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国内党禁大开，各种政治力量迅速分化，重新组合，中国社会第一次出现了党派林立、政党政治初步形成的短暂局面。如何看待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如何评价宋教仁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成为宋教仁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
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封建君主专制政体被推翻，民主共和思想广为传播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与宋教仁等积极宣传和极力提倡政党政治的活动密不可分。从大力推介西方民主宪政国家实行的政党政治制度，到积极鼓励国民党员投身政党政治，作为领导辛亥革命的主要政治力量，以孙中山、宋教仁为首的革命党人是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领导和推动者。他们的民主宪政理念及其政治运动能力，成为决定民初政党政治最终结局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宋教仁短暂一生的活动都与他创建政党的思想息息相关。
政党制度是西方宪政运动的产物。同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与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近代政党从产生伊始，就有着自己不同的特点，它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探求挽救民族危机、救亡图存的产物，政党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是中国近代民主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近代政党的这一特点，决定着辛亥革命时期政党政治实践的性质及过程。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一扫旧式会党的属性，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下，把一批尚未具备或初具政党性质的革命组织集聚起来，克服地方性和分散性的弱点，形成了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领导核心，是为中国近代政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其中宋教仁因久居日本而“颇习纵横政党之术，”建立西欧式两党制度和责任内阁成为他孜孜追求的理想。武昌起义后，随着封建专制制度和皇权统治被推翻，中国普通民众获得了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民国肇始，鼎新革故，”长期被压抑的民主思潮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由于党禁的开放，使得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试行民主，推行政党政治成为可能。在民主空气日趋活跃的形势下，各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令人目不暇接。号称为“党”、“会”的大小党派“达三百有余”，各类政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正如宋教仁所说：“吾国人尚望政党政治之发生，以督促立宪之成功乎？”民初各类政党的活动用今天的眼光看来也许有许多是幼稚的，但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不容否认，它们却是当时民主精神高涨的反映。
首先，辛亥革命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为倡行政党政治创造了条件。辛亥革命由于带有明显的民族民主革命色彩，皇权被打倒，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长期蕴藏在人们心中的民主意识得到表现和进发，封建生产关系受到冲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良好前景，使得工商业者异常的兴奋和活跃，从南到北出现了兴办实业的热潮。革命胜利之初，政局尚不稳定，一些革命党人已开始专心从事开发实业。据统计，“1912年到1914年间，全国工商业注册数为99家，资本额达24546970元”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勃兴，反映兴办实业要求和实现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团体大量出现。“欲巩固国家，莫如发达政党”成为很多革命党人的共识。
其次，新生共和国的建立，为政党活动提供了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政党第一次取得了合法的地位。继共和政体建立，国人对移植政党制度的努力日益增长。《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六条第四款明确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游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因结社集会之自由载入约法，民间组党结社成为合法。尽管后来袁世凯曾发布《大总统令》，取缔“秘密之集会结社”，但还不敢反对公开的党派组织存在。在民主共和思想日益广泛传播的新形势下，“政党为宪政之子”的观念逐渐得到人们的赞同。各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纷纷采用民主的形式进行斗争，展开了紧张的组党活动。对于宋教仁而言，1912年初，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同年5月，正式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然而在袁世凯专权的背景下，政府动摇，“弟此次忝任国务，分治农事，当此急则治标之时，而为此迂缓之任，”已非宋教仁心中所愿。“今弟之所抱既不能合于已经或将来之当局，则挂冠而行，亦当然之事。”至于辞职之后的去向，“拟一归省十年久别之慈帏，然后尽力党务，苦战奋斗，伸张所信之政见，以求间接收效异日。天假之缘，或有实行一日，其结果与恋恋目下国务院中，当胜数倍。大隗重信云：‘政治为吾人之生命，吾人一日不死，一日不忘政治’”。
