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春，宋教仁在湖南桃源上坊村香冲诞生了。列强的入侵和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在日益腐败中进一步成为“洋人的朝廷”。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在反帝反封中求得独立，在发展资本主义中求得民主。故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就成了当时时代的主流”。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首次提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宗旨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已日益深入人心。爱国主义已冲破“忠君”的藩篱，振兴中华必须推翻清政府，结束封建专制政体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宋教仁就是走在这个时代潮流前面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杰出的政治家、宣传鼓动家和民主革命家。值此辛亥革命百周年之际，我们想就宋教仁“长江革命”的战略思想，谈谈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首先，“长江革命”思想的提出和内涵

　　宋教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进一步和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时，中法战争中国不战而败，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八国联军进攻中国和屈辱的辛丑条约，一个曾经有过百年康乾盛世的大清王朝至此已走到尽头。中华民族的危亡，进一步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觉醒，认识到腐败的清政府是中国落后挨打、民族危亡的总根源和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傀儡工具。邹容在《革命军》中喊出了必须“扫除千年种种专制政体”，“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赋我天赋之人权”的真理。陈天华在《警世钟》中也说，“要拒外人，必须先学外人的长处”。鉴于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成效，中日一衣带水，风俗相近，又路近、省费，遂掀起了向外国学习的留日高潮。据《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留目学生从1900年的100多人，到1906年猛增到8000多人。其中就有宋教仁。宋教仁在日本就参与了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章程的起草和成立活动，并以《民报》为阵地，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强调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

　　宋教仁还在桃源漳江书院读书时，就深受湖湘文化、民族主义和经世致用的院长瞿方梅、教师黄彝寿的影响，据文思《故农林总长宋教仁传》，宋教仁当时就已向同学们说过：“中国苦满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宁，北击武圣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得志于天下”。这里，宋教仁已提出以长江中游武昌为中心的“长江革命”的思想。武昌首义的成功，正是“长江革命”思想的体现。“踞武昌、扼九江、下江宁、得天下”的战略思想，符合中国经济重心、文化重心、人才重心、革命重心、开放重心南移的历史趋势。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能有如此深刻的政治见解，实在超越了同时代一般仁人志士的智慧。正因为他有“雄踞武昌”长江革命的思想，所以1902年他在漳江书院毕业后，就考读了武昌文普通学堂，结识了黄兴。随后又在武昌与吕大森、胡瑛等成立科学补习所，在新军和学校从事反清的革命活动，为长江革命的武昌首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最初的准备。

　　后来，宋教仁提出过“革命三策”，在比较中他仍坚持“长江革命”的“中策”。据徐血儿《宋先生教仁传略》，“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之事，此策之最善者也；中策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者也；下策在边隅之地，设秘密机关于外国领地，进据边隅，以为根据，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或东三省、或云南、或两广，此策之又次者也。佥谓上策运动稍难，下策已行之而败，且足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故决采用中策”。1911年，宋教仁从日本回上海，既准备上海武装起义，又参加了4月辛亥广州起义，亦称黄花岗之役，震动全国，更与谭人凤等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发展了“长江革命”的思想，开始实行长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北伐统一中国的方略，也就是“革命三策”的“中策”，遂相继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等省建立秘密分会机构，使革命中心从珠江流域转移到长江中部，把两湖地区分散的革命力量动员、联合起来，支持四川保路运动，沟通了同盟会与湖北革命党人的关系，为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创造了更为良好的条件，实现了推翻清朝、开创共和“长江革命”的战略决策。

