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国藩众多的门生故旧、亲信部下中，李鸿章的地位和声望应该是最为突出的。他是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及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多年掌管清政府的经济、军事、外交等要害部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中国19世纪的开创者”。
翻开李鸿章的履历，我们不难发现，率师东下赴援上海并被简放署理江苏巡抚可以说是其官场发迹的重要转折，而相关的史书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往往是语焉不详。从目前已知的文献来看，这一过程还是比较纷繁复杂，跌宕多变的。本文拟就找到的部分材料粗作梳理，以期基本还原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大致轮廓。
派援上海的缘起
要说曾国藩派援上海的缘起，不得不附述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后期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东征苏常。1860年5月6日，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清廷最后一支经制之兵被消灭殆尽，其在长江下游的军事防御基本瓦解。11日，以天京解围，诸王、群臣登朝庆贺，并议进取策略。天王从干王忠王议，命东攻苏常，限一月回奏。随即太平军东征苏常，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太平军连战连捷，所向披靡。不仅在丹阳歼灭了江南大营残存的主力，且一口气拿下苏南大部。
7月1日，太平军兵锋直指上海。忠王李秀成因对近代外交尚未娴熟，盲目乐观地认为上海可以“和平克城”。但此时，中外反动势力已然联手。原来就在太平军横扫苏南的间隙，5月23日江苏布政使薛焕派道员吴煦、知县刘郇膏请援于上海英法领事，助防上海。两天后，上海士绅也向列强提出了类似的申请。5月26日，英公使普鲁斯、法公使布尔图布告保卫上海，维护商业。因此来到上海城下的太平军遭到列强军队的猛烈炮轰，洋人还用三角函数法测出忠王大帐所在，用落地开花炮向其射击，致使忠王本人被弹片擦伤面部。事后李秀成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指责洋人背信弃义。23日，忠王命兵士在城外芦苇中遍插旗帜以为疑兵，全军悄然撤出，至此太平军第一进军上海结束。不久，太平军主力转向以解安庆之围为目的的第二次西征，上海方面的战事暂时趋于平静。
另一方面，就在太平军挺进苏南的同时，清廷于6月8日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并兼钦差大臣，随即迭下谕旨，要求曾国藩率部东援。但曾国藩此时已确定“非皖莫属”的战略方向，正积极布署与实施安庆会战，并不为之所动。但是为了缓和咸丰帝的焦急心情，曾国藩还是于6月11日，上奏表示将“带兵过江，驻扎南岸，以固吴会之人心，而壮徽宁之声援”。此时的咸丰帝虽然明知曾国藩有意观望，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承认现状，肯定曾国藩的方略“通筹全局，甚合机宜，即着照所拟办理”。8月10日，清廷实授曾国藩两江总督。至1861年9月5日，湘军在围攻安庆一年多后终于将其攻陷，曾国藩因之被赏加太子少保衔。
