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蓉（1816—1873），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咸同年间屡以军功破格超擢为四川布政使、陕西巡抚等职，是晚清湘系集团的重要人物。他一生的学术思想历经三次变化，早年喜好陆王之学，继而转向程朱之学，晚年又好谈礼。每一次变化，都是他为适应时事而进行学术自我调适、自我发展的结果，本文拟对其学术好尚的转变及原因作一考察，以窥视晚清传统学术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一、从陆王到程朱
在谈到刘蓉治学问题的时候，有一种这样的说法：“刘蓉终其一生都是服膺程朱理学的。”此说虽抓住了刘蓉学术的宗旨和主线，但未能全面反映刘蓉治学的经历。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程朱理学只能代表刘蓉较为成熟定型的学术思想。其治学则是“从王学入手”的，有两则材料可以直接佐证。其一是刘蓉在《复曾涤生侍郎》信中自称其曾为一阳明学者：“王氏之学，自明嘉隆时已遍天下，至今逾三百年。弟往岁尝读其书，亦恍若有所得焉，以为斯道之传，果出语言文字之外，彼沾沾泥书册求之者，殆未免乎泽薮之见也。其既以措诸事而窒焉，征诸古而无据焉，反诸心而不得其安焉；向所谓恍若有得者，乃如星飞电驰，不可得追。盖迷溺于詖淫邪遁之说亦已久矣。”这则材料为刘蓉自己所写，应当是准确可信的。其二则出自左宗棠的记载：“霞仙生平好论学，且好宋之程朱轨辙自命；实则不得于盲，勿求于心，告子、阳明一路人耳。”左宗棠与刘蓉相交多年，过从甚密，可谓是至交，因此，他的观察也是比较准确可信的。但左宗棠偏激的个性使其议论往往走向极端，他认为刘蓉平生乃“告子、阳明一路人”，有点言之太过，但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刘蓉理学思想中仍留有王学的旧底子，却基本属实。
刘蓉早年服膺阳明学说，治理学“从王学入手”。由于资料缺失，我们已很难准确判定刘蓉治王学的起始时间，但可以确定其由王学转向程朱理学是在道光十三年（1833）。这一年，刘蓉对王学产生了怀疑，但苦于找不到新的治学方向，便陷于了“我意怆何从”的困境。于是，他来到岳麓书院求学，曾自称：“少时在乡村，闻时俗所称，文人议论，心中总不谓然，以为读书人所见所期，何止于此。其后往长沙，住岳麓，取友亦少当意者，其中杰出之士不过数人，虽学尚未成，而志趣识量实能超出流俗，不肯与世浮沉。”这些志同道合的友朋是曾国藩、郭嵩焘等人，程朱理学成为他们相交莫逆的思想基础。郭嵩焘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初游岳麓，与刘孟容中丞交莫逆。会曾文正公自京师就试归，道长沙，与刘孟容旧好，欣然联此。三人僦居公栈，尽数月之欢，怦怦然觉理解之渐见圆融，而神识之日增扬诩矣。……此皆二十余年事也，已晓然知有名节之说，薄视人世功名富贵，而求所以自立。数十年出处进退，以及辞受取与，一皆准之以义，未尝稍自贬损，于人世议论毁誉，一无所动于其心。”这段话表明，受刘蓉、曾国藩的影响，郭嵩焘已懂得了“名节之说”，知道“出处进退”、“辞受取与”都要“准之以义”，从而初步确立了他以后尊奉程朱理学的学术立场。刘蓉与郭嵩焘相识是在道光十六年（1836），实际上，早在三年前与曾国藩初识时，刘蓉便欲劝告曾国藩讲求学问，究心理学，勿以功名为念，但为锐志功名、意气自豪的曾国藩所止。显而易见，在这三年中，刘蓉已潜心于程朱理学，确立了学宗程朱的治学方向。
刘蓉弃陆王而转向尊程朱，与湖湘文化、师友交游有很大关系，同时与道威时期程朱理学“复兴”的潮流也紧密联系。
