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就洋务而言，曾国藩可说是引进西方近代文明的倡导者。清末的自强运动所标榜的现代化运动之滥觞，乃始于曾国藩于征剿太平天国期间，受洋军之助，顿悟“师夷长技以制夷”之精义，而自咸丰、同治年间开始倡导的各项洋务。其内涵从制造西洋船炮技术开始，进而翻译西书、设立兵工学校、培养科技人才，最后更接受幕府人员的建议，奏请朝廷选派小留学生赴西洋留学，希冀实际培养更多的现代化科技菁英。
在学习西方科技的过程中，无论是接受各方建议、引进各种科技专才、学习观念上层层的突破，以及在研发上获致之成果，均非仅凭曾国藩个人意愿即可完成。在洋务的学习上，“人”的因素居主要关键，包括了动机的启发、建议、征才、主导、执行等。也由于这个因素，使曾国藩的幕府职司范围，自初始的军、政、财、勤，扩充及于洋务。专业人才更异于以往，加入了许多机械、兵工、法律、天文、算学等科技专家，成为幕府中一块全新的领域。基此，本文乃以曾国藩的洋务幕府为主题，探讨其人才招募、机构设立、研发内涵与成果，以及对中国现代化之带动与影响。
贰、曾国藩洋幕之源起
一、因应幕府崭新需求
洋幕之兴起，乃因应鸦片战后国门大开，随着涉外事务的日益频繁，部分地方官吏开始聘请洋务幕僚协助处理洋务及对外交涉事宜。但初期多以从事中外贸易的商人、通事、买办等人才为主，处理事务也仅限于文书、翻译等事宜。至1860年后，由于总理衙门、南北洋通商大臣之设立，洋务需才孔急，洋幕之重要性逐渐突显。尤以制造西洋武器轮船等洋务机构开展后，科技人才需求量激增，洋幕所涵盖之领域与人数渐达于高峰。
曾国藩所经手之洋务，自咸丰十一年成立“安庆内军械所”习造西洋船炮起始，因此其洋务幕府乃因应洋务机构之成立而招募，与传统幕府最大之不同点，为其洋务机构以研发及制造为目标，需要的人才须具科技专业与研究精神，领域涵盖机械、天文、算学、物理等，非仅饱读诗书或卓具谋略之传统幕府人员可以胜任。其洋务机构与洋幕人才在中国均属创始阶段，因此无论工作内涵、研究领域，均是从无到有、自简而繁，在摸索研发中成长，性质与功能均与传统幕府迥异。
二、产生背景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长期闭关自守的国家，但在历经清初盛世之后，国运渐衰。然同时代之欧美国家，正当工业革命之后迅速发展，急于打开中国的门户，扩大市场，因而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也由于这两次战争的失败，迫使中国人必须因应现实，面对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严峻挑战。
在西方列强连串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下，中国的对外关系，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屈辱，主权受到严重损害，人民更因生活负担沉重，引发了民间一系列的反抗活动，尤以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天国起事为最着，几乎已攻占清朝半壁江山。在内乱外患交相煎迫下，清政府祭出了“以汉制汉”的策略，重用曾国藩力挽狂澜。
曾国藩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面对的是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的冲突。惨烈的失败，中国人必须承认西方的优势，尤其是战争中精良先进的武器，如何去学习、应用与对抗，是全中国人所关心的。而于平乱中，得力于西方科技与军火的支持，更燃起曾国藩发展洋务之动念，成为尔后中国现代化之先驱。也由于曾国藩在西化脚步上的带动，使中国人民在认识西洋科技之外，范围渐广及于政治、文化等思想领域。因此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其提倡洋务、兴办西学，诚为推动现代化进展上不容忽视之功绩。
三、思想发轫
在清朝洋务的实际操作者中，曾国藩占有相当的角色（萧一山1953，181）。自其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八上呈的（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中，当可见其倡导洋务思想之理念：
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一比。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由于前述环境背景，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向西方采购先进武器、引进先进科技，已成为清廷最高决策者的初步自觉。咸丰十一年七月一日，恭亲王奕在呈咸丰皇帝的奏折中曾曰：
伏思外忧内患，至今已极，……是以上年曾奏请饬下曾国藩等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总之，兵贵神速，不容迟缓。
