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曾国藩之长子，通经史，工诗文。因受洋务运动的影响，研究西方科学文化，识者每以“学贯中西”誉之。他曾任驻英法公使，后又兼任驻俄大臣。他一生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外交上，“在清季外交史上，曾纪泽可以说是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失败和屈辱的罕见的一人”。特别是出使俄国，“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收回已割让给俄国的伊犁南境地区大片国土，更成为他备受国人称道的外交大手笔。作为中国最早的外交官之一，他醉心于西学，是中国最早主张打开国门，学习西方的近代知识分子之一。他在外交上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得力于他颇为理性、明智的中西文化观。从其《使西日记》等著述中，可以发现：在科技方面，他持“西学中源”观；在教育方面，他持“中西互补”观；在政商方面，他持“酌采西制”观。
一 科技方面的“西学中源”观
“西学中源”，是在晚清学人中很流行的一种观念，即认为先进的西方文化，特别是科学技术，其源头是在中国。作为中国近代较早觉醒的知识分子之一，身处内忧外患的时势，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曾纪泽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十分关注。在《使西日记》中，他花了很多篇幅详细记载他所看到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在法国，他到照相馆照相，坐“机器”（指电梯）升上九层楼客店，评曰“最华美”、“赛胜王宫”。在英国，到天文馆看最大望远镜，评曰“精巧如神，不可思议”；到“伦敦画报局”参观印刷书画的各种机器，评曰“鬼斧神工，真可怪诧”。在俄国，他参观了制造厂、水龙公所、炼钢厂，评曰“局面宏阔”、“整齐敏捷”。在此类记述中，他特别赞赏的是西人的轮船技术，曾赋诗称赞其迅速快捷：“湿雾浓烟障碧空，奔鲸破浪不乘风。万钧金铁双轮里，千里江山一瞬中。”
尽管曾纪泽对西方科技由衷赞赏，他却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源头追溯到了中国的《易经》。他曾与翻译过中国四书五经的英国学者理雅各讨论过这个问题，说：“西洋人近日考求者，中国圣人已曾道破……火轮汽机，以制舟车，以勤远略。（中国）圣人亦于数千年前见之矣。《易》于中国学问，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形上谓道，形下谓器……即以西学而论，种种精巧，亦不能出其范围。”可见，在曾纪泽看来，《易经》是形而上的“道”，西方科技是形而下的“器”。道者，器之本源；器者，道之流末。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表露了曾纪泽的“西学中源”观：“西方的一切局面，吾中国于古曾有之”；“欧罗巴洲，昔日皆为野人，其有文学政术，大抵从亚西亚逐渐西来”。
此种观念在曾纪泽的头脑中扎根甚深，凡遇适当机会，他都着意宣传，以至还博得了很多外国官员的赞同。如俄国署使巴斯罗密在听曾纪泽回答有关中国历史的问题以后说，“五大洲中，立国最早，声名文物可考见者，盖无出中国之右者矣”。美领事贝礼在听曾纪泽谈完中国古乐以后也认为：“中华人士言古人胜于今人之说，亦自可信也。”这些“西人”的附和，恐怕不完全是出于外交礼貌。
曾纪泽这种西学中源思想在明末清初的中国士大夫那里就开始萌发。当时西方传教士所介绍的很多西方近代的数学、天文知识，中国士大夫们便认定其源头在中土，是“中原失传而被篡于西人”。譬如“中国古圣人早已指出了地球自转、公转的道理，预言了电线的原理与西医的主要内容”。“西学中源”思想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中国人在急剧变革的时代对自身传统文化的依恋，另一方面也是用以抵制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也即传统文化情结与自我保护主义所共同催生。而在曾纪泽那里则有更为特殊的意义在：其一，这是他“经世致用”思想在中西文化关系观上的体现，是对曾国藩把试用西法制造轮船视为“救时第一要务”的救时经世思想的完全忠实继承，也与曾国藩要求他熟读深思马贵与、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人关于经世致用学问之书的教育方法密切相关。这类赞赏中其实包含了他认为西方科技有益于中土民用的实践精神，西人机器“最奇而最适用”。