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字遁初（或作钝初），自号渔父，1882年4月5日出生在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香冲的一个时代书香之家。
他的家乡常德桃源，早就因为东晋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著《桃花源记》，为中国人所熟知。那儿山木葱茏，溪流曲折，可谓山青水秀，风景迷人。优美的自然环境使他从小就萌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
当然，对宋教仁影响更深远的还是湖湘文化。爱国主义是湖湘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积极进取、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是湖湘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而操之过急、操之过激、铤而走险更是湖湘文化中不容忽略的特征之一。楚地先民一直遵奉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的精神品格，并力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追求和行为准则。
宋教仁自己也说：“夫湖南省，山川交错，形势利便，长江上游堂奥之地域也。湖南之民族，坚强剽悍，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吾则沅湘间产也，地近江浦，犹念曾国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为宗，其是非亡足论，观其视度，无忝于英雄，其民又乐为之致死，岂其风烈遂粲于今？！”
湖湘文化的鲜明特色和湖湘地区优美的自然环境，培育出一代又一代三湘英豪，推动中华民族艰难前行。于是便有了这些俗语名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无湘不成军”、“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宋教仁的一生突显了湖湘文化的鲜明特征。
一、热血爱国、敢为人先、才华超人
宋教仁的一生不仅热血爱国、敢为人先，而且年少有为，才华超人。
1901年，宋教仁就考取了秀才，但他想的却是怎么样去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一天夜晚，他与同学好友文骏等人登上书院东边的漳江阁。年轻的宋教仁纵谈中西政治的得失，关隘的险要以及古今用兵的胜败，豪情地说：“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天下。”无巧不成书，10年以后，果然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爆发了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中华民国。
1904年的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黄兴被推举为会长，刘揆一、宋教仁被推举为副会长。宋教仁由此正式走上了推翻清朝封建政权的革命道路。华兴会以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奋斗目标，计划先在湖南发动起义，让各省随即响应，然后直捣清廷的老巢北京。因此，在华兴会成立后不久，宋教仁和胡瑛则奉命赴武昌，成立华兴会湖北支部，在当地的新军队伍里宣传革命，发展革命同志。7月3日，宋教仁、胡瑛与湖北进步学生吕大森、曹亚伯、张难先等人一起，在武昌成立了湖北省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进行革命宣传和起义准备。
1904年12月13日，宋教仁第一次参加发动与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后，他逃至日本东京，当时那里是革命者聚集的地方。起义失败使他意识到革命的艰巨性的同时，坚定了他革命救国的决心。一到日本，他就发起组织“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出版《二十世纪之支那》，宣传反帝反清思想。他自任总庶务，全面负责这个杂志的组织和联系工作。脚踏实地的革命活动，机动灵活的组织才能，以及尖锐而又深刻的时论文章，很快就把宋教仁的名声传扬开去。他到东京半年多时间，就已成为中国留学生中颇有影响的人物。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孙中山担任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相当于协理），协助总理主持本部日常工作。宋教仁担任了司法部检事长。与此同时，《二十世纪之支那》也移交给同盟会作机关报，不久改名《民报》出版，宋教仁依然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驻社办理一切事务。1907年初，又代理同盟会的庶务。由于能力出众，宋教仁一直在同盟会里处于很重要的领导地位。
