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人王闿运，精通经学，一代儒宗，也是史学家和著名诗人。太平天国运动起事时，他年逢弱冠，刚从“呻吟穷巷”走上社会。当时的湖南正处革命与反革命的要冲，所以，他迈开人生第一步，就被卷进了太平天国同清王朝的激烈斗争中，直到太平天国覆亡，清王朝开始所谓中兴，他才真正捧起经书史集，“暂隐衡山十二年”，去从事他的学术工作。对于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震惊世界的农民大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他有大量的诗文进行记述和描绘，长篇组诗《独行谣三十章》就是其中最完整突出的巨制，可以说是一幅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画卷。
一
王闿运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经历者与见证人。金田村星火即将燃起时，他和朋友们就已觉察到时局危机，密切关注社会动态。太平军围困长沙，他自江西“星夜驰归”、“缒以入城”，准备参加“防堵”部队而未果；接着奔走于官府权要间，通风报信，献计献策。湖南在籍兵部侍郎曾国藩奉命治团练、组湘军，他“杖策献军谋”，在曾氏艰危困顿之际，先后三次前往拜谒。并辗转于湖、广、皖、赣、江、浙等省。想当年，哪一战役他不关心，哪个事件他不评论？那位权要他不熟悉，那位军事将领他不来往？哪一个战死将帅他不哀悼凭吊？直到晚年，他还经常萦怀这些往事，途经当年战地，还对一草一木兴叹。王闿运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经历者、见证人，他在战乱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有深入的体察、感受，发而为诗，他的这些诗歌是当代现实生活的产物。
王闿运为封建阶级利益奔走呼号，反对农民运动，他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诗歌阶级烙印是鲜明的，那些凭吊阵亡将领的篇章，实际上参与了对太平天国的“文化围剿”。但是，作为一介年轻的穷巷书生，他毕竟生活在晚清，当时社会诸矛盾交织，他又是一个正视现实的人，考疑王霸帝王之略又是他的平生事业，所以，他的思想并不拘于一格，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体察民瘼，并不把太平天国期间的社会灾难归咎于农民本身。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他作书与曾国藩言兵事时，曾促曾国藩建议“撤团防，废捐输，清理田赋，以苏民困而清盗源”。他认为官场腐败、官吏贪婪、苛重的捐输赋税是真正的“盗源”，并写作诗文加以揭露鞭挞。对满清政府的黑暗统治，王闿运心怀不满，早在太平天国初期，就公然建议曾国藩和胡林翼等掉过头来，同洪秀全、杨秀清联合，再联合东南各省，“以割据为联衡”，对抗清庭，然后夺取政权。这种对清廷来说极为大逆不道的建议，当时被曾、胡谢绝，至使作者到晚年还引以为憾。所以，他的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诗歌，许多内容比较客观，真实，丰富，以至壮观。
