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是生物学工作者，求真务实，尊重事实，服从真理，在复旦大学的三十多年有关遗传学进化论的教学科研工作中，坚持真理，不搞摩尔根遗传学的人云亦云，研究生态进化论至今五十多年，在国内坚持《表现遗传学》方向不变，创立了《植物体细胞遗传学》学派，成为了国内《表现遗传学》与《植物体细胞遗传学》的代表人物；而且在1990年退休后的二十年退休生活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著书共22部，其中有7部已经出版，在此基础上把学习研究宋教仁的学习心得向诸位政治家、学者作一汇报。
1988、1992、1994年分别在长沙、台北、北京先后召开了黄兴与辛亥革命的专题讨论会，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被确立了。“孙黄开国二杰”和“孙氏理想，黄氏实行”之说出现了。1984年3月14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接见辛亥革命研究专家薛君度时，薛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讲辛亥革命当然离不开孙中山，但孙中山并不等于辛亥革命。胡耀邦反映很快说：“好，我同意你的意见，以后多提黄兴，还有宋教仁。”所以1988年在长沙召开了第一次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学术讨论会，22年后再在湖南召开宋教仁与辛亥革命讨论会意义重大。
根据有关辛亥革命史料，在薛君度、萧致治和石彦陶等辛亥革命研究专家的影响下，我设计一个辛亥革命成功的大中心法则模式：
辛亥革命大中心法则
孙中山（辛亥革命理论家，DNA）黄兴领导辛亥革命（RNA）宋教仁组织国民党（RNA）建立中华民国
事业成就大中心法则
理论（DNA）——实践中间体（RNA）——事业成就（蛋白质工作）
这个中心法则可作为普世法则，适用于政治、经济、军事、学术研究诸多方面。
《易经、革卦》中有“革言三就”之说。革命成功必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革命的组织领导者要有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与战略部署，二是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骨干队伍或革命政党，三是要有亿万民众的积极参与，三者有机地结合，缺一不可。其实“革言三就”就是“大中心法则”工作模式，同盟会、国民党领导辛亥革命成功是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也是如此：一靠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二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靠亿万人民的积极参与，缺一不可。
黄兴1874年10月25日出生于今长沙县凉塘，宋教仁比黄兴小8岁，出生于桃源。黄兴1902年在武昌两湖书院学习走上革命道路。两湖书院是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1900年4月黄兴被派赴日考察，8月初从日本回国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2年春黄兴又受官费派遣东京速成师范科学习8个月回国，11月创办了《游学译编》刊物，系统地介绍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理论，并着手组织革命军队与革命团体——华兴会。华兴会于1903年11月4日在长沙成立，约20来人，选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黄兴在华兴会成立大会上提出起义方略：“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并定于1904年11月16日在长沙发动起义，然后各省群起响应，黄兴自己据守长沙指挥，宋教仁派往武汉。后因长沙起义泄密失败，黄兴和宋教仁流亡日本，于1905年在东京和孙中山组成同盟会。因为日本当局不准孙中山在日居留，同盟会工作全由黄兴和宋教仁负责。1906年2月湖北日知会成立，黄兴此时滞留在香港，日知会委派吴昆赴港谒见黄兴，黄嘱武昌日知会改为同盟会湖北分会。
黄兴是从湖南到武汉两湖书院读书赴日学习后投入革命的，黄兴派宋教仁到武汉工作，而且他的工作很出色。宋教仁的行动深受黄兴赞赏，他认为长江流域，特别是两湖组织革命队伍发动起义的时机己经成熟，他完全支持宋教仁在武汉的工作，并立即写信给北京的革命党人周振麟赶紧回湖南领导那里的革命队伍。
不久，同盟会湖北分会的居正、杨玉如在前往上海购买手枪时，会见了宋教仁，要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前往武汉指导。因为当时黄兴尚在香港，后湖北分会领导改派吕志伊、刘芷芬携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信函去港迎接黄兴亲赴武汉和同盟会湖北分会同仁共商起义大计。
