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直纳闷，曾国藩是湘乡人，按理，叶落归根。他生平对省城长沙没有好感，（至少在咸丰年间的相关日记、家书中是这样体现的，反对子女去长沙读书生活。在长沙地块，他两次愤而自杀，一次差点被绿营兵牟冲进府衙刺伤。（见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日记1，家书1，奏稿1多处，唐浩明编辑；南京大学出版社《曾国藩传》P66、P73、P87，梁绍辉著；湖南人民出版社《湘乡曾国藩》P41、P48、P188，唐徽著）。长沙是他练湘军的伤心地，挥泪移师衡州（湖南大学出版社《湘军史》，P125，P164，王盾著），为什么他死后却葬在长沙？这中间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搓强人意？是不是他的后人误解了他的本意？是不是有一些难言之隐？如果葬在长沙非其本意，那么，是不是应当迁葬回湘乡？对待当代名人遗愿，后世之人是否应遵其真实意思表达？本文乃一家之言，旨在抛砖引玉。
曾国藩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猝死的。死时的经过是这样的——晚饭后室内小坐，二女与满女剖橙以进，坐父两旁。旋搀扶至署西花园散步。花园甚大，满园走遍后，尚欲登楼，以楼工程未毕而止。散步稍久忽足履前蹴。曾纪泽在旁高喊：纳履未安耶？欧阳氏忙出来，曾国藩曰：吾觉足麻也。纪泽立即与从行之，戈什哈扶掖，渐不能行，即以抽搐。因呼椅来，掖坐椅中，抬入花厅，家人围集，不复能语。二女纪耀于病急时祷天割臂附药，亦未见效。端坐三刻许即去世。时正是二月初四日戌时，享年62岁。（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版；江西人民出版社《曾国藩家世》，田树德、罗绍志著）
此前，他多次在家书、日记中记载到有关生死的问题，如果说正式遗嘱，距死最近的就是直隶任上的那一份，即天津教案时的那一份。所以，根据其生前谈话时流露出的心愿，死后灵柩“归湘”。这个“湘”是指哪里？湖南？湘乡？湘乡？
其子曾纪泽、曾纪鸿与其发妻欧阳氏等从金陵扶柩回湘。路上走得很小心，五月下旬才抵达长沙。因为天气开始变热，不宜久置，遂在南门外金盆岭选址建墓。六月中旬出殡下葬。因比较仓促，称“暂厝”。这一“暂”，就暂了两年半。
这个过程又有一个让人费解的的问题：为什么不直接拖回湘乡荷叶塘暂厝？既然父亲不喜欢长沙，为什么又要在长沙停下来，暂厝金盆岭？从残存的资料来看：天气热是一个原因。但是，从长沙到湘乡，水陆并进，一个星期也足了。是不是据此就可以认为一开始就想到埋在长沙附近？笔者认为：之所以暂时在长沙停下来有以下原因：一，湘乡当时的社会治安比较乱。担心运回湘乡安葬可能会发生盗墓。主要是湘军很多人物加入哥老会，湘乡在打击哥老会，牵连到很多人。此前，曾国藩就信示湖南巡抚，对待湘军将领加入哥老会的这一块要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办法，只要他们自悔，就不查下去了，目的是不要让自己的老窝不得安宁。（见湖南人民出版社《湘乡曾国藩》P186，海南出版社《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P324、325，钟叔河点校，P328）。二，此时，曾家在长沙已经有了产业，曾纪泽在长沙黄泥塅购房一栋，取名叫“长沙曾寓”。曾家的后人已经开始移到省城长沙生活。实际上，到曾国藩子辈，已经违背了他不入省城居住的教条。三，曾纪泽有充足时间寻访墓地。这期间，曾纪泽到处为父亲找地，其叔曾国荃也不遗余力。曾国荃早在曾国藩去世之时就嘱曾纪泽一定要在湘乡周百里之内找一个吉地，“以发万丁”：“汝考英灵之魂，但求能于附近百里内得一佳域，可免五患，能发万丁，则心满意足。此外，富贵荣华之念，皆在所缓图。”（见邹其霖《曾国藩故乡探秘》172页，珠海出版社版。另《曾国荃全集》中也有记述）可见，曾国荃不把富贵荣华放在第一要念，而是保百代兴旺为第一念。这里有矛盾的地方：“发万丁”，就包含着升官发财保平安的全部概念。曾国荃是风水迷信之人，他到处访地，曾在对曾国潢的信中说过：“屡过五风十月，踏遍万水千山，凡惬心之地，皆为已发之祥。登天托仑（笔者注：今属衡山县新桥村境），而杨氏业厝数冢，已伤其穴，殊为可惜”。（见邹其霖《曾国藩故乡探秘》173页，珠海出版社版。另参见胡卫平《曾忠襄公墓地访察记》。再，《曾国荃全集》中也有记述。）
