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就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成因、内容、特点及其在近代中国宪政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全文的要点主要有：（1）探讨杨度君主立宪思想形成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爱国精神的激发、国内外形势的推动、“帝王之学”的熏陶、个人人生经历及其性格的影响。（2）阐述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的具体内容及特点。其主要内容有：主张建立责任内阁制，实现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责任政府；主张召开国会，这是改造政府的唯一武器，国会由人民组织，并代表人民行使各种职权；主张制定宪法，伸张国会的权力。杨度准确地抓住了君主立宪的三个标志即责任内阁、国会和宪法。其思想的主要特点是：注重国情分析；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英雄救世。为了进一步了解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精髓和特点，本人特将他分别与保皇派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和革命派宋教仁的政党内阁制思想进行了比较。（3）对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进行总体评价。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推动了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进程，尤其是他首倡责任内阁制，对宪政思想的发展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在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其理想不失为一种比较现实而可行的政治模式。当然，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杨度把君主立宪主张直接效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是不可取的，他自身也没能放下封建思想的负担，致使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比较肤浅，前后矛盾，这是他无法克服的。
我们在评价杨度这样的人物时，应当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对他进行评价，本文既不溢美，也不贬抑，而是将他的功过是非进行一分为二的评判。
绪 言
（一）、研究的意义
近代以来，随着中西冲突的加剧，中国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中国的现代化无可避免地提上日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始于晚清，至今也未最终完成。这一过程中，一个最重要的必然结果和必然条件就是政治民主化。在晚清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要由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上层建筑取代封建的专制制度。杨度是“政党内阁制”的首倡人，他在清末民初的思想与活动曾引起当时人们的密切关注，在社会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是他提出的“君主立宪思想”推动了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进程，为中国近代宪政思想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重新认识和研究杨度的思想，会对今天的政治民主化建设大有裨益。
杨度（1875—1931），是我国二十世纪初涌现的著名的政治人物。他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曾经起过不同的作用。早年主张革命排满，后走上君主立宪道路，1908年进入清政府任职，民国后拥护袁世凯称帝，1918年转赞孙中山革命，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历程曲折复杂。他的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黑暗中摸索救国真理，直至找到马克思主义的艰难历程，具有典型意义。
（二）、研究的现状
杨度一生极具传奇色彩。因此，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莫衷～是。因为他曾是“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有人称他为帝制余孽，或者目之为投机善变。也有人因他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为一个高尚的、纯粹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共产党人。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杨度研究的不多。近年国内对他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他的思想转变。史学界对他的君主立宪思想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其一是完全否定，认为是逆民主潮流的反动政治思想，毫无进步可言。其二是分两个阶段来评价，认为1908年十月在他进入宪政编查馆或辛亥革命之前，是一个出色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宣传鼓动家、民党领袖，对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提高人民民主觉悟均有促进作用，其君主立宪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性。而在辛亥后则站到了民主共和的对立面，成为清政府的御用官僚，起着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作用。其三是认为，从1902年到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其君主立宪的政治理念是一以贯之的，只是前后政治倾向稍有侧重。辛亥前，他倾向于英国君主立宪模式，辛亥后民初社会的“典范危机”的失序混乱时势，他倾向于日本的立宪模式，企图以国家、君主之绝对权威来整和失序的混乱社会。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他的宪政思想是代表清朝统治集团中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新派人物中的政治思想。
我认为，要公正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及其思想，应该把它放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杨度处于中国由封建专制走向近代民主化的时代，他和近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追求国家民主化。但在中国宪政民主的路径选择时，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答案。梁启超热衷于“开明专制”论，杨度倡导“君主立宪论”，孙中山提出了“民主共和”论，宋教仁力行“政党内阁制”。其实，不管是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在国家政体架构设计上有什么不同，但他们的追求其实是～致的，即都指向国家的民主化目标。简单地说就是从君主专制国家形式向民主政体转化。本文试图从中国近代化发展进程的角度，采取对比分析的方法来探讨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的价值和地位。
（三）、文章结构
本文正文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探讨杨度君主立宪思想形成的原因。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即爱国精神的激发、国内外形势的推动、“帝王之学”的熏陶以及杨度个人经历和性格的影响。
第二部分 阐述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主要内容。具体表现为：主张建立责任内阁制、主张召开国会、主张制定宪法。
第三部分 对比梁启超、宋教仁等人的思想，分析异同，总结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特色，即注重国情分析；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英雄救世。
第四部分 评价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作用。积极的影响概括为：推动了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进程；丰富了中国近代宪政思想；提出了较现实而可行的政治模式。同时也存在历史的局限性。
一、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成因
从晚清到民初的这一段历史，是中国历史上封建时代走向终结的时代，也是中国开启现代化的一个历史巨变期，是“三千年来之一大变局”。封建时代中国社会的积弊在这个时期来了个总爆发，国力贫弱、民族危机、社会失范……封建时代的维系力已经达到了几近崩溃的极限。这个古老的民族在不断地寻求自己的出路，因而种种新的思潮纷纷涌现。杨度就生活在这一风云变幻最剧烈的时代，他的思想和政治行为便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任何一个人思想的形成，不外乎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杨度也不例外。具体而言，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形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爱国精神的激发
青年时代的杨度，是一位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他与同时代的许多充满爱国之心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痛感清廷腐败、国事衰危，使中华大地呈现出一片“极目斜阳衰草”的颓废景象。为实现他的报国之志，杨度积极投身于救亡浪潮，曾上书清廷，请求参加甲午抗战。后又学习维新派介绍到中国来的新学，想从中探求出一条有效的救国之路。1902年和1903年，杨度两次浮槎东渡留学日本。这期间，杨度曾满怀豪情地写下这样的诗句；“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便观意气能始终”。此诗既是对湖南青年的激励，更是对全国青年的极大鞭策。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不仅在留日学生中广为流传，而且在国内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日本，杨度亲眼目睹了日本工业的兴盛和国民生活的安定幸福，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三十多年前所进行的明治维新，这给杨度的触动很大，也使他对国事的关注进入了一个理性思考和实践阶段。他决心潜心研究各国的宪政，为中国设计一个美妙的蓝图。杨度得出救国的最佳方案是实行君主和立宪政体这两种互相冲突的体制糅合起来的君主立宪制，达到中国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声称：“非立宪不足以救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之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有谓定于一也。救亡之策，富强之本，皆在于此”。
