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受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之托，历经数年撰成《湘军志》16篇，可在完成后即遭遇毁版。学界对《湘军志》毁版事件多有研究，但大都从对《湘军志》本身的评价入手。其实，这一事件也反映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是湖南绅士由于湘军事功激起的“湘军情结”的一种集中体现。
一
湘军于1864年攻占天京，使其军事事功达到了顶点。紧接着，曾国藩害怕功高震主，惹祸上身而大量裁撤湘军主力。于是大量在平定太平天国过程中立功的湘军官兵带着他们的军功回到了湖南。他们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功业记忆和政治文化优越感带回了湖南；清王朝及其地方政权以及那些回籍的湘军将领在湖南各地以各种方式来褒扬和宣传湘军捍卫名教和皇权的功绩，从而在湖南激起了一种弥久日盛的“湘军情结”。
那些因军功而授予的上到总督、巡抚，下到游击、都司的实职和虚衔本身就是一种最实在的褒奖。据统计，在182名可查的湘军高级将领和幕僚中（其中湘籍为124名，其他省籍为25名，不可考者为33名），被授予总督、巡抚的有27人，授予提督、布政使等其他实职的有131人。在一般员弁中，因军功被授予游击以上虚衔的，仅在湖南省就有6319人，湘乡一县竟达2490人。而另一记载更加惊人：截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湘乡一县在军中因战功叙官见于旧志者共7890人，其中文职知府以上88人，武职副将以上1153人。这些人的军功，成为了“湘军精神”的外在表现，自然，他们也就成为了湖南人为之骄傲的捍卫名教和皇权的忠义诚勇典范。
由湘军将领或地方官员奏请朝廷对战死或以后死亡的湘军将领赐恤，并建立专祠或入祠附祀，“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也是对湘军精神褒扬和宣传的重要方式。“自军兴以来，楚南建专祠者不下十余人，附祀者且数万人”。这只是同治十年（1871年）的记载。这种赐恤和建祠祭祀的援例一起延续到清亡时，其间对于原来立有战功的湘军将领死亡后都“援例赐恤”，有些还建专祠祭祀或附祀。从1871年到1911年还有多少湘军第一代、第二代将领获得如此殊荣，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陈宝箴担任湘抚期间湖南赐恤和建祠祭祀对象的数目来看，这一数字当不在少数。根据陈宝箴担任湘抚期间的奏议统计，经他奏请朝廷赐恤、建立专祠或附祀、人祀的湘军将领共21人，其中赐恤9人，建专祠5人，附祀或入祀7人。赐恤和建祠祭祀，是表彰忠勇，祭祀亡灵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对活着的人的一种激励和荫庇。它“向世人昭示着湘军的赫赫战功和湘绅奋起卫道，前赴后继备洒疆场的悲烈壮举，使活着的人们由衷产生一种崇拜敬畏之情”。毫无疑问，这种形式对于传播和延续湘军的价值理念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可以从时人为湘军领袖和将领撰写的祭文、墓志铭、祠堂记等文稿中看到这种用意。如郭嵩焘在曾国藩的墓志、祭文中极力赞颂曾国藩“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精礼典”的学术之精；“起乡里讨贼，奋其古毕之儒、锄耨之民，荡长江万里，蹙贼踣之”的中兴之功；“浇风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兴”，“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为己任”的卫道志向；“公功在人，德由身致，始以儒兴，演迤涵肆。咀含文章，照灼天地，卷怀一室，周情孔思”的道德文章；而唯独只字不提曾氏首倡洋务之功。其他如《新宁江忠烈公祠记》、《罗忠节公柯堂记》、《九忠祠碑记》等都是如此。
