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人才群体，这个群体被人们诙谐地称之为“海龟”，实际上，他们就是从国外学成归来的留学生。这群人和国内学子在学习中国文化方面是一样的，都是中国人，汉语是他们的母语，中国文化是他们最挚爱的文化，但有别的是，他们曾身往国外学习了西方的知识，在西方文明与文化的环境中，有过真切的求学阅历，真实地感受到了国外的教育，同时，参考对照祖国的文明与文化，他们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理解和认识，正因为此原因，造就了这个人才群体在现实中的特别建树和卓越贡献。中国的留学生史已将近一百四十年，一百四十年来，留学生们为国家的富强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那些为留学生事业开创奠基的人物或许为今人所知者甚少，特别是它的真正开创者，一个在历史定论中争议非常大的人物——曾国藩，他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我们不应忘却。

　　或许有人会说，容闳有“中国近代留学生之父”之称，他又是第一个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获得学位的中国人，在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出国时，他一直在为促成这一创举奔走操劳，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亲自带领着幼童们走出国门。没错，容闳的确是一位值得纪念的伟大的爱国先行者，但是，他的这番创举，却是在曾国藩的一手扶持下才得以办成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容闳自己在回忆录中深情款款的叙述：

　　一八七一年冬间，曾文正公薨于南京，寿｛七｝六十有一。曾之逝世，国家不啻坏其栋梁。无论若何，无此损失巨也。时预备学校开学才数月，设假以年，使文正更增一龄者，则第一批学生已出洋，犹得见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惜夫世之创大业者，造化往往不锡以永年，使得亲见手创事业之收效。此种缺憾，自古如斯。然创业之人，既播其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此种子之孳生繁殖，固已绵绵不绝。故文正种因虽未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容闳《西学东渐记》154页）

　　很明显，容闳在这段话中明白地告诉大家，真正的留学生之父，也就是他说的创业之人，就是他非常崇敬的曾文正公曾国藩。他既遗憾文正公英年早逝（第一批留学生是1873年出洋的，1872年曾逝世了），未能亲眼看到“其手植桃李，欣欣向荣”，又高度评价曾国藩这番功绩已使中国的教育事业“永远蒙其嘉惠”，并告诫后来的莘莘学子，应该铭记曾国藩的遗泽，不要忘记这些前因后果。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曾国藩派出留学生出国留学的历史：

　　中国的教育体系，一直根植于传统的封建教育的土地中，封建社会，学校与科举相辅而行，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列强的入侵和内部近代化的铺张，近代教育开始出现，经曾国藩等洋务重臣的推动，中国的传统教育体制框架开始摇动。

　　当时，旧学已成为强弩之末，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思想家力主废除科举，培养人才，广开言路，力主学习“西洋奇器”以利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企图通过这些作为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他们的言论可以作为一种近代教育改革的先声。随后，大权在握的洋务派领袖曾国藩将之付诸实际，教育改革进入实践阶段，中国最早的新式学校开始设立，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江南制造局技工学校、天津水师学堂等。同时，外国资产阶级在华实施西教，传播西方文明，妄图培养他们的驯服工具，主要是办教会学校。不过，教会学校办在中国，客观上也帮助了许多中国人认识世界，培养了一部分新型人才，如被曾国藩倚重的中国第一位留学生容闳，便是由教会学校毕业，然后留美读大学的。教会办的墨海书馆培养的李善兰、华衡芳和徐寿等，后来都成为中国最早的科技知识分子，并成为曾国藩的幕僚。

