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的总指挥蒋翊武对辛亥革命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革命的主要力量问题上，孙中山主要依赖会党，蒋翊武则主要依赖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在起义地点方面，孙中山一直在华南发动武装起义，蒋翊武则盯在武汉；在起义的时间问题上，虽然同盟会中部总会对武昌起义以及其后江、浙、皖等省的响应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但是，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仍然估计不足，因此，“定宣统五年（1913）为大举时期。盖恐各处过于急躁，故有此宣告也”。蒋翊武则于10月9日果断下令揭竿而起，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辛亥革命。蒋翊武在实践中，为推翻专制的清王朝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一、起义主要靠谁，靠会党，还是靠新军？
孙中山在历次武装起义中，多依靠会党力量。清末会党不下100多种，都具有反清爱国宗旨，往往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孙中山为联络会党起义，列籍洪门，与他们结盟，烧香拜把，结为兄弟。《中国同盟会总章》第5条明文规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孙中山较早结识的革命分子中，会党人士占相当比重。如郑士良就是三合会头目。1893年冬，孙中山与郑士良、尤列、陆皓东等在广州组织革命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联络会党。1899年，孙中山派毕永年和平山周到湘、鄂一带联系哥老会，同时指令郑士良、陈少白等在香港设立会党联络机关，计划将湘、鄂、粤等地的三合会、哥老会与兴中会联合起来。同年，两湖哥老会著名头目十数人先后到港，共同商定设立兴汉会，统一三省会党，并决议推孙中山为会长。此外，黄兴联络哥老会、三合会、青帮、白帮等组建华兴会；陶成章则联络浙、闽、苏、赣、皖五省会党头目，在杭州成立龙华会。革命党与会党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实事求是地说，依赖会党既是孙中山当时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无可奈何之举。孙中山革命之初，“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他说：“鄙人往年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又说：“乙酉以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故余先从联合会党入手。”正因为如此孙中山一贯重视和依赖会党，对新军看法较守旧，认定那里是革命的死角，基本未顾及过。
然而，以会党为主力的武装起义接连失败，不能不引起革命志士们的痛苦反省：究竟哪一个环节出了毛病？结论是将失败归咎于会党，最集中的是认为这是脱离群众的军事冒险。吴玉章指出：“孙中山领导的起义可以说都不是以在群众中的耐心的工作为基础的，而只是一种军事投机，因此起义不断失败。”于是，一些人将注意力转向新军，这方面最成功的代表人物是蒋翊武。
蒋翊武成功地开创了一条策反和改造新军，而不是依靠会党来推翻满清的道路。与他同时代的人比，蒋更显得务实和稳健。蒋认为：“当今天下言竞争，惟武力乃能制胜，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系军队为要着。”他身体力行，事事亲为，把新军士卒和底层群众作为主要策动对象，同时始终寻求革命团体的联合以壮大力量，所以才有武昌起义时应者如云、波澜壮阔的场面。
一是在新军中建立和发展革命团体。武昌起义主要是新军中革命力量的起义，文学社完全是以士兵为主体的军中革命组织，是在其前身振武学社、群治学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新军中力量最大。蒋是文学社的创始人和领袖。1911年1月30日，正是农历春节，蒋和詹大悲等在黄鹤楼举行会议，宣告文学社成立，蒋被推为社长。文学社的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因此得到广大新军士兵的拥护，入社人数与日俱增。文学社吸收和发展社员主要以新军士兵为对象，因此，文学社组织发展的过程与在军事上准备武昌起义的过程是一致的。文学社成立后的半年中，它的细胞组织几乎已布满湖北新军各部队，社员人数几乎达到湖北新军的三分之一，到武昌起义前夕已经成为湖北新军中人数最多的革命团体。与此相比，共进会深入新军内部要晚得多。
