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年新发现的曾国藩佚文《衡湘杨氏三修族谱序》，全文于下：

　　湘岳清淑之气旁薄而郁积，生斯土者类多英哲；即异地名流侨寓于此，往往发名成业，绵云礽于弗替；盖地灵人杰蕴酿数千百年而益彰其盛，非偶然也。衡湘杨氏为吾楚望族，鼻祖惟高公，明洪武时由金陵迁于衡山之崇岳乡，与潭州接壤。盖避山贼之乱，雅不欲以声华重，其勋阀佚之久矣。余少时应省试，道经兴乐江，市之中有亭，榜曰“杨家渡”。不半里许，曰“茅坪”，有祠巍然在望，佥曰“杨氏家庙”，井落环聚，墟墓郁葱，风景攸殊，知其后嗣之必大也。自窃禄京师十余栽，遇故乡计偕者语及，犹依依不能忘焉。咸丰三年，余奉命督治团防，驻衡州者数月，回忆向时游历之处，宛然在目。今岁奉讳旋里，杨君竹溪以其族谱三修告成，乞一言序其简端。余取而读之，支分派别，纲举目张，犂然有体，不事摭拾，而典核详明，盖准以欧苏之法而神而明之者也。余尝周历天下，所见不乏世家巨族，然或一蹶弗振，或数传已微，或舍本而逐末，如南唐祖吴王恪、郭崇韬谬附汾阳之后，诒讥千古，其间不可胜纪，而杨氏继继承承，历五百余年不少替，人文蔚起。三修家乘，率祖率亲，令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果何道以致此，盖积之也厚故其流也光，蕴之也深故其发也远。世之人徒震耀于一时之名位，而不知其所以保世滋大者，在此不在彼也。则以此信今而传后，方与衡山并峙、湘水同流，其繁昌又讵有涯涘与？

　　此文撰于清咸丰七年丁巳（1857）孟冬月，当时湘军统帅曾国藩遭父丧，离开前线回家守制。战事方殷，统帅竟然为尽孝而脱离前线，这一现象令今人实难理解。因为这不是个人的行为，它是朝廷规定的制度，而且行为都要经过严格的程序批准，因此我们恐怕很难由此对曾公进行过多评说。但此事确实使我们对如何能维系两千余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华传统礼制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同时对曾氏始终坚持以忠、孝为基本理念的理学根基同样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也就是在这个居丧期间，曾国藩为衡湘杨氏三修族谱写下了这篇序言。此文开宗明义，直接阐述了关于衡湘地理环境与人文背景对于杰出人才成长具有巨大优势的观点，同时对衡湘杨氏家族人才形成作出了分析与预测。这使我们探索曾国藩的家族观、人才观，探索湘军家族对后世人才出现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材料。

　　衡湘杨氏家族也正是众多的湘军家族中的一支，文中所及的兴乐江，即今之涓水，此水源头出于曾氏故居富厚堂附近。而杨氏宗祠所在地茅坪，即在今湘潭县青山桥镇境内之晓南村。此文成后18年，近代著名的“旷代逸才”杨度在这个家族里出现，他诞生于离茅坪近百里之遥的湘潭县姜畲石塘，杨度以当地方言同音字雅称之为“射堂”。

　　一、关于杨度的湘军家世背景

　　1、杨度的湘军本家

　　衡湘杨氏近代最先显耀的人物，就是杨度的祖父杨桂芳。

　　衡湘杨氏自第十三代起始合族通立派名，以五言四句诗开列：“景代隆清叙，家承孝友传。敦诗兼学礼，裕后益光前”。到了叙字辈，也就是第十七代，出了个杨叙礼，官名桂芳，字礼堂。他于清道光元年辛巳（1821）十二月初十日丑时生，湘潭县学武生出身，参加湘军，跟随曾国荃，由军功擢花翎守备衔尽先补用千总，咸丰八年（1858）十月初十日在安徽舒城县与太平军作殊死战的三河镇之役中阵亡，光绪三年九月上奏，蒙恩经准，照守备例从优议恤，并奉部议从优照都司例给恤银二百五十两，加赠都司衔，议给云骑尉世职，袭次完时给予恩骑尉世袭罔替，从祀四省昭忠祠暨京师、湖南忠义祠，事迹载入湘潭县志、忠义传。后来又以子玉书衔诰赠建威将军。他就是杨度的祖父。

　　湘潭晚清著名儒学宗师王闿运撰有杨瑞生墓志铭并序，安化黄自元书丹，碑额称杨为“皇清诰赠建威将军、追赠都司衔、故守备衔千总”。此文为《湘绮楼诗文集》所未收，我得之于杨瑞生之独子杨敞的后人。其文称：

