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湖南凤凰人，是近代中国政坛上一位颇具影响的人物，也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家。无论是东北善后，还是顺直和华北五省的灾害救济中，我们都能看到熊希龄的身影。湖南是熊希龄的家乡，出于对家乡人民的桑梓情怀，熊希龄更是不遗余力地奔赴到家乡的灾害救济的第一线。本文试就熊希龄在湖南的一系列救济活动作一简要论述。
一、宣慰湘西——救济桑梓之开始
熊希龄对家乡人民的救济，肇始于1916年的护国战争中的兵灾救济，应该说这也是他一生的一个转折，此后熊希龄带着一种对政治的厌恶退出政坛，投身到慈善事业当中。1916年的护国战争，湘西首当其冲，沦为战场。战线南起靖县、绥宁，北到麻阳、辰溪，绵延数百里，以至于出现了“老弱流离，死亡载道，妇孺匿藏山谷，不避风雨，沿河尸骸流及千里”的悲惨景象。熊希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担任起了“湘西宣慰使”的重大使命。家乡惨遭兵祸，老母身处险境，熊希龄对此忧心忡忡。因此他向袁世凯“请假”，回乡迎护老母出险，但之后他却停留下来办理宣慰湘西一事，原因何在？表面上看起来，熊希龄担任湘西宣慰使一职是受命于袁世凯，以联络接洽北军过境，使之与地方“勿生误会”。然而实际上熊希龄此举是出于对家乡人民的一片深情。在熊希龄看来，“国家大计，议论纷纭，如乱丝之不可理”，可是湖南却是“祖宗邱墓之邦，身所自来，”不敢不理，也不能不理。家乡人民惨遭兵劫，妻离子散，颠沛流离，熊希龄对此充满了怜悯，再加上“各属绅商环求哀留，至于涕泣”，熊希龄更是于心不忍。出于对故乡的一片殷殷乡情，熊希龄感到“同乡亲朋故旧，均遭兵燹，颠沛流离，尚在难中，必须设法救护。”因此，熊希龄义无反顾地担任了湘西宣慰使一职，只希望能“救我父老子第，以尽桑梓之义。”可见，桑梓之情是熊希龄救济家乡人民的巨大动力，在这股动力的驱使下，熊希龄不辞劳苦地奔赴到湘赈中，只为救家乡人民出水火。
二、办理湖南灾害救济的概况
从1916年熊希龄宣慰湘西开始，家乡湖南是灾情不断。熊希龄为救济家乡人民，呕心沥血，做了大量的工作，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组织各种赈务机关，实施水旱兵灾的救济
民国初年对湖南来说是一个极其动荡的时代，兵灾不断，天灾叠至，湖南人民苦不堪言。在这种情况之下，伤兵难民的救治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而建立赈务机构对灾民进行救治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熊希龄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赈务机构实现了对家乡人民的灾害救济。护国战争中，熊希龄宣慰湘西期间，就开始设立抚绥处，并于沅陵、芷江、永顺、凤凰、洪江、大庸等六处添设分处，办理各种赈抚事宜。在各县绅士的协助下，扶绥处“医活伤兵至数百千人，救出伤民至十数万人。”护法战争时期，战火又遍及全省，湖南七十五县几无完土，其中又以醴陵所受的兵燹最为惨重。据不完全统计，仅醴陵一县，受灾47901户，被杀22542人，受伤1917人，焚毁房屋14752栋，荒田10490亩，财产损失达19410281元。兵燹之余，1918年，湖南发生了特大水灾，泛滥长沙、湘潭、醴陵等10余县，“漂没人物田庐，不可胜计”，惨不忍言。天灾人祸如此惨重，官赈日渐微弱，且流弊甚多，无法担负起赈济湖南灾民的重担。因此熊希龄一改过去以官赈为主的赈济模式，设立了“湖南义赈会”，之后立即在岳阳、长沙设立分会，开始通过社会募赈，展开救济行动。义赈会筹集了10万元赈款，对平江、湘乡、衡山、湘潭、岳阳、临湘、醴陵、湘阴、攸县（后去攸县加宝庆）、宁乡、浏阳、长沙12县进行施赈，给濒临绝望的人们送去了一丝希望。1921年，发生严重春荒，延及20余县，饥民多达六七百人。之后，大旱汹汹来袭，全省有50多县发生旱灾，灾民少者五、六万人，多者三、四十万。天灾人祸使得湖南收成锐减，饿殍载地。为了办好湘赈，熊希龄又联合中外人士共同组成赈灾救济团体——华洋筹赈会。赵恒惕和熊希龄被推为会长。之后，华洋筹赈会维持米禁，组织平粜，以工代赈，部分缓解了这场大旱灾给人们造成的伤害和损失。这些机构的建立，尤其是湖南义赈会和华洋筹赈会的建立，将一大批社会力量团结到灾害救济队伍中，改变了过去由地方善士单独熬粥施饭，彼此相互孤立的状况，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为统一的有组织、有规划地进行社会救济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助于湖南慈善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2.筹赈办粜