而曾国藩也旋即于七月十八日上呈（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强调提倡洋务之最终目的，实则在于安内攘外，也就是对内能对付太平军，对外能抵制列强诸夷：
轮船之速，洋炮之远……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继而试造……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此外，曾国藩谈论洋务思想，又以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之日记中记载与幕僚宾友的一段谈话最为经典：
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
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战略思考，一是对外国侵略问题的具体对策。而其中具体对策乃强调需自我振作，也就是求贤才、习洋务，亦即前述之“师夷智”的理念。而之所以要“师夷智”，乃因见识到西洋的坚船利炮，再加上对内平乱所需，领悟如不“师夷智”，非独不足以对付太平军，更难以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因之“师夷智”乃成为曾国藩洋务思想精蕴之所在。
叁、洋务机构之成立
严格而论，曾国藩所经手的洋务，应区分为“外交事务”与“实务制造”二方面。外交事务涉及政策面的理念与决策，实务制造则为技术面的学习与执行。在外交事务方面，曾国藩实际经手者仅有同治九年之天津教案，本文仅就从事实务的洋务机构讨论之。
徒有理念不足以成事，本文前言中的“人”，才是真正执行的关键。曾国藩纵有千万端的理想，然而诚如其幕府中的军、政、财、勤领域拥有大批幕僚人员一般，洋务的制造实务是个全新的领域，更须寻找专精且有能力执行的人才。有了人才，机构的设立才具意义，因此势必以人才招募为首要之务。
一、洋务人才招募
（一）技术人才
诚如曾国藩在奏折与日记中所言，要勤远略、要求自强，需“试造……火轮船”、“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此等理想绝非如其日记中所记载，与幕府人员密集的“畅谈”即可迎刃而解，必须找到学有专精、理念相和，又具有实际执行能力者。
前述在咸丰十一年七月间，恭亲王奕与曾国藩互相在中央与地方上，取得了办理洋务的共识之后，拟于安庆先行成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轮船武器。初期时确实缺乏可担当实务的人才，然于十月间，适有华翼纶等三位知县向曾国藩请求援兵，而华翼纶之子，即后来知名的洋务家华蘅芳与其父同行，因具有科技、算学方面的才华为曾国藩赏识而亟欲留置营中。因此旋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奏保举六名专才先行入幕，其中便包括了华蘅芳及与其同为科技莫逆的徐寿。咸丰帝也即刻下旨派遣薛焕前往访求，至此，华蘅芳与徐寿二人乃成为曾氏洋幕中的第一批科技幕僚，而后徐寿亦将其子徐建寅带入曾幕，一同为洋务贡献。同时期入幕的，尚有吴嘉廉、龚振麟、龚芸棠（汪广仁主编1998，122）以及专门试制炸弹的丁杰。（王继平、李大剑主编2007，320）
随后，同治元年五月，华、徐二人另一位科技领域精于算学的好友李善兰也投入曾幕。在入曾幕之前，李善兰在算学方面成绩斐然，精通几何，曾出版《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等著作，并曾与西人伟烈亚力共同翻译《几何原本》、《代数学》、《代数微积拾级》等西方科学知识，为一难得之数理人才（仓田明子2007，19；姚会元、曾昭毅1998，111）。
由于李善兰的加入，经由他的引荐，陆续又为曾国藩的洋幕添入许多生力军，诸如张斯桂、张文虎。而后来在曾幕洋务上贡献良多的容闳，也是由于李善兰的推荐，并由李氏与张斯桂去函力邀而来。容闳在同治二年秋天投入曾幕，在与曾国藩做意见交流后，所提之建议获曾氏支持，随后即身负重任，为曾国藩的洋务大计赴美采购机器。
曾氏不仅自己极力网罗人才，尚且请托弟子朋友广为搜寻，也因此凡有一技一艺者，无不争鬻于其门。此外，在“江南制造局”成立后，由于徐寿的建议，又设立“翻译馆”开始翻译西书，因此也敦聘了部分西洋人入幕，较知名者有傅兰雅（John Fryer）、林乐知（Young J.Allen）、金楷理（Carl.Kreyer）、卫理（Edward T.William）、秀耀春（F.Huberty James）、蓝亨利（Henry V.Rankln）、玛高温（Danel Jermore MacGown）、伟列亚力（Alexander Wylie）等（石培华2000，47）。
以上仅为曾国藩在洋幕人才的招募上较具知名度者，实际上，以其洋务制造的规模，技术人才何止于此。凡具可兹培养之技术人才，曾国藩无不关切。如其曾于同治八年见到方子可所绘之地图，大为赞赏，因而致函李鸿章招之入幕：
方子可绘造地图，实有精思，请收之左右。
同治九年，又见其续请丁日昌延揽方员：
机器局每有洋人之图，若令该员入局，广见其闻，必能卒其所业，成此巨观。……仍请阁下饬局延致为恳。
