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林清话》是清末文献学家叶德辉的一部版本目录学著作。该书资料丰富，分列一百二十六个小标题，内容几乎涉及版本学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有关古书版本学的各项知识，概述了我国古书版本历代发展情况，并对版本及版本学之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科地位；同时，还总结出一些可供借鉴的版本鉴定原则与方法，对今天我们进行古籍鉴定具有实践性和理论化的指导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该书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解读，论述其内容的同时立意彰显其学术价值。
论文分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概述了作者生平与《书林清话》的版本情况，并简要讨论了其内容与价值及学术研究前史，阐明选题意义与研究思路。正文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第一章就《书林清话》其书版本学内容分五个小节进行论述，第二章结合晚清近世社会背景和学术史，探讨《书林清话》的学科地位与学术价值。第三章，动态地考察叶德辉《书林清话》所蕴之版本学思想，结合其刻书活动进行讨论。结语部分，再次就本文论点进行申述，对未能就其内容进行详细考证之原因做了交代，并期待方家指正。
绪 论
一、作者简传
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一作奂份、奂彬），号直山、直心，又号郋园，时称郋园老人、丽廔主人。因幼时患过天花留下一脸疤痕，是故人称“叶麻子”。叶氏祖籍南阳，宋时南渡，迁居吴中洞庭山。清末因避战乱叶父雨村携家小徙居湖南长沙，复迁湘潭。据叶氏自述，“余姓出于楚之叶公，世家南阳，自宋南渡，迁越迁吴，号为望族。”叶氏奉北宋诗人、藏书家叶梦得为远祖，其祖父、曾祖皆是笃书好学之士，家中“累代楹书”，使其自小得以“朝夕讽诵”，“得窥著作门庭”。叶父叶雨村自营商小贩起家，精于投机累资，广置田产，成为湖湘一带大家。叶德辉出生于这样一个旧式家庭，八岁入小学，十岁读《四书》、《说文》、《资治通鉴》、《五朝名臣言行录》，十五岁一度弃学从商，旋归。十七岁就读于岳麓书院。因业师徐峙云捐得湘潭县籍，光绪十一年（1885年）应乡试，中举人。光绪十八年（1892年）会试中第九名贡士，殿试二甲，朝考二等，“成进士，以主事用，观政吏部。”时年二十八岁。两年后辞官返乡，渐成为当地著名乡绅。叶德辉在政治上思想保守，百日维新时因竭力攻击康梁名声大噪。宣统二年（1910年），他乘本省岁荒，“积谷万余石，不肯减价出售”，导致长沙抢米风潮，随即被革去功名。辛亥革命后，拥戴袁世凯复辟，在湖南组织筹安分会，并担任会长。复辟失败后，一度避居苏州。1919年，在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中参预组织“保张团”，发表留张通电。1927年大革命时期，因顽固破坏湖南农民运动被枪决，以“恶霸”“劣绅”的形象结束了他的社会政治生涯。与叶氏的政治活动相伴的同时，叶德辉在学术上成就颇著。他学问淹通，嗜书成性，藏书校书著书刻书成为他的主要学术工作，是近代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和刻书家。其所藏书无不经其精心雠校，著述主要有《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观古堂藏书目》、《藏书十约》、《郋园读书志》、《六书古微》等，另外辑校和汇刻了大批经子文集。可以说叶德辉是晚清民国期间一位卓有成就的文献学家，尤其是他在版本目录学学科上的地位更是毋庸置疑。
二、《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的内容与版本源流
《书林清话》十卷，凡一百二十六个小专题，全书逾二十万言。是叶德辉集数十年藏书校书经验、兼“引用诸家目录题跋”写就的一部版本目录学专著，也是第一部对中国古代书史进行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是书以书话体的形式写就，资料丰富，一百多个小标题几乎涉及版本学的各个方面，阐明了古籍版本的各种称名如称册、称卷、称本、称叶、称部、称函等问题，概述了各种古籍形态若金石、简书、帛书、钞本、刻本的渊源递嬗。叶氏在书中着重探讨了我国古代自唐以降历代雕版书籍的发展情况，对古代官私坊刻情况加以论述，研究了古书版本的特征与差异及版本鉴别的诸多问题，并对古代一些重要的刻书人与书坊及刻工、钞书人等内容加以记录，此外叶氏还对古籍版本的地域变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兼及有涉于书林掌故之逸闻，几乎巨细无遗。更为重要的是叶氏在此书中就版本学之为学科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和论述，指出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性。这是《书林清话》迥然异于前代之诸家著作的最关键之处。一以言之，《书林清话》就是一部系统而详细的版本学专著，是版本目录学资料之渊薮，既是对前代古书版本学发展的总结，又是版本学学科开创之作。
《书林余话》，上下两卷，叶德辉撰。叶氏在自序中言道：“余撰《书林清话》刻成后，以前所采宋元明人及近今诸儒说部、笔记涉于刻书之事者，未得编次收入。又已所论述为前所遗者，拉杂存之书簏，其中或有裨于掌故，或足资谈助，既不忍割弃，又不成条例，于是略事理董，分为上下二卷。名日《余话》，谓不足以续前《话》也。”可见《余话》就是《清话》的补编，内容为前《话》之所未收或遗漏之有关历代刻书掌故琐记，不成条例，弃之可惜，故而略加整理，敷为二卷与前《话》并行，世谓之“书林二话”。
关于《书林清话》与《余话》的版本有：
1920年长沙观古堂刻本《书林清话》，系丛书《观古堂所著书》中的一种。据叶氏自序，书林清话成书于宣统辛亥岁除之前，即至晚1911年。剞劂之工因遭值兵燹而中歇。后至民国八年（1919年），叶侄叶启崟“因据稿本，取校原引各书，漏载者补之，重衍者乙之。凡五阅月而毕业。”寄承叶氏亲自“鉴定”，“复率从弟康侯、定侯等助余检校”，于1920年付梓行世，是此书最早之版本。《余话》1928年由其侄叶启崟整理，在上海刘肇隅澹园印书馆以活字排印五百部，是为《余话》最早之版本。
1928年叶启崟铅印本《书林清话》。书由当时的京师图书馆监督出版，缪荃孙为之序。
1935年，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书林清话》，系丛书《郋园先生全书》中的一种。
此外还有民国石印本《书林清话》，年代不详。
以上是“二话”的古本。《书林清话》与《余话》的今本有：
1957年，古籍出版社据长沙观古堂本整理付印。书分十卷，附《余话》二卷及李洣《〈书林清话〉校补》。旧式标点，繁体竖排。
1987年中华书局本，据原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影印。附《校补》及《余话》。笔者所用本。
1988年世界书局本（台湾）《书林清话》。由杨家骆主编的《中国学术名著》第三辑中《中国目录学名著》第二辑第一册。附《余话》二卷、李洣《校补》及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旧式标点，繁体竖排。
1990.12上海书店本《书林清话》与《书林余话》，《民国丛书》第二编第十五册。据观古堂刻本影印。
1998.3辽宁教育出版社本，《新世纪万有文库》第2辑，刘发等点校。新式标点，简体横排。附《书林余话》、长泽规矩也《〈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的校勘部分。
1998.7浙江人民出版社《叶德辉书话》本，含《藏书十约》、《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李庆西点校。末附《叶氏所引清代私家目录书目》，列有省称、全称对照表，可资检用。
1999.4岳麓书社“旧籍新刊”本《书林清话》，附《余话》、李洣《校补》。
1999.10北京燕山出版社本《书林清话（外二种）》，紫石点校。
1999年延边人民出版社本，系《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丛书》第五十五辑中的一种，齐豫生主编。
2007.12广陵书社本《书林清话》，附《余话》。
2008.3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系《古籍版本基本知识丛书》中一种。附《余话》、李洣《校补》、卢前《书林别话》。较有特色的是此本配有历代刻板插图150余幅，图文对照，大有裨于阅读理解。
2008.9复旦大学本，李庆西标校。附《藏书十约》与《书林余话》。
三、《书林清话》研究的学术前史