　　其次，“长江革命”是近代常德人才群体形成的思想

　　常德北枕鄂西山脉和江汉平原，本就位于长江中游。1901年，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引发了拒法、拒俄运动。1903年初，宋教仁就带着他在漳江书院提出的“雄踞武昌”的“长江革命”思想，在武昌文普通学堂与长沙的黄兴结识，并成为最好的朋友。次年，宋教仁同黄兴、陈天华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黄兴、宋教仁被选为正、副会长，决定在湖南长沙、岳州、衡阳、宝庆（邵阳）、常德五路并起。宋教仁回常德，在县衙对面“五省客栈”设立“湘西联络站”。他通过1901年参加府试就认识了的刘复基等热血青年，联络西路师范学堂的蒋翊武、黄贞元、梅景鸿，常德中学堂的覃振、孙安仁，还有李星次、胡勋臣和会党首领楚义生、游得胜、孙汉臣、晏熊等等，并吸收他们加入反清的华兴会，给刘复基、蒋翊武等委以重任，形成了宋教仁为首的常德人才群体。作为常德人才群体领导核心的宋教仁，10月在笔架城集会上，介绍了国内外的形势和起义的目的，为会党推为龙头。据王建中《蒋翊武事略》，刘复基、蒋翊武“奔走于沅湘之间，招纳会党，晓以复汉大义，众皆感泣，得死士数百”，设机关于常德祗园寺，策划武装起义。不料长沙起义事泄，宋教仁、黄兴亡逃日本。宋教仁就读于日本政法大学、早稻田大学，积极参与反清的革命活动。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急需一个反清统一的政党，以指导全国的革命运动。宋教仁积极支持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部分代表和留日学生中其他团体成员，涵盖17个省的代表，于1905年在东京举行了300多人参加的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大会通过了宋教仁起草的同盟会章程，公选孙中山为总理，设同盟会本部于东京，下设上海、香港、重庆、烟台、汉口等东南西北中5个支部，国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由兴中会的“二民主义”发展为同盟会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组织和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宋教仁在东京为刘复基主盟加入同盟会，在上海因病未能东渡日本的蒋翊武，也在刘复基介绍下于1906年在上海加入了同盟会。1907年，宋教仁受派回国到东北建立同盟会辽东支部，冒险打入日本“长白山会”，调查拍摄了大量资料，回东京后写成《间岛问题》，将其交给同乡好友覃振转交清政府驻日公使，粉碎了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间岛的阴谋。宋教仁在日本六年，撰写了许多揭露时弊和清政府黑暗统治的评论，同时也抨击“惯以贪狠狡狯之手段侵占”中国领土的外国列强，特别是沙俄以及英、日等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歌颂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发出了“世界者，人类共同之世界也”的呼喊，还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末段，表明宋教仁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同样希望从《共产党宣言》中吸取解决中国问胚的营养。在国内的蒋翊武，几年间“通过刘复基与流亡东京的宋教仁取得联系，宋教仁多次回信，介绍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情形，并对他们在国内的革命活动进行指导”。可见，宋教仁即使在海外也同时“指导”着常德的人才群体。刘复基、蒋翊武等促成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在确立领导人时决定派人去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等民主革命家来武汉领导起义。在关键时刻，刘复基在武昌首义中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为“雄踞武昌，长江革命”的思想奠定了成功的基础。武昌起义的核心人物蒋翊武，作为总指挥，在刘复基牺牲后，继续下达起义的命令，使首义取得成功，各省相继响应，完成了宋教仁“长江革命”的战略决策。宋教仁“雄踞武昌”的“长江革命”思想，既是武昌首义实践中的胜利，也始终是常德人才群体形成的核心。武昌首义就有刘复基、蒋翊武、胡瑛、杨载雄、龚霞初等等一批以宋教仁为首的常德人才群体，发挥了领导和骨干的重大作用。