此时宋教仁领导的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也决定南京、上海和湖北同时发动起义。当时孙中山在海外，黄兴滞留在港，宋教仁领导的上海中部总会实际上主导了长江流域，特别是两湖的革命运动，在知识分子当中，在工人当中，在新军中大量发展革命力量。同盟会在鼓动群众的革命热情、传播革命思想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但组织革命团体形成战斗力强的有组织的军队尚相形见绌，组织领导工作主要落在宋教仁身上。
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10月3日黄兴在港复宋教仁的信中说：“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奋，得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表明黄兴对宋教仁组织的以武汉为中心、长江流域联贯一气的起义策略完全赞同。
在辛亥革命前夕，黄兴是怎样去港的呢？1911年初，黄兴接到同盟会南方支部的请求，要黄兴去香港主持南方起义军事。当时黄兴正在日本身无分文，请求孙中山资助也未得分文，黄兴只得向朋友借钱赴港。当时革命力量在广州大发展，广州新军与清军警察经常发生冲突，起义军领导人倪映典在未曾报告黄兴的情况下私自发动进攻，每人仅有四发子弹，水师提督李准早有防备，倪中弹身亡，无人指挥，广州起义失败了。
1911年7月，孙中山离日后到新加坡，致函南洋各埠同志，声言整顿团体，修改同盟会章程。此时同盟会内部出现了危机，在孙中山、黄兴离日后，设在东京的同盟会总会群龙无首，革命运动的领导完全落在上海中部总会宋教仁一人身上。
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党人是辛亥革命爆发前的一大特点，在湖北的文学社、共进社均以同盟会的纲领为纲领，重点发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9月14日文学社、共进社共同派代表赴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邀请宋教仁、谭人凤亲临武汉主持军务。
在黄兴和宋教仁迟迟未能抵汉的情况下，武汉新军准备10月6日中秋节起义，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确定起义目标为攻占总督署，占领凤凰台炮台、蛇山和武胜关等战略要地，并在武昌、汉口各机关赶印布告，制18星旗，以及致各领事馆照会，作好了一切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当时局势一触即发，文学社和共进社在9月24日召开的起义动员大会后，全武汉的革命党人已处于箭在弦上之势。南湖炮队士兵自发暴动夺炮，加之参谋长孙武在装配炸弹时失事，导致湖广总督瑞徵大肆捕人。此时指挥部已收到黄兴指示，要求发动起义推迟到10月底，但推迟起义的命令无法送达前线，由于孙武引爆炸弹出事，故决定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
10月10日夜7时，党人总代表李鹏升到马房放火为起义信号，城内工程第8营党人放响第一枪。城内各标营见城外火光冲天，又听见枪声，南湖炮台炮队8标响应，到午夜12时，炮已拉上蛇山掩护各路人马进攻湖广总督署。总督瑞徵见势不妙逃出总督署爬上楚豫舰逃命。到了黎明，革命军占领了总督署，血战一夜占领了整个武昌城，经过三天血战，革命军占领了武汉三镇，辛亥革命成功了。
10月11日，宋教仁在上海得知武昌起义成功消息后，马上电邀黄兴赴上海共商大计。10月17日黄兴离港北上，23日抵上海，连夜开会商讨战略部署，会后黄兴和宋教仁一同去武昌抗击清军。因为上海、南京仍在清军控制中，黄兴设法由女医师张竹君出面组织红十字救护队，黄兴、宋教仁化装成救护人员，一百几十人同船北上武汉。船到武昌上岸后，黄兴拜会了军政府都督府黎元洪，黎元洪下令做了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前线战士得知黄兴到，士气高涨，军心大振，黎元洪恳请黄兴担任保卫武汉三镇的任务，并以湖北军政府名义，委任黄兴为“民军战时总司令”。
黄兴接受指挥任务后，马上到前线视察指挥作战，指挥部设在汉口，当时民军共7000人，与开往汉口的清军15000人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形势严峻。清军将领冯国璋抵汉口后放火烧城，11月1日民军寡不敌众，退守汉阳，民军伤亡2000人，黄兴在汉阳成立总司令部坚守汉阳，此时清军厌战，冯国璋提出“休战十日”，11月上旬无大战事。
10月下旬以后先是湖南、陕西、九江、山西、云南接连起义独立；11月上旬又有上海、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宣布独立，清政府处于土崩瓦解之势。与此同时，黄兴所领导的武汉保卫战坚持了四十天，到11月27日结束，全国除河北、河南、山东之外全部宣布独立，革命形势一片光明。
12月12日，清廷委派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代表清政府主持议和大局，次日袁委任唐绍仪为全权大臣代表。南方推伍廷芳为议和代表。南北议和地址原定为汉口，后改为上海。南北议和第一阶段达成协议：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等条款。第五次会议达成协议：国民会议为国体，以及国民会议产生法、国民会议地点和开会日期达成协议。
