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他是清末民初一位颇具政治社会影响的人物，早年积极参与湖南维新运动，曾主持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主办《湘报》、延年会，为湖南兴办航运和铁路事业大力奔走。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清末“新政”开始后复出，在举办新式教育和发展实业方面成绩卓著，深得赵尔巽（时任湖南巡抚）的赏识。赵尔巽调任盛京将军后，他也远赴东北，先后任奉天农工商局局长、地方自治局局长、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及奉天造币厂总办等职，致力于东北的改制、理财、造币和垦殖等新政事业。他对东三省的战略地位有着深刻认识，有感于日俄对东北的蚕食鲸吞造成我边疆危机日益加剧，故而在奉天任职期间，就如何开发东北，抵御列强入侵，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其开发东北的思想对于清末民初东三省实业和移民垦殖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一、对东北战略地位的认识
清王朝向来视东北为它的所谓“龙兴之地”，从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开始长期实行封禁政策，严格限制人民前往移民垦殖，直至近代咸同时期才逐步向关内解禁开放。自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起，出于边防、财政等种种需要，开始鼓励移民前往垦殖，而政府移民措施不得力，故垦殖成效一直不明显。所以长期以来东北虽地域辽阔富饶，但得不到有效开发，人口稀少，经济落后，为日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咸丰初年，俄国即利用东北地广人稀，疏于防守的特点，极力渗透其侵略势力，在兴建东清铁路的同时，“并有每年移60万人至东北的计划”。1896年获得中东铁路的修筑权后，更加疯狂地推行其企图独占东北的“黄俄罗斯计划”。日本也后来居上，自甲午战后驱赶大量韩人潜入东北，蚕食东北领土。日俄战后东北开放商埠达16处之多，外国移民数量更空前增加。如当时俄国在黑龙江省的移民，高峰时可达20至30万人，日本则极力与俄国竞争，计划10年内向东北移民50万人，为独占东北创造条件。
日益加剧的边疆危机，益发凸显出东三省战略地位的重要。1891年尚在湖南长沙校经书院求学期间，熊希龄就作过《拟补〈方舆纪要〉东三省序》，就东北对于全国尤其京师的战略意义进行过深刻分析。在文中他以历代攻守得失的经验教训证明，三省为燕京屏障，历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呼吁政府不应仅仅专注于西北边防，而忽视了东北的战略防守，“念手足之疾而忘腹心之患”。当时身为湖南学政的张亨嘉对熊希龄的见解赞许有加，称他“于三省辅车之形，及保吉林、黑龙江尤重蒙古之故，规划详明”，还说“仲华、公瑾皆以年少发迹，作者其非俦匹耶”！20世纪初日俄战争期间，熊希龄一直密切关注东北局势的发展。日俄战后，日本通过《朴茨茅斯条约》及以后订立的日俄密约，极力扩张其在东北的侵略势力，并意图勾结俄国独占东北，排斥其他列强势力的渗透。到奉天任职后，熊希龄亲身感受到东北局势的危急，不断上奏清廷，强调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同时他还通过著书立说，呼吁全国国民重视东北的开发，共同抵御日俄对东北主权的觊觎及其他列强的经济侵略。他于1908年编著的《满洲实业案》，赞美东北“土脉腴而厚，百货之产于是靡弗具，洵天府之国也”，慨叹长期以来，国民对东北的战略地位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当地得不到有效开发，工商业极度落后。为抵制列强攘夺东北利权，他大声疾呼“自今伊始，欲为满洲图存之策，则非发掘此富厚之宝藏，提倡而奖励之，以扩张我利权，而恢复我主权不为功”，呼吁“十八行省士大夫以全国之力经营满洲”，积极开发东北。日本吞并朝鲜后东北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他又提醒统治者东北若被日本侵占，则“北京有肘腋之忧虑，直隶增唇齿之患”，呼吁政府“不可不全力加以保存”。