容闳在投入曾幕后，便曾就所见幕僚人员有所陈述：
予在安庆之时，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容闳1981，87）。
就容闳所见，可知曾幕中早已聚集各类人才，包括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科技人才。虽无法窥知正确之人数，然以而后曾国藩洋务幕府设立之规模观之，所征人才必不在少数。
（二）管理人才
技术人才为洋幕成立之所必须，繁杂的行政事务，同样需要有担当的大员负责管理。曾国藩本身为文官出身，当然了解管理的必要，更重要的是，曾国藩能够充分授权。
李鸿章为其洋务讨论上的重要人员，在曾幕中为一多面向的专才人员，甚受曾国藩信任。咸丰八年即人曾幕担任草拟奏章、代做书启的工作（王澧华1995，66）。曾国藩对其文采秉赋相当欣赏，曾言：
少荃天资于文牍最为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薛福成1925，9）。
因此，李氏在曾幕期间，曾国藩除常以军政大事请益外，尚包括了洋务、盐务与饷务等。尤其在处理洋务上，频频于书信中与之讨论处理夷务的方法及与洋人相处的态度。如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书信：
夷务本难处置，然根本不外孔子之忠、信、笃、敬四字。
三月三十日又讨论到与洋人合作的态度：
词气宜和婉，意思宜真诚，切不可露傲惰之象。
同年七月八日甚且与之讨论战船制造之规格：
唯船身究竟应长若干丈，宽若干丈？……所谓枪船者，果可为战船否？期一一查明。
也因此在同治年间大规模的开创洋务之际，必不能免的要委之以重任。自同治八年五月十五日之书信中可见之：
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以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
在容闳自美采购机器回国后，设立了中国第一家大型的机器生产工厂“江南制造局”。主导引进西方机器设备的是曾国藩，工厂的设立与管理者则责成李鸿章总其成。当然前述所延揽入幕的科技大员徐寿、华蘅芳等人都参与了机器安装与后续制造任务。
为了管理“江南制造局”，曾国藩曾在同治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书信中与其讨论过管理人员的选任问题：
枪炮与轮舟二者兼营并举，似需派司道大员总理其成。雨生可以遥领否？吴子登可专管否？应敏斋能统辖众委员否？
而后吾人也见李鸿章延揽了数位亲信如冯焌光和沈保靖担任行政主管，共任管理之责。冯焌光曾任李鸿章之幕府，甚受李鸿章信任，因而延揽其长期为江南制造局效力，然至同治十年时，冯焌光却因综理江南制造局的经费成效不彰，改由李兴锐取代其主持局务（刘建强2005，77）；另一位管理人才丁日昌，则因平时钻研西方科学技术，甚受李鸿章赏识，同治二年时曾请其任上海机器局督办，至同治四年时，一并归入江南制造局，并担任第一任总办。徐寿和华蘅芳同时也被委以兼任“总理局务”之管理职衔。（汪广仁主编1998，130）
对于丁日昌的赏识与重用，自曾国藩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给丁日昌之信函中亦可见之：
徐委员（徐寿）所造轮船，独开生面，容委员（容闳）所购机器，与阁下所得虹口铁厂，其事今日不可少之务，其人亦即为中国可造之才。唯需阁下主持调护，使群士不致龃龉，……
另自同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与丁日昌之书信观之，更可见对其管理工作之倚重：
轮船造法，望阁下即商之应、沈、冯诸君，迅速赶办。既有厂匠，又有经费，何惮而不动手为之。
至于江南制造局实际上机械管理方面的工作，则多由西方人负责，如早期曾聘请美国人霍斯（T.F.Falls）为首席工程师。
另一员甚受重用的管理人才陈兰彬，曾在广东办理过洋务事宜。同治九年曾国藩返任两江总督时，将其调回身边任职，并于同治十年成立“驻美中国留学局”时，请其担任局务监督，同治十一年与容闳共负带领第一批小留学生赴美留学之重任（刘建强2005，59）。
前述容闳被委以重任赴美采购机器，当可知曾氏对容闳管理能力的信任。盖赴美采购需肩负选购成败及运送之重责大任，又需携带大批银钱。容闳此行共计携带六万八千两银赴美（容闳1981，91）。倘非获得充分之信任并具足够管理之能力，何能担此重任。后来江南制造局中成立“翻译馆”，也是委由容闳主持大局。而前述华蘅芳、徐寿、李善兰等，基本上在专业部分也都能独当一面。
二、洋务机构沿革
曾国藩创始洋务，从概念构思到执行，当时代科技观念初始阶段而言，可说是在摸索中逐渐成长、渐次扩充。而曾国藩在兴办军工业科技上，主要有设立“安庆内军械所”、派容闳赴美采购“制器之器”、成立“江南制造局”、设立“兵工学校”与“翻译馆”，及成立“驻美中国留学生局”等创举。其中江南制造局乃为从安庆内军械所渐次沿革而来的机构，主要任务是制造新式枪炮火药及大小轮船，且需担负新轮操练及驾驶、管理人员的培训任务。兵工学校与翻译馆为江南制造局之附属机构，“兵工学校”具培育机械科技人才的任务；“翻译馆”则负有外语教学、翻译、出版三项任务。在江南制造局成立之初，曾国藩便曾经预期其将成为“中国自强之本”（陈绛2005，20），是曾国藩所创洋务机构中最大规模者。