二是为密切与新军关系，促进新军反正，蒋翊武与刘复基等亲自入黎元洪部当兵，在士兵中进行活动，吸收了不少社员。以蒋为首的文学社人员在新军中长期忍耐，扎根在士兵中间，埋头苦干，一个人一个人地争取，不断积蓄力量，使文学社成了一支组织严密、机构健全、运转灵活而又能独立作战的队伍，为推翻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以新军士兵为主要对象，大造革命舆论。蒋以文学社经费资助《大江报》，使之成为文学社机关报，为武汉地区革命运动大造舆论。他确定了报纸面向新军，扎根基层，以广大新军下级官兵和劳动群众为主要宣传对象的原则，给各标营“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在各标营设立特约通讯员和分销处，建立通讯网；为照顾不同水平的读者，规定了文章尽量使用浅近白话；报纸新闻大多直指克扣军饷、官僚内幕以及不合舆论之处，使新军士兵与文学社心声相应，思想迅速革命化。“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大江报》之声誉因之与日俱增，销路大畅。”8月1日，军警查封了《大江报》，但《大江报》的宣传功效已深入军民心中，为武昌起义的爆发起到了极大的舆论推动作用。所以，武昌起义一夜成功，与蒋大造革命舆论分不开。
四是制定详细周密的起义计划。早在8月，蒋翊武就亲自制定了起义计划，因此，尽管在武昌起义的前一天晚上，蒋翊武发布第一号武装起义命令之后，出现了总指挥部遭到破坏，他被迫转移，刘复基也惨遭杀害的意外情况，起义军还是执行了蒋原来下达的命令，革命党人在接到命令后，早有起义的思想准备，各标、营代表，即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中、下级干部们，既明白了起义的全盘计划，又了解到本单位的作战任务。一夜之间使起义如期成功。这是蒋脚踏实地为起义做了充分准备的结果。
五是分派社员到湘、川、皖、苏各省新军中为联络员，又于军队之外，建立机关部、通讯部等秘密组织。
当然，从依赖会党转向依赖新军，决不意味着会党作用全然消逝，相反，会党势力仍不可忽视。湖北主要依靠新军，其他一些省独立，则主要依靠会党。例如，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哥老会风起云涌。10月22日湖南独立，洪江会头目焦达峰出任都督。陕西哥老会“一经号召，蜂起尤多，一时泉涌风发，关中四十余里数日间，莫不义旗高举”。但毕竟是蒋翊武的转向首次带来了起义的成功，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辛亥革命，彻底倾覆了清朝帝制。
二、何处发动起义，在华南，还是在华中？
武昌起义前，孙中山先后发动了10次武装起义，地点都在华南，但每次都失败了。为什么孙每次起义都在华南，且特别钟情于在广东呢？这是因为广东等地会党广泛存在，他们是天然的反清力量。广东会党自近代以来就有反清传统，大量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和天地会起义，历来“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使得会党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到辛亥革命时期，广东“无地不匪，大者千余一股，小者数十为一股”，而且“不特民间大半拜会，即衙役勇丁亦多有入会”。此外，广东会党策略灵活，当清兵前来镇压时，他们“兵至则散，兵去复起”，“陆捕则入海，水捕则入山”，使清兵望风扑影，无可奈何。因此，广东会党具有吸引孙中山与之联络的巨大力量。孙中山说：“方今两粤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特别是广东惠州、潮州、嘉应州三州，“其人民十居八九已入反清复明之会，其人亦最强悍”，“一月之内可集山林骠悍之徒三四十万”，“弟意此地亦可作起点之区”。这是他选择广东为革命突破口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只重华南，没有想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辛亥革命老人邹永成回忆说：“孙总理只注重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
自同盟会成立以来，以华南为重点的武装活动屡遭失败，引起谭人凤、宋教仁等同盟会要人的不满与反思，认为“革命地点宜居中”，应从长江流域着手，于是讨论筹组同盟会中部总会。1910年7月31日，为将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一带，同盟会中部总会正式成立，并在苏、皖、鄂、湘各省设立分会，同时，总会加强与武汉地区其他革命党人的联络，促成武汉革命势力的联合。但宋教仁、谭人凤等没想到，当他们把战略重点移向华中时，蒋早已在那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蒋翊武从未出过国，也没有像黄兴、宋教仁那样到处奔走革命，他曾同刘复基一起，在湖南联络会党，准备发难；后一起到上海办《竟业旬报》，在那里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10、11月间，两人同回湖北，决计投入湖北新军，相机开展革命活动。黎东方在其《细说民国创立》中，指出蒋的方略是使“各部队同志分别控制其部队，利用清军原有的编制进行作战，每个部队的指挥官，以各标营的代表替代清方原有的部队长。这样，革命并非另在一军，而是化清军为革命军”。为什么蒋不在家乡湖南，而在湖北策动武装起义呢？因为湖北新军的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好，战斗力仅次于北洋六镇，为南方各省之冠。加之武汉为九省通衢的战略要地，一旦发难，容易牵动全局，得到四方响应。如同黎东方所说：“文学社的同志，并不因广州方面的失败而沮丧，反而增加了信心与勇气，认为革命一定终于成功，而且是在武汉成功。他们认为：武汉在地理上比广州占优势，是中国的心脏，而且有汉阳兵工厂与武昌藩库的大量银子可资凭藉。革命军占了武汉，便可以控制长江上下游各省，北捣幽燕。”
