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初，宋教仁告别羁泊东瀛的流亡岁月，踏上灾难深重的故国土地，投入日益迫近的革命大潮。同年2月，他担任上海《民立报》主笔，1913年春，他在代理中国国民党理事长任内，遇刺身亡。宋教仁人生旅途的最后岁月，是其政治生涯最显赫的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作为时政评论家，还是作为政治活动家，日本一直是其盱衡东亚政治格局的重心。他一面大声疾呼，险恶跋扈的日本是“东亚祸源”，是危及中华民族生存的主要敌国，一面却又频繁串联日本朝野各界，将其视为革命党人争取国际奥援的首要立足点，反映出其复杂的心态。研究辛亥革命前后宋教仁与日本这种微妙的关系，对于深化我们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认识是很有帮助的。
一
自19儿年2月至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时，宋教仁一直担任革命党人在上海创办的机关报——《民立报》的主笔。他一面秘密参与策动武装起义，一面勤奋笔耕，不断发表文章，抨击日本侵华势力，成为当时颇负盛名的时论家。
宋教仁在《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一文写道：
其有假同洲同种之谊，怀吞噬中原之心，日日伺吾隙，窥吾间，以数数谋我者，此则真为东亚祸源唯一之主原因。吾中国既往将来之大敌国，吾人不呵不知之，且不可不记忆之也。所云为何？则日本是已。
宋教仁认为，日本民族“尚武喜动”，明治维新以后，“处心积虑，挟全力，用全智”，“以亟图国外发展”，企图“以朝鲜为发轫地”，“包举满洲”，进而称霸东亚。他强调指出，这种侵略趋势的必然性在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向海外扩张的动力。他写道：
前此国民经济需供不多，可以自给者，今则工商之业为国命脉，非求供给之来源与需要之顾客不可焉。而环顾四方，惟脆弱之朝鲜与老大之支那尚可问鼎之轻重，于是殿手三韩，伸足辽左，长驱以入禹域之政策，遂为彼国唯一之国是。
这种为重大历史趋向寻求经济根源的思考，颇具客观净静的唯物色彩。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极富本土民族色彩，它由少数藩阀与武士，策动明治维新起端，推行自上而下的渐进变革，因而与封建传统的承袭关系，较为密切。对于这种社会政治结构，宋教仁具有相当清晰的透视力。他指出：
吾人觇日本之政治，号称立宪几三十年，而犹不能脱少数人垄断专制之习，左右国务者，总之不离乎藩阀武人者近是。
正是这种藩阀武人政治深厚的影响力，终于导致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战争道路。正如宋教仁所说，“所谓大陆帝国主义者，必更益实现”。
然而，战争毕竟是各种矛盾急剧激化的冲突形态。在其相对平衡的缓冲期间，经济则具有更持久的渗透力。1911年春，日本政府假借横滨正金银行之手，向清朝政府贷款1000万元。消息传出，引起远东国际论坛的震动。宋教仁接连发表评论，大声警告国人：这一事件，“其影响较之俄窥蒙古、伊犁，英占登埂、片马，而犹重大十倍。”考察当时日本的经济力量，并无担当巨额债权国的实力。全国资本积累，不及欧美各列强的十分之一。贸易入超，金融紧迫，财力虚弱，其政府债台高筑。日本政府处心积虑，谋求向中国贷款，其目的在于寻求干预中国财政的口实，扩大其在华的侵略势力。宋教仁指出：
日本今乃鉴于国际形势变化推移之局，而复参用经济的侵略政策，驱其资本以角逐于东亚大陆，以制人之死命。
日本侵华势力咄咄逼人的态势，必然加剧列强在华的激烈角逐。日水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攻势。它频频向俄国致意，力图与其释怨握手，协调双方武力瓜分满蒙的步伐。它不断向英国暗送秋波，企图续结《英日同盟条约》，以抗衡日益在远东崛起的美国。美国首倡“领土保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对华方针，已成列强外交的重镇。它凭借腾飞的经济实力，必将问鼎远东盟主的宝座。列强之间的激烈竞争，日趋白热化，终将导致一场世界规模的战争。对此，宋教仁预言道：