　　再次，“长江革命”思想是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为民族独立、国家民主、人民富裕的一个开放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现代化方案，适应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世界潮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就是推翻完全变为“洋人朝廷”的清政府，解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实现祖国的独立和富强。民主革命派用打倒帝国主义走狗的方式反对外国侵略者，也就是反帝的任务只能首先通过推翻帝制来实现。只有推翻极端腐败的清政府，才能铲除帝国主义借以欺压中华民族的傀儡工具。“创立民国”就是三民主义核心的民权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高目标。实现了民权主义就取消了君主专制政体，也就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国民将按军法、约法、宪法三个步骤而享有完全的民主。正是民权主义，才使辛亥革命成为比较完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后又增加了“节制资本”，力图通过“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使人人共享平等的经济权益，以防止贫富悬殊。主张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主张积极利用“外国之资本主义以改造中国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互相为用”，用“节制资本”发挥资本主义的积极面，坚持“开放主义”，积极“引进外国技术和外国人才”。希翼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因而“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要求“政权上不专制，社会上的贫富还要平均，才能相安无事”。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既领航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成为那个时期中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纲领；同时，他的许多思想也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意义，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宋教仁的思想，特别是反帝反封推翻清政府的“雄踞武昌”北伐统一的“长江革命”的战略，更是辛亥革命成功的思想，推翻了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孙中山也认为辛亥革命“尽扫专制之毒瘤，确定共和”，为现代化开辟了道路。故宋教仁“长江革命”的思想始终是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教仁“革命三策”实际上是历史的实践和总结。以东北为后援，占北京号令全国的“上策”，主要在于政治、军事中心在北方，北京是清朝统治中心。但经济、文化、开放、革命重心已南移，从隋唐起，北方统治中心都仰赖于江南物资的供应，而汉唐以来首都的人才都仰赖于南方。至于东北，已有日本势力渗透，宋教仁1907年受同盟会派遣到东北，就发现了间岛问题。所以，在东北“占北京”的“上策”比较难以实行。至于“进据边隅，徐图进取”的“下策”，同盟会成立前后，边隅之地，都举行过大小不同的武装起义，如1902—1905年广西会党数万人起义，攻克武鸣、上林、南丹、东兰、柳州，直逼省城桂林。清政府调七省军队才镇压下去。又如1900年，孙中山派郑士良在惠州发动三合会众，在三洲田起义，多次打败清军，一度发展到2万人，因弹药不继被迫解散。再如1907年12月，孙中山派黄明堂、关仁甫联络清军做内应，占领广西镇南关南北中三个炮台，孙中山、黄兴亲到炮台督战，义军奋战数日，毙伤清军200余人，因众寡悬殊只能突围撤退。又如1908年广东钦（州）廉（州）上思起义，孙中山派黄兴率200人攻钦州，在小峰山、马笃山击溃清军一营、三营，在钦、廉、上思地区转战40余日，因弹药缺乏解散。再如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孙中山派黄明堂等率100余人攻河口，占南溪、新街。又令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最后在清军反攻下败退。至于广东的武装起义更多，如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黄兴、宋教仁等领导参加的辛亥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珠江三角洲的革命风暴，震动全国。只是都失败了，故“下策已行之而散”。剩下的就只有“雄踞武昌”的“长江革命”的“中策”最合实际。因此，宋教仁“长江革命”的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武昌首义的成功、辛亥革命建立民国的胜利。

　　第四，“长江革命”思想是武昌起义成功的指导思想

　　宋教仁“长江革命”的战略思想，使全国特别是两湖的志士仁人不断聚集武汉，革命中心已日益从广州转向武昌。川、鄂、湘、粤保路风潮不断高涨。宋教仁多次到过武昌，刘复基在东京由宋教仁主盟加入同盟会后，1906年初受宋教仁派遣携带600份《民报》回国推销，在上海他又介绍蒋翊武加入同盟会。不久返湘，与胡有华、覃振、杨熙绩等在长沙设“中西报代办所”暗中运销《民报》。在此期间，刘复基来往于湘鄂之间，联络革命同志，并加入刘静庵、胡瑛等在湖北创办的革命团体日知会。1909年春，刘复基、蒋翊武又到武汉，从依靠会党转向依靠新军，并加入湖北新军中的群治学社，准备发动起义，仍是为了最后实现宋教仁“雄踞武昌”的“长江革命”推翻清政府的战略。1910年4月，刘复基、李六如、杨王鹏等湘籍人士，在汉口殴打立宪派代表杨度，被英租界巡抚拘留8小时。群治学社受到官方注目，刘复基为不使学社社务停顿，投入41标当兵，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9月，在刘复基、杨王鹏、李六如、蒋翊武等活动下，改群治学社为振武学社，公推杨王鹏为社长，但大小社务都由刘复基“主持其间”，“得与他商议后再去执行”，起着实际领导的作用。1911年初，在杨王鹏、李六如被迫离鄂形势下，为实现“长江革命”的战略，刘复基、蒋翊武等改振武学社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以《大江报》为机关报，宣传革命，发展同志，很快使新军中的下层革命力量占湖北新军的三分之一。

