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揆一（1878—1950），派名谦唐，字霖生，亦字启后，号培英，祖籍湖南衡山，后随父迁居湘潭。他的一生与整个辛亥革命相始终，曾与黄兴、宋教仁等筹组两湖地区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并联络哥老会大龙头马福益策动过举世瞩目的甲辰长沙起义，成为内地反清革命团体领导武装起义的先声；东京同盟会总部成立后，他曾代理黄兴庶务职衔，主持东京同盟会总部工作长达四、五年之久，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位“痛苦的革命家”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地位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关的论著大都略而不论，抑或语焉不详，笔者有感于斯，在蒐集大量资料、选编《刘揆一集》的基础上，撰成此文，试图对辛亥革命时期的刘揆一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
刘揆一于1878年12月3日诞生于湘潭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其父刘方峣在曾国藩湘军中充营弁，曾因亲自放跑过太平军将领林迪荣而隐匿故里，嗣由堂兄刘钦峣推荐任湘潭县衙署“捕快”。其时，哥老会首领马福益活动在湘潭一带，拥众愈万，清廷密令湘潭县署派兵搜捕，刘方峣密告揆一向马通风报信，马幸免于难，对揆一遂以“恩哥”相称。他们之间的这一情谊，竟成为华兴会联络会党的契机。揆一从小受其父的影响很深，据他回忆：少时“常侍府君，听授史事”，“由是揆一有继承父志之蓄念。”他崇尚豪侠，爱打抱不平，“平日在言谈中，对《史记》中荆柯、聂政及朱家、郭解这类人物的豪侠精神，津津乐道，极为倾慕。”稍长，揆一就读于经学大师王闿运，“处王翁门下数年”之久，中过秀才，从而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迄至戊戍维新运动，时务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在湘创办，揆一便改治新学，他当时什么书都看。据他回忆：“为了苦学博览，我们曾把自己倒锁在房里，可以几个月足不出户，饮食便解都由家里人从窗口送进送出，那时，湖南开风气之先，常有名人来长沙讲学，我们也不怕路远，跑到省里去听讲。”戊戍变法的失败使他认识到改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悟出了“宜先破坏而后谋建没、欲革政先革命”的道理。1900年唐才常借助会党力量拟在汉口发难，揆一积极参与其事，按照原拟的计划，揆一与唐才常之弟唐才中“共担任湖南南路事”，事甫发而败，这给揆一以新的刺激，事实证明，“勤王”的道路也是行不通的。
1903年春，在留日热潮的鼓舞下，刘揆一带着寻求救国真理的渴望，自费留日，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在这里，他结识黄兴，遂成莫逆。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救国途径，一致认为，“中国之所以积弱，因为清廷腐败无能，要救亡图存，首先要推翻清廷的统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非武装起义不能成功。”留日期间，他和黄兴等发起组织成立“拒俄义勇队”，旋改名“军国民教育会”，揆一在该会学过军旅之事，“参加过行军、射击的训练。”黄兴从弘文学院毕业后，自认为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决定归国策动反清武装起义，临行前，垂询揆一方略，揆一答称：“言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多可赞叹。”遂相约越三月会于长沙。同年10月，揆一自弘文学院结业回国，便和黄兴商量筹组革命团体。11月4日是黄兴三十岁生日，他们借为黄兴做生日酒的名义，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住宅秘密聚会，黄兴、刘揆一等十二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筹备成立华兴会。翌年2月15日（阴历癸卯年除夕），华兴会以除夕聚宴为名，在明德学堂校董龙璋寓所正式举行成立大会，会议公举黄兴为会长，刘揆一为副会长，刘在副会长任内，“实心任事，不计劳怨”，“领其事者虽为克强，而会中一切之计，则先生独尸之。”并在会外设同仇会，专为联络会党机构，“仿日本将佐尉军制，编列各项组织。黄兴自任大将兼会长职；刘揆一任中将，掌理陆军事务；马福益任少将，掌理会党事务。”这种独具特色的组织形式使分散在湖南各地的会党徒众很快统一起来，纳入了革命的轨道。