　　君讳桂芳，字礼堂，湘潭人也。杨氏著姓，宦学相承，备于谱志。父讳河青，皇赠建威将军。君少负畸略，不乐章句，以骑射刀石冠等补县学武生。咸丰初，有诏团练，县中募军儿戏，君意疑焉。闻湘乡团练整肃，裹粮私访。于是练总则罗忠节、王壮武诸人也。既而湘勇出征，罗为名帅，君从转战，克三十余城。时义师初起，先功后爵，武昌先登，仅拔外委。寻从李忠武攻九江，充哨长，始建奇荣。攻寇小池口城，拔之，擢把总，奏赏蓝翎。克九江府城，迁千总，加守备衔。李公援庐，精选部曲，自非百战骁果不以自随。君先以假归，承命留侍，军中荣之，君被忧之。已而推锋直前，我□寇惧，未及合肥，中军大败，所谓三河之战也。李公死绥，君遂并命，年三十有八。天子悲壮是役，恤加三等，赠都司衔，世袭云骑尉，从祀四省昭忠祠。恩例优隆，乡里哀敬。然殽尸不封，忠骨不还。八年十二月辛未，始奉衣冠，招魂葬于象形山之原。

　　王闿运撰光绪刊《湘潭县志》有《杨桂芳传》，其中关于三河之役殉节事有这样的记述：

　　桂芳久从征，咸丰八年当援庐州，辞不行。续宾讶之曰：“岂已吾赏薄耶？”桂芳曰：“身本儒家，感公忠勇，且蒙恩至五品，安敢多望。公悬军深入，士皆自奋，勇气百倍，诚不须驽怯者。”欲以讽谏续宾，续宾不悟，固强之从。及败三河，桂芳守中营。续宾突阵战死，中营守三日夜，饮食、铅弹俱尽，然后死之。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衡湘杨氏族人之所以请曾国藩为家族修谱撰文，就是因了有杨桂芳任职湘军出征在外的因缘。就在曾国藩撰文不到一年之后，杨桂芳以加守备衔千总职战死于惨烈的三河之役。

　　继续并光大杨家的湘军事业的，便是杨度的伯父杨瑞生。《衡湘杨氏六修族谱》记载：

　　叙礼长子  麟家  官名玉书，字瑞生，一字俊德，行三，甲军功擢花翎提督衔，记名遇缺尽先题奏，总兵，赏给巴图鲁，承袭云骑尉世职，诰授建威将军，同治八年借补湖北提标左营游击，旋请开除底缺，仍遇总兵缺出尽先题奏。光绪十五年已丑十一月奉命护理直隶全省挺督篆务，节制各镇，总统武毅、古北练军马步等营。十七年辛卯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谕，补授河南归德镇总兵，河南南阳镇、直隶正定镇、贵州镇远镇、护理直隶提督，钦命头品顶戴，赏给正一品封典，御赐用宝、寿字白玉如意、袍挂料、帽缨。清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正月十三日亥时生，先绪三十三年丁未七月二十日丑时殁。葬湘潭六都七甲黄栗塘屋左出水左侧山内，寅申向。墓碑、志、华表。子二、女二。

　　据《衡湘杨氏六修族谱》记载，杨瑞生同治元年（1862）投效淮军，与太平军、捻军作战，先后因克复江阴、宜兴、荆溪、溧阳、常州、江阴、无锡、金匮、苏州、平湖、乍浦、海盐、漳州、漳浦、云霄、诏安各城军功，历任都司、游击，同治三年九月即赏加副将衔。同治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被赏给壮勇巴图鲁勇号，八月管带松字左营，九月十九日着以参将尽先补用。后来奉钦差大臣、两江爵阁督部堂曾国藩调至徐州，游击皖、豫、东等省捻军。同治五年五月三十日在商河接战时，右膀受伤。七月又由湖北巡抚部院曾国荃调至湖北，委带玉字营剿捻。同治六年调山东剿捻，获寿光大捷。八月初九以副将补用并加总兵衔，赏给正二品封典。同治八年七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着遇有总兵缺出尽先题奏并赏加提督衔，管带武毅后军右营。十二月，借补用湖北提标左营游击员缺；次年四月初二日上谕，赏给正一品封典。后来奉调移屯山东德州，管带开武毅副中营一营随军回鄂。光绪初年在湖北襄阳、樊城驻扎巡防。光绪六年拨队前往直隶，发往山海关扼守，督率武毅副中、老右及古北口练军各营。光绪十五年十一月直隶提督因病出缺，奉命护理直隶全省提督篆务，旋奉委统领提标军前、右、后三营并统领武毅副中、老前两营。光绪十七年八月到京，受光绪皇帝两次召见，十月十二日接印河南归德镇总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调署南阳镇总兵，奉硃批交卸归德镇总兵篆务，于五月二十五日到任。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奉上谕，调补直隶正定镇总兵员缺，六月十五日交卸，束装北上。七月二十四日接统直隶左翼练军马步八营，筹办热河防务，八月初三日驰抵朝阳防所。后来又先后调任贵州镇远镇总兵、云南鹤丽镇总兵但均未到任，仍留统领练军驻热河巡防。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奉硃批，赏给头品顶戴，御赐用宝、寿字白玉如意、袍挂料、帽缨。后来又先后以剿平建南大股贼匪，拿获巨盗张凤翔，援剿奉天、武彰各股贼匪有功，从优议叙。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日丑时在朝阳防次病故，奉旨附祀李鸿章专祠。