平定了太平天国后，湘军领袖和很多将领，还以刻书、修志、兴学等文化活动来宣传自己及湘军的事功，弘扬儒学圣道。在攻下南京后，曾国荃于1864年在此设立金陵书局，刊刻《船山遗书》，曾国藩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参与了该书的考异校阅。该书于1865年刊成后，曾国藩大量地分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从而使《船山遗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的目的是为了宣传王船山的“忠”、“仁”、“礼”思想，“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世，弭世乱于未形……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也就是说，利用王船山的“忠”、“仁”、“礼”思想达到整肃人心风俗，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这一点，得到了湘军系统回籍的将领和官员的遥相呼应。彭玉麟在其家乡衡阳创立船山书院，并亲聘王闿运为山长，曾国荃将所刻《船山遗书》赠之。郭嵩焘在主讲城南书院时长沙，建船山祠“于南轩（张拭号南轩）祠之旁”。后来又创思贤讲舍，以奉祀王船山为讲舍必行礼仪。郭嵩焘在表明他创建船山祠的目的时说：“将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学，求其书读之，以推知诸儒得失，而于斯道盛衰之由、国家乱治之故，皆能默契于心”。这与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的目的是一致的。
与此同时，“同光间湘军将帅多回乡资助和倡修州县志，一时湖南修志成风”。与前述刻书活动一样，重修地方志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弘扬圣道，整肃人心风俗，重建伦理秩序，“编人物而忠义特书，崇大节也，遵官礼而保息分类，纪义举也，艺文必已成集，所以防虚名，选举有差等之分，所以重名器……将是官是士生是邦者稽习俗而资政教，观纪载而动劝惩，于扶世翼教之道不无小补矣”；并使“湘之贤大夫砥砺名行、敦厚风俗，用以踵乡先贤之遗烈，栋家干国无负颂臣”。同时，重修地方志也有宣扬湘军战功，弘扬其卫道护圣功业的目的。也正因为如此，回籍的湘军将领纷纷以各种形式，或捐资捐物、或策划赞商、或挂名主纂，有的甚至亲自出马参与编修。同治一朝湖南全省共有长沙、衡阳、湘阴、宁乡、桂东、桂阳、新宁等50多个府、州、县的地方志得以重修，彭玉麟、李元度、席宝田、郭嵩焘等湘军的重要人物都曾参与其中，而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74年，更有曾国荃和郭嵩焘主纂的《湖南通志》成书。
二
正是在这种褒扬和宣传湘军事功的社会文化热潮中，《湘军志》的编修成为了这股热潮的高峰。
本来曾国藩在平定了太平天国和捻军后就有意编修一部湘军史志，但一直议而未行。据郭嵩焘给陈士杰的信中提到：“湘军本末，宜有述录。发议自吴南屏，嵩焘实倡行之，曾劫刚一以属之王壬秋。”南屏即当时湖南著名才子吴敏树（湖南岳州人）的号。他与左宗棠为同榜举人，与曾国藩“交尤笃”。但他曾称：“不望见用于时，犹愿发挥文字”。曾国藩两次请其入幕，“亦婉盲谢绝”。吴敏树治古文经颇得桐城派家法，但他却“谓桐城派名称不当，曾国藩也服其观点，视为畏友”。他主张文以纪实。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吴敏树曾随曾国藩出巡，遍访江南旧战场。