《书林清话》成书于辛亥革命以前，此书一出，声名鹊起。海内学者几乎都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大有绍继往圣传续后学之誉，这在学者环林的清末着实可贵。民国近代以来学者治版本目录之学者，几乎都要征引叶氏“书林二话”中的资料或论断，若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汪辟疆《目录学研究》，陈彬龢、查猛济《中国书史》、张秀民《中国印刷的发明及其影响》、昌彼得《中国图书史略》、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等等。但这些还不能视作是对叶氏“二话”的研究，而只是就部分内容的援引和探讨；并且可以看出这些著作基本上也只是停留在目录学、版本学、书史及出版印刷的角度。而对于二话进行研究的文章更是凤毛麟角。
八十年代以后，叶德辉及其《书林清话》和《余话》仍然处在学者较为关切的研究畛域之中。诸多版本目录学著作都将叶氏二话视作资料渊薮取之不竭。较之以前不同的是，大量研究叶德辉及其著述的学术文章开始出现，如袁逸《评〈书林清话〉》（载图书馆杂志1983年04期）、张承宗《〈书林清话〉与书史研究》（载文学史研究1984年04期）、黎晓群《〈书林清话〉的史料价值》（载图书馆1991年02期）、李国庆《古代雕版刻工称谓考录——〈书林清话〉条目增补》（载国家图书馆学刊1993年01期）、彭清深《〈书林清话〉得失谈》（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03期）、彭清深《叶德辉及其所编三部书：双楳景闇丛书、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03期）、彭玲《叶德辉〈双楳景闇丛书〉及〈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评述》（载图书与情报1995年02期）、彭清深《试评叶德辉的三部书——双楳景闇丛书——书林清话——书林余话》（载船山学刊1996年06期）、漆永祥《整理古籍岂能忽视标点符号？——点校本〈书林清话〉标点纠误》（载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04期）、戚福康《从〈书林清话〉看叶德辉的出版思想》（载学海2001年06期）、彭文静《论〈书林清话〉的学术获创》（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7月04期）、那成英《评清末目录学名作〈书林清话〉》（载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02期）、袁庆述《叶德辉和他的〈书林清话〉》（载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01期）、肖小云《论叶德辉〈书林清话〉的文献学价值》（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2期）、王晓娟《〈书林清话〉管窥》（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06期）、陈东辉和彭双喜《长泽规矩也与〈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8年04期）、谢凯《叶德辉〈书林清话〉所蕴感情考》（载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08年03期）；更多的文章则是在探究叶德辉学术活动与成就的过程中论及《书林清话》的版本学内容与价值，如王晋卿《叶德辉的目录学思想与方法》（载图书馆1994年04期）、王晋卿《叶德辉的藏书思想与方法》（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03期）、唐宇辉《叶德辉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成就》（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04期）、王晋卿《叶德辉的刻书思想及其实践》（载图书馆1997年04期）、王晋卿《叶德辉的版本思想与方法》（载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05期）、沈俊平《叶德辉版本目录学工作概述》（载图书馆建设2000年06期）、沈俊平《略论叶德辉及其校勘学》（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0年06期）、沈俊平《叶德辉所刊刻丛书的研究》（载图书与情报2001年02期）、彭文静《叶德辉及其藏书》（载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01期）、那成英《清末藏书家叶德辉及其学术思想》（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02期）、沈俊平《叶德辉与四部丛刊》（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02期）、李安《叶德辉的历史文献学成就论略》（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03期）、刘孝平《叶德辉与图书编纂学》（载四川图书馆学报2005年01期）、文庭孝刘晓英《叶德辉的校勘之功及校勘之法》（载高校图书馆工作2006年04期）、张晶萍《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及其日本想像》（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04期）、杨逢彬《叶德辉与晚清民初的湖湘》（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10期）、祝新生《简评1979年以来的叶德辉研究》（载牡丹江大学学报2007年03期）、张晶萍《省籍意识与文化认同：叶德辉重建湘学知识谱系的努力》（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2期）、张晶萍《论晚清湘学史中两种学术理念的冲突——以叶德辉与王闿运之间的学术纷争为例》（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01期）以及湖南师范大学朱新民硕士论文《叶德辉及其历史文献学研究》（2005年）和武大刘孝平硕士论文《叶德辉文献学研究》（2005年）等；还有一部分文章则立足于清代版本目录学的整体研究，而这些文章几乎无一例外的都要谈到叶氏的《书林清话》，如初昌雄《清代版本学著作概述》（载图书馆学刊1991年05期）、初昌雄《清代版本目录学研究》（载图书与情报1992年04期）、初昌雄《清代在版本鉴定上的成就》（载图书馆学刊1995年02期）、刘青《清代学术流变与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发展》（载图书馆学研究1997年02期）、曹之《二十世纪版本学研究综述》（载图书与情报，1999年03期）、宋萍《试述我国清代目录学的主要成就及其特点》（载现代情报2004年06期）、曹之《试论清代版本学的成就》（载图书馆论坛2006年06期）和郑州大学杜少霞硕士论文《民国时期古籍版本学研究》（2007年）等不胜枚举。目前尚无一部关于《书林清话》的研究专著，唯湖南师范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王晓娟硕士论文《〈书林清话〉研究》（2007年）对此书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系统研究，其文章分四部分。第一章概述作者生平及学术成就；第二章，条理分析《书林清话》的成书背景和内容及版本情况；第三章从体裁的创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和思想理论的扬弃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意在凸显叶氏的创新精神与学术眼光；第四章是对《书林清话》的考辨，并介绍了李洣的《〈书林清话〉校补》及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的《〈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可资参考。
其次，学界相关研究的新气象是开辟了一些针对叶氏“二话”研究的新领域和新视角，如发挥其史料价值的文章，有前述黎晓群文，谭华军、徐雁《略述〈书林余话〉的史料价值》（载图书情报知识1984年03期）；从方法论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有袁逸《评〈书林清话〉》、王晋卿《叶德辉的版本思想与方法》等；从体裁创新与题材角度论述其学术成就的有彭文静《论〈书林清话〉的学术获创》等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出发，如前述张晶萍二文；从学科人文角度，如谢凯《叶德辉〈书林清话〉所蕴感情考》等等。