杨度把这满腔的爱国热忱投入到实际行动中。1902年10月，他与东京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辩论中国教育问题，提出“和平而不进步，不如骚动丽进步也”。主张效法日本实行维新，以图富国强兵、社会进步。11月，杨度和杨笃生等人发起创办早期留日学生刊物《游学译编》，杨度作序，介绍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号召留日学生群起救国，以“由此而追他日之日本，他日之西洋，长此焉以致于无穷，则今日之老大与幼稚号我者，我等虽长奉之以为达尔文所谓进化之代名词可也。”可见，在日本期间是杨度君主立宪思想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
其实，在杨度的一生中，他始终对于祖国都怀有一种深厚的热爱之情，正是在这种爱国热情的驱使下，他才能够不断地探索救国之路。
（二）国内外政治形势的推动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国内外形势有很大的变化，下面就分两个阶段来看杨度的认识过程。
晚清宪政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中日战争，是对西方议会和立宪政治的初步了解时期；1895年甲午战后到1904年臼俄战争，是对西方立宪政治的深入探讨时期；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到清末预备立宪期间，是对西方立宪政治的全面倡导时期。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在政治观念上给中国人以极大刺激，“大哉！日俄战争，岂非天意，所以示其趋向而启中国宪政之萌者乎？彼俄之见血衄于日也，非俄之败于日也，乃专制国败于立宪国也。”10年前的甲午战争，立宪的东洋小国日本打败了专制的中华帝国，10年后立宪的日本又挫败了专制的沙皇俄国，所以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日俄之战实际上是立宪与专制政体的交锋，尤其是俄国战败后，国内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沙皇政府被迫宣称改行立宪，从而更激发了中国人的立宪情绪。统治者上层人物如袁世凯、端方、张之洞等也上奏清廷呼吁立宪。1906年清廷颁布预备立宪诏书，立宪的帷幕已经拉开，立宪已成了时代的主流。这种形势不能不对杨度产生深刻的影响。杨度进一步认识到“立宪政体”是中国救亡图存唯一的道路。为了救亡图存，杨度指出，中国今日所处之世界为“野蛮世界”，列强皆为“经济的军国主义”，它们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势力、军事势力对外侵略，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各国之中国”。中国欲与列强竞争，有优胜无劣败，也必须变成“经济的军国主义”或“金铁主义”。而欲成一经济的军国，则不可不“变吾专制国家为立宪国家，变吾放任政府为责任政府”。要使中国变成一个与列强并驾齐驱的经济军事强国，先决条件是变革政治制度，使专制的封建国家成为立宪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就国内而言，杨度认为，中国危机深重，立宪可以争取人心和稳定人心，扩大社会各阶层人民政治热情和对国家现政权的效忠，从而形成君民一致的团结精神，只有这样的群策群力，才能摆脱民族危机，只要有了西方的议会政治，中国的富强就指日可待，民族危机就会消弭。
立宪有民主立宪和君主立宪两种，中国应当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杨度认为二者性质一样，没有优劣高下之分。首先，他认为两种立宪国家的国民程度相同，国民所得幸福之多寡同，国民的自由权利虽然有异，但其“异”表现在宪法的规定上，不是表现在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上。宪法规定的人民自由权利完全是人民奋起争取的结果，而非国家元首赐予，“故吾人之所问者，不在国体而在政体，不争乎主而争乎宪。”为国体是君主或民主、国家元首为皇帝还是总统而争斗没有必要，关键在于变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使宪法规定人民更多的自由权利。其次，既有宪法规定，元首“皆不能于法外为善为恶，实无择别之必要也”。世袭的君主，选举的总统，皆受宪法制约，不能胡作非为，实在不必加以选择。因此，他断言：君宪与民宪“无可分之高下，惟各据其国之情势而定之”。
杨度进一步分析，以中国的情势，实行民主立宪有两大困难。一是满蒙回藏人文化程度极低，影响国家强盛，而文化同一的唯一条件和标准为汉语，若实行民主立宪，“于蒙回藏必仍固有之君主、固有之政府而后能行之”。二是汉人兵力不及蒙回藏人，若汉人组织共和国家，蒙回藏人必然因持民族主义而闹分裂，其时新政府无力制服各族，蒙回藏必为列强所并，其影响所及，将会造成汉人之国灭亡。所以，“欲保全领土，则不可不保全蒙、回、藏：欲保全蒙、回、藏，则不可不保全君主，君主既当保全，则立宪亦但可言君主立宪，而不可言民主立宪。”其实他的理由缺乏根据，主观臆测性居多。他片面地强调了蒙回藏各族人民文化程度在祖国统一中的作用和他们的离心力，低估了他们希望祖国统一的向心力，结论是建立在不坚实的基础之上的。辛亥革命后共和国的建立，并没有出现杨度所预料的结果，便是很好的证明。
此外，杨度赞成君主立宪还有两个理由。其一，无论君宪、民宪国家，国会在事实上都掌握着国权，因此，在“发达国民之目的”上，二者无异，“欲多用其力以去君主，亦诚可不必”。其二，中国情况特殊。别国立宪后，阻碍国民发达的除君主外，还有势力强大的贵族。中国封建社会久废，无有贵族，国民发达之易，甲于世界各国，“尤不必以君主一人之故，而牺牲全国人民以敌之，贻国家以危害”。在此，杨度看到了君宪和民宪发达国民目的的相同的一面，同时也夸大了中国实行立宪阻力特小的一面。诚然，中国的贵族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可是，这并不等于立宪阻力仅仅来自君主和政府当权人物。事实上，皇室及满蒙王公还存在，而封建阶级和各级官僚更不可轻视，近代中国萌发的一切生机皆为他们所遏绝。杨度看不到这些，自然产生立宪容易的错误认识。
1907年1月，杨度在东京创办《中国新报》，宣扬召开国会，实施宪政。该报陆续刊载了《金铁主义说》、《〈中国新报〉叙》、《〈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附识》等文，系统地提出了扩张民权、设立政党、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等君宪救国主张。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革命洪流已成不可阻遏之势，原本主张君宪救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动摇转趋革命。而杨度却仍对君宪救国一往情深，将实现君宪救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甚至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以后，杨度成为众矢之的之时，他仍然坚持：“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由此可见，杨度对君宪救国理念坚定而不可动摇。
民国初年，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力倡君主立宪政体，先撰《君宪救国论》，后组筹安会，成为鼓吹君主立宪的中坚。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杨度在共和立宪政体确立四年之后又重提君主立宪说昵？有的论者简单地归结为袁世凯的“指使”、“授意”。有的认为是杨度为了个人的权势。就我个人来看，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对民国初年政治形势分析的结果。
杨度在1915年4月所写的《君宪救国论》一文中有这样一个对话：
客有问于虎公（杨度自号——引者）曰：“民国成立，迄今四年，赖大总统之力，削平内乱，捍御外侮，国以安宁，民以苏息，自兹以往，整理内政，十年或二十年，中国或可以谋富强，与列强并立于世界乎？”虎公曰：“唯唯否否，不然。由今之道，不思所以改弦而更张之，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欲为立宪国亦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
我们先来看看杨度是如何分析在“共和”之名下中国将“强国无望、富国无望、欲为立宪国亦无望”的。
“强国无望”。虎公认为：（1）强国以军事为重，“军事教育、绝对教育、极重阶级”。因此就需要强调“节制谨严”。举例如德、日“能称雄于世”，就是因为实行君主立宪，而法、美却因为实行了共和，导致“能富不能强”，其原因是无法“节制”军队。由此得出结论：“故共和必无强国，已成世界之通例。”（2）中国民众“程度甚低”，缺乏国民教育。在君主时代，当兵的尚且知道为“皇家出力耳”，而现在共和下，士兵便不知道为谁效命了。“故民国之兵，求其不为内乱足矣。”军队如此，强国无望。
“富国无望”。虎公认为：“富国之道，全恃实业，实业所最惧者，莫如军事之扰乱。”而民国以来，战乱频仍。“实业现象，求如前清末年十分之五而不可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战乱”局面呢，他认为，从二次革命后几乎每年一次爆发竞争大总统之战乱，战乱之由，来自“共和”之制。因此，“共和”制下，富国无望矣。
“欲为立宪国亦无望矣。”虎公认为：（1）“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道）德常识。”而当时中国民众“程度甚低”，显然缺乏道德常识；（2）共和伊始，名为共和实为专制；（3）“共和决不能成立宪”。总之，中国要成为立宪国必去“共和”制富，否则，欲为立宪国无望矣。