为了促成尽快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宋教仁、陈其美召集各省留驻上海代表于12月4日召开共和联合会大会，大会投票选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举黎元洪为副元帅，仍留驻武汉。但黄兴坚决不肯就职，黄说：“孙中山将决回国，可当此任”。黄兴认为：“名不必自我成，功成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体现了他的功成身退大公无私精神。不久，汉口代表反对上海决议，黄兴于12月17日通电“力辞”，并推黎元洪暂任大元帅，以防太平天国夺权教训发生。
11月9日，公布了宋教仁起草的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约法《鄂州临时约法》，共7章60条。规定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通讯、宗教信仰、居住和迁徙等自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规定实施民主政治。确定了“主权在民”和“三权分立”等原则。此约法后来成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这些都是宋教仁的功劳。
孙中山11月25日返沪的次日，同盟会高层云集孙寓所商议推选政府组成人员，其中主要有四说：
一说：章太炎认为：“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没有孙中山。
二说：“孙中山为总统，黄兴为内阁总理。”黄兴不允，宋教仁力推；黄举宋教仁为总理，宋不允。
三说：初各省代表多举法国总理制，举黄兴为总理，后因孙中山举美国总统制，黄兴动员各省代表放弃内阁总理制。
四说（最后选择）：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宋教仁主张总统制，设内阁总理，黄兴为总理。
孙中山主张不设总理，黄兴支持，并劝阻宋教仁的意见。
黄兴和宋教仁两人意见完全一致，只是因为他们不能出任内阁总理，而且黄兴和宋教仁知道，孙中山已放出话来，他若当上临时大总统，他承诺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他就把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黄兴论功，无人可比，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为了革命党人的团结，黄、宋二人作出了支持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选择。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其他8位总长各有其人，唯独没有宋教仁，因为宋教仁许多见解与孙中山相左。孙中山就职当天，再次电告袁世凯重申“让位”。临时政府陆军部尚未成立，黄兴知道一场内战不可避免。黄兴一方面电告袁世凯代表唐绍议和伍廷芳尽快举行南北和议，一方面在南京积极备战，准备北伐，广东北伐第一军于1911年12月抵沪，第二、第三北伐军将不久到沪，总共安排了六军并发的北伐战略，准备适时宣战。
袁世凯在得到孙中山的一再保证“让位”的承诺下，他暗使北洋将领加紧逼宫步伐，清宣统帝溥仪被迫按优待条件于2月12日宣布退位。
13日，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和推荐袁世凯的咨文，并提出袁世凯在南京就职的条件。
但袁世凯一直采取狡猾手段不到南京就职，革命党人只得让步，临时参议院允许袁世凯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约法》，规定责任内阁制，总统不掌握实权。此条是宋教仁的主张，孙中山在组成临时政府时反对内阁制，让位后他赞成宋教仁的意见。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袁提出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加入同盟会；由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分别担任教育、农林、工商等部总长。
宋教仁提出“改良党务”以后，得到黄兴的支持，6月30日，黄兴在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提出党德概念与党德思想，党与党交往要有党德，以兄弟相待，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服从真理；党员服从党纪，努力为党工作。8月由同盟会牵头，会同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联合起来，合并成中国国民党。8月26日国民党在北京成立，孙中山任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9人任理事，由宋教仁为代理事长主持党务。
8月25日，孙中山从天津到达北京，袁世凯打开正阳门迎接孙中山，第2天，孙中山拜会了袁，袁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孙中山，百般赞誉孙中山，甚至举酒杯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老奸巨滑手段毫无察觉，他甚至建议袁世凯练兵百万，他没有料想到练兵百万正是袁准备要做的，为了屠杀起义军的反叛。