在日本留学期间，宋教仁一边在早稻田大学学习，一边革命，知识突飞猛进，思想更加活跃。宋教仁最感兴趣的是西方强国的议会政治和国家制度。从他当时的日记中我们得以知道，他花费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去阅读、研究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书籍，还翻译了《日本宪法》、《俄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世界史年表解》、《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美国制度概要》《德国官职》、《普鲁士官职》等等各种书籍。通过系统地学习，他对当时的西方各个资本主义强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以及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为更好地绘制中国政治蓝图做了必要的准备。并明确提出：“今后吾国政治变革，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趋于民权的立宪政体之途，则固事所必至者。”的政治思想。可以想见，同样是在这一种过程之中，他对民主宪政各问题的观点和认识，也成型并走向成熟。
这些文章都是发表在武昌起义之前。可以看出，宋教仁的基本政治观点已经形成，那就是：一、要坚决推翻满清贵族的专制统治，以民主宪政代替君主专制；二、要实现民主宪政，必须完善议会制度，对行政权形成有力的制约。我们也看到他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看到了他把自己锻炼成为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出色宣传家和鼓动家，通过《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等阵地，对中国革命的不朽贡献。
1907年7月，日本侵略者一手炮制企图侵吞中国疆土的“间岛”事件，敏感的宋教仁立刻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满怀爱国热情的他迅速开始调查事情的真相。在日本友人片山潜的帮助下，他化名贞村，混入制造事端的日本间谍组织“长白山会”，巧妙地摄取了该会所制造的所谓延边地区历来属于韩国的伪证，了解到了事情的真相。然后他又回到东京，开始研究这一问题，查阅了大量资料，从中、日、韩三国的史籍里，稽引出证据，确凿地证明了这块土地应属于中国无疑。为了起到宣传的作用，他出版了《间岛问题》一书。6万字《间岛问题》不仅引起了日本人的重视，也引起了清政府高度重视，任军机大臣等要职的袁世凯极为赞许，特意赠款2000元（大部分为贫困留学生所用）。这本小册子进一步展示了宋教仁才华学识和气魄胆量。
总之，宋教仁的爱国热情、宋教仁的敢为人先、宋教仁的才华超人之处实在无法一一列举，我们还可以从当时人们传为美谈的故事，欣赏一下他的超人才华：一夜之内，删繁就简，草成《临时约法》。1911年底，孙文当选临时大总统时，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章炳麟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一位置：“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换言之，无论如何轮不到孙中山就是了。
二、积极进取、自强不息、顽强拼搏
宋教仁的一生是积极进取、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一生。无论是遭遇挫折，还是遭遇失败，他都永不回头，永不停步，奋勇向前，至死不渝。
1904年，宋教仁第一次参加发动与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了，但这次失败并没有使他灰心，只是使他在意识到革命的艰巨性的同时，坚定了“欲完我神圣之主义”的决心。宋教仁是个善于思考的人，他从长沙起义的失败中知道中国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在下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之前，必须大力进行革命宣传，为此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组织几次反清斗争却又渐渐地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1907年2月，黄兴也从广东一事无成地回到日本。随着革命形势的低迷，同盟会内部出现了很大的分裂。宋教仁心里很是焦急。他担心中国革命党人步俄国烧炭党人革命失败的后尘，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革命党人尚未涉及的东北地区。他计划在东北发动一场起义，以直接威胁清廷的统治中心北京。但不久，东北起义也流产了。宋教仁仍没悲观，而是马上走出阴影，着手调查“间岛问题”。
1910年同盟会在香港又一次酝酿举行起义。黄兴和赵声等人按照孙中山的意见，在香港成立了一个统筹部，准备对广东省城广州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此时，宋教仁已离开日本归国，在上海被于右任留下担任《民立报》编撰。他闻讯悄悄从上海赶到香港。香港统筹部下设有5个分部，宋教仁到后，接替陈炯明任编制部部长，负责拟订文告、约法，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制度草案，以便在起义胜利后颁布施行。在异常纷扰的环境中，他殚精竭虑，仅仅用了10余天时间，就写成了厚厚的3大本。此后所有的公告、文令也都出于他一人之手。
这次武装起义就是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在这次起义中，英勇牺牲与被捕就义的革命党人有近百人，大多都是优秀的同盟会会员，同盟会无论在人力还是在财力，都受到惨重的损失，思想上也遭到重大创伤，不少人对革命的胜利丧失了信心，对革命的前途感到渺茫：不久，赵声愤郁而死，正在英国利物浦留学的杨守仁痛不欲生，投海身亡。负伤而归的黄兴，对残酷屠杀同志的清廷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等人恨尽切骨，立誓要杀了他们为死难的同志报仇雪恨。连一向反对采取暗杀手段的胡汉民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附议黄兴的主张。