既然“共和”会导致上面的残酷局面，当然就要予以摒弃。而什么可以使中国富强呢？虎公认为，“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因此，在杨度看来，要使中国避免三个“无望”，非“立宪”一途莫属了。杨度还进一步分析了“立宪”的近代意义。他认为，在德意志、日本，之所以能使富强局面继续下去，就因为实行了宪政政体，国家有一定的法制，“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这样，“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可见杨度追求设计法制建设下的政治架构，来保证社会的进步，这是很有近代意识的。如果近代仁人志士包括革命派人物也能在这方面下工夫去探索并实践，真正建立“宪政”政体于近代，那么民国也许确实不会如此令人失望。但杨度所说的“非君主不足以立宪”，则是完全违背历史潮流的。因为，我们在承认近代中国积弱局面、国民程度甚低的现实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皇帝毕竟己被推翻，帝制毕竟已成垃圾。要再捡起龙袍扶起龙椅，必忤逆历史和民众，被全国人民所唾弃。尽管当时“共和”也许只是个名份，但“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纵令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象尧舜那么圣贤，象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象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现实即是如此，被杨度视为“非常之人”的袁世凯踢开国会，废除《临时约法》，也不搞什么宪政，而是野心膨胀，做起皇帝来，最后导致了民国的支离破碎。从这点上看，作为理论的始作俑者，杨度难辞其咎。
第二，是基于对中国国俗民情的认识和判断。
在洪宪帝制前，杨度无论在文章、谈话或在筹安会宣言、通电中，都一再强调共和立宪政体不合中国国俗民情，适合中国国俗民情的政体只能是君主立宪。在发起筹安会宣言书和通电中都这样指出：“我国辛亥革命之时，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俗民情之适否，不及三思。”在191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这样指出：“共和成立太骤，并未听国民之自由研究，而以少数人之武力成之，实于我国历史及国俗民情甚多不适，将来能否维持永久，若不能维持，将有何等祸乱，皆为极重要之问题。”
这里，杨度既认识到辛亥年间，在革命的推动下，在当时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特殊历史条件制约下，在推翻以满族为主体的清王朝统治后，建立共和立宪政体的不可避免性，又指出了在近代中国国俗民情下建立共和立宪政体不能持久性。这种看法是颇有见地的。
在杨度看来，中国的“历史与国俗民情”不适宜在中国实行共和立宪政体。杨度所认识的中国国俗民情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国民文化素质低下，国民普遍缺乏民主意识，缺乏参与政治意识。
杨度认为：“中国人民程度甚低。……今虽去有形之皇家，代之以无形之国家，彼不知国家为何物，无可指实，以维系其心。”又说：“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道）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耳。”
20世纪初年，中国绝大多数国民缺乏文化教养，缺乏民主意识，缺乏参与政治的意识，这的确是中国的民情之一。而文化素养的提高、民主意识与参政意识的提高，不是一两次暴力革命所能奏效的，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不断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准才能实现。因此，杨度的这一认识是比较客观的。
其二，“定于一”的传统观念。
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历史的国家，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一切政事定于皇帝一人。“定于一”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是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说教的概括。“定于一”的政治思想，是经过几千年来的潜移默化，在国民思想中形成了的观念。这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破除的。民国初年，在国民“定于一”的观念之上确立一个“三权分立”的体制，无疑是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因此杨度强调，只有顺应国民“定于一”的观念，建立“定于一”的君主立宪制，才能达成“国本既立，人心乃安”。
其三，“思安望治”观念。
杨度认为，中国老百姓有强烈的“思安望治”观念。顺应“思安望治”观念，国家政治体制上必须采取“君主立宪制”。他说：实行共和制，竞争国家元首，“国家永无安宁之日”，“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予以为不改君主则已，一改君主，势必成立宪。共和之世，人人尽怀苟安，知立宪亦不能免将来之大乱，故亦放任而不为谋。改为君主以后，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易而成者，非将宪政实行，无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安定国本之法，则除立宪又无他术。”杨度注重“思安望治”的民心，企图通过君主立宪政体，既结束封建专制统治，又避免共和制下因竞争总统而带来的战乱，此种考虑不能说是毫无道理的。杨度当时还预言，如果中国不改共和政体，那么，“此中国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必致数年一次”。这一预言为以后的历史证实。袁世凯帝制破灭后，中国虽然维持了形式上的“共和”政体，然而各派军阀集团为争夺大总统职位，内乱、战争频频发生。
杨度从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从中国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比分析中认识到：中国不宜实行共和立宪制，较宜实行君主立宪制。尽管其中的分析有不当之处，但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事实上，民国以后三十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既然如此，作为当今的史学工作者，如能冷静地思考历史，我想不会全盘否定当年杨度君主立宪政治主张，至少对他的救国动机和从国俗民情出发研究问题这两点不应全盘否定。
（三）“帝王之学”的熏陶
杨度早年师从湖南名宿王闿运先生。王先生是近代卓有盛名的经学大师和诗文大家，怀抱“帝王之学”，注重通经致用。杨度为先生器重，成为他授受“帝王之学”的第一个人选。什么是“帝王之学”？说简单一点就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学。在辅佐“非常之人”时，设计非常之谋略，建立非常之功勋。崇尚这种学问的把它称作“帝王学”，可是自古以来多称其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的。“帝王术”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史记•商鞅列传》的赞语之中。司马迁在评价商鞅的为人时说他是“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从这些话中可知，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术”的内涵至少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进取不由正道。（2），所推行的学说未必是他所相信的。（3），重术不重德。（4），刻薄寡恩。这些描述说明“帝王术”完全是一种工具理性，没有终极关怀，因而把它定位为“术”是很恰当的。王先生自己也有对“帝王之学”的解释。其大概意思是：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集古往今来一切真才实学为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同声息”。“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厕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书妙策，乘天时，据地理，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取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环字，功标青史。王先生的这番宏论，理想化地概括了传统体制下知识分子从政的道路。
杨度作为王闿运“帝王之学”的嫡传弟子，深受其师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济世报国的思想。因此，他在大半生中，全身心地痴迷于帝王学的研究和实践，执著地追求那“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的人生理想。”在当时各色人物中，他盯上了袁世凯，认为救中国于水火非袁莫属。在杨度看来，袁世凯就是中国的“威廉”和“明治”，他自己则充任中国俾斯麦和伊藤博文了。1908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袁的交好纷纷疏远、回避，杨度自认为是匡时济世的谋士，预料袁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乘机“烧冷灶”。奔走于彰德与北京之间，为袁通风报信，出谋划策，共图东山再起，颇受袁氏的信赖。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曾一度对称帝表现得信心不足，为实现自己的“帝师”梦，杨度又不借违背自己初衷，与民意背道而驰，大倡帝制，成了洪宪复辟的急先锋。尽管杨度施展出了浑身解数，可洪宪帝制还是失败了。因此，杨度的“帝王之学”可以说是收效甚微了。
（四）个人经历和性格的影响
杨度一生极具传奇色彩。湖南湘潭人，原名承瓒，字子，后更名度。二十中举人，是著名学者王闿运的得意门生。1902年和1903年两次赴日本留学。他为人热情活跃，交游广泛，其寓所有“湖南会馆”和“留日学生俱乐部”之称。1905年7月，他与孙中山相晤，并将黄兴介绍给孙中山。随后，他当选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又与梁启超过从密切，并为清五大臣考察宪政撰写报告蓝本。接着创办《中国新报》，自任总撰述员，组织过政俗调查会，自任会长，积极鼓吹君主立宪。后来由于张之洞、袁世凯联名奏保，他便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宣传立宪，主张“开设民选议院”。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杨度成为袁世凯利用的重要棋子之一。他和汪精卫发起成立“国事共济会”，不久被袁世凯任命为学部副大臣。当南北议和时，他俨然以会外要员的身份积极斡旋。袁世凯以赞成共和为名而行攫取政权之实，杨为其四处奔走。当黄兴等邀约杨度参加国民党时，杨度又以“取消政党内阁”为条件，拒绝加入。以后，杨度被袁世凯任命为宪法委员会委员、参政院参政、国史馆副馆长等职务。1915年，杨度“承极峰（指袁世凯）之旨”，先撰《君宪救国论》，后组筹安会，大肆鼓吹帝制，为袁世凯称帝出谋划策，及袁帝制失败后死去，他作为“帝制祸首”被通缉。至此，杨度才基本上结束了为君主立宪而鼓吹奔走的政治生涯。
杨度避居天津、青岛后，潜心研究佛学。1917年5月，他曾派代表与张勋召开的第四次徐州会议，对复辟帝制有所谋划。当张勋拥溥义复辟时，他又发表“江电”再次反对。1918年9月底，他又在上海发出公电，陈述解决南北纷争的三项主张，放弃君主立宪的调头，对共和政体提出了具体建议，并向广州军政府和孙中山等表明了态度。“五四”运动以后他和李大钊等进步人士交往。当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他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往返于京、津、保、沪之间，出入于北洋军阀曹锟等人幕中，以纵横捭阖之术，为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而努力。其间，他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的活动，积极营救被军阀逮捕的《京报》社长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长林自水。