他“欲撰写湘军战绩告曾国藩，曾因不满意所言写法，未置可否。”后来，吴敏树又致信郭嵩焘，主张“欲得一备知首尾之人，先具一纪事本末之稿”。曾国藩生前曾属意王闿运来编修这部湘军史志，据传王闿运受曾国藩之托，曾撰湘军史志提纲给曾国藩看，曾要王闿运“为尊者讳”，并许以“谢万金”，遭到拒绝。此事是否为实，固难考证，但曾国藩属意王闿运撰写湘军史志却是事实。曾国藩死后，编撰湘军史志之议重新提出。其子曾纪泽于光绪元年（1875年）请王闿运编修《湘军志》。曾纪泽认为：“洪寇之平，功首湘军。湘军之兴，二十余年，回捻平定，又已十年。当时起义之人，殉难之士，多就湮没，恐传闻失实，功烈不彰。必当勒成一书，以信今而传后。”而之所以委托王闿运，是因为王闿运“志在撰述，亲同袍泽，……且文正尝言，著述当属之王君，功业或亦未敢多让。”
平心而论，王闿运为撰写《湘军志》也确实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他深知修湘军史志之难：“不同时，失实；同时，循情；才学识皆穷，仅纪其迹耳”。况且，他虽然与湘军将领都很熟悉，但毕竟没有参与湘军的组建和军事活动；他曾入曾国藩之幕，“挟策以干曾国藩等，率见谓迂阔之谈，落落寡合，无所藉手”。因此，在了解和掌握史实方面显然是有一些缺陷的。但他还是尽可能多地披阅了他能够接触的材料：“阅《方略》诸书”、“检咸丰时旧案关于军事者，及湘军招募遣散年月，统帅姓名”、“阅《褒忠录》及曾、胡奏牍诸篇”。从光绪三年五月，他正式开始撰写《湘军志》，到光绪四年十一月，“《湘军志》草创毕，始定蜀游”。在四川主讲尊经书院期间，他又多次“改定《湘军志》”，补充了《援蜀篇》、《川陕篇》、《营制篇》等，直到光绪七年闰七月，“《湘军志》始成”。十月，“《湘军志》刻成，取版以归”。
王闿运对《湘军志》自视甚高。他日记中记载撰述《湘军志》过程，时有自得之词。如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记：“作《湘军篇》，因看前所作者，甚为得意，居然似史公矣；不自料能至此，亦未知有赏音否。”二十八日记：“作《曾军篇》成，共十二叶，已得二年军事之大纲矣，甚为得意。”三月十七日记：“撰《军志篇》成，读一过，似《史记》，不似余所作诸图志之文，及悟《史记》诚一家言，修史者不能学也。”他把他的《湘军志》比作司马迁的《史记》，这大概不仅仅是指文笔和对史料的把握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一直以他能够“秉笔直书”，“成一家之言”而自负。而恰恰就是这一点，使他的《湘军志》遭到了湖南绅士，特别是在湘的湘军将领的激烈反对，最终竟遭毁版之祸。
王闿运于光绪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带着在成都刻好的《湘军志》书版回到长沙。他刚回到家，郭嵩焘就登门拜访。王闿运即“送《湘军志》一部为答”。此后，他又将《湘军志》分送给长沙的一些湘军旧将与绅士。然而，令王闿运“甚为得意”的《湘军志》却遭到了在长沙的湘军旧部与湖南绅士的激烈抨击。还是在《湘军志》的写作过程中，王闿运将写好的《曾军篇》给郭嵩焘看，郭嵩焘就指出该篇“于曾文正多刺议，寓书力戒之”。而长沙城内的湘军旧将和一些绅士看过成书的《湘军志》后，更是“几动湘人公愤”。首先是曾国荃，在王闿运归湘后去拜访他时，他“指证其虚诬处，面加诘斥”。据说曾国荃还扬言要杀王闿运以解心头之恨。长沙城内的绅士们也纷纷加入到谴责王闿运的行列中。郭嵩焘是最早提议修《湘军志》的，这时也是对王闿运指责最多的绅士，被称为“反对《湘军志》的领袖人物之一”。而郭嵩焘在长沙的寓所也成为了绅士们议论、谴责王闿运的舆论中心。甚至许多平时与王闿运过往甚密的老朋友也纷纷指责他“贬斥太多，不免犯众怒而动公愤”。甚至当时任湖南布政使的四川人李榕也谴责王闿运，“恨《湘军志》较沅浦尤甚”，以至于王闿运不得不写信给李榕，表示“他日阎王殿下，亦惟有俯伏认罪，自投油锅”。