袁世凯邀孙、黄、宋北上，主要为了解决内阁总理变动问题，因陆徵祥辞职，袁欲亲信赵秉钧组阁，但又怕参议院不通过，于是袁只任赵为代总理，并假惺惺地推宋教仁为总理，宋不从。
1913年元旦后10天，黄兴从武汉到上海住在同孚路寓所内，2月15日，作为国民党的代理事长宋教仁由湘抵沪，住在黄兴寓所内，两人朝夕相处。3月7日，宋教仁应邀去南京演说，他抨击袁世凯政权腐败。返沪后仍住黄寓所。
3月20日，宋教仁准备乘当日火车去南京，然后从南京乘车去北京国民党总部办理代理事长的公务。晚10点半，宋教仁从黄宅乘马车去火车站，黄兴、于右任、廖仲凯等人送行。此时车站灯光暗淡，几个人在贵宾室内休息了片刻，宋正向检票口走去，此时突然从宋教仁身后闪出一人，用手枪连发三弹，第一发击中宋教仁右胁下，斜入腹部；第二发从黄兴身旁而过；第三发从吴颂华胯下穿过。宋教仁应声倒地，流血不止，伤势严重，随急黄兴等人护送至沪宁铁路医院救治，凶手急忙逃走。初入院时，宋神智尚清楚，因流血过多，22日病危，黄兴见状附耳说：“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
宋教仁被暗杀后，袁世凯大造反革命舆论，说是黄、宋因争夺内阁总理所致。正当此时，爆出一条惊人的消息，上海总巡捕房的总巡捕罗斯抓获了具体部署刺杀宋教仁的头目，他就是江苏巡查长应桂馨。在搜查应宅时，查出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袁世凯的小舅子洪述祖给应的密信数封，洪述祖给应桂馨的信内称：“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3月20日应回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最后又捕获凶手武士英，他们均供认不讳。宋教仁被暗杀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事发后，孙中山于3月25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孙中山主要谋求列强对袁世凯施加压力使其退位。此时，袁世凯的反革命面目暴露无遗，他积极准备与革命党人顽抗到底，孙中山此时也认识到只有发动二次革命不可，黄兴积极准备北伐推翻袁世凯政府。但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以后，培植党羽，发行了国债，扩编军队，而孙中山正在和袁世凯度蜜月，甚至建议袁扩军百万，孙中山陶醉于袁对他的赞誉之中。
在发动二次革命北伐之前，黄兴本己估计敌我对比力量相差悬殊，而孙中山认为双方实力相当，黄兴原本不同意动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由于发动讨袁战争仓促，各自为战，袁世凯采用分割包围战略，各个击破，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袁世凯手中，各地反袁军事受挫，袁世凯发布了对黄兴的通缉令，下令悬赏10万元捉拿黄兴，北京国民政府下令开除黄兴一切军职。二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黄兴失去了宋教仁的合作而无回天之力，从此中国一直混乱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
过去讲辛亥革命历史，只讲孙中山，不讲黄兴、宋教仁，但是当我们仔细读一读辛亥革命的史料时，我们发现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理论上的提倡者，黄兴和宋教仁是辛亥革命理论的宣传者、革命力量的组织者和武装起义的领导者。黄兴和宋教仁两人中，黄兴以指挥军事见长，几乎直接或间接参予指挥了辛亥革命中任何一次有名的战争，屡建奇功。而宋教仁是黄兴最好的军师，例如宋教仁提出以武汉为中心，以长江流域相呼应的战略为黄兴所接受，武昌起义成功证明了宋教仁的战略设计是完全正确的；宋教仁重视革命成功后的国家体制与法制建设，宋教仁起草的《鄂州临时约法》共七章六十条，后来成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宋教仁主持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他在袁世凯临时政府成立后准备国会选举时，宋教仁南下组织各省选举，致使全国议会选举中众院596席中国民党获300余席，参院274席中国民党获123席，宋教仁的宣传、组织、竞选工作能力十分卓越；宋教仁提出“改良党务”政策，加强国民党的建设，使国民党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大执政党。宋教仁与黄兴结合领导辛亥革命和辛亥革命后的共和体制建设实在是配合默契，天衣无缝，相得益彰，所以章太炎说论总统职位，以黄兴的功、宋教仁的才。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筹建国民政府时，是反对总统制下的内阁总理制的。但让位袁世凯后孙中山为了防止袁世凯专权时，却又提出总统、总理内阁制和总统不掌握实权等主张。袁世凯怕他的亲信赵秉钧担任内阁总理职位不稳，主要竞争对手就是宋教仁。所以袁世凯怕的是宋教仁，而不是孙中山，特别是袁世凯曾许以重金收买宋教仁被拒绝，这可能是袁世凯和赵秉钧合谋暗杀宋教仁的最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