宋教仁与众不同，默默地咬着牙关，返回上海，仍然主持《民立报》的笔政。他那支锐利的笔，饱含了比以前更多郁郁的愤懑，向人民反复揭露清政府的腐败，热切地呼唤国民担负起关心国家大事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依旧坚韧不拔地从事着革命的联络和组织活动，积极地寻找中国革命的成功之路。
宋教仁鉴于黄花岗起义的教训，强调下次起义非切实准备不可。于是，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会员又重新考虑建立中部同盟会分会的事情。组织中部同盟会分会的建议，源于宋教仁在1910年提出的著名的“革命三策”。这年，由于同盟会在南方边远省区发动与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都无法取得胜利，部分同盟会会员对孙中山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对以往采取的革命方略的正确性也发生怀疑。宋教仁总结了外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对以后的斗争方略提出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建议，即革命三策。他指出，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攻占北京，摧毁清廷心脏，然后号令全国，就像已经获得胜利的葡萄牙和土耳其的革命一样，是三策中最好的上策。中策是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武装暴动，先建立政府，然后兴兵北伐。下策是在边远的地区设立革命机关，徐图进取。至于地方，可以挑选东三省，或云南，或两广。当时的商议者都认为上策运动比较困难，下策则实践已证明为失败，并且可能导致国家的分裂，不如取中策。鉴于同盟会东京本部已经不能对国内革命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决定组织中部同盟会，作为沿江地区革命运动的直接领导机关。但当时因为经费缺乏和情况的变化而暂时被搁置起来。
中部同盟会成立以后，宋教仁精心策划，以为湖北居中国之中部，影响四及，地理重要理当在武昌首义。但武昌属四战之地，周围没有屏障，粮饷也不能接济，所以又计划一等湖北起义，同时即命令湖南、四川同时响应，以解救上游之困，作湖北起义军的后援。又计划于武昌起义之后，即派兵扼断京汉铁路，驻守武胜关，使敌人不能够增兵南下，这样使战火不涉及武汉，避免给帝国主义造成出兵干涉的口实。而山西、陕西后继起义，分散清兵力量，减轻湖北的压力。长江下游地区，则计划在南京同时起义，封锁住江口、海口，使敌人舰队孤立，而乘机袭取。与之同时，保证长江航运的通畅，不影响经济。
根据宋教仁提出的计划，中部同盟会确定了在湖北省城首先发动，四方各省立即响应的战略方针。为了作好充分的准备，他们在长江沿岸各省进行了周密的布置，曾杰去湖南，与焦达峰等人一起组织湖南分会；范鸿仙、郑赞丞赴安庆，设法筹组安徽分会；谭人凤前往起义的重点区域湖北省，策划具体的行动；居正到武汉，负责调解武汉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的关系，谋求成立湖北分会。上海总机关统一指挥，运动沿流各新军的活动，也都按宋教仁的计划行事。他又命令刚从东京回沪的吴玉章、张懋龙回四川后即刻建立四川分会，与长江中下游各省分会遥相呼应。井勿幕在陕西宣传革命颇具实效，宋教仁请他与南方各省到时一致行动。此外，江西、南京和长江口地区，也同样作了适当的安排。这样一来，长江一带革命力量首尾呼应，起义的良好态势已经形成，宋教仁又致力筹款、购械，力求谋定而动，一举成功。
后来的武昌起义及局势的发展，与宋教仁的策划基本吻合。
如果我们仅仅研究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孙中山、黄兴等人，长期在广东和西南边陲从事于武装斗争，可是革命的爆发却是在武昌，并且迅速波及到大半个中国，其中起作用的难道是偶然因素？武昌起义与同盟会有什么关系？通过了解宋教仁的这段历史，我们或许能够明白一些。
在筹组南京临时政府的过程中，宋教仁可说是出力最多，最为忙碌的人。为了使革命大权不致旁落，以便把革命继续深入下去，他东奔西走，费尽心机。然而，出力者反得其咎，他的良好愿望和辛勤劳作，不但没有得到各省多数代表的体谅与慰藉，反而给自己招来了嫉妒和诽谤，到头来竟莫名其妙地被逐出临时政府的大门之外。直到1月15日，他才被孙中山任命为低一档的负责官长：总统府内的法制院总裁。于右任不无内疚地叹息道：“先生当此时代，虽有精锐的眼光，而不能运其敏活的手段，尽因为此也。”但宋教仁笑着接受了孙中山的任命，发愤致力于法制建设，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于右任说他是“劳苦万状”，每天起早贪黑，连饭都顾不得吃。在很短的时间里，宋教仁拟订出《法制院官职令草案》、《中华民国内务官职令》和《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等有关政府官职的法令草案，使政府的一些部门分职设官有章可循，为实行民主与法制作出了贡献。正如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所说：“民国官制，先生所定也。”