1927年，杨度曾尽力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李大钊。1928年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初移居上海，以上海帮会首领杜月笙的“清客”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参加了中国互济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1931年逝世，终年五十七岁。临终以前，他留下了批判自己错误、坚信美好的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气概的自挽联：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从一个意气风发、爱国救世的革命青年，变为策划洪宪帝制的“筹安会”祸首；又从“帝制余孽”演进为孙中山的追随者，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经历的道路，个人政治思想的变化，反映了我国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黑暗中摸索救国真理，直至找到马克思主义的艰难历程。
杨度的个人经历极其复杂，这影响到他个性心理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一般来说，以洪宪复辟帝制失败为界，杨度的人格可以分为前后两个迥然相异的时期。前期的杨度是一个具有多重人格的矛盾复杂体。一方面他具有强烈的爱国倾向，努力探求一条行之有效的救国之路，这就形成了他积极向上、入世有为的人生观。另一方面，他作为封建社会末期的一名知识分子，仍然无法摆脱功名仕途的迷恋和策士之术的诱惑，这就形成了他热衷功利、注重得失和自命不凡、英雄救世的价值观。在《湖南少年歌》中，他即以华盛顿、诸葛亮自比：“救世谁为华盛顿，每忧同种一书空。群雄此日争追鹿，天地何年起卧龙”。他错误地将西方的政治进步、文明开化、国家繁荣，归之于卢梭、孟德斯鸠、达尔文、华盛顿、俾斯麦等少数杰出英雄人物，进而认为中国人的智识低下，必须通过杰出人物来挽救世风、陶铸新的国民。“因思古今社会风俗，其能致一时之醇美者，必由于二三君子，以道相规，以学相励，流风所及，天下效之，以躬行为之倡，而因以挽一世之颓俗。”这种英雄救世观念的演化和发展，使杨度一向自视甚高，恃才傲物，形成了色彩浓厚的个人功利主义。就连与杨度颇有交情的梁启超也说他：“颇有野心”。这种“野心”即含有一种贪图显贵、光宗耀祖的市侩趣味，又体现了旧时代一般士子通过博取功名、建立功业而名垂青史的虚荣心理，这或多或少地成了他政治生涯中的一种个人目标。另外，从文化渊源来看，杨度还具有“好为王师”、“代圣人立言”和图报“知遇之恩”的策士思想，形成了他人格上的依附观和效忠观。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清末民初，支配杨度政治生涯的既有崇高的爱国思想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还有卑微的功利主义、愚忠的依附观念等，这些都导致杨度在理论和实践上成为君主立宪的一个重要鼓吹者和组织者。
二、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主张建立责任内阁
杨度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受了君主立宪思想，1907年，他在日本创办《中国新报》，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他在《中国新报》第一号至第五号连续发表了长达14万字的《金铁主义说》，这是他早期最重要的一篇政论。提出了“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学说，倡导政治革命，对西方的国会制、责任内阁制、人民的自由权利等介绍非常详尽，指出“人人可为权利义务之主体”。虽然显得有些乱，但还是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中国人所认识到的宪政思想提供了线索。他的理想是：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金铁主义（对内——富民对外——强国）。具体途径为：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政党。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国会。可见，杨度在《金铁主义说》这篇文章中列举了责任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对内要实行富民政策，以工商立国，就是要有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还要扩张民权，要有自由平等，成立政党作为国会的支柱。对外要实行强国政策，以军事立国，对外交涉要保护国家的权利。这是改良派看到列强侵华的危机之后，为了适应世界前进的潮流而提出来的改革方案。概括来说，杨度的改革方案就是要改造不负责任的政府成为负责任的政府，办法就是召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
实行责任内阁制，政府负责任，君主无责任，在清末已成为君宪国家的一项重要政治原则。杨度非常重视，说：“政治革命之目的，则以改造责任政府为其惟一之目的”。因为责任政府“以发达人民为务”，有了责任政府，即可民富国强。如政府不负责任，国会便对它进行弹劾，加以改造。
何谓责任政府？杨度说：“所谓责任政府者，对于人民而负责任，非对于外国而负责任”。他还进一步阐明责任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在立宪国里，“人民之有政治上自由者，则必能以人民之自由意思组织政府，编撰法律，以保护各个人之生命财产，而政府即以此法律，而实行于人民之间。在形式上虽若政府为治者，而人民为被治者，然政府者人民之所立，法律者人民之所定，政府乃以此而治人民”。因此，政府“对人民负不得不冶之责任，负不得不保护之责任”。
关于责任政府之责任，杨度把它归纳为两种。一为违法之责任。“凡国家各部之编制及权限与人民之权利，定之于宪法者，君主有不可违反之义务。”也就是说君主应遵守宪法，若君主违法，大臣当谏，谏而不听，则必辞职。这样，“违法之制令终不得行，而君主无伤，宪法亦无伤也。若大臣恋禄而徒乱命者，则国会劾之，永不得复立于朝。”二为失政之责任。立宪政体之精神，在于发达民生，增进国力。君主所发制令，必须合乎这一目的，否则，大臣应任其辅弼无状之责。
中国的政府与立宪国家相反，它是专制政府，“非以人民之意思所组织而成者”，对外为“送礼之政府”；对内“为偷钱之政府”。“升官发财以外，百事非其所管”。一言以蔽之，曰“不负责任之政府也”。希望如此政府发达人民，保护国权，根本不可能。杨度的揭露十分深刻。但他又把清政府的“放任”错误地归咎于“中国人民之放任”。还说什么中国的君主、政府、督抚无一人能负责任，即无一人敢拥权力。人人可自取权力，可惜人民竟不拾取。完全把“负责任”与“拥权力”混为一谈了。封建官僚皆视权如命，正因他们拥有权力，才敢于“不负责任”，也不允人民有丝毫权力。说人民可以随意取得权力，纯粹无视现实。尽管如此，他的立论宗旨还是在于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权力，扩张民权，以便打倒专制政府，建立立宪的责任政府，仍有其积极的一面。
（二）主张召开国会
杨度在《中国新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宣传君主立宪的文章，主张速开国会，国民自己负起立宪责任，反对开明专制，也不赞成由清廷立宪。他认为清廷是放任不负责任的政府，中国的前途应该寄望于人民。但他反对暴力革命，倡导政治革命，认为清廷是最易推倒的政府，舆论的力量就够了，以国民的能力促成清廷的倒台。杨度的君宪论“虽欠正确而意态温和，文辞婉约，不急不徐，引人入胜”，当时有不少人为他所吸引。近百年后再回头看他的这些主张，我们难道有理由认为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他的政见是一点价值也没有吗？
杨度说国会是国民选举代表以议国政的机关，它与立宪制度互为表里，“非立宪之国家不能有国会，而非有国会之国家又不成为立宪”。因此，“中国今日欲取不负责任之政府改造之为一责任政府，其唯一之方法，必在开设国会也。”也就是说，“国会者，改造政府之武器也。”
国会最重要的本质“在于人民参政权”。应当以人民组织之，能够代表人民。其职权包括改正宪法及附属法令、上奏、会计监督、制定法律、发布命令、质问、建议、接受请愿、国会内部自治各项，总之，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监督机关。有了它，就可以解决一切之政治问题。
立宪国家的内阁与国会缺一不可，但相较而言，国会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有了国会，才能监督政府，使政府负责任。召开国会，是人民的当务之急。
与其他立宪派人士不同，杨度不是泛讲预备立宪，而是以召开国会号召天下。他看到1906年朝廷不费任何气力便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无成效，从而认识到“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且立宪范围甚广，若事事注意，结果必致一事不办，故必须于诸事中“择其至重且大者，以专注之力而主张之”，这就是开国会。其事简单，一目了然，“以此唤起国民之政治思想、责望政府要求权利之心，必较为速”。此外，还可以此测验政府“有心立宪与否”，使利禄之徒尽露鬼蜮之形。经过几番努力，其事必成，此事既成，立宪也就自然实现，这是救国的唯一办法。要不要国会，是真假立宪的试金石，杨度大声疾呼召开国会，确实抓住了立宪最主要的东西。
杨度号召开国会，在内心深处还有一个不便公诸于众的原因，此即利用号召开国会与革命派竞争势力。1907年他致函梁启超说：“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人明白者甚少，……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革命排满’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其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革命派与立宪派同属一个阶级，所抱宗旨相同，只在政权组织形式和所持手段上有差异，二者本应结成同盟军，集结本阶级力量，分别从不同方面发挥各自的作用，共同向清政府进攻。杨度却把号召开国会用以与革命党竞争势力，充分说明其派性严重，一味考虑本派的发展，置整个阶级的利益于不顾，这只能加深两派的分裂，不能促进联合。不过，当时两派人对此问题都不能正确对待，也不应只责怪杨度。