二、开发东北的主张
熊希龄通过撰写《东三省善后意见书》等一系列著作，系统阐述了其开发东北的思想，核心内容是发展实业，实行移民垦殖以抵制列强对东北的侵略。
1.“保存我土地，助长我人民”
保障东北领土主权，抵御日俄侵略是熊希龄开发东北思想的出发点。他对日俄两国的侵略特点专门进行过分析。在他看来，俄国侧重军事手段，其特点是“近于疏”。而日本则更为阴险狡诈，给中国带来的危害更大。日本本来欲独占东北，但受到各国牵制，遂以门户开放，保全中国为名，在东北用强迫手段圈占民居，奖励工商，鼓励或胁迫本国和朝鲜人民往东北拓殖，蚕食我领土，巧夺我主权。“凡各埠交通便利之域，及制造运输之业，无不占据把持，触目伤心，实有不忍闻见者”。所以熊希龄认为日本的侵略特点是“其赴机也速，其积谋也渐，其用手段也近于巧”，对于中国而言“尤可忧也”。政府若不以全力抵制，“则优胜劣汰，固在意中”。他主张为东亚大局着想，不得不联合日本，但更要维护中国主权，“不能于土地人民统治权有丝毫之让步”。
东北在日俄战后门户洞开，开放商埠达16处之多。日俄及其他列强改变侵略策略，由瓜分东北变为经济入侵，洋商遂接踵而至，游历考察者络绎不绝，熊希龄由此预言东北不久就会成为“东西各国工商竞争之中心点”。而当地长期得不到开发，经济落后，“环顾吾民，商情涣散，工艺窳苦，持此以与列强相角，恐难免于优胜劣败之中”。他的应对之策除了更改行政区划，严修武备，实行征兵制，改革教育、官制、监狱、警察等部门，发展地方自治之外，更考虑到东北地旷人稀的现状，为防范日俄势力乘虚而入及列强经济入侵，主张先发制人，抢先在东北实行移民垦殖，发展实业。1905年他曾随端方、戴鸿慈一行出洋考察宪政，经过在欧美的一番游历，深感其“富强之状实可震惊”，认识到中外之间存在巨大差距，非一时所能弥补。但同时又看到经济能否发达，不仅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越与否，“人为之功，非天时所能限也”，各国政府的支持在发展实业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重商主义成为他这一时期发展东北实业的指导思想。
2.推行重商主义
熊希龄极为重视西方重商主义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推崇日本的“助长行政”政策。他认为在闭关时代“纯为经济自由主义”，无须政府支持，而现今为“工商竞争之世界”，不得不与外国竞争，故“无团体思想者败，有国家保护者存”。世界各国无不实行重商主义，“无论东西各国，凡初兴实业之时，未有不由其政府之诱导奖劝以致今日之富强”，“凡有密切于农工商之事务者，无不以国家之力制定各种法律，去其障害，存其利益，以确保其财产及经济之交通”。东北尚待开发，经济落后，民智未开，故“一切庶政，非官为提倡，则皆裹足不前，非力以维持，则必转瞬即败，如出生之木赖支架以防风，如孩提之童须扶掖以学步”。
他为奉天农工商局拟订的振兴实业大纲，对国家在扶助实业发展方面应采取的措施做了具体规划。他主张仿照西方奖劝实业的做法，召开展览会、博览会、劝业会，“精核优良，以求实业之改良”，由政府派人出面考核评定优劣，“劣者指示其疵，饬令改制；优者登之以新闻广告，赐以褒状奖牌，民间视此以为荣辱，故企业精神亦因之而奋发也”。对于工商竞争，要求政府出面调控，“酌定限制，以防投机之危险”。因为在变法之初，实业刚刚起步时，往往会出现盲目竞争现象，为避免形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应运用政府力量，干预投资方向，根据市场供求加以调节，不能“有提倡批准之热心，无限制分配之远识”。