吾意自今而后，天下形势必为一变，经济的侵略派与武力的侵略派必相为雄长，以共逐中原之鹿。其形势之分野，则美国为前者之领袖，而英为之辅，日本为后者之领袖，而俄为之辅。不出五年，日英同盟及其他各种协商条约则尽解散，不出十年，日本与美国则以干戈相见于太平洋之间，而竞争之目的物则必为极东问题之支那，而为导火线者，又必为满洲问题。
其后历史的进程，为这一预言作出详尽的注释。20年之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了东三省。再越10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与美国不宣而战，燃起了太平洋战争火焰。远东战争的硝烟。证实了宋教仁多年前的警言。
面对着以日本为首恶的列强侵华势力，如何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秋，成为宋教仁日夜焦虑的重心。他认为：“今者吾国积弱，非善运外交不足以求存。”救亡图强的国策应为：利用列强在中国争霸的矛盾，采取“外交纵横变化”的策略，“使均势之局不至动摇”，从而“获有乘间图强之机会”，“汲汲焉改革国政，恢扩国力，俟彼等维持均势之协约解散时，而吾之毛羽亦丰满，而后进为主动的外交，以与彼等角智斗力焉。”他力图在列强矛盾的夹缝中，为中华民族寻求解放的通道，力求避免列强乘时局动荡之际，干涉革命，危及国脉。在宋教仁身上，除了近代革命家的风采外，古代纵横家的身影也依稀可见。
黄花岗起义失利后，宋教仁随即返回上海，全力以赴，策动长江中下游地区举义。为筹措经费，他曾代表同盟会中部总会，向日本商人交涉，转卖湖南的锑矿石，用所获的酬金购置枪支弹药。宋教仁素喜交游。他委托日本友人串户真佐树等，代为联络斡旋，但进展不顺，中途停顿。
虽然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起义经费尚无头绪，武昌起义的枪声却已响起。宋教仁闻讯后，放下手中纵论时局的大笔，赶赴烽火连天的战场，成为革命风浪中颠簸起伏的活动家。
二
武昌起义的星星之火，迅速燃成燎原之势。辛亥岁末，新型的民主共和政体——南京临时政府，终于艰难诞生。在两个多月的炽烈烽火中，宋教仁为组建革命的政治中枢，奔波串联，运筹谋划，沥尽心血。在坎坷的奋斗中，令宋教仁痛心疾首、苦心对付的元凶，始终是以日本为首恶的列强侵华势力。
起义爆发后，宋教仁密切关注列强的动向。10月13日，日、英、法、德、俄五国驻汉领事聚会。经激烈争议，最后决定“严守中立，不加干涉。”宋教仁闻讯立即发表论评指出，依据国际公法，此举表明各国已“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在国际社会中，交战团体应具有与国家相同的权利与义务。评论发表三天后，英、俄、法、德、日五国驻汉领事，联合照会武昌军政府，声明“严守中立”。然而，在“严守中立”的旗帜下，列强各怀异志。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跃跃欲试，极力鼓动借机出兵，武装干涉革命，以攫取更大的侵略权益。
为争取虎视眈眈的近邻——日本能恪守中立，宋教仁撰文“敬告”“同洲同种之东邻贤明政治家”。他列举日本明治维新时，列国对倒幕战争严守中立的史实，进言劝告，并颂扬法国大革命时人民奋起反抗列国干涉的业绩，警告列强。最后，他希望日本以《英日同盟》的条约义务约束自己，与主张不干涉革命的英、美协调外交，维持东亚的均衡之势。与此同时，他还著文揭露日本向清王朝借贷巨款，供其购置军火，以镇压起义，唤起国人的警惕。
