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成功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明年又是中国国民党成立100周年，这是中国现代100年以来发生的决定中国命运的三件大事，其中又与毛泽东、黄兴、宋教仁、孙中山和蒋介石五位历史人物有关，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中国国民党成立99周年之际，谨就宋教仁缔造中国国民党和领导辛亥革命成功所作贡献进行了研究。
一、辛亥革命成功
过去的媒体均把辛亥革命成功归之于孙中山，并称之为“国父”。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过程的话，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
1894年11月和1895年2月，孙中山先后分别在檀香山、香港和广州成立了兴中会，并制定了《兴中会章程》，提出民主革命目标。1903年11月4日，黄兴和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选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在成立大会上提出起义方略：“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并定于1904年11月16日在长沙发动起义，然后各省群起响应，黄兴自己据守长沙指挥，派宋教仁去武汉组织革命队伍。后因长沙起义泄密而失败，黄兴和宋教仁流亡日本，于1g05年黄兴、宋教仁和孙中山在日本由兴中会与华兴会合组同盟会，因日本政府不准孙中山在日长期居留，同盟会工作由宋教仁负责。后来黄兴、宋教仁又回国领导革命，黄兴在香港广州领导南方起义工作，宋教仁在上海领导同盟会中部总会。同盟会湖北分会与黄兴、宋教仁联系十分密切，一切起义行动均与黄兴、宋教仁协商一致，实际上长江流域的工作全由宋教仁指挥。1906年2月湖北日知会成立，黄兴此时滞留在香港，日知会派代表吴昆前往香港谒见黄兴，黄嘱武昌日知会改为同盟会湖北分会。
黄兴、宋教仁是策划领导辛亥革命成功的核心，黄兴派宋教仁领导武汉同盟会的工作，工作非常出色，深受黄兴的赞赏，他认为长江流域，特别是两湖组织革命队伍发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不久同盟会湖北分会的居正、杨正如前往上海购买手枪，他们在上海会见了宋教仁，并要求黄兴、宋教仁亲自到武汉指导工作。因为当时黄兴在港，后同盟会湖北分会又派吕志伊、刘芷芬携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的信函去港迎接黄兴去武汉指导起义。当时黄兴在港，宋教仁在上海，他俩与武汉的工作联系十分密切，完全在他俩的指挥之中。
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不但同盟会武汉分会的起义组织工作与活动十分出色，宋教仁也把上海的工作与武汉密切联系配合起来。当时的武汉在知识分子和新军中大量发展了革命力量，黄兴、宋教仁组织的同盟会上海中部总会与武汉分会在鼓动群众的革命热情、传播革命思想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组织革命队伍领导起义行动方面相形见绌，甚至力不从心，可以说组织领导工作完全落在宋教仁一人身上，因为这时黄兴在港，孙中山在海外活动。
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10月3日黄兴在港复信宋教仁说：“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奋，得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黄兴在1903年11月4日长沙成立华兴会时就提出“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后又派宋教仁据守武汉，在对宋教仁的复信中又称赞宋教仁的力争武汉起义成功各省支持联贯一气的方针。过去媒体报端均盛赞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武昌起义是有人放了第一枪偶然成功的，殊不知1903年11月4日黄兴、宋教仁在长沙华兴会成立时就确定了起义战略方针。我们要像黄遵宪、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一样尊重历史事实，不走儒家“心学”的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的“历史科学”研究方法，不让“空谈”名与实非的理论再忽悠我们。
宋教仁做事认真负责，1911年6月7日，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和孙中山四人在日本东京会晤秘商革命方略与谋组秘密机关问题，宋教仁提出“改良党务”议题。会上谭人凤责问孙中山为何不抓党务，孙中山搪塞之，宋教仁认为孙中山接受了谭人凤的抓党务的意见。当宋教仁和孙中山坐下来共商改良党务工作时，不料孙中山对宋教仁脱口而出：“同盟会已取消，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教仁请问何意？孙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可见孙中山没把党国大事放在心中。
武昌起义是不是有人放了第一枪就偶然成功了呢？过去有关辛亥革命的文章始终没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党人是辛亥革命爆发前的一大特点，在湖北的文学社、共进社均以同盟会为纲领，重点发展新军中的革命党人。9月14日文学社共进社共同派代表赴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邀请宋教仁、谭人凤亲临武汉主持军务。
