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次历史性变革。武昌起义则为辛亥革命拉开了序幕，真正打响了第一枪，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伟大的丰碑。武昌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已经进行了多次武装革命，一些地方也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均遭失败。而武昌起义成功了，原因何在？从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革命力量对比等诸多方面看，没有大的不同，特别是因突发事件而提前起义、高层领导人都不在爆发现场指挥的特殊情况下，仍能靠基层负责人组织举行起义，其战略思想变化和选择、革命力量组织和战术运用等多方面的成功策划，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一系列策划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核心人物起到了中枢作用，他就是宋教仁先生。他深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对革命战略进行了成熟的思考，对战术原则作出了周密的谋划，为武昌起义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功绩不应忽视并值得永远追记。

　　一、审时度势，谋划中部起事的战略。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进行的多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使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深感忧虑，他们在总结历次起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根据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参考外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审时度势，酝酿重新部署革命力量，将革命重点转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作出了中部起事的战略谋划。这是首要的一点，即战略思想的历史性转变。他们召集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在宋教仁寓所开会，讨论革命进行方略。宋教仁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即在首都和北方进行武装革命为上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边地进行为下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之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据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两广，此策之又次者也”。并“认为上策最难，下策己败，唯中策较为适宜。”“主张将革命的重点由边省转到长江流域，组织力量在中部发动起义。”而且建议革命地点宜居中，不宜偏僻；革命时期应缩短，不可延长；战争地域应狭小，不可扩大。与会者对三策作了仔细的利弊权衡后得出结论：“上策运动最难，下策已行之而败（指华南边境地区起义相继失败），且足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故决采用中策。”1910年秋，由谭人凤出面，在东京小石区陈犹龙寓所召开11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宋教仁进一步提出“分步作法，从长江结合，以次推行河北，为严密之组织，期以三年，养丰毛羽，然后实行，庶几一举可期成功”。赵声认为三年为期过于“迂缓”，与会同志“咸主激进”，最后通过了由谭人凤提出的“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不限时期为原则”的修正方案。

　　中部起事战略的提出和确定，使同盟会走出失败的阴影，为同盟会的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翻开了同盟会革命新的一页，其正确性为以后起义成功的一系列事实所证明。

　　二、精心组织，广泛集聚革命的力量。起义屡遭失败，尤其是黄花岗起义失败，严重摧垮了同盟会的领导中枢。起义领导人赵声病殁，黄兴闭门深居，胡汉民心灰意冷，孙中山不在国内，同盟会处于无人领导，仅存空名，而革命又极需统一组织。在此非常时期，宋教仁、谭人凤等毅然担负重任，决定组建中部同盟会，策动中部革命。中部起事的战略确立后，宋教仁根据同盟会成立之初本有东、西、南、北、中五部之分的情况，首次提议由沿长江各省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谋长江革命”，获得大家的一致赞同。原酝酿在中部发动起义的同盟会员“益坚信长江革命之重要”，遂决定加紧建立组织的准备。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即中部同盟会在上海四川路湖北小学上海湖州会馆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章程和宣言，选出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潘祖彝、杨谱笙五人为总务会干事，分掌党务、文事、庶务、财务、会计各部事务。宋教仁掌文事部，管理参谋、立案、编辑、及其他一切各事，实际为全会的中心人物。

　　中部同盟会成立后，宋教仁等随即在长江流域各省建立分会，革命力量得到迅速的重新集聚。武汉是战略要地，由谭人凤赴武汉联络，指派居正具体负责，成立了湖北分会。湖南、四川、安徽、陕西及上海、南京等地均组建了分会。这些分会都直接归中部总会领导。此前由于同盟会的战略重点在华南沿海沿边地区，湖北有相当实力的文学社与共进会很少与同盟会直接联系，甚至他们之间也保持了各自的独立性，且有一些纠纷。为了实现长江革命的战略，宋教仁与谭人凤经常往来于上海、武汉之间，通过经宋教仁吸纳和受其影响先后加入同盟会的刘复基和蒋翊武，与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革命党人筹商进行办法，经多次磋商，文学社和共进会终于消除了意见分歧，于1911年8月联合，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制定了统一的起义计划。革命力量的有序组织，是武昌起义的关键环节，为武昌起义奠定了基础。宋教仁等人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章炳麟曾说“还入中原，引江上之势，而合武汉之群党，未半岁遂以起事，则谭人凤、宋教仁是也”，是恰如其分的。

