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幕府因军兴而盛，其规模之大、人员之众、影响之深远，成为一时之最。在日益严重的外患逼迫下，曾国藩幕府涉及的范围由一般的军事、政治、财政等传统事务延伸到洋务这一全新领域，将当时的军工科技专才延揽入内。这是曾国藩幕府与传统幕府相区别的反映时代变化的重要方面。洋务自强运动和中国近代军事科技也都由此肇始。曾国藩幕府对当时国内军事科技人才的聚集和使用，改变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军事科技的先驱进行单项研究活动缺乏政府有力支持的状况，发挥了军事科技专家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在兴办兵工厂、研制新型军工产品、翻译近代军事技术书籍、进行军事技术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传统幕府在培育近代军事科技人才问题上，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
一
鸦片战争后随着涉外事务的增加，清朝官员开始聘请通晓外语的通事、买办等人员协助处理文书、翻译等中外交涉事宜。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工业和科学技术以实现自强的洋务思潮日益兴起，曾国藩率先在幕府中设立军工科技机构，延请军事科技专才人幕襄助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遂使传统幕府增添洋务色彩。
曾国藩的洋务自强思想萌发于咸丰十年（1860年）底。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俄国公使即向恭亲王奕表示，愿意派兵船协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军，并能联系美商为清政府采买运送漕粮。清政府令京内大臣和地方督抚议奏。曾国藩在十一月初八日上呈的《遵旨复奏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中，认为：“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这是曾国藩最早提出的学习西方造炮制船技术、兴办军事工业的主张。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朝就欲购洋轮建立舰队在长江上截击太平军之事征求曾国藩意见，在七月十八日上呈的《复陈购置外洋船炮折》中，曾国藩称赞“恭亲王奕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并认为其意义极为重大。“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在曾国藩看来，购入外洋船炮后有利于中国尽快掌握自行造炮制船的技术，以师外洋之所能、夺外洋之所恃。这一设想被恭亲王奕称许为“深思远虑之论”。由于英国企图控制购置的外洋舰队指挥权，致使清政府解散舰队，遣返兵船。通过购入外洋船炮筹建海军计划的受挫，使曾国藩感到无法直接从外洋购置整套船炮装备，为师夷长技以自强，必须立足国内，集聚科技人才进行试制。所以在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七日的日记中，曾国藩记录下与幕僚的谈话：“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这段话集中反映了曾国藩的自强观，他坚持主张自我振作，访贤才、师夷智，借法自强，以学习西方科技掌握造炮制船方法为具体门径。“师夷智”以自强是曾国藩洋务思想的重点，它明显高于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层次，不仅包括船坚炮利，还注意到了凝聚在船坚炮利等器物上的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和人才培养制度。
在恭亲王奕的支持下，曾国藩于1861年攻下安庆后，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这是曾国藩幕府中第一个军工科技机构，最初仅试造枪炮弹药，次年开始试制轮船。尽管安庆内军械所采取手工生产，规模较小，但经曾国藩的积极招募，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著名军事科技人才，如华蘅芳、徐寿、徐建寅、龚之棠、李善兰、容闳、丁杰等陆续汇集于曾国藩幕府，从事制造兵工产品的工作。曾国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西式枪炮的洋务自强思想开始付诸实践。自此，曾国藩办军事工业，造船制炮；设翻译局，介绍西方科技；派留学生，培养新式人才，无一不在这批军事科技人才的提议和襄助下进行，“遂开清季洋务之先声”。
曾国藩幕府集聚近代军事科技人才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朱东安著《曾国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附录一《幕僚总表》和附录二《幕僚个人简历》提供资料制表。
研究曾国藩的著名学者朱东安先生将曾国藩幕府入幕的途径概括为十种，而将近代军事科技人才罗致在幕的方式主要是两种：一是亲自物色邀请入幕，二是他人推荐入幕。如1861年安庆内军械所创办之初，正值急需军工技术专家之际，“金匮有知县华翼纶等三人自上海来，言下游望余大兵，情甚迫切”，随同三名知县到安庆向曾国藩求派出兵的有华翼纶的儿子、著名科学家华蘅芳。曾国藩对华蘅芳的科技才华极为赏识，遂邀请其留在湘军大营成为洋务技术专家型幕僚。华翼纶曾赋诗《乘轮船至安庆大营谒曾帅乞师》记载此事，诗曰：“大帅置酒为洗尘，谆谆意欲留我子。我子留营我返沪，势将全胜自兹始。”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曾国藩上奏保举包括华蘅芳、徐寿两位科学家在内的6人入幕。徐寿将其子徐建寅也带入曾国藩幕府。科学家李善兰的入幕则是经人推荐。咸丰六年时李善兰即与郭嵩焘结识，朱东安先生认为大约是郭嵩焘推荐李善兰入幕。李善兰又推荐张斯桂和张文虎人幕。容闳则是经李善兰和张斯桂邀请入幕。
二
