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之学是杨度宪政思想的起点。研究帝王之学把杨度引上政治之路，寻找、辅佐有能力的非常之人成就帝王之业，实行君主立宪，开国会，行民权，以达救国安邦的目的，是杨度政治活动追求的目标。因此，帝王之学对杨度一生影响巨大，从某种程度上说，帝王之学是杨度君宪思想的理论根基。
杨度师从经学大师王闿运六载有余。王闿运授业解惑，传经论文，在帝王之学这一独特的学问上，杨度可以说是其惟一传人。那么，杨度又是怎样接受帝王之学而且对其有所改造和发展的呢？帝王之学究竟对杨度的思想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杨度对王闿运帝王之学的继承和发展
（一）王闿运与帝王之学
简单地说，帝王之学就是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一统天下的学问。被辅之人可以是一国之君，也可以是有帝王之才的其他人。现存史料最早涉及帝王之学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商君列传》中两处提到。一处是景太监询问商鞅何以说中了秦孝公的心思而让孝公欢喜不已，商鞅回答说：“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另一处为：“太始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这里的“帝王之道”与“帝王术”即帝王之学，说的是战国时秦国商鞅欲劝辅孝公统一天下，成就帝业，以比德于夏、商、周三代，而孝公既不进于帝道，也不进于王道，惟对霸道感兴趣。
先秦操帝王术的人。往往学富才高，能言善辩，凭三寸不烂之舌引经据典，纵横捭阖，为其主人出谋划策，帝王之学也因之被称作“纵横之术”；另一方面，他们又大多来自社会下层，多为无地位又贫穷的读书人，他们在诸侯国成割据势力之时，周游列国，了解各国形势，利用统治者之间的利害关系，或合纵或连横，以各种计谋不择手段地攻伐别国。一旦其计谋说服某一国君，得到认可与赏识，便可封侯拜相，富贵显赫，从而达到个人的功利目的。如苏秦、张仪；当然，也有例外。如越国范蠡，便是功成身退的例子。
辅佐帝王成就一番丰功伟业，中国历史上代而有之，数不胜数，然而，像苏秦张仪那样刻意寻求一个可辅之人以成就一番事业的，杨度或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人。领他入门的是他的老师王闿运。
王闿运，湖南湘潭县人，字壬秋，因室名湘绮楼。世称湘绮先生。他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卒于民国五年（1916），经历了中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帝逊位、民国建立到袁世凯帝制自为等各种历史变化的全过程。湘绮先生素不喜程朱理学，而宗崇今文经学，曾用今文学的观点遍注群经，对《春秋公羊学》研究颇深，代表作有《春秋公羊何氏笺》。他提倡通经致用，尤好纵横之计。他曾在自挽联中写道：“春秋表仅成，正有佳儿学诗礼；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
为实施帝王术，王闿运年轻时曾多次寻找可辅之人，这里仅以他在曾国藩幕府时的言行为例。攻打太平天国时期，颇得器重的王闿运曾建议曾国藩与太平军连衡反抗清朝统治，自成帝业，但没有得到曾的采纳。王没有因此失去信心。咸丰死于热河后，为阻止那拉氏垂帘听政，又致书曾国藩，劝其入朝与恭亲王奕䜣一道辅政。遗憾的是王闿运又失败了。一向谨慎自处的曾国藩认为王“若人言语不实，军事一有挫失，渠必横生议论。与其后日失欢，不若此时失欢”，王闿运只得怅然离开曾国藩幕府。这一故事在杨度于日本作的长诗《湖南少年歌》中有记载：“……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先生大笑披衣下……”作为诗作，杨度对其师或有夸饰之词，但游说曾胡，出现在经常同老师同榻而眠彻夜长谈的杨度的诗中，当非平空虚构。