为遏制日本干涉革命，宋教仁一面挥笔掀动社会舆论，一面展开民间外交攻势。10月17日，他致电日本黑龙会内田良平，呼吁其“尽力向贵国当局者交涉，要求他们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同时，请其实践前约，派人支援革命军。10个月前，宋教仁归国之际，内田良平等为其设宴饯行。席间双方约定，革命党人举义之时，黑龙会将“极力援助”。关于内田良平与黑龙会，久居日本的宋教仁深知其利害。他回国后，以“渔父”为笔名，公开揭露其侵略阴谋，向国人指出：“日人有内田良平者，彼中武术之名家，而以侵略满韩为目的之黑龙会之领袖也。”宋教仁依据大量日文资料，详尽地披露了内田良平策划吞食朝鲜的种种谋略。如他从日本外务省领取“机密费”，组织“天佑侠”，煽动朝鲜内乱，使日本乘机出兵，进而兼并朝鲜。宋教仁认为，既然已洞察其谋，便可以技高一筹，利用其实力，使势单力薄的革命党人迅速取得成功。
辛亥革命前后是内田良平一生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四处奔走，活动频繁，不仅反对干涉革命，而且极力主张支持革命党人，“建设联邦共和政治”。他认为，这一方针将使日本在列强对华的激烈角逐中独占鳌头，进而攫取满蒙地区。因此，他一收到宋教仁的电报，立即派遣黑龙会机关刊物《内外时事月函》的编辑北一辉、黑龙会会员清藤幸七郎赴华参与革命。临行前，他对北一辉等面授机宜，指示此行的任务是：“首先，排除革命党的最大忧虑，即日本对华的干涉；其次，乘机图谋根本解决满蒙问题。”北一辉来华后，与宋教仁交往密切，成为内田与宋保持联系的主要中介人。
10月底，北一辉到达上海时，宋教仁已同黄兴携手溯江而上，进入武昌。在速胜方略的指导下，宋教仁以迅速组建新型的中央政权为己任。他极力策动推举黄兴为革命政府首脑，遭到起义军中旧军官势力的强烈抵制，未能如愿。于是，他决定东下江浙，为革命党人开辟新的战略基地。11月13日，宋教仁偕同前一日抵达武昌的北一辉，乘日本轮船大利丸，沿江而下，直奔南京。
宋教仁等行至南京时，正值革命党人举义失利，金陵古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北一辉的陪伴下，宋教仁乔装为日本人，进入日本驻南京领事馆避难，随身携带的革命党人名册及密码电报，安然无恙。随岳，他们途经镇江，会见当地的革命党人，于18日返回上海。此次长江之行，宋教仁与北一辉过从甚密，言语十分投机。北一辉接连致函内田良平等人，详尽通报了其所见听闻。他对宋教仁推崇备至，称赞道：“十年的深思熟虑，使其得以远见多谋”，“思维精确，处事周密”，“洞察全局，实事求是”，表示自己“敬佩之至。”此后的岁月里，北一辉将宋教仁视为革命党内亲日派的领袖人物，极力拉拢，期望他能成为日华同盟的主干。
11月下旬，在宋教仁的参与策动下，江浙联军围攻南京，节节胜利。12月初，攻克金陵。12月1日，宋教仁会同自汉阳失利返沪的黄兴，商议筹建中央政府的方略，北一辉参与其谋。他们议定，由黄兴以大元帅名义，负责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一辉当即将此议电告内田良平。三日之后，该协议由沪、苏、浙三都督会同留沪各省代表联名发表。宋教仁请北一辉介入其事的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他使新型的中央政权获得日本朝野的支持。
正当南方革命政府即将诞生之际，由日本传来令革命党人极为震惊的消息。内田良平电告北一辉：“长州元老等之发意，务求存续满清皇室，劝告树立立宪君主政府而妥协。”宋教仁听到此讯，万分忧虑日本的强权干涉将扼杀革命。他沉思许久后，对北一辉说：“不如抛放万事，先去日本。”
内田良平传送的信息，确有其事。12月1日，日本政府训令其驻英代理大使山座照会英方，提议日英两国协力合作，促成中国立宪君主制的建立。当时，对日本干涉中国革命的忧虑，是革命党人内部一种普遍的情绪，用外交纵横的手段，牵制日本干涉的主张，也是革命党人的主流倾向。由于筹建南京政府一事尚未理出头绪，宋教仁决定请北一辉先行回国，设法斡旋。
然而，由于形势的变化，北一辉未能成行，宋教仁立即赴日的念头也逐渐淡薄。12月20日，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沪总领事，奉命向南北双方和谈代表提交照会，希望迅速达成和解协议。在宋教仁看来，英国策动列强联合照会的举动，有力地钳制了日本强硬干涉的企图。南北和谈，成为推翻封建专制政体的可行途径。宋教仁认为：为避免列强干涉，“革命进行时，不可不预计对外关系，而出以使外国乐于承认之手段。”这种理论是当时革命领袖的共识。