笔者认为就《书林清话》的研究现状，还有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领域，如在全面的解读文本基础上重新探讨其作为学科标志的意义；以及进行更深入层次上的探讨，详细发掘其对于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及书史学的史料价值等等方面。
四、选题意义及研究思路
前文已略述《书林清话》的学术价值及其在古籍版本学上的地位，相形之下它的无论是史料价值抑或学科标志性意义至今仍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之作用，学界对此书的研究也多只限于某一角度之上的片段式的散论。故笔者认为综贯学术史，对叶氏“二话”所蕴之版本学思想进行系统臻密的研究，力求彰显其学术价值，并就其在学科建设上的地位给予恰当评判正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而亟待学人从事。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版本，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的即古书版本学，是指包括金石、简牍、缣帛、钞本、雕版、活字及部分印本在内的古籍版本样式。广义的版本范围要大的多，除包含以上所述之版本，近代以来的各种印本以及今天的激光排照等几乎所有的图书文献样式都含纳其中。本文所论述之“版本”及“版本学”在概念范畴上皆是指狭义即严格意义上的古书版本学或称古籍版本学。此义项阅者不可不审之。
本论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在对叶氏《书林清话》之版本学内容进行梳理与辨析，并力图对其中的不足与讹误加以补正；同时对其在版本学上的地位与价值进行合理评定和历史地探讨。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对此书的全面解读的基础之上，结合晚清近代社会文化背景及学术史之发展情况进行历史的探讨，详述其版本学思想之内容与价值，萃力予以中肯论断；此外，结合叶氏刻书活动，动态的审察其书所蕴之版本学思想。在研究方法上，本论文坚持文献学的传统方法，对书本进行文本解读，全面而详细的论述其版本学内容与价值；并辅以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方法，将此书置于晚清民初的社会背景中，历史的动态的对其书之写作背景与内容成就进行纵向与横向的分析。
第一章 《书林清话》的版本学内容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第一次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古籍版本与版本学的各方面知识，并对版本之为学作了理论上的初步总结。全书内容涵括了我国古书版本学内容的几乎方方面面，其承前启后的标志性意义在版本学研究领域内是毋庸置疑的。本文在对此书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绪理条析，意从以下五个方面就其版本学内容予以论述。
一、总论
这一部分是总论，涉及版本称名渊源，版本之为学其地位、价值及与其它学科之关系等内容。
（一）版本与版本学
“版”古人亦往往作“板”，原指雕板的“板”。论及版本渊源，叶氏指出“雕板谓之板，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板盛行，于是板本二字合为一名。”又谓古人私家藏书，初“无所谓异本、重本也，自镂板兴，于是兼言板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可见，“本”是指雕版出现以前的手写本，“板”则是雕版印本。“板本”之称是在雕版印刷兴起之后才出现并渐被广为使用的。《宋史•邢昺传》载“景德二年，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昺经本几何？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万余，板本大备！”这是今所见“板本”合称的最早记载。
版本之为学，其来尚矣。然首倡者当属叶德辉。他在《书林清话》中说道：“而近人言藏书者，分目录、板本为两种学派，大约官家之书，自《崇文总目》以下，至乾隆所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为目录之学；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齗齗于宋元本旧钞，是为板本之学。”又谓清代文治之所以“超轶宋元，皆此三者（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为之根柢。固不得谓为无益之事也。”在这里，叶氏将版本学与目录、校勘并称，使得版本学从目录学与古书校勘中独立出来，第一次确立了版本学的学科地位。
此外，叶氏在第一卷中还主要论述了关于图书的各种称名渊源，解决了书之称册、称卷、称本、称叶、称部、称函以及板片名称由来和线装、蝴蝶装等古书版本学常识；并对刊刻之名义作了考证，解释了古籍刻板常用的习语：雕、新雕、刊、新刊、开雕、开板、开造、雕造、镂板、锓板、锓木、锓梓、刻梓、刻木、刻板、镌木、绣梓、模刻、校刻、刊行、板行等的含义由来。
（二）版本学的学科地位
叶德辉在书中充分肯定了版本学的重要性，他指出版本之学“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紧要”。视版本学是与目录、校勘之学并立的三个学科，第一次旗帜鲜明地肯定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性。并盛赞“此种学术（版本学）”，“将来且光被东西，裨助文化，岂止儒生占毕之业哉！”认为清代以来学者咸视之为身心性命之学，不无道理。
（三）版本学与其它学科之关系
与目录学之关系：首先，叶氏认为版本学肇端于目录之学，缘于雕版的出现。“古人藏书必自撰目录”，初无重本、异本之概念，“自镂板兴，于是兼言板本”，“其例创自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并援引其所录谓“一书多至数本”，有“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京本、江西本、吉州本、杭本、旧杭本、严州本、越州本、湖北本、川本、川大字本、川小字本、高丽本，”的记载以证之。其次，叶氏指出版本学与目录之学“皆兼校雠”，与校勘之学是并立的三个学科，同为国朝学术之根柢。再次，叶氏很好的发挥利用了古代目录书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外的另一重要功用，即史料价值。《书林清话》全书引用古代书志、目录、题跋等60余种，叶氏对大量散存于其中的有关于古籍版本学而以往多被学者忽视的资料进行分析、比较、排类，探讨考证了许多古书版本问题。但叶氏所谓官家藏书修目是为目录之学，私人藏书撰目是为板本之学，则略显牵强。
与校勘学之关系：在与校勘学的关系上，叶氏认为二者同为国朝学术根柢，且相为表里，此其同；又尝云所见“宋元明以来原装书，于此等处（指古人装钉书籍不求整齐而以一刀截之，且多不划齐下边阑线）均不甚经意。盖所重在校勘，而不在外饰也。”又曰藏书“贵宋元本以资校勘”，指出古人无论是刻书藏书，皆以校勘为重，而于书籍版本之外貌形态并不十分留意。此其异。叶氏尝总结其校勘之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求原本，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在这里叶氏或以此校彼，或择众本以校底本，鹄的皆在求其善本，根本目的则是为读书提供一个较好的本子。而版本与校勘之关系亦变得彼中有此、此中有彼，界限不再分明。
与古书鉴赏之关系：叶德辉在书中强调鉴赏家与真正的版本之学不同，其区别在于版本学讲究“考证”，非徒“论缮写刊刻之工拙”。其意有二：一则版本之学的工作应当包括版本鉴赏，二则版本之学不能停留在鉴赏层面而应重在考证。
二、各种古籍版本形态及源流
叶氏在书中对古代文献版本形态进行了大量研究，并着重论述了雕版出现以后的刻本书的版本情况。
（一）古典文献版本类型与源流：金石 木简 缣帛 钞本（指纸本古籍的手写本） 刻本（包括雕本和各种活字本）
金石简牍：凡物之初，无不简朴。故自有文字后，刀刻遂兴。“刻竹削牍、镂金勒石，皆以刀作字之先河。”叶德辉用一个小类目的篇幅对金石、简牍、雕版三者之渊源递嬗作了介绍，他指出“刀刻原于金石”，初以金石纪功、竹木纪事，迄汉末蔡邕书九经，刻石鸿都太学，是为以石刻经之始；以石刻子，胚胎于六朝厓峪石幢之刻佛经，造始于唐开元易州石刻道德经。然石刻既繁，且费亦不赀，于是木板因之而出，由简牍入板木其势在必行矣。