采购“制器之器”一项，乃因曾国藩欲延揽容闳入幕，于安庆接见容闳时，谈论关于建设西式机器厂一事，容闳提出必先有良好的总厂作为制造机器设备之母厂，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仓田明子2007，21）。曾国藩接纳并支持容闳的主张，派其负责赴美采购机器之重任，成为江南制造局设立的基础。另“驻美中国留学局”的主要任务，则是办理中国留美学生的招生和在美学习等事务。
综理曾国藩所设立之洋务机构之沿革，乃从咸丰十一年设“安庆内军械所”开始。随后李鸿章于上海建立三所洋炮局，分别由丁日昌、韩殿甲与英人马格理（Dr.Halliday Macartney）管理。另李鸿章亦命丁日昌在虹口购置美商旗记铁厂，待同治四年江南制造局成立时，丁日昌、韩殿甲所管理之二局及虹口铁厂先行并入；至于马格理管理之洋炮局则先迁至江宁，改称“金陵军械所”，至同治四年底亦并入江南制造局。“江南制造局”为清朝的官办企业。其创办经费据载为54万3千两，自同治六年起，拨江海关（上海海关原名）二成洋税为常年经费，每年约20—50万两不等。
另“驻美中国留学局”则是同治十年因容闳之建议，曾国藩另一洋务上的创举，为中国培养一批科技人才。
肆、洋幕机构与人员运作
一、安庆内军械所
“安庆内军械所”原为曾国藩大营中的内军械所，咸丰十一年湘军攻陷安庆后，随着曾国藩大营迁至安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军工业科技企业。前述延揽入幕的科技人才，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人，都是该所的基础技术人员。同治元年七月制造出中国第一台蒸气机及一艘小轮船（刘建强2005，283），虽因缺乏机器设备，性能不理想，而曾国藩的目的乃是希望倡风气之先，带动各地起而效尤（李芸2006，18）。
查造船一事，鄙意本在设局倡率，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要之风气渐开，即中国振兴之象也。（曾国藩1974，34）
当时徐寿等人对蒸气机的观念乃得力于《博物新篇》中一篇有关蒸气机原理的文章，便着手研发制造模型。（汪广仁主编1998，308—312）事实上这艘木壳轮船与外国的铁壳轮船性能还有很大差距，但终究是中国人在没有任何外力说明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因此曾国藩仍然颇为自得。如其于同治元年七月四日之日记中所言：
华蘅芳、徐寿所做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窃喜洋人之巧智，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至同治四年，徐寿等人再度制造出一艘明轮式木船“黄鹄号”，性能与外国造的内河航行船相似，当时上海著名的英文版报纸《字林西报》，曾于同治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予以报导：
造船所用的各种工具和设备，连同螺栓和螺丝、阀门、压力计等都是在既无外国模型又无外援的情况下，由徐寿父子亲自监制的。
初期在缺少器材与技术的情况下，成果虽不尽理想，然在曾幕中这批精良的科技人才不断努力研发，加上李鸿章在上海的洋炮局人员的合并，待容闳自美采购机器回国，“江南制造局”成立之时，规模与技术已不可同日而语。
二、江南制造局
（一）制造枪炮轮船
“江南制造局”是曾国藩所设立规模最大的洋务机构，局中拥有机器、木工、铸铜铁、轮船、熟铁、锅炉、枪炮等厂，并有船坞及码头。所制之枪炮军火质量精良，曾于中法战争中。支持中国前线（秦汉唐2006，237—239）。而徐寿等人到“江南制造局”后，首先制造了三十多台机器，用以制造枪炮，至同治六年，因机器日增，厂地狭窄，因此又在上海城南：兴建新厂，修建气炉厂、机器厂、熟铁厂、火箭厂等。该等情形，具陈于同治七年九月二日之奏折中：
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即用此器以铸炮炉。……机器日增，厂地狭窄，……乃于上海城南兴建新厂，……其已成者，曰气炉厂、曰机器厂、曰熟铁厂、曰洋枪楼、曰木工厂、曰铸铜铁厂、曰火箭厂……
从奏折中，可清楚了解到徐寿、蘅芳等洋务幕僚在研发制造的过程中，是如何运用西方的科技算学，融合其专业的智能，江南制造局才得以有日渐精进的成果。
此外，江南制造局尚不断研发轮船制造技术，同治七年试制成“恬吉号”轮船，同治十一年试制成“安海号”军舰，原材料和主要机件都是购自国外旧有的材料。
汽炉、船壳两项，均系厂中自造，机器则购买旧者，整修参用。
与此同时，清末另一洋务大臣左宗棠，也于同治五年在马尾设立“福州船政局”，制造海军用兵轮，由沈葆桢任船政大臣，执掌局务。总计至同治十三年时，江南制造局与福州船政局所自行制造的船舰，加上自英、法等国购买的“登波”号等八艘兵舰，清廷已拥有新式兵舰二十八艘（赫治清、王晓卫1997，324）。
（二）设立兵工学校