　　宋教仁介绍加入华兴会、同盟会的刘复基，是武昌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的实际领导和骨干，也是促进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的领导之一，是武昌各个革命组织的领导骨干，也是武昌首义的策划者、组织者、行动计划制定者和领导执行者。宋教仁正是通过刘复基、蒋翊武等常德人才群体，领导和实现了他“雄踞武昌”长江革命的思想战略。

　　宋教仁回上海，准备武装起义，以《民报》为阵地，发表100多篇文章，鼓动革命，还亲自参加了黄兴领导攻打两广总督衙门的黄花岗之役，震动全国。7月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组建中国中部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促进“长江革命”的实现，实行“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统一中国的方略，相继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川等省建立秘密分会机关，联合会党、活动新军，适应形势，将革命中心由珠江流域适时移至长江中部。中部同盟会以“推翻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权”为宗旨的章程，规定“会员一律平等”，实行财政公开的制度，坚持防止独裁专制的集体领导原则，“为武昌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同盟会在国内的实际领导”。

　　1907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共进会，1909年从海外回来，自称同盟会的“行动队”，第三任会长刘公，军务部长为掌权的孙武，在武昌建立全省起义机关。1910年底开始，共进会工作重点转向新军，与在新军中发展的文学社发生摩擦。1911年9月在刘复基、蒋翊武、邓玉麟等的努力下，实现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为武昌首义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两大组织联合，一方面派居正、杨玉如去上海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汉主持起义大计；一方面组成了蒋翊武（军事总指挥）、孙武（军政部长）、刘公（总理）三人领导小组；一方面由刘复基起草“起义总行动计划”；一方面在蒋翊武赴防岳州期间，一致推举刘复基、王宪章代行领导职务，刘复基“统筹一切”，大小事务全靠他快速处理；一方面四川保路运动进入高峰，端方奉令带军入川弹压，从湖北抽调部分新军西行，减轻了湖北革命的压力。又一部分标营离城驻防，军事的调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革命的力量，但刘复基“就地策应”却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难题。10月9日，蒋翊武返汉，刘复基在武昌指挥部向他汇报情况，已决定当晚起义。蒋翊武表示按黄兴意见延迟起义。直至下午传来汉口宝善里共进会领导人孙武检查炸弹失事受伤，政治处机关遭受破坏，蒋翊武才下令当晚起义，分抄20份派人传送。但晚上武昌总指挥部也被破坏，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3人被捕，10日凌晨遇害，蒋翊武虎口脱险，离开武昌。10日晚，各营革命新军仍按刘复基起义计划行事，晚7时工程营熊秉坤率队占领楚望台军械局，各营奋起，向总督署进攻。革命军占领武昌，强推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号令各省起义。湖南、江西、陕西等省相继响应，形成埋葬清政府的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10月12日蒋翊武返汉时大权已经旁落，只有军政府顾问兼军务部副部长给他了。