其为兄长，为曾氏家族求万代平安的决心很大。次年六月，曾纪泽与妻弟刘伯固（刘蓉长子）到铜梁山紫竹林看地，看中了一处风景绝佳之地。此地隔曾氏老家不远，就是今天湘潭县歇马乡的顶峰村，海拔600米以上。曾国藩家族曾于此地劈山开路，铺以青石，称曾氏官道（今存），并建有一亭曰稍息亭，曾国藩还为亭写过对联：“稍停歇，到此已登峰造极；息重担，远眺则放眼开怀。”既是风景佳地，又是父亲生前喜欢的地方，曾纪泽决定在此选地为父亲的百年安身之所。地是他看的，都定好出槟的日子，夫役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以便迎柩。而这时郭嵩焘来了，郭是父亲生前好友，又是风水高手，认为此地不好。郭嵩焘在他的日记里专门记载了此事，他说刘蓉的墓是好地，曾家富厚堂也是好地，水口紧，而紫竹地不是好地，地理过于险峻，龙穴未经墓地。郭氏反对，纪泽的叔叔欧阳廉云也反对，但纪泽固执已见面，可能他也不过于信风水，也可是出于自信，还有可能是出于对家乡前面山水的喜欢，还是要选择此地。郭嵩焘说：你若不信，下必顽石！纪泽不信，唤来民工当众一挖，果然是嫩石之地。风水中认为，有石头的地方是不通龙脉的。曾纪泽只好放弃，另外再找。这时候，曾国藩的夫人欧阳氏也病重不轻，曾纪泽便想到与其到时候又要为母亲另找它地，不如慢慢寻访，到时候一起合葬，所以，这也是厝二年半时间的一个原因。（以上参见光绪江南制造局刻本《曾惠敏公遗集》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郭嵩臣日记》四册，江西人民出版社《曾国藩家世》等。）
最后选来选去，最后选择了长沙近郊善化县湘西伏龙山。为何是这个结果？一则，曾氏后人此时都搬到了省城长沙，在长沙附近择墓地显然比在湘乡择地要好管理一些，清明扫墓也方便一些。方便是一个重要原因。那时候一年要回湘乡一次不容易，无论坐船走水路都要两天。每年有一个清明节，有一个大年三十，还有先人的生日，忌日，如果都要回湘乡的话，往返路上要担误太多的时间。二则，当时湘乡闹哥老会，社会治安比较乱。三则，伏龙山此地确实是一个好地，不远处就是湘江，山峦起伏，风景如画。又是佛门之地，更与父亲心性相投。四，曾国藩当年训练湘军的时候到过此地，曾流露出对此地山水的喜爱。故曾氏后人将其最后定葬于此。
笔者认为，喜爱并不等于就是选择。曾国藩葬于平塘其实与其本意不合。理由如下：
一，曾氏对省城长沙没有好感。一是他最恨长沙是一个奢侈之地，不是读书之地。他的家书中多处强调子女不要到省城读书，物价高不说，奢侈之风，攀比之风日甚，而且官场世态炎凉非常严重。其中尤其讲到省城好服饰。反复强调居湘乡的好处。这中间另有一个原因：长沙为四战之地，从安全角度远不及湘乡偏僻处好。（见《曾国藩全集》家书类多处，岳麓书社；海南出版社《曾国藩传》萧一山著）二是长沙乃他办湘勇的伤心之地。先是因行“重典”遭长沙官场同行挤兑，次是训练湘勇引发绿营与湘勇矛盾，绿营兵勇冲进府衙，几刺伤于他，而巡抚却睁眼闭眼、袒护绿营。最后他练湘军被逼走衡州。日记、家书多处体现这种情绪。如“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伤。”以至为了面子，只好推说湘南治安很乱，团练要移师衡州。实为长沙官场排挤而走。（湖南人民出版社《湘乡曾国藩》，唐徽著，48页）。咸丰四年为保长沙，他指挥靖港之战，虽然败了，但湘潭之战还是胜了，没想到，长沙官场却奏请朝廷要免其职，要裁撤湘军。长沙的靖港之战两次被气要自杀，两次写遗书。这样的生存环境，他怎么可能会让自己死后葬在长沙？以上材料，至少说明曾国藩在咸丰年间对长沙没有丝毫好感。一个很有血性的人最后不得不行厚黑学，“知其雄，守其雌”，这并非其本意。