“江南制造局”除了制造军械轮船外，为了了解机械理论与实务及培养机械工程人才，还设了“兵工学校”。据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所言，江南制造局成立后，曾国藩前往视察，对机械运作甚为满意，因而伺机劝说设立兵工学校之需求。且谓自该校成立后，已为中国造就出许多机械工程师：
因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文正见之大乐，予遂乘此机会，复劝其于厂旁立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今日制造局之兵工学校，已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矣（客闳1981，100）。
（三）设立翻译馆
随着洋务的兴办，曾国藩逐渐体会到翻译西书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了引进西方科技知识，在徐寿一再的建议下，同治七年于江南制造局内设立了“翻译馆”，并敦请洋人入幕，计有外籍人士傅兰雅（John Fryer）、林乐知（Young J.Allen）、金楷理（Carl.Kreyer）、卫理（Edward T.William）、秀耀春（F.Hubery James）、蓝亨利（Henry V.Rankln）、玛高温（Danel Jermore MacGown）、伟列亚力（Alexander Wylie）等人，协助洋幕中之华人华蘅芳、徐寿、徐建寅、李善兰、赵元益、舒高第、钟天伟、瞿昂来、李凤苞、贾步纬等人进行西书翻译工作（石培华2000，47）。所使用之方法乃请西人口译，由中国人笔录而成。先后翻译出版了约160种书籍，内容遍及兵学、工艺、兵制、医学、矿学、农学、化学、数学、物理、交涉、史志、船政、法律，其中李善兰并与傅兰雅一同翻译《奈端数理》第一卷。而之前李善兰曾于曾国藩克复金陵后，获得曾国藩之支持与资助，将《几何原本》15卷及《则古昔斋算学》24卷于金陵重校付刊，又得李鸿章资助重刻《重学》8卷附《圆锥曲线说》3卷。而后即于同治七年转至北京同文馆担任算学总教习（仓田明子2000，21）；徐寿和华蘅芳等，则一面译书，一面造船，对中国近代科学知识的奠基，影响深远。
三、采购制器之器
论及江南制造局的成立，洋幕大员容闳功不可没。自其提出“制器之器”意念的发端到担负重任赴美采购，以致于制造局的成立，容闳完全居于主导地位。在当时洋务未开之时，敢于提出不知未来成果的建议，又勇于承担与执行者，诚非容闳莫属。
“制器之器”的观念，于容闳所著《西学东渐记》中可知：
大致谓应先立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非专为制造枪炮者，乃能造成制枪炮之各种机械者也（容闳1981，89）。
曾国藩对此建议欣然同意，旋拨白银六万八千两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据称这笔款项，半数领于上海道，半数领于广东藩司（容闳1981，91）。其中包含曾国藩委请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负责筹措一万两、两广总督毛鸿宾负责筹措二万两、江苏巡抚郭伯荫筹措一万两、广东巡抚李瀚章筹措二万两。容闳于同治二年十月启程赴美，与美国朴德南公司（Putnane Co.）订约，同治四年，所购之百余项机器运抵上海，为上海成立江南制造局奠定基础。
四、驻美中国留学局
曾国藩在洋务上的另一项创始的功绩——选派小留学生，同样也是出于容闳的建议。因容闳早年赴美求学多年，思想新颖，见识多广，又敢于提出前所未闻大胆的建议。“江南制造局”的成就，众所瞩目，曾国藩早已建立起对他的信任与倚重。
选派小留学生，乃为容闳教育计划之理想。自同治七年起便透过丁日昌向清廷宰相文祥提出选派青少年出国留学的建议，不料文祥母丧需退职居丧三年，令容闳教育大计难伸。直至同治九年，曾国藩因处理天津教案北上天津，容闳奉派为之翻译，乃趁机再向曾氏提出此建议。待曾氏处理教案完毕，旋于同治十年七月初三日与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强调选派幼童出国，可熟悉西人擅长之技，而后中国可以徐图自强：
拟选聪颖幼童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渐图自强……
随后又修改《幼童出洋章程》上奏朝廷，主张要学习西方的军政、船政，应选派聪颖秀子弟出国留学：
七月初三日，公与李鸿章奏派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同知容闳选带聪颖子弟，前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亲见各国军政船政，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中国当师仿其意，精通其法……（黎庶昌1986，250）
至此，选派小留学生一事，方始陆续开展，至同治十一年八月，终由容闳与陈兰彬共同带领中国第一批少年留学生三十人远渡重洋，开启中国官派公费留学生的新页，当时如唐绍仪、严复等人都是一时之选（邱展雄1994，9）。此举同时也使曾国藩的洋务政策，从选用“制器之器”，向前推进为培养“制器之人”。