　　中部同盟会的创立不仅集聚了革命力量，而且使同盟会摆脱了因多年失败形成的低沉困局，提振了革命党人的信心，是同盟会革命由败转胜的转折点，它顺应了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加速了长江流域各省革命力量的壮大和武装起义的进程，促发了武昌起义。“中部同盟会的成立，从提议、筹备到正式形成，以及组织联络，遍设分会，筹划方略，宋教仁起到了中枢作用，可以说，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史上的一件杰作。”

　　三、周密部署，制定起义的战术原则。宋教仁“鉴于前此革命之失败以为非切实准备不可”，因而对起义的战术做了深入的研究，借鉴葡萄牙等国革命的经验，提出了正确的战术原则，并积极组织实施。

　　一是正确选定武昌为首发地点。宋教仁认为起义的地点是革命的关键之一，指出“革命之地应集中而狭（宣于中央）”。宋教仁出生湖南桃源，地处湘北，近靠湖北武昌，后又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学习，对武昌乃至湖北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比较熟悉。早在桃源漳江书院读书时，他就提出过武昌起兵反清的设想：“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击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得志与天下”。加之后来宋教仁与中部同盟会的同志多次往来沪鄂之间，对武昌的革命形势比较了解。特别是深知湖北的舆论宣传工作做得较扎实，革命思想深入新军和下层社会人心。因此，宋教仁认为“武昌为湖北重镇，位居全国之中，交通四达，同志易聚，地理人事都相宜”，故主张并决定以武昌为起义首发之地。