二，生前他不信风水，很恨风水先生。据《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所载，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他在家信中写道：“地仙为人主葬，害人一家，丧良心不少，未有不家败人亡者。”但对墓地要选择山环水抱这一点还是采纳。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曾国藩写给诸弟的家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我平日最不信风水，而于朱子所云‘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二语则笃信之。木兜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岳麓书社《清十大名人家书》，襟霞阁／编］曾家祖上也不相信风水，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四日“与澄弟书”中称，“吾祖星冈（曾玉屏，字星冈，曾国藩的曾祖父）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而且，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也淡漠风水，最反对当时为求风水宝地，让先人灵柩迟迟不得下葬的乡风。
三，生前他流露出想死后葬于曾祖父墓地的旁边。他也曾经想到在湘乡为自己找一块地方，甚至想到葬在曾祖父墓地的旁边。是因为那地方已经没有可供他葬的地方了。为此曾国荃甚至出主意：曾祖父墓小移位以腾出地来为他下葬，他认为此举于先人不孝而否决。这件事至少说明他很想葬于湘乡之地，很想与曾氏的先人为伴为邻。（见《曾国藩全集》及《曾国荃全集》，家书类，岳麓书社，江西人民出版社《曾国藩家世》）。据曾氏家谱，清朝初年，曾氏家族从衡阳的庙山，迁到湘乡荷塘二十四都（今属双峰县）定居，家谱上定称“大界曾氏”。但大界曾氏在曾国藩之前并不发达，世代都是农民，靠种田为生，与科举无缘。一直到了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才文曲星下凡，曾麟书考中了个秀才。到了曾国藩这一辈，奇迹出现了，“大界曾氏”一下子出了多位大人物，直到今天还有很多曾氏名人，甚至连“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也是曾家女婿，其夫人曾宪植是曾国藩直系后人。当时便有风水先生传，曾国藩的祖坟（曾竞希）埋到了风水宝地上。曾竞希死时曾国藩才5岁，葬在荷叶镇神冲太西冲。当地人传称，曾竞希的墓地是块“金鸡”。前有小河环绕，后面是一狭长的山地，像鸡脖。再后是一长圆形的山丘，像鸡身；长圆形山丘两边，各有一块底矮的扇形山地，像鸡翅，曾竞希的墓穴正好选址“鸡头”。传说，曾竞希葬后次年春天，当地连下了三天大雨，山洪大暴发，“鸡头”前面田里的庄稼、泥土都让水冲走了，田地积满白沙细石。有好事的风水先生便称，曾竞希长眠的宝地显灵——“金鸡啄白米”，曾家将显贵，嘱曾家保护好这墓地。其实，曾竞希的墓地形势就是中国古人喜欢择葬的“四灵”（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之地，“金鸡啄米”不过是附会之说。虽然曾竞希基地传奇是附会之说，但曾家后来确实显贵了，曾国藩考中了进士。所以，曾国藩嘱弟弟给他在曾祖父的坟地附近找自己的归葬处，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见邹其霖《曾国藩故乡探秘》，珠海出版社版。）