遗憾的是，曾国藩在第一批留学生出国前的几个月就病逝了，对于曾氏的辞世，容闳甚为感悼，更感念曾氏对中国教育之影响及热忱：
曾之逝世，国家不啻坏其栋梁……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予闻文正临危时，犹念念不忘教育事业……有以竟其未竟之志云（客闳1981，110）。
伍、曾国藩与洋幕之互动
自曾国藩所遗之《书信》、《日记》、《奏稿》、《批牍》中观之，其与洋幕间之文字、信件记录，实不若对在外将帅之战况、饷奉、米粮、调度之大量文字记录可比。究其因由，战场瞬息万变，曾国藩身居幕中，以当时信息不发达、战争面广、出战人数众多、僚属疫病丛生、粮饷短缺、交通运输不佳的情况而言，一切战术战况及军情的奏报，均需靠绵密的书信与奏折往来，指挥调度全局，所依恃的，是内外僚属充分的合作。反观洋务机构，各厂均设于定点，幕中技术人员，只要专心发挥专长于研制及讨论工作；行政方面，有李鸿章、丁日昌、冯焌光等管理人员处理照应。因此无论自一、二手的文献中，均见曾氏与洋幕中的高阶管理人员偶有互动记录，而与技术幕僚的直接互动，仅在作重要建议时可见。诸如容闳对于采购“制器之器”的建议、徐寿对江南制造局中设立“翻译馆”的建议，以及李善兰翻译《几何原本》时，与曾国藩的直接信件往来等。
一、与洋幕之沟通
曾国藩具有领导决策的能力、时代先驱的头脑、行政管理的概念，缺乏的是科学技术的知识与实务操作的技术。该等条件恰为洋幕构成的必要因素，洋务的“需求”、技术幕僚的“能力”，加上各方人马的“意愿”，促成洋幕的“创始”，也为中国开启现代化的科学之路。
从曾氏所遗留之文献观之，曾国藩在洋幕中担任的角色与任务，可以“人才寻访”、“脑力激荡”、“机构设立”、“运作监控”、“经费筹措”归整之。其与洋幕间的沟通与分析，仅以各事务类型归整如表2至表6。
从表2内涵分析之，曾国藩自同治二年至同治十年，虽然有关洋务的信件不多，然除了厂务的运作与管理问题外，总计13件书信中，有6件与寻访人才有关，可见其求才若渴之情。而对于技术专才，更尝言需叙薪从优。对于绘图奇才方子可之急征，自表中可见其于同治八年二月起至九年四月，念兹在兹，分别致函李鸿章、丁日昌、涂宗瀛、冯焌光、郑藻如，务必延揽方员，实可见其求才之孔急与揽才之诚意。
曾氏日记中对校阅洋务机构之记录，多集中于同治九年底至同治十年。盖因其时制炮造船已小有规模与成就，因此吾人亦可感受其记录机器局的规模、轮船的构造以及枪炮的功能，似有几许得意于其中。只是当时距曾氏辞世仅数月之隔，其健康情形已经很差，日记中常见其与幕僚谈话时因呕吐而暂停，眼蒙、头晕时现，且常有就医服药之纪录。否则依曾氏之企图心与远见，成就必不止于此，对吾人今日现代化程度之推进，或许又更将超越。
上列之批牍内容，较值得注意者，为“批上海机器局委员徐寿筹禀条陈轮船治器四条”一文。徐寿乃为曾氏洋幕中颇具研究热情与远见之一员，精于工艺，除了精研造船技术外，为求深切了解西洋科技内涵而建议曾国藩在“江南制造局”中设“翻译馆”，几经波折方得以实现，已如前述“机构运作”中略述。此份批文之第四部分，乃为初提议时，曾国藩予以驳斥之内容。
表5与表6所列“采购制器之器”与“学童出洋案”，均为容闳所建议之提案。此二案在洋务的倡导中，都是极具份量与创意且颇具风险者，一案需携大量的金钱至国外采购，一案需带领几十个学童赴国外长期留学，其中的风险与结果，实非当时代主事者所能预料与掌握者。然而由于容闳的创意、勇气与执行力，以及曾国藩的企图心与决策力，玉成这两项开启洋务的关键，为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设备与人才，奠下有利的基底。
二、对洋幕之叙奖
曾国藩的洋务幕府，不仅为曾国藩在历史留名，更为中国的现代化立基。虽然就当时代而言，各项洋务都是创始，较不易有卓越成果展现，却为尔后之自强运动立下典范。不可讳言，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中，实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清朝末年未掌握时机图强，但曾国藩办理洋务，却实实在在的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脚步前进。
然而对于办理洋务的诸多幕僚们，曾国藩对他们的叙奖，如果与其他具战功的幕僚所做之叙奖相较，似乎嫌少了些。对于战功人员的叙奖，曾国藩从不吝惜，保举任官者繁多，而对于每次大小战役中所有的战功人员，均如数报奏叙奖。单从同治元年的《奏稿》中翻阅所有战功叙奖折后之“附保单”，每单中均依营别、军阶，将有功人员按功叙奖，人数常自数百人至数千人之多。
反观对于洋幕人员叙奖，自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开始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起算，直至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病逝，时间超过十年。其间容闳自美采购机器回国后，清廷授与其五品候补同知，并聘为江苏布政司衙门的译员。此外，检视这十年中，曾国藩上奏请为洋务人员团体叙奖者仅有二次。第一次为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此时距离初设洋务机构已将近八年。上奏之主题为《奏陈新造轮船及上海机器局筹办情形》，内容乃自咸丰十一年上呈《复奏购买船炮折》启始，叙述办理洋务造枪炮、制轮船、设翻译馆等详细过程，并为制造局内人员奏请叙奖：