作为一代经师，王闿运文名震耳，学术成就了得，但其功名仅止于举人。自曾国藩幕府返湘后，他专心于著述授徒，80高龄后出任过袁世凯政府国史馆馆长。一生仕途不得意的王闿运，在教书做学问的过程中，并没有忘记他的帝王之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将杨度收归门下，并将帝王之学悉数传给他的这一得意弟子。
（二）杨度对帝王之学的继承和发展
杨度师从王闿运之前，已中举人，有深厚的儒学根底，为日后他透彻领悟老师的帝王术及全面了解老师的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湘绮楼日记》乙未（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七日记载了杨度第一次拜师的情景：“……杨毅生长子承瓒来，‘未几见兮’，已举顺天乡试矣。天真未漓，留谈半日。留宿，云不可，昏暮径去。”“天真未漓”，第一次见面杨度就给湘绮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王闿运对弟子的喜爱之情也透过笔端传给了读者。此后直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杨度赴日本留学为止，其间六年半岁月中，师徒二人或于衡阳东洲书院，或于山塘湾王先生山居，或于舟中，诗文时政，治乱兴衰，无话不谈。《杨度日记》对此有记载：
师论中兴诸臣，曾子早岁、左之中年、胡之晚节，合之可为一完人。
王师论古今材分不甚相远，胡文忠闻一知二，子贡之流，非曾文正所及也。又谓午诒（夏寿田）似曾而余（杨度）似胡，非敢望也，然合手办事，知必有济。
先生与学生纵谈国事，评论时局，分析人物，为的是告诫学生全面地把握自己，有朝一日像曾、左、胡那样施展才干，指挥政事。但是，没有机会，则不可妄动。在《湘绮楼日记》和《杨度日记》中，像“联榻卧谈”“登舟坐谈时变”这样的字眼多处可见，有时师徒二人记的是同一天的同一件事情。这些，足以说明王杨不一般的师生之谊。
王闿运虽然仕途不尽如人意，但因为学术盛名，他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乡村士绅，所谓“湘中四才子”之一。作为王闿运的高足，杨度仰慕王的学识，耳濡目染王的为人处世，为有这样的老师而自豪、自负。正因为这样，杨度在丙中年（1896）“作书与朱太史倬夫谓：湘绮迟暮，潭士未裁，劝其聘王先生主讲昭潭书院”。杨度认为，虽然湘绮师年事已高，但要使湘潭士人具备经世之才，须启用王先生，向太史力推其师。南学会开讲，杨度了解到没有邀请王闿运，“讲学而无湘绮，知其儿戏矣，遂不往与”。老师的形象在杨度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
王闿运研习经学，强调通经致用，躬行实践；他把经与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的帝王之学，一生操帝王之术。术，即权术，指治理国家的方法和手段。王闿运的帝王之学不似苏秦张仪的简单的纵横之术，它是把儒家经典贯于其上，给本来以功利私欲为最高境界的帝王之学增添了一层神圣而正义的光环。他曾以《春秋》为据点评说：如果处世无经术，就是像周公那样的大天才，也治理不好社会。杨度从王闿运那里继承的帝王学就是以经术为外壳的，这些经术思想包含以下内容。
第一，反对宋学，强调《春秋》的变通思想。
王闿运反对以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宋学，认为宋学迂泥，不事变通，主张“务研一经，以穷其奥”，因而治《公羊传》，并推尊公羊学说以教弟子。
杨度直接继承这一思想，反对宋学，主治《春秋》。在日记里，他多次将宋学与《春秋》相比，说宋学“易以愚人”，并要寻求时机将宋学讽刺嘲笑一番。《春秋》则不然，在杨度眼里，《春秋》有通识，不拘泥，不死守。《杨度日记》中有个故事，说杨度之妹杨庄向兄长诉说自己婚姻不谐而有欲归之意，杨度知道二人一为恃才气傲，一为不胜而逞其蛮，叹息自己只能教妹，不能教妹夫，但对于夫妇之道，则认为应笑以处之，夫妇之道苦，则离合以义。接着，杨度将宋学与《春秋》比较：“若宋儒当此，则固结不可解矣。《春秋》于君臣贤曹羁有去之义，来归常事，义绝则去之，无强合之烈女也。自宋学人人深，此论鲜不惊俗矣。”宋学统治人们思想日久，封建伦理纲常已主宰了人们的意志，杨度借用《春秋》变通传统夫妇之道如此，在当时封建婚姻的条件下，亦可算是惊世骇俗了。杨度从《春秋》中得出的变通思想，影响了他后来一系列思想的形成。