在失去安庆这一“天京之锁钥”的重镇后，太平军暂时放弃皖江流域，转而经略浙江。9月25日，忠王率部从江西进军，占领浙江常山。至10月20日太平军攻克余杭，进攻杭州。11月4日，太平军攻占馒头山诸要地，杭州合围，浙江防务全面吃紧。
此时的苏浙，已经只有托庇于洋人“助剿”的上海尚为清廷辖地，因此江浙的缙绅纷纷避居沪上，“新筑室纵横十余里，地值至亩数千金，居民殆不下百万，商贾辐辏，厘税日旺”。当道者利用这笔资金大肆招兵买马，“逾年兵至五万四五千，然皆市斤无赖，或窃盗，或通贼，贼窥伺日益甚。”招募之勇不可持，原有的江南大营残余力量同样朽不可用。1861年4月，太平军再次大举攻向上海，薛焕命总兵马德昭守卫。马部于3月16日拂晓进至上海东门外董家渡。甫经登岸，兵丁即“叩市门强买物”扰民不止。当天中午，其一部又为太平军败回，至是民情浮动，“讹言贼至，则皆走，啼号辄数里”。如此情景就连在场的外国人都看不下去了，时人记曰：
渡有天主堂，法夷所谓神父者主之，闻状撞钟召集夷兵，驱数卒扃之堂中，乃息。然远近扶携奔逃者达旦。比旦，兵沿江夺民船，则又大哗，神父者麾士人登船掩捕，搴其旗，检其藏，以次及德昭船，驱入堂，神父者批其颊，作中语数之曰：“汝毁苏州城，复将毁上海城邪？”又指所捡妇人衣曰：“军中安用是？汝安所得之？汝食大皇帝禄，红其顶，花其翎，为盗邪？为贼邪？”于是中丞遣弁请之，不许，良久两枪夹脏而驱之，及所缚兵勇若干人付方伯。
洋人都看得出的情况，当事人不会不清楚。此时正丁忧在籍的湖北盐巡道顾文彬就曾一针见血地论道：“沪兵其殆矣！不壁垒、不训练、行无步伍，出无支应，将何以战？”因其在从湖北回上海的途中是乘轮船经长江的，路遇了曾国藩湘军的房地，因此“具言在楚时知曾兵可用可分援”，倡议赴安庆向曾国藩乞师。这一倡议得到了一批在沪士绅的支持，冯桂芬为他们起草了乞师信，并建议派人递送以示诚意，“因荐无锡华大令翼纶，阁学（庞钟璐）不许，继荐太仓钱主事鼎铭，许之”，并得到江苏巡抚薛焕的批准。
但华翼纶仍先赴安庆乞师。据曾国藩11月6日日记称：“是日，金匮县有知县华翼纶等三人自上海来，言下游望余大兵，情甚迫切，又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之多，并言绅民愿助此间饷项，冀上游之兵早赴江东。”18日，钱鼎铭和薛焕所委之候补知县厉学潮也抵达安庆，向曾国藩递交了乞师书，“书辞深婉切至”，钱鼎铭又“在坐次哭泣，真不异包胥秦庭之请矣。”
此事引起曾国藩的注意。21日，即钱鼎铭上书第三天，曾国藩与“少荃（李鸿章字）商救援江苏之法，因钱苕甫鼎铭来此请兵，情词深痛，不得不思有以应之也。”24日傍晚，曾国藩“至少荃处，与钱苕甫久谈，渠请兵甚切，余以非二月不能筹出一支兵速赴上海。”从而基本确定了出兵援助的方针。曾国藩决定出兵，当然与钱鼎铭等人反复哀求，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努力有关，但更是出于战略方面的考虑。
钱鼎铭之乞师书，主要是从当地军事的角度论述曾氏出兵苏南（包括上海）的必要性和条件，“大略谓吴中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曰乡团，曰枪船，曰内应是也；有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曰镇江、曰湖州、曰上海者是也。”而按照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通盘战略，湘军是从天京上游由西向东下攻，占领安庆后，此时如能从天京下游从东向西上攻，则会牵动太平军的整个防御体系，使之陷入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在战略上十分有利。同时，华翼纶等所述上海每月可为湘军筹集巨款的许诺无疑对一直为缺饷而困扰的曾国藩有极大的吸引力。他随后给曾国荃的信即明确指出：“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另一方面，出兵沪上，也可以借机排挤掉湘军的政敌薛焕、吴煦等人，将上海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可谓一举数得。因此，曾国藩对此动心而应允，绝非偶然。
