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事功和永不凋落的形象，堪称近代以来中国第一人。他以科第书生而崛起于行伍之间，以深谙官场及处世之道而永不“摇落”。面对专制皇权，他以自我矮化来保全身家。他官至极品、位及人臣并“国史”留名，是满清汉人而封侯的少有之人。任事治家、权变机谋、功名富贵在曾国藩身上实现了完美统一。在“修齐治平”的道路上，曾国藩把湖湘文化的功利实用与程朱理学的性命道德结合地恰到好处。有多少士子梦寐以求的“三不朽”，被曾文正演绎的淋漓尽致。研究曾国藩的著述汗牛充栋，然鲜有“民主”和“人性”的视野。从纵向看，曾文正一生都生活在专制王朝；但从横向看，当时世界早已由分散走向整体并到处闪烁着民主和人性的光芒。曾文正的伟大在于他能与时俱进、坚毅不拔、愈挫愈勇以及恒守朴拙的意志品格。因而，他能不断延展目光，挣脱传统士大夫之囿而倡导近代科技、开创近代教育、求知识于“蛮夷”。对曾文正最中肯的论定奠过于近人梁任公了，他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要想了解曾文正，最起码应浏览《曾国藩全集》、《曾国藩全书》以及《曾国藩文集》等著述，方能略知一二。

　　一

　　曾国藩出身于普通耕读之家，以中人之资靠勤苦朴拙而跻身权贵。如果不是洪杨起事、西方资本主义席卷全球以及清廷江河日下这样的风云际会，他是很难彪炳史册的。他的崛起是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最佳诠释。丁忧在籍的曾国藩以礼部侍郎衔凭团练起家，他一贯严谨笃敬的事功修养，开始在复杂多变、艰苦卓绝、死生无常的军旅生涯中展露出来并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当风起云涌之时自能一飞冲天。虽儒生从戎但习熟兵事尚在其次，应付和洞悉官场的云波诡谲才是成功的关键，而这一切都在历尽人生奇耻大辱的痛定思痛之后。一八六六年十二月，曾国藩在家书中对弟弟曾国荃回顾说，“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次年三月，他又在家信中述说了自己九死一生、刻骨铭心的“四大堑”：“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咸丰三年六月被赶出长沙）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次庚戌年（道光十三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咸丰四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咸丰五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晨天命，皆从磨练后得来。”就这样，曾国藩把每一次的屈辱与失败都转化为通向成功的阶梯，曾经耿直而个性突出的“愤青”也日益变得世故圆滑。胡林翼说他“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自己也总结说，“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他晚年的幕僚赵文烈说，“（曾国藩）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由此可见。官场比战场要复杂而残酷的多。胜利了，则是众人之力和圣上的“英明领导”而决不敢贪功骄惰；失败了，则全是自己进退失据和调度无方。曾门兄弟五人中除老二曾国潢居家长守外，其余全都投身军旅。三弟曾国华和五弟曾国葆最终马革裹尸，四弟曾国荃也屡履险境。所以，屡屡推辞朝廷的封赏就成了曾国藩的家常便饭，而且毫无“作秀”之态。他的百折不饶和忠贞不贰终于赢得了主子的认可，成就了他中兴名臣的地位。当然，洪杨政权的落后腐朽也是曾国藩能笑在最后的重要原因。进士出身的曾文正应该感激不第秀才洪秀全才是！

　　家天下时代的专制王朝，君主们永远都以确保一家一姓之权位为不二法门，其极端的自私自利屡屡见诸血迹斑斑的史籍之中。社会的进步、民生的幸福从来都不是专制政权的目标所在。专制权力一贯的、必然的行径就是通过文教或暴力的手段，使臣民们无条件的尽忠与屈从，广大子民完全是一家一姓的奴仆和工具，他们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能被君主最大限度的利用，他们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能被主子“赏识”。在中国几千年的教化流承中，其基本不变的主题就是以孔孟为首的儒家思想日益被改造成集权专制制度的精神长城。