在黄兴、宋教仁尚未到达武汉前，武汉新军准备10月6日中秋节起义，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发动起义目标是攻占总督署。先占领凤凰台炮台、蛇山和武胜关等战略要地，并在武昌汉口各机关赶印布告，制18星旗，以及致各领事馆照会，作好了起义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当时起义形势一触即发，文学社和共进社9月24日召开起义动员大会后，革命党人已处于箭在弦上之势，南湖炮队士兵自发暴动夺炮，加之参谋长在装配炸弹时失事引起炸弹意外爆炸，惊动了湖广总督瑞徵大肆捕人，此时指挥部已接到黄兴指示，要求10月底发动起义，但黄兴的命令一时无法送到前线，因孙武引爆炸弹出事，故不得已决定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并非武昌起义偶然发生。
10月10日夜7时，党人总代表李鹏升到马房放火为起义信号，城内工程第8营党人放响第一枪，城内各标营见城外火光冲天，又听枪声，南湖炮台炮队8标响应，至午夜12时，炮已拉上蛇山掩护各路人马进攻湖广总督署，总督瑞潋见势不妙出逃，到了黎明时分，革命军占领了总督署，血战一夜占领了整个武昌城，经三天血战，革命军占领武汉三镇，武昌起义辛亥革命成功了。
10月11日，宋教仁在上海得知武昌起义成功，马上电告黄兴赶到上海。10月23日黄兴抵上海连夜开会商讨战略部署，因上海、南京仍由清军控制，黄兴设法让女医师张竹君出面组织红十字救护队，黄兴、宋教仁等化装成救护人员，一百多人同船北上武汉。船到武昌上岸后，黄兴拜会了军政府都督府黎元洪，黎元洪下令做了一面大旗，上写“黄兴到”三个大字，黎元洪恳请黄兴担任“民军战时总司令”指挥武汉保卫战。
黄兴领导武汉保卫战民军共7000人，而清军开往武汉的人数为15000人，清军将领冯国璋放火烧城。到11月1日民军寡不敌众，民军伤亡2000人，只得退守汉阳坚守，此时正好清军厌战，冯国璋下令“休战十日”，故11月上旬无大战事。10月下旬先后有湖南、陕西、九江、山西、云南接连起义独立；11月上旬又有上海、贵州、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宣布独立，清政府处于土崩瓦解之势。与此同时，黄兴领导的武汉保卫战坚持了四十天，到11月下旬全国基本上宣布独立，辛亥革命得到了全面的胜利。
12月12日，清廷委派袁世凯为全权大臣，代表清政府主持和议，次日袁委任唐绍仪为全权大臣代表。南方推伍廷芳为议和代表，双方代表在上海第一阶段协议：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等条款。第五次会议达成协议：国民议会为国体，以及国民议会产生法、国民会议地点和开会日期达成协议。
宋教仁是共和政体的缔造者和设计师，11月9日，公布了宋教仁起草的第一部资产阶级约法《鄂州临时约法》，共7章60条。规定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通讯、宗教信仰、居住和迁徙自由：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规定实行民主政治，确定“主权在民”襁“三权分立”等原则。此约法成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宋教仁是中华民国真正的缔造者，功劳盖世。
为了尽快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宋教仁认为临时大总统非黄兴莫属，故宋教仁和陈其美召集各省留驻上海代表于12月4日召开共和联合会大会，大会投票选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负责组织临时政府，举黎元洪为副元帅，仍留驻武汉。但是黄兴坚决不肯就职。黄兴认为：“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黄兴是大公无私的民族英雄，黄兴说：“孙中山将决回国，可当此任。”这就是孙中山成为“国父”的原因，是黄兴送给孙中山的“大礼包”。
辛亥革命成功大局已定，武昌起义一个半月后的1911年11月25日，即武汉保卫战成功后，孙中山从法国返沪，同盟会高层商议推选政府领导人。章太炎认为：“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但是黄兴说服了宋教仁和其他同盟会领导人，坚持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宋教仁与黄兴两个合作配合默契，天衣无缝，他俩让孙中山与袁世凯进行周旋，黄兴掌握军权，作好袁世凯叛变的讨伐准备，宋教仁掌握国务与常务工作。《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宋教仁制定的，是宋教仁定的乾坤。宋教仁在临时政府成立后就准备国会选举工作，使临时政府的工作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运作，以此扼制袁世凯的篡权野心。在准备国会选举前，宋教仁忙于到南方组织各省选举工作，致使全国议会选举中众院596席中国民党占300余席，高达50％以上，众院多数党地位确立；参院274席中国国民党获123席，同样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这一结果使袁世凯十分震惊而不可终日，因此袁世凯只有采用暗杀手段谋害宋教仁。
宋教仁分管党务工作，他提出“改良党务”的任务，得到了黄兴的支持，中国的方块字党字繁体字“黛”为尚黑组成，封建社会的党是被禁止的黑社会组织，党禁是帝王的大禁。但宋教仁观察到资本主义社会政党执政是一个规律性，所以巩固政权首先要建立一个思想先进、组织严密、有卓越领导能力的执政党。6月30日，黄兴在上海同盟中部总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党德概念与党德思想：党与党之间交往要有党德，以兄弟相待，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服从真理；党员服从党纪，努力为党工作，8月由同盟会牵头，会同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党派联合起来，合并成立中国国民党。1912年8月26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孙中山任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九人任理事，宋教仁为代理事长，主持中国国民党的党务工作。