　　杨瑞生的大弟杨儒家，谱载诰授武显将军，以军功擢花翎游击，两湖尽先补用，加副将衔。清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十一月二十八日申时生，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在广东因公积劳成病于九月二十三日亥时殁，归葬湘潭，时年39岁。

　　老三杨世家，便是杨度的父亲。他官名宗彝，字懿生，一字振声，排行第五。谱载他生于清咸丰二年（1852）壬子五月二十六日，为同知衔江苏候补知县，光绪十年甲申（1884）奉两江总督曾国荃调令到南京，八月十七日戌时殁，归葬湘潭十二都四甲赋江冲出水左侧，此地今属易俗河镇。以往的资料只说杨懿生在家务农，兼作吹鼓手，这也许是他从军前的经历。李洞庭先生曾为杨懿生的二儿子杨钧作墓志铭，其中提到杨懿生“具文武才，居曾文正幕有盛名”。杨度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初八日日记记载：“午后，检点先大夫书画，有为曾忠襄书团扇一柄，仲旸乞赠，情难重与也。”于此可见，杨懿生确实是一位有根底的书画家。光绪刊《湘潭县志•郭缙修传》内附有杨宗彝传，说的就是杨度的父亲，其文为：

　　（郭）松林妻弟扬宗彝，亦画竹，效苏轼。以知县分江苏时，出司榷局，僚友饯，稠叠七日夜，酒未尝醒，遂暴卒。

　　榷局是清代负责税收征管的机构，杨懿生以候补知县衔出任江苏一个地方的小小税务官，因为同僚们请酒席，暴饮酒醉而死，去世时只有33岁。早年所修族谱称其为“归葬”，则显然是死在外而不是死在家，这有相当的可信度。

　　老四杨纹家，谱称咸丰四年甲寅（1854）九月初十生，光绪元年乙亥（1875）十一月二十七日殁。他死时21岁，是如何死的不见记载。

　　在杨氏十八代这四兄弟中，杨瑞生是一个于杨氏家族，特别是于杨度一生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人物。他曾以兄弟的名义出捐湘潭十五都九甲毛家嘴（今属龙口乡长寿村先锋组）屋宇基地，在这里建起了纪念本支迁潭祖杨荣峰的荣公祠，这也就是荣公房下族人的支祠。其他三兄弟都不幸早逝，只有他官运亨通，虽然职务也不过一名总镇，但确是军界一位地方实力派人物。于是对这个大家庭后裔的养育与提携就全是他的责任了。他一生也自始至终地坚持了下来，终于使这个家族在湘潭享有了文武兼资的声誉。

　　杨度不足10岁时，其父亲就去世了。这一家族到杨瑞生在直隶为官时，也就是光绪十五年前后，第二代男人就只剩下杨瑞生了；杨瑞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由代理直隶提督调任河南归德镇总兵之后，便将十来岁的侄辈杨度三兄妹接到府中。在这里他将本名承横的大侄子改名为度，字皙子。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杨瑞生调署南阳镇总兵，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杨度和弟妹在伯父处学习了三年之后，这年秋季便回到了湘潭。此前此后，杨度一直受着伯父的资助与关照。此时杨家第三代，除了杨懿生有两个儿子杨度与杨钧，其他兄弟三人各止有一子。后来，大概是20世纪初叶，杨瑞生逝世前，他掏自己的积蓄为五个子侄在湘潭城板石巷购地建造了并排一溜石库门院宅，一人一套。

　　杨度就是在这种军人气氛浓厚的湘军家庭中长大的。

　　2、杨度的湘军妻家

　　湘潭城内旧有三座由朝廷赐建的湘军将领祠堂，一为纪念在湘潭之战中立有殊功的满族将军塔齐布，塔并非湘潭人；另两位被奉祀者均为湘潭人，一个便是被谥为“武壮”的郭松林将军，其祠名“郭武壮祠”，一个便是被谥为“忠壮”的黄润昌将军，其祠名“黄忠壮祠”。此黄忠壮即杨度的岳伯。杨度的妻子黄华字仲，又作仲瀛，湘潭严冲彩（翠）霞湾人。彩霞湾与古楼湾为上下大屋，均是黄氏居所。黄家在湘潭同样是著名的湘军家族。此支黄氏由盐埠黄前祉传基巩（神所）再传肇馥（郁堂），肇馥生三子：长子润琛（彦廷）、次子润昌（少坤）、季子润珂（沛皆）。黄润琛受赠封中议大夫，墓今犹在古楼湾；黄润昌与黄波在光绪刊《湘潭县志》中均有传。黄华即为润珂亦即黄波之女。杨度是从归德归来后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末与黄华成婚的。