第三，民国初年的政治斗争对组党活动起到催化作用。政党活动围绕国家政权展开，这是政党区别于其它政治性组织的重要标志。特定的阶级或阶层通过组织政党进行政治斗争，即为“政党政治”。民初政党纷起局面就是这一时期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集中反映。在皇权被推翻后，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开始以新的形式进行斗争和较量，即采取和平、民主的方式进行议会斗争，通过争取选票，以议会之多数党组织内阁，以实施政党之政策。英、美两国的两党制和法、奥等国的多党制均受到当时人们的关注。在这种新的政党政治形式下，斗争的主要工具是政党，焦点是如何分配政权。以宋教仁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了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特别是限制袁世凯专权，开始了新的艰苦的斗争。在《同盟会一九一二年夏季大会演说辞》中，宋教仁提出：“今欲补救，其法惟在我有能力之同盟会而己，并应以挽救危局为我同盟会应有之天职斯可。复述本党对于统一临时政府内阁，已决定，如不能达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需要，1912年3月，同盟会南北大会，决定改秘密时期同盟会为公开的政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不出数月间会员增至十余万人，随之而起的是以拥袁为己任的共和党等政党的组成，政党斗争形势渐趋严峻，政党蜂起，有增无减。袁世凯极尽收买拉拢之能事，利用一些政党对付革命党人，特别是“共和党在议会拥有相当政治实力，并拉拢统一共和党人一起，处处对同盟会采取敌视态度，致使同盟会的主张经常遭到阻扼，对其活动和地位构成严重威胁。”面对如此局面，孙中山也不得不一改最初对政党政治不甚热心的态度，在投身实业建设的同时，开始认真筹划同盟会合并组党之事，尤其盼望“最好他们能联合成两三个有力大党”。宋教仁更提出：“窃谓今日党争之法，只宣以政见为标准，即有人欲组织内阁，只问其政见之宜不宜，不当问其人之属于何党”。“方今时事艰难，非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砥柱，何能挽回危局？而强大之政党，尤非社会扶持，各党互相奖勉，不能成立……试以政党须有道德，其态度固应如是也”。
（二）
政党及其斗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作用，当然不是自发地或随意地实现，而是凭借各国自己政党制度在一定社会政治条件下来发挥和行使的。民国初年中国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政党制度即为其中之一部分。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体现了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将其政治纲领付诸实践的努力，但临时参议院北迁后，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袁世凯为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之间的斗争日益加剧。在这场异常激烈的争斗中，以旧官僚、旧革命派、旧立宪派三种政治势力最为活跃，并且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他们对于政党政治分别持有不同的目的和态度。
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掌握着北洋重兵，背后又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手下政客云集，专以操纵政党为能事，玩弄权术尤为纯熟，只是碍于根基未固，故仍需伪装谨守宪法。这就决定了袁世凯上台之后的基本策略是在忠于共和的幌子下，极力扩大政治同盟。其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政党的目的，在于瓦解和孤立革命党人，分化南方各省，以待时机成熟，一举扼杀革命。
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同盟会，虽能挟革命成功的余威，并握有南方部分省份和军队，但因缺乏有力的领导，内部意见分岐，组织日益松散。一些会员以排满为目的，以为清廷推翻，目的已达，或薄政治而不为，或另组他党，与同盟会相弃。为了争取国会选举的胜利，坚持推行民主宪政，孙中山改变原先的消极态度后，决意通过政党政治来发展革命形势；宋教仁更是奔走各方，以“力联他党为合组大党计”。经过宋教仁等人的努力，同盟会终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协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此举带有明显的抵制和对抗袁世凯集团的目的性，符合当时国内政治斗争迅速变化的形势，同时也为倡行政党政治奠定了基础。正如宋教仁所指出：“天相中国，帝制殄灭，既改国体为共和，变政体为立宪，然而共和立宪之国，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于政党。”国民党《组党宣言》申明，国民党要成为中国共和立宪制下的强健而良善的中心势力，与其他政党共同促进中国政党政治的发达。