由于王闿运厕身战乱，面对现实，且收集整理过这一时期的文献、档案，作过许多调查，所以，他对太平天国期间的战事，特别是湘军始末，了如指掌，成了第一个全面而详尽记述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史家，撰写了有名的《湘军志》。一部《湘军志》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一部太平天国运动史。此书曾被曾国荃、郭崇焘视为“谤书”，迫其销版，曾国荃甚至“几欲得此老而甘心”，可见其切齿之恨。然多数人却评价颇高，即使曾国藩的门人黎庶昌也称其“文质事核，不虚美，不曲讳，其是非颇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长叙事意理，近代良史也”，后人亦有称之为“唐后良史第一”者。
《独行谣三十章》是王闿运反映太平天国运动诗篇中最有代表性的大作。这是一篇长达四千四百八十五字的长篇五古，加上详细的自注与序言，实逾万言。作者是“赠示”他的亲友、当代另一位著名诗人邓弥之的。诗中结合亲身经历，回顾生平，记叙从道光至同治数十年间时事，其中三分之二篇幅，系统详细地记述了太平军之始末，既对事变过程提纲挈领展开铺述，又有生动具体的形象描绘，在反映太平天国运动的诗歌中比起来，最为完整、壮观，同类题材的近代诗歌无可与比并者。人们能从中获得艺术感受，并得到探索当时事变的一些思想启迪。
《独行谣》长篇组诗，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作者十五岁“读书穷巷”写起。当时的长沙城，商业发达，表面繁荣，可代表南方各省城市基本面貌，然而就在这繁华外衣掩盖下，潜伏着深重的社会危机。作者与朋友登天心阁赋诗，邓弥之就“已知将乱”，并将危机预感告诉了大家：
十里还城南，夜烛明如珠。城门丙夜开，民物共欢愉。分题赋南阁，君独悟机超。
这里的“悟机超”是对邓弥之能觉察危机的称赞。诗歌接着描绘了道光二十九年“湖广水旱民饥”的严重灾情。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官僚机构又格外贪残，逼得人民走投无路。中国大地象布满干柴一样，大的风暴一触即发，于是“各地山盗并起”。洪秀全、杨秀清为首的太平军就是“各地山盗并起”中的一支义军。
余方乐娱游，明岁果告灾。荆、澧连天浸，桂、象亦无禾。陆贪骆则廉，其智各自谋。南郡介其中，院司庸且疲。牧令久俗钝，参错七十都。楚危若振箨，越亡如烂鱼。洪杨有名号，倡和连浔梧。（《独行谣•一》）
诗中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起因和形势作了清楚记叙，显示了这场大规模农运产生的根本原因，对今天如何认识和评价运动的性质与意义有明显价值。
马克思曾经指出：“鸦片的输入，使清王朝的声威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打击，白银外流使帝国银源面临枯竭，国力日弱，而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贪污也从精神方面使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完全腐化。”他又指出“官吏的贪污行为逐渐腐蚀着这个封建家长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精神联系——皇权。皇帝及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宫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马克思揭示的正是太平天国起事前中国的社会面貌与时代特征。这在王闿运这一组诗中亦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诗中所云院司“庸且疲”、官吏贪污腐化，正是马克思指出的时代特征。“陆贪”即广西巡抚陆费瑔贪污，就是明证。荊、澧、桂、象四州“牧令久俗钝，参错七十都”，正是“中国南方各省国家官吏完全腐化”的表现。
