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1864—1927），字焕彬，号直山，又号郋园，湖南湘潭人，近现代著名藏书家和文献学家。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十六卷，“辑（叶氏）所藏书前后手书题跋，按四部编次”，于1928年由叶氏子侄及弟子刘肇隅等印于上海澹园。因书之版本不同，叶《志》亦分别予以题跋。其中有经部题跋九十五篇（书八十一种）、史部九十六篇（七十九种）、子部一百二十四篇（一百零二种）、集部三百七十四篇（三百三十七种），凡六百八十九篇（书五百九十九种）。这是叶德辉的一部目录版本佳构，可至今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近来，笔者将其略读一过，发现许多地方可补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总目》）。
一、考明版本
《总目》一般只注明“某某采进本”、“某某藏本”等，给我们研究《总目》和《四库全书》带来不便。而叶《志》皆注其版本，如《周易本义辨证》为“原稿本”，《史记正义》“明嘉靖四年王延喆刻本”，《古愚诗概》“乾隆庚辰家刻本”等等。
更可贵的是，叶《志》不遗余力地对《总目》版本详加考证。如徐天祐音注《吴越春秋》，《总目》著录为“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叶《志》本（以下简称叶本）的行款是，“半页九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字数同，与大德九年乙巳刻《白虎通》及十一年丁未《风俗通义》的行字相同”（本文中的引文，如未指明出处，均出自叶《志》）。因而，此书“是明刻书中慎守先民榘矱者”。叶《志》再从此与《总目》所云校刊年月“（元）大德十年丙午”及题识“文林郎国子监书库官徐天佑音注”、“绍兴路儒学学录留坚、学正陈昺伯、教授梁栩、正议大夫绍兴路总管提调学校官刘克昌”等校勘官名，断《四库》本为明重刊元大德丙午绍兴路儒学刻本。又如《新语》，《总目》但云“内府藏本”，未言何人何时所刊。叶本为“明万历辛卯范大冲天一阁校刻本”。叶氏云，在明代，该书除弘治壬戌李仲阳本、天一阁本与天启辛酉朱谋堙重刊李仲阳本等为单行本外，其他多为丛书本。叶氏引而申之云，《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明版•子部》之程荣《汉魏丛书》（明万历二十年刻），其中有《陆贾新语》二卷，则其断定此“内府本”为该《丛书》本。再如，叶氏明嘉靖顾元庆校刻本的《四十种文房小说》十册，曾为明末复社名士金俊明所藏（书前有金氏手书真迹），《天禄琳琅书目后编•明版•子部》将其全部收录。叶氏指出，其中有顾氏据宋本重刻者，“虽为明本，品位与宋元相埒”，但《四库》著录的顾氏仿宋本《资暇集》，以其对“贞”、“徵”、“完”等宋讳阙笔如故，《总目》便据其断为南宋本，更据“殷”字之阙笔，臆其为“（宋）理宗以前、宣庙未祧之时”刻本！叶氏批评道：“馆臣于内府收藏之书，全未入目，故有此悬揣之词”。此外，《总目》又将《徐文长集》三十卷与《徐文长三集》十二卷混为一谈。叶《志》云，前者由钟瑞先刻于万历甲寅，而后者由商溶刻于万历庚子，二者相差极大，不是一本，等等。