他的这种思想与魏源认为西方的“量天尺、千里镜、风锯、龙尾车、火轮机、自来火”等“凡有益于民用者”都应学习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二，更值得注意的是，“西学中源”观既是他的一种文化理念，也是他在外交活动中常用的有利于展现自身优势的文化策略，能使他在外交场合中增强自信和勇气，保有不卑不亢的气度与精神，正因如此，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很多诸如此类的记载：与外国人交往时，他常常有意识地宣传、介绍中国文化，如中国的古乐、古钱、汉字源流、印章文物等，把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让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希望中国文化在西方发扬光大。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些宣传、介绍，都是与“西学中源”观有内在联系的。有论者认为，中国近代学人的“西学中源”观是夜郎自大、封闭保守心理的表现，但是，在作为外交使臣的曾纪泽那里，其实更多的是反映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 教育方面的“中西互补”观
曾纪泽认为，必须结合中学、西学各自的优势来培养人才。他在出使过程中，通过对西方教育的考察，发现西人之所以强盛，是由于人才的强盛。他透过西方“财货之雄，炮械之利”，看到了“西国制胜之本，不在富强”，而“系乎风俗人才”。于是他把教育的重要性上升到了“政立”的角度，认为“教者政之本，教成则政立”。他发现中西教育在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式上有很多区别，提出了中西互派教师，促进中西在教育方面的交流与互补。
在《使西日记》中，曾纪泽将中西的“小学”——实用之学、实证之学——加以比较：“中华所谓小学，有古今之分，汉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祉，今小学也。而西人的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幺麽之物，以助格致，考究万物材质凝重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由细而知巨，由表以及理，由无用以求有用，以同种以查异种：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由此可见，中国的“小学”是以儒学为“根本”的，重人伦而轻自然，古小学之“文字、声音、训诂”之学，今小学之“洒扫应对进退”之学，都是以儒家的“大道”——“仁”与“礼”——为指归，很少涉及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中国儒家文化“重人伦而轻自然”的思想深深地渗透到了教育领域，在封建社会里，往往是身份较低的人才去学习自然科学，并且大都是利用自然知识以说明道德、政治方面的主张，而不以自然本身的研究为目的。而西方的“小学”则十分重视自然科学，而且由此及彼，深究其理。曾纪泽在其《〈西学述略〉序》中写到，“寒热之说”，中学中有“五金传热，毛羽不传”的常识，但也仅止于此，无人深究，而泰西学士则“以考求太阳地心热力与一切机器键辖、火轮舟车蒸汽生力之大凡，稽化学生克之源，察冷热胀缩之理，水银、钢鼓以制寒暑之表、风雨之针”。由于看到了中学、西学的区别以及西学之长，曾纪泽提出“宜广为采购”西方“机器”、“格致”、“医学”、“农家”、“种植”各种书籍。他深深感到，“中国声名文物、彝伦道义、先圣昔贤六经典籍之教”固然要持守，但不能故步自封，排斥域外新知，而必须“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才能相得益彰，培养出经世致用之才。
曾纪泽利用曾国藩首创洋务、绾接中西的方便条件，比常人更早也更广泛地接触了西学，又深受其父“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对西学进行了切实研究，并进一步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但是，曾纪泽绝非一味推崇西学，而是认为中学、西学各有所长，二者优势互补才有利于真正人才的培养，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跳出了“华夏”的局限，具有了“世界”的眼光，不仅中土的人才培养要“中西互补”，而且，西方的人才培养也要“中西互补”。所以他主张中西互派教师，交流文化，即：“于中国设立学塾，聘洋人以教中国子弟之好西学者。又宜于英法德等国设立中国学塾，择中华绩学之士，以教洋人子弟之向华学者。”这里，一方面表明他“中西互补”的教育观具有兼顾中西两方的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的“普世性”，另一方面，也透露了他内心深处还是有着中学是“道”、是“体”，西学是“器”、是“用”的观念。
