解诂》合。详诗憎，以鲁为长”。由此看来，在王先谦心目中，今文家之解说《葛覃》，从诗旨到章句，全面性地压倒了古文《毛诗》。
三家之说《葛覃》诗旨，唯鲁说可考，齐、韩两家之说未可知，对王先谦而言，处理起来反而单纯方便，至于四家意见齐备时，又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四家所言诗旨差异不大，这种情形对王先谦来说，更是毫无压力可言，只要在其疏释中列出四家意见，再为三家《诗》举证说明即可；相反的情况则是四家对诗旨的意见都不相同，王先谦通常会以为三家推演之词或有不同，大义则尚称一致。整体而言，王先谦因有“毛《序》独异、毛《传》巨谬”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横亘心中，故其所标榜的“破除墨守，畅通经憎”之写作宗旨，未必已经确实达成。
二、《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在《诗经》学史上，今文经、古文经的版本与解诗歧异，始终是个引起争议的论题。汉朝有鲁、齐、韩、毛四家《诗》，前三家为今文经，立于学官，《毛诗》为古文经，仅在平帝时一度设博士之官。是否设博士之官，关系到解释权与读者人数多寡与其功名利禄的问题，但与版本文字的真实性、解释的可靠性等无关。
依照班固（32—92）的说法，三家《诗》“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班固并未将《毛诗》也纳入同时的比较，只说：“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客观而言，“采杂说”之语并不适用于《毛诗》，但若谓其解释“非其本义”，许多汉儒当然也会同意。虽然四家《诗》对于三百篇的解释不可能篇篇都大不相同，但若说汉代有四种不同的《诗》义提供给读者作选择，应该是经学史上的事实。
面对《诗经》解释分歧的现象，西汉学者并没有留下统一或调和性的解释，这毋宁是正常的现象，四家《诗》学虽然解释的立场、方法与内容有诸多差异，但是在《诗经》文本的书面语言下，特别是，在各自的读者群看来，都属于合理而有效的解释。因此，四家之间容或互相抉瑕掩瑜，但是对于诗旨的判读终究没有一家可以定于一尊。东汉时代，已有学者研经能融通诸家，当代表汉代经学研究最高成就的大师郑玄（127—200）选择了古文《毛诗》为之作《笺》时，大概就代表了《毛诗》终于要高标独秀了。事实上，三家《诗》在魏晋之后先后亡佚，读者要全面理解三百篇，也仅有通过《毛诗》一途，而《毛诗》独尊的现象到唐儒孔颖达（574—648）奉敕修纂《五经正义》时更是达到颠峰。
不过，今文《诗》的爱好者始终没有放弃辑佚三家《诗》的努力，这一部分的成绩当然以清儒的表现最为出色。当时有关三家《诗》学的重要著作有：范家相的《三家诗拾遗》十卷、冯登府的《三家诗遗说》八卷、阮元的《三家诗补遗》三卷、徐璈的《诗经广诂》三十卷、魏源的《诗古微》十七卷、宋绵初的《韩诗内外征》四卷、叙录二卷、迮鹤寿的《齐诗翼氏学》四卷、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的《三家诗遗说考》十五卷、叙录三卷、陈乔枞的《齐诗翼氏学疏证》二卷、《诗经四家异文考》五卷与《诗纬集证》四卷、皮锡瑞的《诗经通论》一卷、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二十八卷。上述各家除了阮元之外，其余学者主要是走今文路线，而以陈乔枞的成果数量最多，但以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获得的评价最高，洪湛侯以为“王氏编撰此书，始于中年任江苏学政时期，晚岁赓续成书，中经二度修订，是为清代三家《诗》学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鲁殿灵光之誉。……书成问世以来，公认为迄今最完备之《三家诗》读本。而王氏此书之主要贡献又不仅在网罗佚文遗说而已，各说并列而取其最善，互有争议而断其是非，折衷异同，义据精确，尤属难能可贵。本书所加案语，精彩纷呈，颇能显示作者之学养及诗学之造诣”。又谓“此书网罗详备，论证精审，可谓集三家《诗》学之大成。《毛诗》之学，至唐代而有孔氏《正义》，三家之学，至清末而有王氏《集疏》，古文诗派、今文诗派皆有总结性著作见存。”可谓推崇备至。
