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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将领曾国荃及其所部湘军述论
作者:王艳娟
【摘要】作为湘军集团的重要将领,曾国荃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以先后攻陷吉安、安庆、天京的“战功”,为湘军摆脱不利地位、取得战争主动权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清王朝最终扑灭太平军尽了犬马之劳。此后,曾国荃所部“吉字营”虽被裁撤,但他的军事将领身份并没有随之很快改变,又投入到镇压捻军、捍卫边防的战争中。曾国荃及其所部与湘军集团共同走过了从崛起、发展至衰落的历程。

    曾国荃(1824—1890年),字沅浦,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弟,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在湘军的发展过程中,“战功”颇著,“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而“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历任湖北巡抚、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等要职。从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半个世纪间所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都有他的参与,尤其是曾国藩、左宗棠去世后,曾国荃俨然成为湘军集团的领军人物,其地位和作用极其显赫。然而,曾国荃为同时代的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光环所淹没,历史学界对他的研究还没有展开,迄今为止尚无研究专著,专题论文也十分鲜见。据此,笔者不揣浅陋,以撰斯文,对曾国荃及其所部湘军的主要活动及发展脉络作一述论。

    一

    曾国荃成为湘军的一名重要将领,晚于胡林翼、左宗棠、李续宾、彭玉麟等人。

    咸丰五年(1885年),太平军将领石达开、韦昌辉指挥江西的战争,大显军威。江西地处长江中游,对湘军与太平军战争的全局来说,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故成为双方争夺最激烈的省份。此时曾国藩困守南昌,外围各府县已为太平军所占领,湘军兵败,饷项竭蹶,“湘军夺气矣”。曾国藩写道:“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朝廷以江西危迫,命粤、闽、浙派兵救援。曾国荃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崭露头角,始于江西。曾国荃建“吉字营”,初意正在于救援江西战场上狼狈不堪的曾国藩。

    1856年,吉安知府黄冕邀请时在长沙的曾国荃为军主,共商防剿之策。曾国荃在黄冕的支持下招募湘勇3000人,湖南巡抚骆秉章别遣周凤山率领一军,合6000人,自长沙合援江西湘军。因攻打江西吉安是曾国荃领兵后的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故号其军曰“吉字营”。曾国荃从此开始了作为湘军将领的戎马生涯,走上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道路。

    吉安是江西府郡中要害之地,临赣江上游,产米,江西太平军赖此获得粮饷;府城当赣江大转弯处,滩多湍急,地险城坚。在曾国荃创建“吉字营”进入江西战场前后,太平天国派军由天京出发,沿江西上,进入安徽、江西等省份。因此,攻打吉安对于扭转湘军在江西战场的颓势意义重大,同时也有很大的难度。

    1856年11月,曾国荃趁太平天国发生严重内讧、力量大为削弱之机,率吉字营攻占安福,连败太平军于大汾河、千金坡,进逼吉安府城。时湘军刘培元等率1000人至自袁州,赵焕联率1500人至自茶陵,开始围攻吉安。围城之师中,曾国荃负地望,诸将推服,虽不相钤束,但进止之令咸听从于曾国荃。次年2月,曾国荃回籍赴丧。9月,石达开派大股太平军攻吉安围军,湘军在江西战场连失刘腾鸿、王鑫两员大将,而围攻吉安的诸将也不能齐心协力。左宗棠曾对此评论说:“吉安又有援贼来,湘勇自曾沅浦归后不得力,近乃数挫,饷不足而添勇,勇数增而战不如前,则无将之故也。”为此,江西巡抚耆龄奏起曾国荃治军,专统吉安军事;曾国藩亦劝其速归吉安,并教之攻战之法。曾国荃遂至安福,会集各军,整兵复进,完成对吉安的合围,并于城外挖壕围城,屡次击退太平军外援。11月,石达开以不见容于洪秀全兄弟,带走太平军20万,几相当于太平军全部主力军,由抚州、饶州趋吉安。曾国荃率部迎战于吉水三曲滩,大破太平军。1858年4月,李续宾攻占九江,至此江西各府县皆落入清军之手,惟吉安城尚未攻陷。8月,曾国荃会合湘军水师攻克吉安,并以此功擢知府。

    从此,曾国荃所部成为曾国藩手下最重要的人马。曾国荃在江西的战事,显示出他在军事上的才干,使他成为太平军在江西战场上的劲敌,不仅促成江西战场局面朝着有利于湘军的方向转变,而且对湘军开辟湖北、安徽、浙江战场也有重要作用。此后,湘军逐渐进入其鼎盛时期。