同时主张：“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两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在1912年8月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表示：“五党合并，从此成一伟大政党，或处于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富为前提，则我中华民国将可日进富强。”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关于两党制政治造型的构想：“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故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宋教仁更指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当时，国民党虽然仍尊孙文、黄兴为领袖，但实际工作是由宋教仁主持的。著名记者黄远庸写道：“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钝初（宋教仁）一人主持……宋君居京既久，政治思想异于他人，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之中心。诸同盟会议员既亲附之，与之连名附于赞成改组之列，及改组事定，则国民党之议员，尤亲附之。”与同盟会一样，国民党也有不同的派系。宋教仁显然是有重大影响的一派领袖，且显示了团结全党的潜力。
最后看介于新、旧两大势力之间的立宪党人，由于清廷倒台而失去君主立宪目标，为攘夺政权，乘机而起，热心于民初的政党政治。1912年梁启超回国，宣布拥护共和，盛倡缓行渐进，倡言立宪与革命“殊途同归”之论。立宪派与民社、中华民国联合会相结合，陆续建立的共和、统一、民主三党，成为介于地主阶级官僚派和革命派之间举足轻重的一支政治力量。他们强调以国家为前提，将民权与国权对立起来，自视为“稳健派”，把革命党人视为“暴乱派”，认为通过政党斗争，既可以防止“暴乱”，维护社会安宁，又可监督政府，以免出现专制。从立宪派的性质和所要达到的目的来看，它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政党，但随着立宪党人逐渐同官僚军阀势力的政党实行联合，其政党政治活动己逐渐失去民主进步的色彩。
以上述三种政治势力为基础的政党化合的格局，决定了民国初年政党政治所能前进的步幅。各种政治力量都期望利用或改变这种不统一、不稳定的局面。力图使政局按照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南京参议院时期，同盟会一党独大；在北京参议院期间则是国民党与共和党势均力敌。而在正式国会前期是国民党与进步党分庭抗礼，后期则是民宪党与公民党相对立。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均采取扶植大党的政策，以与反对党相对抗，而各政党领袖亦多主张建立两党制度，故民国初建时期，看似小党林立，实际在参议院或参众两院的国会中，对政治运作发生作用的主要只有两党。由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暂时处于相对平衡，中国社会出现了罕见的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新气象，形成了旧中国历史上极为短暂，但绝无仅有的一段较为民主生动的政治局面。民初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
（1）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辛亥革命留给后人的最大成果，就是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二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定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以权力的制衡来防止独裁专权，这对于几千年集权官僚政治的中国是个伟大的进步。袁世凯从《约法》生效的第一天起就设法加以破坏，而以宋教仁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为了挽救民主共和制，运用自身有限的影响，同袁世凯进行了持续而艰苦的斗争，双方在内阁等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前月十二日，弟以愤懑之余，目睹借项条件受亏，此心如焚，不能复息。乃于国务会议时，提议决定临时政府大政方针，痛陈国家与政府不可不大决断以速图经济之故。各皆感动，令弟试草一大政方针之案。”1912年6月，袁世凯逼走唐绍仪，使得同盟会中心内阁垮台。袁继而又反对同盟会组织政党内阁和无党派的超然内阁，打着“不注意党派而专注意人材”的幌子，坚持组织超然总理混合内阁，以便从中操纵。消息传出，沪督陈其美发电质问，黄兴则在沪发表讲话，指出内阁问题为目下最要者，若不速为解决，“我知非驴非马继续存在，民国之危，甚于垒卵。”6月27日，袁向参议院正式提名陆徵祥出任国务总理，同盟会议员表示反对，但共和党，统一共和党议员恐怕内阁被同盟会夺去，皆投票赞成，使陆的任命得以通过。不久，陆为提名阁员前来参议院演讲，因其语言鄙俗不堪，无一语及于政务，引起参议员普遍反感，对所提阁员一律否决。袁世凯恼羞成怒，再次搬出军警压迫手段，叫嚷要用武力解散参议院，威胁将以炸弹行事。迫于压力，参议院虽勉强通过五阁员任命，但工商总长蒋作宾的任命仍遭否决。直至8月2日陆内阁始得艰难成立，陆本人一直称病拒不亲事。其后，参议院内又为张振武、方维被杀害，提出《弹劾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案》、《咨请查办参谋总长案》等。资产阶级政党维护民主共和制的斗争还不限于北京，更多的是以革命政党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政党同封建地方势力之间的斗争。民国初年，直隶、河南、湖北、吉林、甘肃等省议会中，各党议员竞相以民选代表的身份抵制都督的跋扈，监督地方财政，袁世凯不得不承认“近来各省议会掣肘行政，已成习惯。”