《独行谣•二十二》描绘了这样一个上朝场面，写的是侍郎杜翰，当皇帝宣旨拔擢他的官职时，他不上前领旨，更不谢恩，也没有其它反映，于是，旁人就推他一下，却发现他正熟睡打鼾。这是咸丰年间实事。
诹咨帝京俗，积弱自明朝。分权建阁部，牵纆徒絇缪。枢机内廷议，取旨造厀交。上前患咙杂，头垫专櫆杓。同列虽与闻，有翰可鼾齁。
诗中对杜翰的刻画，正说明朝政已经荒秽，也是对腐朽皇权的嘲弄与鞭挞。它证明太平军起义的暴发，绝非偶然。这可与作者另一首诗《盐井歌》相印证：“金田西夷未灾变，朝廷将相生茅棘。始闻三库搜金银，不数闾阎缺粮食。红旗一掣海水飞，万里空城映寒日。”活生生地刻画了太平军起义前的社会图景。《独行谣》同《盐井歌》一样，涉及到当代社会一些实质性问题。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论述，在王闿运诗歌所反映的现实面前得到了印证。
二
就《独行谣》前十九章统计，除对集体作群象描写外，诗中有关太平天国时期的具体人物达一百八十人之多，其中有太平军捻军领袖和农民；有东南各地文人百姓；有帝王将相、文武百官，汉人、满人、外国人。其中最多的是文武百官，当年那些大臣宰相、督抚提镇、统帅将军，马克思所说的“皇帝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应有尽有。这帮汉满群僚在迅猛发展的农运面前作了充分表演，对此，诗歌作了详略不同记叙和生动刻划。
《独行谣》中出场最早的官僚是“既老且昏”的巡抚郑祖琛和著名奸臣穆彰阿两人。郑祖琛得知太平军起义消息，感到十分严重，马上禀报朝廷。穆彰阿身为首席军机房大臣，专权宰相，得此震动人心的消息，居然不作呈报，也拿不出治国安邦良策，他想到的只是：皇帝听到这个消息，不仅拿不出钱，而且心中将会不悦，当然，于自己不利。于是把奏章压下来，向道光帝封锁消息，“秘不以闻”。所以，太平军运动虽在道光年间蓬勃发展，而道光帝却一无所知。直至道光死后，咸丰帝上台时郑祖琛再三上奏，穆彰阿迫于形势，才不得不禀告咸丰。为此郑祖琛还被夺了职。
琛也起州县，奏草先中枢。彰云上厌事，调拨烦军输。文宗既龙飞，其变乃具疏。
可见穆彰阿欺上网下，多么专横，也可看出鸦片输入后，“白银外流，天下财匮”，府军空虚之实情，朝权旁落已达何等地步。马克思关于清王朝的黑暗颓败，官僚的贪污腐化的分析，完全符合我国国情。王闿运对太平天国时期的历史观察和艺术反映，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客观的。
王闿运对官场黑暗毫不隐晦，对官吏形象描写生动，他不仅表现汉满百僚在“国难当头”之际，如何贪怠弄权，玩忽职守，更鲜明的是把官僚们放在与太平军交战中刻划。读完《独行谣》前几章，读者就已经能领略到：鸦片战争后，南方各省官僚们果真多数是平庸无能的，他们昏昏噩噩，不能治兵，且互相倾轧，矛盾重重。许多将领在太平军面前临阵逃脱，以至节节败退。读者借助艺术形象，重温历史，会从中领悟到：太平军其所以能席卷大半个中国并持续十多年之久，实有其外部原因，那就是“国家官吏完全腐化”。
《独行谣•其二》，写的是太平军向湖南境内推进时的形势，朝廷先后派督抚向荣、钦差林则徐、李星沅等前往“讨捕”、“防堵”，并用邹鸣鹤、周天爵为广抚。
谁轻鼷鼠机，林死降周、李。周刚意轻李，雁行始不和。奏用军二万，大臣舌挢呿。惜哉谋不用，足为后世模。
林则徐死于赴任途中，朝廷派李星沅、周天爵等人。周天爵作为巡抚是比较有见识的官员，因见太平军来势迅猛，于是请募两万人“讨捕”，可钦差李星沅非常自信，认为请募两万人大可不必，满朝文武也都以周计为大谬不然。朝廷于是不用周天爵计，后来事实证明朝廷多么错谬，满朝文武何等平庸！
