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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遗存档案整理及价值研究
作者:王毅
【摘要】曾国藩一生遗留下来了大量档案记录,其中包括奏摺、日记、诗文、书信、批犊和读书录等内容,这些遗存档案都是研究曾国藩本人思想言行和中国近代尤其是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极有参考价值的档案。并且将这些档案编研开发利用,对于我们无论是在为人处世还是思想道德上都缺失的现代人,都有很好的警示和引导作用。

  众所周知“研读曾国藩,方知人中杰”,曾国藩是晚清时期杰出的人物,他所处的时代,是清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的重要阶段,由于曾国藩和一些追随他的重要人物不断努力,一度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可以说曾国藩作为这一时期的杰出人物,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特别是曾国藩一生遗留下来了大量档案记录,其中包括奏摺、日记、诗文、书信、批犊和读书录等内容,这些遗存档案都是研究曾国藩本人思想言行和中国近代尤其是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极有参考价值的档案。并且将这些档案编研开发利用,对于我们无论是在为人处世还是思想道德上都缺失的现代人,都有很好的警示和引导作用。

  曾国藩之所以保存下来这么多的档案的重要原因就是曾国藩个人以及整个家族的档案保护意识。无论是从收集整理还是对档案的保管利用处处体现曾国藩以及家族重视档案的精神。其中曾国藩为了保管自己的档案专门设立富厚堂,这里曾经保存有数十万册档案资料、书籍和文物,其中“求阙斋”为曾国藩的藏室,主要保存曾国藩的手稿及其收集的史书与重要实物档案。曾国藩遗存的档案的影响远远超出家族的界限,这些档案是社会珍贵的文化遗产。

  1  曾国藩的遗存档案整理

  最早一部较为完整的《曾文正公全集》是由曾国藩撰写,李鸿章之兄、湖广总督李瀚章编辑,总共167卷,在1876年出刊发行,后来经过多次的刻印,版本各不相同,此集汇集了曾国藩的奏稿、十八家诗钞、鸣原堂论文、诗集、文集、书札、批犊、杂著、求网斋读书录、求网斋日记类钞、孟子要略、年谱、传记、墓志铭等主题的档案。后来最完整和最系统的是由湘潭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和古籍研究所等单位整理编辑的《曾国藩全集》,这部全集约1500万字,分为《诗文》、《家书》、《奏稿》、《书信》、《读书录》、《批犊》和《日记》等部分。在以后的岁月中关于曾国藩的书籍出版了很多,近代以及当代研究曾国藩的学者大都是围绕着曾国藩遗存的档案展开的,根据曾国藩遗存下来的档案内容我们将其进行了系统的分类整理。

  1.1  曾国藩遗存的诗文档案

  曾国藩遗存的诗文档案主要是指曾国藩生前创作的诗文以及由后人经过整理编辑形成的诗集档案,曾国藩所作的诗文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文集,大多散见于其文章、书信、日记以及钞纂批注中,有的则散见于友朋、儿辈和弟子的论述和征引中,所以整理起来就非常的困难。整理的时候也必须读懂诗文的深刻含义,曾国藩对诗文主张与见解与古文一样,大多出于桐城文派诗论,但某些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曾国藩的诗文创作,从在京为官十年到创立湘军征战沙场,所作的诗文风格各有不同。曾国藩非常崇尚韩愈和黄庭坚的诗,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记载:“予论古文,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论字亦然。”他现存诗三百一十八首,其中感怀叙事诗和杂诗计约九十首,如《杂诗九首》、《秋怀诗五首》、《史五首》、《感春六首》、《早起忆九弟二首》、《岁杂感十首》、《三十三生日三首》、《早发武连驿忆弟》等;七律次之,约八十首;七绝则不过三十余首,五绝仅一首,这些诗歌绝大部分占情,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是值得赞颂的。而且曾国藩的诗集版本也不少,死后第二年(1873年)由杨书霖编次,长沙陶甓勤斋刊刻了《曾文正公诗稿》。同年由许铭彝校刊,长沙谦善书局印行了《求阙斋联语》和《曾文正公联语》。1874年李鸿章编次,长沙传忠书局刊刻《曾文正公诗集》。当然最好的版本当推岳麓书社1986年出版的《曾国藩诗文集》,排列于曾国藩全集第十四册,其中包括百余首联语。曾国藩的诗文在中国晚清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2  曾国藩遗存的家庭档案