面对如此“公愤”，王闿运也抵挡不了。开始他只是想让受赠《湘军志》者烧毁了事。光绪正月初七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外问颇欲议论《湘军志》长短，与书佐卿，属告诸公烧毁之”。然而，绅士们仍不罢休。郭嵩焘与黄子寿、左锡九、余佐卿、张笠臣、朱香荪等商议，提出要王闿运“尽交出其案卷及《方略》诸书，并所刻板片及刷就之百部，全数清交，徐筹改刻之法”。朱香荪甚至提出，王闿运在湖南“无可自立之势”，要他“及时出游，俟一二年后人言稍定，始可回湘”。面对这种压力，王闿运只好答应交出书版。但他又不甘心，因此，当左锡九受众绅之托来他家催交书版时，他非常生气地说：“吾以直笔非私家所宜，为众掩复，毁版则可。外人既未出赀属我刻，而来索版，是无礼也。君不宜为众人所使。且置身事外，以免咎尤。此板吾既愿毁之，又何劳索？”但他最终还是难犯众怒，不得不于三天后将书版及已印成的书送到郭嵩焘处。郭嵩焘“函询曾沅浦宫保，复函属交子寿、笠臣。二君之来，盖承沅老之命，商酌领取”。《湘军志》初版最终被毁了。这就是当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湘军志》毁版事件。《湘军志》初版被毁后，王闿运仍不甘心。他于光绪九年三月再入四川，九月“重校《湘军志》毕。蜀中诸生闻原版已送郭氏，故复刻之”。《湘军志》被毁后，曾国荃又让曾国藩旧部幕僚王定安撰《湘军记》20卷。而郭嵩焘、郭崑焘兄弟对《湘军志》多有批注，郭崑焘孙郭振墉辑录加注于民国年间出版，是为《湘军志平议》。
三
《湘军志》被毁版后一百余年间，对于《湘军志》的评价众说纷纭，毁誉不一。本文无意从史学的角度对《湘军志》进行全面评价，只是把《湘军志》毁版事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分析其在19世纪后期湖南绅士“湘军情结”形成过程中的意义。
如上所述，在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后，湖南人以此为骄傲。而以回乡的湘军将领为中心，湖南绅士掀起了一股利用各种形式宣传歌颂湘军、祭祀缅怀湘军先烈的文化热潮。在这股文化热潮中，湘军的事功和业绩，以及其卫道护圣的湘军精神被凸显出来，甚至被神化与迷信化。显而易见，曾纪泽、郭嵩焘等倡议编修湘军史志正是作为这股文化热潮的重头戏而推出来的。他们之所以属意王闿运来编修《湘军志》一来是为了借重王闿运的名士声誉，以提高湘军的地位，二来是认为王闿运与曾国藩以及其他湘军将领多有来往，“亲同袍泽”，让他来撰写，“功业或亦未敢多让”，也就是说能够使湘军的功业尽可能充分地得到记载，从而得到宏扬和发挥。
然而，恰恰是曾纪泽和郭嵩焘等绅士想要借重的王闿运的名士声誉使他们宏扬湘军功业和精神的目的没有达到。王闿运（包括前述的吴敏树）作为当时的“名士”与一般的绅士有着不同的政治性格。他们一般名高而不仕（也并非他们不想“仕”，而是由于一些主观或客观原因而未能“仕”），这就使他们与一般既仕而名显的达官贵人有一种本能的隔阂。王闿运曾献谋于曾国藩，但曾国藩对其敬而远之。这就使他有一种不得志的“落落寡合”之感。他在给吴大徵的信中说：“闿运平生志愿，满腹经纶，一不得申。每嗟感遇所差胜者。”说明他也为自己没有得到重用的机会而叹息。他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说：“闿运行天下，见王公大人多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贤者，闿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接着，他历数左宗棠“用人材不求人材”的种种表现，又说：“闿运自不欲以功名见视当世要事，若存乎蓬艾之间，亦非节下诸公札调能来，亦非诸公肯荐自代，有贤无贤，何与人事。”从这些议论中足可以看出王闿运自命清高，又不甘寂寞的“名士”性格。正是这种“名士”性格使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等不愿用他；也使他对曾左胡等久有怨言。