对于要求召开国会能否实现，杨度是充满信心的。首先，他认为政治革命的对象在政府而不在君主，如果人民发动起来，政府便抵挡不住。且开国会对君主有利，阻力在君主方面极小，比民主立宪要推倒君主易于达到目的。其次，要求开国会所恃之“武力”主要为舆论，其次为兵力，只要全国舆论一致，政府势必投降，万不得已而使用兵力时，由于不推倒君主，兵力也仅仅起警告政府的作用而已。比较民主立宪单纯使用兵力要省力得多。而且民主立宪因其推倒君主可能招致外国干涉，要求国会则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杨度说国会是“代表人民”的机关，究竟代表哪些人民？这从他的选举主张中可以窥见。他明确地宣称：主张限制选举，反对“人人平等”的普选制，选举权只能给“有身家知识者”，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入国会、谋国事。大多数“至贫无学”的人民不会监督政府，不配有选举权，他们进入国会只能“害国家”，改造政府后能使他们“自存”，也就问心无愧了。因此，不能为他们争选举权。选举权只能“为全国中一部分人之利益”。在此，他完全剥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选举权，而又没有讲清理由，十分武断。他所讲的“有身家知识者”主要指的是资产阶级，也包括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内。因而其要求的国会首先是资产阶级的国会，而这也就是杨度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同时也说明他歧视害怕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偏见。
1907年10月，杨度回国奔丧。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湘绮作过修改后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的先河。当时的《东方》杂志说“国会请愿，首为国民发未伸之意者实为湘人”。
杨度不仅大造开国会的舆论，还在北京设立了宪政公会支部，号召三年召开国会。这一年梁启超的政闻社被禁止后，他继续在京城宣扬立宪、伸张民权。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预备立宪时间表，以九年为期。杨度因此备受海内外舆论的攻击，虽然他公开声明对此他“未尝参与一字”，但他又为君权特重的规定作辩护，结果为立宪派、革命党双方所不容。在以后的国会请愿运动中他就销声匿迹了。袁世凯被黜后，他在朝廷也失去了靠山。
（三）主张制定宪法
这一思想是杨度从中西方法律的对比分析中提炼出来的。
首先，杨度认为制定法律是实行宪政的关键和基础，因为“法律者，与天下共守之物”。“文明各国，事无巨细，事无常变，政无废举，皆一轨于法”。在杨度看来，君主只不过是国家的政治机关，是个执行者。“文明国之法律，其必以个人为单位，盖天生人而皆平等，人人可为权利之主体”。“立宪之国，人民以法律限定其君主机关之权，君主有不可违反之义务。”
杨度对“天赋人权”思想的接受，对法律与宪政关系的阐述，决定了其在清末礼教派与法理派展开“礼法之争”中的立场。所谓的“法理”不是现代的法理学，而是指“法律之原理”。这是杨度给的定论，他认为：“现世界法学，自十七世纪以后，法律皆有共同之原理、原则。”1910年，杨度以宪政编查馆特派员的身份，到资政院演说，阐述修改《大清律例》的理由和制定《大清刑律》的宗旨，公开支持法理派的主张，支持用西方刑法思想来指导《大清新刑律》的修订，由此将“礼法之争”掀起了一个高潮。杨度在《论国家主义与家族智育的区别》一文中，坚持认为：旧刑律的基本精神属于落后的家族主义，与预备立宪的宗旨，与世界法学原理不合，必须修改。而新刑律的规定与国家主义日近，与家族主义日远，与世界各国的法学发展趋势相合。旧律中，家族主义占十分之八九。如果不改变这一现状，无论是颁布宪法，改革官制，都是一纸具文。杨度的基本理论依据，是他对中西方法律的基本精神的抽象概括，即西方法律的基本精神是国家主义，而中国传统法律基本精神却是家族主义。采用家族主义的最大危害，是个人只对家长、家族负责，而不对国家负责，这实际上分割了国家的权力，由此造成了国家的贫弱。其次，杨度采用国家主义的立法理论进一步论证宪法的重要性。他认为，君主立宪就是制定宪法以限制君主的权力，无宪法就无所谓君主立宪。他的着跟点不在宪法的具体内容，而在如何制定出一部“良宪法”，伸张国会的权力。
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各有不同，杨度认为，英国宪法程度最高，普鲁士次之，日本最低。这种差异的产生，虽是由人民用力之多少或君主让步之多少所致，但更主要的，“全由国会与宪法之关系而异”，即国会的建立与否是宪法程度高下的决定因素。所以，他又认为，中国人民所当注意者，不在宪法之善恶和有无，“惟专心竭力以求国会之早成而已。既有国会，斯不患无宪法，且必有国会，而后能有程度较高之宪法。何以故？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加入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高也。”中国立宪，关键在于“去君主专制之权，以扩张民权”。因而他颇有把握地说，假使人人都能起来力主开设国会，“日本亦不足虑，直可以成普鲁士”。他的立论宗旨是号召人民起来争取权力，扩张民权，以便打倒专制政府，建立立宪的责任政府，有其积极的一面。
1915年3月，杨度写出《君宪救国论》托同学夏寿田（为袁幕僚中三要角之一，是杨度举荐的）密呈袁世凯，因为他早已通过这位同门窥见袁称帝的野心了，所以才投其所好，想一言为天下先。袁阅后说：“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还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给杨度。
《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以对话形式阐述“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的观点。他称其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而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人民的程度还不知道共和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么？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也无望。中篇着重提出了政治继承权的问题，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防止出现为争夺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下篇是讲“假立宪，必成真革命”，详细列举了清朝假立宪导致灭亡的例子，指出必须真立宪，才能以正当安国，以诚实取信于民，“政府所颁，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为宪政实行”。
综上所述，杨度主张由拥有自由的人民组成政党，产生国会，监督政府，富民强国。他的结论是“有政党以开国会，则政治革命之事以成”，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君主、国会、责任内阁三位一体的制度。其中宪法、国会、责任内阁是君主立宪的三个主要标志，杨度准确地抓住了它们。总起来看，他在性质、职权、重要性等方面阐述得大体符合资产阶级的宪政原理。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精髓和特点，我们不妨将它分别与保皇派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和革命派宋教仁的政党内阁制思想比较，探析杨度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三、杨度与梁启超、宋教仁等人的思想比较及其特色
（一）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比较
杨度与梁启超结交较早，1903年8月再次东渡日本的杨度由于在政治思想上与梁启超趋同，常去听他的课。梁、杨二人有了师生之谊，至此两人正式缔交。“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他们交往密切。杨度曾写信给梁启超，诉说自己的内心矛盾：既要革命救国，又怕流血斗争，这才走上了温和改良的道路。1906年夏，两人密切合作，为清政府派出的五大臣撰写了关于东西各国宪政情况的三篇文章，暴得大名。9月以后二人曾商量组建政党，但因梁发觉杨有“野心”，而终于分道扬镳。他们之间的政治主张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性。其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君主的态度不同。
君主立宪顾名思义是维护君主的至尊无上的地位，既然杨度和梁启超都主张君主立宪，对待君主的态度理应相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所周知，1899年康梁流亡海外创立保皇会，其宗旨是保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在康梁眼中，光绪皇帝是“圣明”“至尊”的，只有“还政于光绪”，或者等慈禧太后寿终正寝以后光绪当政之时，中国的立宪事业才能真正有望实现。正是基于这一观念，梁启超提出了“开明专制”的理论，认为在光绪皇帝这样的圣明天子的专制统治下，中国才能国泰民安，自强致富。然而在杨度，不仅不主张还政于光绪，就是新的君主也不可掌握实际的治国大权。因为，杨度所主张的君主立宪的核心思想是建立责任政府，按他自己的话说“责任政府为中国今日救国之唯一方法，而欲使政府有责任，则必使君主无责任；若君主仍有责任，则政府终必不负责任矣”。不言而喻，杨度所主张的君主立宪是重立宪而虚君主，君主仅仅为一招牌，立宪才是实在的目的；而梁启超所拥为宗旨的君主立宪是先君主而后立宪，将立宪大业系于光绪皇帝之身。两种态度，差距甚巨。
第二，对国民的态度不同。
梁启超认为中国实行君主专制的时间特别长，不仅下层群众素质低下，即使是上层的官吏也无民主自治的能力和传统。他说，“吾中国向来议事之场，动则挥拳拔刀，数见不鲜矣”，所以，如果不经过训练，“以现在中国人民程度组织议院，吾不感保此种恶剧之必无也”！另外，由于中国民众大都是文盲，“程度幼稚”，“义务思想未发达”，“动则偏于一端”，“有权滥用”，大选之际，就容易出现许多国家有过的“受贿漯，被胁迫，不得本意之投票也”。因此，像中国国民，“苟非养之有素”，则实施议院政治，“利恒不足以偿其害”。总之，“今日中国国民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也。”他将开民智寄希望于清政府和所谓的“圣君贤相”。
杨度则在辨析“人民程度说”时指出，开议会，“进行一步，即程度高一步，鼓其进行，即所以养其程度，若不进行，而待程度之足，虽再历万年，犹将不足也。”为了进一步表明其观点，杨度将中国人民的程度与英国始建国会之时的人民程度相比较，认为“中国之现状岂复当时海岛小国可比”。在杨度的眼中，中国人民的程度是完全胜任开国会的；中国之所以未开国会，并非是人民程度低，而完全是专制制度“欺诳国民”的结果。对国民的态度不同，致使杨度与梁启超在君主立宪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取向，杨度认为“有国会则国民之程度高，无国会则国民之程度低；论人民程度之足与不足，其惟一之标准在有国会无国会，谋人民程度之足，惟一之方法在开国会。”他重立宪，主张开议会；梁启超却主张中国“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实际上，他所主张的君主立宪是要依靠君主而渐进立宪的。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论，是基于其十年以后方能实行立宪的认识。他认为既在十年之后，那么立宪之前清廷必定实行专制，若能劝告清廷实行开明专制，对国家前途和国民进步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仅可以为立宪作预备，而且对革命也有好处。梁启超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显然出于对腐败的清政府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其本质缺乏深刻认识。杨度认为与其求有开明之政府而人民赖以开明，不如求有开明之人民而政府不得不开明，自是略胜梁一筹。