为通过南北和谈达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起义各省代表聚会南京，于12月中旬议定：虚总统之位以待袁世凯，促其尽早反戈一击；推举黄兴为大元帅，迅速组建中央政府，以增强南方参加谈判的实力地位。但宋教仁等拥戴黄兴组建统一中枢的计划，遭到旧军官势力的抵制，陷入僵局。正值宋教仁一筹莫展之际，众望所归的孙中山自海外归国，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南京政府终于出世。
为筹建南京政府的过程中，宋教仁一直与北一辉保持着接触。其主要目的在于，借助民间外交的手段，为新政权创造较利生存的国际环境。但他深知，援助与干涉仅一纸之隔，尤其是与黑龙会这般“牛鬼蛇神”周旋，情况更是如此。他极力置北一辉于局外，避免其过深地卷入。例如：12月15日，北一辉致电内田良平报告说，即将成立的中央政府，以宋教仁为内阁总理。其实，各省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用总统制，并无内阁总理的设置。可见，北一辉对当时中国政治的隔膜。再如：孙中山归国之初，宋教仁由于往日的芥蒂，不愿拥戴孙为大总统。北一辉接受了宫崎滔天的建言，前去游说宋教仁。尽管北一辉谈古论今，口若悬河，但宋教仁毫不动心。随后，当年在东京同宋并肩与孙争执的张继赶来，向宋剀切陈词，并携宋赴沪，同孙畅谈，积怨溶解，形成革命党人同心协力的局面。事后，北一辉将孙宋和解比喻为“吴越同舟”时，宋教仁正色加以反驳。在宋教仁心底，北一辉始终是一位同床异梦的危险伴侣。
三
南京政府成立之初，曾拟派宋教仁为遣日全权代表。随着时局的波动，该项使命几起几伏，直至南京政府终结，宋教仁始终未能成行。
1月初，孙中山向各省代表会议提出，委派法制院院长宋教仁为遣日全权代表。据北一辉回忆，该动议最初由宋教仁采纳其建议，毛遂自荐起端。孙中山欣然赞同。他十分愿意借助宋教仁的影响与活动，疏通南京政府与日本朝野的关系。1月15日，孙中山聘请内田良平为南京政府外交顾问的委任书，就是经宋教仁转交的。
派遣宋教仁赴日的使命披露后，日本来华人士反响不一。日本众议员、善邻同志会赴华代表小川平吉极为重视。他认为：此举“决定亲日派的命运。为日本的利益，我认为，确定此行极为迫切必要”，这种见解与北一辉如出一辙。因此，他向南京政府建议：“应尽早派遣”。1月上中旬小川在华期间，曾以目前时局与将来日中同盟为主要议题，多次与宋教仁会晤。其中一次，双方夜以继日，畅谈持续两天两夜。
但是，日本大陆浪人首领头山满和犬养毅却向孙中山建议改派何天炯。原因有二：其一，作为在野派势力代表，不愿意宋教仁这样的实力派人物，与自己本国的政敌结盟；其二，对宋教仁以“渔父”为笔名，不断发表时评，抨击日本侵华阴谋，抱有敌意。对此，北一辉曾批评道：头山满等人“对革命为爱国运动之根本意义”毫不理解，“故宋君之爱国的自尊心，实与彼等属邦观的援助者势不两立”。犬养毅是孙中山聘请的南京政府顾问。对顾问的建议，不便置若罔闻，孙中山感到进退两难。
此项使命被拖延不决的因素还有，宋教仁本人的热情逐渐减退。南京政府成立初期，宋教仁的政治生涯经历了剧烈的颠簸。宋教仁与孙中山解怨结盟时，约定由宋出任内务总长，但当孙中山向各省代表会议提出此议时，遭到激烈反对，只好改派宋为法制院院长。然而，宋教仁并没因此得志。他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经孙中山咨送参议院审议，竟被退回。虽然因时局变迁，参议院不得不放弃总统制，而采取当初宋教仁力排众议、一意孤行的责任内阁制，但“仍主张自行起草”临时约法。此时，以共和国建设者自居的宋教仁，不免产生被排斥出政治中心的失落感。自称为宋教仁“挚友”的北一辉，怒气冲天地对于右任、张继两位参议员说：
欲使遣日全权代表受孙君之排斥而亡命日本耶。诸君导失败者代表革命政府欲求交战团体之承认，不肖则不能伪力欺故国，孙君本身已非以宋为中心代表全权。出南京时代表八分权力，离上海时代表五分权力，到长崎时代表三分权力。诸君欲以何者期待于彼。