第二，经学是拨乱治世的工具。
杨度继承王闿运经学能拨乱治世的思想，把研习经学列为成就帝王之业的必要条件。杨度认为，“不通《春秋》，不知拨乱。越虽有种而无范蠡，汉虽有何而无张良，大乱之世，未见其能从容变法也。”不知《春秋》之人，必是以圣人为宋儒，而“不知《春秋》则不知《通鉴》之非，故宋学易以愚人。求用于史而不于经，未知其大者也”。如果像宋儒那样只看重拘泥于史料的叙述而不用变通的思想去读《通鉴》，没有大局观则不会读懂其意旨之所在，达不到《通鉴》的目的。那么，杨度的大局观是怎样的呢？这从他劝友人改治《春秋》经的一段话中可以略知。他说：“（《春秋》经）以其精于礼，而礼乐必在百年平定之后。今之西人亦已庶富，以无礼教，势将日衰……《春秋》皆拨乱时务之要者也，内外夏夷。六国以后，始有此全球之局……天下日益趋乱，经术将明之世，与前之不明，亦势使然耳。”杨度的意思是说，《春秋》的“礼乐之学”是治世安邦的大学问，有了这门大学问，中国人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就是外国列强也不可怕，因为他们虽然富庶，但是他们没有礼乐，国势定会日益衰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外国人只有物质文明而没有精神文明，国力终究是强盛不起来的。杨度把外夷入侵简单地等同于春秋群雄争霸，从而得出结论：既然世界乱局是因礼乐崩坏造成，那么，帝王之学复兴的时候也就到了，施展个人才华辅佐非常之人定国安邦也就成为可能。
以上这些是杨度戊戌年正月的思想，还颇显简单幼稚。之所以产生上述思想，原因是此时的杨度，已在王门下受业三年，从王治经术，习帝王术，杨度接受的是传统经学外衣包裹着的帝王之学，还没有广泛接触王学以外的东西，还跳不出经学的圈圈，只能用儒家治世的传统礼乐来分析当前局势，规划扭转危机的方法。
第三，居静不动，察时观色的处世法则。
看准时机，静观动态，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则努力使据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而甘学老庄，禅悟人生，去除忿怨，怡然自适。这是帝王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杨度从王闿运那里学到的处世之法。戊戌年三月，杨度在京赶考，当时正是康有为公车上书轰轰烈烈的时候。就谕旨“闰三月大阅火器营、健锐营、神机营及武胜新队于外火器营较场”事件，杨度想向圣上一表自己的忧虑和看法，所谓“余身在此，不能无言”，但考虑到“直言极谏，宜于明主，昏朝以沽名则可耳，不纳则受其殃，止宜曲喻而已”，他特意仿照班扬作《大阅赋》，预将《大阅赋》乞人代奏，但最后还是搁置下来，原因是“先生春暮寄言于余，在京不必是非时政，故作《大阅赋》而不卒献，矧流涕上书哉”。“当此污世，不必为人立名节，不可直言，但不谄耳”，这就是杨度的处世经验。
以上是杨度早期接受王学继承下来的主要关于经术的思想。拨开经术的面纱，可以看到其真正的内核仍是帝王之学。对王闿运的帝王之学，杨度深得其中滋味，有着高度的热情和冲动，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诠释。
唐尧的巢父、许由，越国的文种、范蠡，汉代的萧何、张良，日本的伊藤博文，德国的俾斯麦，从古至今，从本国到外国，这些王者身边的良佐之才，都是杨度倾慕和学习的对象。