　　曾国藩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是他的这些实践和他开放的思想，已在一定程度上使当时的近代教育走向成功。他做了许多教育家想做但做不成的事，平心而论，要打破中国几千年的桎梏，去向“洋鬼子”学习，要改变几千年的做法，不再泥古不化，而实行“中体西用，师夷长技”，这在当时那个保守的时代是“破开荒”的，社会的发展往往是随着教育的发展而推进的，曾国藩的这些事功可以说是伟大的。当然，西方商贾、教徒、军队联袂东进，中国若再闭关锁国。也的确不再可能。曾国藩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就已深刻意识到，太平天国的叛乱并不足患，而坚船利炮的“夷人”却是心腹大患，如果不熟悉洋务，不引进新式教育，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不像一般保守僵化的知识分子那样夜郎自大，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驱使他谋求出路，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的爱国思想在驱使着他寻找“图强”和“求富”之道。

　　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容闳等时代的精英开始了一项创举，那就是国家公费选派幼童留学国外计划。这是“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这一创举的主持者是曾国藩。容闳在这一创举中起到了无可争辩的积极作用。

　　容闳（1828—1912），原名光照，号纯甫，生于广东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一贫苦农家。南屏离澳门不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传教士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1835年，容闳7岁时，他父亲通过熟人将他送到澳门郭士立夫人的教会女校学习。12岁时，父亲去世，容闳也辍学归家，为生计而奔波，做一些小买卖。因他会几句英语，未及一年，就被一位在澳门做事的邻居推荐到一个传教士印刷厂当童工。四个月后，又在郭士立夫妇的好友会信博士的帮助下，再次到澳门进入玛礼逊教会学校学习。这所学校的校长勃朗是一个美国人，耶鲁大学1832年毕业生，神学博士，容闳深得其喜欢。1847年1月，布朗夫妇回国，他们带着容闳、黄胜、黄宽三名学生同往。到达美国后，资助他们进入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学习。容闳虽然有传教士资助，但生活仍然很困难，边工边读，维持着艰苦的留学生活。容闳身在美国，却有着强烈的爱国之情，由于家乡地域的特殊环境，他自幼就目睹了人侵者在家乡的侵略罪行，底层的生活，使他了解民间的百姓疾苦，到美国后又亲眼看到了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呈现的文明强盛，他又深感祖国的落后，于是，他把在美国读书学习先进科学知识当成是报国的一种力量储备。“借此时学习，以为将来效力祖国之预备”。他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认识到教育的力量远远超过一切。随着学业的进展，他的思想觉悟也进一步提高，责任感越来越强烈，正是这种责任感，他不盲目屈从于外国，始终保挣自身的独立性，等待时机报效祖国。1848年，他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容闳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成为这所大学第一个中国籍毕业生。1854年11月13日，容闳从纽约乘船回国。

　　容闳怀着一种强烈的救国热忱回国后，联系到自己的经历，教育救国的思想很自然的成了的他的驱动力，他认为，向美国派留学生，学习美国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和思想文化就成了他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于是，他到处活动，企图通过结识中国的上层官僚，支持其教育计划。

　　在这个过程中，容闳的奔波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故事，尽管这些故事因为现在一些学者的立场问题而少有人提及，但是，它确是真实的存在。当时，曾国藩的湘军与太平天国的军队正打得如火如荼。容闳一开始时，并没有如后来一样成为曾国藩的幕僚，而是进入了太平军的阵营，假如，洪秀全具有曾国藩那样的识人本领，那么，历史一定会改写！

　　1856年，容闳在香港当通译期间，结识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那时，洪仁玕是伦敦布道会的成员，他们相约在中国内地见面。1858年，洪仁玕先期离开香港，次年抵达天京。那时正值太平天国内讧之后，朝中无人，洪秀全得遇这位族弟，大喜过望，加封他为干王，总理朝政。1860年，容闳在上海得知洪仁玕已到达天京，也想去访问太平天国。他后来在自传中说：“我去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太平军的性质，他们这批人是否有能力建立一个新政府以取代清朝，使我的宿愿得以实现。”