1912年6月，唐绍仪内阁垮台，这并没有影响宋教仁对责任内阁制的信心。他认为唐内阁的垮台原因是因为意见不能一致，不能显示责任内阁的巨大威力，于是他谋求建立由一个政党组成的纯粹政党内阁。宋教仁以西方英、美两国的议会政治为蓝本，认为要组成纯粹的政党责任内阁，就一定要有一个能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的强大政党才能成功。特别是黄兴被迫辞去南京留守府的职务，遣散军队和唐绍仪内阁垮台以后，同盟会由于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连续受挫，不能控制参议院中的多数席位的形势，已经十分明显，这更使宋教仁感到，组织一个强大的政党，在将来的正式国会里造成强大声势，是革命党人组织纯粹政党责任内阁的一大关键。
于是他便施展自己丰富的政治学识和机敏的外交技巧，在政党林立的情况下，开始组党建党工作。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5个政党的代表在北京组建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旋因孙中山忙于他事，便委托宋教仁代理。
国民党建成后，宋教仁又积极投入竞选斗争中。从1913年1月开始，由长沙到武汉，过九江到上海，又到杭州和南京，他到处都发表竞选演说，到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国会选举揭晓，国民党在每个选区都高奏凯歌，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当中，国民党独得392席，占议席总数的45％，而共和、民进、统一三党所得议席总和只有223个，还不到议席总数的26％。国民党取得了压倒多数。于是，袁世凯坐不住了。
宋教仁遇刺后，被送进附近的铁路医院，因伤势很重，知道自己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便把老友于右任的头抚在自己胸上，以三事相嘱：一、将书籍赠南京图书馆；二、请故人抚恤其家，善待其母；三、嘱同志勿生悲观，宜奋力图事，复兴民族。弥留之际，嘱咐黄兴：“如我死后，诸公总要往前做。”又嘱咐病榻周围诸人：“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不久，这个有扎扎实实行动的政治家与世长辞了，年仅31岁。他死时“口目俱张”，他放心不下多灾多难的民族；放心不下满目疮痍的中华；他还要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那时“则良政治可期，国利民福之旨可达。”、“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之后，则固基确定，富强可期，东亚大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他还“要使吾中华民国，雄飞大地，西凌欧美，而东驾夫瀛海扶桑。”……他真正做到了自强不息，死而后已。虽然国民党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发动了“二次革命”，兴兵讨伐袁世凯，但是不久也以失败告终。
宋教仁毕生积极进取、自强不息、顽强拼搏。无论是他的同志，还是他的敌人，都毋庸置疑。无论是劳累、病痛，还是收买、恐吓，甚至是留日期间遭遇的爱情，都没有成为他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上的羁绊，他就是那样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义无反顾。
三、操之过急、操之过激、铤而走险
宋教仁的一生是操之过急、操之过激、铤而走险的一生。他不论是对谁，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辞一针见血，锋芒毕露。不管他是党内的领袖，还是党外的政敌，甚至是当政的专制者。
（一）对党内领袖孙中山
宋教仁在革命思想与策略上，从一开始就同孙中山并不完全一致。宋教仁不赞成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并开诚布公，坚持己见。据此有一些人叫他“二民主义者”。但在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他和孙中山是一致的。
1911年2月25日孙中山回国后同盟会的主要领导干部在孙中山的寓邸举行会议，商讨组织中央临时政府问题。面对时局，宋教仁同意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在政权组织的具体形式上，与孙中山有分歧，与会者多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他却坚持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双方各持己见，互不退让。
宋教仁主张内阁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这和他亲身体验了日本的政治制度，并深入考察了责任内阁制度的鼻祖——英国的政治制度有直接关系。
在宋教仁政治理念中，无疑是溶入了这种议会至上和内阁负责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国势之盛衰强弱，全视其运用国家权力机关组织为准，而内阁则尤众机关之总汇，行政之首脑也。”他认为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形成有效的制约，才算是理想的政体模式。内阁制在总统和总理之间的职责权限上进行了制度化的规范制约，而不是指向当总统的某个人和当总理的某个人。他坚信责任内阁制必将导致良好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