  曾国藩的家庭档案是指曾国藩在家庭私务活动中形成的,记录并保存起来以备日后查考使用的各种资料,如日记、书信、手稿等等信息记录。

  1.2.1  书信

  曾国藩遗存的众多档案中亦只有其中的“家书”真正遗留下来了,难怪著名学者南怀谨在《论语别裁》中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书》反映了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他治政、治家、治学、治军的主要思想,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材料。曾国藩《家书》的首次编刊,是在光绪五年(1881)由传忠书局印行。曾氏家书包括曾国藩岁道光二十年至同治十年)34年间给他的祖父母、父母、叔父母、弟弟、儿子、侄儿等1000多封家信。其中教子书、与弟书在其全部家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统览曾氏全部家书,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是信奉并传扬孔孟的仁、义、礼、智、信,尤其是忠、仁、孝的思想几乎渗透每一封书信。他将“文周孔孟”列为他所崇拜的32人之首。在给长子的信中,他说:“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可以看出曾国藩恪守孔孟之道的思想深入其心。

  1.2.2  日记

  至于曾国藩的日记,最早是由湘潭王启原编为《求阙斋日记类钞》,光绪二年(1878年)传忠书局刊印。这是一个节抄本,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艺、鉴赏、品藻、颐养、游览十类,读者可以即类考求。虽无日期,但它毕竟为世人提供了探知曾氏进德修业、治军辅民之基本面貌的一个蓝本。曾国藩断断续续大约写了18年日记,早年曾国藩的日记也不是每天都记,有时候一个月甚至一个季度记一次,并不连续,也可以看出曾国藩早年那种闲逸的生活并没有让曾国藩对国家的存亡有深刻的思考和体会。咸丰元年(1841)二年,曾国藩又写了七大本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是一个固定格式的板刻册页,双页十栏,头为日月,末为题记,中间八栏,依次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表格之中,视当日具体情形分别填写。这七本日记仅见于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影印出版的《湘乡曾氏文献》,弥足珍贵。从咸丰八年(1858)一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病逝金陵,曾国藩的日记便再无一日间断。曾国藩的日记里涉及到重要的人或事,都比较隐晦,虽然不能直接记载有些问题,但也真实的反应了当时的时局对曾国藩心理的影响。

  1.3  曾国藩遗存的文书档案

  曾国藩为官多年保存了大量的文书档案其中包括曾国藩本人的奏摺、咨、札原稿;有录存的清廷谕旨;有兵部、吏部、户部以及平行督、抚、将军来往公文的抄件;有曾氏文武僚属的上报公文和批犊;有审讯太平军个别将领官兵和清方触律触纪人员的“供状”、“供词”;有同官录(如曾国藩召见下属后对他们的才、识、器、学、状貌、健康、风格的亲笔手批等);有若干不同年份的军饷、协济、征解、调拨银两钱粮收支帐目和下属官吏月薪年傣的亲笔批定与改定等档案,后来仅岳麓书社编校的《曾国藩全集》就“收录曾氏旧藏奏章原稿一万二千余页”。据有关记载,曾国藩保存有“《朱批奏章》120卷,《政绩批牍》24卷”,另据曾国藩史料整理人员介绍,“曾国藩保存的奏折、谕旨多达7000余件,并以原稿居多。”由此可见,曾国藩收集的谕旨、奏折之多。官至一品的曾国藩,其经手的奏折、谕旨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他将一些重要政务、军务事项写于家书中,将奏稿抄录寄回家府保存,并郑重叮嘱家人:“凡吾有家书,弟阅后请交建四先生收存,以免遗失”,“凡我屡寄奏摺,家中须好为收藏,不可抛散”,这充分反映了曾国藩对文书档案的重视,更能体现曾国藩从政多年的经验。

  1.4  曾国藩遗存的其他档案

  曾国藩不光遗存了书信、诗文、文书等方面的档案,而且曾国藩也善于挖掘和收集其它的图书、文献、字画等资料。曾国藩曾经说过无论是书籍、法典、还是钟鼎都要收集起来保存,他从道光十四年(1834年)“典衣购史”开始,每到任一地,便抽空去当地书店购书,并令其弟四处收集。凡是曾国藩做过官的地方,只要有地方志,他都收藏起来。在他看来,书籍、文物和档案同属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查考价值,曾国藩对此尤为珍爱。早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在赴京赶考返乡途中借钱买《二十三史》的事被传为佳话。进京任职后,曾国藩留心收存各种史书、史籍,如《会典》、《国史列传》、《皇清经解》、《圣祖编制文集》、《文献通考》等都在他收藏之列。另外曾国藩也将受赠的诗书字画精心保存,仅从咸丰末年计起,曾国藩收藏的名诗、名画达600余种(件)。