　　1860年11月18日，容闳到达天京，谒见了干王洪仁玕后，他提出了七条政纲：1、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良好军队；2、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的军官；3、建设海军学校；4、建立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的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5、创立银行制度，厘定度量衡标准；6、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7、设立各种实业学校。洪仁玕对此非常重视，认为同他的《资政新篇》相一致。然而，这些并没有引起太平天国最高领袖洪秀全的重视，只说建议很好，但目前无法付诸实践。容闳在天京住了一个多月，经过全面考察，对太平天国产生了怀疑，不相信太平军会使中国复兴。于是，他谢绝了洪仁玕的挽留，离开天京返回到上海。1861年，容闳受聘为上海绿茶商行代理人，做起了茶叶生意。

　　1863年，容闳接到在上海结识的老朋友张斯桂从安庆的来信。张当时在两江总督曾国藩那里当幕僚，曾国藩的湘军1861年9月攻陷安庆，大营就驻扎在那里，曾国藩很重视西方国家制造的枪炮，打算开设机器厂，引进外国设备，为此，他的身边聚集了不少科技知识分子，容闳在上海结识的一些朋友，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人都在安庆曾国藩幕中。他们曾向曾国藩推荐容闳，讲了他长期在国外读书的经历，曾国藩闻名后很想一见，马上命张斯桂写信请容闳来安庆。但容闳想起自己曾与干王的联系，复信拒绝了。不料，两个月后，容闳后又接到了张斯桂的来信，不久，李善兰等人也再次来信，表明曾国藩求贤若渴的心态，劝容闳放弃经商，到曾国藩幕府效力。自然，这打动了他，赶往安庆。到安庆后，第二天就受到曾国藩的接见。容闳后来在《西学东渐记》这本书中生动详尽地记述了曾国藩这次接见他的情形（因篇幅太长，这里省略）。让后人不得不佩服曾国藩识人、用人、驾驭人的本领。

　　曾国藩魄力也确实够大，容闳一到安庆，即任命他为出洋委员，赏他五品军功，表示对他的完全信任，一次发给他购买机器的款项六万八千两银子，派他出洋采购所需的各类机器。自此，容闳这个不为洪秀全所用的人才如鱼得水，找到了一展身手的地方。

　　1864年，容闳出洋，先到欧洲考察了一番，再到美国，经过重重困难，终于为中国工厂订购回了一批工作子母机。于1865年春从纽约绕道好望角，直达上海。这次购回的机器共有一百多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机器设备。

　　这时，曾国藩已攻破天京，他对容闳按计划完成任务大为赞赏，为他写了《出洋委员容闳请奖片》上奏，建议朝廷授予他“五品候补同知，指省江苏，尽先候补”。1865年10月，清政府正式批准授予容闳以上官衔，还任命他担任江苏省布政司衙门译员。当时的苏松太道员是丁日昌，他协助曾国藩和李鸿章办理洋务，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容闳在丁的衙门经常出入，两人成了莫逆之交。1868年，曾国藩到上海视察，亲赴江南制造局参观，容闳也在陪同人员之列。当曾国藩看到那么多新式机器运转自如，制造出各种产品时，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容闳即乘机向曾国藩提出，应在局里附设一所机械学校，给中国青年工人讲授机械制造原理，并给他们实习的机会，以期将来可以由中国人完全独立管理这家工厂，使用、修理这些机器，不再仰仗外国工程师。曾国藩听后表示赞许。不久，这所机械学校就开办起来了，为中国培养出一批早期的熟练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容闳对曾国藩的这种支持感念良多，他后来写道：“江南制造局……实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曾文正之高识远见。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正不知能有一西式之机器厂否耶？”（《西学东渐记》137页）

　　1868年，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浦安臣条约》，条约规定：中国人入美国公立学校，可享受最惠国人民待遇，美国人入中国公学亦同。美国人可在中国指定地方设立学校，中国人也可在美国设立学校。这种教育交流的最惠国待遇，为容闳的派遣赴美留学计划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他马上通过丁日昌向朝廷建议，选派优秀青年出国留学，为国家储备人才。但是，这个奏折因故未能上达，被搁置起来。

