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宣传家和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民国初年震惊全国的“宋案”中的殉国者。他是一位在中国近代史上引起了巨大波澜，至今仍余波荡漾，值得很好去研究的历史风云人物。有识于此，本文试就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想形成的因素、过程、特点兼及影响作一些探讨。家族传统民族意识，孕育反满“叛逆”种子

　　1882年4月5目（清光绪八年二月十八日），宋教仁出生在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香冲（今漳江镇渔父村）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里。有关宋教仁的家世，过去史料甚少。上世纪80年代，桃源发现清光绪年间纂修的《宋氏族谱》，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宋教仁家世的珍贵资料。

　　宋教仁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这是有关宋教仁家世的一个新发现，它对研究宋教仁的生平和探讨宋教仁的思想源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宋氏族谱•书香统系》有言：“凡我子孙，须继继承承，将取荣名，丕光先业，罔替书香，……庶宋氏人文炳蔚，垂垂永永也。”

　　令人玩味的是，宋氏祖先读书的人虽不少，但是取得一官半职的却微乎其微。宋氏家族为什么“习儒”者众，获取“功名”的人却少？这除了“皆以数奇，不第”外，还与下面一些因素有关：有的“遭世运之离乱”，而“有志莫逮”；有的“筑宅于岩峰，玩赏眺吟”，是“极得山水趣者”；有的“著述等身，为文多可传世”，却喜“与二三名士，诗酒唱和”；有的“把卷流连，涵濡经史”，但又“不与世尘俯仰”；而宋教仁的祖父宋业宏，则更是一个“好读书，文笔从容华贵，气体醇厚，知其寝馈于古者特深。……生平著有时文藏稿”，而又“志节行芳”，“胸次自分泾渭”的人。这些现象说明什么呢？它既反映了宋教仁家族里有一种以“避世”为手段的潜在的民族意识，又表现了这个家族里有一种古代知识分子的傲岸清高的传统。

　　谈到宋氏家族的书香统系，特别是它的传统民族意识，家族里有一个名宋起龙的人，最具有代表性。宋氏家族后人是这样赞他的：“云友公起龙者，族先辈名下士也”，“以学行著述，显名于时”，“手著诗古文词不下数百卷，腹笥一草，乃其烬余”；《腹笥草》诗集“意旨奥衍，笔迳高超，卓然不可一世”，“往返庄诵，爱其词义隽永，笔致古奥，把玩不忍释”；并认为这位显祖当时已经达到“德行文章不一”的境界。特别是，这位“宋起龙公，文名藉甚，尤严华夏之辨，著有腹笥草集，深寓反清复明之旨。”宋教仁对这位七世伯祖及其《腹笥草》诗集是极为推崇的，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曾四次提及，并将诗集卷首的宋起龙传“改作之”，复“又作跋于后”，准备寄上海《国粹学报》馆刊印。

　　家族里的这种传统民族意识，对宋教仁影响颇深。至今，宋教仁故居乡里还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宋教仁从小喜欢玩军事游戏，每每傍晚放学后，他便把同学邀到村外草坪，让那些身体较弱的同学充当“清朝贵族”，自己则带领身体强壮的同学装作“平民”，然后双方在他的指挥下展开激烈“战斗”，直至“清朝贵族”战败。这时，他总是忘情地高呼：“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这表明宋教仁少年时代反满“叛逆”的种子已早早在他的心灵播下。

　　宋教仁6岁入宋氏家塾读书，家塾就设在宋氏宗祠内。因此从幼时起，宋教仁在这里不仅接受“子曰诗云”的传统教育，而且还有机会常常置身于庄重的祭祖大典，熟读自己家族的族谱，领受“发祖宗潜德”、“丕光先业”的熏陶。宋教仁10岁时，他的父亲宋宗泮“以劬学故致疾”，不幸中年早逝。宋教仁的母亲万氏也出身名门，“幽娴能文”“志励柏操”，“最爱怜先生”，“课公读不逊欧母”，因而宋教仁得以继续受到良好教育。以后宋教仁奉母命参加科举考试，她又勉励儿子说：“秀才以天下为忧乐，岂在区区科举耶？汝求其大者远者可也。”因而若干年后，宋教仁亡命日本，在给家里写的信中，就有“将来学成归国，断无有不能慰母亲及不能见宗族乡党之处”的话语。