基于“道、器”、“体、用”之关系和“经世致用”之目的，曾纪泽主张在人才教育、知识传承上要注意先后步骤：必须先学“中学”，后学“西学”。他提出这一主张与他自己学习英文的体会有关，他曾有意识地以华语“双声、叠韵、音和、颡隔之术”去理解“泰西字母切音之法”，“辨其出入而观其会通”，效果甚佳，他33岁为父亲守墓时才开始学英文，但很快就能“致用”，在外交活动中能用英文交谈，在外交事务中能以英文写作，译、拟外交文书，由此深感在学好中学的基础上学习西学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先学好“中学”，才能更有效地维护、加强“中学”的“道”和“体”的地位。如果本末倒置，让学子舍“中学”而直接“专攻西学，不通华文，鉴其貌，则华产也，察其学术性情，无异于西域之人，则其无益于国事”。因此他对当时清廷选派幼童出国留学的政事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看法——必须先具备扎实的“中学”根基：应“先择俊慧子弟，于中国书院讲求学问，中西并务，稍有成就，然后遣赴外洋，乐育人才”；否则不能“遽令远赴异域”，而只能在“中土”——“中学”的氛围、环境中——接受“西学”：“取各国学校书院章程，翻译成书，寄归中国，先于通商各埠设蒙养书院，取古人教子弟之法，而略以西法参之，冀渐推广”。从根本上说，曾纪泽在教育方面的“中西互补”观与上述的“中学西源”思想是相通的，即中学是“本”、是“道”，西学是“末”、是“器”。因此，他在育才的“程序”、“步骤”上也做了中学为“先”、西学为“后”的明确区分，认为应先“取古人教子弟之法”，也就是先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来教育幼童，在此基础上，再“略以西法参之”，否则，这些学生将失去中华文明的根本，最终也将“于国家无大益也”，这正如后来张之洞所强调的“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先通经以明中国先圣立教之旨”。这也是对曾国藩要求留洋学童在学习西文、西艺的同时必须“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曾纪泽“中西互补”的教育观固然还有保守、局限的一面，但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也不宜过分苛责。
三 政商方面的“酌采西制”观
曾纪泽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思考并未停留在器物、技艺与人才、教育等问题上，他洞察“中西交通互市，交际旁午，开千古未曾有之局，盖天运使然”的时势，发现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政教之有绪”和商业之发达，故而主张在政商方面“酌采西制”。
晚清“睁眼看世界”的学人，一般只注意西方的国富兵强，船坚利炮，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路一味锁定在求强求富上，而曾纪泽却注意深入探究西方国家富强的根本。首先，他看到了西国议会制度“议院立而下情可达”的好处。出使法国期间，他曾拜会法国上议院和下议政院的首领，了解并认识到“自法国改为民主之邦，国之事权，皆归于上下议政院”，并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议院的组织形式和立法程序，进而注意到“伯理玺天德”（即总统）”“位虽尊崇，权反不如两院”，不像中国的皇帝一样集大权于一身。他还曾亲自参与、观摩过西方议院商议国事的会议，发现泰西“各邦虽不尽民主，而政则皆由议院主持，军旅大事，尤必众心齐一，始克有成”。当然，尽管如此，他却并没有像郭嵩焘那样大胆表示“然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批评“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也没有像郭嵩焘那样专门考察英国从君权到民权的历史演进，明确提出“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的主张，而是折中地、有分寸地在不损皇权和维护儒家道统的前提下，肯定了西方议会制度的积极作用，“其君民相视，上下一体，实有暗和于儒者之言”，所以他主张“选择西国政教书籍以备采择”。但是与此同时，他对西方政治制度也有清醒的辩证分析。
曾纪泽也看到了西国政治体制的不足之处。早在出国前，他就“稍为润饰而录存”了当时还在法国读书的马建忠写来的一封信。信中，马建忠提到了西方政治的利弊和自己的认识过程，“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于是以为各国之政，尽善尽美矣”，后来马建忠发现并不完全如此，英国“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美国“每逢选举之时，贿赂盛行”；法国权位者，“互为朋比”。马建忠信中所述情况，曾纪泽深为认同，出使的见闻更使他得到了印证，如他发现法国“议政院偏袒教士、神父”，以致妨碍了“中国与法国交涉”，并且国家有的地方“横征暴敛”；他甚至发现“欧洲各邦，民心皆蠢蠢不靖”，所以，曾纪泽在政治体制上并不是像郭嵩焘那样主张全盘西化，而只是学习西方政教的“斐然可观”之处，具体说来，也即“君民相视，上下一体，暗和于儒者之言”处。