湖南经受了护国、护法战争的连番摧残后，又遭受了1918年大水灾和1921年辛酉大旱的前后袭击。身处刀兵水火之中的湖南谷米无存，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人们纷纷外出逃荒，“到处均有饥民坐食排饭，捣毁豪绅仓库，其未能外逃的每多采挖野草苦菜充饥，饿毙者时有所闻。”购米办粜成了当务之急，赈款的筹集则是先决条件。为了筹款办好湘赈，熊希龄除了请政府颁发赈款和身先士卒，慷慨解囊，以自己的私产人寿保险单向银行筹借一万，派任福黎返湘施赈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1918年大水灾之后，熊希龄开始广泛向社会募捐，请湖南诸公“伏乞尽力捐助，并为设法代募，”同时“仰恳各省文武长官，慈善团体，以及海外同胞，异国善士，推人道之大同，救一方于水火，或博施巨款，或代募义捐，俾此时多活一灾黎，即异日可少一祸种。”1921年，在社会募捐已成强弩之末的情况下，熊希龄改变了策略，改为中外联合，寻求国际支援。一是请求从海关项下拨助100万元，赴购杂粮lO余万石由车运湘分别平粜和散放；二是组设华洋筹赈会，拓宽赈款的筹集渠道。筹赈会成立后，立即议决：省外预计须筹3万元，由熊老先生完全负责；军界预计4万元，由赵总司令负责；商界可筹5万元；学界可筹5千元；政界可筹5万元；警界可筹5千元；淮商2万元；中外银行筹5千元；各国洋行公司筹5千元；各教会筹2千元；各省会馆如苏浙鄂豫等，合筹5千元；省议会5千元；审查会2千元。随后，熊希龄转赴汉口、江西、上海等地，想法筹款购米。经熊希龄的多方筹措，7月，汉口购运之米4000石和芜湖购运之米1500石，还有常德购运之蚕豆2200石先后运湘平粜，而且议定了平粜办法：永顺、保靖、龙山、桑植、永绥五县各300石；会同、靖县、古丈、凤凰、乾城、黔阳、沅陵、泸溪、辰溪、麻阳、芷江、大庸、石门、慈利、安化、新化、宝庆、衡阳、衡山十九县各200石。大批谷米到湘，缓解了灾荒造成的缺食少粮的问题。熊希龄呕心沥血，心筹桑梓，将湖南人民一次又一次地从饥饿中拯救出来，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3.实施以工代赈
以工代赈是一种较为积极的办赈措施。在原有的办赈办法达不到预期的目的时，实施以工代赈能够收到较好的效果，因而得到熊希龄的重视。1918年兵灾水祸之后，在“灾情浩大，施救无术”的情况下，熊希龄开始“变通成法以工代赈”，在株洲、醴陵“一面劝农速治田园；一面设临时因利局贷资商贩，俾各自营生；一面贷资恢复土窑三处，维持失业窑户，藉以赶造民间所失之碗碟等物；一面设织布厂，制造赈衣绒布，藉以安插机户。”不仅解决了灾民的生计问题，使他们能够通过劳动来获得钱米以自救，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而且也辅助国家兴修了各种公共设施，有助于医治灾害所造成的创伤。
以工代赈中最为辉煌的业绩应属潭宝路的修筑。熊希龄所筹的赈款就有一部分是用于修筑潭宝路的。当时华洋筹赈会筹得的赈款中有将近58万元，是专为修筑公路之用。灾民被召集起来修筑公路，并给以工食养家费及往返路费，这对灾民是一种有效的安置。就救济灾民来说，按照天津华洋义赈会的计算方法，以近58万余元的路工专款可救灾民236627人。
因此，潭宝路的修筑不仅达到了“救目前之饥馑”的目的，而且也便利了日后的交通，真可谓是“慈善公益，一举两得，询盛举也”。
4.收养难童
一连串灾害的发生，使无数家庭家破人亡，大量灾童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收养这些无依无靠的可怜的灾童，熊希龄是煞费苦心。原本熊希龄打算派人在湖南创办慈幼院，但因时间来不及而作罢。于是，熊希龄就在“香山慈幼院附属收容儿童教养所内，推广儿童名额二百名，”专门收养湘省无父无母的落难儿童，交给他们生存之道。熊希龄此举对这些可怜的灾童来说影响深远，使他们免于流浪街头，忍饥挨饿的命运的同时，也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成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是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善举。