考明版本，当然要指出劣本。叶《志》在《孔子家语》的题跋中指出：“毛晋汲古阁藏书多善本，而刻书皆恶本”。如对毛本《广川书跋》，叶《志》云，《四库》本为通行的毛氏津逮秘书本。叶德辉将毛本与叶本（明锡山秦氏雁里草堂墨格钞本）比勘，发现毛本竞有五谬。一、前后失序。如卷二《石鼓文辨》，前刻石鼓原文及其异体、音释，后方为《文辨》；而毛本以《石鼓文》附于本卷之末，又改其次序。二、阙而不补。叶本在卷三末的《佳城铭》之后，有“宋公牼钟铭”数行，以补前《宋公牼钟铭》之缺，而毛本于前缺字未补，亦无此几行。三、不究原缺，又讹而不通。如卷五《谷口铜筩铭》，叶本自“本论以大”下缺十二行半；从十三行起，为“文学祭酒，典学从事各一人，司仪主事各一人”，至末句“未尝不移日也”，毛本以“各一人”之“人”直接“本论”，在“以大”之“大”字下，又误“司”为“同”，故本句讹为“以大人同仪主事各二人”。四、著录未备。叶本在《桥太尉碑》后，重出《桥太尉碑》。“桥”“乔”本一人，而跋为二，则前为桥公墓碑，后为其庙碑，而毛本仅有墓碑，无庙碑。五、体例不合。如卷十《同光四年宣》一文。自“昨以”起，至“枢密使张”止，“天子降书命”以下提行另起，下注“策书起年月”，至“是为诫敕”一段，皆为双行小字注文。而毛本以“天子降书命”与上文相接，又将小注误为正文，等等。同样，毛本《孔子家语》，叶《志》亦指出《总目》“未见宋本，故误以毛刻为近古”的错误。不仅如此，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毛晋汲古阁刻书》中亦批评毛氏“刻书不据所藏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因此，“吾于毛氏不能不为贤者之责备矣”。除毛本外，还有其他版本欠佳者。如《南丰先生元丰类稿》（康熙丁酉顾崧龄刻本），《总目》著录亦为此本。叶《志》诘责《总目》，“何不以元大德（丁思敬）本著录，再以南宋巾箱本参校，成一完书？”《总目》“籍重顾刻何校”，是“弃珠玉而宝碔砆”等等。
考辨《总目》版本，叶德辉有《四库全书总目板本考》二十卷，“专考《四库》著录之书，自宋以来版刻始末”。可惜已佚，幸叶《志》保留吉光片羽。
二、考辨刻者
叶《志》在诸多题跋中均注明刊刻者的姓名，如《十三经注疏》云：“明嘉靖中福建巡按御使李元阳校刻本”，《双树生诗草》“咸丰元年徐渭仁刻春晖堂丛书本”等。这些准确的刻者著录，补正了《总目》不少误录。
这种失误，其中有将刻者名脱字者，如《隶释》。《总目》作万历戊子王鹭所刻叶本亦题王云鹭。到底王氏名“鹭”还是“云鹭”？叶氏考其末卷尾页牌记：“余为广陵守，偶得《隶释》一书于真州僧舍，乃写册也。或曰：‘此元人手钞，亡其姓氏。’余素未睹此集，询之博雅者，皆云坊肆间并未刊布。余因命工依宋版字梓之，以与同好者共览焉。”叶氏以为，刊刻是书之年为广陵知府者，王云鹭也。笔者考明嘉靖二十七年《夏邑县志》，其《地理志•古迹》云：“还乡祠……今废而为寺，云知县郑相、教谕黄虎臣、邑举人丁鹏程、彭好古、王云鹭有诗。”是年王氏已为举人。《续纂淮关统志•卷八题名》云：“王云鹭，字翀儒，（河南）夏邑人。（隆庆）辛未进士，主事。”王氏于万历戊子知广陵，万历已丑又知登州。故《总目》于王氏名脱一“云”字。今《四部丛刊》三编之《隶释》，便题“明万历王云鹭刻”。而王鹭则不知何许人也。
有误刊刻人身世者，如《吴越备史》。《总目》据《读书敏求记》和《吴越世家辨疑》二书，于其刻者之一钱德洪（1496—1574）究竟是钱缪十七世孙还是十九世孙，举棋难定。叶本（影写明刻本）作十九世孙，“然钱氏《读书记》，余有乾隆乙丑沈尚杰刻本和道光乙酉阮福刻本，均作十九世，……则《提要》所见，又钱《记》之误本。”笔者考明末清初散文家张岱（1597—1667以后）《西湖梦寻•钱王祠》亦云：“钱镠……明嘉靖三十九年，督抚胡宗宪建祠于灵芝寺址，塑三世五王像，春秋致祭，令其十九世孙（钱）德洪者守之。”亦同叶《志》。今《丛书集成初编》、《续修四库全书》之钱《记》，其《吴越备史》均作“十九世孙”，是。