　　1893年，宋氏家塾新聘来一位名叫方棂的主讲塾师，他是给予宋教仁少年时代学问多，影响又大的一位老师。中日甲午战争，腐朽的大清帝国又遭惨败。宋教仁听到这一消息，认为“以堂堂中华，乃为蕞尔岛夷所欺凌”，不禁痛哭流涕，并赋诗数首以抒发自己的悲愤。其中一句为：“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方老师当时也颇有愤世嫉俗、忧国忧民的思想，读了宋教仁的诗，不禁击节叫好，一一加以圈点，末了尾批：“忠义之气，势吞胡羯”。这时宋教仁虽年仅12岁，其有志救国的思想，却一点也不稚气。

　　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家族里有一种潜在的强烈的传统民族意识；而这种强烈的传统民族意识，对宋教仁早期反满反清思想的萌发，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湘沅地方文化背景，熏陶反叛当朝精神

　　宋教仁出生在富有湖湘文化背景特点的湖南。湖南民性自古坚忍剽悍，操之过激，铤而走险。所以古人有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关于湖南的民性，章士钊在《刘霖生（揆一）先生七十寿序》一文中曾经说过：“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对于湖南的民性，宋教仁自己也曾有过评论：“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同时还指出：“自曾国藩、左宗棠死后，湖南民气稍稍动焉。近年以来，盖方动焉。庚子唐才常一役，根据地虽在汉口，而原动力则湖南。”这说明湖南人民是富有反抗精神的。

　　湖南又是个出人才的地方，自古就有“惟楚有才”的说法。清初许多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就出生在湖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夫之。近代一批醉心于向西方学习，主张变革的人也有许多是湖南人，如魏源、谭嗣同等。因而辛亥革命前“今洞庭衡岳之间，蕴积日深，必有英奇魁杰，继轨前修，出而任匡救之重，以图报国家者”，也就是必然的了。

　　特别是到近代，维新变法运动在湖南蓬勃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湖南的时务学堂创办于1897年，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湖南的南学会成立于1898年，接着各府县纷纷组设学会，常德明达学会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个。湖南的《湘学报》创办于1897年，主要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情况，长沙发行，常德也有分售处。湖南在这三个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再加上变法维新的著名人物一时云集湖南，所以当时湖南成了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甚至被誉为“小法兰西”。湖南这种“特殊”的环境，这种高涨的爱国思潮对宋教仁的影响，正如一位研究宋教仁多年的史学家所指出的：“明达学会，距离宋氏乡里不过百里，风声所播，耳濡目染，对宋氏思想之影响，应可想见。”

　　宋教仁的诞生地桃源，在辛亥革命前，广大农村破败不堪，哀鸿遍野。县内土地集中，富户有独占田土7000余亩的。地租剥削极其残酷，承租时还须交所谓“进庄钱”。天灾连年肆虐，据县志记载：1882年，大水，秋后旱魃，晚禾荞粟失收，加以瘟疫流行，死人无数；1898年，稻黄谷熟，蝗虫为灾；1901年，大水成灾，垸堤溃决。特别是，就在宋教仁出生前一年即1881年，外国传教士，也“溯沅江而上到达桃源”。1901年以后，西班牙天主教，美国基督教相继在县内广设教堂，网罗教徒，为非作歹。这说明，有“世外桃源”之称的桃源，既非“仙境”，也更不成其为“世外”了。

　　桃源虽僻处湘西北，近代以来仍经历过不少战斗的洗礼。1854年，太平军林绍章、石祥贞部占据县城近20天；1878年，县民张柳溪等聚众千余人，武力占领县城18天，都给县内统治阶级以很大打击。无怪乎县志记载：“强武相尚，二百年来，亦骎骎有嚣悍不可复驯之惧。”

　　宋教仁自幼生长在沅水之滨的风景胜地桃花源，“坐看红树不知远，行近清溪不见人。……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少年时代，他少不了时时前来“问津”，醉心于优美的仙境，领略她的山川灵气，玩味她的神秘色彩，享受着大自然美的陶冶。因而宋教仁从小就萌发了对家乡的无限爱恋，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炽烈感情。