曾国藩幕府罗致的近代军事科技人才多为一时之选，这一军事科技专家群体在兴办兵工厂、研制新型军工产品、翻译近代军事技术书籍、进行军事技术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华蘅芳（1833—1902年），清末著名的军事技术专家和数学家。与徐寿合作制成中国近代第一台轮船汽机和“黄鹄”号蒸汽船，又成功自制氢气球。主持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期间，与徐寿和英国人傅兰雅等翻译《防海新论》和《微积溯源》等西方军事技术和数学等科学技术书记，为西方军事技术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徐寿（1818—1884年），清末著名的军事技术家、化学家、翻译家。对当时西方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都有精深研究。咸丰初年与华蘅芳一道来上海学习蒸汽轮船的基本原理，以及有关蒸汽机、船用机器方面的知识。1862—1866年，先后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蒸汽轮船，不但为我国建造蒸汽机船开辟了道路，而且推动了其他工业的发展。后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工作，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书籍20余部。此外还创办格致书院和科技期刊《格致汇编》，为发展科技教育、传播科技知识作出了重要贡献。
徐建寅（1845—1901年），清末杰出的军事技术专家和翻译家，徐寿之子。初在安庆内军械所参与研制轮船汽机和“黄鹄”号蒸汽轮船。后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造船厂参与建成我国最早的“恬吉”号、“操江”号等几艘蒸汽舰船，并研制新式枪炮弹药、硝酸、硫酸等军工制品。出使德国期间，系统考察西欧各国军工厂和科研单位的生产研究情况，撰写的《欧游杂录》一书成为当时传播欧洲军事技术的重要科技著作。甲午战败后，编著《兵学新书》十六卷，吸收了当时世界上最新的军事技术研究成果，成为我国近代军事技术家编著的第一部内容崭新的军事技术书籍。1901年在湖北制造无烟火药时，发生爆炸，不幸身亡。
李善兰（1811—1882年），自幼精研数学，是清末著名的数学家。1861年前后编写《火器真诀》，用抛物线理论探讨火炮的有效命中精度问题，是我国第一部从数学角度研究弹道学的著作，对此后军事技术专家研究枪炮射击的命中问题有启发作用。同时，他对安庆内军械所的创建和对所内军事技术人员有一定指导。
上表仅是进入曾国藩幕府的近代知名军事科技专家，曾国藩所访募的洋务技术专家型幕僚远不止这些。容闳进入曾国藩幕府时，看到“总督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仪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由此可见曾国藩广招新式科技人才，使许多有专长者纷纷集聚在曾国藩幕府中，共同献身洋务自强事业。曾国藩幕府对近代军事科技人才的集聚和使用，对于近代中国军事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改变了鸦片战争前后近代中国军事科技的先驱进行单项研究活动，缺乏政府有力支持的状况。鸦片战争期间，西洋武器的强大威力对身处战争前线的清朝官绅产生了强烈震撼，在林则徐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推动下，一批智巧之士开始研究并仿造西洋武器。他们之中有火炮研制者福建泉州监生丁拱辰、嘉兴县丞龚振麟父子、余姚知县汪仲洋；有火枪、地雷、炸炮研制者户部主事丁守存、江苏候补知府黄冕；有水雷、战舰研制者刑部侍郎潘仕成、广州知府易长年等。在研制过程中，近代中国军事科技的先驱们逐步吸收近代西方军事技术之长处，在一些单项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落后，他们的研究没有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研究成果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及时的推广。如潘仕成为仿制新型战舰花费8万余两白银，清政府只是许诺造船“所需工价准其官为给发”，但并未兑现，致使其经费无着，只制成4艘即停止。潘仕成仿造的西洋水雷制成后，到京演示，道光帝仅因存在一些技术问题即判定“此项水雷，既无此苦水之人送至船底，轰击虽利，亦未见为适用”并谕令“妥为存贮”，终止了这项仍有改进和提高余地的仿制活动。对新式军事科技人才，清政府多持漠视和苛刻的态度。如创新火炮铸造技术的龚振麟终生不受重用，还因承造鸟枪时的细小失误而被处分。
相比而言，制造新式枪炮和轮船正是曾国藩追求实现自强目标的重要途径，集聚在曾国藩幕府中的近代军事科技专家从事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得到了曾国藩的重用和支持。据容闳入幕后的观察，曾国藩“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为将一位精于绘图的科技英才方子可招揽入幕，曾国藩在书信往来中多次督促李鸿章、丁日昌等人“饬局延致为肯”，认为“若令该员入局，广其见闻，必能卒其所业”。考虑到方子可家境贫寒，曾国藩甚至在书信中特意嘱咐“局中核定薪水，稍宜从优”。曾国藩还支持和资助李善兰将《几何原本》15卷及《则古昔斋算学》24卷重校付印，并由曾纪泽代为撰写序言。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尽管从社会环境讲，顽固保守势力仍很强大，洋务运动的开展步履维艰，学习应用西方科技进行科学研究活动缺乏应有的政府支持和社会氛围，但在曾国藩幕府中确实已经形成了有利于从事军事科技研究的良好的局部环境。
其次，它便于组织军事技术专家开展有计划的研究活动，并发挥军事技术家群体的智慧和力量。鸦片战争前后，面对西方坚船利炮的侵入和声、光、电、化等西学的逐步东渐，中国沿海的一些士人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科技，成为掌握近代科技的第一批中国人，其中不乏颇有成就的科技专家。但从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几乎都是靠个人潜心苦读、自学成才。尽管他们有着献身科学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但孤军奋战，相互之间缺乏学术思想的交流，难以博采众家之长，改变传统社会鄙视科学技术的风气。近代科技专家中虽然也有如徐寿、华蘅芳在咸丰初年结伴到上海购买各种西方科技书籍和声、光、电、化器具，回家后“朝夕研究，目验心得，偶有疑难，互相讨论，必求涣然冰释而后已”的事例，但属于志同道合、毗连面居的好友之间的切磋商讨，且不具有普遍性。