华兴会成立伊始，便把武装起义提上了议事日程。1904年初春的一个雪夜，刘揆一偕黄兴从湘潭城出发，短衣钉鞋，乘雪夜行三十里，与马相见于湘潭茶园铺的谭家山煤矿的一个岩洞中，三人席地而坐，各倾肝胆，共谋革命，拟定1904年11月16日（阴历十月十日）清西太后七十生辰“全省官员在皇殿行礼时，预埋弹药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省城以武备各校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洪会健儿充队伍，军学界人为指挥。”外分浏醴、衡州、常德、岳州、宝庆五路响应，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是夜，山路均有会徒防守，得以畅所欲言，马且命其党徒就岩阿雪地，掘一土坑，埋数鸡其中，上以柴火煨之，香味逾于常烹，各自痛饮狂餐，乐至天晓，黄兴豪情倍增，归途吟有“结义凭杯酒，驱胡第割鸡”诗句。回长沙后，黄兴旋即派员分赴鄂、赣、沪、宁、川、等地联络布置，以谋响应，刘揆一应醴陵渌江中学堂监督之聘，前往任教，他一方面以教育为掩护，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至即提倡革命，血忱动人，学生最为倾服”。另一方面，又暗中促成会党与湘、赣军队的联合，侍机起事。其时，由于经费奇绌，“揆一破产并告贷约四千余金”，加上黄兴、龙璋等筹措的经费，共得二万三千余金，“即以龙璋创办之江轮二艘，为运械之用，计可集长枪五百杆、手枪二百枝，以资分配。”
湘潭茶园铺会晤后不久，黄兴致书马福益，并赠以白马一匹，酒、肉、布匹若干，密派刘揆一骑马先行，由张平子、万武雇一小船，押运各项礼物前往湘潭雷打石，揆一向福益传达黄兴的意旨，“大意是要他从速将会众编练成为作战部队，并尽可能使会党成员参加各正规军队，准备成熟之时，候令发动起义。”马福益当即允诺照办，在点收礼物之时，马发现馈赠的猪肉内夹有手枪两枝、子弹数十颗，布箱中有长枪三枝及子弹甚多，“揆一乃教福益施放手枪”，马欣喜异常，次日即在石灰窑中设宴款待揆一等人，“席间福益向刘耳语，刘笑而点首”，恩兄难弟，亲如手足。
1904年9月24日（阴历八月十五），浏阳普迹市沿例召开牛马交易大会，哥老会拟将这一天作为开堂拜盟的日子，黄兴乃派刘揆一、陈天华等于当天赶到普迹市，与马福益及其部属龚春台等一一见面。同仇会亦于是日举行马福益的少将授予仪式，由刘揆一代表会长黄兴赠予马福益长枪二十挺、手枪四十枝、马四十匹，并监督宣誓，“仪式庄严，观者如堵”，人数多达十万之众，革命势力的发展有一日千里之势。
甲辰长沙起义因谋泄而流产，湘抚下令缉捕革命党人，黄兴在牧师黄吉亭等人的掩护下潜逃上海。刘揆一在保甲局巷彭渊恂家得知清吏追捕党人消息，即赴小吴门正街东文讲习所报告会众，甫出巷口，即见数十兵弁，前押会党五路巡查何少卿、郭合卿两人自大街西来，何、郭以目示揆一，故揆一迅即斜走南巷避去，在随从会徒李松林的保护下，偕徐佛苏等辗转赴沪，得以解脱，幸免于难。
同年11月7日，黄兴又邀集甫逃沪上的刘揆一等数十人重新集会于英租界新马路余庆里十二号，拟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军学界同仁发动鄂、宁起义，但可惜又受到11月20日皖人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的牵连，造成黄兴、章士钊等十三人系狱的惨剧，揆一因观剧迟归，“见门首有印捕，且违禁物狼藉庭阶，遂过门不入，得以脱险。”在国内无法立足，只得逃往日本。
二
刘揆一来到东京，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加入同盟会的问题。1905年7月29日，宋教仁约集刘揆一等至黄兴寓所，讨论华兴会成员是否加入同盟会的问题，会上意见分歧。刘揆一由于起义失败心情悲观，在对孙中山缺乏了解、同盟会宗旨不太明确的情况下，他不愿将华兴会解散，主张“不入孙会之说”，黄兴则主张“形式上入孙逸仙会，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之说”，“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流亡日本期间，他通过一段时同的考察，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了解，认识到孙中山“对欧美的民主政冶有精湛的研究，他的先进的革命思想体系就决定了他有资格成为同盟会的当然领袖。”1906年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刘揆一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曾找黄兴商量“欲归国起事，或往助湖南之事”，由于黄兴“不劝其去，谈良久遂罢”，而不果行。