　　所有这些，对宋教仁少年时代及以后性格的熏陶，思想的孕育，事业的感召，显然都是有所影响的。宋教仁自己就说过：“吾则沅湘间产也。”甚至以后宋教仁发表大量倾倒一时的政论文章，用的是含有浓浓沅湘色彩的“渔父”笔名，也就不奇怪了。

　　1898年，宋教仁在母亲的安排下办了婚事，期间还留下至今为乡里所乐道的逸事。宋教仁新婚燕尔，过门那天，妻家张灯结彩，还特地请了乡绅作陪。酒席间，一些老朽大谈什么“皇恩浩荡”，“国泰民安”。宋教仁随之即席发表意见说：“当今灾荒连年，民不聊生，国有豺狼，野有饿殍，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列强横行于国土之内，国已如此，何谈皇恩之有。……”一番话把那些老朽吓得瞠目结舌，纷纷离席而去，嘴里嘟哝着：“这位新官人是个狂生，不敢作陪！不敢作陪！”章太炎指出：“当清光绪末，海宇多故，士皆嗔目扼腕，道执政无状，虽晏游未尝衰。”在这里，宋教仁再一次显露出那早已蕴藏在心底的反满反清思想。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湖湘大地陶冶和造就了一代代仁人志士。这种地方文化传统，对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起了熏陶作用。宋教仁是又一个湖湘文化孕育的革命斗士。

　　漳江书院学习甄陶，萌发反清革命思想

　　1899年春，17岁的宋教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学习，一直到1902年夏。漳江书院是当时桃源的最高学府，明嘉靖年间乡贤达李征创建。到光绪年间，已发展成为一所规模宏大的书院。历任书院山长都是“文章意气，睥睨一时”的饱学之士。科举鼎盛时期，书院多重试艺；清末，随着时代发展，书院转而注重经世之学。“斯时学子靡然向风，含藻蕴芬，青青翘秀，极一时之盛。”宋教仁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进入漳江书院读书的。

　　宋教仁求学漳江书院期间，有两位老师对他教育影响最大。一位是前任书院山长，时任县教谕的黄彝寿。他不仅精于治学，而且富有民族思想。平时说话不多，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却时常表现在文字之间。清朝末年，国事日非，割地赔款，层见不穷。黄彝寿就在县学大堂上悬挂一幅对联：“堂堂华夏愤膻腥，要大家励精致气，以湔国耻；纳纳乾坤运枢纽，看此日从新化故，懋育群生。”他又在自己住房窗前挂一副亲笔书写的对联：“莫使真心堕尘雾；要将热血洗乾坤。”以表明自己胸中的志趣和思想倾向。他还向学生宣称，现在世界大变，会做几篇文章无济于事了，必须再学新学，效法欧美日本，讲求维新之道。受黄彝寿影响，宋教仁也悬一联于书斋自励：“办天下事，自欧亚始；读古人书，在秦汉前。”并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写下：“哀民众之苦难，怨鞑靼之昏庸，喜黄老之通达，愿吾辈之奋起。”亦可见当时宋教仁的胸襟和抱负。

　　另一位对宋教仁思想影响更大的，是当时的书院山长瞿方梅。他引导学生阅读《资治通鉴》、《读史方舆纪要》，使知中国历代治乱之根源、典章制度之变革、以及关塞险恶和地理沿革；阅读明末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著述，使明夷夏之辨。特别是他还要学生阅读当时维新人物如薛福成、冯桂芬、严复等人的著述，使学生的思想大为开阔。不少学生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一时“遵尚朴学，士风丕变”。瞿方梅1898年来院主讲，宋教仁在他门下从师三年多，所得教益自然是特别大的。瞿方梅对宋教仁尤其器重，“一见而奇之，谓非池中物，浪跃三千，不定龙门点额”。以后瞿方梅还曾回忆，他与宋教仁在漳江书院是“四载相依，谊而不利”。在瞿方梅的精心指导下，当时宋教仁认真研读了顾、王、黄的著作，以及严复翻译的《原富》、《法意》、《天演论》等书，从而为他逐步树立民族的和政治的革命思想打下基础。“后宋之从事革命，推翻清朝，肇造民国，瞿方梅之甄陶，亦与有力焉。”

