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1824～1890），著名的湘军将领。1852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浪潮波及湖南，曾国荃开始在湘乡兴办团练，由此开始其军旅生涯。1856年，太平军将领石达开进攻江西，曾国荃被困南昌，形势危急。曾国荃为解燃眉之急，在长沙募勇，组建吉字营救援江西，屡战皆捷。1859年，曾国荃率兵援剿景德镇，三战三捷，擢升道员。1862年，曾国荃率勇进军金陵，驻扎城外雨花台。曾国藩以孤军深入、兵力薄弱为虑，屡次下令退军。曾国荃却加固粮道，增设要隘营垒，并结合水师，全力出击，终解围。此时，曾国藩和其他湘军将领均认为应乘胜撤围，退保芜湖，曾国荃又坚持不退兵。历时两年多，终克天京，活捉忠王李秀成。1866年，曾国荃又奉命剿捻，成为捻军最危险的敌人。1884年，曾国荃署理两江总督期间，法国军队入侵东南沿海。曾国荃整顿海防，增添兵船、水雷等新式武器。可谓防边有策，助战有功，使沿江军民六年平安无事，撑起东南半壁河山。1890年，曾国荃死于两江总督任上，赐谥忠襄，追赠太子太傅。

    善于收买人心

    如同曾国藩、左宗棠一样，曾国荃也主张待勇士以诚。他曾有言：“待勇士以诚，而用兵以诈。诚则足以感人，而士卒乐为之效命。诈则示人以不测，而贼之间隙可乘。无事不诚，无时不诚，诚之至也。间或用诈，间或不用诈者一二端以掩其诈，而使贼自误，诈之工也。”在强调待勇以诚的同时又注意结合用兵以诈，进一步完善了传统军事思想。

    而要将“诚”字功夫落到实处，曾氏认为，“一言一动，皆须审量于上下之际而后发，若轻易以出之，以职司之位而行专阃之政，其不失信于众人也几希矣”。同时，要处事公平。家兄曾国华被胡林翼任命为统领后，曾国荃曾致信其兄道：“发给各营口粮宜均匀，不可任意多少。如遇有不接济之时，尤宜见多分多、见少分少，宁可薄己而厚人，不可薄人而厚己。行之既久，诚信自孚于人，虽不接济，人亦谅之矣。”至于“谦”，曾国荃写道：“叙人战功宁可自己少叙几句，他人多叙几句，以昭鼓励。”“盖兄以平衔待各营官，各营未有不起敬起畏，而以总统待老兄者。是自去其虚号，而转在收其实效也。”虽然曾国荃的这种诚谦待勇思想是为一己之需，不免带有局限性，但这种具体做法，在治军过程中还是起到了收买人心的实效。

    重赏严罚，固结军心

    曾国荃认为，“胜负无常，强弱无定，唯视统帅所用之将与将官所用之兵，人心固与不固耳。未有能得人心而大败者，亦未有先失人心而能胜者。同此兵力，固有先用之而胜，后用之而败者；同此器械，亦有彼用之而败，此用之而胜者”。曾国荃固结军心的手法为：一是重赏。只有平时厚给薪饷，将勇“临事方能致其死命，置身前敌，入死出生”。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就指出重赏对于固结军心、激励士气的重要性。他写道：“去秋捻贼来犯，当万分危险之时，除犒赏援兵钱米外，每次悬重赏鼓励敢死之士，或抢救道口，或暗截地道，或抢修濠垒，或夜破卡垒，皆赖重赏勇夫，支持危局。”

    二是严罚。“只有严传号令团结人心，水路各营自立军令状，断不至闻警思退。且皆愿舍身报国，坚守营盘地基。”进攻金陵时，曾国荃就是靠“悬不赀之赏，严退后之诛”的办法。使得将勇争相前进，不敢畏葸不前，大大加速了攻克金陵的步伐。

    曾国荃行之有效的建军、治军方略，塑造了一支训练有素、作战勇敢、纪律严明的劲旅。对于履行封建国家对内对外职能方面都收到了明显效果。《中兴将帅别传》中记载：曾公“治军则严而有恩，时设赏以励战士。统大众止屯处，秋毫无所犯。其围安庆也遏集贤关悍寇，相持百日，坚忍以待其敝。胡公林翼叹曰：‘虽涤侯用兵，不是过也’”。这种说法虽有过誉之处，但却反映出曾国荃从严治军这一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