四，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早年他的诗文中无处不流露这种感情。最有代表的是他在京城为官时面对官场的无奈时时表现出想归家隐居的思想，对家乡山水的魂牵梦绕：“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在曾氏所有的诗词中我认为这一首是最好的，因为真情实感，所以写得非常动情，一处世外桃源的景象跃然于我们眼前。咸丰七年二月至咸丰八年六月，在湘乡村老家守孝乡居的一年零六个月中为家乡留下无数墨宝。如为老家黄金堂题写的：“屋绕鸟私，庭趋鲤对；竹林擅胜，棠棣增华”。“泽沛九重常荫绿，村连十里不分烟”。咸丰七年，奔父丧，在家中居一年多，并建思云阁。同治四年，曾纪泽回乡建富坨庄屋，并为家乡新屋写匾“八本堂”、“肃雍和鸣”、“富厚堂”。让自家人长期居住荷叶，强调周济乡邻等，都是为日后退休着想。此外，在他的诗文中，还有诸如“我家湘上高嵋山，茅屋修竹一万竿。”“苦忆故乡好林壑，梦想此君无由攀”。“鱼须文笏岂不好，却思乡井长三叹”。“为报南来新雁到，故乡消息在云间”。与家中通信，要求越琐碎为最好。晚年的他常与弟国荃回忆家乡景物，如“无端绕屋思茫茫，明月当天万瓦霜”，“出户狂吟聊妄想，孤云断处是家乡”。那一种对家乡的恋爱简直到了一种病态。（以上见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诗文一册、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湘乡曾国藩》12页。）同治六年，剿捻失败，曾国藩此时回家耕读的思想骤然上升，他给在家的曾国潢和夫人欧阳氏写信，说明自己回乡的决心，要他们做好准备。并说“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长久之计”。（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第20册，1338页）晚年，在直隶总督任上，又来断地提“吾曹均从耕田凿井而来”，要知足，要知民生之艰。总是提先祖的“八本”之务，总是想到退休后回荷叶塘生活，让纪泽提前在家修建富厚堂也是为退休后的生活准备。在短短的62年中，有24个年头是在湘乡，所以，他标榜自己“国藩世代为湘乡之民”，也乐于人们称他为“曾湘乡”。如果认真分析曾国藩的思想，他潜意识里自己最佳的安葬处是在湘乡。不可能退休后居湘乡，死后却葬到长沙。
五，他在遗嘱中明确提到了死后要葬在湘乡。曾国藩在咸丰四年的靖港之战大败后曾两次跳水自杀被随从救起。此后，长沙官场士绅群起而讥，街巷骂声不绝，他几乎不能出门，六月十六日写遗书，委托幕友代办二事：“一是作遗折，具陈办理军务不善，并抄檄文进呈御览；二是赶紧送灵柩回家，愈速愈妙，以慰父亲之望。不可在外开吊。受赙内银钱所余项，除棺敛途费外，到家后不可剩一钱，概交粮台。”（岳麓书社，《曾国藩年谱》第40页，1985年版），这时候他想到死后的葬地是湘乡，不是长沙。咸丰十一年兵困祁门之时，冒险进至休宁之刻，他又想到死，又写了遗书。书信中重申祖父的居家八字、三不信外，对自己一生治学，特别是从军以来的反省很引人注意。对子女要求“长大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第19册第622页，海南出版社《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上册，179页），在给曾国玉潢的两封信中也提到“盖因军事危急，可能凶多吉少，提前写出遗嘱，要家中子弟记住星冈公的八个字和他八本说及兰致祥。在接下来的几篇家书中，对湘乡家中的乡村生活表现出无限的倦恋。又大谈家居之道。同治九年，天津教案的处理让曾国藩又想死。他写给纪泽的遗嘱讲到他如果死了，遗体运回湖南的路线。沿途可能出现的问题。“余若长逝，灵柩自以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保送而已。”（岳麓书社《曾国藩全集》第20册，1369页）这里面的“湘”，从上下文看，又是指家乡湘乡。