写本源流：这里专指纸本古籍的手抄本。自有纸行世，以纸替代缣帛就成为大势所趋。在无雕版的年代，手抄是唯一的传布书籍的方式。书中涉及到写本源流的只有卷十•明以来之钞本、古人钞书用旧纸等几个小类目，简要介绍了明以来为藏书家所宝贵的诸家钞本；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叶氏提到古人钞书多以旧纸，使爱惜物力、用无弃材，遂感慨此淳朴之风不传而深为叹惜。此外，对影写本亦作了一些记录。
刻本源流：
关于刻本源流，叶德辉认为“肇祖于唐、而盛行于五代”。世往往以为始于五代冯道，叶氏不然，他采纳了宋代叶梦得的观点，认为雕版唐已有之。并引《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第九》长兴三年二月注文中所记柳玭《家训序》文字，云“（唐僖宗）中和三年癸卯夏（883年），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晓。”“是为书有刻板之始”。又谓唐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有“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之语；另，司空图《一鸣集•九》载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碓化募雕刻律疏”语，“可见唐时刻板书之大行，更在僖宗以前矣！”今据现存的实物——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造《金刚经》足可证叶氏的结论。到了唐末五代时期，刻板书大盛，最著名的就是冯道之奏请刊刻九经。
活字印本，据已有史料，活字印书产生于宋代，叶氏猜测或起于五代，惜无可以证之。在书卷八中，叶氏引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记，详细介绍了北宋毕升造胶泥活字板印书的方法，复引其它史料证明两宋时期活字印书已经十分盛行；元代鲜见活字的记载；明以后活字版大行，私人刻书亦夥，其中以锡山华氏活字版最为有名，其兰雪堂、会通馆所刻书为世珍秘，叶氏在书中有专章论述。另外，叶氏对域外活字版流传情况也进行了记录，谓“活字板之制，流入外蕃最早者，莫如朝鲜、日本。而尤以日本为最精。”据叶氏考证，“其（日本）盛行已在明初”；朝鲜活字板始行于明初，濅为广布。
（二）古籍版本（主要指雕版刻本与之后的活字本）的装帧、纸墨、版式、图文符号等
古书装帧：关于图书装帧叶氏谈到的不多，只简略提到了蝴蝶装、纸捻钉、线装等问题；叶氏于古书版本经眼甚多，他据经验特别指出明人装订书之式不用大刀问题，概古书有数册，而明人之截书，一本为一本，甚至于卷册少者亦然，故而参差不齐。并推而论知宋元亦若此。
刻本书籍纸墨：叶氏重点介绍了宋代刻书的用纸用墨情况，指出宋刻书纸墨俱佳，极为讲究。有“纸坚刻软”、“开卷一种书香”、“墨香纸润”之美；在用纸上宋版书以活衬纸为佳，而蚕茧纸、鹄白纸、藤纸固美，惜存遗不广；另外叶氏提到一种椒纸，谓可以避蠹。此外书中还略述了宋代较有名的纸，如澄心堂纸、拳纸、鸡林纸、蒲圻纸、抚州算钞纸及一些逸闻。在讲究纸墨的同时，宋代印书还存在用旧纸的现象。卷八叶氏例举了大量资料以证实宋元明印书有“用公牍纸背及各项旧纸”、钞书亦好“用旧纸”的传统，一方面是“古人爱惜物力之意”，同时亦可知“古时纸料之坚，故可一用再用”。
刻本版式：版式可以视为古书版本的内在形态，主要指书籍内部页面的写印格式，包括页面板框、天头、地脚、行款、版心、鱼尾、书衣、牌记、木记等众多术语。书中就宋代刻本版式有一些详细记录，如：牌记 云古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其牌记亦谓之墨围，以其外墨阑环之也。又谓之碑牌，以其形式如碑也。”“元明以后，书坊刻书多效之”，其文或详或略，多者数十字，大抵纪年月、刻者与刊印前后事略；少者数字，仅纪年月或刻者。此刻书者印记，欲以明示后人。又如：行款 时人江标有《宋元行格表》二卷之作，叶氏为之校补，谓“言版片者当奉为枕中鸿宝也已”。
图文符号：图 叶氏云：古人以图书并称，凡有书必有图。并举《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所记以证之。然观其徒有记载而不见所传，是雕版以前古书流传不广以致湮殁之故，且“顾自有刻板以来，惟绘图《列女传》尚存孤本”，叶氏对此深为惋惜，但对宋元刻版书之图版何以亦多不传的原因，则没有交代。此外，绘图书还多见于坊估之间，有纂图互注本可为例证。文字 叶氏探究了宋体字、元体字的起源变迁。今所传古书刻本，主要有两种字体，一者“横轻直重”曰“宋字”，一者“楷书圆美”曰“元字”，世人不晓其源起。而叶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其谓“北宋蜀刻经史及官刻监本诸书，其字皆颜、柳体，其人皆能书之人。其时家塾书坊，虽不能一致，大都笔法整齐，气味古朴。”下例引诸家书目所记证明至晚在南宋时就已经形成了宋体之风。唐人尚法，刻工多仿颜柳体字，尤其是法度严谨、横笔轻细竖划肥厚的颜体。迄宋初，流风余韵之未替，故刻书一仍此体。明中叶以来，出现了写“匡廓宋字之人，相沿至今”，世呼之为宋体字，非宋代既有，以其效宋刻之“整齐方板”也。清初蒲松龄《聊斋笔记•卷上》称：“隆万时有书工，专写肤廓字样，谓之宋体。刊本有宋体字，盖防于此。”可为叶氏言语之证。南宋以后法度稍变，而有元一代官私刻书多用赵松雪字，其所手书之经子集部往往为各家争相刻印，概一人俾刻书风气而转移，是为一例。此元体字之滥觞。明代刻书比较有特点的是好用古字，盖时人嗜古好奇之病。圈点标注 古人阅书有圈点批注之风，且古书无句读，亦以圈点之。而刻书有圈点则始于宋中叶以后，盛于元明。
此外，与图书形态相关的，还有叶氏提到的书之节钞本、巾箱本、注疏本、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以及彩色套印等内容。雕版之前，一切古书皆出于手钞，故往往“节其要以便流观”，于是导致书籍节钞本的出现；同时，又有所谓巾箱本，亦起于未有刻本之前，初乃读书之人手录，置于巾箱之中以便随行阅读，后渐流行，至若坊估之一切小板刊印的书籍都称为巾箱本；又，古经书多有注疏文字。据叶氏考，其初宋刻各经注疏皆单行，其合并为一，在两宋之间。古人刻经、子有“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标题者，“大都出于坊刻，以供士人帖括之用。”关于古代书籍彩色套印的问题，叶氏认为“颜色套印书始于明季，盛于清道咸以后”，其实误也。据今发现的实物资料——元代至元六年（1340年）中兴路（今湖北江陵）资福寺刻无闻和尚刻印的《金刚波若波罗密经注解》，其卷首《灵芝图》与经文圈点均以朱色填之，注文墨色。叶氏没能见到这件珍品，导致论断错误，亦时代之局限矣。
三、古籍版本发展历史
叶氏在书中就唐末以来宋元明清四代刻本书籍及官、私、坊刻历代发展情况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例举了大量资料以证其论断，且兼下按语；理清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把握我国古籍版本的发展脉络。（主要就官私坊刻发展情况进行探讨）
唐末五代：
书有刻板，起于唐，盛于五代。
宋辽金：
叶氏对宋代版本情况论述较详。
叶氏将古代刻书分为官刻、私刻、坊刻三类，分别指皇家及各级地方官府、私人家刻本和以营利为目的书坊。书中广泛征引各官私书目及各家书志、题跋，考证出宋代官刻书有国子监本、崇文院本、德寿殿本、左廊司局本、两浙东路茶盐司本、两浙西路茶盐司本、两浙东路安抚使本、、浙右漕司本、浙西提刑司本、福建转运司本、潼州转运使本、建安漕司本、福建漕司本、荆湖北路安抚使本、湖北茶盐司本、广西漕司本、江东仓台本、江西计台本、江西漕台本、淮南漕廨本、广东漕司本、江东漕院本、江西提刑司本、公使库本，及各州军郡府县刻本，有州军学本、郡斋本、郡庠本、郡府学本、县斋本、县学本、学宫本、叛宫本、学舍本、太医局本、书院本、祠堂本等。其中对监本书叙述尤祥，谓“历朝国子监刻经史子部见于诸家书目者不可悉举”；又，经史外最重医书；且“例许士人纳纸墨钱自印”；凡官修书均听允售买；靖康之后又陆续补修，由是典籍复全。此两宋文治之风可窥一斑。宋代官刻书还有一个特点，即存在有“仅以某州某府称者”，曰：江宁府本、杭州本、明州本、温陵州本、吉州本、绍兴府本、临安府本、平江府本、严州本、余姚县本、盐官县本、眉山本等，大抵出于江浙者为多。
宋人私刻甚多，叶氏在遍考诸家书志目题跋基础上，考出其中有名者除相台岳氏之相台家塾、廖莹中之世彩堂外四十余家。
宋代坊刻书极为兴盛。书坊林立，以江浙、福建和四川闽中为最盛，世人习惯以浙本、闽本、蜀本称之。其中首推则江浙曰临安陈氏，闽中曰建安余氏，且当时官刻书亦多由其刊印；此外还有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建阳麻沙书坊、建宁书铺蔡琪纯父一经堂、武夷詹光祖月压书堂、崇川余氏、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建安江仲达群玉堂、杭州大隐坊、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杭州钱塘门裹车桥南大街郭宅口铺、临安府金氏、临江府新喻吾氏、南剑州雕匠叶昌、咸阳书隐斋、汾阳博济堂、菉斐轩、葛氏傅梫书堂等都是当时较为著名的书坊。