王闿运对以上事态深表遗憾，他对周李等人“雁行始不和”的描写，叫人不禁想起曹操《蒿里行》中“踌躇且雁行”的诗句来，清廷镇压太平军同曹氏讨董卓不可同日而语，但内部分裂，矛盾重重，又何其相似！作者揭露的手法、笔调，乃至词语，均与曹诗有相似处，可窥“诗学汉魏”精神之一斑。
永安之战是太平军与清军交战的第一次重大战役，对太平军东进起丁关键作用。《送族兄世褆》诗中“永安一失律，灾祸连荆吴”就是这个意思。由于打了胜仗，太平军得以壮大、伸张，是好事。关于清军的“失律”，《独行谣•其四》记载：
六月守永安，左向颇右鸟。失律偾四镇，桂林闭闉阇。于吾未云衄，于寇胆气粗。
原注云：“洪寇据永安，围师五万，将领百数，大将向荣、乌兰泰能战，乌轻锐，向持重，又不相能也。”向、乌都是赛尚阿部下，“能战”将领，然互不协作。围永安时，向荣听信人言，围缺一隅，乌兰泰请全围，向不允，致使太平军溃围而出，此即所谓“失律”，后二人勉力追太平军，而乌手下之四镇竟死之。“乌追寇遇伏，丧四总兵，寇遂围省城”。诗人抓住了战事要领，显示出清军失败是由于内部矛盾这一重要原因，也说明太平军早期迅猛发展的外部条件，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咸丰二年（1852年）四月，太平军进入湖南永道。朝派徐广缙代赛尚阿为钦差，可徐广缙这个人根本“不言兵”，湖南总督巡抚也是些不治兵、不合作的官僚。于是在太平军面前只能招驾，毫无还手之力。
出湘谬走郴，徐、骆又不图。一坐土城内，一议弃行州。偏师叩南门，民吏但惊呼。苍黄乃闭城，八十日其徂。
长沙城就这样从七月末至十月中旬，整整被太平军围了八十天。诗歌对长沙情景的描写更富揭露意义。当时，太平军驻城南，设旗帜白沙井，与江忠源所率“楚勇”对峙，双方距离很近，“卧听沙井角，坐吹南楼笳”。太平军的旗帜插在空屋顶上，有人要求去拔掉，江忠源硬是不肯，说“有屋必有贼”，传为笑料。这种鼠胆对“楚勇”这个名称，实属一种嘲笑。至于提督鲍起豹当时迎着善化城隍庙菩萨坐着，人呼为“鲍斋公”则更猾稽了。所以，长沙解围后，巡抚张基亮等自惭形秽，“以无功惧谴，出入不敢传呵”，“守城未论功，怵惕夕至朝”，将吏的无能，宫廷之腐朽，写得甚为传神。
太平军进攻武汉、攻打九江、克服江宁都是重大战役。湖北巡抚、江南提督同湖南守将一样，对太平军束手无策，只好“敛太平军入汉阳”，“自坏汉阳府”，结果“行台坐倾亡，十万殉干戈”。而“徐广缙终未一至军，与人书云：惟有屏息以待雷霆之至”。《独行谣•六》对进攻九江、江宁作了如下描写：
前锋未交旗，后舫忽转头。芾、庆死灰色，宿、厚反风议。不知冶父囚，但恨莫敖骄。庸奴卒并命，如貉在一丘。竟符金桂谶，共唱耶稣妖。
芾、庆、宿、厚，指赣抚张芾、皖抚蒋文庆、将军祥厚、藩司宿藻，他们均奉命防江、守江宁，结果一一弃城脱逃。时太平军发展为百万大军，所向披靡，于咸丰三年一举攻克南京，定鼎建朝。以上是诗中所叙太平军前期形势。
诗人就是这样按时序，抓住重大事件和战役，用如椽之笔对当时形势作了形象再现。貌似强大的一个二百年帝国王朝，在农民军面前，真象“一个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接触新鲜空气一样在解体着”，它不仅经受不起英国人的大炮轰击，也受不了农民军梭标的进攻。这就是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前期的中国社会，它在《独行谣》组诗中得到了形象的再现。
三
《独行谣》组诗，对曾国藩和湘军的记叙与描写，用了很大的篇幅，笔墨饱满。
太平军定鼎金陵后，分兵北伐西征。直抵天津城下逼近北京，清王朝受到严重威胁，麻木昏聩者受到震动，于是竭尽全力调动满朝文武，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夹江防剿。向荣、琦善均授钦差，胜保、吴文熔等全部起用，“天下乃震动，南北分钦差”，“先朝老大臣，一一在大僚”。又痛感大部分满族官僚昏聩贪婪，多不中用，于是决心起用忠于清廷的汉人，曾国藩就在这关键时刻登场，扮演了重要角色。诗中“焦头赏曾胡”数字，很得要领。