人选之议
在确定了赴援的既定方针后，最重要的问题即是统军将帅的选择。正当曾国藩还在斟酌人选时，湘军悍将盐运使衔总兵吴坤修第一个自告奋勇地要求领命。
吴坤修，字竹庄，江西新建人，捐官出身。1849年，曾赴湘阴办理赈灾事宜，后参与镇压李沅发起义，得候补知县。1852年，太平军围长沙，吴坤修协助守城，以功擢知县。曾国藩创立水师，坤修司军械。后跟随曾国藩前赴湖北、江西诸战场，因功累擢道员。太平军二次西征，曾国藩调其防守湖口。吴坤修且战且进，先于太平军入城坚守，并最终奏捷，论功加盐运使衔。
吴坤修之所以最早就出来主动请缨，是因为钱鼎铭等赴安庆哭请援兵的当天，他恰好在场。欲一展拳脚的吴坤修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于是当天就和曾国藩谈了很长的时间。稍后，他又数次找到曾国藩坚请。至11月22日，吴坤修明确提出“请募兵六千，赴江苏上海一带救援”。但曾国藩最终“以新兵恐难得力，未许”。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苏南的利益太大，苏抚的人选太敏感，吴坤修一方面才智欠佳，恐难胜任，另外资历尚浅，不在曾国藩苏抚人选的考虑范围之内。
在曾国藩的心目中，此事的最佳人选早有成数，就是他的九弟曾国荃。
还在吴坤修为争取赴援而纠缠时，11月16日曾国藩就致信曾国荃称：“上海富甲天下，现派人二次前来请兵，许每月以银十万济我，用火轮船解至九江，四日可到。余必须设法保全上海，意欲沅弟率万人以去。……不知沅弟肯辛苦远行否？”26日曾国藩再次致信曾国荃，重申了大致相同的内容，并催促道“如慨然远征，务祈于正月内赶到安庆，迟则恐上海先陷。如沅弟不愿远征，即望代我谋一保上海之法，迅速回信。”
对于曾国藩的再三催促，曾国荃的态度似乎并不积极。曾国藩遂于12月15日又连催曾国荃受命：“江苏、上海来此请兵之钱苕甫，久住不去，每次涕泣哀求，大约不得大兵同行即不还乡，可感可敬。余前许令沅弟带八千人往救，正月由湘至皖，二月由皖至沪，实属万不得已之举。务望沅弟于年内将新兵六千招齐，正月交盛南带来，沅则扁舟先来，共商大计。”18日曾国藩又致信曾国葆（曾贞干）向其诉苦曰：“江苏请援，至少亦须八千乃能往救，此刻实无此兵力。无论少荃在余处帮办奏折，不能分身前往，即少荃可往，亦无兵可带。”
可是曾国荃却似乎对赴援上海不太热心。20日，曾国荃在给湖南巡抚毛鸿宾复信时写道：
上海亦颇危急，该处绅商愿助饷请兵，以保上海。此亦公念也。家兄拟派国荃所部坐洋人夹板船到上海，询荃能胜此任否？荃顷熟计之，正月尚须添招新军，不能到皖，且远离长公左右，自分必不能做分毫事业，深恐贻误上海之局面，是以未敢冒昧允诺。已函请其另谋良将劲旅。以赴兹役也。
25日，曾国藩再一次去信争取曾国荃，几乎是用哀求的口气说：“浙事想已无及，但求沅弟与少荃二人能为我保全上海。人民如海，财货如山，所裨多矣。”31日，曾国荃不再兜圈子了，曾国藩“是日接沅弟信，不愿往上海，恐归他人调遣，不能尽合机宜，从违两难。”无奈，曾国藩只得回信说：“弟不肯赴上海，亦系量力而行，余已别有位置。”
曾国荃的拒绝，使得曾国藩不得不另想人选。原本曾国藩打算由曾国荃和李鸿章、黄翼升同去上海，互为协助，也是对属下的历练。但曾国荃不去，李鸿章又长期居于幕府，带兵经验欠缺。因此，曾国藩认为，赴援上海需用一员老将，他相中了湘军宿将陈士杰。当曾国藩还在用心于劝说曾国荃赴沪时，他就已经和李鸿章讨论了调陈士杰赴沪的可能，曾国藩12月30日的日记记曰：“灯后，少荃来谈，商调陈俊臣带勇赴江苏事件。”
