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的书市近年声名颇盛，于文化、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均称一大景观。有人倡言为之修史、传奇，理出“湘版”书业来龙去脉、现状走向，证实“湖南人能吃辣椒会出书”，实渊源有自，非一日之功。由是，便想到了叶德辉。不论如何评说，此人至少总是个版本目录学家、藏书家、刻书家。谈“湘版”书业史，少不了他“这碗菜”，且是“大碗”而非“小碟”。但多年来此人似已被遗忘。据说一九五七年古籍出版社重印过他的《书林清话》，大概和那阵“早春天气”有关。鲁迅早年钩稽古籍不止一次提到叶氏藏刻。《鲁迅全集》（1981年版）有四条简要注释。两条说他是湘潭人，两条说是长沙人，都不错。时下又有叶氏辑刻《双梅影闇丛书》面市。影印本、排印本合成一厚册，自右向左直行读过去又自左向右横行读回来，立足现代而发思古幽情，市场操作与文化意趣兼备，妙！由影印摹想原刻，谓之精审，不为过当。叶氏，号郋园。郋，许慎故里，可见其自视志向。这么一位人物，名声事业，几至不传，大概和他的死有关。
还是先说《双梅影闇丛书》。荷兰汉学家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上海人民出版社，李零、郭晓惠等译），相当长篇幅引述《丛书》所收“房中书”五种（《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玉房指要》《洞玄子》）。在简述叶氏搜求辑佚校勘经过后指出：“叶德辉的书证明，他是一个博学严谨的学者。这亦可从他对这五种书的处理方式得到证实。”（169页）顺便谈及他的死，说《丛书》的刊印，“他因此大大触怒了当时的旧派文人，使自己的学者声名扫地以尽。他是那样不幸，甚至惨遭匪徒杀害也未能引起任何同情”（168页）。“同情”与否，系于观点、立场，不可一概而论。“扫地以尽”，也许说得过于严重。“匪徒杀害”，则大大有悖于吾人之观念，难以认同，务必澄清。所以，泽者于此恪守国情民意特特加注：“叶氏是一九二七年被长沙地区的革命群众作为‘反革命’而处决。”看来还是太简单。新时期小青年不明究竟，可能误生歧义，以为因这么一部《丛书》而成了被处决的“反革命”，太离谱了。
中、老年人历经风雨，当然懂得大是大非所系，革命群众“和尚打伞”而处决“反革命”，不过如探囊取物耳。陈年旧事，宜粗不宜细，似可勿议。单说这个叶德辉，固然满肚子学问，但其一贯表现，的确够呛。揆其生平，似乎是专业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戊戌变法，他攻击梁启超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著书立说，批驳康有为。湘人唐才常在鄂起兵反清失败，他竟至编述《觉迷要录》，以为“康梁逆案之定谳”。辛亥，湖南独立，唐的儿子唐蟒任湖南都督府军政部长，怀疑唐之被害与叶德辉有关，将叶逮捕，旋获释。以后，他又拥戴衰世凯称帝，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并自任会长，请愿“劝进”。其实，这位帝制迷，晚清末季，已吃过“帝”的苦头。一九一○年，他趁湖南水灾，积谷万石，引起灾民抢粮风潮。清廷自身朝夕不保，为平民愤，将这位“进士”公“削籍”。功名，面子，统统丢光。次年，其“精神家园”大清皇朝于焉颓圮。一日无君，惶惶如丧家之犬，“终极关怀”便到了衰大头头上。此等花岗岩脑袋，在革命大潮迭起迭落的一九二七年碰个粉碎，时也运也命也。况乎此公又是自己“跳了出来”，正所谓“在劫难逃”，罪有应得。
以上，东鳞西爪，得之于青年友人龚君查找之功。不敢自是，乃就教于朱正同志。朱老弟于鲁迅研究之精湛，自不待言；于近、现代史亦积储宏富，多有卓识明见。近有新著《思想的风景》枉驾惠我。略事浏览，所议袁世凯、孙宝琯、张謇、严复、陈独秀、蔡元培（当然还有鲁迅）等，或宏文谠论，或芥微抉明，均具醒世益人之效。但叶德辉相关资料，朱正也说自己片楮只字皆无，由是可知搜求之难。但朱老弟终究还是以其耳食目验之博闻多识，谈了他所能知之叶德辉被“处决”直接原因。历史风霜，文士戾气，均富韵味。是时也，“一切权力归农会”，叶德辉还是当他的长沙总商会会长。大概韬晦为计，“表现”尚可。不知逢何盛典，“农会”请这位大名士写副对联。也许鬼使神差，多半“气候”促成，骨鲠在喉久矣，今日一吐为快，叶进士大笔一挥，写下：“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彘六畜满堂。”横额是：“斌尖卡傀”。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朱正言毕，评曰：“自己找死！”的当之至，也是一好“横批”。叶氏时年六十三岁；是日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稍为推寻，这日子历史意味深长，足令后人感慨莫名：冥冥中果有定数耶！