　　在黄彝寿、瞿方梅的精心教育和影响下，宋教仁“薄科名不屑，务讲求经世有用之学，平目喜兵、刑、名、法、舆地诸籍，往往别有会心”。并常与同学一起“纵论中西政治得失，关塞险厄，及古今用兵胜败”。一次，宋教仁与同学好友纳凉于书院前的漳江阁，大家纵论起湖广的形势。宋教仁不由发表感慨说：“中国苦满政久矣。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这表明宋教仁当时不仅已萌发反清革命思想，而且对如何推翻清朝也开始朦胧地在脑海浮现。

　　漳江书院读书期间，宋教仁还非常注意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以为革命密友，如瞿方书、田荆华、覃振、胡瑛、聂雁湖、孙安仁等。其中瞿方书与宋教仁交谊最厚，两人“凡古今中外政治得失，山川险要，无不潜心钻研”，有时“计议革命方略，恒密语达旦”。这些同学以后大都同宋教仁一起留学日本，一起参加同盟会，成为辛亥革命中的风云人物。据县志记载，当时与宋教仁同期在日本留学的桃源籍学生共30余人，其中属漳江书院肄业的近20人，而覃振、胡瑛与宋教仁，更被称为辛亥革命”桃源三杰“。由此也可见漳江书院在培养人才、熏陶革命志士方面确是成绩卓著。宋教仁漳江书院同学孙安仁回忆说：“宋公钝初，前在漳江与仁共学时，不以仁为不才，动以推倒专政，建设共和各项密谋，互相商榷。”

　　宋教仁在漳江书院学习三年，得遇良师，结交挚友，打下坚实学识基础，萌发反清革命思想，立下“扭转乾坤，澄清天下之志”，渡过了一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阶段。

　　结识黄兴创建华兴会，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义和团运动后，反清革命运动勃兴。为了麻痹和欺骗人民，应付国内外危机，清政府实行了所谓“新政”。当时被称为清末“第一通晓学务之人”的张之洞，在武汉地区兴办了许多新式学堂，如文高等学堂、文普通学堂、方言学堂（外语学堂）、农业学堂、工业学堂等，都以两湖地区的青少年为主要招收对象。1902年秋，渴望获得新学知识的宋教仁来到武昌，以第一名成绩录取文普通学堂。宋教仁入学文普通学堂的1903年，是中国进步思想界空前活跃的一年，是革命思潮逐渐取代改良思潮，开始作为舞台主角的一年。在这短短的一年里，经过“拒法”、“拒俄”和《苏报》案三次斗争，以及邹容《革命军》、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的出版传播，人民群众迅速提高觉悟，青年思想急剧转向革命。这种革命潮流的激荡，使宋教仁入文普通学堂后，“便抱改革思想，开始物色同志”常与同学中“相契者”田桐、吴坤、白逾桓等，一起议论时政，畅谈革命；经常萦绕在他脑际的是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迅速投身到实际革命活动中去。

　　1903年5月，留日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改为“军国民教育会”，成员纷纷以“运动员”身份回国发动革命。7月，黄兴作为“归国实行革命之第一人”，从东京回国来到武昌，随后便在两湖书院发表演说，宣传“满汉畛域”，提倡对国体和政体进行改革，鼓吹反清革命，并同顽固派辩论了一整天，使全场听众一致叹服。宋教仁听到这个消息，对黄兴十分敬慕，便立即同黄兴结识，从此两人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结下了莫逆之交，“可说是十年如一日”。宋教仁在文普通学堂读书时间虽不长，但由于这是一所完全新式的学校，他在这里学的也完全是新的知识，因而他的眼界扩大了，思想也产生了飞跃；加上又结识了许多革命同志，从而为以后进行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他与黄兴的结识，不仅进一步坚定了自己反清革命的信念，而且对以后的两湖革命，乃至整个辛亥革命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说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