　　二是确定以发动新军起义为主要手段。同盟会组织的历次起义多因准备不足而失败，其中起义力量不理想是重要方面。1906年至1907年萍浏醴起义等五次起义的成员多为会党党众，1908年的三次起义有两次是少股清军变兵。会党成员和清军变兵起义时目标不明确。1910年和1911年4月的起义虽以新军为主体，但发动不充分。如黄花岗起义时仅黄兴一路孤军奋战，其余各路按兵不动。目标不明确的会党成员和清军变兵，以及发动不充分的新军在起义中不可能成为中坚力量，起义失败是很自然的事。革命党人在长期流血的教训中，认识到自己掌握武装的重要。宋教仁认为起义的力量亦为革命的关键，主张“革命之力宜借重旧政府之所恃者（用政府军队）使为己用，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早在1904年，宋教仁等在武昌创立科学补习所，该所成员刘静庵、吕大森、张难先、曹亚伯、胡瑛等均加入了新军。中部同盟会成立后，明确指示各分会的主要任务是运动各省军队，做好思想发动，进行革命义举。当时湖北的革命党人积极落实，利用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文学社等潜入新军，作艰苦的工作，发展革命力量。他们一方面组织同盟会员参加新军，一方面在新军中发展会员。深受宋教仁革命思想影响的湖南常德老乡、同盟会员蒋翊武、刘复基等先后加入了湖北新军。后来“秀才当兵”、“留学生从军”的亦大有人在。革命党人进入新军后，大肆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在武昌起义前，湖北新军总计一镇、一混成协，约一万五六千人，本是巩固清政府在湖北统治的得力工具。但在湖北新军内的“革命党人，由1909-一1910年的2％，增加到1911年的20％—30％。”根据起义之前“准备了5700块做标志用的布片”的记载，当时秘密参加革命组织的革命党人和革命同情者占新军三分之一，达五六千人之多。武昌首义时最先发难的新兵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达一百多。南湖炮队第八标、混成协辎重一队、工程一队等，革命党人都占有优势。同时，中部同盟会亦加强做好新军中进步革命团体联合的工作。蒋翊武、刘复基加入新军，参加群治学社，1911年任文学社负责人，与共进会合作对武昌起义进行了具体策划。以旧军队为依托的革命党人，有明确的革命目标，加之均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因而有较强的战斗力，成为起义成功的关键因素。因此，在革命时机来临时，具有革命思想的新军成员的行动高于旧军队的闹事和哗变。他们在革命思想的指引下，依靠手中的武器，充当了清王朝的掘墓人，对起义成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是妥善有序安排起义后的接应。为了避免历次起义招致镇压而失败的教训，宋教仁等分析了敌我态势，认为起义后的接应是起义成功与否的重要环节，指出“武昌东有大江，敌舰易入，西有汉口租界，对外烦难，且为京、汉、湘、鄂铁路之要冲，清军朝发夕至，不易于守，故决定武昌一发动，四方响应，使清兵措手不及。”中部同盟会成立之初，总务干事会曾商定1913年为大举时间。后因四川争路风潮演变成流血惨案，形势愈趋紧张，此时湖北方面告知起义准备工作已基本成熟，“时陕西亦有同志已组织完善，特派代表来会，协商一切，遂决定乘四川铁路风潮激烈之秋，一举起义，规定湖北”。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宋教仁等连日召开上海机关部会议，决定将起义提前到1911年11月，商定南京、上海与湖北同时发动，响应武昌。并对起义之后可能面临的困难作了全面的分析，对可能出现的敌方反扑如何接应作了周密地安排：考虑“京汉路为南北交通之孔道，敌军易于输运，”故“不欲以武汉为战争区域，以防牵动租界，而启外人之干涉。”又考虑武昌举事后敌北兵南下，“拟于武昌既举之后，即派兵驻守武胜关，使敌兵不得南下，以保武汉之安宁。一面命秦、晋继起，出兵断京汉路，以分敌势。”再考虑“武昌为四战之地，粮饷不济。故一俟湖北举事，即令湘、蜀同时响应，以解上游之困，而为鄂中后援。”又考虑湖北一动，下流阻塞，运输不利，敌海军亦可驰援，“故拟长江下游，同时于南京举事，并即封长江海口，使敌军海军舰队孤立，而乘利应便以取之。”宋教仁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会后准备立即前往湖北主持起义。后因情况突然变化，胡瑛“不胜悬忧”，力劝“三思而后行”。宋为周全计，遂暂留上海，电请黄兴来沪商议，并布置范鸿仙、陈其美等抓紧做好攻取南京、上海的准备，以利响应。因此，武昌起义因突发事件提前爆发后，紧接着各地按计划迅速响应，湖南、陕西、云南、上海等地相继独立，湖南还派出了援兵，对起义成功起了重要作用。但南京迟迟未攻下，宋教仁认为“得南京则汉口亦易恢复”，他亲赴江浙，协调联军合兵攻取南京。南京光复，大局始定，不仅消除了武昌的后患，保住了武昌起义的成果，而且大大加速了清王朝土崩瓦解之势。随后一两个月内，十四个省先后爆发起义并宣布独立。同时，中部同盟会召开会议，组织军政府，推选议员，出台了第一个以人民为主体的临时宪法《鄂州约法》，促进了中华民国的诞生。

　　综上所述，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宋教仁先生所起的中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不难看出，与同盟会组织的历次起义相比较，以宋教仁先生为首并发动团结一批中部同盟会骨干，从战略重心转移、组建中部同盟会、确定长江流域为重点，到选择武昌为起义地点、发展起义力量、安排起义接应等方面，都显得更成熟、更深刻、更周密。“同盟会中部总会后来则因为此起义的胜利而身价倍增，随着本部从东京迁移到上海，宋教仁成为掌握党内实际权力的第一号人物。”似可看出，没有宋教仁先生等一批中部同盟会精英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和历史责任感以及忘我牺牲精神，“虽然不能断定不会发生革命，但我们敢说：辛亥革命不会那么早爆发，即使爆发，也不会得到各省热烈的响应”。总之，宋教仁先生在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应有一个客观和公正的评价，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