兹因轮船初成之际，该局员等殚精竭虑，创此宏规，实属卓有成效，其尤为出力各员，可否吁恳天恩给予奖叙，……臣当与李鸿章、丁日昌酌核清单，由新任督臣马新贻会奏。
另一次对洋务的请奖，则是三年后，于同治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上呈《办理上海洋务出力人员请奖折》：
上海地方为各国通商总汇之区，洋务之繁，甲于他处。……计自七年十二月内经臣等会保请奖一次，迄今又阅三载，该员等勤能各着，未便没其微劳。……所有上海通商办理洋务实在出力各员请奖缘由，理合会同协办大学士直隶督臣李鸿章、江苏抚臣张之万合词恭折具奏……
但细观第二次的叙奖对象，实际上以办理上海通商事宜的政府机构官僚为主，并非本文所列洋幕人员。因此曾氏为其洋幕人员团体奏请叙奖，实际上也只有同治七年唯一的一次。
陆、对曾氏洋幕之评价（代结论）
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边患多以陆地为主，尚未领略到海防的威胁。然自鸦片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后，清廷方始发现面对漫长的海岸线，竟然毫无防守的能力，以致需承受战争的惨败与不平等条约的代价（John L.Rawlinson1967，1—2）。尤其自《北京条约》之后，曾国藩深自醒悟，如咸丰十年十一月三十日之日记中曰：
接江西总局新刻英吉利、法郎西、美利坚三国合约条款，阅之，不觉呜咽，比之五胡乱华，气象更为难堪。
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启发了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在清朝当时内乱外患同时倾轧之际，在安内抑或攘外无法兼顾之时，曾国藩选择了“安内”，而他的“安内”，重点在于“师夷智”、“兴洋务”。他引发了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洋务运动，而办理洋务的概念与构思，过程漫长而艰辛。除了制造的资源外，靠的是幕僚们的专业、智慧、毅力与合作。或许当时的洋幕大员，是基于自身的专业与使命感，然其研发成果与贡献，不只在当世代，实则对于曾国藩个人乃至社会、经济、国防与教育都深具贡献。
一、提升曾国藩个人层次
曾国藩在洋务的倡导上，占有领航创新的角色，然在洋务的发展层次上，实乃得力于洋务幕僚的启发与带动。曾氏倡导洋务之初衷仅为制炮造船，然在容闳、徐寿的启发与建议下，将器物层面的局限渐次突破。采购治器之器、翻译西书、设立兵工学校、派遣小留学生，原本都不在其规划范围内。得力于洋幕的建议与努力，使得洋务的内涵更加丰富，同时也开阔了曾国藩个人的世界观。曾国藩的洋务建设带领中国走向现代化，而过程中受益于洋幕的启发，似乎更加珍贵。
二、突破用夏变夷观念
“师夷”一事，在中国数千年保守的体制下，难如破冰，在近代中国明显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夷夏之辨”成为了学习西方文化的严重障碍，影响所及是全国震惊的。
林则徐、魏源虽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由于“华夏中心”的思想意识根深蒂固，尚未跳出“夷夏之辨”的藩篱，因此当时的思维仅只停留在“师夷技”。曾国藩则在20年后力主购买西洋的船炮，并主张“师夷智”，此“智”之内涵远高于“技”，不仅包括坚船利炮，还包括了科学知识、技术及多面向的学术思想。这项突破性的任务，已具有带领中国迈向文化学习更高层次的“制度面”及“思想面”的推力。曾国藩显然已掌握到“文化的本根重于器物”的原则，非如部分学界认为曾、左、李等人不懂文化层面学习的重要性。对于打破中国传统思想的盲点，开启学习西方的风气上，对中国现代化脚步的加速，有绝对的贡献。
三、带动经济建设
在曾氏洋幕运作的过程中，带动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的高潮。曾氏洋幕中，在科学技术方面，是“制器”与“育才”同时并进的。不但兴办近代科技教育事业，诸如学习西方的算学、光学、化学、机械等各科知识，并聘请了国内一批精通算学、机械、天文、法律的专家传授各项科技新知。而由于机器的引进，带动生产型态的改变，类似的官营企业次地兴起，盛宣怀便在《愚斋存稿》中言：
金陵、天津、福州、广州、汉阳诸厂，次地兴起，实师上海制造局之成规（盛宣怀1975，215）。
在江南制造局的带动下，也渐渐带动民间投资企业的风气。之后中国陆续出现了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企业，如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大冶煤铁矿、徐州煤矿、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为中国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萧高华2004，21）。而传统社会的鄙视技艺、重义轻利的保守观念，亦因此而渐渐改观，开始重视机器制造技术，有了谋富求利的商业观念。事实上，经济建设的改变，也是带动中国现代化的推动关键之一。