宋人已有了版权的概念，叶氏据其所藏书并引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所记宋椠本《祝穆方舆胜览前后续集》并《拾遗》七十一卷之自序之语，解释了古人约禁翻版的目的在于恐书坊等嗜私利之徒节略删改，致误士林。此皆前人考证之所未逮。叶氏还对宋代刻书之盛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有宋一代尚文治，有稽古右文之风，对刻书事业更是大力提倡，故无论官私坊刻都颇为兴盛，且刊印考究，为后世藏书家所宝贵。宋人刻书用纸用墨极为讲究，刊多优良，前人每每称誉宋刻，谓“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著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又“若果南北宋刻本，……所谓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宋刻之妙尽之矣。”又“字画工楷，墨色如漆，观此知有宋一代文化之盛，物力之丰，与其工艺之精，断非元以后所能得其彷佛。”古人爱慕之情，溢于言表。但叶氏也指出并非凡宋皆善，亦有“珷玞以充和璧”者，当知辨别。字体宋初多用欧柳颜体字，字体方板端峻，已初具后世之宋体字之风格。
辽：阙
金：书中谈到金时以平水（即今山西临汾一带，金时属河南东路平阳府管辖）刻书较盛，因其不当要冲而少干戈故；另外也稍论及其他地区的一些私宅刊本。
元代：
元代官刻书首推国子监本，次则兴文署本，又次则各路儒学本、郡学本、郡庠本、府学本、儒司本、书院本、太医院本、官医提举本等。其中比较有特色的是书院本。元时讲学之风极盛，书院林立，多有刻书；然亦有名为书院而实则私刻者，如方同虚谷书院、詹氏建阳书院、潘屏山圭山书院、平江路天心桥南刘氏梅谿书院等，此皆私宅坊估之堂名、牌记而託于书院之名。而元代官刻书之费全出于学院钱粮，且刻书工价之贵为古今所不及。
叶氏认为元代私宅刻书不让于赵宋，并列举了如平阳府梁宅、平水许宅等三十九家私刻书。元代坊刻较宋代尤夥，盖世愈近则传本多，利愈厚则业者众之故也。叶德辉在书中着重介绍了建安叶氏的刻书活动。与前代不同的是元时官刻书多“由下陈请”，即由下级向上级呈请刻印。其具体流程不一，叶氏在书中已有详细考证，并对其利弊进行了分析，认为呈请人不免各有所私，致使赀费靡滥，反映出“元政不纲”。
叶氏提出了对待元刻本的正确态度，认为元刻本有胜于宋刻本者。谓“特以时代论”元刻较宋刻为下，然不必定论一切元刻之不如宋本。叶氏指出“元本源出于宋本”，然因为时代久远往往有宋之善本不传，而存者反不若元本之善。且元刻书多有倩名手书者，椠法精峻，纸墨亦佳，其工者足与宋椠相颉颃，甚为宝贵。并例举元刻之佳者数种以例证之。
明代：
整体而言，明代刻书谬误较多，远逊宋元；唯藩府刻本时有佳者。由于年代相近，在数量上明刻书存世者较宋元为多。
明代官刻书，以南北监本为最盛，南监多存宋监、元路学旧板，其无正德以后修补者，品不亚于宋元；北监本多据南监本重刻，十三经、二十一史之外罕见他书。明代法禁严厉，叶氏据牒文考证知明时官方有命令规定“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明代坊刻之盛更胜前代，而书贾射利，刊刻不精且每每改篡节略致误学士。遂而有政府牒文约令：由官方组织校勘刻板，“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没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刊。县仍选委师生对同，方许刷卖。书尾就刻匠户姓名查考。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重罪，追版划毁，决不轻贷。”
明代私刻坊刻中亦有精品，为收藏家所珍赏，如吴郡审辨之野竹斋所刻《韩诗外传》十卷、《书鉴》一卷，昆山叶氏菉竹堂刻《云仙杂记》十卷、《陶穀清异录》二卷，锡山安国桂坡馆刻《颜鲁公文集》十五卷、《补遗》一卷、宋绍兴本《初学记》三十卷等。外此，明代私刻坊刻书可考者，叶氏也作了详细考证，见卷五•明人私刻坊刻书；尤其是不惜笔墨，对毛晋汲古阁所刻书记载尤详。
叶氏尝谓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批评明人刻书改换名目、添改脱误与好用古体字的陋习，故有“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书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的感慨。又斥明人之书帕本与南监罚款修板之谬。总的来讲叶氏对明代刻书是批评多于肯定。
明代刻书较有特色的是诸藩府刻书颇盛，且“时有佳刻”，“以其时被赐之书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翻雕”兼之藩邸王孙颇多好学者之故。如：蜀府、宁藩、代府、崇府、肃府、唐府、吉府、益府、秦府、周藩、徽藩崇德书院、溶藩、伊府、鲁府敏学书院、赵府居敬堂、楚府、辽国宝训堂、德藩最乐轩、潞藩等，所雕书皆有精良者。
清代：
对于清代刻本书情况，叶氏谓有张之洞之《书目答问》与王懿荣《补编汇刻书目》二书，十得八九，故论述较少。唯对清朝内府钦定诸书作了详细考证和记录。谈到官刻书，则略评武英殿聚珍板之遗漏，谓古今官修之书大都不免于潦草之风，遗恨于国朝刻书未及正经正史。
此外，对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及阮文达刻《十三经注疏》本作了一些考证论述。
四、古籍版本的鉴定
版本鉴定是古籍版本学的重要内容，叶氏在《书林清话》一书中已经总结出来一些鉴定古书的通例准则，并对宋元明清各代版本特点作了较为翔实可靠的考证，还就部分特定古籍版本的真伪鉴别和优劣评价加以论述。
版本鉴定通例：
一曰熟读各家书目。叶德辉在《藏书十约•鉴别二》中说到，“四部备矣，当知鉴别。鉴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录始。目录以《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阮文达元《揅经室外集》即《四库》未收书目为途径。不通目录，不知古书之存亡；不知古书之存亡，一切伪撰抄撮、张冠李戴之书，杂然滥收，淆乱耳目。此目录之学所以必时时勤考也。”在书林清话一书中，叶氏引用了六十余种书志目录题跋，而在实际的撰著过程中其所参阅的这类书远不止此。叶氏指出，撰写书目题跋可以记版本古今之沿传，纵其书版之不可见，亦不至于湮没无闻。
二曰“取乎神理”。叶氏涵泳书林数十年，对于古书真伪鉴别自谓“所藏所见，颇有考验”，而对于坊估作伪，“种种无形之流露，可以神悟得之”。又曰：“多见古本书之人，可以望气而定。”所谓“气”者，与神理同义，即学者藏书之人于古书鉴别浸淫既久，所见既多，便能具备一种鉴别古籍真伪的感觉，而不易被外表蒙蔽。而欲达到“取其神理”的境界，必须强调古籍经眼，同时还要熟知目录、博古通今，或谓“眼别真赝、心识古今”，也就是说既要有丰富的识别经验，又要有渊博的古今知识，二者缺一不可。叶氏一生活动兼藏书校书刻书著书于一身，古籍经眼者不可尽数，加以扎实的考据功底，且熟谙历代书林掌故，可谓此二者兼而有之。尝谓“书未经目睹不可臆断”；又引徐康前《尘梦影录》所记，据己所藏明邱浚《大学衍义补》与万历乙酉十三年郭子章序刻之《秦汉图记》（为《三辅黄图》六卷，《西京杂记》六卷），与所见京师图书馆藏明内阁宋元本书籍，证明了“明代人装钉书籍，不解用大刀，逐本装钉”之说。
其三曰科学的善本观。叶氏主张对待古书版本应持正确态度。这表现在他的善本观上，如叶氏指出：欲辨版本之善与否，一须论其“源”，即要知道这个本子是根据何时何地何人所出，比如他以清代人陈宗彝《独抱庐丛书》中所刻之《毛诗传笺》卷一卷二残本及黎昌庶《古佚丛书》中所刻之《尔雅郭注》三卷，皆出于蜀石经，虽为清刻却较之宋元传本为上。二，实事求是的态度。叶氏主张对待宋、元、明、清各代书籍版本，应持正确态度。对待宋刻本的正确态度，叶氏提出“不当震于宋刻之名”，批判佞宋之风，认为宋刻本亦有不可尽据者。究其原因，一在于“宋以来儒者但求义理，于字句多不校勘。其书即属宋版精雕，只可为玩赏之资，不足供校雠之用。”二在于所传非善本。卷七•元刻书之胜于宋本条目下，云：宋本以下，元本次之。然元本源出于宋，故有宋善本已亡，而幸元本犹存，胜于宋刻者。叶氏引“陆《续跋》中有宋椠宋印建本《北史》一百卷，云光宗时刊本，纸白如玉，字体秀劲”为例，谓其校雠不精，讹孱所不能免，宋刊中未可为上乘。这事实上已经牵涉到古籍珍本与善本的概念区别。而叶氏指出古书不一定年代愈早的本子愈可靠，故而在鉴定古籍时，我们须持一个正确的善本观。以此类推，元明清虽各有特点，但亦不可一以论之。而应当在熟悉历代版本特点的基础上，注意对特定的版本进行特定的辨别。
在前述的原则指导下，还须通知宋元明清历代书籍版本之特点。盖一代有一代之书，则一代又各有其特点。整体而言，宋本为上，元本次之，明本又次之，清刻则最下矣。以其去古之远近与考订之详略、椠法之精拙有不同故也。前文已有论述。然又有不必尽然者，若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卷六•宋刻书字句不尽同古本、宋刻书多讹舛，卷七•元刻书之胜于宋本等，叶氏在这些标目下臚举了不少例子，证明宋元明清各代分别都有善本和质量低劣的刻本。不一一列举。