我们研究历史，为的是把历史事实公之于众，让民众了解历史，尊重历史，尊重历史人物。从整个武昌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过程，以及武昌起义成功后的武汉保卫战全部历史资料看来，武昌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组织领导工作与决策，全在黄兴和宋教仁的运筹帷幄之中，不见孙中山的身影，过去舆论认为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是“国父”。根据名实相符原则，黄兴是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当之无愧的“国父”，宋教仁则是缔造中国国民党的“党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成功没有直接关系，这段历史必须明白无误地告诉两岸同胞。
二、宋教仁与中国国民党
辛亥革命成功后，黄兴与宋教仁知道清政府的军权掌握在袁世凯手中，袁世凯的反动本质，黄兴与宋教仁是有充分的认识的，所以在清政府宣统皇帝愿退位接受共和条件下，孙中山愿意担任临时大总统，而且在袁世凯劝清朝皇帝退位成功后将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世凯，所以在建立共和政权时，黄兴和宋教仁一致支持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职务，黄兴任陆军总司令掌握兵权，宋教仁缔造中国国民党。孙、黄、宋形成三驾马车的领导集体格局。
清宣统帝溥仪1912年2月12日按优待条件宣布退位。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和推荐袁世凯的咨文，并提出袁世凯在南京就职的条件。
袁世凯的基地在北方，对孙中山提出的要他在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一事采取拖延手段，革命党人只得让步，临时参议院允许袁世凯3月10日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约法》，规定责任内阁制，总统不掌握实权。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袁提议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由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分别担任教育、农林、工商等部总长。
1912年8月25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应袁世凯邀请北上，袁世凯打开正阳门迎接孙中山，并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百般赞誉孙中山，甚至举酒杯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老奸巨滑手段毫无察觉，他甚至建议袁世凯练兵百万，他没想到袁世凯正想练兵百万屠杀革命党人。
袁世凯邀请孙、黄、宋北上，主要为了解决内阁总理的变动问题，因总理陆徵祥辞职，袁欲亲信赵秉钧组阁，但又怕参议院不通过，于是袁只任赵为代总理，并假惺惺地推宋教仁为总理，宋不从。
1913年元旦后10天，黄兴从武汉到上海住在同孚路寓所内，2月15日，作为国民党的代理事长宋教仁由湘抵沪，住在黄兴寓所内，两人朝夕相处。3月7日，宋教仁应邀去南京演说，他抨击袁世凯政府腐败无能。返沪后又住在黄兴寓所。
3月20日，宋教仁准备乘当日火车去南京，然后从南京乘车回北京国民党总部。晚上10点半，宋教仁从黄宅乘马车去火车站，黄兴、于右任、廖仲凯等人送行。到达火车站时，站内灯光暗淡，几个人在贵宾室内休息了片刻，宋教仁正向检票口走去，此时突然从宋教仁身后闪出一人，用手枪连发三弹，第一发子弹击中宋教仁右肋下，斜入腹部；第二发从黄兴身边而过；第三发从吴颂华胯下穿过，宋教仁应声倒地，流血不止，伤势严重，随即黄兴等人护送到沪铁路医院救治，凶手急忙逃走。宋教仁受重伤，因流血过多，22日去世。
宋教仁被暗杀后，袁世凯大造反革命舆论，说是黄、宋争夺内阁总理所致。但很快就爆出一条消息，上海总巡捕房的总巡捕罗斯抓获了具体部署刺杀宋教仁的头目，他就是江苏巡查长应桂馨。在搜查应宅时，查出袁世凯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总秘书、袁世凯的舅子洪述祖给应的密信数封，洪述祖给应桂馨的信内称：“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3月20日应回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最后又捕获凶手武士英，他们均供认不讳。宋教仁被暗杀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事发后孙中山从日本于3月25日回到上海，起初孙中山谋求列强对袁世凯施加压力迫使退位。但袁世凯决心与革命党人对抗到底，孙中山认为只有发动“二次革命”，黄兴也认为只有武力推翻袁世凯，但知道力量对比悬殊。在孙中山的策动下，发动“二次革命”不得已而为之，但因讨袁战争准备不足，各自为战，袁世凯分割包围各个击破，战争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袁世凯手中，二次革命以失败而告终，黄兴因为失去了宋教仁而无回天之力，中国国民党失去了宋教仁而无方向，其后的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