曾本湖南湘乡人，受穆彰阿密保升至侍郎。“以言事见知’，同袁甲三、胜保一起被称为“三直臣”，因丁母丧回乡在家，二年奉诏治团练，“搜查土匪”，三年来长沙。他组练湘军，发表《讨粵匪檄》，水陆并举，十年血战，平定了太平军和捻军，挽救了清王朝。
髯髯曾礼部，壮志陵岣嵝。折节致宾客，义军起苍头。农夫释锄忧，学子束书包。乡人将乡丁，迂哉王与罗。布衣操土音，见帅不能趋。不知富贵乐，岂暇谄与骄。（其八）
这些“布衣操土音”的官兵，虽土里土气，但以同乡、同学、亲友、师生种种关系维系着，区别于一般军队，他们效忠于封建王朝，又有很重的乡土观念、宗派情绪，排外观念很强，抵制太平军是一支劲旅。诗歌朴实生动，显示出曾国藩湘军的组成特点与精神面貌。
作者同曾国藩的深厚情谊“忘年之交”是从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的，当时太平军“大上洞庭，环长沙上下百里”，“曾侍郎年四十四，余年三十三，初入学，上谒论事”。其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对曾及湘军又并不一味地歌颂，诗中多次叙述自己同曾国藩的矛盾，记载曾国藩拒绝正确意见导致失败的恶果，就是明证。
首先是湘潭、靖港之战。还是太平军在湖南境内时，湘军初次出征，曾国藩本已采纳王闿运攻救湘潭的建议，可是半夜三更忽然改变主意，分兵四营，自率水陆，往救靖港。结果大败，几乎覆灭。曾国藩愧愤投水，经救才得免死。对此王诗不加遮掩回避，还在自注中详加说明，并渲染其众僚奏请夺军加罪，朝廷未加切责，以至连王闿运本人也感动得“每怀御将略，涕泪横衿袍”的情景。这对了解曾与清廷关系颇有裨益，情节亦较曲折。
又，咸丰四年，湘军“转战江汉”，破竹东进，湖北布政使夏廷樾言武汉空虚，建议罗泽南留守，而曾国藩却十分傲慢，“投书地下”，“遂直下泊九江”，与太平军交战，结果大败，连御服黄里貂裘马袿也被太平军“以小舟夜劫”而去。这一错误决策导致武汉三陷等一系列严重后果，诗人对此详加数落：
湘军不后劲，直弄浔阳潮。轻兵卒致败，盗获元戏貂。鄂将如惊弓，陶抚但叫号。收军讵能守，委罪信无聊。……武汉果三陷，空城饿鸺鸮……东南倏崩■，水陆愈喧呶。将军忽夭枉，周将谬拥旄。贲军始章镇，义吉委蓬蒿。叶周厉忠贞，陈曾又懦■……庸驽骇军声，环戟凿城壕。终无一骑援，坐与群寇鏖。曾军弱始此，况彼西（凌阿）官（文）胡（林翼）。
再如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作者往祁门造访，建议他从淮阳进规常州以固宁国之守，这本是合理可行的建议，可曾国藩根本不听。结果太平军得以克服宁国徽州，围祁门。可见曾国藩是不吸取教训的，王因此不平，写道：
道穷世运极，将弱藩镇粗。余东窜祁门，建策击长蛇。收吴既鞭长，争徽又唇焦……
这些记叙比较全面细致地反映了曾国藩治军与为人的某些重要特点，在作者看来，曾国藩作为一个效忠封建王朝的“直臣”，实在是忠诚有余，而才略不足。
此外，诗中还记叙了“义宁、吉安失守”、“三河尖被歼”、“杭州丹阳溃败”……让人读来犹历历在目。如写三河尖被歼，就是李续宾冒进造成的。又如写“周凤山庸怯，在樟树镇被太平军七人追奔十余里不敢回头”；“湖南劣幕左宗棠舞文受赂，提讯辕门，朝出使臣察办，胡林翼为行七千金以免”沈葆桢、曾国藩等“小事腾章相诋”、“强帅互嘲诃”，多么具体！又如马新贻被杀、张汶祥处死，均属将帅内部互相倾轧。几此种种，不加回避，诗歌内容，十分丰富。
对湘军以及清军风纪之腐败，诗中有几处揭露最为有力。《其十五》记叙石达开西走时，作者对湘军以及当时形势作了描绘与分析，说明当时的湘军将骄兵弱，“已不能战”。