另外，叶氏从数十年的藏书校书经验中总结出一些具体的方法，即通过对古书版本的版式、序跋、题记、字体、纸墨、刀刻手法、收藏印记等细微方面的辨析考证，对古书版本的真伪优劣进行鉴别，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如：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东吴郭云鹏济美堂刻无年号《河东先生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附录》二卷，《集传》一卷，《后序》一卷。小字注：“云每卷尾有东吴郭云鹏校寿梓篆文木记。版心有济美堂三字。德辉按，此与徐氏东雅堂《韩集》版式行字相同，盖同出宋廖瑩中世彩堂本。”这是叶氏根据版式行字的同异考证出其渊源授受的例子。又如：据行款鉴定，与叶氏同时人江标著有《宋元行格表》二卷，叶氏为之校补，谓可为鉴定宋元版本提供依据。又或根据牌、记等鉴定版本真伪，如：《天禄琳琅后编》卷四有《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目录后印“校对宣德郎秘书省正字张耒”八分书条记，故定为宋本。叶氏考证：一者此书不见于各家书目，二者宋时官刻书又无此体式，其用八分而不用真书者，正以掩其诈耳。遂证此书为伪作。里叶氏一方面利用其熟知历代各家书目的专业学术修养，另一方面又根据其对具体版式的分析，得出结论，颇见功底。这其实已经并非单纯地依靠某一点来对古书进行鉴别了，而是综合的把握和运用各个方面的知识，对古籍版本予以整体上的判断。
在《书林清话》一书中，更多是这种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与原则，全面考察书籍版本的各个方面，辅以广博的古籍版本知识，对其真赝优劣进行鉴别的例子。如卷十•宋元刻伪本始于前明标目下，叶氏在引明高濂《尊生八笺》所记，书估作伪，“百计瞽人，莫可窥测。收藏者当具真眼辨证。”语之后说道：“然究之宋刻真本，刻手、纸料、墨印，迥然与元不同。元人补修宋版，明人补修宋元。多见古本书之人，可以望气而定。如宋元旧板，明时尽贮于国子监。自元迄明，递有补修。其板至国朝嘉庆时，始毁于江宁藩库之火。明初印本流传尚多，试取其纸料墨色印工验之，断乎不能混入天水。南宋暮年刻印之书，转瞬入元，其气味便有清浊之异，宋清而元浊。究亦不解其所以然。惟元末明初之书，稍难分别。正统以后，则又判然。南监修板最后印者，板式参差不齐，字迹漫漶难辨。即令工于做伪，无如阅卷了然。至所称扣填姓名，非独墨色浓淡各殊，而字行决不能连贯。且新纸染旧，燥气未除，初印新雕，锋芒未敛。种种无形之流露，可以神悟得之。”在这里，针对坊估作伪的种种方法，叶氏以刀刻手法、纸料、墨色、印工、板式、字迹、行字等有形形态与种种“无形之流露”，结合起来，判断书籍真伪，是非熟谙鉴定法度者所不能言。
五、古籍版本的记录和保存
书林清话中对于古籍版本的记录和保存方面谈到的不多，现仅就以下几点加以论述。
（一）撰写藏书目录：“古人私家藏书，必自撰目录。”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是私人藏书目录的典范。而自镂板兴，于是兼言板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一书多至数本，其后藏书家编纂目录多纪板本，若江阴李鹗翀《得月楼书目》、清季振宜《季沧苇书目》等；乾隆中，于敏中、彭元瑞奉敕编《天禄琳琅书目》，“是为官书言板本之始”。不论官修与私修，藏书目录都对记录保存一代典籍具有重要意义。纵使其书亡佚，后人仍可据目录书考见当时之情况，文化一脉不致湮没。
（二）辑刻古书：古书流传，有存聚有散佚。散佚者，后人复从他书所引搜辑成书，于是有所谓辑佚书之现世。辑佚古书，“世皆以为自宋末王应麟辑三家诗始”，叶氏不以为然，他指出早在之前就已有之，他引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所记，有跋慎汉公所藏《相鹤经》后云，“按，隋《经籍志》、唐《艺文志》，《相鹤经》皆一卷。今完书逸矣。特马总《意林》及李善《文选注》鲍照《舞鹤赋》抄出大略。今真静陈尊师所书即此也。”叶氏据此推论谓“辑佚之书，当以此经为鼻祖。”又谓，“此风一开，于古人有功不浅。”当知辑佚古书诚可为蒐罗保存文献之一途径也。
（三）刊印丛书：丛书之刻始于宋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语》。丛书把同一种性质或相关的书籍汇刻在一起，有利于典籍的保存；但如叶氏指出，丛书的汇劾也存在弊端，即“统群书为一书，翻检未为不便。”虽如此，仍然需要注意，叶氏对于丛书的的价值是持肯定态度的，这表现在他一生热衷于刻书事业，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几部丛书的刊印。
（四）图书典藏：对于藏书与藏书之法及历代情况，叶氏另撰有《藏书十约》一书，分购置、鉴别、装潢、陈列、抄补、传录、校勘、题跋、收藏、印记十篇。其论书籍之鉴别、校勘与记录、典藏等，良多意见，颇中肯綮，最可与“二话”相发明。也正因此故，叶氏在书林清话中对藏书一节甚少涉及。故此不做赘述。
第二章 《书林清话》在版本学上的地位与价值
叶氏《书林清话》的成书自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一）社会背景：
乾嘉考据学的兴盛。清代考据学昌盛，目录版本之学蔚为大观。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的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将清代学术总结归纳为经书的笔释、史料搜集鉴别、辨伪书、辑佚书、校勘、文字训诂、音韵、算学、地理、金石、方志之编纂、类书之编纂、丛书的校刻等十三个方面，无所不包。清人在这些领域里几乎发挥尽致，他们将一切学问纳入到考据的范围之内，而考据以择本为先，所谓“板本之学为考据之先河，一字千金，于经史尤关紧要。”版本学故因之而隆盛。
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清人可以搜罗到的古书版本数量也与日剧增。
前代版本学的发展积淀。自西汉向歆父子校书始辨同书异本，版本之学可谓由来尚矣。宋代尤袤作《遂初堂书目》始于一书之下著录各种不同版本，是为目录书最早重视古书版本的典范。到了明末清初，出现了第一部善本书目，即钱曾的《读书敏求记》，“其述授受之源流，究缮刻之同异，见闻既博，辨别尤精”。又有孙庆增《藏书纪事》，其叙书籍鉴定与典藏保存，语多精肯，世人称之。清中叶以来，注重版本著录的藏书书志目录更是日益增多，如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黄丕烈《士礼居题跋记》等；并且逐步扩大到其他类型的著作中，在大量清人私撰日记、文集、笔记里，有关古书版本的论述与考订俯拾即是，如钱大听《竹汀先生日记钞》、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顾炎武《顾亭林文集》、朱彝尊《曝书亭集》、厉鹗《樊榭山房集》、张尔歧《蒿庵闲话》、刘献廷《广阳杂记》、王士祯《池北偶谈》等等，不可尽数。
藏书刻书之风靡被海内。清朝完成并维持了几百年的统一安定，使民间藏书免于兵燹战乱之祸，同时藏书守书的传统也很好的保存了下来，以藏书刻书为荣的官宦学者比比皆是。兼之清代文网严密，知识分子埋头于考据，而考据要求首先须辨析版本，于是使得那些藏有大量图书尤其是古本、秘本、善本、精校本的藏书家们群趋而热衷于刊刻事业。
感于时世，有兵燹书厄之忧。1840年，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打破了清代天朝上国自守式的安宁，外祸内乱相踵而来。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土崩瓦解的困境之中。《书林清话叙》云：“当今天翻地覆之时，实有秦火胡灰之厄。五十无闻，河清难俟。书种文种，存此萌芽”。叶氏生于这样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动荡年代，有此兵燹书厄之忧，势其必然也。
湖湘地区特殊的文化氛围。清代两湖地区经济繁荣，文化上有继承自宋代的学术传统，书院兴盛。入湘潭县籍后，叶德辉始终以“半吴半楚之人”自居，其一生秉承的是将吴中汉学与“湘学不知考据”归融起来，与王先谦、王闿运虽时有交恶，却得以有“湘潭王叶”与“长沙王叶”之称；而叶氏对于湘学的批判也与湖湘学者的学术反思结合在一起，使他尽管游离却又不脱离湖湘文化的氛围，并同湖湘乡贤们共同热衷于藏书刻书事业。
（二）家学渊源：出身于藏书世家。据叶氏《观古堂藏书目序》所记，宋代诗人藏书家叶梦得为其先祖；入清，其祖父叶树廉、曾祖叶奕亦皆嗜书好学之辈，家中“累代楹书”，其中不乏秘籍珍本，如有昆山顾氏、元和惠氏、嘉定钱氏等遗书，毛晋汲古阁所刻经史残卷，及唐人旧集等，皆可以资取证。