　　黄润昌本为世家子弟，字少坤，年十六即开馆授徒，为文下笔立成，善草隶，日书万字。湘潭人熟知的“远山翠挹南山南，新沽水汲碧泉碧”的古风诗《潭州行》就是黄润昌所作。他投笔从戎，隶曾国葆贞干营。光绪刊《湘潭县志•黄润昌传》有如下事迹记述：

　　二十余补县学廪生，江南梁翁更妻以女。稍有时名，军兴贫益盛，因缘识曾国荃，欲往投之，复思以科第进，闻曾传理不敢望选拔，自谓不如传理，乃弃举业。至安庆，在国荃弟贞干营中。贞干负伟略，任人不次。获寇谋，言伪将程学启有归正心，议招之。宾佐皆骇笑，而润昌独锐自任，广设耳目，身三入寇中。初约斩寇首以降，己而事泄，学启将百余众夜奔贞干营。贞干开壁纳之，润昌与共帐，同卧起。后学启从平江苏，以复宁抗，名闻海外，润昌功也。

　　自官军进攻，寇益胁众，然人思反正，润昌力主招附。皖南三山贼蛾集，复单马入巢穴说降之，未定。贼告乏食，润昌还书，劝乡人运米下江，至者辄速售，因以济，皖南贼感德归诚者数万。总督令润昌选精锐立五营，为统将，由是与宿将参伍，克繁昌，会攻南陵、太平、芜湖，皆有功。大军逼江陵，润昌屯三汊护饷道。援寇攻屯，战四十六日，围解，叙功最。

　　同治三年，从攻江宁城，力战先登，克天宝、地宝寇屯，驻龙膊。穴地道，克江宁，平巨寇，积功至浙江道员，记名按察使，加布政使衔，赏勇号及银牌。城中诸兴作多委之，议补乡试，修贡院，克期毕工，一夜题门堂户遍数百，无不给办。顾以文士取军功，不乐出仕，告归，仍欲从乡举。

　　黄润昌归乡后，为湖南巡抚刘昆、布政使李榕所召，领省城练军，总湖南营务。清同治八年（1869）以记名按察使官阶与道员邓子垣率万余湘军入黔，与苗军作战，为南路统领，助援黔统将席宝田。1月初进抵贵州青溪；3月10日攻占镇远、府卫两城：4月9日攻占清江厅城。30日，黄润昌、荣维善、彭芝亮等部湘军攻占秉施县城，苗军向西撤退。5月1日、2日，由黄润昌、荣维善、邓子垣等率领的湘军1.8万余人占领苗军重要据点白洗寨（施秉南10余公里）和瓮谷陇（黄平东南20余公里）。3日，湘军以荣维善为前队，总兵张宜道为二队，总兵苏元春为三队，邓子垣为四队，黄润昌为后队，由瓮谷陇出发，沿山路鱼贯而行。苗军且战且走，退至黄飘，张秀盾、包大度率军万余人设伏于此。黄润昌为山炮击中头部，当场毙命。邓子垣企图救护，也被苗军用乱刀砍死。荣维善率亲兵200余人冲出包围圈，沿山东逃，又被苗军包围全歼。黄飘一战，苗军歼灭湘军万余人，湘军主力荣维善、黄润昌、邓子垣大部被歼，仅苏元春率数千残兵逃出重围。黄润昌赠巡抚衔，谥“忠壮”。

　　黄波，字沛皆。初佐其兄治军，不肯叙军功，以父兄输金助饷叙府同知。郭松林率军剿捻，黄波为其主粮运，留江苏，以知府、道员用。黄润昌援黔，黄波还湘总粮台。光绪八年，左宗棠督两江，调黄波总营务，不久署扬州知府。后为提学所劾，降级调用。旋随漕督治军福建，侦海口，赈澎湖，奏复原官，留闽补用，掌管浦城运盐局。黄波密捕焚劫县城的魁首周炳兰，后为其弟挟私仇闹事击伤致死，奉诏优恤。杨度与黄氏结婚时，黄波已逝世。

　　杨度虽然没有直接见到过岳伯黄润昌与岳父黄波，但间接地受到影响还是很大的，兹略摘其早年日记以见一斑。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二月十二日：“午前阴，午后雨。初至妇家，行婿见礼。肩舆百里，未暮而至。”此次一住逾半个月，“二十八日，晴。肩舆还家，傍暮乃至。”在黄家，杨度每日读书练字，主要为习《春秋》、《史记》、《汉书》、《唐诗》。期间曾往谒妇伯黄公，当即是探望黄润琛（彦廷）老先生；又赴从外舅（堂岳伯或堂岳叔）黄公招饮；为外姑（岳母）赵夫人上五十寿；特别是二十七日观外舅（岳父）所遗《绎山碑》，对此稀见碑本有详细记载。同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赴妻弟婚礼，再居“妇家”。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正月十一日再至妇家，第二天遍览所藏秦汉众多碑拓，显然是其岳父或岳伯的遗物。七月二十九日为岳父撰有《外舅黄中议君家传》。余不一一。