其禁锢人心、束缚人性之功能被发挥到极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为了一姓之私利，可以牺牲天下，可以十室九空，可以毫无人性。但“成王败寇”，历史由胜利者垄断，而功名不过是专制政权用以牢笼英雄、收拾人心之具。专制政权不断强调“以德治国”（“德治”即“人治”），讲“仁”讲“礼”，强调遵守本分与维护社会和谐，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并通过“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的文化大一统手段来塑造社会的均质与同一性，并极尽打压个性、迫害“异端”之能事。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等，凡此，其目的就是要使家天下千秋万代。对此，洞悉传统文教奥秘的西方大思想家福科指出，古典时期的一切知识都是关于秩序的知识。诚然！在中国三纲五常、等级森严的专制社会中，要求臣民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其本质就是要维护家天下的“长治久安”。任何威胁或胆敢挑衅一姓之权威者，都会被冠以“目无君父”、“大逆不道”、“犯上作乱”、“名教罪人”等，动辄株连九族；或通过教化于机先、防堵于内心而扼杀于摇篮之中，即通过暴力的枪杆子和愚民的思想改造而双管齐下。总之，专制社会要竭力造就“神圣权威”和“中枢核心”的社会以及“无知无识”、“逆来顺受”和“齐整有序”的奴隶顺民，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农耕社会长期发展缓慢的主因。尤其是满廷，它本为东北边陲一少数落后民族而入主中原的，其狭隘自私和满汉之心更臻于极致。为了确保一小撮满人的统治，极尽了对汉人的防范、打压之能事，但对汉人的专制文化却能潜心吸取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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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浸染于孔孟程朱之学的曾国藩，逐步领悟到获取功名利禄和明哲保身之奥妙。他说，几千年来的圣人之学学礼而已，简直与大哲福科惊人的一致。作为一名位高权重的汉臣疆吏，曾氏日益变得谦卑就下。“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他推托封赏是出于内心的真实恐惧，当然不显得忸怩作态。他深知自己不过是主子手里的打狗棍，终有“鸟尽弓藏”之一日。从“天京”被攻克的那一时起，清廷便在暗中积极对他进行打压，提拔和扶植其部下中尤其是那些与他有龃龉之人，以使其地位相当而能分庭抗礼，从而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如清廷利用“愤激”的左宗棠来攻讦和牵制他，通过突出李鸿章来冷落他。曾国藩清楚，自己随时都可能被“牺牲”或因“居心叵测”而遭“罢黜”，一切皆因权柄在握而让主子放心不下。主敬慎独的曾国藩除了“吾日三省吾身”外，岂能“为人谋而不忠乎？”同时，所谓的“人臣本分”早已渗透到曾国藩的血液，而当时的社会条件也不具备为他提供世俗功名富贵的其他途径。面对自私横暴的独裁君权，他只能自我贬抑，在表面的尊荣之下实则完全是专制统治的手中玩物，而独裁者的褒扬也不过是一种羁縻手段。那些所谓的忠烈之臣，其唯一的行为逻辑就是“伺候好主子”。为了维护所谓皇家尊严，为了主子一人的荣辱，他们被激励要舍弃自己的性命，甚至可以颠倒黑白，可以不择手段，可以残害无辜，以实现封妻荫子和出将入相的功名富贵，并被褒奖为这才是他们最大的“成功”，才是其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总之，皇权的至高无上不容有半点污损，臣民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就是效忠皇权，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奴才。所以，曾国藩报功行赏时总是突出朝廷恩德或他人的贡献；对于朝廷委以的权柄，先以推辞，再以荐贤，总是强调自我德才不足，难膺重任。对于朝廷多次授予其四弟、攻下金陵城池的曾国荃之高位，他也代为坚辞。总之，他要时时突出君上的英名和核心领导作用。否则，就会让主子“睡不着觉”而“受到特别的关照”，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而且，君王事权的下放或系无奈或系试探，曾国藩当然知悉个中究竟，故而他能克服“权力自我膨胀的天性”，只做事不揽权。时时警醒自己不可疏忽主奴之别。