湘军久益敝，外强中实痟。贪将领游兵，争长互訾聱。李蔡品中下，来援气腾敲。夹资分两屯，沸沸如羹蜩。两溃各鸟散，论功赋彤橐。
直言“外强中痟”、“贪将领游兵”，是尖锐中肯的，当代其他诗人的作品中实属罕见。
诗中记述湘军攻破南京大肆掠夺的情景，十分引人注目，注云：“江宁克，曾奏言：初疑寇有积金可富国，严密搜来实无之。而恭王闻人言曾弟买腊笺一捆费三千金。”这一段记载，既揭露了曾国藩兄弟攻克南京后大抢大掠是早有计谋的行动，又通过曾弟买腊笺一事对曾国藩之欲盖弥彰的真相作了揭发。
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平吴争大珠，奏凯搜装驮。徒增俗讪笑，但讶涉夥多。
“平吴”二句对湘军搜刮南京财宝，大抢大掠的底细写得已够生动了。“工作奏”三字，对曾国藩欺上瞒下，写假奏章也是一种讽刺，“徒增俗讪笑”，意味深长。
《独行谣•十九》还对清军纪律有一段描写：
征车过蕲黄，老幼诉烦苛。王军恣骄横，与寇共揉蹉。
原注云：“僧王军讨撚寇纵掠男妇，民诉辕门者，王蹙额曰：‘北军离家久，女可少避之’”清军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实际上得到了统帅的纵容，这已是昭然若揭。这种腐化作风，比起作者对太平军的描写判然两样。王闿运笔下，“贼”、“寇”、“盗”、“匪”等诬蔑性称呼，几乎成了太平军的代称，然在具体记载和形象描绘方面，太平军却不曾有过湘军和清军那些劣迹。曾国荃、郭崇焘等人看到这些篇章，大约也会“为之忿恚”，目为“谤诗”了吧。
四
《独行谣三十章》以叙述为骨干，迈采用了描绘、议论、抒情等手法，其中，有关于太平军起义、进军、转战场面的描绘，也有太平军领袖人物的英雄形象再现，这都是十分珍贵的。
首先，关于肖朝贵与围困长沙。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太平军由郴州直抵长沙，湖广督程矞采同湘抚骆秉章正在为焚屋清野争论不休，时，肖朝贵率军追至城下。“偏师叩南门，民吏但惊呼”，这两句诗后原注云：“肖朝贵以二千人从攸醴攻省城，已至无觉者，或持名刺上谒，言平寇方略，朝贵笑颔之。”从这条小小笺注中，我们可以看到肖朝贵之为人，他骁勇善战，进军神速，军纪严明，不然，为什么从攸醴攻省城，“已至”而“无觉者”呢？又可看出肖朝贵是机智从容的，当有人以为他是官吏，因持名剌上谒，向他献平定太乎军方略时，他点头而笑，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对献方略者以任何报复行为。这一记载丰富了有关西王肖朝贵的文献资料。此人遇事沉着，有大将风度和幽默感，同某些汉满官吏形成鲜明对比。可惜就在长沙妙高峰战役中过早牺牲。
关于太平军围困长沙的场面，诗歌有些细致生动的描绘，能增加我们对运动的实感。组诗《其五》记述作者“缒以入城”的场面写道：
余时自乐平，千里一肩舆。平行至城根，不见官贼徒。夜投渔船宿，烹菘肥似膏。明晨告府主，帖下架辘轳。将相共出入，吾亦缒我腰。犹蒙表嫂嘲，哑哑笑悬猪。卧听沙井角，坐吹南楼笳……
对于城东北设桔槔与长梯将相出入的场面，又作详细注释云：“赛大臣（尚阿）乘以入守，诸军人缒以出战，罗绕典治团防，好诙谐，题曰：“出将入相，”余姑子妻夏左嘲余曰：“城中买猪于近乡，亦缒而入，曰哑哑也。”场面本身就显示了农民运动的威力，大小官僚们龟缩城中狼狈巳极，而老百姓却仍旧那样自在、开心。只有身经目击者，才能写得这样形象具体、生动传神。
太平军围困长沙八十日后，实行北攻武汉的战略，当时湖北设防岳州，募渔人断行舟，聚咨口，结果全部被太平军缴获，太平军又得汉口商舟。于是木船五千，聚众十万，向武汉进军，在诗中那场面写得更为壮观：
洞庭散渔筏，汉口聚商艘。浮桥连江汉，群盗始翔翱。行台坐倾亡，十万殉干戈。