六，湘乡找一处平安之地不难。如果以他所谓寻地以先人安寝为要念，以先人平安，以保后人平安为念，这样的地湘乡到处都是。从他反复盯嘱后人不要做官而论，他所要找的地，主要是保佑后人平安。平安在他看来，就是家人健康、和睦。这样的例子，在其生前比比皆是。试举例说明：1，早在京城的他不信风水，认为祖母亲的墓地在垅中间，地势太低，近河，有水患白蚁之挠，建设迁葬。他这一提议并不是从风水上考虑的，而是从祭祀从视角宏大的角度去考虑的。家书中对于此事是这样记载的：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九月十八日，曾国藩的祖母去世，曾国藩觉得祖母的葬地选址不是太好，靠水太近，不开阔，遂给祖父写信，希望改葬。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曾给祖父的家书中有这样的文字：“孙幸蒙祖父福佑，忝居士大夫之末，则祖母坟茔必须局面宏敞，其墓下拜扫之处须宽阔，其外须立诰封牌坊，又其外须立神道碑。木斗冲规模隘小，离河太近，无立牌坊及神道碑之地，是以孙不甚放心。意欲从容另寻一地，以图改葬，不求富贵吉祥，但求无水蚁无凶险，面前宏敞而已，不知大人以为如何？”2，曾国藩母亲咸丰二年殃，葬于荷塘二十四都下腰背（今属荷叶乡良江村），其父曾麟书咸丰七年去世，葬于二十四都的虾背周壁冲。后其弟曾国华战死三河，他认为是不是与父母的坟地不吉有关系，专门请了风水先生去察看，果然是凶地，于是他不顾一切要改葬父母，要找一个好地方让他们合葬。当时曾国荃在家休整，在九蜂山罗泽南的家乡访了一地（湘乡二十九都台洲的猫面脑），但这个地方当地洪姓与夏姓争得很厉害，是一块争讼之地。曾国藩得知后，要国荃从速办理，既然他们两家争，第三家出面是最好，他急着写信给国荃“先考妣改葬之事决不可缓！”他还亲自给洪夏两家人写信，要他们把此地给曾国 ，当然钱是大大的有。后来经过曾国荃、曾国潢两兄弟的周旋，地定在夏家的自留山上。父母合葬于此，曾国藩“欣慰无比”，同治十年，他还专门为父母亲的墓写墓志铭（《先考妣台洲墓表》），“略述梗概，以著先人懿德”，了觉一片孝心。还有一事也可以说明曾国藩认为“平安”为第一要念。道光十九年，他的长子祯第夭亡，欧阳夫人做一梦，是屈太夫人作的祟，因其坟无人祭扫。屈太夫人是曾家九十祖的元配，葬于衡山白果鸡公头周某屋后。因为隔了这么多大，地方都没法找，谁还记得呢？但曾国藩对此事很重视，同年，他讫假家居，请祖父带着他到衡山白果，在荒山野草的山头找到屈氏的坟，重新修墓立碑祭扫，诸事完毕才返京城（见其道光十九年这日记）。其碑文为曾国藩亲撰，至今尤存。
七，对湘乡哥老会运动采用低调处理间接说明想日后回湘乡有一片安宁之地。同治年间，裁撤的湘军、荣退的湘军许多加入哥老会。作为湘军源地湘乡，更是闹得不得安宁。开始，曾氏大为恼火，家书中连称“可恶”。但如何处理这些人，他反对连坐，尤其对湘军将领，他力主低调处理。“余意不必曲为搜求”，还要曾国潢暗中相保，并指出目的是为了“我家图安静地方”，不致引世人“恨我之大恶”（江西《曾国藩家世》，海南出版社，《曾国藩家书全编》P328，329），然曾国潢在这个方面并未执行到位，参与“会剿”很积极。
八，死后葬伏龙山当为戏言。一是并没有专门的文字证明曾国藩死后想葬于此。二是，即便一时性起，一时心血来潮说的话不足信。前面说了，长沙为曾氏的伤心之地，讨厌之地，他的潜意识里是不会把自己葬在长沙的。就算训练湘勇来到此地，与当地庙宇的主持谈到此事，也是应酬之语。酒酣耳热，捧承主人几句，都是非常情理的事。官场之人，这是基本常识。所以，酒桌之言，应酬之语是不能作数的。就象现在的领导在酒桌上表的态他可以不承认。而办事之人却可以育之凿凿，把领导的酒语作为令箭。更何况宝月并没有直接答应他，他告诉曾国藩，佛门近地非常人能使用。那就有热脸挨冷脸之嫌了。一些野史认为，伏龙山附近曾有一座桐溪寺，为唐朝振朗禅师创建。曾与桐溪寺有缘，钟情此地，是因为当年曾在此训练湘军。曾国藩在此训军时，不时造访桐溪寺。时寺中主持法名叫“宝月”，曾与宝月言语相投。相见甚欢。曾国藩有意以桐溪寺所在地伏龙山之阳作为死后归葬之地。但当时宝月并没有直接答应他，他告诉曾国藩，佛门近地非常人能使用。清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宝月圆寂后，葬于金盆岭。宝月不让曾国藩葬此，主要是从佛门而言，一位从事军事、从事杀人为事业的人怎么能让他葬在此呢？而曾国藩当时也有可能是戏说，就象我们在一些社交场所说一些恭惟人的话不能当真。但是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让他最后“躺”在了伏龙山。