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一个重要的现实目的就是要限制大总统的权力。有论者认为孙宋二人向来不睦，宋不愿看到孙任总统后大权独揽，而坚持责任内阁制而对其进行掣肘。但是，从当时的情形看，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着防范袁世凯的意图。因为当时革命党高层已经商定，如果清帝退位，袁世凯表示赞成共和，临时大总统的位置就要拱手让与袁世凯。宋教仁对袁世凯素无好感，不相信袁世凯真心赞成民主共和，而当时革命党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实行责任内阁制，使“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当时，举袁世凯为总统几乎成为无法改变的事实，若实行总统制，政权则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若实行责任内阁制，政权将集中于内阁，革命党人还有机会通过议会竞选来控制内阁。
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借此排除旧官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他曾说：“现在组织临时政府，肇造共和政体，要不是由我们党人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革故鼎新，就不足以谈政治的改革。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哪里可以跟他们谈革命，讲民主？‘以涂附鎏，未见其有济也’。我认为组织政府之初，应该全用革命党员，不用旧官僚。”宋教仁深知，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政权，必须保证革命党人在政府中的绝对领导权。可是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的各省有很多在旧官僚、立宪派人的控制之下。对此宋教仁很不甘心，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初期，他还采取措施试图削弱黎元洪的影响。他希望凭借责任内阁制，将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牢牢掌握在革命党手中。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另一种可能的动机——对个人在政府中所扮演角色的考量。当时章炳麟曾在报纸上发表支持宋教仁为内阁总理的言论：“钝初有总理之才”，“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许多人传言宋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想运动为总理。以至后来孙中山提名任命宋教仁为内务总长时，因遭到多数人反对未获得参议院通过而改提程德全褫补。后来宋教仁对此撰文回答说：“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实不解。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各国政党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有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
宋教仁坚持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不仅让当时和现在的人们误认为他是针对孙中山，或者是针对袁世凯，还为以后命运埋下祸根。而宋教仁只是为了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
（二）对当政的封建专制政府
1910年，宋教仁在上海同于右任一起主编《民立报》。他以犀利的笔锋写了大量政论文章，对于唤醒民众，进行革命宣传做了极大努力，对清政府的“立宪”骗局，宋教仁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深刻尖锐的批判。他专门写了《宪政梦可醒矣》、《中国古宪法复活》和《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等文章。他指出：“现政府之所谓立宪，伪也，不过欲假之，以实行专制者也。”可谓一针见血，希望人们尽快丢掉对清政府的幻想。宋教仁痛斥清政府的昏聩无能，指出那些外交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对国际形势一无所知，而且“因循苟且，视国事若传舍，无复公忠之义，至于其极，则且不恤营私罔上，学秦桧、严嵩之所为而毫无顾忌”，从而把中国一步一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写下了《二百年来之俄患史》，他还在《西方之第二满洲问题》、《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讨俄横议》、《清政府借日本债款十兆元论》以及《论近日政府之倒行逆施》等文，全面分析了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危机，不愧为一个卓有见识的政治家。
就这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共发表了文章80余篇，内容涉及到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这是宋教仁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他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以《民立报》为主要阵地，在政治思想领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切中时弊的精辟议论，他那丰富的学识，锋芒毕露的评论，使人为之耳目一新。