在此期间，宋教仁虽未正式出任赴日使节，但仍参与了南京政府的对日交涉。南京政府获得第一笔日本贷款，宋教仁是主要经手人。此项交涉起源于南京政府成立之前。1911年12月上旬，革命党人急需获得一笔贷款，以增强军事实力，议决以上海都督陈其美的名义，由宋教仁出面，请内田良平代为筹措一笔军费。经内田良平四处游说，获得日本政府默许，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商得借款30万元，其中80％直接提供军火。该契约于1912年1月24日签署。翌日，宋教仁致电内田良平，对其“呕心沥血”完成此事，深表谢意，并托人送去一笔礼金。宋教仁虽积极参与向日本谋求贷款，但是，他坚持应以不损害国家主权为限。据此原则，他反对南京政府以苏杭甬路权为担保，向日本商社大仓组借款300万元，引起日本商人的不满。
1月下旬，随着时局的飞速变化，宋教仁使日的议案，再次提上日程。此时，内田良平在东京获悉：南北议和趋向定局，将通过让总统于袁世凯的途径，完成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袁世凯自二次东山再起，便被日本朝野视为眼中钉。日方一致认为，袁依仗英美为靠山，执掌政治中枢，将成为日本侵华的最大障碍。为制止事态的发展，内田良平召集黑龙会骨干聚会，议定派遣葛生能久为代表，赴南京告诫宋教仁中止南北和谈，并催促其早日出使，以建立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的同盟。
葛生风尘仆仆赶到南京，连夜拜访宋教仁，将内田的意见直言相告。宋教仁侃侃而谈，反驳说：
我们计划确立袁为大总统，另外设置议会，一切大纲由议会议定，监督当局政治，从组织上不许大总统专断。相信该计划是完善的。这已作为与袁妥协的条件达成谅解。不用担心。妥协成立之时，预定从速进行议员选举。关于议员选举，革命党已在全国进行充分的联络，自信可以获得压倒多数的胜利。当然，所谓实行妥协，革命的目的决不会忘却。
黑龙会劝告中止南北和谈的意图未能实现，但催促宋教仁立即成行的呼吁得到反响。1月29日，临时参议院开会，“续议政府拟派宋教仁赴日本为外交全权代表案”，“讨论结果”，“多数可决”。2月1日，《民立报》刊出布告：“总统简派宋教仁为驻日全权特使，于一星期内即可首途”。
一星期之后，宋教仁并未动身。2月9日，小川平吉致电宋教仁：
我等坚决反对袁世凯左右时局。断乎不能被袁所欺，应贯彻当初之志，乞请孙、黄二君注意。另及，期待君来日面谈。请尽早启程。
宋教仁随即复电：
详情尽知。决不会被袁所欺。请放心。但时局解决前，赴日本恐难成行。
当时的中心议题是南北议和。宋教仁倾其全力，运筹帷幄，自然无暇分身。
对于日本浪人力阻南北议和，主和派曾给予严厉的批判。北一辉曾收集到一份章太炎主编的报纸。该报著文评论道：
日本浪人巨头头山满、犬养毅等为援助革命党来到上海，表面上为义侠之行，实际上则是暗受日本政府旨意而来。日本素有觊觎满蒙的野心，窥视占领满蒙的机会已久，企图乘中国内讧混乱之机达此目的。今南北妥协，双方考虑到中国的大局，迅速使全国置于坚实的基础上，出于为国家国民幸福的必要。妥协完成后，必使日本失去窥视并占领满蒙的机会，所以，头山、犬养要阻止妥协，说：“妥协对革命党不利”，劝告孙、黄不可妥协。贤明的孙、黄深知他们的心事，以平静的语言婉谢其忠告，拒绝而去。
这段文字是何人执笔，尚无实证。但它确实反映出章太炎、宋教仁等主和派的意图。当时，日本侵华势力的确企图借援助革命党人之机，攫取“满蒙”地区。1月8日，头山满、小川平吉等人拜访孙中山、黄兴，提出“经营满洲”问题。2月3日，日本元老桂太郎的特使森恪与孙中山会谈，提出向南京政府贷款1000万元，“租借满洲”的议案。在辛亥革命的动荡中，“满蒙”地区险象环生，成为民族主义者忧患危亡的焦点。
2月19日，宋教仁致电内田良平，以委婉的措辞，抗议日本政府暗地策动满洲独立：