　　3、杨度的湘军姑家

　　《衡湘杨氏六修族谱》记载杨度之祖父杨桂芳葬于本县十三都六甲流霞冲象形山，丙山壬向。有镶碑、石围栏杆、绣礅人兽、华表、石坊并墓志。其妻何氏，为本县何起汉之女，诰封恭人，诰封一品太夫人，晋封一品太夫人，清道光三年癸未十二月二十日寅时生，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初四日丑时殁，葬合夫冢。他们的长女“适同县湖北提督、直隶提督、赐谥武壮郭松林”。杨桂芳夫妇墓地今属株洲市天元区群丰镇栗山村新立组，郭松林宅就在贴近处的株洲县雷打石镇脉湾村。因此，前面所述郭武壮祠所奉祀的湘军名将郭松林就是杨度的亲姑父。

　　湘潭金霞山沙头郭氏黠颔堂九修族谱齿录载：

　　传墀长子  芳钺，官名松林，字西堂，号子美，行一。清道光十三年癸巳（1833）十一月二十二日午时生，投笔从戎，屡建奇功，历任江南福山总兵，福建、湖北、直隶提督，赏戴花翎，赏穿黄马褂，头品顶戴，世袭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奋勇巴图鲁、法福楞阿巴图鲁，御赐奖武银牌、珍件各物，诰授建威将军，晋授光禄大夫。子承举三品衔选用道，加四级，诰封荣禄大夫。光绪六年庚辰（1880）奉旨巡视北洋海口，积劳成疾，于四月二十一日戌时卒于直隶提督任所，予谥“武壮”，事迹宣付史馆立传。其湖南原籍，江苏、福建、山东立功省分，准其建立专祠。葬九都三甲茅坡，乾巽兼亥巳，五镶墓碑、石围栏杆、图志、华表、翁仲、石兽俱全。

　　元配杨，清武生、蓝翎守备、追赠都司衔、诰授建威将军，讳桂芳，号理堂女，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十二月十六日巳时生，诰封一品夫人，光绪三年丁丑（1877）八月初六日未时卒，葬九都三甲五房湾上袁家塘棉花坡出水右侧中泡脑山内，子山午向，五镶墓碑、石围栏杆、图志、华表、翁仲、石兽俱全。女素贞归宝庆云骑尉世职滕顺九；次惜贞字李，同治十二年癸酉闰六月二十四日亥时生，民国三十年辛巳二月十九日未时没，葬十二都七甲饶福湾左边枫树觜，申山寅向。

　　关于郭松林，《清史列传》卷六十之新办大臣传四（P4698—4705）有其长篇专传。清光绪刊《湘潭县志》亦有其长篇传记，谨略摘其兴起之由并功成后治宅事：

　　郭松林，字子美，其先世贾也。父缙修，朴愿无他长，家骤落。松林不事农儒，跌宕乡里。父怒，恒欲逐之。母罗氏善推生辰星度，辄曰：“此儿他日当官一品，得封爵。”松林每夜游归，缙修语妻曰：“汝一品还矣！”及壮大，愈益落拓。咸丰初军兴，罗泽南、王錱等纯募湘乡人，塔齐布颇用省城兵家子弟，而湘潭丁壮投效者辄屏不用。及曾国荃领军，乃杂募列县，松林由此起。

　　军事大定，松林复请归，鸿章知其念母，更奏补湖北提督，给假省觐。乃出军中资获置田宅，值十万金，悉以公之高祖以下诸族亲。以母老哀伤幼子，复治宅省城以娱乐之。幼子者，松林弟芳鉁从败臼口战死者也。

　　宣统二年庚戌（1910）二月初八日，杨度与当时湖湘名人文士共十四人会于长沙郭氏园，留下了珍贵的两张照片，一倚石一临桥，多人作记跋。兹略摘数语：

　　宣统二年仲春八日，曾震伯、周印春招同廖荪畡、王莘田、黄诚斋、龙研仙、胡少潜、谢重斋、梁璧垣、胡子靖、杨暂子兄弟、谭祖安宾主十四人集于长沙城东郭氏之园。园即湘潭郭武壮故居。（王闿运）

　　是年二月，印昆、重伯二冉招饮于郭氏山庄。园林之胜，彷砩辋墅；宾朋之盛，无谢应刘。湘绮一老，灵光岿然，微言庄论，杂以谐谑。谈笑方酣，辟园踵至，扪石披萝，相携拍照。桥光倒影，一泓澄然。幽赏未已，继以清讌。刻烛伸怀，用纪嘉会。（湘乡胡子清）