    二

    在湘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中,安徽控制于谁手,对全局影响至关重大。1858年以后,太平军陈玉成所部一直在安徽驰骋,以皖北的人力物力支撑太平天国的大局。湘军如不能占领安徽并牢固控制安庆等战略要地,就无法取得对太平军作战的主动权,更谈不上进一步对天京构成直接威胁,湘军的兵源粮饷也不能得到可靠保障。因此,在湘军初起之时,曾国藩、胡林翼就将谋皖置于重要的战略位置之上。

    1859年8月,清廷诏令胡林翼、曾国藩率湘军共图皖省。曾国藩将攻占安庆作为战争计划的重要环节:“欲廓清诸路,必先攻破金陵。……欲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曾、胡决定与陈玉成决战于皖北,兵分四路,曾国藩将进攻安庆的行动委诸曾国荃,令其统领1万人马。1860年5月,曾国荃进军集贤关,此为湘军进攻安徽之始。

    曾国荃于8月进抵安庆城下,在安庆的东、北、西三面开挖两道长壕,以围为攻。内壕用以围困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外壕用以抵拒救援安庆的太平军,加上城南的长江由湘军水师负责巡逻,断绝太平军对安庆的粮米支持,安庆城完全被湘军围困起来。

    太平天国派陈玉成进军集贤关,攻打安庆围军,又从天京增派援军。陈玉成一面派军进入安庆城内帮助守城,一面在安庆城北菱湖筑垒18座,亲率所部向曾国荃军的外壕发起猛烈进攻。曾国荃部一军防两道战壕,受到城内外太平军两面夹击,而救援安庆的李续宜部此时被太平军牵制在湖北,很多湘军将领对曾国荃能否坚守表示怀疑,连胡林翼也一度失去信心。同时,湘军后方基地湖北武昌、曾国藩的驻地皖南祁门也多次为太平军所围困,军情危急。但曾国藩、曾国荃始终坚持围攻安庆,“坚守静待之法”,曾国荃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安庆围壕,对太平军进行了顽强的抵御。

    1861年5月,陈玉成再次率军进攻,曾国荃调水师入湖,并派曾贞干、萧孚泗切断太平军的南北交通。陈玉成无法突破围壕,绕走桐城。曾国荃会同援军鲍超、成大吉攻破赤岗岭的太平军4座营垒,使太平军损失3000余精兵;又攻破菱湖两岸的太平军18座营垒,致使8000余太平军将士战死。由此,陈玉成精锐部队遭到重挫,大大削弱了战斗力,安庆决战的主动权转向湘军一边。

    8月,陈玉成部合援军共4、5万人,分兵10路,再次向安庆围军发起大规模进攻。曾国荃派湘军水师封锁江路,对孤城安庆“坚壁清野”,陈玉成运粮入城因之阻断,城内太平军粮尽援绝,将士饥困不能举刀枪。同时,曾国荃部湘军加紧在安庆城下开挖地道,于9月5日终于攻陷安庆。安庆的最终失陷使太平军丧失了在安徽最重要的军事据点,失去了保卫天京的屏障,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由此急转直下。曾国荃因此役而由道员赏加布政使衔。

    曾国荃以1万人马围困安庆,多次抵挡太平军的猛攻,胡林翼赞其“劳苦可念,其坚忍尤为可敬”,《清史列传》亦称其“克复安庆之役,出奇制胜,懋建殊勋”。由此,可见清廷对曾国荃在此役中的表现甚为看重。

    三

    天京自1853年3月为太平军所占,建立了严密的防卫系统。在湘军进攻之前,清廷设立的江南大营以8、9万兵力与天京对峙8年,最终反为太平军攻溃。

    在围攻安庆后,曾国藩和曾国荃就把攻占天京作为下一步最大的进攻目标。曾国荃称:“金陵恃江南北各城为屏蔽。江南北各城恃金陵为应援。金陵为贼根本,拔其根本,即枝叶不披而萎。”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曾国藩奏请由曾国荃承担围攻天京之任。5月,曾国荃率部进屯天京城外雨花台,彭玉麟率水师至下关,曾贞干驻兵三汊河,此为湘军围攻天京之始。曾国荃所率湘军外加水师不满2万人,曾国藩认为孤悬未可轻进,屡议退军。但曾国荃坚持围城,说:“诸军士自应募起义,人人以攻金陵为志,今不乘势薄城下,还军待寇,旷日持久,非利也。若舍金陵老巢弗攻,置将士于间地,浪战而意怠,攻必无成。逼城而屯,亦足以致寇,军势虽危,顾不可求万全。”曾国藩最终接受了曾国荃的意见。