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太平军兴，他即在乡里组织团练，颇有成效。曾国藩治军衡阳，他入幕赞襄。后遂曾国藩赴岳州、靖港、湘潭等处战守，皆指挥得当，因功迁主事。1865年，湖广会党起义，陈士杰归里办团加以镇压。后翼王石达开率部远征至湖南，陈士杰率部将其阻于广武，“上嘉之，擢知府”，旋晋道员。
1月6日，曾国藩致信陈士杰，“敦请大旆出山，相助为理，……如获许允，即望招集旧部，挑募三千人”，并好言劝日，“旧人其事，调度易灵，务望及早着鞭，于明年二月底到皖。其留苏请简一层，以苏省办事乏人，而此军专为东征之用，故如此位置。若不惬尊意，则请到营面商，再行出奏。”17日，曾国藩正式上奏清廷：“江苏按察使汤云松，久病废事，难期振作。……可否请旨即将陈士杰擢受江苏臬司，饬令带兵勇四千名，驰赴安庆，听候调遣。”2月2日，上谕批准。17日，曾国藩又加片陈士杰道：“阁下虽有奉苏臬之命，而应否直赴上海、镇、扬，仍应视贵部兵力之强弱如何。下游饷项最足，而援应之兵太少，上有安庆一带饷项常绌，而处处有兵互相援应。阁下新军训练未久，如不愿遽赴下游，即在安庆等处与国藩相依，亦无不可。”24日，曾国藩又将陈士杰将赴沪援助之议函告了上海中外会防局委员潘曾玮：“陈俊臣新授苏臬，去冬已札饬招集桂勇。俟渠到皖，或与少荃同行，或与舍弟同行，二月再行奉告。”
但陈士杰的态度和曾国荃的差不多。曾国藩最初函告时陈士杰即“以母老辞”，后谕知命为江苏按察使后，他“仍将以独子母老为辞”。不得已，曾国藩只得于3月24日函告苏抚薛焕“此军恐成虚望”。曾国藩对陈士杰不愿复苏大感不快，以至在数月后致信他人时，他就明确提出：“不可效俊臣（陈士杰）所为，轻率将事。”
吴坤修、曾国荃、陈士杰的不果使得东下苏常这一历史机遇最终落到了李鸿章头上：曾国藩决定由李鸿章招募淮军东援。
1861年底，“曾国藩募练淮北之勇，名曰淮军。”对此，李鸿章颇有自知之明，他在这年3月2日致曾国荃信中说：“东吴请兵之使数至，师门始以麾下得胜之师允之。嗣因内举避亲，复以不才应诏。”
李鸿章招募淮军，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利。李氏家族在安徽声名显赫，团练旧部众多，可以一呼百应。再仿效湘军模式，通过血缘、同乡、同学、师生等关系，由他自己选拔统领，再由统领选拔营官，以下哨官、队长、士兵依次选拔。曾国藩又调湘军八营给李鸿章作“陪嫁”，并亲自为淮军拟定营规。3月4日，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检阅了编练完成的淮军。
国藩清障
虽然最终决定由李鸿章率师东下赴援，但准备工作却还是没有完。因为上海当地驻有以巡抚薛焕为首脑的一整套行政机构，他们手中握有兵权和饷源，在江苏仍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如果不早为之所，李鸿章即便顺利到沪，其行动也必将左右掣肘，根本无法开展。因此把江苏巡抚的位子挣到手，成了曾国藩决定赴援后的既定方针。
其时，因杭州危急，上海难保，江浙在京官员不满薛、王，纷纷上折参劾，交夸曾国藩之忠直能干。“用兵以来，惟楚兵最勇而善驭。楚兵者，惟曾国藩最著。”于是清廷于11月18、19日连下两道寄谕，让曾国藩密查薛焕、王有龄是否能胜任苏浙巡抚，同时命其节制江浙皖赣四省。27日，又寄谕曾国藩如薛王不胜其任，其自行保举合适人选。
此时的曾国藩远在皖南，和沪杭相隔千里，要其“密查”薛王行状，无疑就是一篇命题作文。12月26日，曾国藩就在上奏清廷的奏折中扬扬洒洒地写道：
王有龄不谙军务，……将领狎而生玩，兵勇败而转刁，遂成不可制之象矣。……王有龄起自佐杂微员，历居两省权势之地，往年曾带浙员赴苏，去岁又带苏员赴浙，袒庇私党，多据要津，上下朋比，风气日敝。其委员派捐，但勒限以成熟，不复问所从来，委员既取盈于公数，又欲饱其私囊，朘削敛怨，势所不免。
