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由清廷体制内的暴力机器——湖北新军打响第一枪，原因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与同盟会通过激进的政治性社团对湖北新军的渗透，促使新军官兵发生政治逸轨，最终成为埋葬满清王朝的主力军关系极大。梳理清末湖北地区的政治性社团，大多与主张“排满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潮存有关联。其中，由宋教仁等人发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及其主张的“长江流域革命”方略在策动湖北新军举义反清的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为武昌首义的成功和推翻封建帝制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本文拟就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受其影响的政治性社团在湖北新军之政治异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简要分析，以期抛砖引玉。

　　（一）

　　1910年4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革命精英损失惨重，同盟会军心受到极大动摇。宋教仁对孙中山和黄兴的军事行动进行了反思，与陈其美等人筹划提出了革命三策：一是效仿法国大革命，直接占领北京，号令全国，实行中央革命，此为上策；二是在长江流域，各树潜力，同时并举，创立政府，然后北伐，此为中策；三是在边陲各省起义，此为下策。此前，孙中山亲自领导的十次革命，一般都属于边陲各省起义，难以从根本上撼动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若革命在京畿要地爆发，当然可以因“斩首”行动而号令天下，一举取得革命胜利。但是，京畿地区为清廷统治老巢，敌对势力强大，指望举义成功，显然很不现实。而长江流域素为华夏富庶之区，民风开化程度较高，满清势力相对薄弱，且交通便利，一旦发生革命，其辐射影响作用颇大。尤其是湖北武汉，号称“九省通衢”，在张之洞督鄂期间，兴办洋务、推行新政，办学堂、练新军，是晚清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近代社会变迁的窗口。革命重心北移至以武昌中心的长江流域，无疑是正确的战略选择。

　　1910年5月，宋教仁、谭人凤召集在日本的中国11省区的同盟会分会长会议，讨论建立组织问题。会上，宋教仁提出：革命地点宜居中，不宜偏僻；革命时期应缩短，不可延长；战争地域应狭小，不可扩大。与会同志经过争论后得出一致结论：“上策运动太难，下策已行之而败，且足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决定采用中策，即在长江流域策动革命。”于是决议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作为策动机关。7月31日，于上海四川北路湖州中学，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其成员分别回本省发动革命，在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陕西设立分会，推动各该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二、加强了与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联络与指导，在宋教仁、谭人凤等人的推动下，9月16日，武昌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了联合会议，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关，推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军总指挥，共进会军务部长孙武为参谋长。武汉革命势力的联合，保证了武昌首义的胜利。

　　应当说，宋教仁等所主张的“长江流域策动革命”方略，不仅理论上可行，实践上也有充分的铺垫。纵观晚清时期的军人社团组织活动，尤以湖北新军为著，而湖北新军社团组织活动的兴盛又与宋教仁等革命党人的积极发动密切相关。因此，湖北新军官兵参与社团组织活动大都具有比较强烈的政治目的。湖北地区的革命社团组织活动“发轫于武昌花园山聚会，再接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团体，而由文学社、共进会收其成。”早在1904年，宋教仁就在武昌创立了科学补习所，该所成员刘静庵、吕大森、张难先、曹亚伯、胡瑛等均加入了新军。此后，不少类似的激进政治性社团演变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并在湖北新军中扎下了根基。湖北革命党人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在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工作，积蓄了雄厚的革命力量。

　　据统计，在湖北地区先后出现的35个革命社团组织中，有军人参与或纯粹由军人组成的社团就达28个。湖北地区的这些政治性社团组织大小不等，少的只有数十人，多的则有3000余人（如“文学社”），参加社团组织的军人总计约在5000人左右，占全部湖北新军人数的三分之～，军人参与社团活动之踊跃，由此可见一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除革命党人奋力发动，实行“运动军队”的“抬营主义”策略之外，近代政治性社团与湖北新军的政治互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体制内的暴力工具，湖北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因其所受到的“革命排满”思想影响而臼益与清王朝离心离德，也正是因为湖北新军有此强烈的政治逸轨倾向，使宋教仁等人看到借助湖北新军达到革命目的“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二）