“关于《满洲独立宣言》，我并没有误解贵国的真意。不过由于《蒙古独立宣言》及《日俄协约》，会不会引起舆论上的怀疑，我很难预料”。“希望此时由贵国政府的负责人迅速采取措施，广泛地向敝国舆论界说明《满洲独立宣言》决不是贵国所愿意做的事。”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危机四起。1911年11月，沙俄策动外蒙古封建主宣布“独立”。1912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内阁会议拟定《关于开始第三次日俄密约谈判的决定》，提议“日俄两国就内蒙古问题签定某种协定”。1月29日，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在日本政府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暗助下，与蒙古喀喇沁王签定蒙古独立协议。2月初，川岛唆使肃亲王善耆潜入东北，密谋满蒙独立。一时间，强邻侵凌，危机日迫，爱国志士，奔走呼号。宋教仁立即以遣日全权代表的名义，通电抗议。这是他唯一使用该项外交任命签署的公文。
同一日，北一辉也致电内田良平，阐述对辛亥革命与日本对华方针的见解。他认为，南北和谈起因于“蒙古独立以及对日本态度的疑虑”。目前，袁世凯以俄国策动蒙古独立、日本策动满洲独立为藉口，“拖延南下”。因此，日本应当宣布取缔“满洲独立”，“否则万事皆休”。北一辉认为，日本政府应全力支持革命党人，以此树立日本在华的“优越权”。直到这时，北一辉才明白，遣日全权代表宋教仁迟迟不肯起程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民族危亡的深深忧虑，促使他全力投入南北议和之中。
2月21日，宋教仁致电小川平吉：“因外交事与袁世凯商议，赴北京一行。其后渡口，一切均会圆满。”此时，南北妥协完成统一的进程已接近尾声。宋教仁奉命同蔡元培等作为专使，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大总统。
南北议和的急速推进，使日本浪人十分焦虑。内田良平约请已经回国的头山满、犬养毅等一起商议对策，决定应于南北妥协最终完成之前，尽早促成“日本当局与宋教仁的接洽”。随后，内田立即拜访日本元老桂太郎，得其赞同，再次派遣葛生能久赴华，迎接宋教仁出使。
葛生抵达上海时，宋教仁已扬帆北上。他尾随至京，再三劝说。就在葛生会晤朱教仁的当天，北京发生兵变。虽然宋教仁看出“此中隐情，定是手段”，但仍坚持认为，强邻虎视眈眈，必须从速统一，而后施展外交纵横之术，以维系垂危的国脉。
南北议和，最终统一。北方议和首席代表唐绍仪奉命组阁，请宋教仁以农林总长一职参与政治中枢。宋教仁于4月1日通电辞谢，表示“仍愿往东一行”。这是他最后一次提到该项使命。不久，宋教仁北上入阁，遣日全权代表的使命，同南京政府一起终结。
北一辉是策动宋教仁使日的主要人物，虽然有时他矛盾重重，然而，在这一时期，两人的关系日趋疏远。这种疏远日本浪人的空气，在南京政府时期，普遍弥漫于革命党人之间。南京政府成立后，索取“满洲特权”的日本浪人，接踵而来。内田良平接连发表《支那改造论》与《支那革命调停案》两文，公开宣扬通过援助革命党人，趁机“解决满蒙问题”，引起中国知识阶层的注目。《支那改造论》一文在上海翻译出版后，发送全国革命党人。内田良平成为众所周知的侵略满蒙的急先锋。主和派对日本浪人支持革命的动机，忧心忡忡，“敬而远之”，以至于头山满离沪归国时，竟无人肯代孙中山送行。当时，北一辉的主张与急进索取满蒙的日本浪人有所不同。他认为，日本策动满洲独立，是暗助残败的清王朝，会引起革命党人的怨恨，乃不明智之举。但他仍坚持主张日本在满洲应享有特权，因此，被张继指责为“侵略主义者”，革命党人纷纷与其“疏离交情”。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宋教仁，自然与北一辉难有真正的共同语言。当宋教仁决意加入联合内阁北上之时，北一辉极力劝阻。为此两人“激语飞扬”。宋教仁指责北一辉鼓动谭人凤掀起“破坏讲和运动”，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他“刺骨痛骂日本对华外交”，正是在“日本的默认下”，沙俄策动“蒙古独立”的阴谋得逞。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国难已迫，非党见相争之时”，决心不辜负死难的革命战友，肩负起“建国自强之大任。”
四