实业初兴，人民缺乏专业知识，往往冒昧从事，导致失败，故“非导之以教育，则不能明其理而启其智，非示之以模范，则不能试其技而精其业”。应像国外那样于衙署设专门的技师以备顾问，于民间设劝业咨询会及劝业委员等机构加以指导。他特别强调国家兴办工厂和设立学堂根本目的不在于牟利，更不能与民争利，“皆所以为民模范及预储职工人才也，只当计其器精不精，不当论其利之厚不厚”。同时国家还应为实业发展创造便利条件，“各国经济勃兴，固以铁道之短长及远洋航业之多寡为其国之赢黜所关，然其本国农工振兴。则实有赖于水利之功用”。所以主张政府应在东北大力发展铁路航运事业，疏浚原有河道。东北农工商局为奉天发展实业之枢纽，他要求农工商局应将目光放长远，力求实业发达，“既免社会生计之困难，而野少游民，又得经济政策之发达，而增岁入，盖获利之厚在将来，不在目前也”。在振兴实业大纲中，他拟订农工商局应担负的职责是经营官有财产，保护民间商场贸易以抵制外来商品冲击，以及谋求发展实业教育。主张由农工商局以官款创办工业高等学堂、商业学堂和农业实验厂、渔业、牧养、蚕茧、浚河等公司以及工艺局、商品陈列所、实业调查所、农工银行等机构，为发展实业服务，并为商民之倡。各机构均依照西方各国章程办理，“次第设立，逐渐推广，以教育开齐民之智识，以模范新齐民之耳目，使之将来各有所业，外可以敌列强之竞争，内可以医游民之偷惰”。
奉天进出口货物以上海为转运枢纽，但近年两地之间贸易额急剧下降，而大量外国商品乘机侵入东北市场，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打击。在亲自赴上海调查后，熊希龄认识到抵制外货之策不外乎依靠国家力量对民族工商业实行补助和保护政策，对华商减免税收。他预言若不以国家力量全力抵制洋货，“恐此六十万方里之沃壤将为各国殖民之尾闾矣”。熊希龄重视近代银行对实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为促进东北开发，他要求当地政府设立东三省兴业银行，强调设立地方银行为当前新政事业所必须，其不仅具有商务性质，而且有助于“挽回三省财政，整顿三省币制”，并兼具劝业功能，以投资兴办各项实业为宗旨。他多次撰文宣传设立银行是利国利民的善举，可使个人财产流通于社会，起到挹注社会公益事业作用。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此摆脱日俄的金融控制。在东北，俄国道胜洋行，日本正金银行操纵三省金融命脉。设立东三省兴业银行，“与大清银行同为南北满洲农商两界之金融机关”，同时奖励商民踊跃设立殖民银行及储蓄银行，他认为即可打破外人垄断，“而移民得藉此以振兴实业，庶几足以转危为安也”。
3.移民垦殖思想
移民垦殖是熊希龄开发东北思想最具特色的部分。他是移民东北、巩固边防的积极鼓吹者，1911年被委任为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后，曾邀请著名实业家张謇前往东三省考察垦务达半月之久，共商东北垦殖事业。鉴于当时政府财政拮据，他联合张謇要求清廷与美国摩根财团合作，希望以引进外资的方式，加快东三省开发，抵御日俄侵略。他作于1911年的《东三省移民实边意见书》和《移民开垦东三省意见书》是其移民垦殖思想的集中体现。
就移民的意义而言，熊希龄首先视移民为救亡之策。东北与俄韩呈现犬牙交错之势，但长期以来得不到有效开发。人烟稀少。如1907年黑龙江总人口为2577380人，平均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为0.31人，与关内各省人口密度差距巨大。对东北的人口状况，熊希龄与内地做过认真比较研究。经他测算，“东三省每一万方里约人民十余万口，直隶省每一万方里约人民四、五百万口”。地广人稀造成东北藩篱无恃，日俄势力得以乘机潜入，实行移民垦殖，蚕食我领土。而且日俄战后两国仍有大批军队驻扎东北境内和边境地区，东三省仍面临大兵压境的局面。但东北人口稀少，征兵无人，以致“有事则征调招募之俱难，无事则蚕食鸠居皆不觉”。惟有移民于此，实行寓兵于农政策，才能固国防边。所以他视移民垦殖为刻不容缓的亡羊补牢之计，对于东三省救亡而言，移民实边为“续命之线，返魂之术”。他认为今日若以武力抵制日俄，“适足以启敌衅”。移民开垦推动东北商务及实业发达，吸引各国商人来此投资，东三省成为“万国工业竞争之区”，日俄必然有所牵制，“相视而不肯发难”，东北由此成为“永久中立之地”。在他看来，这是以和平方式达到抵御外侮目的的“釜底抽薪，扬汤止沸”之计。