    曾国茎在天京城下再次实施掘壕围城之法,开挖内外两道壕沟,据以围城打援,等待时机。同年秋,江南大疫,天京围军亦苦疠疾,死亡人数近三成,久病不起者近五成,能作战者不足三成。而此时,李秀成率十三王,统兵30万。号称60万,从苏州回救天京,李世贤也领军从浙江回救,合李秀成军号称80万,将曾国荃所部围之数匝,阻隔了其与外援湘军的联系,曾国荃部面临的形势严峻可想而知。其部将及曾国藩纷纷劝其退保芜湖,但曾国荃坚持围城,向其部将指出:“(太平军)虽众,皆乌合无纪律,且久据吴会,习于骄佚,未尝经大挫,吾正苦其散漫难遍击,今致之来,聚而歼之,必狂走,吾乃得专力捣其巢,破之必矣。”虽出言狂傲,却也道出了当时太平军的弱点,反映曾国荃并非一味蛮干,由此也就鼓舞了湘军士气。

    曾国荃将围军分为三路,以其二防城内太平军,其一抗击外来援军。太平军援军以西洋开花炮昼息夜攻,联营数百里,曾国荃孤军围城,战守46日。《湘军记》称:“军兴来未有如此之苦战也。”曾国荃所部苦战两个月,于10月引兵出壕,分三路进攻太平军,使来自苏、浙的数十万太平军溃退,扭转了湘军在天京的不利地位。

    1863年4月,曾国荃分军六路,攻占雨花台石城;5月,会合彭玉麟、杨岳斌部水师,攻占九洑州要地,控制了长江水面,切断了天京城与下游联系的唯一通道和粮食供应线。

    攻克九洑州后,曾国荃力排众议。准备合围天京,他认为:“今浙军攻富阳,沪军攻苏州,吾乘贼奔命而合围,彼备多力分,纵不能即克金陵,其收效苏、杭必矣。”从战争全局出发,曾国荃认定尽快合围天京不仅可以打击城内太平军,还可牵制太平军在苏杭地区的兵力,配合左宗棠、李鸿章对苏、杭的进攻。

    1863年3月至10月,曾国荃部湘军先后攻陷天京城外的谷里、朱门和陆郎镇,占领了下关、草鞋夹、七里州、长千桥,以及城外东南郊的印子山和上方桥、西南郊的江东桥,城外的高桥门、双桥门、方山、公山和中和桥等处。至此,天京城外辅的太平军各要隘尽失。11月,曾国荃部攻占淳化、解溪、隆都、湖熟和三岔镇,进屯天京孝陵卫。1864年,曾国荃部攻占了天京城的制高点天堡城,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完全包围天京城。

    曾国荃用了整整1年时间,督率湘军控制了天京城的外围,完成合围;之后又用近4个月的时间在天京城外开挖地道,但由于无法靠近天京城,迟迟没有达到攻城目的。由于拖得太久,天京城下的湘军官兵饷缺粮绝,筋疲力尽。朝廷屡屡催促曾国荃速克金陵,诏令李鸿章自沪会攻。又命“常胜军”前往助攻。曾国荃欲得全功,以“城破可计日待,耻借于人”而拒绝援军,于7月发起对天京城的总攻,突破城墙,攻入天京城内。湘军攻破天京,历时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终于失败。

    战后,清廷嘉奖曾国荃“坚忍耐劳,公忠体国”,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至此,湘军集团的军事势力也发展到顶峰。

    四

    因曾国荃与曾国藩的特殊关系,曾国荃所部“吉字营”虽成军较晚,但在增募和粮饷方面往往受到破例照顾。所以,尽管其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屡有裁撤,但发展速度却非其它湘军可比。“自围攻安庆,以至围攻金陵,俱任全局战防重心,关系极为重要”,攻陷天京后,又“为湘军建立首功”,声望达到最高点。此时,湘军总数达到30万人,然而清廷却未履行咸丰帝“攻克金陵者王”的许诺,只给曾国藩一个一等侯爵的封赏,曾国荃也仅获得了一等伯爵的封号。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中国的政治传统,曾氏湘军以一支私人军队如此功勋卓著,清廷不可能不对其高度警惕,定要将其裁撤而后安。曾国荃“功高多谤”,一时间,关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破坏纲纪,湘军纪律废弛以及湘军将领诸多劣迹的传言四起,攻陷天京城的曾国荃更是成为上下议论的焦点。此时,曾国藩统领的湘军共12万人,其直接掌握的只有曾国荃统领的5万人,在全军所占比例约为42%。曾国藩反复考虑后,决定大规模裁撤湘军,清廷也表示同意。