对这些辅佐君主成就帝业的人，杨度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与取舍。他说：“尧舜最苦，巢由最乐，余又不愿为伊、吕矣。”据《史记》记载，伊尹、吕尚乃古代著名宰相，为商朝、周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二人皆为隐逸之士，伊尹乃商汤三聘而得，吕尚则为周西伯卜猎所获。杨度不愿仿效他们，原因是他认为既立志为帝王师，辅佐非常之人，就应该采取主动。戊戌五月赴京会试回家途经汉水，他作了一首激情昂扬的《沧浪歌》。诗中，他写道：“山川紫气今何处，我欲一往寻真人。萧曹不足道，管乐何云美。戎衣一袭天下平，重使斯民见伊吕。”他一方面要自己寻找“真人”，一方面又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被有识之人用上，能遇上像商汤和周西伯一样的人，成就伊吕一样的丰功伟业。他说：“余诚不足为帝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道或然与？”他动情地展望前景：“海中三山多玉女，何日来朝汉家主。”
至于如何才能具备王佐之才，杨度通过阅读九流诸子之书，得出结论：“盖王佐之才，不可偏倚，要必巨细必举，治乱殊道，其道高远，固非荀孟所能知也。”“贯通九流，乃为王佐，少贬其道，出于一偏，则伯业可以操券而得。”贯通九流诸子，则霸业可成。
杨度是王闿运帝王学的衣钵传人，他比较全面地继承了王学的宗旨；杨度同时又是一个有着强烈参与意识的政治活动家，也与千百万爱国知识青年一样，关心国家危亡，与思想趋于保守的老师王闿运相比，他更能捕捉到时代的脉搏，迎合历史的潮流所向。因此，杨度在吸收的基础上又对王闿运的帝王之学有所发展。具体表现在：他不是从狭隘的封建帝王思想出发，而是从大处着眼，把帝王之术与国家民族的兴亡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他要用有君主的立宪政体来治理乱世，救国强民。
时局的恶化对杨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外夷的入侵，甲午战争的失利，戊戌变法的失败，《辛丑条约》的危机以及西学的传人，无一不影响着杨度，而新学与西学更是其思想得到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杨度正是在吸收这两种思想与知识的养分的基础上发展帝王之学、形成君主立宪主张的。
这里的新学，是指清末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派的改良思想。杨度在日记中关于新学反映最多的是其对康有为的评价与看法，虽可据资料不多，但从中可以管窥杨度对新学的一些细微的渐次的变化。
有关康有为的最早记载，日记中反映出来的是丁酉年，即戊戌前一年，友人评说杨度自恃才气，藐视康长素一辈人。说杨度自恃才气，或许确有其事，但杨对康的不屑与藐视恐怕与王闿运有关，因与本文所论无关，兹不赘言。但是，对康有为的改良主张，如废八股而改策论，保种救国等，杨是赞成的。对康有为变法维新卓有成效，杨度很高兴：“阅电旨，道府著令专摺奏事，布衣皆可上书。朝政可谓振作。”但他又担心：“然未信而谏，不见能行，此时犹不鸣不飞之时也”，因此，对于康戊戌年的四次上书除认为康敢于直言外，则很不以为然，而对朝廷再度委康以重任，也只是冷眼旁观。
直到戊戌政变六君子被害的流血事件发生后，杨度才改变了对康的看法，称“直言获罪，荣哉长素矣”。戊戌失败以后的政局使杨度认识到还是新政好，“至于复冗员、闭言路、复时文，又不如新政矣”。当一切又回到原来的样子，杨对康的变法发出了赞叹之辞。
由于杨度的亲历与参与（在京时作《大阅赋》），康梁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启了杨度的思想，使杨度认识到在帝王之学之外，在经术和九流诸子之外，还有新的天地。维新变法使杨度第一次跳出王闿运精编的帝王术的窠臼，在思想里注入了新的东西。由此，在对待维新的看法上，师生俩产生了思想上的分歧。在王闿运大儿子王代功所述的《湘绮府君年谱》中曾写道：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正月二十二日，杨皙子来问王霸之别及今日夷务应付之方，府君探本立言，且言夷人之不必为畏。杨意不以为然，而惮于驳难，府君知其意，遂不与之言。二月……杨皙子来言春秋大义，皆新说，可骇，与廖平所言不同，然尤为横议。
