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曾国藩（1811—1872），字居武，号涤生，湖南湘乡（今属双峰县荷叶乡天坪村）人，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死后赠太傅，谥文正，有《曾文正公全集》传世。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他潜心学问，强调读书砺志，兼综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不分“汉学”、“宋学”的门户，倡导经世致用、践行“师夷长技以制夷”而饮誉士林；由于他有“慰天下豪杰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的胸襟，奏陈时弊、直面现实，成为晚清江山倾圮中的柱石人物；由于他投笔从戎，招兵买马，拉起“忠君护教”的旗帜，赢得“中兴名臣”的美称；由于他首倡洋务，顺应世界潮流，揭开中国近代化的序幕；由于他知人善任，治世有道，教子有方，留下传世家书与为政箴言，树立起值得后人重视和追寻的自我形象。一代文史大师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中评介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认为他“以扑拙之姿，起家寒素，饱经患难，丁人心陷溺之极运，终其生于挫折讥妒之林，惟恃一己之心力，不吐不茹，不靡不回，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
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理论家和战略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其成长成才过程中，毛泽东基于自己的思考和前辈指点，曾国藩形象是挥之不去的影子。早在1917年8月13日，青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提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思想；在五四运动中接受了马列主义、掌握了阶级分析方法，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仍认为“他（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领袖”；甚至到了晚年，还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那么，在毛泽东视野中，曾国藩形象是什么呢？在1913年11月23日《讲堂录》中毛泽东有这样的评价：“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在这里，毛泽东把历史上有所成就的人大体上分为三类，即办事之人、传教之人和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认为诸葛孔明是办事之人，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哲学家、思想家是传教之人。在宋代，“韩范并称”；在清代，“曾左并称”。但韩琦、左宗棠是办事之人，而范仲淹、曾国藩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他们高过单纯“办事之人”和“传教之人”之处，在于他们不仅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能立言、立德、知行合一，并著书立说，把他们的思想品德传范后人。可见，在毛泽东视野中，曾国藩形象就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
二、曾国藩“办事之人”的形象
毛泽东熟谙历史，对身边这位不朽典范更是高看一眼。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毛泽东的外祖父家也在湘乡唐家坨。毛泽东8岁前一直住在外祖父家。这期间，发生了甲午年的中日战争和庚子年的八国联国入侵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毛泽东的外婆、舅舅们用身边名人曾国藩的事迹启迪他。后来，毛泽东又在湘乡的东山小学堂读过半年书，知道清政府评价曾国藩“学有来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是《清史稿》本传《论曰》“中兴以来，一人而已”的人物。这一点，192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还念念不忘。他说：“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宗棠）吾之先民，黄（兴）、蔡（锷）邦之模范。一蹶不振，至于桂、粤窥其南，滇、黔窥其西，北洋派窥其北，岳阳沦为北派驻防者六年，长沙则屡践汤（乡茗）、傅（良佐）、张（敬尧）之马蹄。谁实为之，可不哀乎！”
在毛泽东视野中，曾国藩“办事之人”的形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办湘军”，用以作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主要工具。对曾国藩的建军治军，毛泽东极为佩服。他后来在领导人民军队时，就从曾国藩的军队组建和训练的经验里吸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例如，曾国藩利用孔盂之道、宋明理学作为指导思想，我人民军队则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曾国藩严格军风军纪，注意军民关系并作长达500字的《爱民歌》令湘军全体壮士传唱，毛泽东受此启发，在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时就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曾国藩要求湘军将士要“不怕死”、要“耐受辛苦”，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中还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等。二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毛泽东认为，“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他还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则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洪秀全的手段错了。”曾国藩攻破安庆、天京两大决定性的战役，是采用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和围城打援之法，其理论依据是“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在人民军队作战中，毛泽东提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歼灭战。他认为：“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一军事思想与曾国藩的军事法则有某些相似之处。三是兴办洋务。一方面，曾国藩认为兴办军事工业可以“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以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在徐寿、华衡芳等人努力下，造出了第一艘木质轮船“黄鹄”号，并在上海创建江南制造总局；另一方面，曾国藩在江南制造总局“另立学馆，以习翻译”，创建了我国最早的翻译机构同文馆，同时还接受容闳的建议，与李鸿章联名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通过6—9年的赴美留学，培养出一批中国近代早期的外交、海军、航运、电报、教育等方面的新式人才，其中包括铁路总工程师詹天佑等优秀的科技人才，对以后中国派遣留学生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曾国藩“传教之人”的形象
曾国藩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一位道、学、治、术兼修之人。清政府在《御制碑文》中表彰他“阐程朱之精蕴，学茂儒宗”。因而，曾国藩无论是政治业绩、军事功勋、人格修炼，还是知识学问、战略战术、文章才华，都依托于他的道学信仰。他的“传教”文化生命最根本之点即是通过“阐程朱之精蕴”而保持对“道”的执著，其道学观不仅传承湖湘文化形成以来的道学正统，在晚清的动荡中保持着对道学的信仰，而且由于他的努力，使得道光以后的中国学术风尚发生转向，重新确立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使自晚明王夫之以来所执意追求的在器中以见道的学术取向得以弘扬，构架起他自己“传教之人”的形象。