　　宋教仁和黄兴结识后不久，两人先后回湖南开展活动，这样，在两湖地区一个以归国留学生和国内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的革命组织，在迅速酝酿中。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明德学堂校董龙璋西园寓所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被推为副会长。华兴会虽然没有成文的纲领和章程，但有“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宗旨。他的“反满”，与过去传统的“反满”不同，已不是狭隘的种族革命，而是与反帝爱国相联系的，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为奋斗目标的“反满”。因此，华兴会是一个具有反帝反封建要求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从此，宋教仁便正式走上了推翻清政府统治的革命道路。

　　华兴会成立后的一次重大斗争是组织策划长沙起义。起义决定以长沙武备学堂学生联络湖南新旧各军为主力，会党作为辅助力量，首先攻占长沙；除约定邻近各省闻讯起事外，省内则分为浏阳、衡阳、常德、岳州（今岳阳）、宝庆（今邵阳）五路同时响应。宋教仁具体负责常德一路的组织发动工作。可惜起义前夕，由于会党领袖频繁活动，走漏了风声，长沙清朝当局马上严密搜查，并悬赏捉拿黄兴、刘揆一和宋教仁等人。刘揆一事先得知消息已逃走，黄兴也在别人帮助下去了上海。宋教仁在得知起义败露后，于是搭乘一条运煤船，经武昌，去上海追寻黄兴。舟过湖北螺山，面对滔滔不尽的一泓江水，宋教仁百感交集，不禁口占一首长歌：“噫吁嘻！朕沅水流域之一汉人兮，愧手腕之不灵。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虏骑遍于道路兮，购吾头以千金，效古人欲杀身以成仁兮，恐徒死之无益，且虑继起之乏人。负衣徒步而走兮，遂去此生斯长斯歌斯哭斯之国门。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荆。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回顾兮，怅怅乎如何逝？则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展。”诗言志。这首口占长歌是一篇很直接因而也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它展示了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想形成的多个方面。其一，“事竟败于垂成”，“愧手腕之不灵”，“怅怅乎如何逝？”“遂去此生斯长斯歌斯哭斯之国门”这里宋教仁抒发了自己对起义失败的十分痛心和满腔悲愤的感情。其二，“嗟神州之久沦”，“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这里表达的是宋教仁之所以义无反顾地投身反清革命斗争，就是要挽救国家于沉沦。其三，“谋自由独立”，“完我神圣之主义”。这里揭示了宋教仁进行反清革命斗争所要达到的目标——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共和国家。其四，“亦惟有重展”，“且虑继起之乏人”。这里表达了宋教仁“失败了，重头再来”的坚定信念，以及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入学文普通学堂，思想飞跃；结识黄兴，坚定革命信念；参与创建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正式走上反清革命道路。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想至此形成，随即迎接他的就是东渡日本后的职业革命家生涯了。

　　早期革命思想形成中的特点及影响

　　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其实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宋教仁诞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1882年，宋教仁出生那年，已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40年。1883年，宋教仁出生的第二年，爆发了中法战争。1894年，宋教仁12岁，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随之而来的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1898年，宋教仁16岁，出现了康梁维新变法运动，而后就是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随着中外反动势力的相互勾结和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斗争新局面，因而也就催生，孕育和造就了一批批同宋教仁一样投身革命的先进人物。但是，从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属于宋教仁自身的，并对他以后从事革命斗争颇有影响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是和宋教仁本人所特有的资质、禀赋和性格分不开的。

　　一，较浓厚的革命英雄主义思想。宋教仁少有大志，且性格比较张扬。漳江书院有同学回忆说：“院中学者百余人，……宋君独大言炎炎，好论列天下事，人以是谓之‘狂生’，不与近。宋君视之蔑如也。”1904年宋教仁的一首诗中还有“我今欲展回天策，只奈汉儿不肖多”的句子，以及前面提到的“且虑继起之乏人”句，都反映出宋教仁有一种革命“舍我其谁”的思想，也就是革命英雄主义思想。它对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应该是起了“激发斗志”和“坚定信念”的作用。还要指出的是，这种革命“舍我其谁”的思想，与王阳明的以天下“救世主”自命的思想完全吻合。以致宋教仁到日本后的一段时间里，对王阳明心学及其道德修养学说发生浓厚兴趣，极力倡导修养道德，并且身体力行，就是想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品格完美的革命英雄，可见它对宋教仁以后影响之大。