　　新军的创建是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重大事件。清末编练新军，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张之洞的湖北新军最有成效。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来发展成为受北洋军阀操控的政治军事集团，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却嬗变为武昌首义的排头兵。个中缘由值得探讨。

　　袁世凯编练新军，是把新建陆军作为自己私属化的武装力量，其对新建陆军的思想和组织控制相当严密，故政治性社团组织在新建陆军难以立足。与北洋新军相比较，湖北新军的私属性色彩相对要淡薄得多，尽管它同样也是地方督抚手中的一张军事王牌，但张之洞编练这支部队并没有化“国军”为“私军”，在湖北新军内部也没有形成以他本人为核心的宗法式首属关系，其对湖北新军的思想和组织控制也相对薄弱。因此，有的论者认为张之洞是“军队国家化”的推行者。张之洞在编练近代化的湖北新军时，比较注重军事装备与军人素质，重视正式军事组织和军事科层制的建设，但他却对控制非正式社会组织系统在军队中的发展表现得力不从心。

　　众所周知，军队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对正式军事组织之外的一切组织活动均有严格限制。在清季的八旗、绿营军队中，非正式社会系统的活动被严厉禁止。自从湘军兴起之后，情况逐渐有所改变。特别是清末编练新军，以民为兵，军人来自社会各阶层，社会对军队的影响力度增强。加之由于科举制的废除，知识分子向上社会流动之路因此阻绝，转而投身军伍，走“出将入相”之途。作为社会楷模的士人从军行伍，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军人亦开始摆脱与社会阻隔的封闭境地，参与秘密的或者公开的会党和社团组织活动。近代军人涉足会党、社团组织活动，是军事社会互动与首属群体关系扩展的一种表现形式。会党和社团一类非正式系统在军事组织内部的发展，使晚清军事近代化的政治意义进一步深化，其社会政治动员的离异倾向，最终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军事根基。

　　随着近代征兵制的实行，军队与社会联为一体，社会互动对军事组织的影响不断加大，非正式社会系统干预军人行为方式己不可避免。如何填补这个空间，是实现军事社会控制的重大问题。张之洞对湖北新军参与社团组织活动虽有警觉，并且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但始终未能有效阻止革命党向军人群体的渗透，其结果是革命党人建立的政治性首属关系在湖北新军中占了主导地位。

　　军队正式组织一般都是单线性的军事科层联系，而非正式组织则常常以多元化的面目出现，整体的离散与局部的统一，是军事社会的矛盾现象，清末军事社会所表现出来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便与社会互动和首属关系泛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军事职业的特殊性、军营生活的孤独感和军事社会内部人际关系的疏离，增强了结盟性首属群体关系的吸引力。从低层次的相互救助，到高层次的政治共识，都迫切需要在正式军事组织之外，建立起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非正式社会系统。军人通过非正式组织渠道与社会融为一体，加深了军人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而军人社会化必然使社会互动对军人行为方式产生直接影响。宋教仁等革命党人通过利用政治性社团联络新军官兵的做法，抓住了晚清军事变革给近代军事组织带来的巨大变化，客观上推动了湖北新军的政治异动。事实上，军人在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与社会互动关系密切，在近代化的军队这个“大熔炉”里，士农工商的等级差异被军事科层制和非正式军事社会关系所取代，穿军装的农民、工人、小商小贩、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社会属性，当社会处于转型期剧烈的动荡时，各阶层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张，必然会在军队中有所体现。

　　清末社团组织在湖北新军等新式军队中的出现，给军事社会引入了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互动方式。由于政治军事化和军事近代化所带来的政治影响，近代中国的军人社团通常具有某种“准政党”的性质。近代军人社团大都以一种政治目标认同为纽带，能够有效地维系社团的团结和统一，对其成员的思想和行动具有明确的导向功能。一些军人社团虽然也吸收学生、商人等其他社会成员加入，但军人特别是知识化的军人始终是这类社团的核心。同时，军人社团的军事化特点，使军人社团较之民间社团具有更加严密的组织程序和严格的纪律约束，其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也明显优于民间社团。军人社团的组织动员及其在军人集团中所唤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作为社会主干载体的军人在社会政治变革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三）