而在查阅种种史料的过程中，他又接触到这些湘军统帅不被常人所知的一些弱点，因此，他借机发泄自己的私怨就在所难免了。所以徐一士说他“对于名震一时功成受赏之将帅，虽多写状甚工处，非于表扬无裨，而笔锋所及每流露不足之感，或涉讽刺，或近挪揄”。征诸王闿运的性格，想此说亦不假。更何况王闿运将自己“作《湘军志》，庶乎轶承祚睨蔚宗”，又将自己写的《湘军志》自比司马迁的《史记》，以“秉笔直书”自负。因此，他在《湘军志》中对湘军将领的批评，既有以讽刺挪揄表达自己爱憎的原因，也有“秉笔直书”的一家之言。
然而，不管是王闿运出于私怨的讽刺挪揄，还是秉笔直书的一家之言，都犯了他的东家——那些出赀让他修史的湘军将领和湖南绅士的大忌。徐一士说得好：“盖纂修《湘军志》一事之发起，旨在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闿运任此，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那些对湘军将领的贬抑和讽刺，怎能达到“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的目的呢？难怪《湘军志》一出，马上激起了“湘人的公愤”。
“湘人的公愤”首先是起于曾国荃。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对曾国荃引以自豪的克复金陵之战写得非常简略，用郭嵩焘的话来说：“李秀成以三十万众，困曾三万人。博战四十余日，用火药轰炸其营垒，破其地道无数，极古今之恶战。壬秋一意掩没其劳，以数语淡淡了之，真令人气沮！”平心而论，作为这声恶战的指挥者，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肯定，曾国荃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连郭嵩焘都感到“气沮”，曾国荃又怎能不为之大怒呢？更何况王闿运还将攻破金陵后，曾国荃纵兵在城内大肆抢掠之事也捅了出来，难怪曾国荃“几欲得此老而甘心”。
曾国荃的怒气很快扩展为长沙绅士们的“公愤”。在曾国荃对王闿运“盛气责之”时，后来齐声谴责王闿运的大部分绅士可能还没有仔细去读《湘军志》，即使有人读，也没有发现其中的问题。正如事后王先谦所言：“盖兵事曲折轻重非当日身亲目击者不能知其深。事过境迁，化而为文，则人但问其笔墨何如，而兵戈是非无复言之者矣。此所以壬秋志出，君家令伯祖、令祖两公独引为私憾，而他人视之淡如也。”在曾国荃指斥王闿运后，郭嵩焘“因沅浦宫保之言，取其书而读之”，发现了更多的问题，进而了开始批评王闿运。在曾国荃和郭嵩焘先后发难后，“一时物议沸然，军阀尤愤”。众绅纷纷谴责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对湘军诸将领的讥议诋毁。甚至责骂王闿运“惑世惑民”，“以爱憎予夺之私，更乌惜兴心而嫉妒取快于其说”，“祸之中于人心风俗，讵减于猛兽洪水者？”
在众绅对王闿运的批评谴责中，我们更应注意其中所包含的“正统湘军观”。这种“正统湘军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体会。
第一，当时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湖南绅士都认为，湘军是湖南的军队，是湖南人的骄傲，写湘军事迹当然应该突出湘人。所以，对《湘军志》有意或无意埋没湘军湘籍将领的写法，众绅感到非常愤怒。郭嵩焘在给陈俊臣的信中就指责《湘军志》“专叙塔忠武、多忠武战功，湘人一皆从略，江忠烈直没其名。至江西载其以一军赴援，并帮办军务之命亦匿不书。而于李勇毅、杨厚庵则竞诋斥之”。“开端数行中，便谓洪寇之盛，实自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又起偏师追而歼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测壬秋之果为何意也”。