（三）个人因素：性嗜藏书，精于雠校。叶德辉自小涵濡于书卷，自谓早年即“得窥著作门庭”。受祖风遗韵影响，叶氏亦嗜于搜罗和收藏古籍，且好亦甚。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举后“携计入都”，于京都场肆之中搜访，得《皇清经解》中之专本、单行本，亦有初印佳本。其后，叶氏陆续收罗到袁氏芳瑛卧雪庐、商丘宋氏伟萧草堂、曲阜孔氏红榈书屋的部分藏书及善化张姓书“数橱”：光绪二十六年以后，叶德辉与日本学者往来交游，时以其所刻书易彼影刻之我国古宋元本医书及卷子诸本，同时又与国内学者藏书家交换，所藏愈丰。至辛亥“已得卷十六万有奇，以重刻记之，在二十万卷以外。”如此大规模的藏书使得叶氏得以目验诸本，眼界益阔。同时叶氏亦精于校雠，缪荃孙称其“精研经义、字学、舆地、文诃，旁及星命、医术、堪舆、梵夹，无不贯通”。这样丰富的藏书与深厚的汉学功底为叶德辉的学术撰著奠定了坚厚的资料基础与学术素养。
《书林清话》一问世，海内称扬之声不绝。缪荃孙盛赞：“此《书林清话》一编，仿君家鞠裳之《语石》编，比俞理初之《米盐簿》。所以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别，均在此矣。”傅增湘称其“所撰《书林清话》、《郋园读书记》，于版刻校雠之学考辨详赅，当世奉为圭臬。”梁启超《国学入门书目及其读法》谓此书“论刻书源流及掌故甚好。”胡适则将此书列入其所定“国学名著百种”之内。而文献学家张舜徽在《清儒学记》中写道：“惟所撰《书林清话》及《余话》，称述藏书家故实，广采名流燕语，扬榷得失，语多精辟。知其一生所长，仍在版本之学。”是为定论。可见，历来学者对叶氏此书及其学问多持肯定态度，而《书林清话》在版本学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亦是毋庸置疑。
以今论之，《书林清话》的学术学术地位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古籍版本知识之渊薮
《书林清话》是叶德辉凭借其数十年藏书校书刻书之经验，兼采各家书目题跋，“随笔记录，积久成帙”之作。书中汇集了叶氏搜集到的大量资料，对于版本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些资料涉及古书版本学的方方面面，若镂板缘始，宋元以来官私坊刻三者之派别，官刻书之牒文，以及刻板名称、诸人名姓与流传授受等诸多问题；初纷杂而无章，叶氏将这些资料剖判排类、措章绪议，且间下按语，非徒獭祭故实；常常根据一些看似微不足道或前人往往忽略的史料得出自己的结论。如，他利用宋眉山程氏刊本《东都事略》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板”，考证了我国在宋代就已经有了版权制度；再如，他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所记北宋刻大字本《资治通鉴》第六卷前有朱文木记曰：“关借官书，常加爱护，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及宋版《大易粹言》册末纸背印记云：“国子监崇文阁官书，借读者必须爱护，损坏阙污，典掌者不许收受。”等记载，考察了宋元明官书借阅制度。其次，叶氏在大量占有这些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考据学的方法，提供了古籍版本学的各项专业知识，解决了不少版本学问题。叶侄叶启崟跋曰：其“于刻本之得失，钞本之异同，撮其要领，补其阙遗。推而及于宋元明官刻书前牒文校勘诸人姓名、板刻名称，或一版而转鬻数人，虽至坊估之微，如有涉于掌故者，援引旧记，按语益以加详。凡自来藏书家所未措意者，靡不博考周稽，条分缕晰。此在东汉刘班，南宋晁公武以外，别自开一蹊径也。”
二、第一部古籍版本学专著，为学科之津梁
自有同书异本之后就有了版本的考校。汉成帝时刘向奉敕校书，对书籍不同的本子进行比对校勘，有《别录》之撰，是为版本学之滥觞。雕版印书术出现以后，书籍的数量不断增多，刊刻之功蔚然成风，于是鉴别古籍版本的真伪优劣愈显重要。如前所述，宋以后许多藏书家在撰写藏书目录时，开始兼言版本，古人辨别版本之风渐开，而成就最卓著者当属清人。继清初钱曾《读书敏求记》之后，藏书家重版本之风益盛，他们或编书目，或录序跋，都对书籍的版本情况予以著录。除前文所举之例外，尚有黄丕烈《求古居宋本书目》、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聊城杨绍和海源阁《楹书隅录》、常熟瞿镛《铁琴铜剑楼书目》、仁和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归安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揭阳丁日昌《持静斋书目》、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等，官修书目则以《天禄琳琅书目》最为有名。言考论版本，诸书皆辨其真伪、叙及源流、校其文字，“版本之学”大有呼之欲出之态势。但必须认识到的是，重视版本并不等于承认版本作为学科而存在，而此时的“版本学”仍旧处于校勘学的襁褓之中，为书志学之附庸，尚不足称“学”。
真正的版本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是在清末，标志即为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叶氏综贯古籍版本发展源流，旗帜鲜明的提出“版本之学”的称法，认为版本学是与目录之学、校勘之学并立的，同为国朝考据之根柢，这样就使得版本学从目录学和校勘学中独立出来。可以说在叶氏之前，人们对于古书版本的研究还往往只是就某部书或某几部书的片段式的散论，而叶氏的《书林清话》则已经在理论的层面上对版本与版本学进行了探讨，并使之上升为一门学科。此书一出，影响极大，尤其是后来研究版本之学的人，咸视其为史料之渊薮与版本学学科的开山之作。
另外，不得不提到的是，几乎与叶氏同时，还出现了一部讲论古籍版本的著作，即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是书不分卷，实际上讨论了书籍版本的几乎所有方面，但因此书甚俭，流传不广，影响也远不及《书林清话》。之后有30年代钱基博的《版本通义》，是第一部以“版本”为名的版本学著作。这三部书共同奠定了近代古籍版本学的学科基础。
三、对古籍版本鉴定的指导意义
《书林清话》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书史著作，提供了历代文献版本的各项知识，概述了宋元明清各种古籍版本的特点，总结了一些鉴定古书的方法通例，对于我们今天进行古籍版本鉴定有着实践性的指导意义；同时，叶氏在大量的古籍版本考证的实践中，总结出许多鉴定版本的方法与原则，如他强调古籍须经眼和博闻多见，主张对宋元刻本的正确态度，以历史的动态的眼光考察版本，以及熟读历代书目等，这些原则和主张已经涉及到了古籍版本鉴定的理论层面，对鉴定版本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故自叶书问世，学人治版本之学者与夫诸藏书之家莫不奉为古今图书鉴别之圭臬。如：史学家吴则虞谈到版本鉴别时说道：“功治之次第，当先览《书林清话》，俾明其梗概。而后目验书影，或《四部丛刊》、《古逸丛书》等等以见其板式字样。然后阅《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才能勘而研识之，而才能古刊旧椠，一见乃别；刊藏源流，了然于胸，一见逾于百闻。”则其推重若此，可见一斑。八十年代以来，出版了一些专讲古籍鉴定的著作，而这些著作都对叶德辉的《书林清话》进行过一定程度上的研究。如：魏隐儒、王金雨《古籍鉴定丛谈》（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国75年1986）、李致忠《古书版本鉴定》（文物出版社，1997年），陈正宏、梁颖《古籍印本鉴定概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等。
四、重视域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在叶德辉的学术活动中，与日本学者的交流颇为引人注目。他曾收过两个日本弟子，松崎鹤雄与盐谷温，都是日本汉学家。据松崎回忆，与叶氏过从密切的日本友人有白岩龙平、水野梅晓、永井禾原等，西园寺公望、内藤湖南、岛田翰、盐谷青山、泷川龟太郎、长尾雨山等都有来华直接访问过他，与竹添井井则只有书信来往。而在《书林清话》一书中，叶氏提到最多的是岛田翰和森立之，如卷一•古今藏书家纪板本，称“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岛田翰《古文旧书考》，皆于宋元古钞各书，考订至为精析”；复引一例，云日本《水野梅晓行笥》中，载有《文选归去来辞》，卷尾刻“大唐天祜二年秋九月八日余杭龙兴寺沙门无远刊行”字一行，清傅云龙纂《喜庐丛书》中刻有此种残本，黎庶昌跋盛称之，叶德辉乃引岛田翰所云，证其实为日本大阪西村某赝刻三种之一。是乃以域外之资料考版本之真伪的典型。又卷六，以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所记，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所云“绍熙”为“绍兴”之误。等等，在书林清话中，这样的引证有很多，不一一胪举。