起义失败，揆一胞弟道一于12月31日被清吏杀害，直到翌年1月22日，揆一才在东京收到家信得知这一凶耗，据宋教仁当天日记载：宋到刘的寓所访问时，“则霖生已涕泗满面，示家信与余观之，凄渗之况，不忍言也。”东京同盟会本部于2月3日召开追悼大会，遥至哀悼，揆一作《哭炳生弟》诗，表达了他在国难家仇交织下的悲愤心情。2月18日，其父又因受刺激扑地中风而殁，在不到五十天的时间里，弟死父亡，揆一在精神上所受到的刺激是不言而喻的。他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在哥老会众的帮助下，将母亲和妻儿接到东京定居，誓与清廷斗争到底。诚如朱德裳所云：“揆一既遭家变，忧愤几死，且贫困亦甚，敝衣粗食，发长数寸，至数钱之沐浴费、烟草费亦不能具，然谋革命盖急。”就在1月7日，他终于加入了同盟会，3月1日，他又接替宋教仁，代理黄兴庶务之职，成为中国同盟会主要负责人之一。
同盟会虽然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它毕竟是由几个革命小团体联合组成的松懈联盟，自成立之日起，其内部就存在着严重的离心倾向，加之由于主要领导人之间的政见分歧，使这种离心倾向渐次演变为一次又一次倒孙风潮。
1907年6月，日本政府接受清廷的请求，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在孙离日之前送程仪五千元，日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赠一万元，孙中山除以两千元留作《民报》经费外，其余悉数充作起义经费，在该不该接受日本政府的程仪以及如何分配这笔经费的问题上，由于来不及在同盟会员中进行讨论，而引起一些人的怀疑和不满，当时《民报》社经费奇绌，时任主编的章炳麟率先发难，从《民报》社的墙上把孙中山的头像取下来，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并附言曰：“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加以潮惠起义失败，一部分同盟会员对孙更加不满，“反对者日众”；同时，在购卖武器上，孙中山、黄兴与章炳麟、陶成章也各自存有不同的想法，孙、黄“但求其多而价廉，认为械多可张大声势”；章、陶则主张“宁可少购，购必精良。”因而“失和”，章便鼓动张继、宋教仁等去找刘揆一，催逼刘召开一次特别会议，以便罢免并开除孙中山，另选黄兴为总理。刘揆一力排众议，断然拒绝召开特别会议。为此，张继竟同刘揆一在《民报》社互相揪打起来。尽管如此，揆一仍坚持认为，“孙总理受此款时，留给《民报》社维持费两千元，余悉以供潮、惠党军急需，诚非得已。又深知公素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居此空虚总理之名，且方与孙总理共谋粤东首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营全体党员之自杀”。为缓和矛盾，刘揆一致书冯自由、胡汉民，建议他们奉劝孙中山向东京同志引咎道歉，又将这一情况通过在香港的朋友彭邦栋转告黄兴。孙中山认为，“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拒绝道歉。黄兴致书本部同志，称孙中山“德高望重”，劝说他们要“倾心拥护”，不要“陷兴于不义”。就在同盟会内部矛盾尖锐化的时候，日后成为叛徒的的刘光汉乘机提出改组同盟会本部，且援引日本社会党员北一辉、和田三郎充任本部干事，刘揆一坚决反对，曾遭到北一辉等人的殴辱，据当时接管《民报》发行事务的陶冶公回忆：“日本人北辉次郎因要求为同盟会本部干事，遭到霖生反对，竟批霖生之颊。”
正当同盟会内部矛盾尖锐化的时候，清朝官员也妄想乘机用重金收买革命党人，妄图改变同盟会的革命方略，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徒图穷匕首现，甚至公然导演出一幕暗杀孙中山的恶剧。1908年2月，东京同盟会本部经济异常困窘，适程家柽自北京来，告以揆一来意曰：此来非为他，乃衔有满人与党人之交涉使命，去年徐锡麟之案，所涉甚广，肃亲王善耆及铁良二人不允株连，故其祸但及直接诸人，铁良之意希望党人有两点，第一如党人但主政治革命，抛弃种族革命，铁良不才，愿附大贤之列，同人能见容否？揆一则曰：“三民主义同时并行，此事无商量余地。”程又谓：第一点不能同意，亦不相强，铁良等满人官僚希望革命党人向满洲皇室进攻，不要及于他人，即令及于他人，何必唯铁良是较，此点可商量否？揆一“不敢主张”。程再曰：只要答应上述要求，铁良愿先以万元表通款之意。揆一“踌躇，久之不能决。”外间对程家柽的行动表示怀疑，章太炎去问揆一，他则据实以告，太炎亦曰：此事亦无大害，惟速宜开会表之于众，不可令人怀疑。揆一依言开会，“逐受之”。刘光汉不知底蕴，误以为程家柽降心清廷，便伙同日本人去策动程家柽暗杀孙中山，“令日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就商于君（指程家柽——引者），欲以十万金而鬻孙文之首，君即以白于刘揆一、宋教仁、吴崐、何天炯。某君（指刘光汉——引者）恨泄其谋，令加藤位夫、吉田三郎诱君于僻隐之所，与北一辉、清藤朋殴之，以警察闻声，未至于死”正是由于刘揆一团结程家柽等人共同斗争，才粉碎了这起惊心动魄的谋害孙中山的阴谋。
