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任侠

　　之谟，字稽亭，湖南省湘乡县人。少任侠，工书能文。生平喜读先儒王船山遗著。尝谓：“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好大喜功，误入歧途，皆由不喜读书之过。”闻者多目为狂徒。弱冠，曾游江浙诸省，饱览长江沿岸形势，油然起故国山河之感。甲午（清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清日搆衅，慨然投笔从戎，湘军某统帅以之谟文弱书生，使任运输事务，因得往来关内外及辽东西各险要，军食赖以无缺。战后以劳绩保工艺，日有进益。继以其父病重，匆遽归国。

　　二、奔走革命

　　戊戌（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之谟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倚赖异族政府改行新法，等于与虎谋皮。”遂力倡革命救亡之说。

　　庚子（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年）年七月，唐才常、林锡圭谋起兵武汉，之谟亦与其谋；事败，尚不知，入唐寓，见逻卒满室，知有变，乃从容作寄信人得脱。旋往来宁沪间，有所计议，久无所成。

　　癸卯（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三年）年，之谟回湘潭，筹设毛巾厂，请技师教导乡民以各种纺织事业，同县的人，多受其惠。

　　甲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一九○四年）年，又推广至长沙，并附设工校。次年，更添设工厂整理机织，皆亲自操作，职工咸乐为之用。又藉湘乡会馆，创办唯一学堂（广益学校前身）。城中各校赖其力成立者甚多。

　　乙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五年）年秋，日俄媾和，清廷谋以福建向日本抵换辽东。之谟提倡反对，众人附和，于是湖南人群电北京政府抗争。又粤汉铁路争归商办，之谟莅会演说，痛陈利害，数日间集款百余万。以是湖南教会、商会皆推之谟为会长。会是时，总理与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组织中国同盟会于日本东京，黄兴密函之谟，使在湖南设立分会，及推销《民报》。湖南民党由之谟介绍入会者，颇不乏人。《民报》亦由其一手代销，销路甚盛。是时之谟声名藉盛，而政界恨之刺骨，有以藏器待时之说劝之者，之谟慨然答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今何时也？可尚待乎？人人皆待，天下将谁待也？所贵乎读书者，贵其能实行也。若读书而不能实行，则与书肆何异？试问千万书肆能救国亡否乎？”闻者莫不振奋。