　　刘复基、蒋翊武这两位武昌首义领导人物，作为常德籍同庚老乡，都是宋教仁吸纳到华兴会的重要骨干成员，刘复基是1905年由宋教仁在东京主盟加入同盟会的，蒋翊武是1906年在上海由刘复基介绍加入同盟会的，两人都是宋教仁“长江革命”的实践者和领导者。据1997年天地出版社周询主编《武昌首义中的智囊刘复基》，郭世佑等等好些学者都认为刘复基是“文学社的实际领导者”，是“文学社之重心”。他“被革命党人推上了策划武昌首义的重要领导岗位”，在“武汉驻军纷纷外调，致使革命力量分散的消极因素，转化成就地策应的有利条件：在起义军总指挥蒋翊武出防岳州后，他挑起了指挥全军筹备举事的重担；他轻而易举地消弭了孙武等领导人不胜处理的影响举义大计的南湖炮队事变；他有条不紊地部署了迎接武昌首义的每一个军事环节；更重要的是他亲自拟定了确保武昌首义胜利的起义总行动计划和以惊人的胆略纠正了黄兴、蒋翊武等关于延迟起义日期，以约十一省同时举事的不切实际的错误决策，毅然决定‘今夜起事’。这些历史事实，不但证明刘复基智勇备足、雄才大略和他在武昌首义革命运动中所建立的不朽功勋，而且还向我们显示了这样一个被纷繁的历史织成的薄纱所遮掩的历史真相——刘复基是策划武昌首义的实际主帅”。他“是主宰文学社社务的实际首领”，“是凝聚湖北革命力量的凝聚剂”。他安排了起义军领导人选，制定武昌起义总行动计划、合理部署军事、正确果断作出决策。10月10日凌晨，27岁的刘复基以自己的牺牲迎来了当夜武昌首义的成功。故刘复基“是筹划武昌首义的主要决策者和领导者”。如果说刘复基是宋教仁“长江革命”的实际统帅，蒋翊武则是“长江革命”的继承者和发展者。10月28日蒋翊武率队欢迎黄兴、宋教仁等一行抵达武汉。为取得最高领导权，宋教仁提出立即成立以黄兴为首的中央临时军政府，苦于黄兴非要“立一战功而后为之”而无果。之后，宋教仁等又策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仍是为了从旧军官黎元洪手中夺回领导权，因旧军官吴兆麟等激烈反对未成。宋教仁怀着“策率南京新军夺江南诸省以制天下”的愿望，通电各省推选代表“即日来鄂组织临时政府”。蒋翊武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参加汉口、汉阳保卫战。汉口、汉阳相继失守后，黄兴、黎元洪都主张从武昌撤离，他和张振武等一大批人士坚决反对放弃武昌，张振武拔刀而起，“有敢再言放弃武昌者，斩！”尽管黎元洪表态不走，但还是走了。黄兴为出任江浙方面的联军司令，也走了。

　　11月29日，蒋翊武为巩固“雄踞武昌”长江革命成果，临危受命，以监军护理战时总司令，设司令部于洪山宝通寺，保卫武昌。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宋教仁到武汉后，主要是协调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工作，并取西方之长，草拟《鄂州临时约法》，规定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信仰、居住、宗教和迁徙等自由，实行民主政治，人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虽是地区性的约法，却具有国家约法的价值。一公布，江西等省马上颁行，促进了各省革命事业的发展，成为后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宋教仁东下江浙开辟新的战略基地，各处宣传速建临时政府。联合各省留沪代表选举黄兴为大元帅，责成大元帅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遭到黎元洪的反对。正在此时，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回国，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宪法》。4月，孙中山乘兵舰访问武汉，巡视了武昌首义发始地楚望台，出席蒋翊武组成的武汉报界联合会，又到湖南会馆发表讲演，13日离汉。孙中山下野，蒋翊武仍然尊崇孙中山、宋教仁，并将亲手缔造的文学社全体加入同盟会，坚决拒绝袁世凯所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支持和协助宋教仁改组同盟会，极力倡导内阁制以限制袁世凯复辟独裁统治的梦想。于1912年8月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等五党统一为国民党，发表《国民党成立宣言》，表明“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的宗旨，明确宣布“促进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实行种族同化、采取民生政策、维护国际和平”的五项纲领，形成“政治中心势力”，“组织政府”，实行“政党内阁”制。宋教仁并南下各地演讲，1913年2月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取得会议中的绝对多数，接着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复选中亦获得胜利。3月20日，宋教仁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身份赴京准备国会的召开，被刺杀于上海火车站，送往医院虽取出子弹，仍于22日去世，时年31岁，离刘复基在武昌被杀不到一年半。7月，蒋翊武在湖南参加讨袁战役，失败后被袁世凯通缉，8月底在广西全州被捕，9月9日在桂林就义，不到29岁，离宋教仁被害不到半年。至此，提出“长江革命”思想的宋教仁和一起为此奋斗的刘复基、蒋翊武三位杰出的常德人，都为辛亥革命为共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最后，“长江革命”思想是实现和巩固民主共和统战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个青年，在桃源读书时就能提出“雄踞武昌”即以长江中游武昌为中心的“长江革命”的方略，首先就会成为学校具有凝聚力和亲和力的统战文化。宋教仁当时的统战对象主要是学校和会党反清志士仁人，都团结在华兴会“倒清复汉”宋教仁“长江革命”思想之下，不料长沙起义事泄，他和黄兴等亡逃日本。同盟会成立后，宋教仁即使远在日本，也没有中断过对刘复基、蒋翊武的联系和指导。刘复基、蒋翊武来武昌后，为了“长江革命”的胜利，他们已把统战对象转向了新军，也就是宋教仁提出的三条速胜原则，“一、革命之时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争）；二、革命之地宜集中而狭（宜于中央）；三、革命之力宜借旧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军队）使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此三者，盖革命成功之原则也”。而且，“革命成功后，不必虑及对外关系之困难而恐其不承认”。他们以武昌为革命中心，主要依靠政府新军中发展的力量，文学社作为他们直接领导的革命组织，在新军中很快就发展到几千人，并且在关键时刻实现了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革命组织的联合，不仅把两湖地区的革命力量动员、联合、统一起来，而且为武昌首义和全国特别是长江各省的响应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条件。刘复基认为“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为了在武昌起义“长江革命”的成功，必须联合、统一行动。由于刘复基、蒋翊武等本来就是同盟会骨干，因此文学社、共进会的联合，就沟通了同盟会领导和聚集湖北的革命党人的联系，也就沟通了武昌起义与宋教仁、黄兴、孙中山的关系，从而也就代表了同盟会直接或间接领导了由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统一发动的武昌起义。刘复基、蒋翊武等同盟会骨干为实现宋教仁“雄踞武昌”长江革命思想的坚定、智慧和品格、素质，本身就是革命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是团结大多数人反清、革命、共和的旗帜。