九，退居其次的墓地选择也应该是在湘潭县、衡山县一带。铜梁山紫竹地并非不是好地。虽然郭嵩焘强硬地说这个地方不是好地，但曾纪泽开始时并不这么认为。因为父亲的要求并不高，并不希望找一处升官发财的地，而只是要一处平安之地。若大一个湘乡，找一个平安之地还找不出？父亲生前又非常热爱他的家乡，总不能让他葬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让他的思乡之情难以满足吧？铜梁山在家乡附近，又有父亲生前修的官道，筑的亭子，父亲生前对这个地方的风景也赞不绝口，所以，他把最佳的选择放在此处。从他的潜意识里并不相信郭嵩焘。只是因为郭为父亲生前好友。至少表面得尊重。我们纵观郭氏，一生也不顺畅，尤其是晚年家中总是出鬼，总是死人，如果从风水而论，说明郭氏家族的坟地有问题。按理，郭嵩焘为湘军人物中最懂风水的大家之一，为什么他家里总是闹鬼呢？同治七年，先是儿子郭刚基死，之后，郭宅凶讯频传，第8个女儿因喉症死，几个月之后如夫人死，邹氏死，女婿左浑死，短短数年，亡人6口。要让曾纪泽去相信一个连自己家里的风水都没处理好的人的话，他会相信吗？（岳麓书社《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寿与道，咸同光时代》，P132，133，137，138）。所以，他固执地在湘乡范围内寻找。而郭氏偏偏不远千里从湘阴赶到湘乡来干预纪泽的计划。面对这一份盛情，纪泽是无法拒绝的。一个人的决策在遭到别人多次干预之后，总会蒙上阴影。退一万步讲，紫竹地就算不是发地，一处平安之地总还是可以的吧？如果湘潭县找不到，曾氏墓地也应该在衡州一带寻找。一则是曾氏一族从衡州迁至荷叶，衡州为其始祖之根。二则衡州是曾国藩求学之地，算是第二故乡。三则，曾氏在衡州办湘军一举成功，算为福地。为什么曾国荃最后把他的墓地选择在衡山，而不是长沙？为什么不也葬在伏龙山，兄弟为邻？按理，长沙平塘的墓地最后选择是曾国荃拍版，生前两兄弟又关系最好，死后一起葬在平塘也不让兄长寂寞。说明，平塘也不是最理想的地方。曾国荃踏遍万水千山找地，并不完全是为了其兄，也是为了自己百年之后。所以，让自己葬在衡山面让兄长葬在长沙不排除留了一点私心。事实上，曾国荃的后代也是非常不错的，从子孙发达而言，比其兄还要强一点（曾纪泽是世袭其父之职位，除外）。
曾国藩最后的安寝之地选择在长沙近郊的善化县伏龙山，两年后，曾国藩之发妻欧阳氏殁，也合葬于此。曾墓落户平塘是不是就达到了曾国荃和曾纪泽当时的考虑要点呢？笔者认为未必。
一，关于盗墓的问题。伏龙山在今天长沙市望城县平塘镇。这一决策是他的弟弟曾国荃拍板的。据曾国藩之满女曾纪风所著《崇德老人自定年谱》中记载，曾国藩生前与弟曾国荃有约：“国藩先殁，则国荃为定茔兆；国荃先殁，则国藩为之制墓志铭也”。定于此地的原因前面讲过了，是为祭祀的方便，管理的方便。湘乡历来盗墓成风，叠葬成风。凡是上了些历史的墓都难逃此劫，有些名人的墓甚至无数次被掘被盗。而叠葬更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一个好地方，只要名声传了出去，乡民就不管你大官小官，不如现官，不如现管，就会在坟头上葬坟，而且这样的动作会选择在日黑风高的夜晚来完成，然后抹平痕迹，你去祭扫的时候不知不觉做了别人的儿孙。据说蒋琬墓就遭到这样的恶运，蒋家本来在当地是望族，蒋家先人的坟头上被别人叠棺而葬之后就从此没有了发达，而发达了别人的家，蒋家反而蓑落了。曾家是不希望这样的结局。二，曾国藩生前最恨的就是掘人坟墓。他在江西作战的时候，一个最信任的部下，湘军中很有名气的大将李元度为了制止江西的老百姓投奔太平军，以掘投奔太平军的百姓的先人墓为乐事。对此，曾国藩很愤怒，多次严加斥责，并因此多年不重任李元度。三，他也考虑到自己百年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盗墓。为了防盗墓，他主张裸葬，即墓中不放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凡是朝廷赏赐，尽可以留给后人以示彰显，用不着带到土下。关键是对于象他这样的名人，裸葬，别人也是不会相信的。再说，杀了那么多人，想掘他坟墓的人多得很，只是实力不够，机会难遭。
