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号郋园，又号直山。祖籍江苏吴县，太平天国动乱之时，其父叶浚兰始迁居湖南，遂为长沙人。叶德辉读书时还曾通过捐银获得湘潭县籍，故有时叶德辉又自称湘潭人。叶德辉是晚清民初著名的守旧派，也是全国著名的学者。他生长于湖南，就读于岳麓书院，浸淫于湖湘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三吴汉学的余绪，重视目录版本、文字训诂，在学术上别具一格。在同光年间，湖南人将他与王先谦、王闿运相提并论，尊为本土老宿，有长沙王叶、湘潭王叶之说。对于叶德辉的学术成就，湖南著名学者李肖聃曾有过这样的评价：“论者谓湘州丽年以来，文儒相望，而甄微广术，孤诣致精，撰集穷乎众流，徒人及于域外，未有若先生也。”（《湘学略•郋园学略》）可见叶德辉在学术上贡献之大、影响之广。因此，研究湖湘文化，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人物。

    然而，迄今为止，有关叶德辉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在很多方面甚至还是一片空白。

    一、没有一部翔实的、全面的传记

    关于叶德辉其人其事，论者都略知一二，如：是著名的守旧派，1898年反对康梁变法，1910年囤积居奇引发长沙抢米风潮，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反对工农革命、被革命群众镇压；同时也是著名的学者、藏书家。叶德辉的形象基本上固定在“出入公门，鱼肉乡里”的劣绅上，有脸谱化的倾向。但是，更多的细节、更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如叶父究竟是什么时候来湘的？是否入长沙籍？叶德辉出生于什么地方？家庭情况如何？娶何人为妻？晚年的活动如何？叶德辉之死的前因后果？叶氏后人的情况如何？等等。这些都还不甚清楚。相比之下，人们关于王先谦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王氏有自订年谱、后人所作年谱，一生的所作所为大体都有记录。

    叶德辉研究中的这种状况，与资料的匮乏有关。叶德辉生前写过《六十自叙》，于生平事迹概略言之，但不容易找到。汪兆镛有《叶吏部郋园先生事略》，长沙黄兆枚有《郋园先生传》，载于《郋园全书》卷首。但对于全面了解叶德辉生平事迹来说，这些材料远远不够。此外，1923年，叶德辉的弟子们还编过《郋园学行记》，对叶氏的学术观点、成就、参预湖南省政若干大事中的活动，都一一作了叙述，可弥补有关叶氏研究资料的不足。该文曾在《近代史资料》1985年第4期上刊载过。另外，许崇熙撰有《郋园先生墓志铭》，见《碑传集》三编卷四十一（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版）。

    1986年，岳麓书社出版了杜迈之、张承宗二人合著的《叶德辉评传》，这也是迄今为止有关叶德辉的惟一的一本传记专著。该书在叶德辉研究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尤其是在论“学”的方面。但对于叶氏其人，则基本上采取了“历数劣迹”的方式铺叙，强化叶德辉作为劣绅的一面。

    在对叶德辉其人的研究上，有两个问题较突出：一是从政治的角度立论，先人为主，由对其政治上顽固守旧的批判发展到对他的全盘否认，将他描绘成全面的、十足的恶霸。二是在材料的采择方面有些偏颇，偏重于选择那些来自政治上敌对方的记录，如维新派对叶德辉的描绘、湖南农民运动史；而对旧派人士对叶德辉的评价、记录则不大注意。这样，我们对叶德辉的认识始终停留在表面，无法深入其内心。

    有两篇文章值得叶德辉研究者注意。一是程千帆、杨翊强写的《叶德辉（光复坡子街地名记）补注》（《中国文化》1996年第1期）。1912年叶德辉大闹坡子街，反对坡子街改名为黄兴街、德润门改名为黄兴门，并于1913年写了这篇文章，沿街散发。程千帆收有当时的原件，对该文进行补注并加以发表。这对于理解叶德辉当时的心理很有帮助。在文章中，叶德辉自问自答，力论坡子街不可改名。这中间有对黄兴的讽刺挖苦，但并非恶意诽谤。有些话如坡子街为商场地名，改名会引起很多不便等，也并非没有道理。当然，叶德辉反对改名的主要原因当在反对辛亥革命、仇视革命元勋。一是龚育之的《从叶德辉之死谈到黄兴的流血革命和胡元俠的磨血革命》（《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对于了解叶德辉之死的前因后果有帮助。该文还谈到中共对此事的检讨。农民起来杀掉几个恶霸劣绅，是势难避免的；但是，从领导农民运动的角度来说，对于像叶德辉这样在学问上有建树的劣绅，终究以不杀为宜。解放以后，毛泽东就说过不该杀的话。