金陵刚刚平定，虽然“捻匪”正飙狂似野火，曾国藩也立即裁撤湘军并上折“提醒”圣上，注意防微杜渐，防止出现外重内轻、尾大不掉之势。并且，他还不惜自污自损，稍有“过失”便自请处分。主子当然心神领会其“忠良苦心”，如此的曾国藩自然最符合家天下专制政权的利益。所以，身前加官晋爵、封妻荫子，身后修祠入史，并为历代统治者所奉尊。曾国藩的毅力、学识和深远的眼光以及非凡的权谋手段，自然是一般“活在当下”、“及时享乐”的官吏们难以企及的。而且，曾国藩后来的圆融也与一般世俗的油滑机智不同，仍以质朴方刚为基础，历经万般磨难仍不改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初衷。“文正以扑拙之姿，起家寒素，饱经患难，丁人心陷溺之极运，终其生于挫折讥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当然，“自我如果过于狭隘地寻求自己，结果必定是损害自己，它必须忘掉自身以实现自己，但这种自我遗忘一定不能出于自我利益的筹划。”所以，曾国藩能“不享富贵而富贵常在”，而“一般官僚不问是非，但知趋时；鄙薄操守，惟工谄媚，以善于观察风色为才具，以善于伺候君主颜色为职志。士人未入仕之先，但知背熟八股时文以谋高中，无意于苍生社稷；入仕之后，又汲汲于图升迁，谋肥缺、争宠任，一以个人的荣华富贵为准绳。”曾国藩深谙“大音希声，大巧若拙”及“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加之周亚夫、袁崇焕等“殷鉴”历历。深悟“月盈则亏、日中则昃”的曾文正，就极力践行“勤劳朴拙”、“花看半开”、“持虚保泰”的处世之道，并能严格贯穿于为人处事和做官治家之日常生活中而不敢有半点苟且之心。通过卑身退让和主敬慎独来避祸保身，历史证明曾国藩的确是“道中庸而极高明”的。他成为朝廷屡屡旌表的楷模，成为广大士子和后世之人仿效的榜样。无论是青年毛泽东“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还是蒋介石“国人精神的典范”，曾国藩成了一代楷模。省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深意之后，曾国藩推荐而加官晋爵的僚属数以千计，再加上曾容忍异己的“雅量”而终能获得同侪和属僚的爱戴，各地为他请功修祠者甚多，这些就构成了曾国藩保全身家的另一种力量。因而，在他时时谦卑避让以远离重权高位之时而权势已成，在他遣散湘军之际而左宗棠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则日渐强大。这些或隐或现的势力岂是清廷可以剥夺得了的？这就是曾国藩，一切都在深谋远虑和尽在不言中。他是一名“清醒的忠臣”，在与专制权力野兽的博弈中，既能安享尊荣，又能洁身远祸。曾文正行的是大智慧，追求的是大功利！但是，曾国藩成功的政治和人生前提是建立在自我矮化以突出王权的基础上，是一种做稳了奴才的成功。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他的政治修为或许有工具意义，但绝不能作为一种价值取向。

　　三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站在二十一世纪的民主和人道的今天，我们研究和纪念曾国藩，既要保持对古人的“了解之同情”（陈寅恪），乃至“温情与敬意”（钱穆），又要意存高远，突破古人的社会历史局限，投以人性的打量和观照。位高权重之时，曾国藩的敬畏与自我矮化恰好彰显出专制王权的恣肆与傲慢，以及独裁者的喜怒无常和“德治”的残酷。如果仅仅看到曾国藩的“成功”而不明其成功的底蕴，那么对曾文正的纪念就可能会走上歧路，世故权诈、厚黑圆滑就会更加风行，个性舒展、诚实耿直和自由民主的社会就会更难实现。君权的无限膨胀与民权的完全萎缩，绝不是民众的福祉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如果每个人都像猪狗般活着，那么大一统的强盛帝国又有何意义？毫无自我，满心奴才，即便锦衣玉食，如养在金笼里的猪狗又有何区别？而无视杨洪政权的专制残暴，长期以革命史观对曾国藩“镇压洪杨起义”而大加挞伐，试想如果曾国藩不镇压“暴乱”，他还是“文正”公吗？他还是毛泽东、蒋介石等所赞誉的风范楷模吗？乌托邦的政治梦呓为害极大，但长期以来不仅未得到清理，反而成为那些强梁人物和政治集团用以愚弄百姓、运动民众的利器。“单纯的激烈社会思想并不知道那昨天被人鄙视的穷困软弱的人，一旦得势凌驾于那些迫害他们的人，也就自己表现出他们一向在对对方身上所憎恶的，所认为是对方天生罪性的那种骄傲和求权意志。每一个遭受不义迫害的人，都误以为他所遭受到的苦难，乃是压迫他的人的特有罪恶。这就是软弱者的自义看法，一旦历史的气运转变，使弱者转弱为强时，他们的这种道德自负定足以增加他们的骄傲横暴。”