其次，他认为移民垦殖可兴大利，挽回利权。东北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但长期以来货弃于地，人民反而仰屋忧食。移垦则可“化大卤为大原”，促进农业繁荣，不仅可供应移民，亦可接济内地。移民增加必然会加大对工业品的需求，为内地制造业打开新的市场，缓解其销路窒塞问题。东北和内地之间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将会推动中国商业繁荣。因为东北土货市场多由日本占领，中国南方产品不合北方习惯，始终销路不畅，若南方人移居东北，则相应会增加对南方产品的需求，由此可抵制洋货之输入，“是不啻为各省土货扩张贸易也”。
总之，熊希龄的移民之策，以开拓地利为起点，以固边防圉为最终目的。另外他认为移民还为政治所需。东北地广人稀，难以形成“集合团体之能力”，“一切公益限于才力，不足资办，其地方自治制度，亦必难以成立”。从完善地方自治角度看，也应尽快实行移民垦殖，加快东北的开发。
至于移民策略，熊希龄首先强调要尊重人民意愿，采取自愿移民垦殖方式。历代移民多是被动的人口迁徙，或因战乱饥荒被迫背井离乡，或由政府组织军屯民屯，被强制远赴他乡，总之并非出于自愿选择。如清代赴黑龙江的移民群体中，犯罪遭流放的“流人”和为生计所迫、铤而走险的流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出洋考察宪政期间，熊希龄就对俄美日等国移民的方式进行过比较考察。他看到西方移民有日本的官办和美国、墨西哥等国的民办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带有强迫性质，移民逃逸者甚多，政府耗费多而收效差。第二种民办、官方监督的自殖方式，“收效最速”，可使移民地区“不数年而臻富强”，欧美各国多采用此种方式。所以他主张清廷也应采用自愿殖民方式，人民自愿而“政府不过仅任其保护之道，或更从而补助之”。
其次，熊希龄主张政府应在移民垦殖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使之具有组织性和计划性。历代移民往往是盲目自行流动，缺乏有效组织和引导，所以长期以来移民极度混乱，各地分布难以平衡。盛京距关内较近，移民迁入最多，开发最早，而与俄日交界的黑龙江和吉林则到20世纪初仍然呈现地广人稀的局面。就人口增长速度而言，乾嘉年间盛京地区人口每年增加7300人以上，而黑龙江平均每年仅增加2700人。人口增长缓慢制约当地的开发进程，便利了列强势力的乘虚而入。所以他要求政府应充分利用天然条件，对移垦事业积极加以策划和组织，为移民指定路线，减少盲目性，便于顺序支配。经过实地考察，他认为东三省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土质肥沃，交通便利，移民有诸多天然有利条件。在我国交通运输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主张利用天然地理条件，以交通便利之地为起点，逐渐推广，循序以进。首先应从铁道附近及航路沿岸之地着手，他为移民具体划定了8条路线。移民路途遥远艰辛，国家应与移民迁出和迁入的地方政府相互配合，对移垦做统一组织安排。由中央政府设立为移民服务的各种机构，如移民局、水陆运输交通机关等，内地各省咨议局也应设立殖民局，为愿移民者资助旅费，并给予保证书，以为保障，使之顺利到达移民之地。在接待移民方面，政府应于交通要冲之地设移民总局，在移民区“划疆分段，预为将来设治之区”，为移民开通道路，设置邮递，建立村落，便于移民定居生活，解决其后顾之忧。