曾国藩学习刻苦，学业早成。进入翰林院后，“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在唐鉴、倭仁带领下“讲求历学之方”，“专以义理之学相勖”，“肆力于朱（熹）学”，“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将修身与读书结合起来，并把“自西汉至于今识字之儒”的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三途都涉身其中，为进一步研究学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曾国藩认为，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直至清末，地域也超越桐城，遍及全国。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提倡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之以“汉赋之气运之”，承其源而稍异其流，世人别称“湘乡派”。
毛泽东十分推崇梁启超在《新民说•论私德》中说的，“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对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也非常赞赏。他在1915年《致萧子升信》中说：“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仆观曾文正之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辞章曰经济亦然。与黎氏（锦熙）所云略合。惟黎则一干，此则四宗。黎以一书为主，此所主者，不止一书也。国学者，统道分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因而，毛泽东从《经史百家杂钞》看出，曾国藩的读书方法比黎锦熙、姚鼐的要好。
在现存的毛泽东1913年《讲堂录》里，毛泽东记录了不少曾国藩著述和言行方面的笔记和批注，也可看出毛泽东对曾国藩“传教之人”形象的认同和首肯。例如，毛泽东《讲堂录》中记有：“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此处引语见《曾文正公手抄日记》庚申（1960）年9月24日所记。又如“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此处有眉批“曾语”，参见《曾国藩家书》咸丰8年（1858）4月初9日《致沅弟》。再如“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这一点，毛泽东深表赞同，他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用了孙子、曾国藩关于朝气、暮气的论述。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中又说：“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曾国藩勤学一生，颇有心得。为了给其后世子弟划一个读书范围并提供一些学习榜样，他特作《圣贤画像记》三十二人，并说明其用意：“吾生平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故以此略示端倪。”这里的“圣哲”指超人的道德才智，也指具有这种道德才智的人，往往用以称帝王。语出《左传•文公六年》：“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唐人孔颖达疏：“圣哲，是人之俊者。”应该说，曾国藩结合自己治学为政经验所提出的把中国历史上卓有成就的“圣贤”作为弟子学习楷模，是很有眼光和见地的。他把历史上这些圣哲分成“先圣、昔贤、魁儒、长者”四个类型，共计三十二（三）人，分别是：周文王（姬昌，周代开国天子）、周公（姬旦，西周初年政治家）、孔子（春秋末年思想家、教育家）、孟轲（战国中期思想家、教育家）、班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左丘明（春秋史学家）、庄周（战国道家）、诸葛亮（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陆贽（唐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司马光（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周敦颐（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宋代理学家）、朱熹（南宋理学家）、张载（宋代理学家）、韩愈（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唐代文学家）、欧阳修（宋代文学家）、曾巩（宋代文学家）、李白（唐代大诗人）、杜甫（唐代大诗人）、苏轼（宋代文学家）、黄庭坚（宋代文学家）、许慎（汉代文字学家）、郑玄（东汉经学家）、杜佑（唐代史学家）、马端临（宋元之际史学家）、顾亭林（明清之际思想家、朴学家）、秦蕙田（清代文学家）、姚鼐（清代文学家、朴学家），王念孙（清代考据家）。因“程”包括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故实为33人。毛泽东对曾国藩所推举的贤圣非常欣赏，于1913年11月29日记下他们的名字：“曾涤生《圣贤画像记》三十二人：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牡马，顾秦姚王。”
至于齐家，修身之理，毛泽东认为曾国藩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讲堂录》记载，“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重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里的“八本”说出自庚申（1860）四月《日记》，参见咸丰十一年（1861）3月13日给曾纪泽、曾纪鸿信：“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祝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志，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则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1913年12月13日《讲堂录》笔记“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此语参见曾国藩《杂著•笔记二十七则》中《克勤小物》条，原文为：“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丈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所累也。……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同日笔记还有“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不悔之谓也，进步之谓也。”此段有眉批“曾语”二字，实见于曾国藩同治六年（1867）2月29日《致沅弟》信：“袁了凡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平生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厉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苶然自馁也。”对于这类经验教训之励志性言论，毛泽东颇为认可，并作为借鉴启示而一一记载下来，实际上也是对曾国藩“传教之人”形象的肯定。
四、结束语
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在七大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帐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同样，对于这位“古今完人，百僚是式”之“三立型”曾国藩形象，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宽阔视野予以扬弃，以至于他在延安时还向干部提议阅读《曾文正公家书》；但曾国藩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对其镇压革命运动的行径，则为毛泽东所批判和否定。当然，文化承传自有其自然历史过程。这一点，全球文明是这样，中华文明尤其是其区域性文化——湖湘文化也是这样。反观毛泽东的一生，似乎也是一位神采奕奕“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办事，就是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传教，就是他创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统领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搞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强大指导思想。二者比较，在一定意义和某种程度上，似乎确实给人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