二，曾墓在规制上、在防盗学上很下了功夫。造墓的所有费用由清廷负责，按他的级别，规模自然不会差。平塘曾国藩墓地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分为墓冢、墓围、拜台、平台、神道、牌坊、墓庐、碑亭8大部分。墓冢为三合泥拌碎石，混合糯米汁封死，上铺砌花岗石，呈半圆形，底径5米，残高2米。茔地以花岗石墙围护。墓前有拜台，祭坪约50平方米，东西各立石阙一个，分别刻“曾太傅墓东阙”、“曾太傅墓西阙”字样，石梯通道沿桐溪寺围墙而下，与墓庐相连，通道边有石马、石狮、石虎及翁仲各一对。距曾国藩墓约60米处立有“太傅大学士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系大学士李鸿章撰、翰林黄自元书，叙述曾国藩生平功绩。墓地正前有古银杏、罗汉松各两株，蓊郁茂盛。墓地前方是桐溪寺，古称兴国寺，为唐代振朗禅师创建。该寺掩映于绿树丛中，建筑宏伟，楼阁玲珑，三道大门，宽敞明亮，为唐代名刹。不久，寺毁，至宋复建，名曰伏龙庵。寺周有八景：盘龙松、集贤桥、象王岭、谈经石、狮子峰、桂花井、金盆岭、万寿亭。至明末，寺又毁。清代，经天岩应适禅师募缘重建，改名桐溪寺，因山后桐林茂密、寺前流水潺潺、山清水秀、环境幽雅而得名。鼎盛时期，桐溪寺有房100余间，香火缭绕。曾墓建在此寺的后山上。寺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毁损，现踪影全无。
三，照样被盗，而且次数不少。墓成后，有专人守护，为了维持守墓人自养，建有专门墓庐，给了20亩田土供自种，另有看门银。同时曾纪泽与官府打好招呼，从政策层面来保护。但是，谁也不能料到百年之后的事。清末民初，国家动乱，民不聊生，有人掂记着盗墓，但是墓地太结实了，没有成功。民国孙中山革命，曾墓就遇到麻烦了。孙中山的国民党认定太平军是革命的，认为曾国藩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就凭这一点，曾墓都难脱被掘之命运。但关键时候又躲过一劫，这要归根于蒋介石。蒋对曾国藩推崇备至，蒋氏不仅把曾氏的军事思想用于黄埔治军，而且把曾氏的思想用于治民治政治国。由于“委员长”尊重曾国藩，谁还敢去掘曾国藩的墓呢？所以，在民国，曾国藩墓和湘乡曾国藩故居富厚堂是受到重点保护的。即使是抗日战争当中，也下令当地驻军不得擅入，要不惜一切保护好曾文正公的故宅。据平塘曾国藩墓地周边村民周新民说：从清至民国，曾家也颇用心，曾用20亩良田，聘请当地一户周姓人家为守墓人。因为是清朝重臣，其墓地也不让人随便进出。据说凡五官不全的、放牧的、要饭的，都不允许进入墓地，附近不让放猪放羊。日本兵占领长沙时也没有进来（可能不知道，也有可能是日本人出于对曾氏的敬重）。问题是出在解放后。第一次大的毁墓事件发在1950年代大陆“农业合作化”时期。在“破四旧”运动中，除墓冢、墓桌外，其他地面附属建筑悉被破坏，精美的条石让附近村民搬回家建房子砌猪圈，桐溪古寺也在此时消失了。第二次大破坏则发生在“文革”期间，墓地上的石马、石狮、石虎及石翁仲被推倒，砸碎。当时红卫兵打算挖开墓穴，但因为曾墓是用三合泥拌碎石、糯米混浇而成，非常坚固，使用炸药也没有能把墓掘开，（一说掘开后棺未能开）。第三次大破坏是在1989年冬天。影响最大、真正破坏到核心墓穴的是这一次。当时，“万元户”概念流行，要想富，去盗墓。曾国藩的墓就是在这样背景下，被盗墓贼盯上的。据当地村民回忆，那晚天特别寒冷，刮着大风，不少人早早就钻进被窝里睡觉了。有几位年纪大睡不着觉的村民，围着火盆前烤火拉家常。快到后半夜的时候，从狮峰山方向传来了“轰轰”的响声，怀疑有人在盗曾国藩的墓，因为当时盗墓现象在当地不时发生。当地镇文化站站长王震球、望城县文管所所长余耀国及派出所民警接报后，立即赶到墓地，在现场还能闻到很浓的火药味，现场还有盗墓贼逃跑时丢弃的钩子、绳索、手套等盗墓工具。墓上有直径达一尺多的盗洞，明显是用火药刚炸开的，现场还留有燃烧后残存的导火索。因为曾墓十分坚固，盗墓贼多次爆破，也仅炸开了一个很小的盗洞了。但此盗洞打得准确异常，正在盗墓者习惯下铲的棺头，不应该是盗墓新手所为。从盗洞往下望，可以看到黑色的棺材。曾的棺材是用上等楠木做的，材质好。