　　庚戍之春，印昆与曾君重伯复为主人，邀吾师湘绮先生及辟园并余兄弟等会饮撮（摄）影于地方自治筹办处之园林，其地即吾姑丈郭武壮公故宅，儿时嬉游之所也。（杨度）

　　从杨度的跋文可知，其姑父母长沙郭氏园故宅，正其儿时嬉游之所。杨度出生时，其姑母、姑父俱健在，但不久即先后离世，幼时不可能留下什么记忆，但当他晓事时，姑丈家的往事一定为其所熟知，这位湘军骁将对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在杨度的戚族中，还有不少亲人出自武将家族，例如其生母李氏系五品衔贵州候选布理问李沅之女。其长伯母宋氏系诰封武德骑尉宋汝昆之女。其堂姊妹杨淑英，适保靖原籍安化记名遇缺题奏提督、直隶宣化镇挂印总镇达春巴图鲁王可升之子，花瓴知府候选员外郎，叫王育桐；杨云英，适江西南昌县记名遇缺尽先题奏提督、统领鼎字全军冠勇巴图鲁周得升之子，叫周彭寿。

　　这样一个军人的家族、姻族、戚族氛围，特别是善战的湘军影响无处不在，这对于杨度的成长与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湘军对杨度的影响

　　杨度于清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初三日（1875年元月10日）生，民国二十年辛未八月初六日（1931年9月17日）殁。在其57年生涯中处处可见到湘军留下的影响。

　　自杨度的祖父杨礼堂以军职殉难，备受朝廷褒奖恩荣，而伯父杨瑞生继起，杨家完全进入了上流社会。这是一个以武功彰显的家族，但就像他们追随着的曾文正公曾国藩那样，文与武几乎是同时地受到重视。这个家族的文武之道，有如一个人的两足一样，是交替并进，缺一不可的。他们追求的目标，一介武夫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人，而是有勇有谋能文能武的大家。因而，这个家庭对自己的后代自小就进行着这种教育。也由于年龄的原因，他们往往是从文开始切入的。杨度在这种文武俱重的教育中，很快形成了一个豪气四溢的形象。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21岁的杨度写下了一首脱胎于李白《将进酒》的《醉歌行》：

　　我今既醉心转多，满堂不语停笙歌。金鞭笑指白日暮，明月迟迟奈乐何。忆昨青春歌燕市，长安少年气欲死。五侯七贵不与言，日召屠儿笑相视。朝看西山云，暮饮洞庭水。黄金台上拂衣去，啸傲江山从此始。腰间宝剑时时鸣，郢中狂歌被发行。神仙荒唐圣贤陋，世人皆醉何当醒？绿玉杖，黄金羁，呼儿速换酒，夜饮还添卮。平乐酒徒去不返，楼头醉舞当对谁？市井漫问客何为？掉头笑答君不知。

　　这首诗，很好地表达了青年杨度的狂放不羁。他这时在王闿运门下，专治《春秋》，精研法家，形成了以国家大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十一月二十二日。杨度郑重其事地写了一封给友人的长信《答正踢书》，其中说：

　　度亦非甘心寂蔑，徒行闾井，玩禽卉以怡情，游钓渚以终老也。顾以片言寸论，取土卿之位，握军机之权，书列于报章，声延于欧美，苟非其时，非所敢出。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四月二十八日，涟水发洪水，杨度去姜畲观涨，与张正旸论及了兵事，当日日记写道：

　　论兵事，因述正定君言：练兵易，训兵难。而王先生以为兵无所谓训练，要能驱市人使战。此论过高，苟无韩信之才，不至偾兵不止。曾文正功盖天下，未尝自谓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湘军。兵将成尊上而知礼，畏法而爱民，故可用也。舍此而言知兵，非可以语中人矣。

　　这里提到的正定君，就是他的伯父杨瑞生，因为其时他已调任正定总兵。

　　五月三日日记记载：

　　正暘来。余颇以法家失乡誉。宋以后以乡愿为圣人。余不能为乡党皆好，抑言必信行必果亦止为硜硜之小人。非君相不得言法家，正暘以为箴，余敬谢之。饮罢而去。

　　当时正值八国联军与义和拳事起，六月五日日记记载：

　　官兵之骄怯，不如拳匪之亡命，故吾策洋人之必败。但所虑者，洋人既破，无以安置土匪耳。倚功恃众，无以封之，外侮既退，彼生心矣，天下之揭竿而起者皆其党也。豪杰并起，朝廷无以御之，真人之出必此时矣。夫而后平内乱，抚外夷，拱手而称治。然拳洋交哄，势将两敝。北方大因，不能再振，东南兵起，乘而抚之，传檄天下，寇乱平息，佳气葱郁，其在大江以南乎？

　　显然这个时候，杨度在做着继曾国藩而起的美梦。杨瑞生此时正筹办热河军务，看来他还是想为侄儿找到进身之阶。可雄心勃勃的杨度把军中主事的小官根本还没看上，并无出山之意。可是他的母亲，这位有着湘军血统的女性自有其见解。还在七月十一日，杨度在给伯父的信中就提到了“母命趋山海关随营侍奉”，到了三十日，也就是杨度并无成行打算的第三天，母亲再一次发挥了作用：