第三，资本主义化的程度不同。
梁启超的君主立宪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的君主立宪方案。此一观点，学术界已成定论，无庸赘述。杨度也主张君主立宪，但其君主立宪方案是较为完全的资本主义化的。纵观杨度君主立宪的政论，其资本主义性质大大超越梁启超的程度还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反对资政院，主张民选国会。资政院是清廷搞假立宪的一个大圈套。杨度指出“资政院……是为代表官吏，而非代表人民，不成其为国会”，是“今中国新官制中”的“专制政体”。并强调：“国会之本质，有一最重要者，在于人民参政权”，如果国会不是人民自愿选举组成的组织，这样的国会就必定是假国会。并进一步指出，“清室之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立宪之虚名”。声言“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颇有坚持真理，鄙视利禄的正义之气。
其二是主张国会对国民负责而非对皇室负责。梁启超既然要保皇，就不可不对光绪帝效忠、负责。杨度的君主立宪是虚君立宪，君主不负责任，责任政府也不必对君主负责。杨度极力宣扬的是国家以发达国民为第一目的，也就是责任政府要对国民负责。此一思想，杨度在其宪政言论中虽未明确表达，但从其所设想的责任政府图表中已表述无遗。杨度自己为其立宪政府画的图表是：“对内的——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对外的——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从图表中可知，杨度设想的立宪制国家在内政上强调人民的利益，在外事上强调国家的利益，在这里没有任何君统与皇族利益可言。内政与外事合二为一，是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即可谓国——民的利益。
（二）与宋教仁的政党内阁制思想比较
杨度与宋教仁是同一时代的人，并在求学时代有着相类似的生活阅历。据宋教仁在其日记中记载，1904年12月6日，在离沪赴日的船上，“晤得杨笃生（毓麟），杨晰子（度），一即启华译书局之人，一则万福华案被嫌疑，皆赴东者也”。在政党内阁问题上，据考证，是杨度在中国首倡“政党内阁制”，但他在黄兴邀其加入国民党时，却表示“度不入党则已，入则必以总统与贵党切实提携自任，然非取消政党内阁，别无入手办法。”宋教仁则在民初力主政党内阁并推行之。因此，二人在近代中国政治实践中扮演了不同乃至在一定时期或条件下相对立的社会政治角色，并表现出相应的政治行为特征。
第一，政党内阁制思想基本内涵的共同性。
杨度认为清政府“对于内而为偷钱之政府，于外而为送礼之政府”，即“不负责任之政府”。对此，他主张“政治革命”，即“以责任之人民，改造责任之政府”，并以改造责任政府为政治革命唯一的目的，为“中国今日救国之唯一方法”。就改造责任政府的方法问题，杨度提出要建立“责任内阁”。具体而言，他以政党与内阁的关系相区别，将责任内阁分为“不党内阁”、“半党内阁”和“政党内阁”，它们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相对应，也形成责任内阁建立的三个阶段。
其一，在“立宪未久，政党未盛”之时，建立“不党内阁”。“不党内阁”是指“总理大臣及其所组织之各部大臣，皆为官吏而非政党中人”；“不党政府，固为幼稚立宪国之政府”。如若“国民程度稍高，政党稍盛，则此等内阁必不适生存”，即过渡到“半党内阁”状态，这就是其第二个阶段。
其二，“半党内阁”由“政党与官僚杂组而成者”，是“政党势力欲盛未盛之结果”，呈现为“不党内阁既不生存，政党内阁尚未成立之过渡时代现象”。
其三，也是责任内阁演进的最高阶段即“政党内阁”。在杨度看来，“政党内阁”，“乃政党势盛之国，非在议会制多数之党魁，则无组织内阁之资格，惟命党魁为总理大臣，而任其组织党员以为各部大臣，使内阁与议会联为一致”。这里的“政党内阁”是指一党内阁，而非政党联合内阁，杨度以英国为实例作进一步诠释，指出，英国是世界上立宪最早的国家，“政党之势力极大，国中分自由、保守二党，在朝在野，迭为循环”。由于在自由、保守二党党魁之外，“无敢承命以立于议会之潮头者”，内阁皆为政党内阁，“此非英皇必欲命之”，“不得已而为此形式上之下命。”也就是说，政党内阁成为政党发达国家中的一种必然政治现象。
从内容上看，杨度与宋教仁的政党内阁制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变动过程之中，相应地，二者间存在着相同的基本内涵：
（1）政党内阁不仅是内阁的一种基本形式，而且是与完全责任内阁相对应的。杨度将政党内阁作为内阁的最高阶段，认为只有实现政党内阁，才能建立完全的责任内阁。他说，“英为世界立宪国之祖，其责任内阁制以习惯而成，其确实而稳固，世界无可比者。”宋教仁更是明确指出，“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而且，“欲建设良好政府，则舍政党内阁莫属。”政党内阁被认知为完全责任内阁制的唯一形式。
（2）政党内阁与国会密不可分，前者是由后者所产生的。杨度认为，“非责任政府之能发生国会，实国会之能发生责任政府也。”他进一步强调，“使一国中而无国会之一机关，则无论以为何之方法，终不能使其政府为责任政府。”这表明，在国会与责任政府的时序上，国会是先于责任政府的。宋教仁从政党内阁的具体产生办法认为，“盖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而完全政党内阁则非采用此法不能容易成立也。”否则，所谓责任内阁徒具其名，难负其责，政党内阁不仅难以组成，而且同样名不副实。因此，基于上述相应的思想认识，杨度主张，“吾中国今日欲取不负责任之政府改造之为一责任政府，其唯一之方法，必在开设国会也。故一言以决之曰：国会者，改造政府之武器也。”而宋教仁则要求改组同盟会为议会政党，并主持成立国民党，号召国民党致力于民初国会的选举运动。
第二，政党内阁制思想的差异性。
尽管杨度与宋教仁的政党内阁制思想产生与形成融入于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动过程中，却是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前者主要在晚清新政之际，后者在民初。就认识主体而言，他们依托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条件，并发挥了各自认识的主观能动性，这在他们之间所形成的思想认识的差异性，并非仅仅是时间上的早或晚，而表现为根本意义上的不同，甚至是矛盾对立的。
首先，立宪政治主张的不同，使得二者认识中的政党内阁有着君主立宪制与民主共和制的对立。
在晚清政治变革的思想认识和政治主张中，不仅存在着封建专制与立宪政治的纷争，而且就主张立宪政治者一方，也分为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两派。正如杨度所指出的，“然一言立宪，则有一问题发生，既立宪云者，君主立宪乎？民主立宪乎？”在这一问题上，杨度是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这在前面已有论述，他认为立宪政治，“不在国体而在政体，不争乎主而争乎宪。”这就是要“变吾专制国家为立宪国家，变吾放任政府为责任政府”。
杨度所谓的“责任政府”相对于国民，具有两层含义：（1）“在形式上虽若政府为治者，而人民为被治者，然政府者人民之所立，法律者人民之所定，政府乃以此而治人民”；（2）“对于人民而负不得不治之责任，负不得不保护之责任。”他认为，改造责任政府，“欲使政府有责任，则必使君主无责任；若君主仍有责任，则政府终必不负责任矣。”在杨度看来，清政府为不负责任政府，“其弊即由君主有责任而生者也”。但他却不主张废除君主。就其认识原因而言，第一去内阁优于去君主。他比较革命与议会，认为，在立宪国的历史上，由于内阁不代君主负责任，而由议会弹劾，使内阁更迭，“此其法至巧而亦至稳，上可以保君主之尊荣，而不至以君主有过，惹起全国之危乱；下可以促人民之发达，而不至动辄激起革命，扰乱社会之秩序。补救专制政府之失，其法良意美，无过于此者。”在专制国，因君主不负责任，以革命更易皇室，如中国，“革命屡起，皇室屡易，而目的仍不能达。”第二去内阁易于去君主。杨度指出，“专制国之易皇室”与“立宪国之易内阁”，前者是“以革命军为唯一之武器。推倒皇室而易置之”，后者是“以国会为唯一之武器，一纸弹劾之文而内阁立倒”。两相比较，“其难与易，又有若挟山超海与折枝之比”。他认为中国自秦以来，“但知怒君主之不负责任而欲去之，而不知移君主之责任于政府，以改换君主者改换政府。”事实上是，“以革命军改换君主，其事甚难，而所得又常不足以偿其所失。反之，而以国会改换政府，其事甚易，而所改者必优于所去者。”
因此，他主张君主立宪，“所欲革者在专制之政府而不在君主”，所主张的责任内阁是君主立宪制的。但是，杨度对上述思想的论述与宣传，又是在作为“君主立宪党”和“民主立宪党”的论战中进行的。当时，《金铁主义说》在《中国新报》上发表后，《民报》先后刊登了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汪东的《革命今势论》；田桐、柳亚子主编的《复报》发表了《评中国新报》和《主张政治革命之非》。宋教仁在民国前主张民主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取而代之以民主共和。在民初，他基于对“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的实际的认识，将“建设共和政体”作为“推翻专制政体”后政治革命的目的，并寄希望于中华民国“正式政府”的成立。而他这时所主张的“完善政府”是政党内阁，或者进一步讲，就是国民党政府。可以说，宋教仁与杨度所主张的政党内阁是性质不同的，即他主张的政党内阁是民主共和制的。从认识来源上看，一方面，由于宋教仁与杨度程度不同地以英国的内阁制为认识和参照对象，而英国是君主立宪的；另一方面，宋教仁认为英国虽为君主立宪，“实际则兼有民主的精神”。由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认为，杨度所主张的政党内阁，较之宋教仁，有更多的移植性；而且，宋教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就内阁制问题，由主张法国式到英国式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宋教仁提倡政党内阁制，较之杨度，比较多地注重取“责任内阁制之精义”，他主张以英国为模式，所强调的主要是英国政党内阁的组成方式。因此，从杨度到宋教仁，反映出近代中国人对于政党内阁的思想认识是逐步发展和深入的，他们以其认识的能动作用，影响了近代中国政治实践及其历史过程。
其次，在政党内阁的实现问题上，二者间存在着阶段性的差别。
政党内阁由政党通过议会而组织，首先要有政党。杨度指出，“以东西各国之事考之，实非有国会而后有政党，乃有政党而后有国会矣。”那么，政党应成立于何时？他认为，“必在于国会问题己发现于社会之后”。因此，他主张，“立政党以谋开国会”。但是，政党内阁，并非有政党即可。在杨度看来，“政党内阁，以政党势力自然而成，非可以主张而得之者也”，而且，政党内阁之所以巩固，“实由于政党之发达”。他比较日本、普鲁士和英国等国的具体情况，指出，“日本以不党内阁为多，普鲁士以半党内阁为多，英吉利以政党内阁为多。”之所以如此，“政党发达与否判之”。这就是“政党未盛”，内阁多为不党内阁；“政党欲盛未盛”，内阁多为半党内阁；“政党势盛”，“非政党不能组织内阁，则政党内阁已成”。
因此，不党内阁、半党内阁和政党内阁，在杨度的认识中，不但作为内阁种类或形态，更是作为内阁从低到高的三个发展阶段而存在的。但是，杨度并没有具体阐述“政党势盛”的标准和程度，只是认为，“政党之所以发达，由于国民之发达”。在民初国民党要求组织政党内阁的同时，杨度则指出，“以政党运用政治，为世界政治进化必臻之境，既有政党发生，自然可以到达。但中国今日各党尚在组织内部之时代，对于政府未致余力，故不能不稍稽时日。”至于要国民党“取消政党内阁之议”作为其入党的条件，却不是以近代中国政党未致“势盛”为理由，而是他认为，国民党“以前之经过及以后之行动，皆不免于困难者，实为‘政党内阁’四字所缚”。其实质正如他的建议所表明的，“若能信袁，则莫如助袁，而取消政党内阁之议，宣布全国，以求实际沟通，度方有可效力之处。若仍相挟相持，互生疑虑，实于国家大计有损，非上策也”。这说明，杨度对于其政党内阁制思想的贯彻是不彻底的，因其政治主张的变化，他并没有借倡导“政党内阁”早而成为民初政治生活中政党内阁制的积极推行者。