  曾国藩保存大量的档案书籍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利用,他经常利用这些档案撰写一些文章。其中攥写了《求阙斋读书录》、《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著作,而且在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他经常要求儿子和管理人员查阅有关资料寄送军中。如他在修改水师章程过程中,曾令其子曾纪泽查阅《令典》,并告知:“凡经制之现行者查典,凡因革之有由者查事例。”在攻打太平军的战斗中,他利用汇总编辑的《贼情汇纂》,掌握了解太平天国的重要信息,为剿灭太平天国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曾府收藏的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如《忠王李秀成亲笔供词》对研究中国近代史具有极其珍贵的作用。

  2  曾国藩遗存档案的价值研究

  曾国藩自幼习儒,为晚清理学大家。深厚的儒学功底使他懂得:“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我们从曾国藩遗存的大量档案内容中深刻的体会到曾国藩在自我的修身养性、家庭教育、治理国家等方面的重要研究价值。

  2.1  “修身养性”

  自我的修炼一直曾国藩所崇尚的,并不是说曾国藩是一个宗教修行者,曾国藩一直把自身的修炼作为提升个人素质以及仕途发展的重要基础,曾国藩说过:“思德成以谨言慎行为要,而敬、恕、诚、静、勤、润六者,缺一不可。”可以看出曾国藩很注重谨慎行事,怎样做到“慎行”,可以通过以上的六个方面,这第六个方面都是“慎行”的具体表现。而所谓“慎行”,正是要求人们在进行道德实践时,必须谨慎而行。不仅如此,曾氏还认为,只要坚持实践,人的气质也是可以改变的。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过:“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再次强调了读书能修身养性改变气质的实践意义。

  2.2  “齐家”

  曾国藩重视家庭教育,是因为他对历史上官僚地主家庭的盛衰看得很清楚。清醒地认识到官场险恶、官员沉浮对家道兴衰的影响。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是通过其家书、家训和日记等形式反映出来的。在曾国藩留传至今的1500万字的著作中,其家书就有120万字之多,曾国藩往往利用警句、容条理清晰、便于记忆。诸如:隽语把家教内容概括出来,使繁杂的内“八德”、“八本”、“八字”、“课程十二条”,此外还有“自概之道”以及勤俭孝友等等。在教育诸弟及子侄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氏家族出了大批的人才。同时,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的影响大大地超越了他的家庭和时代,不断地被人们所推崇和借鉴。可以说,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无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还是在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2.3  “治国平天下”

  曾国藩治国平天下体现在治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开创洋务运动等方面,这些在曾国藩的遗存档案中处处记载着有关这方面的内容,通过对这些档案的进一步挖掘利用,也让我们对曾国藩的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有了重新的定位,也对我们现代的道德、军事、政治、教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3.1  治军

  曾国藩在治理湘军的过程中,多次告诫统兵的将领,要以“勤、恕、廉、明”作为治军之要义。他认为:“带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四字兼全可以为名将,可以为好官,不论文武大小,到处皆行得通。”曾国藩的治军思想内容丰富,有许多内容符合现代军队管理要求,吸取其积极方面的内容,将对我国的现代化国防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中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就严格制定了营规军纪,可以加强现代化军队纪律和思想道德建设,而且曾国藩非常重视军民关系,为创造现代化的和谐军民关系提供了重要范式。

  2.3.2  安邦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功劳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正是因为连年的征战导致民不聊生,一个国家的动荡主要是因为老百姓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和满足,因此曾国藩深知安抚贫民百姓的重要性,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除了清理狱讼、治理河道,还大力整顿吏治,减轻民众负担,严令各地“不准于应征钱粮之外,加派分文”,告诫各级官员要“视民事须如家事”,为民众“休养生息”创造了一些条件,并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贩济灾荒。他后来自己总结说,他“之所以颇得民心”,只在于“此心真实爱之”。也正是曾国藩的安邦之策才使清王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所以说曾国藩在当时安定社会的功绩是无法抹去的。

  2.3.3  兴国

  曾国藩主张“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在实践中,曾国藩认识到了“讲求洋务,为当今第一艰巨之事。”虽然曾国藩在开展洋务活动所奉行的只不过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对西方文化的兴趣也只侧重于“技艺”、“技巧”和“术数”等比较浅薄的层面上,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救国道路。但曾国藩的续办洋务活动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特别是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与培育提供了温床,从而表现了它的伟大意义。可以说,曾国藩兴办洋务虽然没有让国家变得更强大,但在一定程度也影响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也让中国人转变观念走出国门,为后来的中国的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

  总之,曾国藩遗存的档案文献不仅是社会宝贵的文化遗产,更是现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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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2011湖南双峰•海峡两岸首届曾国藩学术研讨会论文资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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