1908年9月，陶成章赴南洋再次打出光复会的旗号，以五省革命军决行团的名义筹款，这种独树一帜的行动因得不到南洋同盟会员的支持而收效甚微，他认为这是孙中山“暗中设法播弄”的缘故，遂与李燮和等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粤、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一份“公函”，提出所谓“孙文罪状十四条，善后办法九条”再次要求撤销孙中山总理职务，并赶赴东京，提议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章太炎也公开散布攻击孙中山的《伪〈民报〉检举状》以相配合，从而又掀起了第二次倒孙风潮。刘揆一和黄兴、谭人凤除亲自到陶成章寓所做说服劝解工作外，又联名致书李燮和，逐条为孙中山辩诬，并以同盟会庶务名义加盖同盟会公章，发表至各报社通函，否认陶等“公函”的效力，终于又挫败了这一攻讦。刘揆一在“望浅、众意不属”，遭受围攻、甚至殴辱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宗旨，主持正义，维护团结，有时竟不惜忍辱负重、委屈求全，显现出一个革命家的豁达襟怀！
三
在孙中山让位袁世凯、黄兴辞去南京留守，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世凯所攘夺的严峻形势下，刘揆一“体大业之艰难”，“屈身入阁”，担任北京政府的工商总长。过去，对于刘揆一的这段历史颇遭物议，然而，只要具体分析揆一入阁前的形势、入阁的原因及其入阁后的表现，就不难重新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众所周知，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彻底暴露有一个过程。革命党人对袁的认识亦有一个过程。曾几何时，几乎所有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存在过幻想，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即使到了刘揆一出任工商总长以后一段较长的时间里，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在内，无一不是如此。正如有的史家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在整整一个年头里，始终支配着革命党人的行动”况且，在民国建立之初，大部分革命党人都几乎具有这样一个普遍的心理，即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主义已经完成，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实行民生主义，发展实业。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一股兴办实业的热潮，孙中山决定去实施他修筑十万英里铁路的宏伟计划，黄兴除协助孙中山此举外，并赴萍乡、安源、湘潭等地考察矿务，准备大力发展矿业。于是在全国一片大办实业的声浪中，在对袁世凯的本质一度认识不清的情况下，刘揆一具备了出任工商总长的思想动机；就袁世凯本人而言，他初窃高位，还需要利用革命党人为之敷衍场面，便施展其贯用的手法，对刘极尽欺骗拉拢之能事，在北京宴请揆一，“袁在席上对揆一表钦佩”；又为其弟道一作了“成仁取义烈士刘炳生”的题词，更博得了刘的好感；加上向瑞琨兄弟欲利用揆一上台做官，极力怂恿，认为“脱党不过是手段，只要能于党有利，则本佛教‘为普渡众生而先入地狱”，亦义不容辞”。揆一办事向来稳重，对此，他有些犹豫不决了，曾托宋教仁与黄兴电商此事，据刘自述，“适袁世凯力挽揆一出任工商总长，宋教仁乃与公（指黄兴——引者）电商，劝揆一先自乘机为之，且扬言脱党，以与袁相周旋。”在黄兴的授意下，他于1912年8月8日登极声明脱离同盟会，启事称：“此次置身国务员中，虽实行个人主张，亦以国势所趋，别有苦意，惟格于党议，只得自请脱党。”