（三）对当政独裁者袁世凯
宋教仁早在武昌起义期间，就坚决反对同袁世凯进行议和，表示决不能对清朝政权更不可抱有幻想。还明确表示，袁世凯“本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认为只有迅速夺取南京，成立以革命党人为首的中央临时政府，才是关系到革命前途的当务之急。
袁世凯早在“间岛事件”时已经听说了宋教仁的才华，也亲眼见识了他的文章，送过他2000元钱，自以为是慧眼的伯乐，宋教仁理应感激他。在北京期间，他再一次看出宋教仁的雄才和魄力，几次想收买他，并亲自约见，送他价值3000元的全套西装，连尺寸都是事先调查好了的，刚好合身。听说他将南下，又赠支票一张，计洋50万元。宋教仁不动声色，直到第二天，写了一封信，派一个可靠的人送呈袁世凯。信里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50万元，笑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还，伏祈鉴原。”袁世凯对他，可以说是英雄识英雄，优礼备至，可宋教仁不为所动。袁世凯接信后说：“他藐视我了。他显然在表示要和我做对头。”
袁世凯曾经这样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宋教仁所为，恰恰正是袁世凯所怕。更有甚者，宋教仁并不讳言自己的目的。他在1913年初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有研究者指出：宋教仁当时在各地的演讲，言词之激烈，主张之绝对，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英美政党的政治演说，亦属罕见。1913年3月《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毫不含糊地说：实行责任内阁是为了“使总统处于无责任的地位”。这句话，在民主国家算不了什么，可在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听起来，简直就像“彼可取而代之”一样地大逆不道，完全是“乱臣贼子”，自然应该“遭报应”。
国民党竞选的胜利，使袁世凯毫无退路，他的喽罗们的罪恶计划要付诸实施了。所以当宋教仁在上海兴致勃勃，信心十足，为其即将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而作全面准备的时候，袁世凯公开致电宋教仁，要他迅速赴京，商讨国事。宋教仁不知道其中的杀机，便于3月20日乘夜车同其他几个新当选的议员一起北上。这天晚上，他来到《民立报》社，向他的朋友们辞行话别。他的好友徐血儿紧紧握着他的手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他却若无其事地微笑着回答：“无妨。我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险，仍当全力以赴。”
10时45分，宋教仁和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走出上海火车站议员休息室，准备上车。他们刚刚走到检票口，只听得一声低沉的枪响，随后又是第二声，第三声。宋教仁摇晃了一下，跌倒在铁栅栏上，低声说：“我中枪矣。”脸色异常地痛苦。22日凌晨，这个有抱负的堂堂正正的政治家与世长辞了，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这是孙中山在宋教仁追悼会上献的挽联。内中没有悲戚之情，只是直白地道出了宋教仁被暗杀的真实原因，袒露了革命党人为了民权，渴望献身的壮烈情怀。正是这寥寥几笔，平平二句，振撼着人们的心灵。革命党人以“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了辛亥革命。但是，孙中山将为宪政流血“第一人”的殊荣给了宋教仁，绝非溢美之词。
其实这只是湖湘文化与宋教仁的性格的交集，宋教仁的性格远远超过湖湘文化的特征，他太直言不讳，不管是对君子，还是对小人，都从不设防。他率真、刚直、自信、气盛，他纯真、喜于行、怒于色，他热情、务实、才华超群……至今还让我们三湘子弟又爱又痛！
我们看到——
国民党的建成，使宋教仁感到十分得意。他满怀喜悦，写信给海外的同盟会员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在遇刺之前，宋教仁就听说有人想暗杀他，他的同志也多次提醒他，但他少年气盛，并不在意。以为“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岂容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
在弥留之际，宋教仁明知被刺绝非私仇，可是还发电报给暗杀阴谋的授意者袁世凯，希望他：“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这封电报，成为一个纯真的民主主义战士的点睛之笔，他的糊涂让人在心痛之余油然生出无数的感慨。
进入21世纪的我们未必都认同他当年的思想，但他对自己所追求的思想的执著，他为自己的理想不借献出生命的崇高精神，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政治责任感，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人格，这一切即使过了干百年都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他如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了20世纪政治史的黑暗夜空，成为我们常德人民永远的骄傲。
参考书目：
吴相湘 《宋教仁传》
宋教仁 《宋教仁集》
宋教仁 《宋教仁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