再次，熊希龄要求政府重视移民群体各阶层人数的平衡。以前的自发移民群体中以矿工、脚夫或流人、流民居多，移民的阶层构成极不合理。熊希龄重视社会精英在移民群体中的整合作用。他认为“增殖数千万人民之众，必赖有高等人格之人以组织其社会，而后蚩蚩之氓有所准则，后此之文明，庶有进化之期，而可成为良善之团体”。主张应于移民之始，即先预备各省之“先觉人物”组织社会，使“所移之民庶几皆成完全之国民”。
移民的最终使命还在于巩固国防。东北境内经常有胡匪出没，外有日俄强敌压境，因此他主张仿照日本北海道之制，在移民区实行屯田，且耕且练，兵农相兼。认为若民尽知兵，则内可以消除马贼之患，外可以巩固国防，实行屯田兵制，设立军屯，“实为移民开垦之先河，白山黑水之保障”，是“东三省边防第一要著”。所以他呼吁在移民人群中应注重招募军官和军校学生，以为军屯之预备。
最后，熊希龄认为移民目的不专在垦荒，政府应引导鼓励移民开发东北丰富的森林矿产资源，发展工商实业。政府应预先筹备各种发展实业的公司场所，提倡保护并亲自经营实业，以为移民之模范。仿效日本，设立殖民会社，供给移民日用之品。同时设立东三省兴业银行，“以与大清银行同为南北满洲农商两界之金融机关”。鼓励商民在移民区域，以此两大银行为后盾，设立殖民银行及储蓄银行，促进商品流通和资金周转，推动实业进步。
通过发展实业、移民垦殖来开发东北，使之成为“万国工商竞争之区”，最终达到维护领土主权的目的，这并非熊希龄个人的创见，当时的不少政府大员如张之洞，社会名流如张謇也持同样主张。熊希龄作为立宪派分子拥护这一主张，企图以和平方式达到固边防圉的目的，反映出立宪派人士共有的在外交政策上软弱的一面。其开发东北的思想与实践，因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并匆匆垮台而付诸流水。但他所具有的远见卓识却并未被人遗忘。民国初年中国出现新的边疆危机，移民实边成为社会的共识，熊希龄编纂的《满洲实业案》、《东三省善后意见书》、《移民开垦东三省意见书》等著作在民国年间曾多次印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对于辛亥以后东三省的移民开垦和建设起了一定的指导促进作用”。1912年3月在孙中山民生主义指导下，南京临时政府由黄兴等发起创立拓殖协会，策划开展移民垦殖，熊希龄是协会的会员。协会将发展中国东北和西北垦殖事业列为当务之急，以开发边疆，增产兴业，筹备军饷。杜绝帝国主义觊觎，减轻内地人满为患的弊端为宗旨。协会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在临时政府倡导下，东北、西北各地纷纷成立垦殖机构，迅速开展移民垦殖事业。此后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也倡导东北移民，各届政府所采取的移垦策略和熊希龄的主张大同小异，表明熊希龄开发东北的思想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他本人在1913年下半年至1914年初曾组织“名流内阁”，出任总理。在总理任期内，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规章程，旨在促进工商实业发展，其中1914年3月颁布《国有荒地承垦条例》，给予移民垦殖权利以法律保护，实际上再次实践了他在清末新政时期移民垦殖的思想，为民国时期垦殖方针的确立初步奠定了基础。下野后熊希龄也没有忘记移民垦殖事业。1918年他奉命督办南运河工程事宜，在派人赴西北探测河源的同时，还“兼查西北荒垦”，并将探测结果编辑成书，他亲自为之做序。在序中他呼吁加快垦殖西北、东北等“新大陆”，以解决内地人口过剩问题，促进边疆的开发。他呼吁民众摆脱“惰性不振，安土重迁”的锢习，“转移其有用之心思才力，以图发展于东北、西北之新大陆”。他强调这是“我国民族生计之一大问题，抑亦我国政治解决人口过剩之大问题也”。他还计划向青少年灌输垦殖知识，由他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制订的教育计划规定“于儿童教育时代灌输以垦殖知识，俾学成后从事于东北西北之新大陆，以为解决生计之根本，似于国家政治不无裨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