8月25日，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推举袁氏亲信赵秉钧组阁，以全体阁员加入国民党为条件，力图组成国民党的“政党内阁”，刘揆一继续留任工商总长，他只得按照黄兴“可以再入（国民党）”的决定，又表示：“我本系老同盟，若全体加入，我自然复党。”由是观之，揆一是完全按照黄兴的指示办事的，并非个人背叛党义而投靠袁氏，只是这件事“不可明示各党人同志”而已。对此，有的革命党人对他产生过误解，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但知道内情的人对他仍和好如初，“与交并善”。居正认为，揆一出任工商总长，是“屈身以人阁，俾匡救其中。”章士钊则说得更清楚：“时则霖生先生体大业之艰难，哀民生之涂炭，以期他日之殊途同归，毅然出任工商总长，冀幸大局之不即破裂，国事渐即于理，此其谋身之拙，用心之苦，知己者引为太息；同时，异己者即用为訾嗷。虽事势之所必至，而先生（指揆一——引者）夷然不以为意也。”
刘揆一在工商总长任内，主持召开了全国工商会议，提出了“工商立国”的理论，组织制订了保护工商业的计划和法规，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竞争、抑制强权的得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广大爱国商民“闻之，均甚感（谢）工商部建策之劳”，，盛赞刘揆一等人对于“全国工商事业异常尽力”，“所定各种计划实冠十部”，“无不称颂”。
“宋案”发生后，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刘揆一对袁的幻想完全破灭，于是，他积极投入了反袁斗争的洪流。1913年3月31日，刘揆一以为宋教仁吊丧的名义，匆匆来到沪上，与黄兴晤面，商量对策，黄兴“谓二次革命，为期不远，惟战费浩繁，以揆一曾有实业借款之进行，即命仍回京师，速筹借款，以为暂时战费之通融，乃复冒险入京。”揆一回京途中，逗留津门，即发表辞职呈文：“此次乞假南旋，风尘劳顿，原为内溃之孱躯，加以外感之丛集，归途更患咯血重症，势益难支，不得已就医津门病院，似此多病之躯，万难再膺艰巨，如不即行乞退，既失国家设官之本意，尤违揆一处世之初心。”袁世凯假意慰留给假一个月，部务由次长向瑞琨代理。揆一遂按照黄兴的面示，于同年4月18日与英国商人薛福签订《借款合同草约》，规定借款总额为英金五百万镑，还款期限为三十年，由工商部用将来“中国钢铁厂炼出之铁以押当”，“在中国钢铁厂未成立以前，指定满洲人报领采无开之矿产地为担保。”此款拟充作反袁经费。“袁氏嗾《亚细亚报》揭发，指刘利用政府名义借款为推翻政府之用，并由众议院议员籍忠寅等提出质问案一连五起，其势在迫刘去职。”据《民立报》记载，在众议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议员刘恩格、谷钟秀、刘崇佑等群起质问，有的甚至“拍案大呼”，“庞杂随起”，攻击不休，刘揆一“木立台上”，备受凌辱。被迫弃职出京，避居天津日本租界。1915年8月，杨度等在京发起组织筹安会，“曾诱说揆一，只要在劝进书上盖一名章，先送五万元，揆一怒斥之，坚不允。”同年9月，揆一与刘铸生、张静卢等在天津创办《公民日报》，这是中华革命党在华北地区唯一的言论机关和通汛联络机关，“内容完全是反对袁政府的”。
1916年春，蔡锷在讨袁护国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曾通电袁世凯退位；刘揆一因《公民日报》刊登大量反袁言论而于是年3月被查封，他旋于4月21日在《滇声报》上发表《劝袁世凯退职书》，以与蔡锷相呼应。刘揆一在文中愤怒地指出：袁世凯称帝是造成一切罪恶的渊薮，要消祸弥乱，关键在于袁世凯“一人之进退，进则其祸益增，退则其祸立息”并警告袁世凯，必须及早“谢绝议事，退隐林下”，以“消国家之忧”；否则，如果“犹夷观望，不遽断决，及乎后悔，不亦晚耶？”可见其反袁立场是异常坚定的。与同时代的湖南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相比，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他们三人“虽所为不同，而饮恨则一”；他们所担任的职务不同，工怍性质各异，“克强常任军事，渔父致力宣传，先生（指揆一——引者）则于会务擘画为多”，但他们对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却是一致的；在性格上，虽然三人各具特点，“克强雄武，渔父坚定，先生沉毅”，但是，他们三人互相配合，取长补短，俱为时人所“同时推重”，“三子者，革命之伟绩，固同垂不朽焉。”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刘揆一在辛亥革命时期虽不无瑕疵，但从其言行和活动来看，仍然不失为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