　　发达的社团活动，是军事组织层次提高的表现，它有效地填补了军事组织内部存在的真空，具备社团活动与组织技巧能力的军人集团，乃是晚清社会唯一可以建立政治共同体并拥有强大内聚力的社群。参与政治性社团组织活动的军人主要是士兵和军校学生，军官参加者只占很小比例。这类组织基本上都以“革命排满”为目的。倡言“排满”的革命团体显然与正式清军组织的宗旨背道而驰，因此，这些社团组织常常使用一些不大起眼的名称为掩护，暗中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发展成员。“对于士兵来说，发展一个非正式的地下组织进行自我保护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这些‘地下组织’的渠道能够更多地补偿官方组织的冷漠无情和不关心人的缺陷。”

　　最初军人参与社团组织活动并不一定都是出于革命动机，但湖北新军官兵关系的疏淡为非正式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政治性社团的社会互动作用下，这类“地下组织”很容易转向革命。这一点，从科学补习所到日知会、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发展中不难得到印证。例如科学补习所名为“集合省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实则以“革命排满”为宗旨。日知会则是从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武昌附设的一个阅报室发展而来。“柳营诗社”名曰诗社，但并不真正以作诗为目的。“辅仁会”本为“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后来却转入了革命组织文学社。而“武德自治社”则宣称：“发扬武德，以自治代替官治”，非正式组织色彩十分明显。“革命排满”的目标认同，使这些小规模的社团后来走向联合，逐步形成共进会和文学社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按清军编制，以队（连）为基础，在队、营、标分设代表，分层负责；“各单位会员，二十人为一支队，设正副支队长，每三支队为一正队，设正副正队长：每一正队设参谋和书记兼交通各一人，所有军队同志，编成六个军。”文学社也在标、营、队设有代表，其基层组织称“组”，“一旦举义，各级代表即为各级军官，有完备的指挥系统。”不过，文学社与共进会也存在不少差异：文学社重要人物很多是湖南人，如蒋翊武、刘复基、杨王鹏、章裕昆、何海鸣等，共进会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是湖北人；文学社的领导成员大多是贫苦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而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大多是归国的留日学生。但无论如何，文学社、共进会等非正式的“地下组织”实际上己在军队中取得了支配地位，社团内部的思想统一和行动协作，加上军营社会共同生活的有利条件，使军人社团的社会政治动员功能较之民间社团具有明显的优势。

　　参加社团组织一般都要履行一定的手续，如熊十力等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根据“异姓为兄弟，必定盟章”的原则，取“兰谱方式”，每十人为一谱，此十人又各自约十人，逐渐扩大”。加入共进会要填“愿书”，加入文学社要经人介绍，审查合格后方可填写愿书。军人进行社团组织活动不拘形式，酒馆相聚，传教布道，诗文会友，做游戏等都可以成为联络同志的方式。一些社团组织还有自己的信息传播媒体，例如群治学社的《商务报》，文学社的《大江报》，这些报纸的发行，更加增强了非正式社会系统对军队的影响，同时也使军界社团组织冲破军事社区的局限而向社会扩散，进而改变了军人孤立独处的局面。问题十分清楚，士兵大量参与社团组织活动，并且形成如此严密有序的群体内部联系，表明士兵们的非正式组织实际上控制了许多军队活动，而这些活动从理论上讲本应由正式的军队组织来负责。但现在这一切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社会互动和首属关系非同寻常的扩展，不仅使军事组织与民间社会的联系大为加强，而且也使湖北新军士兵对正式军事组织的离心倾向日益加剧，最终成为埋葬清王朝的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主导下，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大政治性社团最终殊途同归。这两个政治性团体从根本上说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以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作为自己的目标：都在湖北新军中进行比较深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都受到同盟会的深刻影响，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原来几乎都是同盟会的会员，文学社的主要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也曾参加过同盟会。它们的成员有一部分是交叉的，既是文学社社员，又是共进会会员，如蔡济民等便是。有了这样的政治基础，同盟会中部总会在实施宋教仁的“长江流域革命”方略过程中，才能将同盟会的革命宗旨与湖北新军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借助政治性社团的渠道，使深受革命党人影响的湖北新军逐步游离体制内的束缚，继而发动武昌首义，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政府，成就了彪炳千秋的历史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