首先是湖湘文化的影响。湖湘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理学文化型态，由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开其端，至湖湘学派而大盛。宋以后程朱理学在湖南广为流布，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湖南的主流学术。在湖南，程朱理学不仅学术思想领域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其价值观、思维方式经过近千年的浸润，使湖南从上到下普遍形成崇尚义理、讲求儒学的传统。刘蓉高祖刘时拔乃一普通士人，其“为学一主于敬，其律身以礼，不轻以色笑假人，而接物以诚，未尝立崖岸自异，正身率物，表理洞然”。刘蓉的祖父刘璨华“读书识大义”，“诚笃质实，表里如一”。刘蓉的邻居秦鹤仙“为人狷洁，不苟同流俗，而即之温然。其持身无遗行，处宗族里党无闲言，尝为戒淫诗百首，诵述礼教，讽晓薄俗”。身处儒学气息这样浓郁的氛围中，刘蓉自然而然地确立了治程朱理学的为学方向。更重要的是，刘蓉曾在程朱理学的重镇岳麓书院求学达五年之久。经过历代统治者的扶植，岳麓书院成为湘内固守程朱理学的堡垒。其山长大都是程朱理学的信徒，如罗典“倡明道术，衍朱张之传，湖湘间翕然宗之。一时俊伟奇杰之士，获闻夫子之绪余者，皆服古志道，为有体有用之学”。刘蓉在岳麓书院求学时，山长为罗典的弟子欧阳厚均。欧阳厚均，字福田，号坦斋，湖南安仁人。他掌教书院，于先贤“亦步亦趋，罔敢逾越”，完全继承了前届山长罗典的衣钵，培养了大批程朱理学的信徒。刘蓉在岳麓书院求学，深受岳麓书院学风的熏陶。他从岳麓书院肄业后，结识了湖南著名理学家罗泽南，两人相谈甚欢，并无学术上的争辩异同。可以肯定，在岳麓书院求学时期是刘蓉确立尊崇程朱的学术观的一个重要时期。
其次，刘蓉理学信仰的形成及学术规模的确立，受其早期交游师友的影响较大。刘蓉早年足迹不出湖湘，所交游者大都是湖南学人，如罗泽南、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唐鉴、贺长龄等人，其中最主要者为罗泽南、曾国藩。曾、罗二人对刘蓉终身思想和治学有着重大的影响。郭嵩焘称刘蓉早年曾“与同邑曾文正公、罗忠节公力求程朱之学，蹑而从之”。罗泽南与刘蓉在湖南砥学砺行，相互促进。曾国藩则将刘蓉领入到道咸时期程朱理学“复兴”的潮流中来。
罗泽南是晚清著名理学家，著述宏富，主要有《周易本义衍言》、《姚江学辨》、《人极衍义》、《西铭讲义》等。这些著作对于理学范畴的理、气、心、性、知、行等基本概念作了系统阐发，并且以程朱观点为标准，辨明学术是非，对阳明心学和佛、老之学进行猛烈的抨击。在刘蓉心目中，罗泽南是“湖湘儒者之魁”。道光十八年（1838），刘蓉与罗氏相识，并常常“随仲岳后，与闻古圣贤所以事天立命之说”。据《罗忠节公年谱》载：“邑人刘公蓉，博通经史，为文宏宕，有奇气。先生与语《大学》明新之道，孟容叹服，订交莫逆。后闭户读且十年，时与先生书札往来，彼此规劝，考求先圣贤为学之要旨，身体力行，至明且笃。时人咸倾慕焉。”也就是说，与罗泽南交往后，刘蓉更加坚定了学宗程朱的学术立场。罗泽南的著作，刘蓉都曾借来仔细阅读，耳潘目染，深受罗氏思想的影响。刘蓉理学的学养也日益精进，学术规模大体确立。
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从游唐鉴，接受了理学。他习理学后，多次给远在湖南的刘蓉写信，探讨一些理学问题。刘蓉也一一回信。彼此往复争辩，相互促进。除了讨论理学之外，曾国藩还向刘蓉介绍了他在京师的理学师友。在《答刘蓉》信中，他说：“此间有太常唐先生，博闻而约守，矜严而乐易，近著《国朝学案》一书，崇二陆二张之归，辟阳儒阴释之说，可谓深切著明，狂澜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吴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实求朱子之指而力践之。”