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1882—1913），字得尊。号敦初、遁初。笔名桃源渔父、渔父等。他自幼就萌发了爱国反清思想，立志救国救民。他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先驱和中华民国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国民党的实际缔造者。
何以见得呢？理由有以下四点：
其一，从中国国民党的组织沿革来看。据台湾国民党党史馆的档案资料披露，中国国民党的全部历史，可以分为5个阶段，即：兴中会（1895孙中山先生在日本檀香山创立）；同盟会（1905年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国民党（1912年以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员联合五党在北京成立）；中华革命党（1914年由孙中山创立）；中国国民党（1919年由孙中山创立）。这5个阶段中，第2、3两个重要阶段的活动，宋教仁不仅全部直接参与了，而且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宋教仁，就没有同盟会和国民党！
1905年元月，宋教仁刚到东京，就发起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6月24日出版第一期。7月28日，孙中山慕名前往《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宋教仁、陈天华等商议成立革命组织。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召开同盟会成立筹备会议，宋教仁联络了留日学生70余人参加。8月13日，留日学生在东京麴町区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宋教仁亲自主持会议并担任翻译。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加入同盟会的留日学生有400多人，宋教仁为争取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同盟会成立以后，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后来更名为《民报》），宋教仁担任庶务干事及撰述员，驻社总揽一切事务。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的领导下，同盟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最后发展为国际性的组织，并多次在国内发动反清起义，对腐朽无能的满清政府给予了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因革命形势的需要，宋教仁于1910年底奉同盟会总部之命，离开日本回国，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并当选为总务干事，实际上就是中部总会的主要负责人。1912年，宋教仁征得孙中山、黄兴同意，联合统一共和党等5党成立国民党，同盟会中部总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此之前，同盟会领导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遭到失败；黄兴在香港策划武装起义一无所获；广州起义也惨遭失败。一部分同盟会员对革命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还有一部分人则离开了同盟会而另立山头。唯有宋教仁亲手建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继续高举同盟会的反清大旗，及时地提出了“革命三策”、“革命三宜”等斗争策略。尤其是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等省，在宋教仁的号召与领导下，相继成立了中部同盟会机关，在长江流域形成了强大的革命洪流。当时的统一共和党等四个政党，之所以愿意与同盟会联合，就是因为看到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强大实力，看到了以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党胜利在望的前景。这是五党得以联合、国民党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其二，从国民党成立的历史背景来看。当时政党林立，党同伐异，斗争非常激烈。除了上述五党之外，还一度出现了民社（骨干有孙武、黎元洪、谭延闿等）、中华民国联合会（骨干有章太炎、熊希龄、蔡元培等，后更名为统一党）、共和党（由统一党与民社等政团联合而成）、国民协进会（骨干有范源濂、蓝公武等）、国民协会（骨干有唐绍仪、杨士琦等）、共和建设讨论会（骨干有孙洪伊、汤化龙等）、民主党（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联合其他几个小政团组成）、共和统一会（骨干有于右任、陈其美等）、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骨干有沈钧儒、褚辅成等）、政治谈话会（骨干有刘彦等）、中国社会党（前身是社会主义研究会，骨干有江亢虎、顾颉刚、叶圣陶等）、中华民国工党（骨干有朱志尧、徐企文等）……大大小小的政团多达数十个。他们的组织成员复杂，政治主张各异，但多数政团的矛头都是对准同盟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化解他们与同盟会之间的矛盾，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联合起来对付满清政府与袁世凯，这是摆在同盟会面前的当务之急。而能够担此重任者，非宋教仁莫属。因为这些政团的主要骨干，有的是与孙中山、黄兴的政见不同而从同盟会中分化出来的；有的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但平时与宋教仁的关系比较好。当宋教仁代表同盟会出面，主动联合其他各政党时，自然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为国民党的成立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三，从国民党成立的具体原因和经过来看。以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主要骨干，之所以主张与其他政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其具体原因是：袁世凯把持的南京政府参议院经过一场国务总理的风波而北迁之后，同盟会已经不能控制参议院中的多数议席。1912年5月中旬，新成立的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势力大增，在唐绍仪内阁风潮中，他与袁世凯狼狈为奸，共同箝制同盟会。宋教仁深深感到：要坚持责任内阁，就必须实行政党内阁；要实行政党内阁，就必须组成强大的政党；要组成强大的政党，同盟会就必须主动联合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联合当时在参议院占有相当席位的、号称第三党的统一共和党。然而，同盟会内部对此意见分歧很大，多数同盟会员都反对改组，他们认为：“现值党争剧烈之时，本党若稍有动摇，恐他人利用我改组而分势，其危险而不堪设想者。”尤其是田桐、白逾桓等人，反对最为激烈，他们“痛陈同盟会系数十年流血而成，今日当以生命拥护，此名与民国同体，奈何提及改组？”连蔡元培也表示：“不能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以宋教仁为首的少数同盟会员，则坚决主张与其他党派联合。胡瑛、魏宸组、谭人凤、刘揆一、张耀曾、李肇等人，在宋教仁的影响下，也主张把同盟会改组为新的政党。他们四面奔走，八方斡旋，积极投入组建新党的工作。当时，由于袁世凯使用武力胁迫参议院通过其心腹陆征祥担任国务总理，统一共和党在陆内阁风潮中与同盟会一起受到共和党及军警的攻击，多数人感到非常气愤，于是决定与同盟会合并。为了在正式的国会竞选中增强同共和党的竞争力，宋教仁代表同盟会提出与统一共和党合并的主张。是年8月5日，以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得知统一共和党与同盟会合并的消息，立即派代表进京，表示愿意参加组建新党。8月7日，三党代表开会研究组党事宜，北京的共和实进会与国民共进会也派出代表参加，表示愿意共建新党。在这次会议上，就党名、党纲达成了最后协议，推定宋教仁、张耀曾和国民公党的代表杨南生负责起草宣言。