　　二，好学博学善于学且与时俱进。宋教仁求知欲特别强，兴趣十分广泛，而且讲究方法。他刚进漳江书院学习，同学就笑他：“钝初到书院，俨如黄牛上了芭茅山。”漳江书院同学罗蕺回忆说：“宋君钝初，负笈来院肄业。……读书一目十行，能识提要。凡训诂、地理、词章、及有关政治之典章制度，靡不一一钩稽，弃糟粕而取精华。用功不过两载，其进步已沛乎莫能御也。”还有一个事例也可以说明宋教仁在学习方面的特质。有一次，宋教仁偶尔得到一把折骨纸扇，上面绘有中国地图。他如获至宝，竟日夕展玩在手，时刻指点默记。宋教仁这些学习的好品质，对他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起了扩大眼界，提高境界的作用。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宋教仁到日本后，他的学习就与时俱进，转为热衷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革命尚未成功，他就潜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这表明宋教仁不仅与时俱进地学，而且还超前有以共和国建设人才自期的思想了。

　　三，宣传组织才智初露。宋教仁的漳江同学孙安仁是一位谨小慎微的人。且看宋教仁是怎样动员他投身革命的：“不如是，则不能革命，则满政府专制之根性不能除，民权何由而申，国耻何由而雪，人化精卫，填海宁难，我是愚公，移山自易，舍而不图，时乎时乎不再来！”接着指出：“莽荡乾坤，终古黑暗，系睹天日，眼见我黄帝四万万之贵胄，长奴异种，九（百）万方里之幅员，非尽以供列强之羔雁而不止，盗憎诸人，横刀而立，釜底游鱼，虽生不久，能无惧乎？”孙安仁深为所动，于是相约秘密结社活动。宋教仁流亡日本后，他还写信给宋教仁，表示“所守宗旨，毫不稍变，无论石烂海枯，皆所不计”。在参与创建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中，宋教仁也初步显露出自己这方面的才智。这种宣传组织才智，在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想形成过程中起了增强信心的作用。特别是，日后无论是组建中部同盟会，以及改组同盟会，缔造国民党；还是1912年南下国会竞选，鼓动宣传，刮起“宋旋风”，宋教仁这方面的才智，更是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四，没有经过改良主义的曲折。宋教仁早年曾与自立军在桃源的组织富有山堂有过接触。但宋教仁政治特别敏感，因该会有保皇思想，便很快与它脱离了关系。在1903年革命思潮的推动下，宋教仁“没有经过改良主义的曲折，一开始就踏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它在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想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加速进程”的作用。日后宋教仁站在反袁斗争的最前沿，锋芒毕露，至死不渝，应该说，也与他政治特别敏感，坚守理想抱负，坚持政治操守有关。

　　五，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这方面前文已有较多叙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源于家族的传统民族意识，使宋教仁参加革命后，较之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党人更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它在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想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主导革命思想”的作用。以后宋教仁在间岛问题上，誓争国土；以及发表大量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的文章，其原动力即在此。

　　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特点，是宋教仁自身所具有的特质的体现。它与家族、学校、社会的教育和影响有关；但它反过来又对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好的催化作用；同时影响深远，宋教仁日后一些革命活动，也可以从这些特点中看到端倪，找到源流。

　　综述以上所有史料来看，宋教仁诞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家族民族意识的影响，湘沅地方文化的熏陶，宋教仁很早就产生了“反满”思想。同时，宋教仁少年时期关心时务，因而从小就怀有反列强侵略的爱国思想。漳江书院读书期间，在大量研读中国古典经籍及近代进步书刊的基础上，初步接触西方政治学说，因而有漳江阁慷慨陈辞抒志，这表明宋教仁反清革命思想萌发，甚至对如何进行反清革命也在朦胧地思考。入学文普通学堂，结识黄兴，见识与思想进一步提高，坚定了宋教仁投身反清革命的信念。参与创建华兴会，策划长沙起义，谋求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标志着宋教仁正式走上反清民主革命的道路。以反满种族革命为起点，进而融合反清反帝爱国思想，向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方向发展，这就是宋教仁早期革命思想形成所走过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