有误藏书者为刻书者，如《真迹日录》、《清秘藏》与《清河书画舫》等。明代张应文《张氏藏书七种》中有《清秘藏》一书。叶《志》在《张应文藏书七种》的题跋中提及《清秘藏》一书，再由《清秘藏》连及张应文子丑之《真迹日录》与《清河书画舫》等二书。叶《志》先指出《总目》云《清秘藏》为“鲍士恭家知不足斋所刊”之误，然后指出此七种为明万历丙申所刻，下有“曾在鲍以文处”朱文篆书方印，且首页栏框上有“翰林院”满汉篆书九叠文大方印，故叶氏断是书为“鲍氏进呈时发还翰林院者”。且其《清秘藏》“刻手恶劣，全失其意”，尤多讹字，叶《志》举例说，自序“喜靖万历间”误为“嘉庆万历间”等。叶氏以之与鲍氏藏本比较，鲍本亦误。此外，“其他讹谬，不问可知”。故此《张氏藏书》非鲍刻。同样，张丑之《真迹日录》与《清河书画舫》，在《总目》的提要中，一云“鲍士恭家知不足斋所刊”，一云“鲍氏所刊”，亦误。鲍氏该丛书三十集二百零七种，其底本多旧抄旧刻及名家校本，素为世重。因此，叶《志》指出，此二书不在《知不足斋丛书》之中（《清秘藏》亦然）。故此三书非鲍刻，而为鲍藏。
三、考定卷（条）数
叶《志》对著录之书均详其卷（条）数，此亦可正《总目》之误。
《元史节要》，《总目》存目著录十四卷。叶《志》引《总目》云：“（此）书成于洪武间。而《顺帝纪》内多有称‘明太祖高皇帝’者，疑经后人改窜，非原本也”。《四库》本确非原本。而叶本仅分上下二卷，其引该本黑地白文长条牌记云：“洪武丁丑孟夏，建安书堂新刊。”叶本大题“元史节要”，其下又注“上”、“下”二字，且下又题“临江张美和编”，且均占两行，“其版式字体，犹存元刻之旧”。在叶本的《顺帝纪》中，朱元璋被称为“大明皇帝“，不叫“明太祖高皇帝”。叶氏据以上理由，断此为该书原本。又如《青囊经》一书，《总目》将其著录为《青囊奥语》和《青囊序》各一卷，“又杂入后来术士附益之辞”。叶《志》疑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之《杨公遗诀》、《曜金歌》和《三十六图象》一卷为该书原名，并指出：“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始称《青囊经》”，后便以该名收入《古今图书集成》，“只云杨筠松《青囊经》也。”故“《四库》编校诸臣，曾不一检对，可云疏漏矣。”再如，汪应辰《石林燕语考辨》，叶《志》引《总目》云：“应辰之书（指《石林燕语考辨》），仅《儒学警悟》间引数条，与（宇文）绍奕《（石林燕语）考异》同。”叶《志》指出，七集之《儒学警悟》，其第一集之卷一至卷十即为汪氏《考辨》。而且，“汪《辨》多与宇文绍奕《考异》文同，不同者仅九事。”叶《志》最后指出，《考辨》被收在《永乐大典》第一万四千八百卷的“悟”字韵下，原目二百零二条，且原文皆备。此由“馆臣未见《儒学警悟》原本”故也。
四、指明偏颇
由于时代的局限，《总目》对人物的品评不乏偏颇。叶《志》亦予正之。
钱谦益《列朝诗集》八十一卷一千六百余家，为有明一代的诗歌选集。每位诗人都有简要的小传，品评亦较公允，且不乏精辟独到之论（如钱氏以“幽深孤峭”论竟陵诗风，几成定评）。叶《志》在明人别集的题跋中多次引用该诗集的史料和观点，多持肯定态度。而《总目》在《明诗综》的提要中，指责钱氏《列朝诗集》，“以记丑言伪之才，济以党同伐异之见，逞其恩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复公论”，“六七十年来，谦益之书久已澌灭无遗”。《总目》又在《怀麓堂集》的提要中批评李东阳：“依阿刘瑾，人品事业，均无足深论”。叶《志》针锋相对地指出：钱氏编纂此集，是“于文林艺苑、布衣山林之士，尤恐事迹不克详尽，使其人淹没无传。故殷然提倡表扬，不啻若自其口出”，因此，“其（钱氏）宅心忠厚。”而“耳食其说者，目不睹《列朝诗集》之全，随声附和”，因“（牧翁）选诗时，正是非未定之日。乃独主持公议，尽扫蚍蜉”，而“非具三长之史才，乌能有此卓识耶？”当时，“诗学家沿尚格调，与前后七子针芥相投”，故在“牧翁指驳（前后‘七子，）”之际，他们“骤闻牧斋之言，不免失所依傍”，而“百口一舌”，攻击钱集。钱集罕传，只为“牧斋亦以失身二姓，为士林所轻。其书自毛晋汲古阁镂版后，传本甚稀（后又毁版）。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复在焚毁之目”。