8月11日，同盟会代表宋教仁、统一共和党代表谷钟秀、国民公党代表虞熙正、国民共进会代表徐谦、共和实进会代表许廉，在北京举行筹备会议，共同推选宋教仁担任临时主席。会上通过了内部组织机构与“宣言”。8月13日，五党联名正式发布了《国民党成立宣言》。就在同一天，孙中山与黄兴通电国内外同盟会各支部，宣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2000余人。张继担任临时主席，报告五党合并及政纲起草经过。随后选举理事和参议。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当选为理事。推选孙中山为理事长。胡汉民、李烈钧、蒋翊武等29人当选为参议。钮永建等7人为名誉参议。孙中山担任理事长不久，就因致力于发展实业和兴办铁路，而委托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随即主持北京总部的党务工作，派员到各省市活动，积极发展党员，迅速成立县以上各级国民党党部，为赢得国会竞选的胜利而做好充分准备。他说：“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政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此话一语破的，切中肯綮。在他的精心策划和严密组织下，在国会参众两院初选和复选中，国民党都获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众议院596个席位，国民党获得269个，占45.1％。参议院274个席位，国民党获得123个，占44.9％。竞选的胜利，使全党一片欢腾。
以上事实表明，五党合并为国民党，从酝酿到成立，都是宋教仁一手操办的。国民党成立以后，第一届国会竞选，也是宋教仁亲手领导的。没有宋教仁，就没有五党合并；没有五党合并，就没有国民党的成立；没有国民党的成立，就没有国会竞选的胜利——这就是真实的历史，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其四，从宋教仁的政党才干来看。首先是政治才干。他在日本流亡、留学将近7年之久，广泛涉猎了西方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先后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俄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各国警察制度》等著作。通过对这些著作的学习与翻译，他对各国政党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诸如：提出政治纲领、凝聚社会共识；实行政治与组织领导；表达各团体、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参与；进行社会整合与政治动员等等，都必须通过政党去实现。对照西方的政治制度，他深感中国必须推行政党政治，实行纯粹的政党责任内阁。他到处宣传和鼓吹自己的政见，始终不渝地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而不懈努力。他对当时有名无实的内阁制与“混合内阁制”极为不满。1912年6月17日，当国务总理唐绍仪辞职时，他一天之内三呈辞书，坚决辞去了农林总长的职务。后来袁世凯为了拉拢他，故意放出空气，说是可能任命他担任国务总理。范源濂、刘揆一等人劝他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孙中山也推荐他为袁世凯的总理人选。黄兴则专门致电动员他担任总理。他都以“非纯粹政党责任内阁”为由而予以谢绝。当袁世凯拼凑的陆征祥内阁成立之后，以宋教仁为首的同盟会员，为了表示坚持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立场，第二天便发出通电，宣布同盟会阁员全部退出内阁。同一天，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王正廷等再次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挽留。宋教仁、蔡元培等为了表示辞职的决心，于7月10日致函陆征祥，声明“自即日起，一概不到院参加国务会议。从14日起，不再到部办公。”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才正式批准宋教仁等人的辞呈。同盟会在通电中除责令同盟会籍的阁员一律辞职外，还规定：“凡本会会员不得自由加入（内阁）”。袁世凯为了拉拢同盟会中的临时参议院新议员孙毓筠、胡瑛和沈秉坤，准备分别任命他们为教育、农林、工商总长。宋教仁等人对此极为不满，公开指责袁世凯此举是一种“逼奸政策”，并委派魏宸组面见袁世凯，要他放弃这一任命计划。同盟会于7月16日开会，正式否决了孙、胡、沈3人参加内阁的意见。以上这些举动，都充分表明了宋教仁等人实行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坚强决心。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制订了一系列实行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法律法规。如1911年10月，他为武汉军政府起草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正式法律，他在中国第一次公开宣布：“人民一律平等”，“人民有选举投票及被投票选举之权”，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宗教信仰、居住迁徙等自由。这在中国宪政和民主史上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再如，1912年3月，他为南京中华民国政府制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据台湾方面的有关资料显示，这部约法是宋教仁在一夜之间写成的。3月8日经参议院审议并通过。同年8月，他又为国民党起草了《国民党成立宣言》。这些法律文本的内容和形成，都充分展示了宋教仁实行政党政治的主张与政治才干。至于他的政党组织才干，上文已有详论，兹不赘述。
质言之，民国初期，在宋教仁等民主先驱的苦心孤诣与大力推动之下，中国已初具“两院制”与“三权分立”的雏形。这在当时为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且国民党已有“一党独大”之势，成为袁世凯反对政党责任内阁、阴谋复辟帝制的心头之患。所以，他赶在正式国会召开之前，迫不及待地派出特务，把宋教仁暗杀于上海火车站。
宋教仁的鲜血没有白流。他短暂的一生，为国民党的历史和辛亥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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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故农林总长宋教仁传》
张相文：《宋教仁传》
刘凤舞：《民国春秋》
《宋教仁集》上、中、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