    二、对叶氏学术成就的整理，仅限于目录版本藏书等方面，很不全面

    相对于对叶德辉其人的研究，对“其学”的研究自1990年代以来有发展的势头。学者们在“叶德辉其人固不足取、其学实有可传”思想的指导下，对叶德辉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笔者最近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l）检索，共查到有关叶德辉的研究文章32篇，其中：直接以《书林清话》为论题的有5篇，以叶德辉的藏书及其思想、方法为论题的有6篇；以叶德辉的目录版本学成就为论题的有两篇；以叶德辉出版思想、刻书活动为论题的有3篇，从历史文献学角度论叶德辉的成就的有1篇，还有具体论述叶德辉校勘过的书有两篇，前述论叶德辉其人的两篇，此外就是其他的与叶德辉相关的文章。这种检索虽然不能包括叶德辉研究的全部，但大体可以反映当前叶德辉研究的重点所在。

    在有关叶德辉藏书的研究中，学者们分析了叶德辉藏书的来源、鼎盛与流散。叶德辉有几次大的搜书活动，一是居会城，得袁芳瑛的卧雪庐藏书；二是人都门，得商丘宋犖、曲阜孔继涵两家藏书；三是乞假归田，得善化张姓的藏书；四是与日本人赠换得来的。更为可贵的是，叶德辉是个有心人，平时注意搜集（王亚卿《叶德辉的藏书思想与方法》，《湘潭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叶德辉的藏书思想是以读书、实用为目的的，故反对薄今厚古、一味佞宋，而搜集了大量的明、清精刻；叶德辉置书顺序是先经、次史、次丛。这也反映了叶德辉的治学宗旨所在。对于叶德辉的《藏书十约》，有的论者视其为“收藏之指南，汲古之修绠”，是与明代祁承业《澹生堂藏书训略》、清代孙从添《上善堂藏书纪要》并列的三部著名的藏书技术专著之一，从中不仅可以窥到叶德辉整理典籍的方法，而且还可以为后人的古籍整理提供参考借鉴（沈俊平《叶德辉观古堂藏书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年第3期）。除上述论文之外，台湾国立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研究所的蔡芳定在1993年还写有《叶德辉观古堂藏书研究》的硕士论文，遗憾的是笔者迄今未能看到全文。

    《书林清话》是叶德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几乎每一篇与叶德辉相关的研究文章都会提及该书，专门以《书林清话》为论题的也不少。大家都充分肯定该书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如袁庆述就提出，该书“凡属于版本有关的问题，几乎是纤微必载，巨细无遗。其材料之丰富、涉及之广泛、研究之深刻，在当时没有人能与之相比。即使后人研究版本学的著作，也无不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和珍贵的资料。”（袁庆述《叶德辉和他的（书林清话）》，《中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还有的学者指出叶德辉创造了书话这种文体，于后世影响很大。

    关于叶德辉的目录学思想与方法，王晋卿提出几点：一是校勘之资，多识之用；二是考典籍存亡，补馆阁阙略；三是守先待后，为海内共读；四是扩增见闻，阐扬幽潜（王晋卿《叶德辉目录学思想与方法》，《图书馆》1994年第4期）。

    此外，还有具体论述叶德辉校勘本、辑佚本、影写本的。如詹八言的《第一旧本（山谷集）及叶德辉的跋》（《九江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指出叶氏所藏并作跋的明嘉靖年间叶天爵、乔迁所刻的《山谷集》是第一旧本；于天池的《题叶德辉影写元刻（修辞鉴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指出叶德辉影写的元刻本《修辞通鉴》不仅在跋中胪列出原刻本的许多讹误，且将原刻本许多黑钉处用朱笔补出，比四库全书文渊阁本更优越，更精确可信。

    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看，绝大多数是图书管理系列的人，如沈俊平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管理员；彭文静为湘潭师范学院图书馆管理员；王晋卿是湘潭大学信息管理系教师；部分为历史文献专业或古籍整理人员，少数为中文系。这种知识结构，使得大家在研究叶德辉时，局限于叶德辉的具体学术成就本身，多半就事论事，而很少上升到叶德辉的学术宗旨。如那成英的《清末藏书家叶德辉及其学术思想》（《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说：“叶德辉学术思想的中心就是一种积极的批判精神，他不拘泥于传统和古制，即承上代之源流，又别其正谬，敢于在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实际上这还是就叶氏的目录版本学思想而言的。