西学的传人在近代中国有识见的知识分子中是一件大事。对于王闿运，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西学是什么，但杨度采取的态度却不同，他在日记中两次提到亲自购买洋务书。丁酉年日记：“至书肆，买洋务书数十种”；戊戌十月日记：“数日专寻书肆，买洋务书数十种。”友人张正旸以西学为戒，杨度批评他不应该。据《杨度日记》的记载，庚子（1900）这一年，杨度读过大量的有关西方教派的中外书籍，广泛涉猎西方的宗教、地理、历史、光电、形巧，还提到西国的议院。庚子末，杨度开始学习英文。这些，开阔了杨度的眼界，使他不同于陈规陋习之中，西学——尤其是西方宪政思想——又一次让杨度吸取到了新的养分。
光绪二十八年（1902），杨度不顾老师和妹妹杨庄的劝阻，飘洋过海自费留学，从此开始他在政治路途上的新探索，同时也把植入脑之深处的帝王之学带出国门，期待有朝一日回国来实现他与王闿运两代人的梦想。当然，杨度糅合了西方宪政思想的帝王之学，又难免与其师的帝王之学产生分歧。《湘绮楼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薄暮，二陈、杨郎俱来，问东洋所学，乃欲抹杀君父以求自立，新学有此一派，孟氏咒墨之报也。然必期于流血，则又西洋好杀之习，盖孔释俱有婆罗门，计百年后大有翻覆。
第一次从日本归来拜见老师的杨度，有维新派的君主立宪思想，王闿运并不觉得奇怪，但杨度的激进思想，王闿运则认为是留学的结果。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杨度思想的发展是以时代环境、新学、西学做铺垫的。假如杨度只是简单地继承王闿运的帝王之学，那他绝不会有后来的宪政思想，因为从思想守旧、僵化的王闿运那里产生不出宪政思想。王闿运虽然一辈子治《公羊传》，并以今文经学大师闻名于世，还是康有为的祖师爷，但他“并未能掌握公羊学说变易进化的哲理和紧密联系政治的特点”，“清代今文学复振的生命力，乃在于它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与挽救国家危亡的时代需要密切结合”，这些，在王闿运的帝王之学中是领会不到的。因此，可以说，杨度后来的时代发展观及立宪政治思想，并非源于王，而是源于王学之外的各种学说，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康梁维新派学说与西方哲学和西方宪政思想。当然，帝王之学把杨度引上政治之路，这是不可否认的。如果说，实施帝王之学是王闿运教给杨度的政治目标，那么，宪政思想成熟之后的杨度，则把帝王之学作为实现宪政的手段。在杨度的政治生活中，帝王之学和君主立宪是其左臂右膀，二者缺一不可。
二、帝王之学对杨度的深远影响
王者之师的风范让历朝历代封建读书人钦羡并仿效，他们幻想以自己广博的知识、超人的胆识与颇为自负的眼力，寻找物色非常之人，成就功名。王闿运就是这样一个人，帝王之学的思想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素有才子之称的杨度从王闿运那里继承的帝王之学同样根深蒂固，以至影响到他一生的政治道路的选择，形成他一套完整的君宪思想，并且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坚持君主立宪主张，最后参与并阶段性地主持了一场历史的闹剧——洪宪帝制复辟。因此，可以这么说，帝王之学是杨度思想的起点，先有帝王之学，才有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和帝王之学是杨度宪政思想不可分割的两面。杨度是一手操帝王之学，一手持君主立宪活跃于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的。以下分三个阶段阐述这一点。
第一，科考仕进时期。帝王之学之所以成为杨度思想的起点，首先当然与其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受的教育分不开。读书做官，是中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读书人的信条，是一般读书人的目标。杨度自然也脱不了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普遍想法，读书仕进既是杨度求功名的老路，又是他跨进帝王之学门槛的必由之路。