　　1870年春，天津教案发生，清政府派曾国藩、丁日昌等人往天津调停，容闳也以译员名义同往。教案结束后，容闳向丁日昌巡抚旧事重提。这年七月初三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上了一个奏折，即《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摺》（见于《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2册7331页）。曾国藩的这篇奏稿篇幅非常长，详尽论述了派幼童出洋留学的重要性，不厌其烦地阐述向西洋学习技术，为国家将来储备人才，徐图自强的道理，并作出了具体的规划。还提议陈兰彬、容闳皆可胜任此项工作。在奏稿后，附录了《章程》，对经费来源及出洋选派过程作了具体布署，可谓煞费苦心。1870年冬，清廷批准了曾国藩的奏折，当丁日昌将这一消息告之容闳时，容闳“喜而不寐，飘飘然如凌云步虚”。

　　1871年，容闳奉曾国藩之命，开始办理招选学生事宜。他开始按照曾国藩开列的章程进入实质工作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沪局”在上海设立。这个局有预备学校性质，陈兰彬、容闳为正、副监督。

　　由于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宣扬外国是“蛮夷之邦”，除了少数沿海口岸与外国人有所接触或是归国华侨知道真相外，老百姓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洋狗”那里。而且一别15年，还要家长签字画押。尽管第一批只招30人，容闳也费尽了心机，遇到了难以想像的困难。上海无法招满，不得不在香港续招。容闳所招的第一批30名留学生，全都是贫寒家庭的子弟，没有一个是官宦的后代。

　　1871年，这批学生被集中到上海，先在预备学校学习。春夏间，上海预备学校开学，由刘翰清任校长。刘为曾国藩幕僚之一，协助容闳推行此项计划，后来容闳赴美，前后四批学生均由刘翰清承担全部训练任务。这年冬天，第一批幼童正在预备学校接受训练，曾国藩于此时逝世。虽然幼童还在国内尚未跨出国门，但这个计划已在实施中，曾国藩之死对留学计划并无大的影响，不过他这个主持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1872年7月初，容闳先行赴美，为留美幼童安排住宿与学习场所。9月中旬，30名幼童抵达康涅狄格州，容闳将他们分成十多个小组，每组二至三人，由一个当地的美国家庭带他们回去，开始了真正的留学生涯。这30名幼童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公费留学的学生。随后的三年，每年30名幼童先后赴美。共计120名。历史记录了他们的名字，具体如下：

1872—1875年赴美肄业幼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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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三位大员力促幼童留美事业，因而他们受到幼童们的普遍尊敬，《中国近代史资料》中叙述：“曾的肖像现在挂在哈特福德留学事务所的墙上，另两位的肖像也挂在那里，……他们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的姓名应该铭记，也将被铭记，而且不仅是在中国”。19世纪末年，总理衙门在追溯我国派遣学生出洋留学的历史时说：“伏查遴选学生出洋肄业，自前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始”。

　　令人遗憾的是，出洋肄业局正监督陈兰彬是个典型的顽固守旧份子，他见这些学生一到美国，即脱下长袍马褂，换上美式服装，有的还大胆剪掉辫子，并迅速学会了打棒球、踢足球、溜冰和骑脚踏车，言谈举止、思想观念已渐渐背离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束缚。这些让他非常震怒，认为大逆不道，他把这些学生召来训斥，而容闳却多方加以庇护，两人因此产生了矛盾。后来陈兰彬任驻美全权公使后，由区岳良接任正监督，区与容闳尚能配合，但不到一年就辞职了，再任的吴子登也和陈兰彬一样，顽固不化，陈兰彬、吴子登竞一起上奏朝廷，说学生腹少儒书，德行未坚，实易沾其恶习，他们建议从速解散出洋肄业局，撤回全部留美幼童。1881年，清廷竟同意了他们的奏报，将这些幼童全部撤了回来。不过事过几年，虽然中国幼童留美事业半途而废，这些当年的幼童回国后也倍受清廷的歧视与冷落，庆幸的是，这些留学生出类拔萃，许多人脱颖而出，他们中，有17人参加了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法海战（1884年）和中日甲午海战（1894年），其中有7人在海战中殉国。还有一些人在清末民初的政府和大学中担任要职，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们当中有驰名中外的“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中国第一代矿业学家吴仰曾、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海军元帅并参加中日海战的吴应科、蔡廷翰及在中法战争中为国捐躯的海军舰长邝咏钟等等。