对于历史，钱氏是比较客观的。如《列朝诗集•丙集》云李东阳：“成弘之间，长沙李文正公继金华、庐陵之后，雍容台阁，执化权，操文柄，弘奖风流，长养善类，昭代之文人，为之再盛。百年以来，士大夫学知本原，词尚体要，彬彬焉，或或焉，未有不出于长沙之门者也”。《丁集》张居正小传，云张氏：“受遗枋政，光辅幼主，尊王权，强国势，有古重臣之风。”故叶《志》云，“牧翁于二公推重甚至。”但钱氏如此的历史观，又“触天下之私疑”（《明史•李东阳传》云，李东阳保护正直之臣，而“气节之士多非之。”），实际是“议论是非大都出于私怨（如张居正死后，陕西道御史杨四知诬陷他‘贪滥僭奢，招权树党，忘亲欺君，蔽主殃民’等）”。叶氏对李、张二人的看法，与钱氏相类，如论李东阳，“周旋瑾阉，扶持善类。罢相以后，囊橐萧然，至以卖文鬻字，消闲度日。其孤忠亮节，岂可伪为者？”论张居正，“江陵救时之相，为人所不敢为。至今，修《明史》诸臣文集流传，无不称其相业。”基于以上的诗观和史观，叶《志》以为，“《列朝诗集》，乃选家之诗史耳”。当然，叶氏承钱氏之说，以钟惺、谭元春诗派为“亡国诗妖”，这是不确的，因为明亡与竞陵诗风无关。
诚然，跟钱谦益有关系的程嘉燧（号松园），亦在《总目》被批之列。《总目》在《学古绪言》提要中说：“嘉燧以依附钱谦益得名，本非端士。”针对《总目》云程氏因钱谦益得名，叶《志》指出：“松园早得盛名，初未依附谦益”，又云“松园早列三老之名，晚获四先生之誉”。而程氏“晚与之（谦益）呢，彼此不无阿好之词”，其原因是“明末文人习气，凡达官田居，必引一布衣与之倡和往来，以炫乡里之耳目，如董宗伯（其昌）之与陈眉公（继儒），亦即其习气。”因此，“谓其非端士，乃储胥之恶。”笔者又考《明史•程嘉燧传》，该传但云程氏“工诗善画”、生活旷达及与钱氏交往，而与其人品则无何诋诃，此亦与《总目》之说异，等等。
叶《志》以对以上人事的品评，基本求实。
五、完善著录
《总目》对诸书著录标准为“诸书刊写本不一，谨择其善本录之。增删之亦不一，谨择其足本录之”，其实不然。叶《志》亦以批评之。
叶《志》在《仿宋岳珂本五经》的题跋中就指出，“《四库》馆臣编撰《总目》，往往对内府、《天禄琳琅》之善本书忽不著录，而以外间所进本列入《全书》”。叶《志》在《毛诗传笺》的题跋中也指出这个问题。下面略作分析。如《孔从子》，《总目》著录为内府三卷本。而叶《志》云，自《隋志》以来，官私目录将该书均作七卷，特别是《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元版•子部》中有宋代宋咸注的七卷本，而《总目》未予著录。因此，“内府原有此书，特《四库》偶遗之”。再如《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叶《志》引《天禄琳琅书目•明版•史部》云：“明万历间重修二百二十八卷……《大明会典》一书，始修于弘治，重订于正德。嘉靖时，复加参补增人弘治十六年以后事例。至万历间，又增入嘉靖二十八年以后条例，校刊成书。”但《总目》著录为正德四年校刻之弘治十年敕修一百八十卷本，并云：“其后嘉靖八年，复命阁臣续修《会典》五十三卷，万历四年又续修《会典》二百二十八卷，今皆未见。”真是“于天禄之书，若不知有其物者”。《人伦大统赋》的前面本有头、面、背等八幅插图，末尾也有二十四幅气形图，分“喜应”、“忧应”日期。而《四库》本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无各图，“不能使读者心目俱快”。在《弁州山人四部稿》中，叶《志》指出，《总目》于“‘前七子’不录王家相、王九思，于‘后七子’不录吴国伦、徐中行、梁有誉，梁集《存目》亦不载”，而“前后‘七子’，自成宗派，自为一时风气。”因此，对前后“七子”作品“苟略而不备，则其中之迁流变化，又乌从而定其是非？”叶《志》又在《甑甄洞稿》的题跋中提出了同样的不满，“以吴（国伦）集入存目，与徐中行比伦，而又有取于宗子相（臣），则有所不解也。”