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伯名璋，号特甫，字砚仙，湖南攸县人。生于公元一八五四年，卒于一九一八年。他二十三岁时，中了举人，与湘潭王闿运同榜，以知县分发江苏候补，做过沭阳、如皋、上元、泰兴、江宁等县的县官。一九○七年丁母忧去职，以后就没有再做清朝的官吏。

　　龙璋和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是儿女亲家。少年时代，即喜研究政治，博览新书，尤服膺卢梭的《民约论》。他认为改革政治，必须启发民智，发展工商，开设路矿，因此对创办学校，振兴实业，极其热心。在如皋任内，就捐资办了一所新式小学，这还是一八九七年的事。一九○二年冬，胡元倓由日本留学归国，以兴学事亲到泰兴去访问他，他立即捐钱一千串，同时又写信给先父（龙绂瑞），叫他也捐出一千串，作为明德学堂（现长沙市第三中学）的创办基金。我省私立中学，以明德为嚆矢。后又与其他朋友创办南云商业学堂和湖南商业铁路学堂，以及观海学会等等，这里就不细说了。

　　他与同盟会的革命志士，很早就有往来。黄克强就是他的密友之一。由于这一关系，凡是从事于反清革命的，无论老少，他都引为同志，先后为革命捐输的款项，至少当在二十万元以上。章士钊（行严）在我所收集的《近代湘贤手札》所作的跋语中云：“辛亥以前，由海东贯长江，略洞庭而南，上下数千里间，吾党所为处心积虑，不论激随隐显，殆莫不有龙氏一门之心计与血汗渐渍其中。”

　　当黄克强于一九○三年由日本返国后，准备回湖南组织秘密机关，从事革命活动。路过上海时，与当时主持《苏报》笔政的章士钊协商，认为首先必须解决经济问题。他们素知龙璋热心赞助革命，于是偕往泰兴，专以此事就商，结果如愿以偿。然后同返长沙约集同志，积极筹备成立了华兴会。这个秘密团体与当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是鼎足而三的。一九○五年，在东京合并改组为中国同盟会，由中山先生统一领导。

　　龙璋自一九○七年解组回长沙后，除与同盟会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外，即按照他的初衷，从事教育和工商业。他办过贫民工艺厂、军用干粮厂、轮船公司等等。在航运方面，他购置了两艘汽船，往来于上海、长沙之间，运输客货，获利较多，从而引起他人相率成立华商轮船公司，对当时垄断长江航运的日商轮船公司给予了一定打击。同时他还代革命党人秘密购运枪械，对辛亥长沙起义也作出了相当贡献。某次周震鳞为革命向他筹饷，他一时拿不出现款，竟以汽船一艘捐助给他。龙璋与谭延闿虽有世谊，但政治主张是对立的。谭在辛亥以前，根本没有参加过革命活动。他是清朝最末一届的翰林，父亲做过总督，与维新派人物常有往来，其所以被推为湖南省谘议局议长，显然与以上的几点分不开的。正因为如此，在长沙光复以后，就毫不费力地一变而为都督。他虽挂名为同盟会会员，走的却是宪政派的道路。他通过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的关系，倒向黎元洪的怀抱里，在二次革命时期，表现得极其露骨。龙璋与他的矛盾，也以此时趋于白热化。龙璋逝世后，谭做了一付挽联悼他：“三世数交亲，视我犹弟，侍公犹兄，顿伤耆旧风流尽；十年经患难，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真觉平生负愧多。”这是套着左宗棠挽曾国藩的两句成语凑成的，因为曾左晚年也是意见不和，生死见交情，寓有忏悔之意。

　　龙璋平生好与青年人交朋友，看到青年人奋发有为，或具有某一点长处，总是多方奖掖，另眼相看。关于他提拔后进的事实，可举一例：地质学家丁文江，隶籍泰兴，其父亲当时在泰兴县衙门充当传达。丁文江时方十岁，龙璋爱其读书聪敏，特选拔入县学，以后又资助他出国游学。一九三五年丁游长沙时，犹有诗哭龙，称为恩师。自谓当年一次面试题为《汉武帝通西南夷论》。其后他研究地质及少数民族文化，以滇黔两地为多，所著地质学论文以及《徐霞客年谱》、《爨文丛刊》等，据说是受了这一题目的影响。

　　龙璋出生于清代的一个仕宦家庭，自己又当了十余年的清朝官吏，对清代政治的腐朽黑暗，看得比较透彻。听说他年青时有这样一件轶事：郭嵩焘从欧洲出使归国后，好谈洋务，当时一般顽固分子斥之为汉奸，羞与为伍，只有龙璋和他最谈得投机。嵩焘曾感慨地说：“举世无知己，独此一少年耳！”由此可见，他在青年时的思想，就与众不同。戊戌政变以后，他目睹许多高谈变法的维新志士们遭到残酷的屠杀，内忧外患，相逼而来，认识到要挽救中国的危亡，非推翻这个腐朽的专制政权不可，因此，对孙中山先生开始所倡导的种族革命，表示衷心拥护。

　　关于龙璋的生平事迹，有人写过一些资料。我生得较晚，了解的也不太全面。谨就见闻所及，提供如上。

（录自《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