　　母以伯父有抚孤之德，令随侍军中。又以重弟为虑，令携以出。问重弟意，甚乐从。留妇事姑，固是两全之法。

　　这一次远游虽最终取消，但杨度对于兵事的注重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日记记载王闿运将胡林翼的才具视作曾国藩之上，而又把把杨度这位弟子恰恰比作这位文忠公：

　　王师论古今材分不甚相远，胡文忠闻一知二，子贡之流，非曾文正所及也。又谓午诒似曾而余似胡，非所敢望也。然合手办事，知必有济。［杨度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十一月七日日记］

　　杨度很在乎老师对自己的这一评价。十一天后，他专门再读胡林翼遗书：

　　看胡文忠遗书，以三十里巡抚而成大功，以湖北一省之地而养兵数万，应援不绝，盖奇才也。是时，曾无尺寸之地，使无胡公，谁为武昌之主？曾亦以此时艰难卓立为不可及。迨曾督两江，克安庆，胡公以薨，于是左攻闽浙，李起苏常，智气发舒，事为其易。王先生为余大父作墓铭，曰“东南之精，毕于此征，自此巧懦，遂成功名”，谓三河之败也。余谓胡公以后，功名亦复如此。［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十一月十八日日记］

　　杨度是说，胡公之后，巧取而懦弱的人便有了成就功名的机会，这正像“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那句古话说的一样。他接着还直接点明左宗棠、李鸿章“登场最晚，皆所谓自兹巧懦遂成功名者也”。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十一月二十日，他检看《曾军篇》，非常强调军心的作用：

　　总之，与天下更始者，非得君之专不可尝试也。篇首云：军兴而养兵之利害尽著，湘军多以儒生将农民，惟塔智亭杂以兵勇，皆得其死力，非诸将非能也，亦以提督得兵心，故能如此。

　　二十一日，杨度在检看《湘军志•湖北篇》时，曾对胡林翼有过详细的评述，他特别看重胡林翼关于“用兵之道，全军为上，得地次之；今日战功，破贼为大，复城镇为下”等用兵思想与用兵策略。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七月，他开始筹划在湘潭再办团练。二日，他“过葛鹤农，问邑中团练事，尚无条理，翁观察毅然自任。”这一天，他收到了他的友人郭宝生的来书，说是衡州团练已成，更使他为湘潭办团练事而忧心。九日他收到郭鹤农书，专谈团练事，于是杨度在给他的回信中，提出了自己一系列办团练的主张，这正是他想走书生治兵道路的一次尝试：

　　得鹤农书，言团练事。余复书，为创新法。谓凡言练团保身家者，浅论也。余意则将所募五百人三月一换，尽遣，再募，一年而得二千人。三月之中，令宝生着实训练，其意不重练兵而重求将。才具长短，心地狡朴，三月不难尽知。十中得一，三月而得五十人，一年而得二百人。天下有事，将此二百人者，尽为偏裨，立地招募，一呼成军。一营布以五人，营官一，哨官四；一营五人，十营五十人，二百裨将可成四十营，人满二万矣。即得其半，不犹多于江东八千乎？况未必仅一年也。偏裨得力，臂指相使，虽招市人，亦不练而自整。曾侯初起，兵数犹不及此而能横行天下，况济之以时势、任之以权力乎！

　　七月二十一日，他在日记中说：

　　点《全上古文》数卷。与召仙论中兴事，叹今时虽有曾、胡，不能用也。

　　显然，今时的曾、胡，即夏午诒与他杨度也。这可不是他的自封，这是天下鼎鼎大名的帝王之师的评价。

　　杨度冲破世俗观念，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春首度留日，打开了看世界的眼界。一年后，他因赴北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一试列名一等第二而引发“梁头康尾”风波，出逃日本，二度游学。光绪二十九年8月抵东京，10月就在《新民丛报》上推出了著名的《湖南少年歌》。这首长达122联的长诗，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全面检视，充满着忧时之泪，报国之情，其中就以相当大的篇幅对湘军作出了分析。由于历史己推进到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的前夜，涉及了对响誉一时的湘军的重新评价。“于今世界翻前案，湘军将相遭诃讪”，“外忧内患无已时，祸根推是湘人作”，对此，杨度说：

　　我闻此事心惨焦，赧颜无语谢同胞。还将一段同乡话，说与湘人一解嘲。洪、杨当日聚群少，天父天兄假西号。湖南排外性最强，曾侯以此相呼召。尽募民间侠少年，誓翦妖民屏西教。蚌鹬相持渔民利，湘粤纷争满人笑。粤误耶稣湘误孔，此中曲直谁能校？一自西船向东驶，民教相仇从此起。此后纷纭数十春，割土赔金常坐此。北地终招八国兵，金城坐被联军毁。拳民思想一朝熄，又换奴颜事洋鬼。国事伤心不可知，曾、洪曲直谁当理。