再如，明王圻《谥法通考》十八卷，叶《志》指出，该书对上古至万历丙申的所有谥法作了考证，为文史研究者提供极大便利，但《总目》未尝著录。而明鲍应鳌《明臣谥汇考》，仅载有明一代谥法，且不若《谥法通考》之详备，却于史部政书类著录。虽然，王圻《续文献通考》已著录，但因二书“各自为用，体例亦不相同”。叶氏指出《汉志》有两类互见之例，《隋志》有分载与总载之书，进而指出，整个《总目》“于此应互录之书，多所疏略。”对汤显祖的作品，《总目》存目著录《玉茗堂集》二十九卷，其中诗十三卷，文十卷，尺牍六卷。而叶《志》汤氏作品集，为明天启元年韩敬刻本，其中《玉茗堂文集》十六卷，《赋》六卷，《诗集》十八卷，《尺牍》六卷等等。
六、其他
除以上种种，叶《志》还在其他方面补正《总目》。
正确归类者，如《化书》。该书是我国道教哲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四部中属子部。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其归入杂家，“《总目》因之，殊为失实”。《史料前集》三十卷，《总目》云：是书“非集非史，《四库》中无类可归。约略近似，姑存其目于传记中，实则古无此例也。”叶《志》指出，如以《四库》著录《通志》之例，当入别史；如援《弁山堂别集》例，则当入杂史。
广其异闻者，如《大学衍义补》。叶《志》引明沈德符《野获编》之异闻，以美“圣学”之功。沈氏云，真德秀《大学衍义》，因触犯宦官，不得呈帝御览。后有臣下进呈，均不报。邱溶以真氏书于治国平天下未具，遂补之，成《大学衍义补》一书，孝宗称善。后因《续忧危竑议》，神宗震怒，广欲牵连。东厂提督陈矩遂以《衍义补》之“内慎刑宪”数卷进呈，帝怒稍解，从而避免了最高统治者的一次滥杀。
益例释之者，如《解学士集》。《总目》在《文毅集》提要中引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解缙诗作已“真伪相半”，未举例说明。叶《志》便补以杂人之唐伯虎诗“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直到南山上。举头红日白云低，四海五湖皆一望”及《两女踏秋千》诗“二八娇娥美少年，绿杨影里戏秋千。两双玉臂挽复挽，四只金莲颠倒颠。红粉面看红粉面，玉酥肩并玉酥肩。游春公子摇鞭指，一对飞仙下九天”等四首以明之。
指正附会者，如《吕氏春秋》。《总目》在《吕氏春秋》提要中云：“十二纪，即《礼记》之月令，顾以十二月割为十二篇。每篇之后，各间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乐，秋令多言兵，似乎有义。”叶《志》指出：“此诚无义例可言。余谓古书多卷子本，卷以帛为之，卷分十二纪，纪有余幅，故以他文匀钞于后，而以乐附夏令、兵附秋令，以此二者，有类可归，故差为区别。余则视篇幅之长短，或四篇，或五篇以均之，绝无深意也。”叶德辉在《书林清话》卷一《书之称卷》中亦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吾尝谓《吕氏春秋》每卷月令十二纪后杂人他文四五篇，其义绝不可晓。后始悟所书月令后有余幅，故以他文接钞。迨改为刻本，遂仍其旧。”余嘉锡在《四库总目辨证》中亦赞同叶氏观点。
总之，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从多方面补正《四库全书总目》。其精密的考证，可信的结论，非但上述而已。而叶氏这些成果，在余嘉锡《四库总目辨证》和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等先生有关《总目》订误之著中均未涉及。这一切，均说明了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