而在他的日记中则记载：“阅壬秋《湘军志》一卷，极意表塔忠武公，而于王初田亦颇叙其战功，湖南人士，多隐其名，似不免意为高下。张笠臣所述，实亦信而有徵。”大概张笠臣也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直指《湘军志》为“诬善之书”，并认为此书“楚人读之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说王闿运因掌握史料的多寡而导致所记史实详略不当，这种情况是免不了的，甚至可以说王闿运因个人感情的好恶，有意识对某些他不喜欢的人（如李续宾和李续宜兄弟）少记或不记，这种情况或许也是有的。但说王闿运有意不记湖南人，“湘人一皆从略”，“直以是蔽罪湖南”却很难说是事实。而这恰恰成为了众绅攻击《湘军志》的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郭嵩焘等要如此认定，并大兴问罪之师呢？究其原因，只能说是湖南绅士的“湘军情结”中参杂了更多的湖南地域情感，这正是当时湖南掀起的宣传歌颂湘军的一个显著特点。
第二，当时以郭嵩焘为代表的湖南绅士都把曾国藩视为湘军的领袖、湘军的灵魂，因此《湘军志》的记述，必须以曾国藩为中心，也容不得对曾国藩有些许“微词”。毫无疑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曾国藩确实是湘军的领袖和灵魂。然而，曾国荃和郭嵩焘等强调这一点，恐怕有更深的用意。郭嵩焘在《湘军志•曾军篇》的批注中说：“案湘军之名，创始曾文正公。其后骆文忠用以平蜀。左宗棠用以平浙及闽广；西至甘肃，复新疆万里之地。皆承曾文正公之遗，以湘军为名。是以曾文正公为湘军之大纲。疑此篇当为湘军原始篇，历叙各军分合。与其源流本末所以立功之由。……湘军原始实由曾文正公，述其原始而后本末分明，未宜混合言之。”表面上来看，郭嵩焘指出了《曾军篇》名称之不妥，似乎是《湘军志》体例篇名的问题，但实际这是“曾国藩是湘军创始者和灵魂”这一“正统湘军观”的明确宣示。徐一士也看出了这一点：“曾国藩以湘军领导而居功首，最为群伦所崇仰；《湘军志》于传其苦心义概之外，不乏微词。其弟国荃，仅亚国藩；闿运书其功状，亦不如其意。故国荃甚恶而诘斥之，为王定安继撰《湘军记》之张本。”以曾国荃和郭嵩焘为首的湖南绅士批评《湘军志》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没有突出贡献曾国藩在湘军中的创始者和灵魂的地位。而对曾国藩地位的确认，无疑也有为曾国荃争地位的含义。
王闿运在面临湖南绅士指责时给丁宝桢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湘中兜鏊余气，笨伯如初。刘（坤一）、曾（国荃）告归，城中顿有二督。岘首雍容，即当见录；沅弟鞅鞅，未知所由。昨乃怪怨闿运，以所作《湘军志》为诋诃功烈。金刚之徒附和一词。怒于市而色于室，已为可叹。而鄙州人士怙于名位，竟成积习，身与交游，莫能救之。以此知史公论淮阴未能学道，诚实见其所以然。而闿运德望俱无，坐观扰攘，亦实无挽回之力，湘人愚直之风遂已衰矣。初在城日少，尚未料其至此，此又一隅之隐忧耳。”此处所说“兜鍪余气”当指由湘军军事事功所激起的湖南绅士之气。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王闿运已经意识到他所得罪的不仅仅是个别湘军将领和绅士，而触犯了湖南绅士的“湘军情结”。这也是他不得不交出《湘军志》书版的重要原因。
总之，《湘军志》毁版事件不仅仅是对《湘军志》这一史书的评价问题，它实际上反映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后湖南绅士的一种文化心理状态。这种称之为“湘军情结”的文化心理对19世纪后期湖南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