近代西方科技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科学共同体的出现。科学共同体是一些学有专长的科学工作者所组成的科学团体或科学研究机构。加入这个团体或机构的成员有着共同的科学探索目标，并经常进行充分的学术交流和协作。1662年和1666年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兰西科学院的相继成立被视为近代西方科学共同体形成的标志，表明科学家的工作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国家的重视。科学共同体的产生是近代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本身的进步，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日俱增，出现综合性的课题，研究过程必须引入团队协作，发挥集体的综合效应，正是在这样的科学活动中产生了科学共同体。学术界普遍将1915年由留学生在美国仿效英国皇家学会成立的中国科学社看作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科学共同体。其实，曾国藩幕府对近代军事科技人才的积聚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具备了科学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并且留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曾国藩凭借自己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将分散各处的当时中国仅有的廖若晨星的军事科技专家汇集在自己的幕府中，为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切磋商讨、相得益彰，不求闻达、不为名利，潜心科学、协助共进。安庆内军械所试制火轮时，即由徐寿主持，华蘅芳、徐建寅、龚之棠、吴嘉善等科技专家积极参与，融合各自的专业智慧共同攻关，终获成功。在徐寿的一再建议下，同治七年（1868年）翻译馆在江南制造局内正式设立。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积极翻译西书外，还邀请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传教士玛高温、金楷理、林乐知等入幕，协助进行西书翻译工作。先后翻译出版了160种书籍，涉及兵学、工艺、兵制、医学、矿学、农学、化学、数学、物理、交涉、史志、船政、法律等24类，对西方科技文化的在华传播及中国近代科学知识的奠基影响深远。曾国藩洋务事业的成就，无一不是凝聚着这批军事科技专家的群体智慧和共同努力。
第三，它使传统幕府发挥了培育近代军事科技人才“孵化器”的作用，为近代中国军事科技事业培育了一批人才。曾国藩怀有陶铸群英的远大志向，他不仅致力延揽人才，而且精心培养人才，使其幕府兼具治事和育才的双重功能。薛福成曾形象地比喻道：“譬之导水，幕府则众流之汇也；譬之力穑，幕府则播种之区也。”经过曾国藩幕府的陶冶和历练，幕僚都能增加见识和才干，多成为活跃于晚清社会各方面的杰出人才，所以罗尔纲先生说曾国藩“幕府简直可以说是晚清人才的渊薮”。
在曾国藩幕府中得到重用和支持的近代军事科技专家群体多在1872年幕主辞世后散去。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等仍从事翻译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在数学、物理、化学领域造诣极深，享有盛名。他们不仅撰写了不少科技著作，而且把西方学者伟烈亚力、傅兰雅、玛高温等合作，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书籍，首次把西方的物理、化学、矿物学及数学中的代数、几何、三角、概率论、微积分等介绍到中国来，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挥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曾国藩幕府发挥培育近代军事科技人才“孵化器”的作用，还表现在集聚在幕府中的军事科技专家提出的培养新式军事人才的建议经曾国藩采纳并实践后，开创了兴办新式教育培育近代人才的生动局面，为近代中国军事科技事业培养了一批人才。如抱有“教育救国”志愿的容闳建议江南制造局设立兵工学校，为中国近代军工事业自主培养机械工程师，“以期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每期招生50名，学制4年，学习国文、英文、算学、绘图、化学、机器等课程。毕业的学生，有的由总理衙门选调赴京，有的留在沪宁两地学堂任教，有的担任制造局中的职员。兵工学校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它是中国设置最早的兵工学堂，在培养近代国防科技人才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再如，容闳1868年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派遣国内学生出国留学的计划。1870年，经曾国藩同意并向清廷奏准，制订《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12条，准备实施留学计划。1871年，曾国藩与李鸿章在《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中指出：清政府于1866年和1867年前后两次派出考察团游历欧洲各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邦得有长技者，归即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中国欲仿效其意而精通其法，亟需“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而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才可以渐图自强。可见，曾国藩等洋务大员主要是着眼于培养“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等近代军事技术人才来规划派遣留学活动。尽管这项留学项目最后夭折，但与曾国藩采纳徐寿提议在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译介传播西学科技一样，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极其深远。如果没有曾国藩幕府集聚近代军事科技专家的功能，也就没有以上重要倡议得到洋务大员重视并付诸实践的有效渠道。从这一角度似可将这些事例归于传统幕府在培育近代军事科技人才中以间接形式发挥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