唐鉴是曾国藩的理学老师，吴廷栋、倭仁则是曾国藩皈依理学的引领人，他们后来皆身居高位，为“理学名臣”，是晚清理学营垒的中坚人物。刘蓉通过曾国藩的书信介绍得知这三人，钦仰不已，回信说：“唐太常学行之美，仰之盖久，以来书证之尤信。吴比部、倭廷尉亦夙所尝闻者。执事既与之游，想见丽泽之益。幸斯文之未丧，信吾道之不孤。”他对乡贤唐鉴尤为敬佩和仰慕，在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刊行时，翘首期盼，“《国朝学案》成书未既，严学术之辨，则于去取之间，必有不苟然者，甚恨不及见之”。与曾国藩交往既开阔了其眼界，增加了学识，又使其逐渐地融入到程朱理学复兴的潮流中来。
道光二十五年（1845），唐鉴致仕回乡，将理学的精神带回湖南。一批湖南士人纷纷从游唐鉴，在湖南形成了一个讲求理学的小环境。刘蓉得尝所愿，带着崇拜的心情数次登门拜访，聆听唐鉴的教诲。在《复曾涤生阁学书》中，他说：“唐镜海丈，博识多闻，南归后，数承绪论，清风亮节，良所佩服。”唐鉴对于这位同乡后学，也深为喜爱，不时加以指引和点拨。道光二十六年（1846），应友人之邀，唐鉴前往江宁主讲金陵书院，在留别诗中告诫道：“晦翁不复作，吾道苦无师；榛芜塞正路，何以剪剔之。乃于众木中，回见最高枝；傲霜吾岂敢，相与共扶持。”诗中力扶程朱理学，排斥王学、佛老异端学说的思想，对刘蓉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同年，刘蓉便写出了一部论学著作《思辨录疑义》，以程朱的观点清理清初鸿儒陆世仪的王学观点，与唐鉴“尊朱黜王”的思想相呼应。
最后，刘蓉转向程朱还有其治学本身的原因。一方面是发现王学工夫做不通，“其既以措诸事而窒焉，征诸古而无据焉，反诸心而不得其安焉；向所谓恍若有得者，乃如星飞电驰，不可得追。盖迷溺于詖淫邪遁之说亦已久矣。”另一方面是研习程朱理学后发现王学不对，“检孔孟程朱之训，逐日玩索，……其所以受病之本，尤在认气为理，执知觉运动为性，是以昧乎人心道心之别，而直以此心之虚明灵觉者为天理之本，然则良知之说误之也。”可见，刘蓉从王学转向程朱有一个学术思想的扬弃过程，是通过亲身体验和比较程朱与陆王之说的异同与是非后，最终作出了“宗程朱、黜陆王”的取舍。
二、晚好谈礼
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谈到刘蓉学术思想的变化时说：“少从罗泽南讲学，年四十，始为诸生，乃治古文词，究康济之术，不以宋五子之说自封矣。……晚好谈礼。”费氏的这番言论存在史实错误，但他认为刘蓉的学术思想在晚年有一个由理学到礼学的转变，可谓中的之言。为什么刘蓉在晚年会将学术好尚转向礼学？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说明清代礼学的演变。
礼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大宗。礼学之名包含着狭义的、广义的等等多重意蕴。笔者以为，中国古代的礼学可以划分为四类：礼经学、礼仪学、礼论、泛礼学。礼学形成于先秦时期，但秦代重法轻礼，礼学遭到挫折。汉代开始独尊儒术，重新起用礼。唐宋以降，礼学又趋式微，元明积衰。几成绝学。礼学虽时有盛衰，却不乏生命力。明清之际，学者激于时变，从儒家经典中寻求出路，于是研究和提倡礼学，一时礼学大盛。关于清代礼学之演变，林存阳说：“有清一代经学的复兴，以礼学的兴起发其先声。清初诸大儒惩于晚明王学的流弊，倡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之说，且在此学术潮流的蕴育下，致力于复兴礼学的努力。