　　三、惨遭毒害

　　丙午（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六年）年夏，为反抗日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而投海之新化人陈天华，及为创办上海中国公学失望而投海之益阳革命志士姚宏业，二人之尸同时归榇湖南，之谟主张应公葬于岳麓山，以表崇敬，清大吏禁止此举。陈、姚二榇到日，之谟约全城学生穿制服行丧礼，万余人整队送葬至山陵，当道及乡绅咸为惊异，以为民气伸张至此，殊于政府及官绅不利，非严加制裁不足以杜绝祸根。但清大吏畏之谟名，迟迟不敢发。会六月湘乡学界抗争盐商浮收风潮甚烈，之谟力言：“食盐加税，已违人道，浮收巨额，民命更危。倘不能根本撤销，亦应将浮收之款，移充办学，免入私囊。”湘乡知县陶福曾据实报告，坐之谟以率民众塞署罪。湖南臬司庄赓良、巡抚庞鸿书遽下令逮捕。长沙基督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与之谟善，力劝之谟躲避。之谟神色自若，徐曰：“余之躯壳，久已看空，何惧为？吾辈为国家为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遂于六月二十一日被捕。问官诘其主诘陈、姚事，之谟厉声曰：“今台湾及胶州、广州、大连等处，皆为外人占领不惜；独以中国人葬中国一抔土，反不能容乎？”慷慨辩论，问官辞屈。是时庞鸿书惜之谟才，不欲加害。士绅等为之谟营救申辩者日数十起。清吏格于清议，监送常德，八月初二日复移靖州。靖州府官金蓉镜（嘉兴人，字甸丞），性极残酷，虽之谟已定罪永监禁，仍欲杀之以媚长官。故之谟抵靖后，更酷刑十余日以取供。今录其所受酷刑情形于后。据其书函自云：“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四时，靖州牧金蓉镜提余讯问……十八日三时金牧又提予讯问……所答动遭无理之斥驳，谓左右曰：‘拿长刑来。’即当面钉镣。且曰：‘你既说不出原因道理来，即如牛马一般。牛马之肉人欲食则食何爱焉？押下去！’……十一月十八夜三鼓睡中，提禹之谟。余乃著衣前进，至二进之右侧小厅。金牧云：‘湘抚鄂督有来文云：陈某供称孙文派你在湖南为虚无党，你从实供来，还有什么人？’余曰：‘余在湘省办纺织事，三年于兹，不知孙文、陈某为何许人！’金牧即呼拿梆子来！褫去余衣，跪于铁练之上，两手左右伸开，于膝后弯处横压一棍，两端入柱之孔，又以棍横于脚尺处，板上三迭，计一弯高，使重压力尽在膝盖，胸前横一棍，使不得动移。金牧即呼以打荆条，鞭背至九百，血耶肉耶？余不得见。金牧即问：‘你是孙文党乎？’余曰：‘孙文之党可也，余即孙文亦可也。请速杀！此苦不能受矣。’金牧曰：‘何必杀？就是这样打死！’……时转五更鼓，有管禁董某在侧，余托其至金牧前代求，称余能书愿死状，请释此刑。’久之，便竿放下。自三更至四鼓，赤身跪压，加以鞭背，几遗矢溺，数兵扶之下架，脑虽未死，而四肢已不知谁属。比抬入禁，置于床。至十九日午刻，自膝而下，尚冷如冰。同禁张福二以酒磨三七按摩之，不知有痛，至晚轻摩之，犹麻木不知，重按之始觉有痛，不能步行，如厕必负之而入。”“胙二十夜二鼓后，金牧提讯，至二堂梆子已具，金牧即呼上梆子，裸其体，照胙书所害情形，而加用大椒末薰口鼻，金牧亲持扇香一大把烧吾背约二时之久，无所供。抬至戏厅，吊吾右大指及大脚指，悬高八尺，数刻绳断，大指已经破烂，寻亦断，又换系左大指悬之，再用香火灼吾背及膊，遍体无完肤。……金牧曰：‘你不实供，分明你是孙文党羽，你为何不说？’又用香火乱烧，余曰：‘既说是他的党羽，即是他的党羽，我不得清楚。’金牧曰：‘昨天你认说是孙文的党羽，为何不知他的凭据口号？’又拿火来烧。余只得诬供有口号。金牧曰：‘是何口号？从实供来！’余曰：‘记不得清楚了！’言未了，即用火乱烧。余即诬供曰：‘口号叫做中国人。’金牧曰：‘不止此一号，尚有何号？’我见他势又执香火近前，余又诬供曰：‘以手加额为相见之礼。’……金牧曰：‘他说你在湖南是个头目，究竟你是何等头目？’余曰：‘我不是头目。’又拿火来烧，不得已又诬供曰：‘我是上等头目。’……金牧曰：‘总还有些，你不说，我又要你上火炕！’我见其势太猛，又诬供曰：‘同志即是伙计。’……金牧曰：‘你们几时起事？’余曰：‘我不知期。’金牧又来烧，余信口曰：‘十月间。’……我求他释放下来，徐徐讲出。金牧曰：‘放下来不讲，再上火炕。’众役放下，不知有无四体。时俯卧在地，气息奄奄。金牧催说曰：‘我晓得放下来你就不讲了。不说，就要把你打死。’我即述说一些救国的话。时已五鼓，金牧即标牌收押，兵役抬下，人事不省，遗屎在床，至今二十早七时始苏。”不久萍醴革命军起，全省戒严，党狱因而大兴。金牧更藉端罗织，再四刑讯，体无完肤。至十一月二十一日，之谟卒被绞杀于靖州东门外。就义之先，犹手书绝命辞，虽拇指已断，字迹仍端好如恒。死时指金牧曰：“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金牧曰：“尔辈素讲流血，今日偏不把你流血，何如？”之谟笑曰：“好好！免得赤血污坏。”遂慷慨就义，观得多为流涕！之谟享年四十一岁，后葬于岳麓山。