（2）反对袁世凯政府丧权辱国。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为实现武力统一计划，不惜出卖国家权益，一直在谋求帝国主义各国在政治、财政上的支持。1911年12月，沙俄策动库伦叛乱，正式成立“大蒙古国”。次年11月，沙俄公然与库伦傀儡当局签订《俄蒙协定》，实际变外蒙为沙俄殖民地。消息传出，激起举国愤怒，征蒙抗俄声浪遍及南北，而袁世凯却准备妥协退让，主张所谓“和平解决”。为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卖国主义，北京临时参议院内原来对立的各党派纷纷表示联合一致，成立四党联合会，定名为“政团联合会”。11月13日参议院开会，各党派议员要求国务总理到会回答俄蒙问题，质问政府对《俄蒙协定》究竟持何态度。15日参议院议决“进兵库伦，不再以抗议宣慰为政策”。许多议员对袁世凯政府的暧昧态度予以猛烈的抨击。
（3）传布“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理念。1912年8月国民党改组成立后，宋教仁代行理事长职，主持日常党务。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宋教仁通过各种方式，积极传布“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理念。1912年9月，他在《致北京各报馆书》中回应了报界对于孙中山先生去留问题的疑问，强调：“作此等谣言之各报，属于何党，固不必辨。鄙人总深盼其守政党道德，不再事无谓之猜忌与离间，平心静气，以评论国家事，使渐臻于健全之发达，庶几各党乃得日即巩固，从容研究。”同年10月，宋教仁在回答《民立报》特派员提问时，对于自己“坚辞不允总理任职”的原因，“仅更换总理，必不能成一强固之政府，且与国民党政党内阁之党议大相刺谬，故坚辞不允。”1913年2月初，宋教仁在国民党鄂支部的欢迎会上，对于如何看待和推进国会选举更有精辟之表述：“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有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此时我们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什么嫌疑，讲什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
（三）
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和议会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政治目标，1912年冬，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后举行的第一次正式国会选举中取得胜利，获得参众两院392个议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这次国会选举虽然基本上是和平进行的。但却是一场尖锐的斗争。大选的胜利，使国民党人感到十分兴奋，宋教仁更是兴高采烈，他遍游长江流域数省，所到之处，无不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其言论风采，倾动一时。他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应由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来组织。“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一国民党政府。兄弟非小视他党，因恐他党不能胜任，故不得不责之国民党员。”在宋教仁看来，组织国民党内阁的问题此时已被提上了日程。对于改变民初以来“国事几无善状”的局面，宋教仁充满信心，“盖延聘医生之责任，则在吾国民党也，而其道即在将来建设一良好政府，与施行良好政策是也。而欲建设良好政府，则舍政党内阁莫属，此吾人进行之第一步也”。“将来国会成立，国民党员必能占大多数无疑，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尚望今日到者诸君挟其坚忍不挠之力，以扶持国家于不坠”。
对于未来内阁与总统关系这一敏感问题，宋教仁指出：“民国建设以来，已有二载，其进步与否，改良与否，以良心上判断，必曰：不然。……现正式国会将成立，所纷争之最要点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既已发露，毋庸赘述。”在同期完成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宋教仁对于责任内阁有一更明确的表述：“盖总统不负责任，而内阁代总统对于议会负责任是也……吾党主张将来宪法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并主张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担负责任。凡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
应当说，此时的宋教仁对于国民党选举胜利可能带来的报复和陷害，仍然保持着警惕：“现在接得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哪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
第一次正式国会选举获胜后宋教仁一系列锋芒毕露的演讲，不能不引起袁世凯的加倍关注和仇视。当袁看到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后，深感国民党及宋教仁对自己的权力威胁甚大，遂心起杀意。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的爪牙赵秉钧派人在上海车站行刺宋教仁。宋重伤入院，临终授意黄兴代拟致袁世凯电：“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然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宋案的发生，宣告了民国初年国民党人政党政治理想的破产，标志着资产阶级政党以和平方式维护共和制度努力的失败。