　　这些留学生归国后，国内风气已开，时局并不因陈兰彬、吴子登之流的保守顽固而倒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全面，思想也越来越趋于近代化。从此，走出国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或是求学，或是考察，怀着寻求救国求富之道的远大理想，让中国的命运开始了崭新的一页。

　　曾国藩他们这项开创性的举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足以供后人从中吸取营养，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综合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开拓的精神、开明的观点、开放的理念值得今人效法。

　　当时，浓厚的封建儒家文化是一个沉重的桎梏，束缚着人们不肯轻易远行，尤其是去“洋鬼子”居住的“蛮夷之邦”，这是为人所耻的，这需要勇气，需要敢冒风险的决心，曾国藩、容闳他们的开拓精神即显得非常难得。当时，清政府虽已趋于没落，但是，许多人还是以天朝上国自居，唯我独尊，他们不屑于去了解，更谈不上去学习西方文化，这些留学生能够融入到西方的社会中，学会西方的科技知识，并且还能回来报效国家，这拉开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序幕，使中国教育制度启动了新的思维。

　　二，培养了爱国主义情操，让知识分子时刻不忘报效家国。

　　这些幼童生于国内，根在中华，他们目睹了西方的强盛，更加对祖国的落后有着深刻的体会。这个过程中的历练，也培养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为后来的仁人志士树立了榜样。他们尽管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历经坎坷，但是他们不计个人荣辱，许多人毕业把精力放在为祖国奉献才智的事业上。比如詹天佑，他担任京张铁路总工程师的第二年，在写给中学老师诺索布夫人的信上说道：中国已渐觉醒，而且需要铁路。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全体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败，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也是中国工程师和所有中国人的不幸。他的这些言行，表达了各个行业中留学“幼童”的心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留学生中涌现出的七位烈士，中法战争中，黄季良、杨兆南、薛有福、邝咏钟壮烈牺牲。中日甲午战争中，陈金揆、沈寿昌、黄祖莲三人殉国，徐振鹏、曹嘉祥、吴应科奋战海疆，抗敌御侮精神永垂青史。这是对爱国主义最直接也是最沉痛的诠释。

　　三，求真务实，为国家民族干了实事。

　　晚清官场，昏庸腐朽的习气充斥，可以说是一潭死水。守旧的士大夫阶层还抱着故纸堆，全然不知外面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这些留学生归来后，他们用所学的知识，大多数人投身实业，旨在发展经济，在铁路、矿山、航运、电信、教育等行业内实实在在办了一个又一个的项目。这些项目，为中国的工业化、近代化萌芽起到了开创作用，作出非常杰出的贡献。这些项目也为当时的官场输入新鲜血液。为人民的生活解决了实际问题。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又引领了新的风气。

　　四，博采众长，包容不同的文化，促进了交流，开阔了视野。

　　留学生走出国门后，他们除了学习西方文化外，依然还要学习中国的文化，不忘国本。这些人成年后，都有很好的国学修养，有较高的中文写作水平和书法水平，具有中国优秀的道德准则。但是，他们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也潜心探索，认真吸纳西方的科技成果。这使得中西文化得到了具体实在的交流，在融会贯通的过程中，因为开阔的视野，全面的教育，他们博采众长，使自己成为了时代的精英。这些建树对后来的学子们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引领着他们前赴后继，为国家民族的复兴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