四、强化御侮能力
清朝在长期锁国的情况下，骤然面对西洋精良的船炮与不平等条约，承受前所未有的震惊与屈辱，加上太平天国的强势进攻，更惊觉到旧有的土制武器不足以对付内乱外患。诚如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筹议海防折）中所述，西洋列强兵力强盛，船炮精练，如以清朝旧有之刀箭兵器，非但不足以治洋人，尚不足以灭土寇。（中国史学会1961，43）。
曾国藩在安内与攘外上，选择以安内为主，因此成立水师，强化海防，制造枪炮、弹药、轮船，主要是要用来对付太平天国。即便在炮口究竟应对外或对内上颇具争议，然而其兴办洋务，习造船炮，建立海防与军工业措施，在增强国力、厚实抵御外侮的功能上而言，仍是无庸置疑的。
五、树立现代化教育基础
有学习才有进步，留学生的派遣，深入西方国度实地汲取新知，不但培养出新一代知识分子，更为传播西学开拓领域，科技、军事方面，都是佼佼者辈出，如詹天佑、唐绍仪等。
此外，在江南制造局内设翻译馆，翻译大量西方科技书籍，也为中国学子广开学习层面，康有为、谭嗣同最初接触西学，就是从这些书籍入门的。创办“兵工学校”，开办机械原理与实务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开创了我国近代职业技术教育的先河，也改变了传统人才培养模式。这些措施不但加速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并且培养了专门的科学技术人才和新型的行政外交官员，为中国的现代化铺陈出开阔的前景。影响所及，在曾国藩辞世后，中国又陆续创建了“水师学堂”、“陆军学堂”等新型军事学校。而这些创举也促使科举制度加速变革，为现代化教育扎下根基。基此，曾国藩的洋幕在维护文化、变通图强的特质上，是站在强化国力、提升国际地位的角度上，以学习西方科技与特有的外交理念，带动中国现代化的脚步。
六、突破器物层面学习的局限
综观曾国藩所办洋务之路，自购买到仿制到学习，成为中国的创举，吾人实难以不佩服曾国藩在中国长期处于封闭锁国的年代，能看清中国之所缺与所需，能提出如此先进的想法。其所具高瞻远嘱，走在时代前端，在中国来说，是带领时代而非跟随时代。以当时大多数士大夫的观念中，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多已养成一套既有范围的价值观，一旦要施行与其既有观念相冲突的政策，势必难以接受，因此如倭仁等学者反对西化、坚守传统，似也无可厚非。在这种新旧过渡时代，一方面要学习新科技，一方面要维护旧传统，变化的速度与程度不一，尤其又处于战乱时期，当可想见其政策实施之艰苦。然而曾国藩仍然坚持创新，以十足的勇气付诸实践，开洋务之先。值得重视的是，由于曾氏洋幕在译书、设学校、派留学生等文化、科技、学术面的学习，已带领中国突破传统，脱离仅限于器物层面学习的局囿，迈入学术与制度面文化学习的新境界。
七、充分掌握人才与知识运用
诚如本文前言所述，洋务之兴办，“人”的因素居其关键。徒有理念，缺乏“人”的执行，仅为空想。何况洋务的执行，需要的是学有专精的专业人才，而非一般幕府中以讨论或推演即可径行决策可比。
有别于一般幕府，在曾氏洋幕中，技术幕僚诚为特色。吾人看到的是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专业人员，不为前途，专注于研发，为达成目标而奋斗的景象。如容闳曾为建议选派小留学生赴美一案，自同治七年至十年，心心系念了三年方得以成真。无论是徐寿建议成立“翻译馆”；容闳建议采购“制器之器”、设立“兵工学校”、选派“小留学生赴美”；李善兰专注的译书；华蘅芳、徐寿在翻译之余仍专注于研究船炮制作等，这些科技人员非为做官而入曾幕，不怀任何目的。然而洋幕的作为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带动性，却是可圈可点的，此其中，主幕双方对于知识与人才充分结合运用的共识诚为关键，而曾氏洋幕实可称人才与知识充分融合、善加运用的典范。
曾氏辞世后，洋务运动在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大臣的手中带动下，继续发展。而部分曾氏洋幕人员，也仍留在本业中继续钻研。如华蘅芳离开江南制造局后，继续在“上海格致书院”、“天津武备学堂”、“湖北自强学堂”及“两湖书院”研究达20年之久，为中国近代造就不少数学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西方文明不断猛烈地冲击大清帝国，基于形势与潮流所迫，终于光绪年间宣布变法，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进行改革。而后自强运动虽因守旧派的反对而失败，洋务运动对改革派的影响力及对中国现代化的推动，是不容否认的，此其中，洋务幕僚更成功的扮演着幕后推手的角色。