蒋翊武的想法得到刘复基的支持。1909年秋，蒋应刘复基之邀在刘家乡柳叶湖游玩，他对刘说：“闻鄂中新军多志士，余久志从戎，今且赴鄂实行矣，君能与俱否”？刘仰天大笑：“哈哈，简直是太巧了，我正想邀请你一起去湖北呢！”原来，刘已接到在汉谋职的兄长刘星澂的来信，要他到汉口《商务报》担任会计和发行员。于是，两位战友一起前往湖北，开始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革命时期。
实事求是地说，最早在湖北新军中发展革命团体的，并不是蒋翊武；不在华南，而在别的地方发动反清起义，最早也不是蒋翊武。徐锡麟早在1907年7月，就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率领学生军发动了起义。但蒋翊武武昌起义与徐锡麟安庆起义虽然目标一致，却有很大区别。徐虽依赖学生军发动起义，但在革命的主要力量上仍然是依赖会党。他1905年开始到浙东联络会党，又在绍兴办大通学堂，招会党头目来校受训，借此积蓄革命力量。1907年与女革命党家秋瑾联手，准备于浙、皖两省同时起义。部署未定，嵊县等地会党先期发难失败。徐仓卒举事，孤军力薄而失败。
蒋翊武重点经营湖北，不急于求成，在革命组织遭到破坏后，他毅然肩负起历史重任，在原有组织基础上建立了更为隐蔽的革命团体，明明是为了武装起义，却起名为“文学社”。从文学社前身振武学社开始就规定：“各标设标代表一人，由各标社员中推任之；各营设营代表一人，由各营社员中推任之；各队设队代表一个，由各队社员中推任之。”蒋的杰出贡献是：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士兵代表制度，由于这个制度的建立，使得革命组织在新军内部建立了革命党人自己的体系，即标营队代表体系，为武装起义仓猝爆发时能够成建制地实施军事行动，奠定了牢固的组织基础，这个计划被革命党人称为“抬营主义”。“这样严密的组织形式，在以往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团体中还不曾有过。它同湖北革命党人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已经深入标、营、队是直接有关的，同时也可能受到军队本身那种严密的组织系统的一定影响。这是以后武昌起义能够取得成功的主要组织保证，是一项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创举。”
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在华南发动的10次武装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客观上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没有华南起义的失败，就不会有华中武昌起义的胜利；当然，没有蒋翊武等重点经营湖北，更不可能有辛亥革命的胜利。
三、何时发动起义，是固守原议，还是适时发难？
1911年9月23日，文学社和共进会举行秘密会议，作出了两项有历史意义的决定：一是以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二是通过了刘复基代表蒋翊武提出的武装起义总计划，起义最初定在10月6日，因这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自明朝以来就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另外，这一天原定湖南同志也要动手。可是，起义消息为清方所侦知，当局为防中秋有变，下令提前一天过节，军营节日当天特别戒严，士兵不准外出。局势如此险恶，按原定日期发动起义易遭失败。此外，湖南的人也说赶不及，于是，起义改在10月9日（农历八月十八日）实行。
蒋翊武于10月9日凌晨赶回武昌主持起义大计。离开岳州之后，他先到宜昌，布置那里革命党人，武昌一旦举事，宜昌立即响应。然后，日夜兼程，来到小朝街85号起义总指挥部。刘复基和许多人主张按时发动起义。但黄兴主张推迟几天，以便进一步做好准备，蒋倾向于赞同黄的建议。于是，他派人把各部队代表请到总指挥部开会。众代表“俱见蒋归，如星下降，庆指导有人，欢欣鼓舞，策划有术”。蒋先委婉传达了黄兴将起义推迟至农历月底的想法，并谈了自己的考虑。代表们听了他的一番话，感觉到他是为了慎重起见，以防万一，于是表示同意。代表们散去时，已是上午11点多钟了。
蒋翊武、刘复基留在总指挥部继续研究起义计划，午饭将用完时，忽有人飞奔而来报告说：这天上午，孙武等在汉口宝善里14号装炸药，不慎引起火灾。那里是租界，俄巡捕把机关里的花名册、旗帜、文告，统统收走，交给了清朝官吏，还逮捕了一些人。起义计划因而泄露。