　　湘军是可以否定的吗？杨度自有其见解：

　　莫道当年起事时，竟无一二可为师。罗山乡塾教兵法，数十门生皆壮儿。朝来跨马冲坚阵，日暮谈经下讲帷。今时教育贵武勇，罗公此意从何知？江、彭游侠时惟耦，不解忠君惟救友。意气常看匣里刀，肝肠共矢杯中酒。江公为护死友骨，道路三千自奔走。曾侯昔因南昌城，敌垒如云绕前后。彭公千里往救亡，乞食孤行无伴偶。芒鞋踏入十重围，大笑群儿复何有！桂阳陈公慕嚣述，湘乡王公兵反侧。大势难将只手回，英雄卒令吞声没。

　　湖南人以打仗著称，其实，也并非单凭义气与意气，杨度写到了自己的老师王闿运，也就牵出了廖平与康有为：

　　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欲顾咸相谢，先生笑起披衣下。北入燕京肃顺家，自请轮船探欧亚。事变谋空返湘渚，专注《春秋》说民主。廖、康诸氏更推波，学界张皇树旗鼓。呜呼吾师志不平，强收豪杰作才人。

　　两晋南北朝时，南人讥北人粗鄙，蔑称之为“伧父”。没成想这顶帽子如今又戴在了南方人的湘军头上，杨度当然不认同：

　　常言湘将皆伦父，使我闻之重抚膺。吁嗟往事那堪说，但言当日田间杰。父兄子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体结。谁肯孤生匹马还，誓将共死沙场穴。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踏过阴山雪。东西南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帜？一自前人血战归，后人不叹《无家别》。城中一下招兵令，乡间共道从军乐。万幕连屯数日齐，一村传唤千夫诺。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但闻嫁士向母啼，不见当兵与妻诀。十年断信无人吊，一旦还家谁与话？今日初归明日行，今年未计明年活。军官归为灶下养，秀才出作谈兵客。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队无湘人。

　　湘军的影响己经不止于本土与中原，它己威振边关，雄视海外：

　　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茫茫回部几千里，十人九是湘人子。左公战胜祁连山，得此湖南殖民地。欲返将来祖国魂，凭兹敢战英雄气。人生壮略当一挥，昆仑策马瞻东西。东看浩浩太平海，西望诸洲光陆离。欲倾亚陆江河水，一洗西方碧眼儿。

　　“于今世界无公理，口说爱人心利己。天演开成大竞争，强权压倒诸洋水。”在弱肉强食的时代，老大而羸弱的帝国的出路在哪里？杨度发出了自己愤怒的吼声：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尽抛头颅不足惜，丝毫权利人休取！

　　杨度理所当然地又想起了自己的家世：

　　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我年十八游京甸，上书请与倭奴战。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十载优游湘水滨，射堂西畔事躬耕。陇头日午停锄叹，大泽中宵带剑行。窃从三五少年说，今日中国无主人。每思天下战争事，当风一啸心纵横。

　　这真是湘军子弟血性的表达，杨度他绝不甘于国事的沉沦，他要为祖国的振兴竭尽能力：

　　天风海潮昏白日，楚歌犹与笳声疾。惟恃同胞赤血鲜，染将十丈龙旗色。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破釜沉舟期一战，求生死地成孤掷。诸君尽作国民兵，小子当为旗下卒。

　　从此，杨度投入到对挽救民族危亡、重建中国的道路的探索。他虽然没有认同采取革命的手段而选取了君宪救国的道路，但在生死考验面前从来没有发抖过。宣统二年（1910）3月，也就是湖湘闻人长沙郭氏园聚会之后，杨度返京途中在武昌遇阻，因粤汉铁路路权之争几乎遭反对派的暗算。事后，他发出了公开声明，字句间依然可见这个文人内里所具备的湘军气质：

　　度自知命在旦夕，悬于诸君之手，若肯悔议还湘则可苟生，然不自由而生何如自由而死！故宁拒德人之援，而守见危授命之议，今已作遗书别老母矣。度羁旅孤游，并无援护，不知在何地，亦不知在何时，白刃当起于前，洋枪或震于后，即与诸君永别矣。既自拟以一死护我言论自由，则何不于将死之时，复为自由之言论？

　　早在光绪二十三年、二十四年间，杨度尚僻居湘潭乡野，便开始抛弃“夷狄”观念，留心“西人”、“西务”、“西学”，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冬开始从其在湘军家庭里受到良好教育得风气之先的堂弟（杨瑞生之子）那里学习英文与数学，打开眼界看世界。在日本，他更是找到了中国图强的一个参照系，始终在作着中国出路的探索。他主张过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工商救国，哪怕在坚持立宪至上的主张时，也把诸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西洋的“坚兵”、“利炮”上，作出了富国强兵的“金铁主义”选择。这些思维里面。肯定也有着湘军洋务思想的影响在内。杨度中晚年命运尤为坎坷，他却出人意料地在20年代末那极其危难的时刻，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里，承担起风险极大的地下工作。其实，我们只要了解了他的湘军家世，看到了湘军与湘人气质在他身上的影响，读了他的《湖南少年歌》，便一切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