    笔者认为，目录、版本、藏书固然是叶德辉学术活动中的突出之处，但不是全部。只研究叶德辉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思想，显然不能全面认识叶德辉，甚至不是认识叶德辉的关键所在。叶德辉作为一个旧文化人，在新旧文化交替、中西文化碰撞之际，其思想会产生怎么样的变化？他的那些有违时俗（不识时务）的行为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思想认识上？这些都不是仅靠具体探究他的目录版本思想所能解释的。

    在这方面，罗志田教授的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一是《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侧重王先谦与叶德辉》，俱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前者是借用了杨念群的区域文化观念看待湖南的新旧之争，后者则是从观念变迁快慢的角度来看待新旧之间的关系，如谓王先谦、叶德辉并不是如人们所想象的那般冥顽不化，也还是有新思想的。只不过是当人们变得更激进之时，他们就显得落伍了。两文中都涉及到叶德辉，如谓叶德辉是个旧中有新的人物；叶德辉反对新学，也有文化竞争的考虑在内，是为了保全中国传统文化，以为文化存在，国亡了还可以再建；若文化亡了，国断无可存之理。罗志田的具体观点不一定可取，但这种立论的角度为我们研究叶德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有助于解决目前叶德辉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即褒其学而贬其人，人与学相分割。其实，叶德辉所作所为，与其文化思想、学术思想是有一定联系的。以往学者在研究湖南新旧之争时，往往从单纯的政治角度出发，批判旧派“假学术之名，行守旧之实”，着眼点在于“假”上，而无暇顾及旧“学”本身。其实，新旧之争还交织着学术之争。叶德辉反对康梁新学，确有学术的因素在内。这就是叶德辉的经学取向。

    要全面研究叶德辉，必须研究叶德辉的经学思想。经学是叶德辉学术的根本所在，而目录、版本只是具体的学术工具，其最终目的是通经。李肖聃在《湘学略•郋园学略》中曾记载：“其平居持论，尝谓崇圣不可以徒致，必首事于通经；通经不可以陵节，必循途于识字；而诏后学以所从入，必先于簿录考溯其远流，开示其阃奧。”可见，在叶德辉的学术活动中，通经具有核心的、指导的意义。而他通经的途径，正是乾嘉考据学者所信奉的由字通词、由词通句的路数。叶德辉也自称是“崇汉学而尚朱子”。这种崇汉学的取向是叶德辉反对康梁新学的重要原因。叶德辉认为，经学之发达与清王朝的盛衰息息相关。而公羊学作为一种学问，尚且漏洞百出，更何况以之谋政，只会挠乱人心。他后来就将清王朝的覆亡归结为公羊学的流毒，所谓“公羊肆流毒，经亡国亦亡”。叶德辉晚年，除了为清王朝大唱挽歌外，就是为旧文化叹息，为经学的衰退痛心疾首。

    在张承宗、杜迈之的《叶德辉评传》中，经学宣传是叶德辉的劣迹之一，属于批判的对象。郑焱的《近代湖湘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则承认，叶德辉对康梁的批驳，从学术角度看，是有道理的。然而，叶德辉的经学思想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除了拙文《叶德辉的学术思想》中对叶德辉的经学作过介绍外，至今尚无相关研究成果。这不能不说是叶德辉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失。

    笔者认为，在有关叶德辉研究中，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在湖南新旧之争中，叶德辉主要阐述了哪些思想主张？从学术的角度看，这些思想主张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旧学派要正学，正的到底是什么学？

    （二）从近代湖湘学派内部的歧异性来看，叶德辉的经学主张究竟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主张？尽管大家公认湖湘学派以经世致用为表征，但由于各人具体的学术渊源不同，在具体的学术主张上很不一样。可以说，嘉道以后，湖湘内部也存在着一种汉宋之争。那么，叶德辉的经学思想与这种汉宋之争究竟是什么关系？湖湘学派内部，从魏源时就有对汉学的批判，讥之为无用；后来孙鼎臣说太平天国动乱都是由汉学引起的。叶德辉则在多处批驳了这种看法。

    （三）晚清湖湘地区兴起一股汉学思潮。这与乾嘉时期湖湘地区“独披其风最稀”迥异其趣。在三吴汉学人湖湘的过程中，叶德辉起了什么作用？

    （四）叶德辉不是湖湘文化外的一个异端，而是湖湘文化内部相对守旧的这部分人的代表。那么，以叶德辉为代表的守旧派的命运如何？他们是如何调适自己？又如何去固守旧文化的？

    只有将这些问题都解答了，我们才有可能接近叶德辉的内心，也才有可能完整地认识叶德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