注云：“寇作四浮桥，其二横江，舟楫云盛，自古未有，势自此益张。”虽然，作者在行文中言“盗”、“贼”或“寇”，但不能掩盖形象本身提供给读者雄伟壮阔的感受，在农民军浩荡进军的场景面前，作者也禁不住惊谔、赞叹。
咸丰三年，太平军从武汉大举东进，转战南北，诗中表现尤为壮烈，一边是“须臾寇分军，百舟渡彭蠡”；另一方面则是“风雪缠马蹄，惟扬哭穷途。”敌我迥异。顿时“天下乃震动”，今天读来，仍令人不免心潮澎湃。
关于石达开率军西走的场面，也写得有声有色的。作者描述当时情景云：“号五十万，所过三日夜，人马不绝。”诗中则用对比方法加以描绘：一方面是“石众忽南趋，卅万拥咆哮”，多么浩荡雄伟，生龙活虎一般；而另一方面却是“湘军久益敝，外强中实痟。贪将领游兵，争长互訾聱”。相形之下，其间褒抑不言而喻了。可惜这卅万雄师，却在太平军将领内部矛盾分裂中成为牺牲，令人惋惜。
关于李秀成被俘后情景，诗中没有多作描写，但自注有两点值得注意的记载，其一云：“寇将李秀成粗涉书史，城破匿空舍中，被执，乞降赎死，江南人士刘、赵之伦交誉称其才，以为将相之器。余云：‘王伟佐侯景而以读书自负，君辈正不读书耳。’”作者在此对李秀成的才学人品作了充分肯定，并用以对比不学无术的群僚，作者是有识见的。将太平军起义比侯景之乱，当然不含什么褒意，但“南人愧王伟”却表现出对李秀成的称赞。自注又云：“初，侯请献俘，诏令送阙，而又斩之。”曾国藩背着朝廷匆匆忙忙斩了李秀成，时人多有议论，诗人在字里行间流露的也并非没有意见，“南人愧王伟，北阙征吕嘉”这两句话，包含着对李秀成这一英雄人物的敬仰。《独行谣•十八》自注云：“同治初，洋枪队皆易满州衣冠，与清军会攻太平天国，寇将或欲和夷，李秀成持不可”。拒绝帝国主义的诱降，表明李秀成的高尚民族气节，自注加以标明，也就表明了作者对李秀成的肯定和赞许。又《湘军志》一书中有作者对李秀成的一段描述，写的是李秀成当时已是囚徒，但当其它被俘的太平军官兵见到他时，仍然一一鼎礼跪拜，对他十分尊敬，表明作为农民军领袖英王的李秀成确实是深得人心，威望很高的人，可与此诗所叙相印证。
五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不容忽视，一是领导人之间的内讧，二是清廷同帝国主义勾结镇压。再现太平天国运动的诗歌对此必然有所揭示。《独行谣》组诗就是这样。
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军克江南北大营，重挫清廷军事实力，形势大好。可是，农民军的领袖们没能珍惜大好形势，却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权力的争夺，洪、杨、韦、石，同室操戈，革命势力从此每况愈下。《独行谣。十三》云：
洪杨喜徵死，杯酒自刳奢。韦石又疑讧，其隙懈可图。
诗人用精炼的语言，概括了江宁内讧，替人们指明太平军内讧给封建势力以可乘之机，表明了农民运动失败的惨痛教训。自注又云：“寇见钦臣败退（指苏抚吉尔杭阿战死，向荣溃败），以为大事已定，秀清欲自立，秀全急召韦正（昌辉）于酒半刺杀秀清，并诛其党，所连及凡二万人，石达开惧，遁走，乃又诛（韦）正以谢。”这就对太平军血的教训作了进一步说明。《独行谣•十五》在描绘石达开率军西走的场面同时，于注中对农民军内部自相残杀导致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更为精辟的分析：“时，湘军已不能战，而湖北遣李续宜来援，尤骄庸，巡抚……屯资水北数十日不问战事，湖南诸将屯资南亦不敢与续宜论难，寇溃而走，迫者亦溃而奔。”又云：“是时，寇若直下攻长沙，湖南必可全有，而在外湘军亦气夺矣。军兴论天車，惟此役耳。”诗人是有战略眼光的，他对当时形势和湘军内幕了如指掌，真是知己知彼，他曾为湘军的危险处境捏汗害怕，石达开若地下有灵，听到诗人这种透辟分析，会极为悔恨的。