3月22日，宋教仁不治身死，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举国震惊，在国民党内部更引起强烈震动。孙中山的和平建议、实业救国及议会政治等主张皆遭到破坏，越来越多的国民党人认识到仅仅使用和平手段，难以实现政党政治。孙中山从日本回国后，随即在上海召开了有各省国民党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在大会上，出现“武力解决”和“法律解决”两种不同的主张。与此同时，国会内部也正展开激烈的斗争。大部分议员认为总统与宋案有关，主张设立特别法庭，予以追究。为了加强各党派间的合作，抵抗袁世凯的进攻，北京国民党本部和日本横滨神户东京各支部相继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揭露谴责袁世凯的罪恶。国民党人控制的《民立报》和《民权报》相继发表文章，号召“政党与政党间亟谋联合”，勿为袁世凯所利用而自我残破，同归于尽。同时指出袁世凯现在能暗杀国民党的中坚人才，他日共和党、民主党在国会占多数时，袁世凯也可以用同样手段相对待。各政党应联为一体，“以全力对此共和窃贼之专制魔王与其私党。”
面对袁世凯的猖狂进攻，国民党内部对于是否武力讨袁举棋不定，一误再误。直至7月12日，李烈钧率部占领湖口炮台，发表讨袁檄文。继而安徽、广东、上海、福建、湖南相继宣布独立，加入讨袁革命队伍，以江西和南京为主要战场的二次革命全面爆发。这是革命党人面对袁世凯的军事镇压被迫发动的自卫战争。就在李烈钧湖口誓师当天，因宋案、大借款案延误已久的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于众议院召开成立会，围绕着制宪问题，俨然开辟了反袁斗争的第二战场。会上除有关总统选举问题最为引人注目以外，任命国务员是否应得议院之同意、与总统有无解散国会权力等问题，也争论激烈。最后表决结果：任命国务总理须经众议院同意，大总统须经参议院出席议员2／3以上同意方可解散众议院。这是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斗争的重要成果，对此袁世凯深为不满，认为“此种种主张均为国民党之所发动，其意拟在限制总统之行动。”袁世凯于是指使黎元洪会同十四省都督联电，发出选举总统建议书，复诱使一些人向国会提出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议案，出现了先选总统抑先定宪法之争。国民党虽准备挺身反抗，但一方面由于政党间的分岐削弱了斗争力量，另方面又担心袁世凯断然解散国会，只得赞成先选总统。此时，国民党各路讨袁军已次第失败，孙、黄等人再次流亡海外。各党议员欲据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孤军奋斗，以期最后法律之胜利，实则已是退兵之战。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追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徽章，通缉其重要成员。随即唆使各地军人通电全国，攻击政党无用，徒有贻害国家，于政有百弊而无一利，要求解散国民党。一度充当袁世凯御用工具的进步党，也在袁世凯步步紧逼面前感到岌岌可危，不得不主动与国民党采取联合一致的态度，嗣又合组为民宪党，在国会中与公民党相对抗。1914年1月袁世凯以“国会悉为挟制党见者所蹂躏，酿成暴民专制之局”，迫令国会宣告正式解散，撕下了效忠共和的最后一块伪装。随着政党政治的最终失败，这场自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开始的民主宪政实验亦告终结。
从1912年3月中国同盟会改为公开政党，到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以孙中山、宋教仁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进行了建立政党政治的初步尝试。尽管此种尝试与西方宪政国家成熟的政党政治制度无法同日而语，还远远谈不上是一种真正的政党政治，但我们仍不能因其幼稚及其最终失败的结局，而抹杀了进行此种尝试的勇气及所包含的民主进步趋向，相对于数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宋教仁等倡导的政党政治无疑是一大进步。宋教仁、孙中山与章士钊、梁启超等人对于政党及党争的认识虽各有不同，但是他们皆持有下列的理念，即政党的宗旨在于谋求国利民福，建立良善政府；政党是国民参与国家政权、治理国家的途径和工具，是国民作为主权者存在的标志；政党获得政权的手段是通过竞争获得国民的支持，为此而肯定党争的意义。与此同时还应当看到，正是民国初年宋教仁等对于政党政治、全民政治和地方自治等理念的大力宣传，不仅成为抗衡袁世凯独裁倾向的有力武器，同时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民主主义的启蒙，使民主共和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成为后来独裁者们的“心腹之患”。
（四）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政党蓬勃兴起，宋教仁等极力倡行政党政治，但仍未能促成辛亥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究其原因，除去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中央及地方政权仍基本上控制在官僚军阀和地方豪绅手中，封建保守势力异乎寻常的顽固，缺乏开展政党政治所必备的条件这些客观因素外，民初资产阶级政党自身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首先表现为缺乏领导政党政治的心理准备和决心。