1912年4月，宋教仁北上，加入北京政府内阁。其后，组建国民党，力图实行政党内阁制，因此危及袁世凯独裁专制势力，1913年3月，被黑枪击中，以身殉志。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全力以赴地投身政党政治，同时依然关注着国际时局与对日外交。
1912年初，日本政府决议向沙俄进行秘密交涉。其后，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于7月8日签订第三次日俄密约。此举达成了瓜分中国北部边疆的协议。同月，日本前首相桂太郎赴俄访问，进一步协调双方的远东政策。
宋教仁获悉桂太郎即将访问俄国的消息，立即去见内阁总理赵秉钧，警告说：第三次《日俄协约》签署在即，“其约必将以瓜分内外蒙古为目的”。他建议政府“即时与日本提携，开诚相与，除去日人向来对袁总统之恶感，以免其与俄合”，以利解决“外蒙独立”的危机。随后，宋教仁再走访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催促其“从速设法解决”。他说：“与其后来溃烂不可收拾而始讲救济之方，不若趁俄人要求未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遏其野心勃勃动机，较为有济”。当时，野心勃勃的沙俄，蓄谋已久，立志乘动荡的时局，兼并外蒙。而阴险跋扈的日本，主动策划与沙俄缔结密约，划分势力范围，已胸有成竹。因此，宋教仁设计的妥协离间之术，能否生效，难以乐观。不过这一套外交纵横之术，对于衰弱的中国政府，仍不失为一种可行方案。
宋教仁一方面主动为政府出谋划策，一方面积极参与国民外交。他出任湖南筹蒙会名誉会长，发表演说称：“为今之计惟有构造完全政府，国民出死力以为后援”。“若能共同一致，以武力解决，则收回领土，威慑强俄”。与此同时，宋教仁领衔发起湖南各团体联合筹边会，敬告各界：“必须合全国人之心思才力”，“集思广益，戮力同心，共以御侮为前提，勉作政府之后盾”。
为在国难危急时，运用外交纵横之术，宋教仁依然与日本浪人保持着联系。他任农林总长时期，曾致函内田良平，颂扬他为辛亥革命所作的“他山之助”，向其请教经国方略，内称：“先生经国大略研求有素，如荷讦谟，尤切铭刻”。
1913年3月，宋教仁惨遭毒手。北一辉偕夫人为其隆重致哀。其后多年，这位邻国民族豪杰的风姿，一直萦绕着北一辉的梦魂。
辛亥革命前夕，宋教仁以抨击日本侵华阴谋，扬名九州。他始终认为，强悍的东邻是危及国脉的首恶；但是，他又同时认为，雄健的大和魂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思想动力之一。
从文化源流上考察，宋教仁思想具有浓郁的日本近代文化色彩。其革命思想的形成深受明治维新的启迪。历史环境的差异往往左右着文化传统的感染力。近代中国，列强侵凌，国脉垂危，与日本明治维新前境遇相似，而与欧美近代民族国家兴起背景不同。法国大革命的灵魂是，不自由毋宁死。而明治维新的精粹则是，受他民族支配毋宁死。强烈的民族危机忧患，浓缩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民族主义。明治维新的旗帜是，“尊王攘夷”，辛亥革命的时代使命则应为，“尊中华攘列强”。东洋的民族魂，奠定了宋教仁革命思想的根基。
革命思想的第一义应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明治维新的历史进程，成为宋教仁制定革命方略的明鉴。他认为，为防止列强干涉，应不惜与旧势力妥协，迅速进行中枢变革，取得决定性成功，同时，有效地运用外交手段，利用矛盾，保护衰弱的国脉。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北疆时局动荡，危机日迫。为遏制沙俄与日本的鲸吞蚕食，宋教仁一方面利用纵横之术，力图制约侵略魔爪，一方面力主南北议和，举袁建设共和，毅然放弃革命党人的重镇。宋教仁振兴民族的思想道路是，效法日益崛起于东方的日本民族，自上而下地推行民主法制，建设现代化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