    曾国荃原本有意独享攻占天京之功,却未被封侯,已是愤愤不平,而朝野上下的议论、湘军被迫裁撤,更使他激怒到极点。据萧一山称,曾国荃及其部下曾集体劝进,拥立曾国藩为帝。无论此事确否,其对朝廷压制湘军的政策极为不满是无可怀疑的。

    在曾国荃率领的湘军中,属于“吉字营”、曾贞干“湘恒营”的约有35000人,其余为萧衍庆及韦志俊统领的15000人。1864年8月,曾国藩裁撤湘军25000人,留张诗日、彭毓橘部1万人留守金陵,刘连捷、朱红章、朱南桂统领15000人赴皖省游击,同时遣散萧衍庆一军9000人、韦志俊一军2500人。实际上。“吉字营”部仅裁撤10000余人,基本力量得以保留下来。但到1865年正月,留在金陵的“吉字营”又续裁4000人。曾国藩督师山东剿捻,留守金陵的8000人除张诗日一营外都不愿北行,于是,尽撤其余7500人。如此,经过几次裁撤,曾国荃的“吉字营”除已调往江西的刘连捷外,已所剩不多了。此外,原属“吉字营”的朱品隆部因闹饷之事,也被裁撤。在曾国藩反复劝导下,曾国荃本人也被迫开缺回籍。“吉字营”至此差不多全被裁撤,湘军集团内部再没有“吉字营”名号,“作为军事集团的湘军已经名存实亡”。

“吉字营”裁撤与增募情况

    资料来源: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朱东安:《曾国藩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与左宗棠始终保持自己的“恪靖营”不同,“吉字营”被裁撤后,曾国荃后来再也没有用“吉字营”来命名重新招募的湘勇队伍。同治五年(1866年),清廷起用在籍的曾国荃命其赴任湖北巡抚,全力堵剿鄂边捻军。曾国荃赴任鄂抚后,整顿湖北冗军,“除其暮气,束以新规”,裁汰原湖北老湘营13营,网罗旧部刘连捷、彭毓橘、朱南桂、郭松林等得力干将,重新招募人马,组建湘军9营。续招步队11营、马队1600名,谓之“新湘军”。但“新湘军”参战剿捻不到一年,即相继败溃,曾国荃再次回籍。

    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起用曾国茎出任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朱东安《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称曾国荃自辞鄂抚回籍后,“从此不再带兵”。事实并非如此。曾国荃此时虽未亲自领军赴任,但在抚晋期间,为了对付“匪患”,还是带有军队的。查曾国荃在抚晋期间的奏议、书札及年谱可知:他在山西率领的军队,包括借调的淮军、本地官兵及新招募的湘勇。例如,曾国荃曾调淮军张树屏部6营,直隶总督李鸿章部淮军6000人,另派刘连捷招募湘勇10营共5000人。1880年中俄关系紧张,清廷急令曾国荃督办山海关防务,为集中“事权”,令其统领所有驻防山海关的军队。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有关曾国荃领兵的具体来源和数目,仅从山海关布防情况来看,主要有皖、鄂、晋招募的勇营、淮军、练军等。其中,晋军即为刘连捷所部5000人作为先锋亲军,鄂军为刘维桢所部精兵2000人,皖军为郭宝昌所部精兵2000人,淮军则为山海关驻地的宋庆所部,此外还有鲍超在湘招募的15营、在鄂招募的8营共万余人。中俄议约结束后,曾国荃又奏请尽裁前后招募的湘勇。此后曾国荃调任署理两广总督,笔者尚未发现其自带兵勇赴任的资料。

    1884年曾国荃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正值中法战争,此时湘淮两军均有较大的扩展。曾国荃先是奏请由刘连捷、陈湜、章合才、吴隆海等添募新勇12营驻扎防守;后又添募8营援台,继又续添8营;总共招募28营14000人。所招募的新勇,“各隶各统,以归划一”。战争结束后,曾国荃将新募的勇营大部遣散回籍。结合当时史料可以看出,曾国荃并没有自己直接统领的勇营。直至1890年去世,曾国荃都没有自己实际掌握的军队,对于南洋海军也无重要建树。

    结合曾国荃所部湘军的变迁,我们可以发现,天京陷后经大规模裁撤,曾系湘军就逐渐衰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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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军事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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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湖南图书馆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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