　　有学者对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进行过比较，在新军中组织建设工作，“共进会不及文学社”；在军界发展的革命势力，文学社成立后社员很快增至3000人，共进会在湖北军界总人数不过2000人，也不及文学社；从武装起义筹备情况看，武昌总指挥部和汉口俄租界军事筹备处43个职务，由33人分担，文学社占20人、共进会8人、双重会籍者5人；政治筹备处30个职务23人分担，共进会14个、文学社7个、双重会籍和日知会各1人。文学社操持全局，“起主导作用”；从参加起义经过看，“论功，文学社居首位”。亲历者说，“武昌首义，扛枪拖炮，以光复（武汉）三镇、鏖战阳夏者，大抵皆文学社社员”。“在武昌革命中收效最宏，而牺牲亦最惨”。而同盟会骨干刘复基、蒋翊武一直是文学社的得力领导，在关键时刻与共进会联合，将其统一于武昌首义行动计划之中，也得力于实际领导的刘复基。起义后，蒋翊武把文学社并入同盟会，又积极支持宋教仁改组国民党。为制约袁世凯的权力，争取议会多数，宋教仁经孙中山、黄兴同意，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主，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公党等创立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孙中山（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李烈均、蒋翊武等29人为参议。国民党宣言“采取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以“民生政策”表达“民生主义”，是为了五党的统一，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能以绝对多数成为制约袁世凯野心的最大政党。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在孙中山专心于实业把理事长委托给宋教仁担任起，宋教仁就成了民主革命主流派的实际领导者。他在1913年1月8日的《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中强调“民生主义”就是“欲使贫者亦富”，“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致有劳动者与资本家之冲突也”。在袁世凯派赵秉钧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也认为“已是国民党内阁”，并号召国民党“全力赞助政府及袁世凯”之时，宋教仁却清醒得多，他认为“赵虽入国民党，与袁世凯实有密切关系，可云袁派内阁”。便采取了“舍袁（世凯）就黎（元洪）”的策略，以确保国民党内阁的实行，巩固共和制度※。