听完汇报，蒋翊武不胜嗟叹，想到积数年努力，革命力量竟将毁于一旦，起义又要功败垂成，不禁热泪双流。刘复基等在旁也不觉戚戚伤心。过了一会，刘复基大声说道：“事到如此，就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就在今晚起事吧。”蒋翊武也感到事态的紧迫：“事急矣，宁我薄人，勿人薄我，其生死以之。”又说：“我不杀贼，贼就杀我，此时不干，还等何时？只有提前干，或可死中求生。”遂以总司令名义，下达“十条十款”起义令，命令在当晚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命令由龚霞初等人用复写纸誊写二三十份，下午4点由专人分送到各标营，蒋还特别嘱咐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事关全局，最为紧要。”同时，蒋发函岳州，准备响应。
蒋翊武断然下达第一道起义命令不久，反动军警对蒋所在地进行围捕，蒋翊武、刘复基等当场被捕。蒋因蓄有长辫，身穿白布长衫，貌似乡野学究，警官对其未加注意，随意将他押在花园里，他在同志的帮助下越墙逃走，刘等三人于10日凌晨惨遭杀害。虽然给炮队送命令的同志因故贻误了时间，起义炮声未按时响起，然而武昌起义仍然于10日爆发，总指挥不在现场的起义仍然按照蒋的命令，以某种有序的方式取得了胜利。
《蒋翊武评传》作者周星林说：蒋翊武的离开，不得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台湾学者惜秋甚至说：“武昌首义，是蒋翊武一手布置的，但是到了首义之时，翊武却已出逃，而未亲与其事，……此为蒋翊武的大失策。”笔者不认为是“历史的遗憾”，更不认为是“大失策”，理由有如下诸端。
首先，蒋翊武没有恪守黄兴的意见，而是毅然下令发难，从而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成功。武昌起义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蒋在10月9日果敢地发布第一道起义命令是非常重要的。革命党人在接到命令后，早就有了起义的思想准备，各标、营代表，即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中、下级干部们，既明白了起义的全盘计划，又了解到本单位的作战任务。武昌起义的第一道作战命令，对于起义的爆发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起义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次，蒋翊武脱险后，于10日天亮时即派胡培才等人去各标营传令：改在当天夜间，依照九日原令起义，以争死生于须臾。接着又于午前9时半，连续下达“攻击之合同命令”、“给水攻队之命令”、“给火攻队之命令”等五道命令。各标营代表深感危急形势的压力，他们怀着为彭刘杨三烈士报仇的决心，三两自动集议，互通消息，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覃振“认为大总机关所发命令，今日应继续执行”，最后决定“分途奔走，传达殆遍”，依照前令的布置，晚上动手。在1912年10月以“前文学社同仁公启”名义发表在上海《民主报》上的《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之历史》中也提到，三烈士遇难后，“仍以蒋翊武为总司令，发布命令，为死里求生计，而十月九日之义举成矣”。
再次，尽管蒋翊武不在起义现场，起义仍然按原部署进行，这反映了他部署周密、准备扎实。在武昌起义后第二年出版的由龚霞初撰写并有宋教仁、蒋翊武作序的《武昌两日记》，详细记载了蒋下令经过和“十条十款”命令全文，并高度评价说：“布置周密，一无罅漏，洵大将才也。”蒋自己谈到成功原因时也说：“幸而命令夙宣，指挥先定，再接再厉，继续有人。”《湖北省志•大事记》说，“革命指挥部头天发出起义命令的周密部署，使革命队伍临危不惧，当机立断”。
最后，起义成功后，蒋翊武积极推动各省反正，由此引发了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他在刘公、孙武等领导人不在的情况下，独自承担起指挥的责任，按照起义前约定，立即派人赴湘，敦促湖南革命党人即刻举义响应。10月13日，即武昌起义后第三天，蒋翊武派蓝综、庞光志携蒋的介绍信到长沙，先找革命党人焦达峰，但焦不在，于是再到太平街上的贾谊故居，找到革命党人阎鸿飞。焦、阎等随后推动湖南反正，有力地促进了辛亥革命，焦不久成为湖南首任都督，阎担任了湖南都督府首任军务部部长。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因不大知情，曾经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不久，孙回国，与蒋翊武等直接见面，了解到起义实际情况后，不仅在《谒明太祖陵文》中将武昌起义称为“首义”，说：“武汉首义，天下合同，四方向风，海隅景从，遂定长江”，充分肯定了武昌起义的首功，而且对蒋高度评价。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时专程到蒋殉难处凭吊，下令修建纪念碑，亲笔题写了“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刻在该碑正面，并另胡汉民亲自撰写碑文，赞扬蒋翊武“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据查，孙中山在对众多革命烈士的封号中，惟有蒋翊武享受“开国元勋”的殊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