曾纪泽在探究西方富强之本时还发现，“重商”是一个重要原因，故而中国自古“崇本抑末，贵农贱商”的陈腐观念应该抛弃。他对西国“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的理念表示认同，在参观西欧各国政府设立的赛珍会和博物馆后，盛赞其促使物畅其流、“欲使远国慕而购之”的巨大作用和“广贸易而厚民生”的无上功德，进而认为中西通商为大势所趋，在西人“越数万里重洋往来贸易，外朝之人乐至中国”的情势下，“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而应该大力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商业贸易关系。他看到西国“家家皆酷嗜中国古瓷、顾绣（即丝绣）”，“不独民间好之，国之长官亦留意经理，为政务之一大端”，提出“若中国有留心时事者，于此等细致器物，亦肯整理而精进焉，或亦富民通商之一助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纪泽的“重商”思想与“重法”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他明确意识到，“凡遇交涉西洋之事”，应该“征诸公法以立言”，同时他又看到“中国自有成法，与西洋各国刑律不同，而睦邻绥远之道，亦未必与公法处处符合”。基于此，他产生了“酌采西法”以利通商的思想，并在通商事务中，注意参照有关西法、西律有理、有利地裁处中外通商纠纷，提出“中国通商各口，遇有华洋交涉案件”，“自可延请状师，按照西律评判曲直”。如在处理“洋药厘税并征一案”中，他依据西洋税法“凡不急之物，非民生所必不可少者，莫不倍征其税”的裁判规则，提出“洋药（即鸦片）为害之烈，我华应以重税困之”的处置方式。后又几经周折，与英国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终于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的利益。由此可见，曾纪泽在商务上的“酌采西法”是以通晓西法为津梁、维护“我华”利益为鹄的的。应该说，这样的主张和策略，今天看来都是无可厚非的。
纵观中国近代学人关于中西文化之关系的种种方略，可以说，曾纪泽的思想、主张是颇为明智、稳健的，也是能为时人所广泛接受的，是对郭嵩焘的西方文化观的修正，也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的先声。他吸取了郭嵩焘因极力抬高西方文化而遭罢黜贬斥的教训。郭嵩焘与曾国藩、曾纪泽父子的关系非同寻常，既是乡谊也是姻亲，郭嵩焘曾在曾纪泽之前于1876年出使英伦，后又兼使法国，其思想相当激进、开放，而且颇有借西方文化振刷中土颓风的热情，曾纪泽评其“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但由于在文化走向的主张上过分扬“西”抑“中”，因而成为“不合时宜”的人，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不得不退出政坛，以类乎“多余人”一事无成的悲剧结局而告终。曾纪泽无疑记取了这位前辈外交使臣的教训，故没有如郭嵩焘一样提出“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的“西化”主张，而是审时度势，采用理性的态度，加以明智的甄别，既不一味崇洋，也不盲目自大，在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时代，提出了力图让二者“双赢互惠”的主张。曾纪泽的中西文化观是他1878到1886年间担任使西大臣时形成、成熟起来的，其《使西日记》当时就迅速流传，布达于同僚，如其自述：“初出洋时，写日记寄译署，不知沪人何由得稿，公然刷印。”统观其科技方面的“西学中源”思想、教育方面的“中西互补”思想、政商方面的“酌采西制”思想，都包含了一个核心主张，即，“中体西用”。1898年，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提出：“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后人据此认为是张之洞最早提出了“中体西用”说。其实，考察曾纪泽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他的思想、主张无疑是“中体西用”说的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