当然，丧权辱国、“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满廷也绝非善类，洪杨造反有理，但绝非为民众幸福而斗争的“人民领袖”，打自己的江山罢了。孔孟仁义之论，的确符合良善民众的善良意愿，但正因为如此才被专制政权改造成围堵人心的看不见的厚障壁。“孔子生而吾华衰”，“余之格击孔子，非格击孔子之本身，乃格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之权威也；非格击孔子，乃格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由此观之，曾文正的千古功业其理性的、人性的意义又在哪里？做帝酋的奴隶与做清廷的猪狗，对普通百姓来说又有何区别？但“正史”会把我们在清虏“领导下”抗击帝酋称之为“正义爱国之举”，若死的“壮烈”还会冠以民族英雄之名号；如果我们跟随帝酋打击清虏，那我们就成了“汉奸卖国贼”，就是秦桧（历史的替罪羊，实际上要杀岳飞的是皇帝而不是秦桧，秦桧只是领会了主子的心意，“尽了奴才的本分”而已），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果不是在真正的、民主人道的体制之下，如果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帝酋和清虏对广大百姓来说只不过是“洋主子”和“土主子”的区别罢了！在此意义上，笔者非常赞成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无国界”之论，而所谓的“反清复明”对普通百姓来说更是毫无意义。旌表曾国藩式的功业，正是历代专制政权用以诱使广大民众充当炮灰的手段。我们纪念曾文正，如果不从张扬人性、弘扬民权着眼，对国家的建设、对民生的福祉、对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又有何意义？评价和透视曾文正，应有全球的眼光，因为当时的世界就已经开始“一体化”了。在与马克思（1818—1883）大致相同的曾国藩（1811—1872）时代，正是西方民权张扬、个性大解放的时代。马克思认为，人本身就是目的，人的使命就是要去发展自己的个性。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个性的发展和完善是人之为人的最高价值取向，以最终实现人（指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而非抽象的、欺人的漠视个体的集体）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清廷专制体制的野蛮落后已在中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暴露无遗。只有人，永远也只有人才是目的！文明的脚步也只有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才称得上进步！何兆武先生说过，当国情与真理不相容的时候，我们改变的应该是国情而不是真理。自由、民主、公正、人道是人间普适性的价值观，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真理！“独服曾文正”的青年毛泽东就已窥探到传统治术的奥妙，他说，“压迫是政治的精髓。如果压迫得法，说明你的政治是成功的。归根到底，政治的影响力十分简单，不过是经常保持压迫罢了”。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肃反、整风和“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的深意。在传统社会，要想得到青睐和任用，就必须套上专制政权的牢笼并听任驱策，否则就不算“成功”。“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而要驯服权力，就必须践行以人性为基础的民主宪政，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先进的仁人志士们前仆后继的精义所在。反观瞥国藩的成功，恰恰就是建立在做好奴才、做稳奴才的基础上。他从专制政权的褒奖和专制文化的肯定中实现了“自我价值”。曾国藩的伟大本来在于他“所受于天者，良无以异于人也。……然生当学绝道丧、人欲横流之会，窳败之习俗，以雷霆万钓之力，相罩相压，非甚强毅者，固不足以抗圉之。”然而，专制权力弘扬他的却是“忠顺”、“好奴仆”、“看家良犬”意义上的“伟大”。对此，后人读史不能不深思。否则，纪念愈多，奴性愈浓，社会愈恶，与文明的精神相去就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