就知识的追求者而言，绝对乐见今文《诗》辑佚工作的长期持续进行，毕竟，汉代《诗经》学研究的漪欤盛况，在三家沈寂之后，后世的读者大概只能依凭想象，何况，《毛诗》独大，使其拥护者可以大言表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观之，《毛诗》的胜出是其本身优于三家之故，学者即使不认为三家的亡佚原因如此单纯，但若三家遗说湮灭不出，也很难驳斥这样的意见。同时，对于毫无门户之见的后世研究者而言，全面理解两汉四家《诗》的内涵，更是一种期待。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清儒的辑佚成果再怎么辉煌，其所辑出的三家《诗》遗文遗说依然显得零碎残缺，对于有意建构、融贯四家者来说，材料不足的缺憾依然存在。不过，假如只因数据迄未完整，会归四家的工作就永不进行，那又显得不够积极，且考据的工作有其功能上的局限，从王应麟至今，七百年来的辑佚依然无法让三家《诗》的原貌重现，甚至连三家《诗》是否有《序》、《齐诗》的四始之说究竟是怪诞还是合理，学者的看法还是大相径庭，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集三家大成或会归四家的构想与实际著作的推出，在《诗经》学史上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在王先谦之前，清代今文学的的研究早已掀起了高潮，若以今文《诗》的辑佚而论，陈寿祺、陈乔枞父子的《三家诗遗说考》虽则在取材不精的缺失方面引起后人不满，但整体而言，其所作的贡献已经备受肯定；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在分别家数时，主要是利用陈氏《三家诗遗说考》的成果，若说陈氏取材不够精审，这样的缺陷难免也会被王先谦所承续，所幸，王氏虽尽可能全面收录三家遗说，但在面对旧有材料时仍能注意到筛选与考辨，所以论及旧籍采录的覆盖面虽不如陈书之广，但呈现出来的材料仍较陈书精审一些。只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到，王先谦虽能对古文经学者的解《诗》成果加以吸收，面对三家学者的错误之处也能有一些批评，诗旨的分析问亦能违三家而从《毛诗序》，但整体而言，他还是无法免除晚清今文家的偏见，在品评四家得失时，随之会有失偏颇，这是后人运用书中信息时得提防之处。整体而言，王书是否后出转精当然仍是仁智互见，但《诗三家义集疏》采取的体例比起陈书更能把握三家的特点，也便于读者翻检，在内容上也有所进步，例如面对三家异文，其“义本”说比陈氏的“改字”说更获好评，也比陈氏更注意申发各家之义，且能补陈氏之未备，正陈氏之误，在文献上具有辑录亡逸、考订异文、钩稽遗说、阐释故训诸价值，谓为搜辑三家《诗》遗说的集大成之作，并不夸张。
结语
中国经书自汉代起才有了真正的研究人员，五经博士的设立，帮助今文经学家铺好人仕的坦途，从而使经学诠释主导权落入其手中，不过，研经之士不见得人人都会仅为了不可预期的功名利禄而向今文经学派靠拢，何况今文经学“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的现象也的确会让人深感不安，到了东汉章帝之后，古文经学逐渐取代了今文经学，从此今古文日趋合流，所谓的通学派、综合学派的崛起成为东汉晚期经学的主流。
从《诗经》研究史的观点来看，任何著作只要不带着明显的、夸张的门户之见，其诠释诗篇能做到考辨精详、论述有据，不论古文经学派、今文经学派或综合学派，更不论主流与非主流，其解经成果都值得我们珍惜。不过，就现实面而言，除非三家《诗》的辑佚工作真能使三家遗文遗说真实再现，否则三家《诗》的研究再也不可能翻身为主流，而且从王应麟投入辑佚三家《诗》学的工作，到清代陈氏父子、魏源、王先谦，我们可以说，三家《诗》的辑佚作为显学的时代应该也已经过去了。截至目前为止，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仍属相关著作中的佳构，其为博雅考订之学的成功之作必须充分肯定；虽然，三家《诗》的辑佚工作永远不可能划下旬点，数据判读的工夫永远不可能精密无失，今天我们可以同意王氏在《诗经》学史上所作的杰出贡献，但《诗三家义集疏》之永恒价值亦不宜过度张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