　　总之，宋教仁“雄踞武昌，东扼九江”，北击武圣关，西通巴蜀，南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东南西北以武昌为中心“击鄂督之头”的“长江革命”思想，既宜于中央“革命之地”，以新军起义又宜于“革命之力”，还有利于“神速”而宜于“革命之时”。因此，两湖和天下革命之士汇聚武昌。统战对象转向清政府新军，宋教仁得力的同乡和同盟会骨干刘复基、蒋翊武到武汉后，为寻找继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和军队同盟会之后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与詹大悲等到天门、潜江联络，蒋翊武在天门投军第41标，刘复基、詹大悲持函返汉，找到李六如，加入群治学社，使《商务报》成为革命之中心，加入者不断增多，“群治学社势力日见雄厚”。为巩固发展群治学社，他加入新军，策划社务，教育士兵，社员增多，引起官方注意，又与蒋翊武等将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在刘复基等的奋斗下，很快发展为武昌首义的中坚。瑞徵任两湖总督后，加强防范新军，杨王鹏、李六如在被迫撤离湖北前，郭世佑在《刘复基是文学社实际领导人》中认为，由于刘复基邀李六如、何海鸣打过杨度被拘留过8小时；又已成为新闻人物，引起官方注意；《商务报》亦受牵连停刊。故杨王鹏、李六如走前“才决定将社务交给不曾在湖北社会上公开露面，但有一定革命活动经验的蒋翊武”。随后，刘复基、蒋翊武又将振武学社改为文学社，设总机关于武昌小朝街85号。刘复基离开军营专事文学社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大江报》为机关报，把秘密与公开结合起来，使文学社从成立时的800人很快发展到3000人，“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实力”。在文学社与共进会发生矛盾时，又是刘复基等人的努力，在关键时刻实现了两大组织的联合，保证了武昌首义的成功，取得了宋教仁“长江革命”的胜利。假如蒋翊武一回武汉就同意刘复基和大多数人意见马上下令起义，不以黄兴意见延期起义而延迟到下午发令举事，刘复基等就可能不会被捕牺牲，蒋翊武也就有可能不会在被捕后虎口脱险，等到首义成功后回来时领导权已落入黎元洪之手。蒋翊武回后为巩固“长江革命”的成果，坚决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创立人数最多最大的国民党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在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后，更在湖南参与了讨袁的武装斗争，失败后被俘牺牲。他们的悲剧，同样是历史的财富。

　　宋教仁创立了“长江革命”的思想，并通过刘复基、蒋翊武、胡瑛等常德人才的努力和牺牲，取得了武昌首义的胜利。宋教仁被杀的悲剧悲在他死时还不知道杀害他的凶手就是比黎元洪还坏得多的封建军阀袁世凯，死前还发出了希望袁世凯让“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他“虽死犹生”的电报。宋教仁虽是“为宪法流血”的“第一人”，但他从拒袁、拥袁、限袁被杀的过程，说明向帝国主义支持下的袁世凯妥协，其国会、宪法、共和、民权、民生问题都是幻想。革命党人，从联合会党反清到武昌首义主要联合新军，把清政府的新军变成革命党人反清的军队，这是革命统战文化的飞跃。但“长江革命”思想最大的局限和教训是没有认识到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这同样是实现和巩固民主共和国统战文化的重要内容。列宁说得好，“农民是资产阶级的最天然的同盟者，没有这种同盟者，资产阶级就无力反对反动势力”。1912年实际上是“响应”辛亥革命兴起的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革命党人也没有联合或纳入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之中。然而，宋教仁“长江革命”的思想理论，使“武昌首义”取得了成功，他赶至武昌后的所有活动，都是为巩固“长江革命”创立共和的成果，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进程。因而宋教仁和刘复基、蒋翊武的血没有也不会自流，永远是常德人的光荣和骄傲。

　　宋教仁为巩固武昌起义“长江革命”的成果，主张议会、内阁制，是为了限制总统的权力，甚至“舍袁就黎”，都是为了巩固“长江革命”建立共和的成果，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1946年1月，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压力下召开的有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通过的一系列的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就有实行议会制、责任内阁和地方自治制的内容。只是重庆各界2月10日在较场口开会庆祝，被国民特务破坏，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人被打伤。7月，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特务杀害。1949年9月中共领导的新政协才宣告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