三、对熊希龄办理湖南灾害救济事业的评价
熊希龄一片苦心为桑梓，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博爱之心，办理湖南灾赈事务，贡献很大。他在湖南办理的慈善事业之多，时间之长，救助的灾黎之众，恐少有人能。因此在那样多灾多难的岁月中，熊希龄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湖南人心目中的支柱，成为了每场灾害救济中的灵魂。可以说熊希龄是湖南灾赈事业的领军人物。
熊希龄在办理湖南灾赈的过程中，突破了传统的救灾思想和狭隘的地域观念的束缚，改变了过去以官赈为主的办赈模式，开始寻求与社会力量联合办赈，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尝试和挑战。湖南义赈会的建立就是联合社会共同办赈的一个很好的开端。在湖南义赈会有效组织下，把过去孤立分散，各自为阵，影响甚微的民间赈济力量组织在一起，拓宽了筹赈的渠道，扩大了赈款的来源范围，增强了办赈的力量，为湖南的灾赈事业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标志着湖南义赈的开始。不仅如此，熊希龄还寻求与国际的联合，组设华洋筹赈会，将中外人士团结起来，联合办赈。华洋筹赈会的章程中规定：“凡与本会宗旨相合，或出金钱，或出劳力，或出物品以助本会事业进行者，皆为会员，并无阶级之分，亦无国籍之别”。这样就促成了各种社会力量有效地组合，在充分利用国内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达到很好的办赈效果的同时，也能得到国际的援助和支持。华洋筹赈会的成立大大加强了湖南的办赈力量。据统计，华洋筹赈会在1922年的旱灾中，所筹赈款1，414，875元，其中美国救灾协会所捐的路工专款达到568，495元之多，充分显示了中外联合办赈的特点。说明了国际力量在湖南灾赈中的作用和影响日益突出。湖南的灾赈事业走上了与国际救灾机构接轨的道路，这是湖南灾赈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有力地促进了湖南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进程。也是湖南灾黎的福音。
熊希龄采取的一系列办理湖南灾害救济的措施，如以工代赈，收养灾童，不仅惠及了当时的人民，挽救了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更重要者是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协调了社会的发展，为熊希龄赢得了后世的尊敬。
熊希龄对遭遇不幸的人们充满了深切的同情。自1917年他退出政坛以后，就以大公无私的胸怀投入到慈善事业当中。虽然为官多年，却是两袖清风，十分清贫廉洁，时人称赞他“官服数十年，家无长物，以四海为同胞，实社会之楷模”，简简单单一句话道出了熊希龄的高尚品质。湖南是熊希龄的家乡，对湖南熊希龄是投入了更多的关注的。在动荡的二三十年代的湖南，只要哪里有灾，熊希龄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在大灾大难面前，家乡人民和省政府也是在第一时间想到熊希龄。熊希龄逝世后，湖南省政府高度评价了熊希龄，说他是“霖雨苍生”的人物，对熊希龄在湖南办理的灾赈事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综上所述，熊希龄以一颗赤子之心，面对着受苦受难的湖南的芸芸终生，义无反顾地办理湖南灾赈事务，对当时生产的恢复，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阶级矛盾的调和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周恩来评价“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像这样一个为湖南，为国家，为社会做过许多好事的人，理应在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