产生于半殖民地封建社会环境中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由于作为其阶级基础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仍不充分，又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昌起义后，立宪派大批涌入革命队伍，一方面虽壮大了革命的阵营，助长了革命的声势，但同时也更加深了同盟会妥协的色彩，革命精神已大为减退。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下，陈其美“花天酒地，置军务于高阁。”胡瑛“出狱后娶两妻，复吸食鸦片，日学旧官僚之声音笑貌以自矜。”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中国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都竭力避免被人视为“暴烈派”，期望尽快变革命政党为民主政党。在“国基未固，势力衰微，是犹大病之后，不宜遽投剧剂”思想指导下，把政党斗争，议会斗争视作唯一的斗争手段，看不到在旧中国这样毫无民主传统的国家，无论革命或反革命，最后总是依靠武力来解决问题这一实质。在政权操于北洋军阀手中的情况下，政党斗争与议会斗争须有军事斗争的支持。同时，除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少数领导人外，多数国民党人对于政党政治所知甚少，仓促上阵的革命党人虽能挟革命成功之余威，然而无论政治、军事实力，或公开政治斗争之经验，根本无法与袁世凯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相抗衡。相比之下，旧立宪派人士则具有更大的妥协和软弱性。辛亥革命后，旧立宪派人士急于恢复被打乱的社会秩序，宣扬“采用国家主义”、“建立强固政府”。为了同国民党抗衡，由旧立宪派人士为主组成的政党，不惜与北洋军阀合作，认为对袁世凯政权只能改造，不能推翻。然而无情的事实却是袁世凯不但不接受“引导和改造”，反而利用立宪政党来打击国民党，通过操纵党争，将中华民国蛀成空壳。“国民党势力既微，新御用党又告成功，进步党遂步入狡兔死走狗烹之穷途。”由于资产阶级政党在彼此间的党争中限于不能自拔的境地，明争暗斗，两败俱伤，最终被袁世凯各个击破而同归于尽。
其次是缺乏普通民众的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确立，需要一般民众的坚决支持和积极参加。民国初年虽有以政党政治为核心的国民参政运动之兴起，但是受到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及心理的影响，广大民众仍基本是旁观者。同时，由于政党政治事关国家政权，因而是袁世凯所不愿看到和不能容忍的。袁利用所控制的舆论工具，抓住革命党人之不足，极尽诬蔑、贬低之能事，这些手段不能不影响普通民众对于政党及政党活动的认识。国民对于政治的疏远和冷漠，成为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社会原因之一。由于民初资产阶级政党活动大多数游离于阶级、阶层之外，一般社会民众已不在政党组织者们的视野之内。除几个大党外，多数政党没有地方组织，“所谓某党某会者，仅在此咫尺之参议院中，稍露党派之色泽。”加之各党派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内阁的频繁更迭，使得长久生活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普通民众一时很难适应，对政治和党争普遍表示出厌倦。正如黄运生所指出：“政党最大责任，又在于国民的运动，令吾不知吾国政党所恃以为最后战胜之利器安在，又不知其自信所负最大之责任已否尽力，究竟于吾沉沉古国复杂隐密之社会，有何种影响，于吾沉吟憔悴、坐待奴亡，呼吁不闻，救死不暇之中下级人民有何等相关休戚。”由于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和议会制度既没有一个在经济上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支持，又缺乏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广大农民的热情拥护，其作用难免不大打折扣，更经不起袁世凯的反扑。
第三，封建专制势力把持国家政权，社会政治生活中封建积习甚深。民国初建，民主宪政逐渐实施，唯因不合政治旧习，朝野时有怨声，君主立宪之暗流时有所现。一些清朝遗老和满族权贵结成团体，千方百计地图谋清帝复位，恢复君主专制统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良弼、升允等人组成的宗社党，他们声称：“共和政体不适合于中国国情，革命以来的方针措施，有百害而无一利，人心厌恶共和而眷恋前朝，为将来完成统一大业，救国救民、长治久安计，非君主政体不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旧军阀则假借中国传统政治中的“用人唯才”，声称用人“不问党不党，只问才不才”，以此来反对政党政治。更有毁党论者认为政党是祸国之罪魁祸首，“一年以来，国事纷扰，政争剧烈。吾民昔昔震恐，恒无宁处之日，盖无所而非政党之为崇也。”，“今日党之问题，可谓披靡全国矣，一般之贤愚不肖，即尽驱率人于此围幕中，旗帜分张，天地异色。又有一群矫异自好或无意识之徒，以超然为美名，以党为大恶，相戒以勿争党见为爱国。党人之视已党，则神圣之，相互视之，则仇雠之；无党之人视党也，则蟊贼之。”
正是民初政党的这些局限性，使得袁世凯能够在民主共和的幌子掩饰下，一步步走向独裁专制，终于将共和国埋葬在血泊中。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思想尚有不成熟之处，但他执著的民主政治理念，以及他最终为民初政党政治付出生命的代价，仍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作为建立英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尝试，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既有失败的一面，又有其可资借鉴之处，宋教仁追求民主共和的真诚努力和献身精神，将永远被后人所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