相反，宋教仁则在这一时期力主建立政党内阁。就政党来说，他认为，“非具有所谓强健而良善之条件者，不足以达其目的”。“强健而良善之条件”即“巩固庞大之结合力”和“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一个政党，如果具备这些条件，“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己处于监督之地”。
在这里，他从学理上强调了政党的条件与发展程度对于政党内阁实现的重要性。但在宋教仁的政党内阁制思想认识中，却没有杨度的三个发展阶段，其所主张的政党内阁是纯粹的一党内阁，既不是超然内阁，也不是混合内阁，“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既已发露，毋庸赘述”。对于“不党内阁”、“半党内阁”和“政党内阁”，杨度是将之纵向审视的，三者间存在着一种时间上的继起性，政党内阁高于不党、半党内阁。而宋教仁对于混合内阁、超然内阁和政党内阁，则是横向认识的，政党内阁是优于混合内阁和超然内阁的。
再者，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杨度为开议会而鼓吹，认为议会“是乃吾民今日所最急者”；而宋教仁面对的是有法可依的国会，因此，他没能注重对民初政党实际发达程度的具体分析，而是认为“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他因而主张国民党致力于国会选举。对于民初政治，政党内阁并非循杨度所主张的三个发展阶段才能建立起来，但他对政党发达程度的关注，却是有其思想价值的。宋教仁则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对相应的政党实际条件的考察，较多地追求国会选举，这一认识缺陷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作用下，则表现出宋教仁主张建立政党内阁的理想成分。这也可以说宋教仁的政党内阁制主张未能实现的一种认识根源。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了解了杨度的宪政思想既有别于康梁，又不同于宋教仁。是什么原因促使杨度超然于保皇与革命两派之外，而专注于研究宪政具体进程的理论呢？我认为应该从杨度的生活经历及其思想意识中去寻求答案。
从杨度的生活经历来看，与康梁保皇派和孙黄革命派都有较大的差异，从而使杨度秉承了一种极为矛盾而又极具个性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杨度与康梁保皇派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主要有如下两大差异：
其一，与光绪皇帝无亲密关系，所以在杨度的思想观念中缺乏忠君思想。
众所周知，康有为在1898年初由于第五次上清帝书得到光绪皇帝的赞赏之后，很快从一个区区主事，得以“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得以专折奏事。康有为在当时的身份可谓一步登天，实际上成了光绪皇帝的政治代言人。这种殊荣和“恩遇”，固然使其声名鹊起，朝野瞩目，却对他又是一种悲剧，使其从此再也无法挣脱“皇恩圣德”的绳索，卸下“帝师”和“复辟”的沉重包袱。1902年春当民主思潮勃兴之始，康有为发表了长篇《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号召南北美洲诸华商誓死保皇，把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复辟上。他宣称：“皇上一复辟，可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由自主。”梁启超在百日维新中也被光绪帝召见，并赏给六品衔，奉命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拟定废除八股折；加上其师康有为的制约，辛亥革命以前他还无法摆脱忠君报恩思想的桎梏。与此相反，杨度一生中不仅未感受到皇恩的泽露，却蒙受过失意的苦楚。杨度少年家境贫寒，资质聪颖，后因伯父鼓励，王闿运的培植，于1893年19岁时即高中举人。但在此后的会试中，连连落第，颇有怀才不遇之感。1897年，正值维新运动高潮到来之际，杨度第三次赴京会试，又遭落第，此刻他胸中不仅无任何皇恩的感受，而且充满了悲愤之情，于是写下了“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的词句，以抒发对清廷的不满。
其二，与革命派私交至深，因此在其思想中新学观念颇浓。
康梁执改良派的牛耳，在《新民丛报》与《民报》的那场大辩论中，与革命派揭橥两端。他们以保皇立宪为论战大幡，充当了民主大潮的绊脚石。杨度虽为一代宗师王闿运的得意学生，但在20世纪初几度留学日本时，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教育，并结交了许多革命志士为友。1902年，杨度第一次渡海日本留学半年，他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强烈的反满爱国思想的青年。是年12月回到长沙时，他的反帝、反满革命主张曾引起保皇派的惊骇和诧异。王闿运的长子王代功在《湘绮府君年谱》中曾记载此事：“杨皙子自日本返，叩其所得，乃欲抹杀君父，以求自立新学”。清朝御史胡思敬也因此弹劾杨度，在奏折中将杨度“与明末牛金星以举人叛从李闯……事情相同，罪实倍之”来请旨问罪。为此，清廷视杨度为新党嫌疑分子。杨度被迫与1903年再度赴日本留学。在此之时，他写了一首气势磅礴的《湖南少年歌》，并与冯自由、刘成禹、马君武、胡毅生、程家柽等革命志士交往甚密。1903年孙中山从南洋到日本寓居横滨，杨度又与上述一班人往来于东京、横滨之间，同孙中山讨论救国大计。其时，杨度与黄兴、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保持了密切交往。1904年10月杨度作为留日学生界代表回国参加护路请愿，黄兴正在上海余庆里召集党人会议，杨度也被邀请参加。此见其关系确非一般。次年，杨度又将华兴会领导人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了孙黄合作。正是由于杨度与革命党人建立了如此亲密的关系，其言论中反满革命思想十分显露，故被清廷误认其为革命党人；革命党人也视他为同道中人。
杨度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虽与保皇派具有如上两大差异，但他终非革命党人。这是因为他与革命派也有极大不同。杨度与清廷新派人物关系密切，政客作风极浓。自1906年初杨度为五大臣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稿后，其立宪之才颇为清廷新派人物所赏识。1907年清政府改政治考察馆为宪政编查馆，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同时被召入军机处任职，参预宪政。同年10月，袁、张二人即联名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并以四品京堂委充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到任后，即刻草拟了“九年预备立宪清单”，通过劳乃宣上奏提出，并由清廷发布诏行。杨度从此正式进入清政府官场，与袁世凯结下特殊姻缘。这期间，杨度除了在宪政编查馆参与拟订预备立宪的法制计划，还对上充当皇家的君宪讲席，对外作君宪讲演宣传，成了一个清政府内的出色新派人物。在官场的纵横捭阖之中，他又和清廷权贵奕劻建立了密切交往。从另一方面而言，随着在官场的捭阖，杨度认为通过改良的道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而逐步放弃了先前的反满革命倾向，在“和平的进步主义”与“骚动的进步主义”之间，他开始倾向于前者，踏上了改良之途。
正是由于杨度与保皇派和革命派的巨大差异，从而促成了他在保皇与民主两派之外另树一帜，把目光关注到两派因大论争而无暇顾及的宪政建设这一问题，为近代宪政思想史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三）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特色
从杨度君主立宪思想形成过程和政治主张中，我们可以总结其思想特色。
第一，注重国情分析。在清末民初，杨度总是从中国国俗民情入手，来探讨何种资产阶级政体符合中国实际，这是科学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杨度比此时的梁启超要高一筹。他所认识的国俗民情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有详尽的论述，不再赘述。
第二，反对暴力革命。从国内来说，杨度认为，“自秦以来二干余年中，革命之事，数十年一小起，数百年一大起，杀无数之人，流无数之血，而所得之结果，又复如前此无他。”也就是说，历史上的暴力革命只能是以君主换君主。况且，“革命军改换君主，其事甚难，而所得又常不足以偿其所失”。因此，暴力革命不仅引发内乱，破坏性极大，而且会招致外来干涉，最终导致民族分裂乃至亡国。为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还以法兰西为例。“法兰西屡次革命，其影响于全欧洲者甚大。其结果也，法国自身虽被牺牲，至今不能与英、德诸国争盛。”杨度所主张的政治革命，就是以平稳有序的进化方式实现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确立议会大权、政党内阁的政治体制，并以这样的一个政府来争取国家独立，实现民族富强、以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第三，主张英雄救世。杨度秉承王闿运的“帝王之学”，一心物色、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在辅佐过程中设非常之谋略，建非常之功勋。早在著名的《湖南少年歌》的结尾，他就写下了“群雄此日争追鹿，大地何年起卧龙”的诗句。他以“卧龙”自许，等待着真命天子的出现。在清末民初各色人物中，他盯上了袁世凯，认为救中国于水火非袁莫属。在杨度看来，袁世凯就是中国的“威廉”和“明治”，他自己则充任中国俾斯麦和伊藤博文了。1907年，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保荐他以四品京堂充任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正式走入了政治。知遇之恩也使杨度对袁世凯感恩戴德，后来不断地参与袁的政治活动，杨度最终认定袁就是能圆他“帝师”梦的主子了。从此，杨度施展出平生所学，力图把袁世凯推上皇帝宝座，进而使自己能出将入相。他的梦还没实现，袁世凯却在全国人们的一片唾骂声中死去了，杨度也只好狼狈地逃入天津租界。洪宪帝制的失败表明：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中国人对一个高高在上，众人众星捧月的帝制已完全失去了兴趣，民主、自由成了普遍的呼声，杨度纯粹的个人英雄主义观念注定要失败。