孙奇逢、陆世仪、顾炎武、张尔岐、黄宗羲等大儒发其端绪，遂揭开一代礼学复兴的序幕，……乾嘉以降，蔚为大观。而凌廷堪、阮元继顾炎武‘经学即理学’思想之后所倡导‘以礼代理’说的揭出，更将此前礼学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一时间，说礼、研礼之风，成为潮流。此后，再经胡培晕、曾国藩、陈澧和黄式三、以周父子的推阐发明，礼学愈益发皇；而陈澧、黄以周继顾炎武、凌廷堪、阮元之后，对‘礼学即理学’思想的相继张扬，遂使一代礼学思想演进得一成功总结”这番论说大体将清代礼学发展的脉络勾勒出来。礼学，在清代尤其是清代中后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学术界出现了一股倡礼、习礼的“礼学”思潮。
刘蓉睹闻清代礼学思潮“浸假而涨”，深受礼学学风的濡染。他脱离戎马倥偬的生活后，将书斋改名为“遂初园”，表明要实现自己最初致力于学问的愿望。但是这时的学术不是理学，而是礼学。在《绎礼堂记》中，刘蓉说：“少承庭训，笃好礼书，遭时多艰，滥窃禄位，驰驱鞅掌，不遑安居。然抱此区区，未尝一日或释。近获归休，窃窥附绪，迢迢千古，独契予怀。……余之乐此而不厌也，舍此欲奚适乎！”意思是说，刘蓉少时便好礼学，后来由于征战而搁置了一段时间，但受到当时礼学思潮的影响，未尝一日忘怀。去官归休后，他开始穷研礼经，将此前散碎礼学知识融会贯通，形成对礼学更为深刻的认识。换而言之，刘蓉真正确立崇礼的学术观念是在晚年。他曾计划著《礼经发微》，“取礼制大端，若祭祀、朝聘、燕飨、冠昬、乡射、丧纪之属，据经援传，荟萃群言，而颇抉发其精意”，又据近人刘声木考证，刘蓉晚年还著有《礼经或问》一书。这两本书可惜未能流传下来，我们无从窥其精意，但由此可见刘蓉晚年对礼学之重视。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弟今年五十有四，颠毛凋落，余发苍苍，大半白老矣。然心盛志强，殆逾壮岁，方思追古人千载之上，而躬驾以从之。”刘蓉五十四岁是指同治八年（1869），将刘蓉由理到礼的学术转换确定在这一年，似乎不太合理科学，因为一个人学术观念的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我们结合前一则史料，认为从同治六年（1867）到同治八年（1869）是刘蓉学术转向的时间，应该说是比较合理且合乎实际情况的。非常巧合的是，刘蓉两篇重要的论礼学文章《绎礼堂记》、《复曾相国书》，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其本身有着显著的提示意味。
刘蓉晚年崇礼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了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学宗程、朱，兼采汉学，但他对礼学的重视绝不亚于理学和汉学，甚至从经世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的学术实可归为礼学。郭嵩焘称曾氏“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世，无他，礼而已矣”。《清史稿》记载曾氏“论学兼宗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曾国藩自己也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他恢复了先秦“以礼经世”的精神，把当时的官制、财用、盐、漕、钱法、河渠、地舆等经世内容皆纳入礼学研究的视野之内。曾国藩不仅自己讲礼学，而且还以礼学来影响友朋，先后将前人的礼学著作寄给刘蓉。咸丰九年（1859）三月，“顷又特刷仿殿版之《通典》、《通考》奉赠”。