杨度三次进京参加考试，前两次是会试，后一次是清廷宣布废除科举之后的经济特科考试。如果说第一次参加会试（乙未年，1895）的杨度在思想上还单纯是为了读书仕进，那么，后两次的考试是在师从王闿运以后，谁能说没有糅进帝王之学的成分呢？戊戌会试失败以后，杨度很是沮丧失意，与友人夏寿田游至江亭作《江亭题词》：“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一是叹息自己仕途不如意，一是哀叹眼前没有机会一展抱负，辅佐帝王。
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经济特科考试是杨度的最后一次考试，他以一等第二名中榜。此时的杨度踌躇满志，岂料慈禧竟以一纯属无稽之谈的谗言，不仅不予录用，还把杨度作为新党分子查拿通辑，杨度又一次黯然神伤。
正途求仕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杨度试图从科举做官而后施展帝王之术的事实是不能否认的。杨度以仕进为契机的敲门砖被砸碎了，最后让他看到得以施展才能的不是科第，而是其娴熟的宪政思想，袁世凯等很多不同党派的上层组织者都把他看成是宪政专家。
第二，清末民初为官时期。杨度宪政思想的形成，是以帝王之学为起点的，帝王之学是杨度政治思想的总体框架。杨度从小接受的是儒学教育，保君与忠君的思想早已久存于心自不待言，他以后的政治主张及行为都是以保君主为前提的，只是他的保君主不像康有为的保皇。因为政见不同，杨度既不与保皇派康梁为伍，也不与孙中山等革命党合作，他要自己探索出一条实现君主立宪的道路。光绪三十二年（1906），当慈禧太后下诏预备实行宪政时，杨度又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准备一展宏图，为预行宪政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清帝逊位以后，本没有了帝王，袁世凯欲玩帝制复辟，让杨度再一次兴奋，以为自己找到了非常之人，以为自己的帝王之学与君主立宪主张都可以付诸实施了，后来的筹安会的设立即是为帝王术的具体实施做准备的。他盼望被起用的一天，他对帝王之学有足够的自信。他曾对孙中山许诺：“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他认为他与孙中山所干的事业都是“努力国事”，目的是一致的，至于用什么样的途径，那是个人主张的不同，两无妨碍。对自己的主张，杨度颇有底气。
第三，“洪宪帝制”以后。在袁世凯帝制自为败亡之后不久，王闿运卒于家。杨度挽王闿运联曰：“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杨对未能实施老师的平生之志而抱愧不已。帝制灭亡，杨度打算隐退，在《逋亡杂诗》之五中他写道：“成是侯王败匹夫，到头归宿总蚯墟。帝师王佐都抛却，换得清闲钓五湖。”似乎确要抛却帝王之学了，但在临死前自撰的挽联中，他仍念念不忘：“帝道真如，如今已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杨度1922年履行政治家诺言（刘成寓《世斋堂杂忆》中记载了杨度追随孙中山的事情经过。文中说：“先生曰：‘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诺言。’”先生指的是孙中山），追随孙中山搞民主革命，后来又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仍可看到他的帝王思想对他产生的深远影响。
应该说，在封建专制制度帝王独揽朝纲的情形下，帝王之学有其生存的社会基础，使用帝王之术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杨度处于民主政治已渐入人们思想的近代社会，他奉行的帝王之学已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终被历史所淘汰，杨度也因之成为中国历史上奉行帝王之学的最后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