盗墓贼在成功挖到棺材后，却未能将棺材揭开，仅在上面弄出了一个小洞。此小洞是用火烧了很长时间才烧出来的。在火烧之前，盗墓贼应该想尽了各种办法。由于棺材上的洞口太小，盗墓贼只好用铁钩子从棺材钩随葬品。由于曾的棺材内塞有大量的灯草，随葬品在下面，盗墓贼只得先钩出灯草。在盗墓现场，人们发现了一顶清臣的官帽，此帽做工十分考究，系用上等蚕丝织成的，黑色。专家判断，此帽应该是盗墓者钩出来的官内之物。这顶官帽很值钱，为什么会丢在现场不带走？分析可能是是盗墓贼逃得太急，没有来得及带上；再是没有看上这“破帽子”，只图金银财宝。这项帽子目前并没有存于世上，当时被重新放回了曾的棺内。盗墓贼到底从曾国藩的墓内盗走了多少文物？目前不得而知，但专家根据盗洞很小的情况推测，盗墓贼只是钩走了一部分棺内之物，且都是小件，大部分随葬品并没有被盗走。当地官方在事发后次日上午，便安排人员用钢筋、水泥将盗洞封死。曾墓被盗，当时影响很大，时湖南省省长熊清泉在上呈的曾墓被轻上报材料上批示，“如经查实，对盗墓者严惩不贷”。但因为线索不全，当年到底是谁盗了曾国藩的墓，至今没有侦破，成了一桩盗墓迷案。对于这三次，当地文管部门得到确认。官方统计是3次，而墓地周边的村民周新民记录的则有30多次。1993年，曾国藩墓被确定为当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情况才有所改变。1996年，曾墓又被公布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上见《潇湘晨报》，红网）
总体而言，曾墓在湘军的几位统帅中，其墓地是保护得比较好的一座。究其原因，一是政策层面的原因，二是墓地的建筑非常结实，虽没有秦始皇墓那么结实，一般的小打小闹是打不开的。所以，连慈禧太后的墓都难逃劫运，曾墓却只出现几个盗洞，不能不说是奇迹。破坏最严重的是左宗棠墓（今长沙跳马乡境内）。左墓几乎与曾墓在同一个纬度，都在长沙，一个在湘江西，一个在湘江东。左墓则是在文化革命时修战备公路而被炸开的。当时王震将军听到此事后很愤怒，责成湖南方面严肃处理。
如果曾基建在湘乡，会是什么结果呢？从现有湘乡古墓的保护情况看，湘军人物的墓地都难逃其劫。笔者亲眼到过刘蓉的墓地、王錱的墓地，都有过盗墓的历史。刘蓉的墓采用的是套棺，即棺中棺，故盗墓时没有伤及内棺，据说还有两条碗口粗的蛇从墓中爬出。王錱的墓是棺下棺。即棺材下面还有棺材。所以也没有破坏到根本，但是坟面破坏严重，至今仍然有一个很大的盗洞。而从次数而言，刘蓉墓仅一次，王錱墓两次。当然墓地外面的石材在那个年代都是没办法逃过洗劫的。相对而言，双峰境内的古墓古祠古堂保护得比较好。这些保护得好的古迹一般都有直系后人在当地居住。
有一点是笔者不明白的：以曾国藩和左宗棠当时的影响，葬之于天下名山岳麓山是完全可能的，可以的。他们为什么没有选择岳麓山？同期的官僚机构怎么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若如此，岳麓山上岂不又多了一处湖湘文化遗产。
综上考据，笔者认为：一，曾墓置于长沙平塘镇并未曾国藩本愿。二，曾纪泽的选择是迫于无奈，受太多人干扰。同时从安全考虑，为祭扫之便。三，提出问题：当代人是否要考虑前人的愿望遂其所愿？这涉及到一个政策层面的问题，一个文物保护的问题，还有一个曾氏族人的意愿问题。如果让曾氏魂归故里，当然是一件合其心愿的好事，但也将是震动海内外的大事。笔者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说赞成迁葬。当年其子曾纪泽都没有这样做，难道曾氏的后代子孙又来做？再说，湘乡县和善化县当时都属长沙府，从大概念上讲，曾国藩还是落叶归根了。笔者提出这样一问题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提示今人，从历史的错误之处看今天。今天的一切也将成为历史，我们如何看待现当代发生的一些现象？如何领会现当代一些名人的思想，哪些话是名人的真实意思表达，哪些话不是真实意思的表达？若如此，我们就少走许多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