　　四、言行遗闻

　　之谟身长，貌清削，目光炯炯照人。善辩论，气力雄壮。居常衣西装，单衫革履，短发垂右，帽檠搌曰“拿破仑帽”。

　　之谟与同学书云：“至湘学会即能成立，以含多分的奴性，藉奴势以伸权力，行压制，可预知也。……我所希望之学生自治会，幸诸君之大魄力，于大风潮大势力兴大狱之际，放大光明于黑暗世界，狱中之人闻之，喜而不寐，更望诸君以百折不回之气概，振刷精神，整齐秩序，力求进步，毋少懈怠，毋少退让，以自治会为政党会新国会之基础，其责任之重且大也如此，诸君勉之。吾辈可为清廷之囚犯，不可为自治会之罪人。愿诸君务期大者远者，若目前之害，无畏焉。今学生自治会成立矣，请再进一步，创立群治大会，为各省倡，亦惟诸君是赖。铁路初归官办，既而绅办，两年之久，毫无影响。今春商会成立，谟于会中再四演说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有此大权大利之铁路机会，商界当急取之，勿徬徨也。幸而见信，是以有四月电达商部，允归商办，两期即集股二百万有奇。近有官督商办之说，是皆前此绅办者。因事权不己属也，阴地唆弄，必破坏商办之局而后快，商界无人才，无魄力，只可居发动之地位，无原动之资格。湘路之能否专权，又将去矣，且湖南与之俱亡。谓余不信，试观甲午三千万赎回之辽东，随转而送之俄人。辽东为鞑虏发祥之地，尚尔，有何爱于湖南？欲存湖南，必争路权者，商界学界之天职，责无旁贷。”

　　之谟致伯母书云：“侄十年以来，不甘为满洲之奴隶，且大声疾呼唤世人，无为奴隶。近年所唤醒而有国民志者可数万计，宗旨甚正，程度渐高，思想甚大，牺牲其身，无所惜也。且不计当日之毁誉，只求达其目的。于是守财奴，井底蛙，窃幸其遇祸，己得从旁非笑之，评论之。嘻！燕雀岂知鸿鹄志？无足怪也。祈大人转忧为喜，喜吾家甘为国民死，不为奴隶生。并望立弟早脱奴藉，幸甚！”

　　之谟又与其弟书云：“兄被捕之翌日，清令会讯，刘令曰：‘界在天心阁开秘密会，所议何事？’谟曰：‘天心阁开会其常也，先行传知，惟恐人之不众耳。无论政界、军界、警察、工商界，皆得旁听，恨不得吾辈宗旨大义，家喻户晓，印入人人之脑中，何秘为？且下学期必开学界、军界、警察、工商界群众大会，以联感情，一洗从前陌路之弊。如今夏苏省征兵募兵南京征兵警兵必哄，皆因彼此无感情，致有此等怪象，我湖南其为之防。今也我遭倾陷，无能为矣，能继我志者，学界必有人。’刘令曰：‘学界之人，联络军界，意将何为？’禹曰：‘交互智识，调和养良，申明大义而已。’。”

　　之谟又曰：“我所最亲爱之在世同胞鉴：世局危殆，固由迂腐之旧学所致，亦非印板的科学所能挽回。故余之于学界有保种存国之宗旨在焉，与若辈以摧残为同等手段者，势不两立。于是乎有靖州之监禁。不百日而金牧提讯，所发不成论理之问题，无非受人意旨，阴谋秘计，横为成见。是以所答，动遭无理之驳诘，不能置词。且曰：‘尔辈牛马耳，人欲食则食之，有何爱焉？’禹之谟正告同胞曰：‘身虽禁于囹圄，而志自若。躯壳死耳，我志长存。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甚毋奴隶其心而生。前途莽莽，死者已矣，存者诚可哀也，我同胞其图之。困心衡虑，终必底于成也。’”

　　之谟移靖州，靖州金蓉镜提讯时，动发非理诘问，有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尔去辫发，岂孝乎？”之谟答曰：“辫发乃满清符号，外人诮为半边和尚。”徐以手指其头曰：“此处蓄发为受之父母，此处榘发，独非受之于父母乎？”

　　之谟备受酷刑，州人有悯其惨者，以鸡豚进。之谟知其中有毒也，谢之曰：“大丈夫当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禹之谟岂畏死者？若畏死则不至此地矣！满廷方号预备立宪，余以兴民权而遭此祸，不死几个可怜之人，犹以为立宪可靠乎？”

（录自《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