后八年，《郋园全书》由其家人刊行。据闻，《全书》刻版及未刊遗稿存于长沙坡子街叶氏藏书楼“观古堂”。一九三八年“文夕”大火，玉石俱焚。大部藏书，则由日人购掠而去，流散彼邦。杨树达先生有（《郋园全书》序）（见《积微居诗文钞》，与《积微翁回忆录》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对叶氏为学，推崇备至。杨先生持学严正，不轻易许人。如对其最敬服的孙贻让、王国维，亦“时有献疑，未甘阿比”。又如对其自称“私淑王氏”之念孙、引之父子，“昔校《汉书》《淮南》，于高邮之说，多所纠擿”，的确有“吾爱吾师，更爱真理”气象。至于下段文字，更可见杨先生学术上堂堂正正，一是一、二是二之风范：“郭君鼎堂神识敏锐，创见独多，顾其善者高出青云，次者或下沦九地。此如剩悍之将，性喜陷阵，搴旗斩将，每见奇功，而覆车溃众，时时不免。盖建立统系，为业至艰，而语语求通，不为丘盖，瑕瑜杂见，固其所也。”（《诗文钞》，89页）评郭氏学，切当中肯，人所难道。情见乎辞，善意美育，不应误会而大概终于有所“误会”（见王元化《思辨随笔》，211页）。此为题外言。题内言：杨之序叶，也是情见乎辞，易误会为古之“谀墓”，今之“悼词”，死后个个“完人”，和前述叶之“反动”种种，似乎难以接轨搭界。这大概是因为叶氏去之尚不甚远，恶名昭昭，熟知其事尚有存者之故。读小说《曾国藩》或堂而皇之《曾国藩全集》就不同，很少人知道或知道也并不计较“曾文正公”民间别称“曾剃刀”。至于“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后主，“瘦金体”的宋徽宗，人们只欣赏好词好画好书法，其为腐化堕落反动之极的“亡国之君”，与尔汝伊吾何干？这倒并非完全是厚古而薄“近”，主要是他们的恶德罪行，今人并未身受其害，当然没有切肤之痛，所以顶多作为历史教训注意而不念旧恶。但他们创造或承传下来的、以文化形态呈现的“遗产”，却仍在“现实”中流动着，和今之人一块“活着”，并以其智慧和美的魅力，颠倒世代众生。这类遗产有“物质”的，大半是“精神”的；即使是“物质”的，也已升华为“精神”的。具体到叶德辉（以及周作人一类人物），综其平生，终归应入“儒林传”。叶氏观古堂藏书曾达二十余万卷，一时有“富甲海内”之誉可证。文人戾气，自我膨胀，“长沙里手湘潭漂”，以为才足以“兼济天下”，实则不识大体，螳臂挡车逆历史大潮而反动之，只宜以不自量力、可恨亦复可笑视之。大浪淘沙，尘埃落定，我们似乎能以从容平静心态，读杨树达作于一九三五年的《〈郋园全书〉序》了。
杨《序》开篇把叶氏学术文章，置于晚清文“湘军”胜业大背景中，叙述真人真事，勾勒叶德辉，为之定位。学术大事，鄙陋如我，不识高低，只能照抄：“吾师湘潭叶郋园先生，早岁登朝，谢荣归里，■门却扫，述作自怡。于时长沙耆宿有湘阴郭侍郎玉池先生、湘潭王孝廉湘绮先生、长沙王祭酒葵园先生，皆东南物望，坛坫盟主。先生于诸老倾挹有加，宗风各异。就中祭酒谷虚成德，见先生会试闱作，击节叹赏，忘其年辈，投谒先施。谓往者视学江南，续仪微阮氏经编。江皖耆彦，经求纷纶，湘士卑卑，怀惭抗手，今得吾子，湘学其有幸乎！颇闻祭酒刊撰《世说》，缘先生一言指谬，索还赠本，隳板重镌。他如理董班史，甄录精言，耆辑骈词，多资攻错。尽言虚受，学林鱼水，识者两归美焉。”（《积微居诗文钞》，83页）晚清文“湘军”，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当然是领袖人物。比他们年轻二十几岁的叶德辉属颖出新秀。尚可补说几句的是：郭嵩焘、王先谦早年皆曾入曾国藩幕，文武“湘军”有难解之缘。郭成了著名的晚清外交家，属睁眼看世界人物。王先谦则是帝制迷，排康梁而拥袁氏，与叶德辉同一战壕。但他早去十年，如也活到二十年代，结局怕同样不妙。大概正因他“寿终正寝”早，所以“解脱”也早：八十年代他的《汉书补注》和《庄子集解》即先后重印出版。出版说明称前书“为目前《汉书》之最佳注本”，是“学习研究西汉史的必备之书”；后书“为本世纪以来研究《庄子》者所必读”。历史在这里又显示出取其大端的宽容和理性一面。杨序“理董班史”数言，诚言之不虚，王先谦《汉书补注》“同时参订姓氏”名下，赫然写明“叶德辉字奂彬湖南湘潭人进士官吏部主事”（郭嵩焘王闿运均在其列）。在历述叶氏经史子艺文诸方成就后，杨先生作如下论定：“尝谓自来经术，莫盛有清，先生生丁末季，殿彼一朝，大可理初，愧其博洽，渊如西庄，逊其专诣。信学林之伟业，旷代之鸿儒。”（同上，84页）
持论当否，我未能知。且待治“湘版”书业史、湖湘文化史之大贤学人，勾稽梳理，再为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