四、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评价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对杨度的君宪救国思想持否定态度，斥之为逆民主潮流的反动政治思想；或者认为1908年4月他在进入宪政编查馆之前，或辛亥革命前，他的君宪救国有进步性，而在辛亥后则占到了民主共和的对立面，起着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作用。我认为，这是不客观的，实际上，他在1902—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君宪救国政治理念是一以贯之的，尤其是辛亥后民初社会的“典范危机”的失序混乱时势促使他趋向于日本立宪模式，希图以国家、君主之绝对权威来整合失范的混乱社会，因而更见其思想深度。
杨度君主立宪思想的积极意义表现如下：
首先，推动了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进程。
近代的中国正处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时期。为了挽救危亡，振兴民族，杨度和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投入到社会变革之中。他参照西方先进国家的民主制度，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君主立宪思想，并积极参与晚清的政治变革，为速开国会奔走呼号。早在日本留学时，他就接受了君主立宪思想，并因他的朋友熊希龄的牵线，为清廷五大臣代笔写宪政考察报告书，内容包括东西各国宪政的比较、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的程序等，对此后的预备立宪进程产生过一定影响。
1908年3月，杨度进京，成立宪政公会本部，任常务员长。杨度通过各种方式鼓动速开国会，并以国会的召开为枢机，达到真正君主立宪的目的。此时的国内各立宪团体和立宪派人士，由于清廷宣布仿行宪政不久，一般都在着手组织宣讲所，做些立宪的启蒙作用，尚未考虑速开国会的问题。杨度组织发动各界人士上书请愿速开国会，“首为国民未申之意”，实属中国历史上一大创举。这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1908年立宪派发动的各省国会请愿和1910年四次更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国会请愿运动，都与杨度的努力分不开。
在宣传鼓动中，他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清政府的黑暗腐朽，批驳了封建专制制度。认为清末立宪是假立宪，“清室之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立宪之虚名”。同时，抨击清政府的官制改革，指出：资政院不过是“代表官吏，而非代表人民，不成其为国会”。因此，“惟将专制政体改为立宪政体，斯对于内对于外，而皆为自立求存之良法也”。提倡建立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肯定参预政权是国民的天职，号召国民主动争取。凡此都闪耀着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光辉，表现了封建统治末期以民党自任的杨度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精神。他的言论在客观上打击了清政府的威信，提高了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鼓舞着人民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而斗争。
其次，丰富了中国近代宪政思想。
杨度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为模式，要求成立国会改造政府，建立“责任内阁”。他依据政党与内阁的关系，提出了责任内阁建立的三个阶段理论，即“不党内阁”、“半党内阁”、“政党内阁”。这一思想认识尽管有很大的移植性。但它却影响了近代中国政党政治实践及其历史过程，具有宝贵的思想价值。在本文第三部分与梁启超、宋教仁的思想比较中得以证明。
再次，杨度的君主立宪是当时比较现实而可行的政治模式。
必须强调指出：君主专制政体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传统，所以能够延续两千多年之久，不仅因为它具有高度发达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还因为它具有系统完整的儒家政治文化。直到民国初年，中国依然是小农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真正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依然廖若晨星，民众中积淀着浓厚的儒家意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当时社会的传播也十分有限。事实上，辛亥革命后，中国除了出现短暂洪宪帝制和张勋复辟外，民主共和在形式上并没有被取消，中华民国也从来没有实行过民主制。种种历史事实显示，形式上的君主制和共和制都可以是民主制和独裁制的，共和制只不过是在形式方面具有为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更多条件而已。杨度基于清末民初的基本国情，提出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模式，我认为在当时的背景下是比较现实可行的。他的君宪救国政治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思路是这样的：以平稳有序的进化方式实现中国政治体制的转型，由此确立议会大权、政党内阁的政治体制，并以这样的一个政府来争取国家独立，实现民族富强、以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既有呼应救国的品性，又具有吸收改造中西文化精神的属性。这和当时的开明专制、缓行宪政、新文学救国论、道德救国论等新思潮相比，更具有积极意义。
其实，过去我们出于对历史发展的一种先入为主的单线演进思维，认为共和制比君主立宪制进步，主张实行君宪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因而杨度的君宪救国思想一直是被认为是反动的，不能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事实上，君主立宪和共和制都是政体的形式，其本身并没有固定不变的优与劣、美与丑的内涵。相反，“体制内的改革”在不触动现有体制的前提下，更有利于社会平稳过渡和向前演进。
不可否认，在辛亥革命后，杨度的君宪救国思想及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成为政治野心家所利用的工具，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也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分析。
其一，把君主立宪主张直接效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是不可取的。民国初年，袁世凯为确立其反动独裁统治，对外出卖国家权益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打击、铲除异己政治势力，加紧对人民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正如黄兴所说的那样：袁世凯政权“内虐人民，外媚强敌；威权所有，公理无存。横暴奸邪，祸我邦国，抑何酷也”？如此倒行逆施，袁世凯不仅不能充当君主立宪政体下的皇帝，连共和制下的大总统也没有资格再担任下去。而作为“君主立宪”论者的杨度，把袁世凯倒行逆施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片面地归咎于“共和”政体，并直接效劳于洪宪帝制，成为当时舆论界攻击的主要对象。杨度组织参与筹安会活动，为袁世凯称帝起了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杨度的帝制复辟活动，与袁世凯、张勋等人有着本质的不同，为实现君宪救国的政治理念，一直是其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如在袁氏上台之后，杨度就一再强调“去伪共和，行真君宪，设内阁，准人民之程度以定宪政，名实相符，表里如一”。1915年12月举行的“申决国体总投票”虽说是袁世凯测验，但杨度对结果十分关心，看到代表们一致投票赞成国体定为“君主立宪”后，他仿佛又看到了实现君宪的旧梦；尔后才着意以参议院的名义上了第二次拥戴书，促成袁世凯顺利登上皇位。
其二，杨度的资产阶级思想比较肤浅，他根本没能放下封建思想的负担。从中国历史上看，古代的人文思想很发达，君主专制主义也很发达，而且专制主义恰恰以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的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从思想内容上看，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上的平等、自由和人权。这种认识结构决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而且，由于“孝”的本质规定是“顺”，即服从，由此中国的人文思想恰恰是在最富于人情的伦理关系中，巧妙地取消了人的独立性，把人变成道德的工具。其目的仍在强化以王权主义为核心的封建秩序。杨度深受这种传统思想文化和近代卓有盛名的经学大师的影响，所以他的君主立宪思想理论不免有先后矛盾之处。如在分析“立宪”的近代意义时，他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富强的局面，那是因为有“英主”，如汉有武帝，唐有太宗。这种富强的出现是随着英主的出现而出现，亦随着离世而消失，即“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而要“人存政举，人亡而则政亦举”，就“唯有宪政一立”了。在德意志，日本，之所以能使富强局面继续下去，就因为实行了宪政政体，国家有一定的法制，“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这样，“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认为杨度抛弃了“贤人政治”的历史文本，但他又认为，“欲求立宪，先求君主”，“非盖世英主，不能手创宪政”。这里所说与前面摒弃“贤人政治”之论显然矛盾，杨度持这种矛盾的理论而倡导之，多少暴露了他为袁世凯造舆论的事实。再者，他所追求的“帝王之学”只是战国以来纵横家策略的继续，其实是纯粹的个人英雄主义，在清末民初是注定了要失败的。
总体而言，杨度的君宪救国思想，有其爱国、合理、积极的一面，而且是主要的一面，至于其片面和消极的一面，属于历史的局限性，对历史的评价不能替代历史的发展逻辑。
从杨度清末民初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我们看到了近世知识分子探索救国真理的执着，也体味到他们的困惑与悲哀。他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政治理论和政治体制的变革离不开更深层次的观念变革，思想启蒙应是政治革命的先导，如果没有一个类似于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没有国民性的根本改造和国民素质的真正提高，中国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正是有见于此，陈独秀、李大钊等以1915年的《新青年》为阵地，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发起了以思想启蒙和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