关于清廷勾结洋鬼子镇压太平军，《独行谣•十七》是这样记叙的。
祺祥改同治，御坐屏玻璃。四国通五口，和戎脱王弧。海波识圣人，献税助军需。上海议会防，薛、杨笑匈奴……洋枪响青浦，鳞介尽冠绥。寇将已失势，奔命救江淮。
这里记叙的是英法联军入侵后，上海设立“会防局”一事。所谓“会防”就是“夷人增税养兵，助拒寇”，即亦帝国主义帮清廷屠杀农民军，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美国人华尔为首的“洋枪队”在青浦镇同清军“会攻”太平军就是实例。诗中“海波”指帝国主义，“圣人”当指光绪帝，实是慈禧，“鳞介”是对洋人的贱称。作者注：“夷人会攻，而华尔、白齐文皆满州衣冠，立洋枪克青浦。”就是在帝国主义洋枪大炮的支持下，继青浦镇失败后，陈玉成又败于庐州，接着洪秀全病逝，“寇将已失势”，南京被攻破，最后覆亡。
对于清廷勾结洋人，作者于字里行间流声出不满的情绪。“薛、杨”是指苏抚薛焕，道员杨坊，他们见辱而不满洋鬼子，诗人对他们是赞扬的。故云“薛杨笑匈奴”“鳞介”显示出对帝国主义分子的鄙视与轻蔑，这种思想，早在英法联军入侵之初，诗人就已有表现。《独行谣•十六》云：
恨无勤王师，掩涕昆明湖。肩舆入人国，谈笑已乱华。诸臣不羞耻，死谓兵燹遭。余生块土余，闭户每畏挝。
对于曾国藩、胡林翼当年“奏请率勤王兵”，而后来又不成行，诗人深表遗憾。对帝国主义入侵和丧权辱国的愤恨，这无疑是一种爱国主义情绪和精神的表现。
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农民运动，它严重打击了腐朽的封建制度，削弱了封建势力，动摇了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统治，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军的历史功绩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太平天国运动持续了十二年，清王朝对它也镇压了十二年，长期战乱绐社会带来的破坏和灾难也是巨大的。农民运动在灾难中暴发，又在灾难中覆亡，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承受这深重灾难的首先是当代苦难的人民。对此，王诗有比较充分的表现。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王闿运在反映当时社会灾难方面表现出最可贵的优点在于：他不是把灾难归罪于太平军本身，而是透过现象看得更深远一些。作者始终把官场的腐败，官吏的贪婪，苛重的捐输田赋，看作“民困”的缘由，也就是真正的“盗源”。这正是杜甫“盗贼本王臣”的思想表现，同历代“官逼民反”，必须改革政治和社会的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尽管诗人站在反对农民运动的立场上，而它的诗歌在反映这一运动时，又很自然地包含着民主性的因素，我们从他提供的长篇历史画卷中已经获得了这种因素。
《独行谣》内容非常丰富，是我国古代文学中规模最大的组诗。它能抓住事变的梗概提纲挈领，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力，又能选取精彩的战役、场面，进行生动的刻划，并在具体事件中再现人物形象。它的语言刚健古朴，风格拙重，有汉魏的气魄和风骨，又继承发展了杜甫五古与联章的体制，我们应该给它在艺术上的独创性以高度评价。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初稿，一九八七年四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