第三章 《书林清话》所蕴版本学思想之实践
——论叶氏的刻书活动
叶德辉的版本学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中，更反映在他的实践活动中。
《书林清话》开篇就“总论刻书之益”，谓之为“积书与积阴德”兼而有之的不朽之事业，并引张之洞言曰：“且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综观叶氏一生活动，几乎都与书有关。而在《书林清话》一书中，叶氏更是花了不小的篇目，对历代著名的刻书人和书坊等立专题加以论述，如卷二•宋建安余氏刻书，南宋临安陈氏刻书之一二，宋陈起父子刻书之不同：卷四•元建安叶氏刻书；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之一至七，明毛晋刻六十家词以后继刻者；卷八•明华坚之世家，明安国之世家；卷九•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之一至三等，这一方面是表彰他们的功绩，另一方面也是他本人对刻书事业的肯定。
叶氏一生热衷于校书辑刻，所刻书皆经其精心校订，且多以“观古堂刊”或“长沙叶氏刊”署名。叶德辉弟子刘肇隅于1927年编《郋园四部书叙录》时曾附有“郋园刻板书提要”，罗列叶氏刻书之细目，惜以不存。今据张承宗、杜迈之《叶德辉评传》统计，叶德辉刻书多达160余种，除其个人著述外，主要是一些稀见书籍，包括经史文集、游艺、小学和版本目录学等，在张承宗、杜迈之合著的《叶德辉评传》中有详细的附表，《叶德辉撰辑校刊书目系年》和《叶德辉未刊书目》，考证详细，可资参考。现将主要辑刻书目胪列如下：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辑《鬻子》二卷
1893年，辑《郭氏玄中记》二卷
1895年，郭璞《尔雅图赞》一卷，辑《淮南万毕术》二卷
1898年，《翼教丛编》六卷，撰刻《郋园书札》
1899年，《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附《明人题跋》一卷
1902年，刻《观古堂汇刻书》共13种（八月印，1908年重编）
《观古堂所著书》（八月印，1907年重编）
《观古堂书目丛刻》（八月印，1919年重编）
《明南雍经籍志》二卷、《结一庐书目》四卷附《宋元本书目》一卷、《绛云楼书目补遗》一卷、《静惕堂宋元人集书目》一卷
1903年，刻《万卷堂书目》四卷
1904年，刊《竹崦庵传抄书目》一卷
1907年起，重新编刻《观古堂所著书》，共13种；《丽廔丛书》9种；《双楳影闇丛书》17种（1914年重编）；《石林燕语》十卷，附校勘一卷
1908年，刻《元朝秘史》十卷，续二卷
征刻唐宋人秘本书目一卷，附《考证》二卷
1911年，刻《石林遗书》13种
1913年，刊印《观古堂诗录》六卷
1916年，刻《观古堂藏书目》四卷（编于1911—1915年），《六书古微》十卷
1918年，刊印黄丕烈《求古居宋本书目》一卷
1919年，重编汇刻《观古堂书目丛刻》，共十五种
1920年，撰刊《说文籀文考证》一卷，《说籀》一卷及《补遗》一卷，《书林清话》
1922年，刊《郋园山居文录》二卷（写于1916—1922年）
1923年，撰刊《说文读若字考》七卷、《同声假借字考》二卷
1928年，《郋园读书志》十六卷，1928年由其子侄及弟子刘肇隅刊于上海澹园；《书林余话》二卷
1935年，《郋园先生全书》
在叶氏所刻的这些书中，有两点最为引人注目：一即目录书的汇刻，二是辑刻丛书。而这也是叶氏辑刻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体现出的他的学术眼光与版本学理念。
一、目录书的汇刻
在1902年叶氏刻《观古堂汇刻书》中，就有四种为目录书曰：《明南雍经籍考》二卷、《绛云楼书目补遗》一卷、《静惕堂宋元人集书目》二卷、《结一庐书目》四卷（附《宋元本书目》一卷）。1919年以后，叶氏又增补书目九种：《宋绍兴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二卷、《古今书刻》二卷、《百川书志》而十卷、《万卷堂书目》四卷、《征刻唐人秘本书目》一卷附《考证》一卷、《孝慈堂书目》一卷、《佳趣堂书目》不分卷、《别刻结一庐书目》一卷、《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一卷，并前刻《竹崦庵传抄书目》（1904年）一卷和《求古居宋本书目》一卷（1918年），汇刻为《观古堂书目丛刻》，共十五种，凡四十八卷。可以说，叶德辉是中国刻书史上刊刻书目最多的私人藏书家。近人汪辟疆称赞叶氏的这一项工作，谓中国近世之重专门丛书的刊刻，以目录学一类言之，长沙叶氏之《观古堂书目丛刻》当为“丛书中之魁垒”。叶氏对这些书目都进行过详细的考证。并且，这并非全部，据粗略估计，叶氏观古堂所藏书目有122部，较之《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20余部为多。其中收有不少乾嘉以来书志目录，以及一些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目录学的著作，如《日本唐时现在书目》一卷、《古文旧书考》四卷、《皕宋楼藏书源流》等，大都是当时希见流布的目录书。叶氏汇刻目录书的目的如其所言，首先在于肯定书志目录对于古籍鉴定的指导意义，所谓“鉴别之道，必先自通知目录始”：同时又是基于对目录书本身具备的版本目录学价值的认识，盖其有裨于“补订史志，考证版本之事”也。
二、辑刻丛书
叶德辉所刻书的另一个特点是辑佚书与汇编，即丛书的辑刻。这包括上面提到的《观古堂所著书》13种（1902年）、《丽廑丛书》9种（1907年）、《双楳景闇丛书》17种（1907年）、《观古堂汇刻书》13种（1908年）、《石林遗书》13种（1911年）和《观古堂书目丛刻》15种（1919年）。谢国桢在谈到清代道、咸迄光、宣五十多年间丛书刊印情况时说道，“能刻书者，未必能识书。能识书者，又未必能抉择审慎，身与校雠之役也。但清季所刻丛书，所以能有其成就者，则以有力主其事之人也。其中当推陆心源、杨守敬、叶德辉、缪荃孙等，后此则为罗振玉、王国维、张元济、傅增湘诸人。其搜辑鉴别、研赜校雠、深诣孤造，各有其独到之处。”并对叶氏刊刻丛书给予肯定，谓“其《汇刻书目》收集元明以来藏书家书目实广”，所刻丛书或可“知刊刻古籍之源流”，或可“羽翼经学”，或“有补于史事”。在这些汇刻的丛书中，《观古堂所著书》是叶氏私人的撰著和辑佚类书籍；余者主要是经子集部和一些杂书，其中大部分是当时比较希见的书籍，也包括叶氏从其他书中辑校而成的古代佚书，和一些清人著作。叶氏不遗余力的辑佚和刊刻丛书，印证了他对辑佚、丛书汇编与刊刻书籍的肯定，显示出他作为文献学家保存、辑录和传承文献的专业意识与学术理念。
另外要提到的是他的两部书，《观古堂藏书目》和《郋园读书志》。这两部书都是叶氏及其子侄据观古堂所藏书编写而成，前者是叶氏观古堂所藏书的书目，光绪二十七、八年间，叶氏已着手编定藏书目，后陆续订补，至民国五年（1916年）付梓刊行。叶氏对此书颇为自负，谓其可补张文襄之《书目答问》之阙误，足为《清史•艺文志》之资料渊薮。在编写藏书目录的同时，叶氏忧于时世，恐藏书不保；民国五年，因命子侄将所藏各书之题跋抄出汇辑编撰成书，至民国十五年编定。叶氏殁后，1928年由其子侄及弟子刊于上海澹园。虽然后者不是叶氏生前所刻，但是在其监督下编就，仍然在叶氏的撰著范围之内。而叶氏对于藏书及撰写藏书目录与序跋提要的重视，同样反映出他的学术理念和版本学思想。
无论是编印书目，还是辑刻丛书，从保存古籍版本的角度看，叶德辉都是功不可没。而综观叶氏一生的刻书活动，无不贯穿着他的版本学思想。叶德辉没有把对于版本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片段的考据范畴之内，而是上升为理论，又付诸于实践。这也是他在版本学学科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的原因所在。
结 语
无论从版本学、目录学还是书史学、史料学等角度看，叶德辉的《书林清话》都是一部力鼎之作，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学术史脉搏，对全书内容进行梳理，立意彰显其学术价值的同时，力求对其予以中肯论定。然介于是书系以书话体写就，标目繁复且未成体系，资料丛脞而理论欠缺，笔者艰于爬梳，故不免于疏漏，唯以抛砖引玉之意敷以成文，期待方家斧正。
物无全美，鉴于种种原因，叶氏所著《书林清话》与《余话》难免有阙误与不足之处，前人已有李洣《〈书林清话〉校补》、（日）长泽规矩也《〈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及湖南师大王晓娟硕士论文《〈书林清话〉研究》的“考辨”部分，可资参考。笔者不复做考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