同治二年（1863）正月，“兹《通志》又已刻成，照旧印刷五部。尊处一部，应否寄至蜀中，抑即寄存湘乡？”以上三书被合称为“三通”，包涵了历代礼制的沿革，其中又以《通典》尤重言礼，“言礼者十居其六”。从刘蓉遗留下来的资料来看，这些礼学书籍都是他在罢官后才得以阅看的。在同治七年（1868）《复曾相国书》中，刘蓉说，“弟自还山后……闲居无事，懒复出门，日取先圣昔贤之书，端坐而诵之，梦寐与俱，謦欬相接，意趣所至，动与古会。又自疑身在两汉、周、秦以前，非今世也。曾国藩也不断致书刘蓉，对其能研究古礼表示勉励，在回信中说：“敬悉兴居康胜，勤学不倦，所居疑在蓬岛之间，置身若在周秦以前。非泊然寡营，观物深窈，玩希声而友前哲，殆未足语于此。研究‘三礼’，洞澈先王经世宰物之本，达于义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觉后世之昏昏。甚盛甚盛，钦企何穷！”
刘蓉认为礼是圣人有意为调节社会秩序、伦序等级，端正人们的行为举止而制定的。他说：“物生而后有伦，伦立而后有法，法修而后有教。诗书礼乐，皆圣人因伦物之粲殊，立法度以垂教者也。”刘蓉又认为礼的社会功能在于“辨尊卑，别上下，明章服，备仪文”。而且礼对“郊庙邦国之在、居处服食之微、鬼神祭祀之幽，莫不明著等威，彰示节文”，使他们各有所遵循而不腧其矩。“以是知圣王纲纪天下，所以范民心思耳目，而纳之轨物，意义深矣”。从积极角度而言，统治者对礼的关注和制作，使礼的社会功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于稳定国家和社会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刘蓉认为士大夫“有动作威仪之则闲其外，有道德仁义之训以养其中”，闲居乡里就应该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比如“修明乡约”、“抚恤孤贫”、“振兴学校”、“表彰节孝”、“旌表忠烈”等，用礼来正乡俗，肃风纪，以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是礼的社会实践意义的体现。刘蓉晚好谈礼，对礼学的推许，以礼为国家政教之大本，实际上倡导一种“治世之术”，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陆宝千说：“研究礼学为先生（刘蓉）与曾国藩所新辟之学术方向，意在综合理学与考据，其旨则经世也。”刘蓉倡扬礼学，对晚清社会由乱到治的局面的形成，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推动了礼学在晚清的发展。
以上是刘蓉“学术三变”的大致路途。从他学术演变的过程也对他的学术思想与成就作了简单的叙述。陆宝千评价刘蓉说：“夫韦布之士，激于义理，驱驰戎马之场，重膺封疆之寄，为理学洗陋名，为书生振豪气。”他所扮演的角色，在晚清思想史上具有突出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内部没有形成一个可以称为礼学的学术思想流派，把刘蓉视为礼学家过于勉强。再者，刘蓉年寿不高，后半生几乎都耗费在席卷全国、历时十数年的国内战争中，无暇顾及学问，治礼学的时间不长。故费行简认为刘蓉“非真知制作意者”，有一定的道理。但无论如何，刘蓉晚好谈礼是不争的事实。张寿安指出礼学的兴起，“是探讨近世儒学从其哲学形态（理学）转向社会形态（礼学）的重要课题”。嘉道以来兴起的礼学思潮，实际上是将理学形上的性、道、天理拉回到现实中具体行事上的伦理规范和典礼仪节。这也表明刘蓉学术观念逐渐从哲学形态（理）转向社会形态（礼），从形而上的“虚”转向形而下的“实”。这皆是激于时变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