（薛焕）驻扎上海，陆续募勇四万余人，每月糜饷二十余万，不能专办一路之贼，江苏所存地方惟镇江、扬州两处尚据形势，该抚未尝亲至两郡一行，又不能多济饷项，以联声援。……该抚信任之曾秉忠、冯日坤等部，……纵兵扰掠，商民怨愤，……目无法纪，薛焕莫可如何。
王有龄办理杭城防务尚费苦心，惟用人或尚巧滑取财，间有怨言。薛焕偷安一隅，物论繁滋，苏浙财赋之区，贼氛正炽，该二员似均不能胜此重任。
然而，此时的薛焕、王有龄早已时焦头烂额，应接不暇。杭州“四面被围，江路阻绝，城中民食搜括已尽，饿毙者已三万余人，兵米亦将告罄。”王有龄“在城楼督战，衣不解带者已五十余日，近因感冒患疟，仍未片刻休息，惟与文武戮力誓死，有一日之粮为一日之守。”薛焕也在不遗余力的接济杭州，“筹措军火米粮，迅速雇觅海船，设法运往，以救阽危。据吴煦禀报，请由司库暂动公款购米三千石，并于制造局拨火药二千斤，……派妥员雇船装运分解杭湖，稍资接济。”但无论薛王如何挣扎，终究难逃覆灭的命运，12月29日，太平军攻克杭州，王有龄上吊自杀。曾国藩的参劾和杭州的失陷使得沪杭残存的地方政治力量基本被清洗干净。
12月26日，曾国藩上奏清廷保举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他在奏折中写道：
江苏巡抚一缺，目下实无手握重兵之人可胜此任，查有按察使衔福建延建邵道遗缺道员李鸿章，合肥人，咸丰三年正月在编修任内奉旨派同前工部侍郎吕贤基回皖办理团防，在皖北军营六年，历著战功，八年冬间调赴臣营，随臣周历江西、鄂皖三省。十月七月初三日，臣于保带淮扬水师案内奏称，李鸿章劲气内敛，才大心细，与沈葆桢二人并堪膺封疆之寄。……旋因祁门危急，仍留臣营未赴扬州，该员现在臣营统带准扬水师五千人，战船二百号，与总兵黄翼升会同办理安庆之克。无为运漕之捷，该水军出力为多，若蒙圣恩，将李鸿章擢署江苏巡抚，该员现统水军五千，臣再拨给陆军六七千，便可赴下游保卫一方。地方察吏事宜，该员亦能洞悉利弊，惟扶绥外国事务不甚谙练，得署藩司吴煦赞襄办理或可无误。
在争取主要职位的同时，曾国藩还不忘进一步剪除残存的异己力量。当太平军纵横大江南北时，清政府苦于军力匮乏，曾动员官员回籍“结寨团练”、“搜查土匪”。这类团练在战争初期固然为清政府提供了一些辅助力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劳师糜饷、不堪重用的弊端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于是，1862年1月17日，曾国藩上奏清廷，请撤团练，将办团大臣悉数调回京职，并言明要“责成地方大吏督率绅民妥为经理”。2月2日，上谕批准
但被罢去实权的庞钟璐等人，似乎对这件事并没有太多的反对。究其原因恐怕也是意识到自身的军政才干不济，在面对太平军凌厉的兵锋时，畏葸怯阵已是常事，现在曾国藩肯出来收拾残局，他们自然乐观其成。为此，2月11日庞钟璐还主动上奏，请曾国藩援救上海。
这一些列准备工作完成后，曾国藩最终令李鸿章赴援上海。在出发前，曾国藩、李鸿章还分别去信薛焕和吴煦，索取了8万两的饷银，以为“起程之费”。
清廷原命李鸿章于1862年3月底从安庆启程，经陆路赴镇江。但因李鸿章还统领淮阳水师战船200只，走陆路不仅时间慢，而且不能携带战船。所以，上海会防局官绅与英国领事麦华陀商妥，由洋行置备轮船，于两个月内自安庆运兵9000人到上海，每兵运费银20两，共18万两。麦华陀另请英水师提督何伯发给商船护照，并派英国兵船予以保护。第一艘船于3月21日自上海出发，于3月28日抵安庆。李鸿章率领第一批淮军2000人于4月5日登舟，次日起航。4月8日，李鸿章抵达上海，随后又有5000多名淮军抵达。清廷于4月25日命薛焕以头品顶戴任通商事务大臣，擢李鸿章署江苏巡抚，李鸿章于5月13日接任，开始主持苏南军事。
李鸿章最终得以接篆苏抚，完成了其官场发迹重要的转折。这为他在以后的近半个世纪里驰骋晚清中国政坛，大展拳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